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上演现实版盗墓笔记#，13人盗墓被抓，数百页“盗墓笔记”曝光！团伙中有护林员】2021年一场现实版的“盗墓笔记”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个山坡上真实上演，盗墓团伙的十余名人员分工协作昼伏夜出，在山坡上挖掘盗洞想要进行所谓的“寻宝”。而这个盗墓团伙的成员落网后，警方还从这个团伙成员的随身物品中发现了一本手写的“盗墓笔记”。
那么这本盗墓笔记都记录了哪些内容？这个盗掘古墓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预谋及实施他们的盗墓计划的呢？
盗墓团伙落网，成员随身带“盗墓笔记”
“观草色泥痕，如果附近的地上植被生长不好，草色枯黄或者寸草不生，就要注意，秦汉以前的大墓往往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021年2月，一名叫刘飞的男子因涉嫌盗掘古墓葬罪，在北京某出租屋内被公安机关抓获。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刘飞的随身物品中，民警竟然发现了一本几百页厚的手写笔记，里面记录了各种与古墓葬相关的信息，不仅包括从商周时期到明清时期墓葬的特点，还包括地表找活、探活、看土、断代等盗墓的技术性操作过程，更有如何应对墓毒等内容。2022年1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刘飞是案件的13名被告人之一。
据这本盗墓笔记的主人也就是被告人刘飞供述，他一直对书本里描写的盗墓故事存有浓厚的兴趣，幻想能有机会亲身尝试一次。
202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飞听人介绍了一个被称作李娃的人，还听闻他真的会盗墓，于是主动结识。
李娃真名李志红，曾因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4年6月16日被山西省左云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但是在满脑子都是要盗墓的刘飞看来，李志红会看墓，便想要拉在一起大干一票。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也找到了李志红，一名外号叫“鸽子”的男子，说想让他到北京看看墓。
“鸽子”真名王军旗，也是法庭上的被告人之一。那时候王军旗认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座山上可能有墓，那么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此之前，王军旗结识了本案的另一名被告人李庆河，他们一起到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处山坡看了现场，认为那里是有墓葬的，就此心生邪念。
经事先预谋，几人组建盗墓团伙
随着多名成员的陆续加入，一个有组织，分工明确的盗墓团伙就此组建了起来。而他们之前发现的那个山坡，也成了他们盗掘墓葬首先下手的地方。
来到北京后，李志红被王军旗带到了此前自己去过的那座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山上，一番勘察后，他们企图寻找挖掘古墓的具体位置。
李志红是基于什么确定附近有墓？
李志红判断的依据是因为看到有两座断了的石头碑座，离碑座西边大约200米有一个大型山体，觉得山体下面会有墓，而且山体北面的树林利于挖墓时候隐蔽。
就这样，李志红与王军旗确定了盗墓的地点，并立即开始组建盗墓团伙。
接到李志红电话后，刘飞感觉自己干“大买卖”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买票到了北京与李志红等人会合。
就这样，刘飞等六人陆续会合到一起，修整了两天便准备开始行动。而为了掩人耳目，李庆河还拉来了一个在他看来能起作用的人入伙。此人名叫李晨，是他们计划盗墓地点附近的林场工作人员。
为了对盗墓行为进行遮蔽，李庆河找李晨借用他所在林场护林员的对讲机和衣服进行伪装。就这样，李庆河通过这名林场工作人员的关系，解决了盗墓工具以及暂住地，并通过此人的介绍雇用了王文清等四人，伪装成护林员在盗墓地点周围望风。
虽然李庆河此前没有明说，但负责望风的王文清等四人还是明确知道了他们夜晚来到山坡的目的。另一边，王军旗留守在出租屋内指挥和安排，13人的队伍就这样组建了起来。
李庆河、王军旗负责组织协调，刘飞等五人专门负责挖盗洞，王文清等四人分布在周围放风，杨军作为司机负责运送团伙人员，李晨负责为盗墓提供工具掩饰服装。
盗墓团伙昼伏夜出挖盗洞，尚不知能否得逞
