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游江淮请您来# 春游江淮请您来丨禹会区旅游景点——禹会村遗址
禹会村遗址
禹会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禹会村遗址又名禹墟，位于涂山南麓，蚌埠市西郊禹会区秦集乡禹会村。分布范围自合体东岸至大堤下，遗址到村东、村南，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200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一处较大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
禹会村遗址地表遗存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器物为夹谷壳、蚌末陶；陶器陶胎厚重、火候低；器形有罐、碗、钵等，鼎足有侧三角形扁足、“鬼脸”式空足和尖锥足等。陶器的纹饰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划纹、弦纹、绳纹和捺窝纹。根据遗址分布特点和采集的标本分析，禹会村遗址是淮河岸边的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处较大的古人类聚落遗址。根据C14测定为距今约4100年，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基本相符。禹会村的村名在《汉书》中就有记载，一直延续至今，可见村名存在之悠久。禹墟的称谓在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的“禹墟在（涂）山西南”中得到确指，这正与蚌埠西南郊禹会村的禹墟相吻合。1981年发现禹会村有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址，这片遗址从淮河东岸大堤下一直延续到村中，初步勘探出整个遗址区规模约有60万平方米。这里已经发掘出土大量鬼脸式鼎足陶器碎片、动物牙齿、碳粒物、石镞和耕作石器工具等，根据已出土的文物推断，禹墟文化可以追溯到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禹墟的发掘被列入“国家文明探源”课题的一个子课题。经国家文物局、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批准的禹墟考古发掘工程，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研究员率队具体实施发掘以来，禹墟陆续出土的文物已引起举世关注，遗址被专程来禹墟遗址实地考察的国内考古界十多位专家确认为龙山文化晚期，特别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通过碳14测定王吉怀试掘时出土的木炭等标本，进而得出该标本准确年代为公元前2350至2190年的结论，使禹墟遗址的断代有了科学依据，同时也验证出土文物与大禹时代相吻合。据传说，4100多年前，大禹在这里会诸侯，娶涂山氏女为妻，三过家门而不入。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推断，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古代国家（夏王朝）形成关键时期，当处于龙山文化中晚期。这也正是“探源工程”所要考证的问题。
历程
2001年7月，蚌埠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实地勘察和钻探后，又于2007年至2011年先后进行了5次规模性发掘，揭露面积8000多平方米。遗址全面揭露出一处面积为25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以及大型祭祀沟、祭祀坑和大型简易式工棚建筑等。并出土了大量相同时期且具有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特点的陶器，地域范围涵盖了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凸显了各地文化交汇于此的文化现象。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获得的重大学术成果，对解读《左传》：“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夏之兴焉以涂山”等历史记载提供了强力支撑,为解读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佐证，对研究古淮夷文化、大禹治水以及夏王朝的建立等一系列历史学和考古学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2013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存构成
遗址总面积约为 200 万平方米，其分布边界为：东至小新庄自然村西 70 米处，南界至后胡村南 240 米处至 206 国道东侧水塘南边、修理厂北侧一线，西南至淮河东岸，西至国道以西 50 米，北至禹会村西北边缘。遗迹分布较密集的区域分为北、中、南三个不连续的部分，其中：北区：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表现出双墩文化特征；中区：面积近 3 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表现出龙山时时期文化特征；南区：总面积约 9.46 万平方米，历次发掘清理的主要遗存为龙山文化时期，是禹会村遗址的文物构成包括遗址本体、历史环境和可移动文物三部分。
(1）遗址本体
结合历年考古发掘成果，禹会村遗址整体按空间分布可分为三个主要区域：北区、中区、南区。北区：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距今 7000 年，属双墩文化特征，主要遗迹有：带柱坑沟槽（槽宽约 80 公分，东西向，内有柱坑，推测为墙槽）、房址、储藏区和大型房址的公共活动区。中区：面积约 3 万平方米，距今 4000-4300 年，为龙山文化分布区。主要遗迹为：灰坑（含有大量陶片），其他遗迹较少。南区：面积约 9.46 万平方米，距今 4000-4300 年，属于龙山文化时期，是发现遗迹、遗物最密集的区域。考古推测南区为一个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由带有外壕或排水沟的夯土台围合，内部筑台营造居住址，适应了当地的水文环境，聚落东北部为高规格祭祀活动场所。
