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目特稿丨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维权路上的红码#】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从被赋“红码”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处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储户的“红码”已转为绿码，然而即使拥有绿码，储户们仍面临各种困境。
6月14日，天目新闻报道多名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在近日前往郑州沟通存款事宜时遭遇赋“红码”事件。随着舆论发酵，许多储户又很快从“红码”变回了绿码。对于“红码”是否仅针对储户，郑州12345工作人员曾表示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经过查证是因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
据悉，今年4月18日起，河南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河南柘城黄淮村镇银行、河南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河南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四家村镇银行储户陆续发现自己不能正常取款转账。此后，四家银行陆续发布了《系统升级的通知》公告，并关闭线上取款及转帐服务，截至目前仍未恢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不能正常取款转账#
已离开郑州 但仍是“红码”
6月15日，已经从河南郑州返回广州的何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今天上午扫郑州当地的二维码，仍是红码，“如果一直是红码，下次我要再来郑州，就会非常麻烦，可能根本进不来郑州。”#河南卫健委调查储户被赋红码#
6月11日，何先生从广州坐火车前往郑州，在6月12日抵达，“当时在火车站扫码还是绿码，当天也顺利入住了酒店，但是入住当天就有民警到酒店找我了解为什么来郑州。”
在郑州酒店入住两晚，何先生表示民警及当地银保监局工作人员多次前来了解情况，由于一个人在郑州，无奈之下，何先生同意先返回广州，“但是14日我到火车站的时候一扫码，才发现自己‘红码’了。”
何先生表示“红码”后，曾在火车站隔离点停留，直到自己所要乘坐的火车要开车了，才有工作人员将其单独送上车，“我14日下午两点左右到的广州，今天扫郑州当地的码还是红码。”
对此，何先生表示担忧，“我计划近期离职，然后到郑州继续找回我的存款，若是情况允许会先在郑州找一份工作，但是因为现在还是‘红码’就很担心再来郑州会很困难。”
何先生表示自己多次拨打红码页面显示的电话，但均未接通。而申请转码页面需要当地社区开证明，不在当地的何先生也开不了证明，所以何时能变回绿码，何先生也并不清楚。
2020年，何先生将自己的大部分存款存入河南郑州几家涉事村镇银行，今年年初何先生将其中一部分存款转出，但仍留了7万多元在银行中，“后面就发现取不出来了，虽然钱数目不大，但是对我来说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存出来的钱。”何先生原计划用这笔钱结婚，但如今结婚也因“取款难”被延期了。
截至发稿前，何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现场码已变绿，但豫康码还是红的。
另一位储户刁先生在离开郑州后重新拿回了绿码，“我11日晚上到达郑州东站后是‘红码’，后来在社区的帮助下曾改回过绿码。”
刁先生称，刚发现“红码”后，他曾前往当地医院做核酸检测，在酒店的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后台系统将其健康码改回了绿色。但第二天打车时发现又被赋了“红码”。当刁先生想再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时，社区工作人员称是因为其在酒店入住填写信息时填成了境外人员。但据刁先生反复回忆，他输入信息时，并没有境外这个选项。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事处千宁街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了曾经帮刁先生修改健康码一事，他回忆称，刁先生的第一次“红码”是因为太久没有做核酸，在做了双采核酸，并签订承诺书后，他将刁先生的健康码改回了绿码，“他说住在我们这酒店，我就说行，你既然来了，我不可能不给你改。”
但为何刁先生第二天又变成了红码，该工作人员称，是其填写时填了境外，“我看系统上显示是国外的，我直接就没给他改。”
因是“红码”，刁先生和妻子被送往了青龙山庄，与其他一同被赋“红码”的储户们一起“隔离”。14日早上，刁先生和妻子在当地公安的护送下，一路“绿色通道”通过高铁检查，离开了郑州。
“没有取到钱我不会回去”
2021年，成都的李女士经历了恶性肿瘤手术。在获得商业保险赔款后，今年2月，李女士将自己的赔款及所有积蓄都存入了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没想到今年4月就无法取款了。”
6月15日，李女士告诉记者，在“红码”近三天后，自己终于在昨天转回绿码，“目前正在当地民警安排的宾馆等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来和我们沟通存款的事情，若是一直等不到，下午可能会直接到银保监会门口看看情况。”