这个13人的盗墓团伙组建完毕后，李志红、刘飞等人开始了昼伏夜出的挖盗洞活动。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想要干成他们口中所说的“大买卖”，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那么他们的挖洞盗墓行动会得逞吗？又是否能挖到墓葬呢？
这个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的犯罪团伙，看上去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正在干大买卖，甚至连作案前的经费都是团伙成员自己七拼八凑而来的。
在好不容易凑了3万元后，他们决定要开始行动了。刘飞和同伙几人每天晚上七八点从出租屋出发。来到挖掘地点一直挖到凌晨4点，司机又会将他们接回去休息。
就这样，刘飞等人在寒冬夜深人静的山里连续挖了20多天。
纵向挖坑大致结束后，一行人收工准备过年，过完了年，原班人马又赶回了北京，开始横向挖掘。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自以为隐蔽的行为其实早已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就在他们这次进行盗挖后不久，公安机关就将这一行13人盗墓团伙抓获归案。
13名被告人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分别获刑
王军旗等13人被抓获后，因涉嫌盗掘古墓葬罪，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其实，他们忙碌了几十天，也没有得到幻想中的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本一心执着于想对古墓一探究竟并手写《盗墓笔记》的刘飞与他的同伙们一起成为了涉嫌盗掘古墓葬罪的被告人。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被告人李庆河、王军旗经事先预谋，由上述两人及被告人李志红到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一山坡勘查，通过现场地形、建筑残件等判断案发地点可能存在明、清时期古墓葬。
随后被告人王军旗、李庆河组织人员到案发地点附近实施盗掘等犯罪活动，其中被告人李志红、刘飞等5人到案发地点挖掘盗洞，被告人杨军负责运送李志红等人到现场，被告人王文清等4人负责现场周边望风，被告人李晨为盗掘提供工具，掩护服装、对讲机等。
截至被抓时，现场已经被打出垂直长11.35米、长1.5米、宽0.7米的盗洞，洞里打出向南5米，向北3米的隧道。
被告人所打出的盗洞深达十余米，那么他们所挖掘的地点究竟是不是古墓遗址？这样的盗挖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据相关专业人士判断，13人组成的盗墓团伙所挖的盗洞并未打在古墓或者古代遗迹上面，没有对古墓葬造成危害。
公诉机关指控，李某等13人参与盗掘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墓葬，应当以盗掘古墓葬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属于犯罪未遂，在量刑时可以从轻处罚。
庭审中，各被告人对起诉的罪名和事实没有异议，均认罪认罚。经审理，海淀法院对李庆河、王军旗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其余11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到有期徒刑1年不等。（央视新闻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那么这本盗墓笔记都记录了哪些内容？这个盗掘古墓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预谋及实施他们的盗墓计划的呢？
盗墓团伙落网，成员随身带“盗墓笔记”
“观草色泥痕，如果附近的地上植被生长不好，草色枯黄或者寸草不生，就要注意，秦汉以前的大墓往往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021年2月，一名叫刘飞的男子因涉嫌盗掘古墓葬罪，在北京某出租屋内被公安机关抓获。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刘飞的随身物品中，民警竟然发现了一本几百页厚的手写笔记，里面记录了各种与古墓葬相关的信息，不仅包括从商周时期到明清时期墓葬的特点，还包括地表找活、探活、看土、断代等盗墓的技术性操作过程，更有如何应对墓毒等内容。2022年1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刘飞是案件的13名被告人之一。
