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解读】
语言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流露，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话一说出来就要对别人甚至是社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要做到慎言。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正人君子，值得每个人尊敬也会受到别人的真诚相待。
【解读】
语言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流露，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话一说出来就要对别人甚至是社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要做到慎言。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正人君子，值得每个人尊敬也会受到别人的真诚相待。
驴市巷头事 沉冤过百年——闲话程公桥驴案
每次来到河下，总要在驴市巷头坐坐，与二三老者攀谈一番。一日，我问同座，昔日驴市果有驴市否？答者寥寥。赵翁乃成、陈翁安定沉思一会说，有之，在东侧不远处，即有一驴行。我回去翻阅古人书，亦找出有关记载，而且还发生过一起有名的驴案。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淮安北乡有个丁某，因为家里穷，在宝应县一个寺庙里做工。来回都靠他的一头驴做脚力。有一天，他的同乡庄小五对他说，他妈病了，叫他回去看看。丁某听了，便骑着驴和庄小五回家。半路上庄小五要丁将驴让他骑一段，丁某答应了。哪知庄小五骑得飞快，丁某无法追上。丁某到家，见母亲未生病，而庄小五和那头驴却一直没踪影，过了几天便赶回宝应。路过城南二堡时，丁某看见庄小五牵着一条瘦驴。庄解释说此驴与别人换过了，人家贴上一笔钱和一件长衫。他都给了丁某。丁某无奈，只好穿上那领长衫，把那几串钱放在褡裢里，跨上驴背走了。一次，丁某走到程公桥，驴似见故主嗥叫一声归入驴群。这时有三、五个地保县役在桥头盘查行人。他们看到丁某，为头的衙役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的事犯了！下来！”那衙役说着一把将丁某掀下驴来，七手八脚把丁绑到山阳县衙门。他们指控丁某用刀扎人抢驴。丁某回话说，驴、衣是庄小五给的。王知县不予理睬，说衣上有血迹，驴主也在。认为赃证俱全，立即给他上刑。用线香熏丁某的腋下，丁某经受不住拷打，屈打成招，被投入大牢。丁某家乡合族具保，有些乡绅也力言丁老大冤枉。王知县对这些一概不予理会。后来庄小五因它事被宝应抓获，在狱中一并交代了驴案的经过：庄小五将丁某的驴骑到程公桥驴市卖了，为了应付丁某，他在程公桥驴行，另雇了一条瘦小的驴，路上捅了卖主一刀，剥下卖主八成新的长衫，骑上那匹瘦驴跑了。在二堡遇着了丁某。把两件赃物都给了丁某，致丁某被冤。宝应县立即将此案子移送到山阳县，虽然事情已真相大白，但王知县不肯更改。结果丁某与庄小五俱病死狱中。王知县不久即得到了报应：一天在堂上理事，他的大公子发了狂，跳着大呼大叫：“我是丁某，我要伸冤！”折腾了一阵子就没命了。 接着他的女儿也同样死了。三年后，王知县也自称看见丁某，大叫几声，仆倒在地一命鸣呼了。
记载这个故事的有二人，一是黄钧宰（1826—？），一作钧宰，原名振均，字仲衡、钧衡、宰平，别号天河生、棣华园主人。是一个拔贡生。他把此事记载在他的《金壶七墨》之《金壶遁墨》卷4中，题目叫做“驴案”。原文收入由葛建初编的《折狱奇闻》中，1932年出版；后又被改写成白话，收入1991年朱眉叔编辑出版的《魏忠贤诬陷忠良案》一书中。第二位记载此事的是徐嘉（1834—1913），字宾华，号遁庵。举人。他的文章题目叫《山阳驴狱记》，收在他的《味静斋文存续选》卷二中。黄均宰是才士，像写小说那样铺写这个故事，至于细节则毋庸考虑。徐嘉是学者，治学严谨，每一细节都要交待详实，是用写史之笔来记载这段历史的。徐嘉广泛援引证据，令人信服。比如说开头即交代故事来源：他先是听“稼轩先生”讲过，既而又听费子衡讲，这才援笔记事。稼轩者吴昆田（1807—1882）也，原名大田，字云圃，一字伯海，号稼轩，清河举人，潘四农的门生。是《清河县志》、光绪《淮安府志》的主要纂修者，他话是有根据的。费子衡者，是王知县的幕宾，是王知县断此案、和王知县死的目击者，还曾为丁案向王知县进过言。他与徐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当然更是真实可靠。徐文中有些细节是很有价值的，如：时间是同治庚午，即同治九年，为公元1870年。王知县是蜀人，即四川人；名字叫王子凡，是个举人。他的知县仅是“权”，即署任或临时代理的。所以虽从《山阳县志》中查不到此人，但事还是可信。
