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清朝之灭亡与国库空虚，国人之不团结，武器弹药偷工减料，救灾物资进入腐败官员口袋，所以明之倭寇，清之蛮夷日本。犯我泱泱中华，势必要我中华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所以吾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要居安思危，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https://t.cn/A6ceCH11
最近这些天，我一直在看这篇文章，记录如下：2022.4.8微信公众号“喻以流年”发布读《资治通鉴.隋纪》关于隋炀帝杨广的贴子《心有多高，业有多大？》
如果按照史书的描写，那么隋炀帝杨广身上大概集中了所有帝王可能犯的错，而且还是错到极致、毫无平反可能的那种。为什么一个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错，还错得那么离谱？
我们先从隋炀帝的年号说起。年号之重要，在帝制时代，是政治的风向标——尤其是明以前，还没有“一个皇帝一个年号”的传统，所以年号的具体内容，就是朝廷目前的关注所在，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政治风向标。而隋炀帝的年号，是大业。当你在公元605年，大业元年，看到这两个字时，你会怎么想这位隋炀帝？隋炀帝是个搞大事的人！
只要再稍微了解一点杨广的出身，就会知道他的心气有多么地高了：杨广生下来就自带爵位，被封为北周的“雁门郡公”；十三岁的时候，杨坚篡位称帝，杨广被封为晋王；开皇八年，平陈之役发动，由晋王杨广节度其事——此时的杨广，只有二十岁，因此只是挂了个名，真正做决策的，是元帅长史高熲。平陈之役，前后大概只持续了半年，而且杨广基本上坐镇后方，没有上过前线，所以在别人看来，杨广在这场大战中的作用就只是荣誉性。但杨广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就是实际参与其中的。
这种经历，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其实弥足珍贵：他可以了解到复杂的决策过程是怎样权衡与取舍的；也可以体会到做一个重大决策时要面临怎样的重大压力；更可以感受到错误决策所引发的巨大代价。
在平陈以后，杨广作为隋朝在江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扬州总管），做得是很不错的：他礼贤下士，勤政亲民，雅好文学。而在扬州总管之外，身为晋王的杨广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并州总管——这是隋朝防备突厥的最高地方长官。在这个位置上，杨广干的也不错，后来突厥从西北入寇，杨坚第一个想起来的人，又是杨广，他以杨广为行军元帅，出塞追逐突厥。
也就是说，在成为太子之前，杨广并不是一个生长于富贵之家的清闲公子，而是一个东奔西走，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宗室。他从十三岁开始被分封于外，每年几乎只回一次大兴。史书上说，杨坚和独孤后特别钟爱杨广，并认为这是杨广善会钻营所致。但我们站在杨坚夫妻的角度看过去：为了国家，这个儿子十三岁就被派了出去，可谓是转战南北，历任东西。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思念父母，但从来都以国事为重，不敢轻易擅离职守。儿子如此懂事，难道不应该获得父母的慈爱吗？
不同于后来的评价，杨广早年的名声，确实是被天下交口称赞的。你几乎看不出任何缺点：他礼贤下士，他兢兢业业，他戎马倥偬，他俭以养德......几乎人世间一切美好的形容词，都可以堆砌到他身上。
但这么一个完人，他竟然不是太子！因此，杨坚改立杨广，虽然事后看来确实是昏招，但在当时，并没有人能预料这个结果。而且，杨广在做了太子以后，还一改以往的勇于任事，变得唯唯诺诺，几乎不对朝政发表看法——尤其是和父亲不一样的看法。这就更让杨坚对这个儿子，越看越满意：不仅仅是明事理，而且还知进退！
杨广在当了皇帝以后，俯视着他爸留给他的这个帝国时，他在想什么呢？
杨坚创造的那套体制还在源源不断的“生产”粮食——洛口仓和兴洛仓，也就是够四百万人吃一年的那两个大粮仓，就是在大业初年兴建的。那有钱了以后，干嘛呢？