据这本盗墓笔记的主人也就是被告人刘飞供述，他一直对书本里描写的盗墓故事存有浓厚的兴趣，幻想能有机会亲身尝试一次。
202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飞听人介绍了一个被称作李娃的人，还听闻他真的会盗墓，于是主动结识。
李娃真名李志红，曾因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4年6月16日被山西省左云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但是在满脑子都是要盗墓的刘飞看来，李志红会看墓，便想要拉在一起大干一票。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也找到了李志红，一名外号叫“鸽子”的男子，说想让他到北京看看墓。
“鸽子”真名王军旗，也是法庭上的被告人之一。那时候王军旗认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座山上可能有墓，那么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此之前，王军旗结识了本案的另一名被告人李庆河，他们一起到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处山坡看了现场，认为那里是有墓葬的，就此心生邪念。
经事先预谋，几人组建盗墓团伙
随着多名成员的陆续加入，一个有组织，分工明确的盗墓团伙就此组建了起来。而他们之前发现的那个山坡，也成了他们盗掘墓葬首先下手的地方。
来到北京后，李志红被王军旗带到了此前自己去过的那座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山上，一番勘察后，他们企图寻找挖掘古墓的具体位置。
李志红是基于什么确定附近有墓？
李志红判断的依据是因为看到有两座断了的石头碑座，离碑座西边大约200米有一个大型山体，觉得山体下面会有墓，而且山体北面的树林利于挖墓时候隐蔽。
就这样，李志红与王军旗确定了盗墓的地点，并立即开始组建盗墓团伙。
接到李志红电话后，刘飞感觉自己干“大买卖”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买票到了北京与李志红等人会合。
就这样，刘飞等六人陆续会合到一起，修整了两天便准备开始行动。而为了掩人耳目，李庆河还拉来了一个在他看来能起作用的人入伙。此人名叫李晨，是他们计划盗墓地点附近的林场工作人员。
为了对盗墓行为进行遮蔽，李庆河找李晨借用他所在林场护林员的对讲机和衣服进行伪装。就这样，李庆河通过这名林场工作人员的关系，解决了盗墓工具以及暂住地，并通过此人的介绍雇用了王文清等四人，伪装成护林员在盗墓地点周围望风。
虽然李庆河此前没有明说，但负责望风的王文清等四人还是明确知道了他们夜晚来到山坡的目的。另一边，王军旗留守在出租屋内指挥和安排，13人的队伍就这样组建了起来。
李庆河、王军旗负责组织协调，刘飞等五人专门负责挖盗洞，王文清等四人分布在周围放风，杨军作为司机负责运送团伙人员，李晨负责为盗墓提供工具掩饰服装。
盗墓团伙昼伏夜出挖盗洞，尚不知能否得逞
这个13人的盗墓团伙组建完毕后，李志红、刘飞等人开始了昼伏夜出的挖盗洞活动。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想要干成他们口中所说的“大买卖”，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那么他们的挖洞盗墓行动会得逞吗？又是否能挖到墓葬呢？
这个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的犯罪团伙，看上去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正在干大买卖，甚至连作案前的经费都是团伙成员自己七拼八凑而来的。
在好不容易凑了3万元后，他们决定要开始行动了。刘飞和同伙几人每天晚上七八点从出租屋出发。来到挖掘地点一直挖到凌晨4点，司机又会将他们接回去休息。
就这样，刘飞等人在寒冬夜深人静的山里连续挖了20多天。
纵向挖坑大致结束后，一行人收工准备过年，过完了年，原班人马又赶回了北京，开始横向挖掘。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自以为隐蔽的行为其实早已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就在他们这次进行盗挖后不久，公安机关就将这一行13人盗墓团伙抓获归案。
13名被告人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分别获刑