用李女士的话说，6月12日乘飞机落地郑州后，经历了“奇幻的三日”。“落地后，我扫码就是直接‘红码’了，赋码原因显示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入境人员’，但其实疫情后我一直没有出过国。”
李女士回忆称，当时机场工作人员通过她的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确认其没有出境记录后，曾尝试帮助改回绿码，却并不成功，“身边很多其他旅客都可以很顺利改成功，就我不行。”
随后，李女士前往郑州市人民医院做核酸，希望能将自己的绿码找回，“毕竟‘红码’意味着寸步难行。”然而，在等待了几个小时后，即使已有核酸阴性证明，“码依然是红的”。
由于“红码”，无法住酒店，无法到餐馆就餐，“我们在路边买了饼，在郑州市人民医院的大厅将就了一晚。”李女士告诉记者，13日凌晨，当地公安、银保监局及信访局工作人员找到了她，几个小时后当地社区主任也一同出现。
“他们向我了解情况，希望我能回去，社区主任告诉我若是我能回去，‘红码’的事情可以商量，在我表示不回去后，就希望我能去他们安排的宾馆。”由于一直是“红码”，李女士无奈地同意前往民警安排的宾馆。
“他们让我24小时不要出房间门。”李女士表示，期间民警多次来沟通希望我们能回去，但她都拒绝了。14日晚，再次有民警来了解情况，“我说我还是‘红码’，他便登记了我的个人信息。”
6月14日，多位储户在社交媒体上曝光被赋“红码”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李女士也在15日上午终于拿回了绿码。
截至发稿前，李女士表示自己已经顺利离开宾馆，正在寻找新的住处，“没有取到钱我是不会回去的。”
自驾储户：进不去的郑州
6月11日，三辆私家车，十余人一同从浙江出发赶往河南郑州，“我们要去取回我们的存款。”其中一位储户龚先生接受天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最终这趟“取款”之旅以失败告终。
6月13日，龚先生一行人选择在河南郑州中牟县的中牟东站高速口下高速，“因为我们从其他储户处了解到，在郑州的高速口可能下不去，就选了县城的高速口。”但令龚先生一行没想到的是，在高速口扫码的时候，有几位同行储户出现了“红码”。
“高速口的民警就不让我们下高速，要我们回去。”龚先生表示，行车两天才到河南，“我们不甘心，我们就改变方向，选择在开封市的一个高速口下。”
下高速后，龚先生一行马上前往当地的一家涉事银行，想到现场了解情况，“但因为发现银行门口有民警值守，就也没有成功。”龚先生表示，一行人商量后决定第二日走省道进入郑州，“为了第二天能顺利出行，当晚我们所有人都在开封当地医院做了核酸，都持有核酸阴性证明。”
6月14日，龚先生一行三辆车在不同时间出发，尝试通过走省道的方式进入郑州，“但结果是我们还是都被民警的检查站拦住，这个时候再扫码，基本上只剩三四个人是绿码了。”
龚先生称，当时他们被先后带去了隔离酒店，“他们说要是我们回去可以马上变绿码，若是不回去就继续在这边隔离，按照他们的隔离政策要隔离7天。”龚先生无奈表示，他们去郑州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要一个说法，“我们的存款到底什么时候能取，有个明确的说法，我们都可以回去。”
最终，在僵持几小时后，龚先生一行人选择返回浙江，“其实有点后悔，应该再坚持一下的。”
龚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当地银行柜台办理的银行卡，共存入800多万元积蓄，“这么多年做生意的钱，现在余额都查不到了。”
“药用完了，只能先回家”
6月15日，备受媒体关注的浙江杭州储户，尿毒症患者高老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当天下午已在返杭的动车上，“今天银保监会一位副处长来找我，告诉我会尽快向上反映，主要是我的药水用完了，只能先回家再说。”
据高老先生介绍，自己年轻时在河南从事纺织贸易行业，2019年开始在当地几家村镇银行存款，此前存取均正常，“事情发生后，我现在做人都不好做了。”
截至今年4月18日，高老先生分别在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存了560万，上蔡惠民村镇银行300万，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400万，三家银行合计1260万，其中有400万是亲戚朋友的。
6月12日17时许，70岁的高先生独自踏上了前往郑州的火车，只为了能将自己存在河南三家村镇银行的存款取回，“这次来的目的一是希望能够尽快兑付，二是要告诉我时间。”
然而令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他到达郑州站后被赋了“红码”，自己也被几名工作人员带到郑州市财贸学校的图书室。“现场有防疫部门、公安、银保监会、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谈话，‘劝返’我们。”据高先生回忆，一起被带去图书馆的有11人，都是村镇银行储户。
2021年，高先生确诊尿毒症，需要频繁做透析，“我和他们说，再不透析要有生命危险。”6月13日晚上，在高先生的要求下，两位工作人员带他到附近一家宾馆自费住宿。在宾馆里，高先生用自带的进口盐水做腹透，可以暂时替代透析达到排毒效果。
在宾馆住了一晚后，高先生于6月14日再次被两名工作人员带回图书馆，“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和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说了自己的情况，他们也很同情我，表示会去汇报我的情况。”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于14日下午拿回绿码。