一代和二代的想法总是有区别的——不管是身边的，还是新闻里的和史书中的：那些创一代们，几乎都起自微寒，因此他们在潜意识里有深深的风险意识。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他们的防备总是宁滥勿缺。而二代们则不同，对于他们来说，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去得快来得更快，大不了再赚呗。二代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意识过，攒这么厚的家底，是需要多大的机缘！就比如杨广，在得知帝国的积蓄之后，他想的肯定不会是这旷古绝今的积蓄来之不易，我要如何才能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我要创造更大的辉煌——这是自我实现需要；我要比老杨、乃至于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们都更加伟大！——这是超越需要！
那具体怎么干呢？
攒粮食？这自然是看不上的；治国？我还是晋王的时候就精于此道了；至于儒生说的什么勤俭节欲、礼贤下士，我也在十几岁时候就干得贼溜了；那聊军事？有隋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三百年一遇的大战役，我杨广乃元帅。
也就是说，这枚35岁的奇男子，在当上皇帝的那一瞬间，人生就已经走到了巅峰。这个世界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激他分泌多巴胺了。他的前半生，基本上志得意满，无往不利，似乎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只要是他想做的事，就没有做不成的。他总是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从一个小的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那些别人想都不敢想，或者想了不敢做的事，到他这里，轻轻松松都办成了——这里的“别人”，是指别的皇帝，不是升斗小民。
那就把目光投向那些更为遥远的事吧！大业元年三月，也就是杨广即位后的第二年，东都（洛阳）开始营建，“每月役丁两百万人”，耗时十月而成。
你以为他只是喜欢造城吗？你错了，他还喜欢同时开工：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又营显仁宫，发两百万丁开通济渠，造龙舟数万艘。
八月，幸江都。也就是说，晚至大业二年年初的时候，新建的洛阳城就已经初具规模了；而开通济渠、造龙舟等巡行江都的工程以及前期准备工作，也只花了五个月即完工。
真是时不我待啊！
大业二年三月，在扬州待了大半年的杨广，沿通济渠回到洛阳；在这座新城中待了近一年后，于大业三年三月回到大兴。
待了不到一个月，杨广又开始北巡。在行经太行山时，“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
在到达边境后，突厥启民可汗来朝。草原霸主朝见中原皇帝，这已经是自呼韩邪觐见汉元帝以来，六百年所未见的盛景了。
而在巡察了一番后，杨广又决定修长城，“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整个大业前三年，杨广一点都没闲着。
翻过年头，大业四年，正月里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注意，这里已经开始征发妇女了，因为男丁实在不够用了。这是杨广当皇帝的第五个年头。
到三月份，杨广又坐不住了，再次北巡；四月，下诏“营汾阳宫”；七月，又要修长城了，“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年底，转了一圈的杨广终于回到洛阳。
下一年，大业五年，杨广又出了一次门：这次是向西，顺便把吐谷浑揍了一顿。九月份的时候回长安，前后在外大约半年时间。
转眼，已经是大业六年的春天，杨广再下扬州。这一次，他一直待到大业七年的二月。此时，大运河已经联通，杨广乘龙舟北上，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路到达涿郡。杨广这次到涿郡，并不是去玩的，而是要开战了：他花了六年的时间把水路沟通，为的就是今日这一仗。此战一旦获胜，自汉末以来分裂了四百年的辽东一带，就将重回中华故土，大隋将再现秦汉旧观！为了这一仗，杨广准备充分：当年司马懿千里奔袭辽东，因为补给能力所限，仅仅带了四万人马。而如今运河联通，杨广将有足够的能力把更多的人和物运往前线。与几百年前相比，这种差距是数量级的：杨广征发了一百一十三万人。民夫倍之，大军所致，必将摧枯拉朽！大隋必胜！
（下篇继续）
如果按照史书的描写，那么隋炀帝杨广身上大概集中了所有帝王可能犯的错，而且还是错到极致、毫无平反可能的那种。为什么一个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错，还错得那么离谱？
我们先从隋炀帝的年号说起。年号之重要，在帝制时代，是政治的风向标——尤其是明以前，还没有“一个皇帝一个年号”的传统，所以年号的具体内容，就是朝廷目前的关注所在，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政治风向标。而隋炀帝的年号，是大业。当你在公元605年，大业元年，看到这两个字时，你会怎么想这位隋炀帝？隋炀帝是个搞大事的人！