王军旗等13人被抓获后，因涉嫌盗掘古墓葬罪，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其实，他们忙碌了几十天，也没有得到幻想中的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本一心执着于想对古墓一探究竟并手写《盗墓笔记》的刘飞与他的同伙们一起成为了涉嫌盗掘古墓葬罪的被告人。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被告人李庆河、王军旗经事先预谋，由上述两人及被告人李志红到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一山坡勘查，通过现场地形、建筑残件等判断案发地点可能存在明、清时期古墓葬。
随后被告人王军旗、李庆河组织人员到案发地点附近实施盗掘等犯罪活动，其中被告人李志红、刘飞等5人到案发地点挖掘盗洞，被告人杨军负责运送李志红等人到现场，被告人王文清等4人负责现场周边望风，被告人李晨为盗掘提供工具，掩护服装、对讲机等。
截至被抓时，现场已经被打出垂直长11.35米、长1.5米、宽0.7米的盗洞，洞里打出向南5米，向北3米的隧道。
被告人所打出的盗洞深达十余米，那么他们所挖掘的地点究竟是不是古墓遗址？这样的盗挖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据相关专业人士判断，13人组成的盗墓团伙所挖的盗洞并未打在古墓或者古代遗迹上面，没有对古墓葬造成危害。
公诉机关指控，李某等13人参与盗掘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墓葬，应当以盗掘古墓葬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属于犯罪未遂，在量刑时可以从轻处罚。
庭审中，各被告人对起诉的罪名和事实没有异议，均认罪认罚。经审理，海淀法院对李庆河、王军旗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其余11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到有期徒刑1年不等。（央视新闻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九问溯源 奋楫笃行”第一问 8000多年前石磨盘藏着什么惊天之谜?】
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今日起，正观新闻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中，郑州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术的高超，也折射出8000多年前先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5年。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 “一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下至2000多年的周文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3万多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思绪万千，请关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潮的到来!（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今日起，正观新闻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中，郑州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术的高超，也折射出8000多年前先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5年。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 “一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下至2000多年的周文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3万多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思绪万千，请关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潮的到来!（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中国古桥专家孔庆普先生关于赵州桥（安济桥）修缮前后的回忆文章。从修缮方式的讨论上，可以看出各方处于不同考虑，希望采取的修缮方式也不同，特别是何为“整旧如旧”“修旧如旧”的讨论，到现在依然是辨不清楚的一件事，原文摘于《中国古桥结构考察》第六章《古代桥梁结构考察》：