“红码”到底是谁赋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12320卫生健康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储户被赋“红码”一事目前并未收到相关通知，建议“红码”人员在线上申诉。
对于到底哪个部门有权利赋“红码”，该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联系大数据局了解情况，“如果要是郑州赋的话，郑州会有个单独的大数据，是专门管相关数据分析、数据赋能的，应该也有相对应的省大数据。”
在记者表示多次拨打河南省大数据局电话无人接听后，该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一热线电话，并表示该热线电话工作时间为早8点至晚10点。截至发稿前，记者多次拨打该电话，均无人接听。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接线值班人员告诉记者，赋“红码”的情况需要向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了解情况。
针对被访储户的疑问，6月14日，海报新闻记者曾电话联系到了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据其介绍，变码的政策和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但具体操作由各部门归口管理，建议记者联系郑州市当地大数据管理局。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回应海报新闻记者称，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下面有一个社会防控部，他们为健康码管理的直接机构，制定赋码的规则，赋码、解码都是他们负责的。
6月15日，一新闻报道网络截图在储户维权群中流传，该图片显示，有媒体记者从河南卫健委了解到，经疫情防控指挥部和技术服务等部门的调查，初步确定负责豫康码开发运维的公司，在更新外省人员入豫风险判定规则时，由于程序员违规操作，错误使用了过期的规则，导致部分外省入豫人员被错误赋予红码。但天目新闻记者并未搜索到该报道原文。
据企查查显示，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客户包括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商丘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洛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等多家河南政府单位。6月14日至15日，天目新闻记者多次致电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但电话均未能接通。#胡锡进称健康码只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以储户身份从其中一家村镇银行的现场负责人处了解到，目前该村镇银行仍在营业中，线下业务都在正常开展。该负责人表示，因“公安侦破需要”，目前线上业务仍未开通，所以储户目前仍无法取钱。“因为线上的业务需要等案件结束，由官方发声以后再说。”
对于储户来河南后被赋“红码”一事，该负责人认为也许只是因为“疫情影响”，他告诉记者，有从外地前来了解情况的储户并没有被赋“红码”，“他们来我们单位问一问都走了，跟他说在家耐心等待。”
6月14日，天目新闻报道多名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在近日前往郑州沟通存款事宜时遭遇赋“红码”事件。随着舆论发酵，许多储户又很快从“红码”变回了绿码。对于“红码”是否仅针对储户，郑州12345工作人员曾表示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经过查证是因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
据悉，今年4月18日起，河南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河南柘城黄淮村镇银行、河南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河南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四家村镇银行储户陆续发现自己不能正常取款转账。此后，四家银行陆续发布了《系统升级的通知》公告，并关闭线上取款及转帐服务，截至目前仍未恢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不能正常取款转账#
已离开郑州 但仍是“红码”
6月15日，已经从河南郑州返回广州的何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今天上午扫郑州当地的二维码，仍是红码，“如果一直是红码，下次我要再来郑州，就会非常麻烦，可能根本进不来郑州。”#河南卫健委调查储户被赋红码#
6月11日，何先生从广州坐火车前往郑州，在6月12日抵达，“当时在火车站扫码还是绿码，当天也顺利入住了酒店，但是入住当天就有民警到酒店找我了解为什么来郑州。”
在郑州酒店入住两晚，何先生表示民警及当地银保监局工作人员多次前来了解情况，由于一个人在郑州，无奈之下，何先生同意先返回广州，“但是14日我到火车站的时候一扫码，才发现自己‘红码’了。”