只要再稍微了解一点杨广的出身，就会知道他的心气有多么地高了：杨广生下来就自带爵位，被封为北周的“雁门郡公”；十三岁的时候，杨坚篡位称帝，杨广被封为晋王；开皇八年，平陈之役发动，由晋王杨广节度其事——此时的杨广，只有二十岁，因此只是挂了个名，真正做决策的，是元帅长史高熲。平陈之役，前后大概只持续了半年，而且杨广基本上坐镇后方，没有上过前线，所以在别人看来，杨广在这场大战中的作用就只是荣誉性。但杨广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就是实际参与其中的。
这种经历，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其实弥足珍贵：他可以了解到复杂的决策过程是怎样权衡与取舍的；也可以体会到做一个重大决策时要面临怎样的重大压力；更可以感受到错误决策所引发的巨大代价。
在平陈以后，杨广作为隋朝在江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扬州总管），做得是很不错的：他礼贤下士，勤政亲民，雅好文学。而在扬州总管之外，身为晋王的杨广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并州总管——这是隋朝防备突厥的最高地方长官。在这个位置上，杨广干的也不错，后来突厥从西北入寇，杨坚第一个想起来的人，又是杨广，他以杨广为行军元帅，出塞追逐突厥。
也就是说，在成为太子之前，杨广并不是一个生长于富贵之家的清闲公子，而是一个东奔西走，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宗室。他从十三岁开始被分封于外，每年几乎只回一次大兴。史书上说，杨坚和独孤后特别钟爱杨广，并认为这是杨广善会钻营所致。但我们站在杨坚夫妻的角度看过去：为了国家，这个儿子十三岁就被派了出去，可谓是转战南北，历任东西。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思念父母，但从来都以国事为重，不敢轻易擅离职守。儿子如此懂事，难道不应该获得父母的慈爱吗？
不同于后来的评价，杨广早年的名声，确实是被天下交口称赞的。你几乎看不出任何缺点：他礼贤下士，他兢兢业业，他戎马倥偬，他俭以养德......几乎人世间一切美好的形容词，都可以堆砌到他身上。
但这么一个完人，他竟然不是太子！因此，杨坚改立杨广，虽然事后看来确实是昏招，但在当时，并没有人能预料这个结果。而且，杨广在做了太子以后，还一改以往的勇于任事，变得唯唯诺诺，几乎不对朝政发表看法——尤其是和父亲不一样的看法。这就更让杨坚对这个儿子，越看越满意：不仅仅是明事理，而且还知进退！
杨广在当了皇帝以后，俯视着他爸留给他的这个帝国时，他在想什么呢？
杨坚创造的那套体制还在源源不断的“生产”粮食——洛口仓和兴洛仓，也就是够四百万人吃一年的那两个大粮仓，就是在大业初年兴建的。那有钱了以后，干嘛呢？
一代和二代的想法总是有区别的——不管是身边的，还是新闻里的和史书中的：那些创一代们，几乎都起自微寒，因此他们在潜意识里有深深的风险意识。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他们的防备总是宁滥勿缺。而二代们则不同，对于他们来说，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去得快来得更快，大不了再赚呗。二代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意识过，攒这么厚的家底，是需要多大的机缘！就比如杨广，在得知帝国的积蓄之后，他想的肯定不会是这旷古绝今的积蓄来之不易，我要如何才能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我要创造更大的辉煌——这是自我实现需要；我要比老杨、乃至于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们都更加伟大！——这是超越需要！
那具体怎么干呢？
攒粮食？这自然是看不上的；治国？我还是晋王的时候就精于此道了；至于儒生说的什么勤俭节欲、礼贤下士，我也在十几岁时候就干得贼溜了；那聊军事？有隋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三百年一遇的大战役，我杨广乃元帅。