安济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大石桥村，俗称赵州大石桥，跨于洨河上。建于隋代大业年间（605-616)，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跨度最大的一座圆弧形敞肩式石拱桥。1953年5月上旬，李尚德、王文俊和我去参加安济桥基础探査作业。此次探查，在河床中发现许多旧石件。因为没有施工机械，全靠人工作业，施工很困难，挖掘面未达到计划挖掘范围，找到旧石件数十件，包括桥栏杆望柱、栏板、拱碹石等。还发现一个地基钻探用的工具，北京称“勺钻”，钻头长22公分，上端有木钻杆儿（折断）。钻探工作尚未按计划完成，汛期过后继续挖掘。
1954年6月，北京代表组（李尚德、王文俊、孔庆普、李卓屏）列席参加安济桥大修工程技术研讨会（在赵县县城）。又见到郭瑞恒和朱士文。据介绍，1952年年底，河北省公路局正式向省交通厅报告，建议安济桥进行大修。省长办公会对保护安济桥的事情很重视，时值解放初期，当前需要做的工程很多，省财政较紧，近期尚难安排安济桥大修工程资金，可以先安排一部分资金，先行实施一部分准备工作，嗣后可分期安排。省政府要求公路局先进行安济桥勘测及制订修理方案，做出工程概算。
河北省公路局又与省文化局商量，由文化局给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打报告说明安济桥是一座1000多年的文物古桥，年久失修，拱碹已损坏局部，应该进行大修。省财政当前有困难，社会文化局可否资助？社会文化局遂派人调查安济桥，认为安济桥确实应该进行大修，于是向文化部提出资助大修安济桥的建议。
1953年4月，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的助手罗英来河北省公路局了解安济桥及河北省的古桥情况。得知河北省公路局正为安济桥大修工程费用发愁，罗英看过安济桥以后，将安济桥的现状和河北省公路局正为安济桥大修工程费用发愁的事向茅以升先生报告。茅以升先生于是给交通部部长章伯钩写信，汇报安济桥的现状，说明大修的必要性，希望交通部对河北省给予支持。不久，交通部通知河北省交通厅，安济桥大修工程投资将列人1954年计划。1954年，交通部和文化部先后拨专款给河北省，安济桥得以实施大修工程。
郭瑞恒和朱士文拿出安济桥的技术资料介绍。安济桥又名赵州桥，俗称大石桥，或赵州大石桥。据史料记载，该桥建于隋代大业（隋炀帝杨广）年间（605一616)，是一座单跨圆弧形敞肩式石拱桥，主拱碹是圆弧形并列式结构，由28道拱碹石并列构成，净跨径37公尺多（东西两边稍有出人），矢高7.23公尺，拱圈半径为27.30-27.70公尺（拱圈整体有变形），属于坦型拱。桥梁全长50.83公尺，全宽约9公尺（局部损坏）。拱碹厚11.15公尺（拱背的上面不平），有效厚度1公尺。拱上两端各有2个小孔洞（通称复拱），也是圆弧形并列式结构，南端的1个小孔拱碹是27道拱碹石，其余3个小孔拱碹均为28道拱碹石。外侧小孔的净跨径是3.80公尺，内侧小孔的净跨径是2.85公尺，拱碹厚65公分。桥台基础属于石砌实体浅基础，拱脚以下有5层石板，其厚（高）度约1.60公尺，宽度约5.80公尺，长约9.60公尺。基础表面未发现裂缝，两头的高程差很小，基本上处于水平状态。经探查，桥台下面未发现木桩，桥台直接落在天然土基上。
安济桥大修工程方案，几经讨论，安济桥大修的原则与基本做法得以确定：一，上部结构全部拆卸，桥台和基础原样利用。二，桥梁主体，原则上按照原结构、原形式修复，内部构造方面可以使用新型材料，初步计划在拱背上浇注一层钢筋混凝土。三，凡是可利用的旧石件，原则上按原件原位安装。四，需要添配的石件，选择同种类优质石料，按照同种石件的形式和规格雕作，一律不进行“作旧处理”。五，桥栏杆的形式暂时不定，待进一步发掘完成以后，再行设定。六，石件拆卸时，必须逐件编号登记，按顺序码放。检査旧石件中必须更换的石年．做特别记号，测量其尺寸，详细登记。七，拆卸时间，计划在今年（1954）下汛以后，修复时间安排在明年（1955）汛期以前。
后两次研讨会主要是研究具体技术问题，提出以下八个主要问题：一，现有的拱圈整体有些变形，是千年来逐渐形成的状况，修复时要不要调正？如果调正，必将有几道拱圈的长度产生变化，而且其变量极具微小，如何解决？是更换部分拱碹石？还是在接缝中加人高强度结合材料？加入什么材科为最好？二，主拱圈中每块拱碹石的对接缝两侧各有一对银锭形铁锔子，拱背上拱圈的拼缝上也有铁锔子，拱碹石均为受压件，联结铁件（铁鍋子）开不起作用，是保留还是取消？三，拱背上浇注钢筋混凝土层，算不算改变古桥的原结构？四，拱背上的横向联结铁杠，浇注拱背混凝土时，铁杠是全部保留，还是取消中段，保留端部（勾头）？五，拱背混凝土的上面要不要加铺防水层？六，东侧的局部拱碹已经损坏，必须配制新拱碹，而西面外边的拱碹完整，是保持原样，还是将旧件表面加工见新？七，旧仰天石（金边线）和地伏石损坏数量较多，是将旧石件用于同一边，另一边配制新件？还是全部更新？或新旧件混合使用？如果全部更新，则失夫古桥原貌，如果将旧石件全部利用，不足部分添配新石件，必将出现新旧不一致现象。八，拱架的设计是按照原拱圈的实有情况，还是按照平衡状态设计？为落架所设的支撑点，是采用千斤顶，还是使用抄手楔或沙箱？等等。