何先生表示“红码”后，曾在火车站隔离点停留，直到自己所要乘坐的火车要开车了，才有工作人员将其单独送上车，“我14日下午两点左右到的广州，今天扫郑州当地的码还是红码。”
对此，何先生表示担忧，“我计划近期离职，然后到郑州继续找回我的存款，若是情况允许会先在郑州找一份工作，但是因为现在还是‘红码’就很担心再来郑州会很困难。”
何先生表示自己多次拨打红码页面显示的电话，但均未接通。而申请转码页面需要当地社区开证明，不在当地的何先生也开不了证明，所以何时能变回绿码，何先生也并不清楚。
2020年，何先生将自己的大部分存款存入河南郑州几家涉事村镇银行，今年年初何先生将其中一部分存款转出，但仍留了7万多元在银行中，“后面就发现取不出来了，虽然钱数目不大，但是对我来说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存出来的钱。”何先生原计划用这笔钱结婚，但如今结婚也因“取款难”被延期了。
截至发稿前，何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现场码已变绿，但豫康码还是红的。
另一位储户刁先生在离开郑州后重新拿回了绿码，“我11日晚上到达郑州东站后是‘红码’，后来在社区的帮助下曾改回过绿码。”
刁先生称，刚发现“红码”后，他曾前往当地医院做核酸检测，在酒店的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后台系统将其健康码改回了绿色。但第二天打车时发现又被赋了“红码”。当刁先生想再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时，社区工作人员称是因为其在酒店入住填写信息时填成了境外人员。但据刁先生反复回忆，他输入信息时，并没有境外这个选项。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事处千宁街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了曾经帮刁先生修改健康码一事，他回忆称，刁先生的第一次“红码”是因为太久没有做核酸，在做了双采核酸，并签订承诺书后，他将刁先生的健康码改回了绿码，“他说住在我们这酒店，我就说行，你既然来了，我不可能不给你改。”
但为何刁先生第二天又变成了红码，该工作人员称，是其填写时填了境外，“我看系统上显示是国外的，我直接就没给他改。”
因是“红码”，刁先生和妻子被送往了青龙山庄，与其他一同被赋“红码”的储户们一起“隔离”。14日早上，刁先生和妻子在当地公安的护送下，一路“绿色通道”通过高铁检查，离开了郑州。
“没有取到钱我不会回去”
2021年，成都的李女士经历了恶性肿瘤手术。在获得商业保险赔款后，今年2月，李女士将自己的赔款及所有积蓄都存入了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没想到今年4月就无法取款了。”
6月15日，李女士告诉记者，在“红码”近三天后，自己终于在昨天转回绿码，“目前正在当地民警安排的宾馆等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来和我们沟通存款的事情，若是一直等不到，下午可能会直接到银保监会门口看看情况。”
用李女士的话说，6月12日乘飞机落地郑州后，经历了“奇幻的三日”。“落地后，我扫码就是直接‘红码’了，赋码原因显示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入境人员’，但其实疫情后我一直没有出过国。”
李女士回忆称，当时机场工作人员通过她的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确认其没有出境记录后，曾尝试帮助改回绿码，却并不成功，“身边很多其他旅客都可以很顺利改成功，就我不行。”
随后，李女士前往郑州市人民医院做核酸，希望能将自己的绿码找回，“毕竟‘红码’意味着寸步难行。”然而，在等待了几个小时后，即使已有核酸阴性证明，“码依然是红的”。
由于“红码”，无法住酒店，无法到餐馆就餐，“我们在路边买了饼，在郑州市人民医院的大厅将就了一晚。”李女士告诉记者，13日凌晨，当地公安、银保监局及信访局工作人员找到了她，几个小时后当地社区主任也一同出现。
“他们向我了解情况，希望我能回去，社区主任告诉我若是我能回去，‘红码’的事情可以商量，在我表示不回去后，就希望我能去他们安排的宾馆。”由于一直是“红码”，李女士无奈地同意前往民警安排的宾馆。
“他们让我24小时不要出房间门。”李女士表示，期间民警多次来沟通希望我们能回去，但她都拒绝了。14日晚，再次有民警来了解情况，“我说我还是‘红码’，他便登记了我的个人信息。”
6月14日，多位储户在社交媒体上曝光被赋“红码”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李女士也在15日上午终于拿回了绿码。
截至发稿前，李女士表示自己已经顺利离开宾馆，正在寻找新的住处，“没有取到钱我是不会回去的。”
自驾储户：进不去的郑州
6月11日，三辆私家车，十余人一同从浙江出发赶往河南郑州，“我们要去取回我们的存款。”其中一位储户龚先生接受天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最终这趟“取款”之旅以失败告终。
6月13日，龚先生一行人选择在河南郑州中牟县的中牟东站高速口下高速，“因为我们从其他储户处了解到，在郑州的高速口可能下不去，就选了县城的高速口。”但令龚先生一行没想到的是，在高速口扫码的时候，有几位同行储户出现了“红码”。
“高速口的民警就不让我们下高速，要我们回去。”龚先生表示，行车两天才到河南，“我们不甘心，我们就改变方向，选择在开封市的一个高速口下。”
下高速后，龚先生一行马上前往当地的一家涉事银行，想到现场了解情况，“但因为发现银行门口有民警值守，就也没有成功。”龚先生表示，一行人商量后决定第二日走省道进入郑州，“为了第二天能顺利出行，当晚我们所有人都在开封当地医院做了核酸，都持有核酸阴性证明。”