2007 年至 2011 年间，南区共发掘 I、 II、 III 三个区域。
I 区位主要遗迹有：大型祭祀遗址与祭祀沟；长条形台基及附属设施遗迹，早年推测为与祭祀有关。
II 区主要遗迹有：房址、灰坑、灰沟等、排水沟等生活遗迹，早年推测为祭祀相关的设施。
III 区受治淮工程破坏严重，仅存遗迹为：少量房址和灰坑。
2015-2017 年最新的考古工作揭露，南区新增遗迹有：夯土梁（墙垣）、居住址以及 8 座汉代窑址。除了遗存分布密集的北、中、南区，2017 年的勘探工作在整个遗址分布范围内发现 35 处规模较小的遗迹，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迹 19 处，多数处于人工堆筑台地上，功能尚不明确；汉代遗迹15 处，包括 4 座汉墓。
(2）历史环境
配合禹会村考古工作开展的地质学、地貌学研究已证实遗址以北与西北面为古河道。历史上淮河的水文环境对禹会村遗址应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可移动文物
2007-2011 年发掘的遗物已经彻底整理，出土遗物中最多的是陶器，其次是石器中的磨石。遗物特点表现为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器物少，罕见骨器，不见蚌器，显示了较单调的器物组合：
1）陶器
禹会村遗址共修复成型和能看出器型特征的陶器共计 416 件，以陶罐为主，达 150 余件，陶鼎和陶器盖次之，各有 50 件左右，另外有少量的鼎、甗、缸、尊、刻槽盆、假腹簋、高柄杯、瓮、甑、盉等。大部分陶器的器型不规整、火候低、质地酥松。
2）石器
石器的种类较多，但数量较少，仅 205 件，且多为残件。最多的是磨石，达 133 件，其他为少量的石斧、石锛、石凿、石钺、磨盘、石刀、石楔器、研磨器、石镞等标本。另有自然石块形 40 件，彩色石料 24 件。
3）骨器，仅发现骨笄 1 件。
2015-2017 年的考古工作也发现大量陶片残片，来自器物的口沿、腹部，有红陶、灰陶和黑陶，部分夹砂，年代在龙山文化中晚期或略早于龙山文化，但尚未进行系统的修复整理。
2012 年至今发掘出土的遗物较多，尤其 2017 年考古发掘面积 1.6 万平米，出土了大量陶片、兽骨等可移动文物，一部分保存在蚌埠市提供的文物标本专用库房里，还有一部分正在整理和修复中，有待未来公园建设博物馆，向公众展出。
禹会村遗址
禹会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禹会村遗址又名禹墟，位于涂山南麓，蚌埠市西郊禹会区秦集乡禹会村。分布范围自合体东岸至大堤下，遗址到村东、村南，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200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一处较大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
禹会村遗址地表遗存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器物为夹谷壳、蚌末陶；陶器陶胎厚重、火候低；器形有罐、碗、钵等，鼎足有侧三角形扁足、“鬼脸”式空足和尖锥足等。陶器的纹饰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划纹、弦纹、绳纹和捺窝纹。根据遗址分布特点和采集的标本分析，禹会村遗址是淮河岸边的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处较大的古人类聚落遗址。根据C14测定为距今约4100年，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基本相符。禹会村的村名在《汉书》中就有记载，一直延续至今，可见村名存在之悠久。禹墟的称谓在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的“禹墟在（涂）山西南”中得到确指，这正与蚌埠西南郊禹会村的禹墟相吻合。1981年发现禹会村有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址，这片遗址从淮河东岸大堤下一直延续到村中，初步勘探出整个遗址区规模约有60万平方米。这里已经发掘出土大量鬼脸式鼎足陶器碎片、动物牙齿、碳粒物、石镞和耕作石器工具等，根据已出土的文物推断，禹墟文化可以追溯到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禹墟的发掘被列入“国家文明探源”课题的一个子课题。经国家文物局、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批准的禹墟考古发掘工程，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研究员率队具体实施发掘以来，禹墟陆续出土的文物已引起举世关注，遗址被专程来禹墟遗址实地考察的国内考古界十多位专家确认为龙山文化晚期，特别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通过碳14测定王吉怀试掘时出土的木炭等标本，进而得出该标本准确年代为公元前2350至2190年的结论，使禹墟遗址的断代有了科学依据，同时也验证出土文物与大禹时代相吻合。据传说，4100多年前，大禹在这里会诸侯，娶涂山氏女为妻，三过家门而不入。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推断，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古代国家（夏王朝）形成关键时期，当处于龙山文化中晚期。这也正是“探源工程”所要考证的问题。
历程
