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郦道元《水经注》序云：“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在九宫图中一为北方之水，故为万物之先。谓太一藏于水，行于四时，历沧热(即寒暑)二气而成岁，为一极为新鲜的宇宙论。这就是说，万物之生成，以水为先。而藏于水的这个太一，自然亦为万物之先。亦即充塞天地之阴阳二气，必在神明之下。阴阳有形，表示光暗。天地亦有形。而神明则无形、无迹，它就在天地、阴阳之间。以前不知道神明的位置，只是以为，生阴阳的这个神，乃阴阳上面的神明，一定不是人的力量之所能达至。
这里所说就是神明。神与明是不能分割的，内圣外王也是不能分割的。最根本的就在于神明，二者相合是一个整体，才能得以帮助。因为“皆原于一，原来的神明就是天。如将庄子的话合起来看，圣就是神，王就是明，前后不可割裂开来。许多人读《庄子》,往往不读清楚，忘记上面有神同明，而只是捡了个尾巴，没有头，非常好笑。大家都讲内圣外王，都强调内圣，看不起外王。而且后面的“皆原于一”也丢掉了。只注意“圣有所生，王有所成”二句，而忽视上面的神同明。因此大讲特讲内圣外王，并将其扩大至哲学范畴。这都是新儒学的标榜。这段话庄子本来说得很清楚，后之读书人也得看清楚。
《易经》讲：“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传》)。《易经·系辞上传》又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古人讲神很有深度。你的行动，建立你的可信性。所谓“精义人神”，就是这么个意思。因此你的行动，既得到神的支持，你不用说话，大家都相信你。
神与明二者，神，聪明、正直，乃明之主，任何时候都必须以神为主，以神来导明。宗炳言画，以畅神为先；彦和言文，以神思为结虑。宗炳颇非儒学，病其仅得粗迹，未究玄极；惟抱守阙文，莫闻穷神致化。其以为明神之妙用，即治乱之本，亦心神之为。推之为文作画，何莫不然。故非练神，无以臻其极致。
所以你就能够提高自己的精神。用神治病，用神写文章。文章有神倒是杜甫说的。那个时候有神助，能够写出好诗来。其他时候不一定。神不来，就写不出好诗。神不来，叫神不守舍，就很平庸。但并不是说，每次都有神来。这种机会并不太多，一辈子只几次。能写出七八首好诗，也就很了不起。
另有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曰:
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
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切掉上面两句，不即不离，不限定于某件事。要不除了皇帝，谁也不能用。即谓高明的道要符合神理，要超过神理。李善注云：此志道，是神理而超之也。”还是切掉为好。这样神理就可以用在许多方面，文学上面可以用，任何事情都可以用，这个道就不是一般的道，是高层次的道、因为它符合神理，这么一来神理就更加重要了。
道是神理的神，像不像，能不能传神，就看有没有精神。传神有时候只几笔就行了。道是很高级的神，有神明在里头的神。
施议对：先生曾指出，谢灵运以前诗多言理，但呆板而乏变化。比如汉代班固的说理诗，就为后人所诟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饶宗颐：诗障有两种：一是理障，二是事障。玄言诗是理障，与谢灵运同时的颜延年诗，獭祭事类太多，属于事障。欲救此病，可将理融入情与景之中；或写理于景(物色)，或以物色拟理，或独言物而勿言理，将理消融于物色当中。几种手法，最后一种最为高明，这就是一种理趣。
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魏晋时代是个“先理学时代”。今天称宋学为理学并不很对，应该添一个“先理学时代”的魏晋。大家都把魏晋学术说成“玄学”，而漏掉“理”。我以只是说“玄”而不说“理”，这是不正确的。理有宇宙之理、天地之理、人生之理、文学之理。这一时代，理是常常说到的，不是宋代的人才懂得说理学。所以与其说魏晋是“玄学时代”、不如说是“先理学时代”。一直以来对魏晋时代的谈理都不太重视，因为谈理的大多数是和尚。