6月14日，龚先生一行三辆车在不同时间出发，尝试通过走省道的方式进入郑州，“但结果是我们还是都被民警的检查站拦住，这个时候再扫码，基本上只剩三四个人是绿码了。”
龚先生称，当时他们被先后带去了隔离酒店，“他们说要是我们回去可以马上变绿码，若是不回去就继续在这边隔离，按照他们的隔离政策要隔离7天。”龚先生无奈表示，他们去郑州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要一个说法，“我们的存款到底什么时候能取，有个明确的说法，我们都可以回去。”
最终，在僵持几小时后，龚先生一行人选择返回浙江，“其实有点后悔，应该再坚持一下的。”
龚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当地银行柜台办理的银行卡，共存入800多万元积蓄，“这么多年做生意的钱，现在余额都查不到了。”
“药用完了，只能先回家”
6月15日，备受媒体关注的浙江杭州储户，尿毒症患者高老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当天下午已在返杭的动车上，“今天银保监会一位副处长来找我，告诉我会尽快向上反映，主要是我的药水用完了，只能先回家再说。”
据高老先生介绍，自己年轻时在河南从事纺织贸易行业，2019年开始在当地几家村镇银行存款，此前存取均正常，“事情发生后，我现在做人都不好做了。”
截至今年4月18日，高老先生分别在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存了560万，上蔡惠民村镇银行300万，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400万，三家银行合计1260万，其中有400万是亲戚朋友的。
6月12日17时许，70岁的高先生独自踏上了前往郑州的火车，只为了能将自己存在河南三家村镇银行的存款取回，“这次来的目的一是希望能够尽快兑付，二是要告诉我时间。”
然而令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他到达郑州站后被赋了“红码”，自己也被几名工作人员带到郑州市财贸学校的图书室。“现场有防疫部门、公安、银保监会、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谈话，‘劝返’我们。”据高先生回忆，一起被带去图书馆的有11人，都是村镇银行储户。
2021年，高先生确诊尿毒症，需要频繁做透析，“我和他们说，再不透析要有生命危险。”6月13日晚上，在高先生的要求下，两位工作人员带他到附近一家宾馆自费住宿。在宾馆里，高先生用自带的进口盐水做腹透，可以暂时替代透析达到排毒效果。
在宾馆住了一晚后，高先生于6月14日再次被两名工作人员带回图书馆，“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和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说了自己的情况，他们也很同情我，表示会去汇报我的情况。”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于14日下午拿回绿码。
“红码”到底是谁赋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12320卫生健康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储户被赋“红码”一事目前并未收到相关通知，建议“红码”人员在线上申诉。
对于到底哪个部门有权利赋“红码”，该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联系大数据局了解情况，“如果要是郑州赋的话，郑州会有个单独的大数据，是专门管相关数据分析、数据赋能的，应该也有相对应的省大数据。”
在记者表示多次拨打河南省大数据局电话无人接听后，该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一热线电话，并表示该热线电话工作时间为早8点至晚10点。截至发稿前，记者多次拨打该电话，均无人接听。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接线值班人员告诉记者，赋“红码”的情况需要向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了解情况。
针对被访储户的疑问，6月14日，海报新闻记者曾电话联系到了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据其介绍，变码的政策和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但具体操作由各部门归口管理，建议记者联系郑州市当地大数据管理局。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回应海报新闻记者称，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下面有一个社会防控部，他们为健康码管理的直接机构，制定赋码的规则，赋码、解码都是他们负责的。
6月15日，一新闻报道网络截图在储户维权群中流传，该图片显示，有媒体记者从河南卫健委了解到，经疫情防控指挥部和技术服务等部门的调查，初步确定负责豫康码开发运维的公司，在更新外省人员入豫风险判定规则时，由于程序员违规操作，错误使用了过期的规则，导致部分外省入豫人员被错误赋予红码。但天目新闻记者并未搜索到该报道原文。