1954年6月下旬，召开安济桥大修工程技术研究扩大会议，北京市出席会议的代表组成员有王文俊、李尚德、孔庆普。文化部出席会议的代表组成员有俞同魁、祁英涛、陈继宗。
关于安济桥大修的原则问题，又有人提出应该按照梁思成先生的“整旧如旧”原则修复，大修古桥应该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施工，应该将添配的新石件进行“特殊技术处理”，使得古桥大修以后依然像是一座千年古桥。
文化部代表和北京代表，以及省里的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坚决反对。有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说，梁思成先生的确讲过，在古建修缮工程中应该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施工。梁先生对“整旧如旧”有解释，他说，“整旧如旧”的意思是，古代建筑在修理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古建的原结构、原形式。“整旧如旧”并非“修旧如旧”。
主持安济桥大修工程施工的一位工程师说，我们这里有几位老石匠，他们部有“修旧如旧”的经验。就是把新石件加工完成以后，经过“作旧处理”，使新但件变得如同旧石件一样，这是造假的一种技术手法。在古桥修理工程中，万万不可“修旧如旧”。
俞同魁提出，古代建筑修缮工程，讲究历史的纪实性和可读性，在古代桥梁修理工程中也应该遵循这个精神。
河北省公路局的一位负责同志说，安济桥难得一次大修机会，从长远考虑，可换可不换的旧石件尽量更换，所有新石件一律不进行“作旧处理”，但是，总体上要保持古桥的原样。
北京的代表和文整会的代表认为，旧桥面石板应该全部利用，如此可以记录古桥的原貌。缺点是桥面高低不平，游人行走不便。
最后确定的大修工程设计，桥面上的旧石板全部更新，在桥面上人工磨出一道“车辙沟”和一个“驴蹄印”。1000多年的桥面石板被废弃。
1955年，安济桥大修工程施工期间，在朱士文的帮助下，看到研究安济桥大修工程的一些文件。
(1）安济桥的建成年代是隋代，距今已有1300多年。据《水经注》记载，晋朝太康三年（282）建成石拱桥——“旅人桥”，这是史书记载中国最早的石拱桥，根据安济桥结构状况，从晋朝太康三年（282）到隋代大业（605-616）才300多年的历史，由小跨径的半圆形拱桥发展到大跨径的圆弧形拱桥，而且是坦拱敞肩结构、其进步过程至少应该经过500年以上的历史，也就是说，拱形结构在中国桥梁上的应用应该在西汉或东汉时期已经实现。
(2）安济桥为什么不采用木桩基础？一个可能是当时尚未学会打桩技术，另一个可能是认为洨河水较为平缓，河床土质比较坚硬。
(3）如此坦拱敞肩的圆弧拱，其水平推力相当大，桥台后背的长度和宽度，按照现代力学理论计算尚有潜力，当初是如何确定的？难道曾有计算？如果是凭经验所定，在此以前必然还曾做过此类结构的石拱桥。
(4）中国古代北方石拱桥的主拱圈结构，以纵联式为最多，纵联式拱碹基本属于整体性构造，稳定性好。并列式拱圈属于多道独立的拱碹构成整体拱圈，稳定性不如纵联式结构。李春竟然敢大胆地采用此种并列式做法，此人必然对桥梁结构具有相当多的经验，可谓一位了不起的桥梁专家。
(5）每道拱碹石接缝的两侧嵌有1对银锭铁，建桥者是想用这些银锭铁加强拱圈的纵向整体性。根据力学分析，主拱圈的受力主要是压力，因此银锭铁不起作用。
(6）拱圈的整体自下而上向内稍有收分，拱顶的宽度比拱脚处的宽度小约60公分，由于总收分很小，每道碹石的厚度差难以测出，当初可能也是出于从拱圈整体的稳定性考虑而采取此种做法。实际上此种措施对拱圈整体的稳定性并
不起作用。但是，此举对拱碹石的加工制作增加很大难度。
(7）每块拱碹石的端面加工非常平，而且端面均垂直于拱圈的中心线，这一点古代匠人做得非常好，完全符合结构力学原理。
(8）安济桥全桥所用的石料均为石灰岩，石灰岩的抗压和抗腐蚀性能远不面如花岗岩。据调查，赵县的西边，临城、赞、元氏、获鹿等县的山上都是石灰岩，可能是为就近取材而采用石灰岩。从桥梁内外石料的风化程度来看，虽然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石料的风化腐蚀程度并非多么严重。可能与赵县的气候、面河水的水质有关。
(9）安济桥主拱圈的厚度，按照现代结构力学理论计算，其厚度偏大，可以理解。主拱圈上面两端的小孔洞，其跨径的设计基本合理，也就是说，两跨小孔之间的墩墙位置正确，使得拱圈内的受力拱轴线全部在拱圈断面三分点以里。@文物医院 @新水令 @看碟听雨 @蘸盐