刘勰理论来自宗炳。“神理”二字，刘勰《文心雕龙》出现过八次，我统计过。但他并不突出个理字，他讲神思。因此他也根本不讲理文，不重视神理。他不愿意提倡，有思凡之心，他想逃出来做官。所以拼命捧孔夫子，讲儒家。其实，他也并不真懂儒家。他思凡想做官，做不到，再回去做和尚，并非很高明。对于神理也不是不懂，只是停留在形象思维，就形而下了。所以不能够极高明。今天讲艺术的人，他们说有视觉艺术、听觉艺术、感觉艺术等等，但是要达到心灵，达到心灵之主宰，神上面还有神明，光是形象思维，就太肤浅了。
刘勰在和尚庙里读书，念儒家的书，用儒家的思想著书立说，论文主神理。《文心雕龙》他提出神理这一名词，未道及神明，亦未道及神。以为写文章，出于自己的思想，所以从神思入手我们与他不同。应当是一种折中，因为他的思想都是调和得来的。
这种做法也对也不对。因其中有儒，亦有佛。所以说“道以神理超”。道须要神理，有神理才谈得上“超”。谢灵运诗善于在大自然里头，寻找一种超神越形的理、山水诗里头亦有神理。
施议对：这一点苏东坡知道，他懂得在山水当中找神理，好多作品都能体现这一精神，为指出向上一路。
饶宗颐：最懂得神理，并将其结合在文学里头的，六朝人最为高超。除安排辞藻以外，一篇当中偶然有一二神来之笔。
刘勰做法、等于只是讲动作，不讲动作的内在动力。这是抽象的，但也是具象的。刘勰以为文章之道有三，我以为应当是四。形文、声文、情文，还应当加上理文，其实这是六朝人的一个补充，由是文章也就提高了，这是个讲理的时代，刘彦和六朝人，光讲情文，太世俗化了，这是个最大的缺点。
这里所说就是神明。神与明是不能分割的，内圣外王也是不能分割的。最根本的就在于神明，二者相合是一个整体，才能得以帮助。因为“皆原于一，原来的神明就是天。如将庄子的话合起来看，圣就是神，王就是明，前后不可割裂开来。许多人读《庄子》,往往不读清楚，忘记上面有神同明，而只是捡了个尾巴，没有头，非常好笑。大家都讲内圣外王，都强调内圣，看不起外王。而且后面的“皆原于一”也丢掉了。只注意“圣有所生，王有所成”二句，而忽视上面的神同明。因此大讲特讲内圣外王，并将其扩大至哲学范畴。这都是新儒学的标榜。这段话庄子本来说得很清楚，后之读书人也得看清楚。
《易经》讲：“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传》)。《易经·系辞上传》又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古人讲神很有深度。你的行动，建立你的可信性。所谓“精义人神”，就是这么个意思。因此你的行动，既得到神的支持，你不用说话，大家都相信你。
神与明二者，神，聪明、正直，乃明之主，任何时候都必须以神为主，以神来导明。宗炳言画，以畅神为先；彦和言文，以神思为结虑。宗炳颇非儒学，病其仅得粗迹，未究玄极；惟抱守阙文，莫闻穷神致化。其以为明神之妙用，即治乱之本，亦心神之为。推之为文作画，何莫不然。故非练神，无以臻其极致。
所以你就能够提高自己的精神。用神治病，用神写文章。文章有神倒是杜甫说的。那个时候有神助，能够写出好诗来。其他时候不一定。神不来，就写不出好诗。神不来，叫神不守舍，就很平庸。但并不是说，每次都有神来。这种机会并不太多，一辈子只几次。能写出七八首好诗，也就很了不起。
另有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曰:
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
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切掉上面两句，不即不离，不限定于某件事。要不除了皇帝，谁也不能用。即谓高明的道要符合神理，要超过神理。李善注云：此志道，是神理而超之也。”还是切掉为好。这样神理就可以用在许多方面，文学上面可以用，任何事情都可以用，这个道就不是一般的道，是高层次的道、因为它符合神理，这么一来神理就更加重要了。