2001年7月，蚌埠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实地勘察和钻探后，又于2007年至2011年先后进行了5次规模性发掘，揭露面积8000多平方米。遗址全面揭露出一处面积为25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以及大型祭祀沟、祭祀坑和大型简易式工棚建筑等。并出土了大量相同时期且具有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特点的陶器，地域范围涵盖了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凸显了各地文化交汇于此的文化现象。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获得的重大学术成果，对解读《左传》：“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夏之兴焉以涂山”等历史记载提供了强力支撑,为解读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佐证，对研究古淮夷文化、大禹治水以及夏王朝的建立等一系列历史学和考古学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2013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存构成
遗址总面积约为 200 万平方米，其分布边界为：东至小新庄自然村西 70 米处，南界至后胡村南 240 米处至 206 国道东侧水塘南边、修理厂北侧一线，西南至淮河东岸，西至国道以西 50 米，北至禹会村西北边缘。遗迹分布较密集的区域分为北、中、南三个不连续的部分，其中：北区：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表现出双墩文化特征；中区：面积近 3 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表现出龙山时时期文化特征；南区：总面积约 9.46 万平方米，历次发掘清理的主要遗存为龙山文化时期，是禹会村遗址的文物构成包括遗址本体、历史环境和可移动文物三部分。
(1）遗址本体
结合历年考古发掘成果，禹会村遗址整体按空间分布可分为三个主要区域：北区、中区、南区。北区：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距今 7000 年，属双墩文化特征，主要遗迹有：带柱坑沟槽（槽宽约 80 公分，东西向，内有柱坑，推测为墙槽）、房址、储藏区和大型房址的公共活动区。中区：面积约 3 万平方米，距今 4000-4300 年，为龙山文化分布区。主要遗迹为：灰坑（含有大量陶片），其他遗迹较少。南区：面积约 9.46 万平方米，距今 4000-4300 年，属于龙山文化时期，是发现遗迹、遗物最密集的区域。考古推测南区为一个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由带有外壕或排水沟的夯土台围合，内部筑台营造居住址，适应了当地的水文环境，聚落东北部为高规格祭祀活动场所。
2007 年至 2011 年间，南区共发掘 I、 II、 III 三个区域。
I 区位主要遗迹有：大型祭祀遗址与祭祀沟；长条形台基及附属设施遗迹，早年推测为与祭祀有关。
II 区主要遗迹有：房址、灰坑、灰沟等、排水沟等生活遗迹，早年推测为祭祀相关的设施。
III 区受治淮工程破坏严重，仅存遗迹为：少量房址和灰坑。
2015-2017 年最新的考古工作揭露，南区新增遗迹有：夯土梁（墙垣）、居住址以及 8 座汉代窑址。除了遗存分布密集的北、中、南区，2017 年的勘探工作在整个遗址分布范围内发现 35 处规模较小的遗迹，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迹 19 处，多数处于人工堆筑台地上，功能尚不明确；汉代遗迹15 处，包括 4 座汉墓。
(2）历史环境
配合禹会村考古工作开展的地质学、地貌学研究已证实遗址以北与西北面为古河道。历史上淮河的水文环境对禹会村遗址应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可移动文物
2007-2011 年发掘的遗物已经彻底整理，出土遗物中最多的是陶器，其次是石器中的磨石。遗物特点表现为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器物少，罕见骨器，不见蚌器，显示了较单调的器物组合：
1）陶器
禹会村遗址共修复成型和能看出器型特征的陶器共计 416 件，以陶罐为主，达 150 余件，陶鼎和陶器盖次之，各有 50 件左右，另外有少量的鼎、甗、缸、尊、刻槽盆、假腹簋、高柄杯、瓮、甑、盉等。大部分陶器的器型不规整、火候低、质地酥松。
2）石器
石器的种类较多，但数量较少，仅 205 件，且多为残件。最多的是磨石，达 133 件，其他为少量的石斧、石锛、石凿、石钺、磨盘、石刀、石楔器、研磨器、石镞等标本。另有自然石块形 40 件，彩色石料 24 件。
3）骨器，仅发现骨笄 1 件。
2015-2017 年的考古工作也发现大量陶片残片，来自器物的口沿、腹部，有红陶、灰陶和黑陶，部分夹砂，年代在龙山文化中晚期或略早于龙山文化，但尚未进行系统的修复整理。
2012 年至今发掘出土的遗物较多，尤其 2017 年考古发掘面积 1.6 万平米，出土了大量陶片、兽骨等可移动文物，一部分保存在蚌埠市提供的文物标本专用库房里，还有一部分正在整理和修复中，有待未来公园建设博物馆，向公众展出。
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党史·天天读# 【踏寻北京红色印记 | 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在这里诞生】熙来攘往的西单北大街上，一处灰筒瓦硬山顶的深深庭院被高楼环抱，越发显得古朴静谧。这就是位于小石虎胡同33号的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中国少数民族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祥地。1924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随后创办了第一个少数民族马列刊物《蒙古农民》。从这里走出去的少数民族共产党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壮丽篇章。https://t.cn/A6tOB3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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