安济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大石桥村，俗称赵州大石桥，跨于洨河上。建于隋代大业年间（605-616)，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跨度最大的一座圆弧形敞肩式石拱桥。1953年5月上旬，李尚德、王文俊和我去参加安济桥基础探査作业。此次探查，在河床中发现许多旧石件。因为没有施工机械，全靠人工作业，施工很困难，挖掘面未达到计划挖掘范围，找到旧石件数十件，包括桥栏杆望柱、栏板、拱碹石等。还发现一个地基钻探用的工具，北京称“勺钻”，钻头长22公分，上端有木钻杆儿（折断）。钻探工作尚未按计划完成，汛期过后继续挖掘。
1954年6月，北京代表组（李尚德、王文俊、孔庆普、李卓屏）列席参加安济桥大修工程技术研讨会（在赵县县城）。又见到郭瑞恒和朱士文。据介绍，1952年年底，河北省公路局正式向省交通厅报告，建议安济桥进行大修。省长办公会对保护安济桥的事情很重视，时值解放初期，当前需要做的工程很多，省财政较紧，近期尚难安排安济桥大修工程资金，可以先安排一部分资金，先行实施一部分准备工作，嗣后可分期安排。省政府要求公路局先进行安济桥勘测及制订修理方案，做出工程概算。
河北省公路局又与省文化局商量，由文化局给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打报告说明安济桥是一座1000多年的文物古桥，年久失修，拱碹已损坏局部，应该进行大修。省财政当前有困难，社会文化局可否资助？社会文化局遂派人调查安济桥，认为安济桥确实应该进行大修，于是向文化部提出资助大修安济桥的建议。
1953年4月，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的助手罗英来河北省公路局了解安济桥及河北省的古桥情况。得知河北省公路局正为安济桥大修工程费用发愁，罗英看过安济桥以后，将安济桥的现状和河北省公路局正为安济桥大修工程费用发愁的事向茅以升先生报告。茅以升先生于是给交通部部长章伯钩写信，汇报安济桥的现状，说明大修的必要性，希望交通部对河北省给予支持。不久，交通部通知河北省交通厅，安济桥大修工程投资将列人1954年计划。1954年，交通部和文化部先后拨专款给河北省，安济桥得以实施大修工程。
郭瑞恒和朱士文拿出安济桥的技术资料介绍。安济桥又名赵州桥，俗称大石桥，或赵州大石桥。据史料记载，该桥建于隋代大业（隋炀帝杨广）年间（605一616)，是一座单跨圆弧形敞肩式石拱桥，主拱碹是圆弧形并列式结构，由28道拱碹石并列构成，净跨径37公尺多（东西两边稍有出人），矢高7.23公尺，拱圈半径为27.30-27.70公尺（拱圈整体有变形），属于坦型拱。桥梁全长50.83公尺，全宽约9公尺（局部损坏）。拱碹厚11.15公尺（拱背的上面不平），有效厚度1公尺。拱上两端各有2个小孔洞（通称复拱），也是圆弧形并列式结构，南端的1个小孔拱碹是27道拱碹石，其余3个小孔拱碹均为28道拱碹石。外侧小孔的净跨径是3.80公尺，内侧小孔的净跨径是2.85公尺，拱碹厚65公分。桥台基础属于石砌实体浅基础，拱脚以下有5层石板，其厚（高）度约1.60公尺，宽度约5.80公尺，长约9.60公尺。基础表面未发现裂缝，两头的高程差很小，基本上处于水平状态。经探查，桥台下面未发现木桩，桥台直接落在天然土基上。
安济桥大修工程方案，几经讨论，安济桥大修的原则与基本做法得以确定：一，上部结构全部拆卸，桥台和基础原样利用。二，桥梁主体，原则上按照原结构、原形式修复，内部构造方面可以使用新型材料，初步计划在拱背上浇注一层钢筋混凝土。三，凡是可利用的旧石件，原则上按原件原位安装。四，需要添配的石件，选择同种类优质石料，按照同种石件的形式和规格雕作，一律不进行“作旧处理”。五，桥栏杆的形式暂时不定，待进一步发掘完成以后，再行设定。六，石件拆卸时，必须逐件编号登记，按顺序码放。检査旧石件中必须更换的石年．做特别记号，测量其尺寸，详细登记。七，拆卸时间，计划在今年（1954）下汛以后，修复时间安排在明年（1955）汛期以前。
后两次研讨会主要是研究具体技术问题，提出以下八个主要问题：一，现有的拱圈整体有些变形，是千年来逐渐形成的状况，修复时要不要调正？如果调正，必将有几道拱圈的长度产生变化，而且其变量极具微小，如何解决？是更换部分拱碹石？还是在接缝中加人高强度结合材料？加入什么材科为最好？二，主拱圈中每块拱碹石的对接缝两侧各有一对银锭形铁锔子，拱背上拱圈的拼缝上也有铁锔子，拱碹石均为受压件，联结铁件（铁鍋子）开不起作用，是保留还是取消？三，拱背上浇注钢筋混凝土层，算不算改变古桥的原结构？四，拱背上的横向联结铁杠，浇注拱背混凝土时，铁杠是全部保留，还是取消中段，保留端部（勾头）？五，拱背混凝土的上面要不要加铺防水层？六，东侧的局部拱碹已经损坏，必须配制新拱碹，而西面外边的拱碹完整，是保持原样，还是将旧件表面加工见新？七，旧仰天石（金边线）和地伏石损坏数量较多，是将旧石件用于同一边，另一边配制新件？还是全部更新？或新旧件混合使用？如果全部更新，则失夫古桥原貌，如果将旧石件全部利用，不足部分添配新石件，必将出现新旧不一致现象。八，拱架的设计是按照原拱圈的实有情况，还是按照平衡状态设计？为落架所设的支撑点，是采用千斤顶，还是使用抄手楔或沙箱？等等。