道是神理的神，像不像，能不能传神，就看有没有精神。传神有时候只几笔就行了。道是很高级的神，有神明在里头的神。
施议对：先生曾指出，谢灵运以前诗多言理，但呆板而乏变化。比如汉代班固的说理诗，就为后人所诟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饶宗颐：诗障有两种：一是理障，二是事障。玄言诗是理障，与谢灵运同时的颜延年诗，獭祭事类太多，属于事障。欲救此病，可将理融入情与景之中；或写理于景(物色)，或以物色拟理，或独言物而勿言理，将理消融于物色当中。几种手法，最后一种最为高明，这就是一种理趣。
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魏晋时代是个“先理学时代”。今天称宋学为理学并不很对，应该添一个“先理学时代”的魏晋。大家都把魏晋学术说成“玄学”，而漏掉“理”。我以只是说“玄”而不说“理”，这是不正确的。理有宇宙之理、天地之理、人生之理、文学之理。这一时代，理是常常说到的，不是宋代的人才懂得说理学。所以与其说魏晋是“玄学时代”、不如说是“先理学时代”。一直以来对魏晋时代的谈理都不太重视，因为谈理的大多数是和尚。
刘勰理论来自宗炳。“神理”二字，刘勰《文心雕龙》出现过八次，我统计过。但他并不突出个理字，他讲神思。因此他也根本不讲理文，不重视神理。他不愿意提倡，有思凡之心，他想逃出来做官。所以拼命捧孔夫子，讲儒家。其实，他也并不真懂儒家。他思凡想做官，做不到，再回去做和尚，并非很高明。对于神理也不是不懂，只是停留在形象思维，就形而下了。所以不能够极高明。今天讲艺术的人，他们说有视觉艺术、听觉艺术、感觉艺术等等，但是要达到心灵，达到心灵之主宰，神上面还有神明，光是形象思维，就太肤浅了。
刘勰在和尚庙里读书，念儒家的书，用儒家的思想著书立说，论文主神理。《文心雕龙》他提出神理这一名词，未道及神明，亦未道及神。以为写文章，出于自己的思想，所以从神思入手我们与他不同。应当是一种折中，因为他的思想都是调和得来的。
这种做法也对也不对。因其中有儒，亦有佛。所以说“道以神理超”。道须要神理，有神理才谈得上“超”。谢灵运诗善于在大自然里头，寻找一种超神越形的理、山水诗里头亦有神理。
施议对：这一点苏东坡知道，他懂得在山水当中找神理，好多作品都能体现这一精神，为指出向上一路。
饶宗颐：最懂得神理，并将其结合在文学里头的，六朝人最为高超。除安排辞藻以外，一篇当中偶然有一二神来之笔。
刘勰做法、等于只是讲动作，不讲动作的内在动力。这是抽象的，但也是具象的。刘勰以为文章之道有三，我以为应当是四。形文、声文、情文，还应当加上理文，其实这是六朝人的一个补充，由是文章也就提高了，这是个讲理的时代，刘彦和六朝人，光讲情文，太世俗化了，这是个最大的缺点。
【一日禅】曹洞宗 下
续上：
接引三路：禅宗历来重视师承关系，唐末五代以来，禅系五家更是机锋棒喝，电光石火，接化学人花样迭出。曹洞一脉，家风绵密，在随机利物、就语接人方面，尤为周到细密。《景德传灯录》卷十五载有洞山良价与学人的一段话：云岩圆寂后，良价年年于忌日设斋上供。僧问 ：“你从云岩处得到什么开示？”良价答：“虽在彼中，不蒙指示。”僧说：“既然未蒙指示，又为什么要设斋供奉？”良价说：“因为他是恩师。”僧又问：“你是在南泉普愿座下悟道的，为什么称云岩是恩师并为他设供？”良价说：“因为云岩不为我说破。”僧说：“那么，你是肯定云岩禅师要人自悟禅的风了。”良价说：“半肯定，半不肯定。”僧问：“为什么不全肯定？”良价说：“若全部肯定，那就太辜负先师了。”于中反映了曹洞之家风，以及接化学人时所遵循的原则。洞山接引“三路”，即是良价为接引学人而设的三种手段。
据《人天眼目》卷三载：僧到夹山，山问：“近离甚处？”僧云：“洞山”。夹山云：“洞山有何言句？”僧云：“和尚道：‘我有三路接人’。”夹山云：“有何三路？”僧云：“鸟道、玄路、展手。”山云：“实有此三路耶？”僧云：“是”。山云：“鬼持千里钞，林下道人悲。”后浮山圆鉴云：“不因黄叶满，争知是一秋。”