也就是说，这枚35岁的奇男子，在当上皇帝的那一瞬间，人生就已经走到了巅峰。这个世界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激他分泌多巴胺了。他的前半生，基本上志得意满，无往不利，似乎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只要是他想做的事，就没有做不成的。他总是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从一个小的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那些别人想都不敢想，或者想了不敢做的事，到他这里，轻轻松松都办成了——这里的“别人”，是指别的皇帝，不是升斗小民。
那就把目光投向那些更为遥远的事吧！大业元年三月，也就是杨广即位后的第二年，东都（洛阳）开始营建，“每月役丁两百万人”，耗时十月而成。
你以为他只是喜欢造城吗？你错了，他还喜欢同时开工：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又营显仁宫，发两百万丁开通济渠，造龙舟数万艘。
八月，幸江都。也就是说，晚至大业二年年初的时候，新建的洛阳城就已经初具规模了；而开通济渠、造龙舟等巡行江都的工程以及前期准备工作，也只花了五个月即完工。
真是时不我待啊！
大业二年三月，在扬州待了大半年的杨广，沿通济渠回到洛阳；在这座新城中待了近一年后，于大业三年三月回到大兴。
待了不到一个月，杨广又开始北巡。在行经太行山时，“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
在到达边境后，突厥启民可汗来朝。草原霸主朝见中原皇帝，这已经是自呼韩邪觐见汉元帝以来，六百年所未见的盛景了。
而在巡察了一番后，杨广又决定修长城，“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整个大业前三年，杨广一点都没闲着。
翻过年头，大业四年，正月里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注意，这里已经开始征发妇女了，因为男丁实在不够用了。这是杨广当皇帝的第五个年头。
到三月份，杨广又坐不住了，再次北巡；四月，下诏“营汾阳宫”；七月，又要修长城了，“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年底，转了一圈的杨广终于回到洛阳。
下一年，大业五年，杨广又出了一次门：这次是向西，顺便把吐谷浑揍了一顿。九月份的时候回长安，前后在外大约半年时间。
转眼，已经是大业六年的春天，杨广再下扬州。这一次，他一直待到大业七年的二月。此时，大运河已经联通，杨广乘龙舟北上，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路到达涿郡。杨广这次到涿郡，并不是去玩的，而是要开战了：他花了六年的时间把水路沟通，为的就是今日这一仗。此战一旦获胜，自汉末以来分裂了四百年的辽东一带，就将重回中华故土，大隋将再现秦汉旧观！为了这一仗，杨广准备充分：当年司马懿千里奔袭辽东，因为补给能力所限，仅仅带了四万人马。而如今运河联通，杨广将有足够的能力把更多的人和物运往前线。与几百年前相比，这种差距是数量级的：杨广征发了一百一十三万人。民夫倍之，大军所致，必将摧枯拉朽！大隋必胜！
（下篇继续）
抗战期间，
数以百万计华人华侨为国捐资、捐款，
数以万计华人华侨慷慨赴死共赴国难。
那些海外华人华侨毁家纾国难图个啥？
不就是希望当他们在异国他乡受欺落难时，
能有祖国为他们撑腰打气，希望种花家能：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去保护他们。
问题来了，伴随中华海外利益的不断壮大，
不能总想着动不动就大规模被动撤侨避难。
当华夏裔在外遭到种族清洗，
当华人华侨再遇大规模排华，
我们能否、敢不像大毛那样，
不怕千万人阻挡、千万毁谤，
去为蒙尘的海外同胞们一战？
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西方对大毛的那些制裁，
很可能是在东南有事时，
为我们准备的。
种花家只有两个真盟友：
工业、农业。 https://t.cn/RJy1YX9
数以百万计华人华侨为国捐资、捐款，
数以万计华人华侨慷慨赴死共赴国难。
那些海外华人华侨毁家纾国难图个啥？
不就是希望当他们在异国他乡受欺落难时，
能有祖国为他们撑腰打气，希望种花家能：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去保护他们。
问题来了，伴随中华海外利益的不断壮大，
不能总想着动不动就大规模被动撤侨避难。
当华夏裔在外遭到种族清洗，
当华人华侨再遇大规模排华，
我们能否、敢不像大毛那样，
不怕千万人阻挡、千万毁谤，
去为蒙尘的海外同胞们一战？
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西方对大毛的那些制裁，
很可能是在东南有事时，
为我们准备的。
种花家只有两个真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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