黄文粗疏，以庄某为安东人，竟将丁也说成是安东人。徐嘉说丁某是“清河丁文恪公裔孙某”，这是可靠的。丁士美是嘉靖状元，谥文恪，清河籍，世居山阳城内，葬城东花庄，子孙皆在山阳。如丁如玉乾隆间人，仍葬山阳祖茔。这对于田稼轩来说当非常清楚，丁某是其一支耳。合族为之陈情，盖因丁士美的名声很大，族也大，至有“绅衿四十余人具保状”。然黄文细腻，有小说风格，故人皆愿传之。而徐文则藏之金闺人不之识矣。今一并介绍之，以便人们了解这件冤案的始末。
作者：刘怀玉 https://t.cn/R2Wx05s
每次来到河下，总要在驴市巷头坐坐，与二三老者攀谈一番。一日，我问同座，昔日驴市果有驴市否？答者寥寥。赵翁乃成、陈翁安定沉思一会说，有之，在东侧不远处，即有一驴行。我回去翻阅古人书，亦找出有关记载，而且还发生过一起有名的驴案。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淮安北乡有个丁某，因为家里穷，在宝应县一个寺庙里做工。来回都靠他的一头驴做脚力。有一天，他的同乡庄小五对他说，他妈病了，叫他回去看看。丁某听了，便骑着驴和庄小五回家。半路上庄小五要丁将驴让他骑一段，丁某答应了。哪知庄小五骑得飞快，丁某无法追上。丁某到家，见母亲未生病，而庄小五和那头驴却一直没踪影，过了几天便赶回宝应。路过城南二堡时，丁某看见庄小五牵着一条瘦驴。庄解释说此驴与别人换过了，人家贴上一笔钱和一件长衫。他都给了丁某。丁某无奈，只好穿上那领长衫，把那几串钱放在褡裢里，跨上驴背走了。一次，丁某走到程公桥，驴似见故主嗥叫一声归入驴群。这时有三、五个地保县役在桥头盘查行人。他们看到丁某，为头的衙役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的事犯了！下来！”那衙役说着一把将丁某掀下驴来，七手八脚把丁绑到山阳县衙门。他们指控丁某用刀扎人抢驴。丁某回话说，驴、衣是庄小五给的。王知县不予理睬，说衣上有血迹，驴主也在。认为赃证俱全，立即给他上刑。用线香熏丁某的腋下，丁某经受不住拷打，屈打成招，被投入大牢。丁某家乡合族具保，有些乡绅也力言丁老大冤枉。王知县对这些一概不予理会。后来庄小五因它事被宝应抓获，在狱中一并交代了驴案的经过：庄小五将丁某的驴骑到程公桥驴市卖了，为了应付丁某，他在程公桥驴行，另雇了一条瘦小的驴，路上捅了卖主一刀，剥下卖主八成新的长衫，骑上那匹瘦驴跑了。在二堡遇着了丁某。把两件赃物都给了丁某，致丁某被冤。宝应县立即将此案子移送到山阳县，虽然事情已真相大白，但王知县不肯更改。结果丁某与庄小五俱病死狱中。王知县不久即得到了报应：一天在堂上理事，他的大公子发了狂，跳着大呼大叫：“我是丁某，我要伸冤！”折腾了一阵子就没命了。 接着他的女儿也同样死了。三年后，王知县也自称看见丁某，大叫几声，仆倒在地一命鸣呼了。
记载这个故事的有二人，一是黄钧宰（1826—？），一作钧宰，原名振均，字仲衡、钧衡、宰平，别号天河生、棣华园主人。是一个拔贡生。他把此事记载在他的《金壶七墨》之《金壶遁墨》卷4中，题目叫做“驴案”。原文收入由葛建初编的《折狱奇闻》中，1932年出版；后又被改写成白话，收入1991年朱眉叔编辑出版的《魏忠贤诬陷忠良案》一书中。第二位记载此事的是徐嘉（1834—1913），字宾华，号遁庵。举人。他的文章题目叫《山阳驴狱记》，收在他的《味静斋文存续选》卷二中。黄均宰是才士，像写小说那样铺写这个故事，至于细节则毋庸考虑。徐嘉是学者，治学严谨，每一细节都要交待详实，是用写史之笔来记载这段历史的。徐嘉广泛援引证据，令人信服。比如说开头即交代故事来源：他先是听“稼轩先生”讲过，既而又听费子衡讲，这才援笔记事。稼轩者吴昆田（1807—1882）也，原名大田，字云圃，一字伯海，号稼轩，清河举人，潘四农的门生。是《清河县志》、光绪《淮安府志》的主要纂修者，他话是有根据的。费子衡者，是王知县的幕宾，是王知县断此案、和王知县死的目击者，还曾为丁案向王知县进过言。他与徐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当然更是真实可靠。徐文中有些细节是很有价值的，如：时间是同治庚午，即同治九年，为公元1870年。王知县是蜀人，即四川人；名字叫王子凡，是个举人。他的知县仅是“权”，即署任或临时代理的。所以虽从《山阳县志》中查不到此人，但事还是可信。
黄文粗疏，以庄某为安东人，竟将丁也说成是安东人。徐嘉说丁某是“清河丁文恪公裔孙某”，这是可靠的。丁士美是嘉靖状元，谥文恪，清河籍，世居山阳城内，葬城东花庄，子孙皆在山阳。如丁如玉乾隆间人，仍葬山阳祖茔。这对于田稼轩来说当非常清楚，丁某是其一支耳。合族为之陈情，盖因丁士美的名声很大，族也大，至有“绅衿四十余人具保状”。然黄文细腻，有小说风格，故人皆愿传之。而徐文则藏之金闺人不之识矣。今一并介绍之，以便人们了解这件冤案的始末。
作者：刘怀玉 https://t.cn/R2Wx05s
#心动的信号# 为啥有的妹妹总觉得男人只对自己喜欢的人好就行了？参照男三给女一盖毛毯这个行为。如果你俩已经是男女朋友了，OK。但是你们三都是刚认识一天的陌生人，只照顾有好感的人让别人尴尬。一个人对待其他人的态度体现修养，不是对别人冷冰冰光把你捧手心里这就是甜这就是爱。整个行为非常不绅士，不礼貌，情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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