所谓“鸟道”，是指鸟飞空中，不其迹，取无踪迹、断消息、往来空寂处之意。所表达的是自性自悟的解脱之道。《景德传灯录》卷15载：僧问：“师寻常教学人行鸟道，未审如何是鸟道？”师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师曰：“直须足下无丝去。”曰：“只如行鸟道，莫便是本来面目否？”师曰：“阇梨因什么颠倒？”曰：“什么处是学人颠倒？”师曰：“若不颠倒，因什么认奴作郎。”曰：“如何是本来面目？”师曰：“不行鸟道。”
良价的回答，意思是令学道者明白，自古求道者都是孤峰顶上人，须耐寂寞孤单，因为无人能传达于你，冷暖已心知，方可悟得“不与万法为侣”的独特境界。所以良价说：“不逢一人。”佛性圆成妙明，人人具足。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学道人只应“直须足下无丝去”，莫生分别，勿取执著。自可体悟。故而良价告诉学人需行鸟道，而又不取鸟道，方是本来面目。在《五家宗旨纂要》中，对“鸟道”的诠释为：“不开中处玄关转，未措言时鸟道玄，此是不落语言，声前一句。”
至于“玄路”，即指玄妙之路，取离语言文字之意。它的设立，重点用以对治“三种渗漏”中的“语渗漏”。《人天眼目》卷三有大阳警玄于“语渗漏”作案语云：体妙失宗者，滞在语路，句失宗旨。机昧终始者，谓当机暗昧，只在语中，宗旨不圆。句句中须是有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始得妙旨密圆也。
这里表述的是有关言语的要点问题，与临济禅的“三玄三要”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它要求禅师们要注意在日常言语间解悟佛法。师家应以玄妙语言去引导学人悟解禅的宗旨，而学人也应从玄言中去体会禅的意义。曹山本寂视“金锁玄路”为“洞宗三纲要”之一。《人生眼目》卷三载其颂为：“交互明中暗，功齐能觉难；力穷忘进步，金锁网鞔鞔。”根据这一偈颂考察，则“玄路”的施设并未混同于“三玄三要”，而是坚持了曹洞宗的立场和特色，其立足点乃在偏正回互上。
《五家宗旨纂要》上对“金锁玄路”的表述更为直截明白：金锁者，钩锁加环，血脉不断，事中隐理，理中隐事，偏中有正，正中有偏，理事圆融，正偏不二，交罗无碍，妙应不穷，故曰玄路。其颂为：“金锁玄关达者稀，如环妙用有临机，往来不断偏回互，一句无私绝妙奇。”玄路的根本意旨在于要求禅师在教学过程中，在语言的运用中始终贯曹洞宗偏正回互的根本原则。《五家宗旨纂要》对“玄路”的解释为：“写成玉缘非干笔，刻出金章不是刀，此是玄音妙旨，谈而不谈。”
所谓“展手”，意即展开双手，接引来学，使其直入甘露门。佛法一义，并不止向上一路，亦为度生之他化门。《五家宗旨纂要》解释“展手”为：“晱眼牙口叮咛嘱，竖拂拈槌仔细传，此是面觌提持，随机拈出。”三山来对“三路”接人评为 “美则美矣，犹是一人，大不肯在。”并颂云：“空里往来绝朕踪，玄中妙义韵难穷。打开八字无遮障，会取机关处处通。”
从上可见，曹洞禅是把“鸟道”、“玄路”、“展手”三种方法作为接引学人、使其获悟的重要途径。洞山良价在其所作的《玄中铭》中说：“举足下足，鸟道无殊。坐卧经行，莫非玄路。向道莫去，归来背父。夜半正明，天晓不露。”其序又说：“寄鸟道而寥空，以玄路而该括。然虽体寂然，不乖群动；于句中无句，妙在体前；以无语中有语，回途更妙。”这种接引学人的风格，既有曹溪一脉随缘修行、任运自在的禅修原则，所谓”举足下足”，“鸟道无殊”“坐卧经行”俱是修道。又体现了“有句中无句”无语中有语”的曹洞禅法特色。
三种渗漏：曹洞宗的家风，依《五家参禅要纂要》说，是“究心地”，即叮咛绵密。《十规论》说是“敲唱为用”，即师徒常相交接，在坐禅办道间勤开向上一路，以探究学者心地为接机之法，使弟子悟本性真面目。丛林中向有“临济将军，曹洞士民”的说法，意谓曹洞宗接引学人，好比精耕田地的农夫，绵密回互，妙用亲切。曹洞宗这一极其亲切的接引手段，在洞山良价所立的“三种渗漏”、曹山本寂所立“三种堕”、以及后来大阳警玄所立“三句”中有具体的体现。