据企查查显示，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客户包括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商丘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洛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等多家河南政府单位。6月14日至15日，天目新闻记者多次致电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但电话均未能接通。#胡锡进称健康码只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以储户身份从其中一家村镇银行的现场负责人处了解到，目前该村镇银行仍在营业中，线下业务都在正常开展。该负责人表示，因“公安侦破需要”，目前线上业务仍未开通，所以储户目前仍无法取钱。“因为线上的业务需要等案件结束，由官方发声以后再说。”
对于储户来河南后被赋“红码”一事，该负责人认为也许只是因为“疫情影响”，他告诉记者，有从外地前来了解情况的储户并没有被赋“红码”，“他们来我们单位问一问都走了，跟他说在家耐心等待。”
《通勤路上，一个面无表情的脑内“戏精”》 文｜读者：马臭臭
我在北京工作，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用行业术语来做自我介绍的话，我的用户画像包含如下几个关键词：女生，90后，软件园，回龙观。我的白天与青春全都奉献给了软件园，夜晚则属于回龙观。不过我相信，命中以上条件的人群，肯定在不少数。
本来，我打算找个步行即可上班的房源，奈何公司附近人多房少，十平米的单间，房租大概要三千块，因此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租房范围扩大，于是就搬到了“码农”密集的回龙观一带。
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直线距离将近六公里，实际路程大概九公里。北京的交通四通八达，但这一段却没有一班可以直达的公共交通。
所以我的通勤方式有以下几种：我可以选择步行二十分钟或者坐两三站公交到达地铁站，坐一站四分钟的地铁在西二旗站下车，出地铁后步行几百米，到公司的摆渡车站点，再乘坐摆渡车行驶两公里到达公司；我也可以选择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出行。这几种方式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均在一小时左右。
其实相比距离公司几十公里的同事来说，我的通勤算是便捷并且可选择的，而如何通勤，取决于多个因素：当天星期几，是否雨雪天，是否生理期，是否想“摸鱼”。
通勤，是每个身在北京的职场打工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除了雨雪大风天气和身体不适外，我基本不会选择地铁出行，太拥挤。只有一个进站口，外面一侧墙见方的区域，被钢铁护栏隔成十几列，早高峰时段，还需要蛇形排队。
虽然地铁两三分钟一趟，但趟趟人满为患，车门一开，下车的人寥寥，看似只能容纳一两个人的空地，每次也都会有十个八个人硬着头皮挤进去，排在中间的，基本上脚不沾地就能被拥架上去，摔了都顾不上尴尬。人一多，就难免有人插队，插队的人本来排在队尾，未等前面的人行动，便瞬间窜过来，上不去就顺势站在第一位，很多时候，没有人指责，大概在互联网工作的人都有点“社恐”，也有可能是不想因此引发争吵，从而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
胸闷、焦虑、怕跟别人踩着撞着，每当此时，我都后悔为什么不早些出门，但是被窝里真舒服，尤其是冬天，多躺一分钟就好像能多获取一小时的能量。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没有舒适的社交距离，总让我想代入《甄嬛传》里华妃娘娘的那句：可是去上班的人真多啊，多得让我生气，你试过从八点排队到八点半也上不去车的滋味吗？
我死命又漠然地盯着某个点，醉心于自己的胡乱琢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打算留在北京吗？当初我为什么来？想起来了，为了我的梦想与热爱。我喜欢这里浓浓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儿时课文书里提到的地方，可以抬脚就去；各种各样的话剧展览，第一时间就能感受欣赏；那些知名的公司企业，也会有去工作的机会。现在想想这些，我依然觉得无比欣慰。
作为地铁十三号线与昌平线的重要换乘枢纽，西二旗站的吞吐量，在整个北京都榜上有名，它就像互联网从业者的耶路撒冷，站内的广告位永远被各种招聘和职场类的APP占满，它就这样从早到晚，见证着无数人的加班升职，来往匆忙。
软件园里大厂云集，百度、新浪、网易、联想、滴滴，都只相隔一条马路，后来腾讯也搬到了这里，拥堵程度可想而知，两公里的路程，有时摆渡车要行驶半个小时，甚至不如步行来得快。
尤其在周五晚上。周末的序曲从周五下午拉开，辛苦工作了一周，彼时，同事们的表情和语调不自觉变得轻松欢快，互侃的频率较前四天直线上升，下班时间一到，大家从公司大楼鱼贯而出，地图上的路况显示瞬间变为深红色，但即使堵车，人们也不急不躁，刷着手机聊着天，仿佛周五晚上的时间无限长，可以随意挥霍。
雨雪天比周五晚上更可怕，在雨雪天能顺利打上车，是需要很大运气的。有一次下班正逢下雨，我本计划打车回家，订单发出，显示前面还有一百多人在排队，预计等待一个小时，我便先去食堂吃饭，饭毕，终于轮到我，但页面提示附近司机较少，正在扩大派单范围，不过最后仍是无人接单，订单被系统自动取消。我欲哭无泪。
等我赚了大钱的，就在离公司最近的地方买个房子，什么堵车、打车都与我无关！这种时候我经常这么想。不过转念一想，赚了大钱之后我还会在这里工作吗？在这里工作会赚到大钱吗？好像都不会。我跟老家的朋友抱怨，朋友说要不要考虑回来，没有户籍限制，没有租房和通勤压力，朝九晚五，也挺舒服安逸。