1954年6月下旬，召开安济桥大修工程技术研究扩大会议，北京市出席会议的代表组成员有王文俊、李尚德、孔庆普。文化部出席会议的代表组成员有俞同魁、祁英涛、陈继宗。
关于安济桥大修的原则问题，又有人提出应该按照梁思成先生的“整旧如旧”原则修复，大修古桥应该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施工，应该将添配的新石件进行“特殊技术处理”，使得古桥大修以后依然像是一座千年古桥。
文化部代表和北京代表，以及省里的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坚决反对。有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说，梁思成先生的确讲过，在古建修缮工程中应该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施工。梁先生对“整旧如旧”有解释，他说，“整旧如旧”的意思是，古代建筑在修理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古建的原结构、原形式。“整旧如旧”并非“修旧如旧”。
主持安济桥大修工程施工的一位工程师说，我们这里有几位老石匠，他们部有“修旧如旧”的经验。就是把新石件加工完成以后，经过“作旧处理”，使新但件变得如同旧石件一样，这是造假的一种技术手法。在古桥修理工程中，万万不可“修旧如旧”。
俞同魁提出，古代建筑修缮工程，讲究历史的纪实性和可读性，在古代桥梁修理工程中也应该遵循这个精神。
河北省公路局的一位负责同志说，安济桥难得一次大修机会，从长远考虑，可换可不换的旧石件尽量更换，所有新石件一律不进行“作旧处理”，但是，总体上要保持古桥的原样。
北京的代表和文整会的代表认为，旧桥面石板应该全部利用，如此可以记录古桥的原貌。缺点是桥面高低不平，游人行走不便。
最后确定的大修工程设计，桥面上的旧石板全部更新，在桥面上人工磨出一道“车辙沟”和一个“驴蹄印”。1000多年的桥面石板被废弃。
1955年，安济桥大修工程施工期间，在朱士文的帮助下，看到研究安济桥大修工程的一些文件。
(1）安济桥的建成年代是隋代，距今已有1300多年。据《水经注》记载，晋朝太康三年（282）建成石拱桥——“旅人桥”，这是史书记载中国最早的石拱桥，根据安济桥结构状况，从晋朝太康三年（282）到隋代大业（605-616）才300多年的历史，由小跨径的半圆形拱桥发展到大跨径的圆弧形拱桥，而且是坦拱敞肩结构、其进步过程至少应该经过500年以上的历史，也就是说，拱形结构在中国桥梁上的应用应该在西汉或东汉时期已经实现。
(2）安济桥为什么不采用木桩基础？一个可能是当时尚未学会打桩技术，另一个可能是认为洨河水较为平缓，河床土质比较坚硬。
(3）如此坦拱敞肩的圆弧拱，其水平推力相当大，桥台后背的长度和宽度，按照现代力学理论计算尚有潜力，当初是如何确定的？难道曾有计算？如果是凭经验所定，在此以前必然还曾做过此类结构的石拱桥。
(4）中国古代北方石拱桥的主拱圈结构，以纵联式为最多，纵联式拱碹基本属于整体性构造，稳定性好。并列式拱圈属于多道独立的拱碹构成整体拱圈，稳定性不如纵联式结构。李春竟然敢大胆地采用此种并列式做法，此人必然对桥梁结构具有相当多的经验，可谓一位了不起的桥梁专家。
(5）每道拱碹石接缝的两侧嵌有1对银锭铁，建桥者是想用这些银锭铁加强拱圈的纵向整体性。根据力学分析，主拱圈的受力主要是压力，因此银锭铁不起作用。
(6）拱圈的整体自下而上向内稍有收分，拱顶的宽度比拱脚处的宽度小约60公分，由于总收分很小，每道碹石的厚度差难以测出，当初可能也是出于从拱圈整体的稳定性考虑而采取此种做法。实际上此种措施对拱圈整体的稳定性并
不起作用。但是，此举对拱碹石的加工制作增加很大难度。
(7）每块拱碹石的端面加工非常平，而且端面均垂直于拱圈的中心线，这一点古代匠人做得非常好，完全符合结构力学原理。
(8）安济桥全桥所用的石料均为石灰岩，石灰岩的抗压和抗腐蚀性能远不面如花岗岩。据调查，赵县的西边，临城、赞、元氏、获鹿等县的山上都是石灰岩，可能是为就近取材而采用石灰岩。从桥梁内外石料的风化程度来看，虽然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石料的风化腐蚀程度并非多么严重。可能与赵县的气候、面河水的水质有关。
(9）安济桥主拱圈的厚度，按照现代结构力学理论计算，其厚度偏大，可以理解。主拱圈上面两端的小孔洞，其跨径的设计基本合理，也就是说，两跨小孔之间的墩墙位置正确，使得拱圈内的受力拱轴线全部在拱圈断面三分点以里。@文物医院 @新水令 @看碟听雨 @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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