但回到老家，我能干什么呢？如果不回去，我要一直这样工作吗？工作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赚大钱吗？我想起《老友记》里的钱德勒，作为一名数据分析师，他有着令人艳羡的独立办公室和极高的薪水，但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尤其是在发现罗斯爱恐龙、瑞秋爱时尚、莫妮卡爱烹饪，而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时，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选择从事自己一直向往的广告行业。
扪心自问，我的工作是我热爱的吗？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通勤途中，真让人迷茫。
因此多数情况下，如果天晴能扫码，我都会选择骑共享单车上班。一站直达，就不会思考太多无解的问题。九公里，正好与我们老家到县城最繁华地段的距离一样，所以骑车时，我经常能想起小时候去城里，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那时我觉得路程好长好长，长到我昏昏欲睡，屁股硌得生疼。
如今，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对时间和距离的感受有了变化，也可能是参照物更多，数不尽的高楼商厦，路旁总有花，三月有桃花，五月有月季，七月有牵牛。四十分钟，我听音乐或听书，看经过的车牌，数红灯的秒数，想想三餐吃什么，总觉得路程没那么远了。
骑车通勤的人很多，回龙观有一条自行车专用路，这条路平坦开阔，抬头远眺，青山清晰可见，它有一段与地铁轨道平行，每隔几分钟，就有地铁隆隆而过，下班的时候，高楼里万家灯火，马路上霓虹闪烁。我不再想这个月的KPI有没有完成，也不会想买房买车，更不会想生活中的纷繁琐事，那一刻，我还是那个骑着单车的无忧少年。
五六年来，在软件园和回龙观这两点之间，地铁、打车、单车，各种通勤方式，我交替尝试。这条通勤路上，这段二三十岁的人生路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同行者，却又好像只有我一个。在路上，我从未停止思考，尽管我思考的事情，有的没有答案，有的毫无用处，但我同样享受其中。
我在北京工作，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用行业术语来做自我介绍的话，我的用户画像包含如下几个关键词：女生，90后，软件园，回龙观。我的白天与青春全都奉献给了软件园，夜晚则属于回龙观。不过我相信，命中以上条件的人群，肯定在不少数。
本来，我打算找个步行即可上班的房源，奈何公司附近人多房少，十平米的单间，房租大概要三千块，因此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租房范围扩大，于是就搬到了“码农”密集的回龙观一带。
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直线距离将近六公里，实际路程大概九公里。北京的交通四通八达，但这一段却没有一班可以直达的公共交通。
所以我的通勤方式有以下几种：我可以选择步行二十分钟或者坐两三站公交到达地铁站，坐一站四分钟的地铁在西二旗站下车，出地铁后步行几百米，到公司的摆渡车站点，再乘坐摆渡车行驶两公里到达公司；我也可以选择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出行。这几种方式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均在一小时左右。
其实相比距离公司几十公里的同事来说，我的通勤算是便捷并且可选择的，而如何通勤，取决于多个因素：当天星期几，是否雨雪天，是否生理期，是否想“摸鱼”。
通勤，是每个身在北京的职场打工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除了雨雪大风天气和身体不适外，我基本不会选择地铁出行，太拥挤。只有一个进站口，外面一侧墙见方的区域，被钢铁护栏隔成十几列，早高峰时段，还需要蛇形排队。
虽然地铁两三分钟一趟，但趟趟人满为患，车门一开，下车的人寥寥，看似只能容纳一两个人的空地，每次也都会有十个八个人硬着头皮挤进去，排在中间的，基本上脚不沾地就能被拥架上去，摔了都顾不上尴尬。人一多，就难免有人插队，插队的人本来排在队尾，未等前面的人行动，便瞬间窜过来，上不去就顺势站在第一位，很多时候，没有人指责，大概在互联网工作的人都有点“社恐”，也有可能是不想因此引发争吵，从而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
胸闷、焦虑、怕跟别人踩着撞着，每当此时，我都后悔为什么不早些出门，但是被窝里真舒服，尤其是冬天，多躺一分钟就好像能多获取一小时的能量。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没有舒适的社交距离，总让我想代入《甄嬛传》里华妃娘娘的那句：可是去上班的人真多啊，多得让我生气，你试过从八点排队到八点半也上不去车的滋味吗？
我死命又漠然地盯着某个点，醉心于自己的胡乱琢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打算留在北京吗？当初我为什么来？想起来了，为了我的梦想与热爱。我喜欢这里浓浓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儿时课文书里提到的地方，可以抬脚就去；各种各样的话剧展览，第一时间就能感受欣赏；那些知名的公司企业，也会有去工作的机会。现在想想这些，我依然觉得无比欣慰。
作为地铁十三号线与昌平线的重要换乘枢纽，西二旗站的吞吐量，在整个北京都榜上有名，它就像互联网从业者的耶路撒冷，站内的广告位永远被各种招聘和职场类的APP占满，它就这样从早到晚，见证着无数人的加班升职，来往匆忙。
软件园里大厂云集，百度、新浪、网易、联想、滴滴，都只相隔一条马路，后来腾讯也搬到了这里，拥堵程度可想而知，两公里的路程，有时摆渡车要行驶半个小时，甚至不如步行来得快。
尤其在周五晚上。周末的序曲从周五下午拉开，辛苦工作了一周，彼时，同事们的表情和语调不自觉变得轻松欢快，互侃的频率较前四天直线上升，下班时间一到，大家从公司大楼鱼贯而出，地图上的路况显示瞬间变为深红色，但即使堵车，人们也不急不躁，刷着手机聊着天，仿佛周五晚上的时间无限长，可以随意挥霍。
雨雪天比周五晚上更可怕，在雨雪天能顺利打上车，是需要很大运气的。有一次下班正逢下雨，我本计划打车回家，订单发出，显示前面还有一百多人在排队，预计等待一个小时，我便先去食堂吃饭，饭毕，终于轮到我，但页面提示附近司机较少，正在扩大派单范围，不过最后仍是无人接单，订单被系统自动取消。我欲哭无泪。
等我赚了大钱的，就在离公司最近的地方买个房子，什么堵车、打车都与我无关！这种时候我经常这么想。不过转念一想，赚了大钱之后我还会在这里工作吗？在这里工作会赚到大钱吗？好像都不会。我跟老家的朋友抱怨，朋友说要不要考虑回来，没有户籍限制，没有租房和通勤压力，朝九晚五，也挺舒服安逸。
但回到老家，我能干什么呢？如果不回去，我要一直这样工作吗？工作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赚大钱吗？我想起《老友记》里的钱德勒，作为一名数据分析师，他有着令人艳羡的独立办公室和极高的薪水，但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尤其是在发现罗斯爱恐龙、瑞秋爱时尚、莫妮卡爱烹饪，而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时，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选择从事自己一直向往的广告行业。
扪心自问，我的工作是我热爱的吗？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通勤途中，真让人迷茫。
因此多数情况下，如果天晴能扫码，我都会选择骑共享单车上班。一站直达，就不会思考太多无解的问题。九公里，正好与我们老家到县城最繁华地段的距离一样，所以骑车时，我经常能想起小时候去城里，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那时我觉得路程好长好长，长到我昏昏欲睡，屁股硌得生疼。
如今，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对时间和距离的感受有了变化，也可能是参照物更多，数不尽的高楼商厦，路旁总有花，三月有桃花，五月有月季，七月有牵牛。四十分钟，我听音乐或听书，看经过的车牌，数红灯的秒数，想想三餐吃什么，总觉得路程没那么远了。
骑车通勤的人很多，回龙观有一条自行车专用路，这条路平坦开阔，抬头远眺，青山清晰可见，它有一段与地铁轨道平行，每隔几分钟，就有地铁隆隆而过，下班的时候，高楼里万家灯火，马路上霓虹闪烁。我不再想这个月的KPI有没有完成，也不会想买房买车，更不会想生活中的纷繁琐事，那一刻，我还是那个骑着单车的无忧少年。
五六年来，在软件园和回龙观这两点之间，地铁、打车、单车，各种通勤方式，我交替尝试。这条通勤路上，这段二三十岁的人生路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同行者，却又好像只有我一个。在路上，我从未停止思考，尽管我思考的事情，有的没有答案，有的毫无用处，但我同样享受其中。
刚才乘坐公交，突然被告知必须扫一个贴在车门上的行程码。扫码后，显示你的姓名，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某站乘坐了某路公交车。这样，以便于跟踪你的行迹。由于我在前边乘坐的另外两路公交都没有让我扫这个行程码，而仅仅向司机出示了一个绿码，所以我就不解地问道：你们不是隶属于同一个公交部门吗？为何查验乘者身份的方式不同呢？结果还没等司机回复：车上几个大嗓门一齐嚷嚷：快白叨叨了，这还不都是为了你好？我：怎么一个好法？有一个嗓门更洪亮的声音抢先回答道：你呀，扫了这个码，找你不是更方便吗？我：为何要找我？他：万一你是核算阳性或者你接触了阳性的人呢？他当场把我给呛懵逼了。幸好我只乘坐一站，赶紧下车走人了。回想今天在微信里看到，上海有一个妇女在小区门口由于没戴口罩，先是被大白们推搡，然后又被防疫群众怒骂，最后，她竟被大白给按倒在灌木丛里的惊悚一幕，我若还不赶紧溜下车的话，没准儿就被司机和义愤填膺的革命群众很容易找个理由，就给押送到警局里去鳓吧。问题是接下来，小区门口是否也会贴这么一张行程码、然后，保安就可以趾高气扬地监督查验每一个进出的行人了不是。还有，自由市场的门卫呢？商场的保安呢？谁都可以责令你扫行程码！
其实，我们现在出门，身份证里有芯片可以被大数据时时跟踪，手机里的芯片也会被GPS时时定位，更有路边密集的摄像头布控，上公交车后，车厢里边至少还有四部摄像头在全方位无死角抓拍，对，都可以锁定每一个人的行踪的，其实早已把你扫的无处遁行囖。
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细思极恐！
其实，我们现在出门，身份证里有芯片可以被大数据时时跟踪，手机里的芯片也会被GPS时时定位，更有路边密集的摄像头布控，上公交车后，车厢里边至少还有四部摄像头在全方位无死角抓拍，对，都可以锁定每一个人的行踪的，其实早已把你扫的无处遁行囖。
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细思极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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