曹洞宗之祖洞山良价十分注重对学人的接引、勘验，在他的语录开示中，处处体现出他殷勤接化的婆心一片。他所创立的“三种渗漏”就是将修行者容易陷入的三种错误知见给予归纳，提示学人及师家注意。《人天眼目》卷三记载：师谓曹山曰：“吾在云岩先师处，亲印宝镜三昧，事最的要。今以授汝，汝善护持，无令断绝，遇真法器，方可传授，直须秘密，不可彰露，恐属流布，丧灭吾宗。末法时代人多乾慧，若要辩验向上人之真伪，有三种渗漏，直须具眼。”
意思是，洞山良价对其门下高足曹山本寂说，他先前在希迁再传弟子云岩昙晟处，亲受“宝镜三昧”法门。也就是人观万象，应该和面临宝镜一般，镜内事相上能显现。所谓“影即是形”，从而明了“由事相上能显示出理体”的境界。如今将此心法授与本寂，令其精心护持，勿令断绝，遇到真正的法器，方可传授。此心不可随意泄露，以免广传流布，“丧灭吾宗”。在此修道者如牛毛，而得道者如麟角的末法时代，如要勘验学人慧根之浅深，见解是否纯正，“三种渗漏”即是最好的辩别工具。可见“三种渗漏”说在接化学人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所谓“三种渗漏”，“一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妙在转位也。”是指犹有我见之念，执着闻见思惑，陷进身、口、意魔障，而不能见真实。后来明安禅师（即警玄）总结为：“谓见滞在所知，若不转位，即在一色，所言渗漏者，只是可中未尽善，须辩来踪，始得相续玄机妙用。”所言未能尽善，是因为有所知障，造成执著。在《五家宗旨纂要》中三山来颂为“山重重复水重重，万水千山一目中。若道水山常在目，行人依旧路蒙蒙。”“二情渗漏，智常向背，见处偏枯。”指犹存情识之意，取此舍彼，仍含有彼此对立的思维格式。明安禅师结为：“谓情境不圆，滞在取舍。前后偏枯，鉴觉不全。是识浪流转，途中边岸事。直须句句中离二边，不滞情境。”妄执分别情识，故取舍不能融通，须句句离却二边，直取中道，方有出身之路。三山来颂曰：“担板从来见一边，何如到处眼双圆。满腔系恋不须吐，一落思量便不堪。”“三语渗漏，体妙失宗，机昧终始。”指滞碍于语句，不识文字语言仅为悟道之工具，徒然妄执文字语言去解明佛理。明安禅师解释说：“体妙失宗者，滞在语路，句失宗旨。机昧终始者，谓当机暗昧，只在语中，宗旨不圆。句句中须是有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始得妙旨密圆也。”佛法禅意不可说，所谓开口即错，拟议即乖，然强以言说，亦只是指月之指，捕鱼之筌，若学人不识，滞在语言，名失宗旨，不能于言诠三昧下转身，所以当机暗昧，宗旨不圆。三山来颂云：“有言须是悟无言，开口成双落二三，况复游扬迷妙义，堪悲堪笑口头禅。”良价“三种渗漏”说，就是从见解、情识、语言文字等三个方面来说明，人们之所以对世界产生错误认识，是由于把客观外物和主见知识，视为实有，造成执著，而不能得佛法妙旨。禅林中流传的“洞山无寸草”、“洞山过水悟道”、“洞山说心说性”等公案，所显示的即是摆脱僵死教条而复归鲜活自在、生生不息的生命本心。
曹山本寂，继良价思想，提出了“三种堕”学，据《人天眼目》卷三载：曹山云：“凡情圣见是金锁玄路，直须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须具三种堕：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断声色。三者不受食。”所谓“三种堕”，是开示学人的三种方法。堕，有随落、堕除二义。如滞于三种执著中，即是堕落；如能向三者中，寻出身之处，便为堕除。一披毛戴角堕，又称类堕，意思是不拘圣教位，投身于迷界来救度众生， 不受沙门外在形式的束缚，而随顺境遇。二不断声色堕，又称随堕，指不执六尘又求不避知觉生活之外的任何绝对性事物，明了知觉，超越知觉，而得自由无碍境界。三不受食堕， 又称尊贵堕。食，乃为本分之事，也就是本来面目、成佛之当体。知有此本分事而不取不求，忘却此尊贵事，便可得自由无所牵挂的境界。本寂指出，面对“六尘”应无所执著，所谓“迷循六根，号为六师；心外求佛，名为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觉范慧洪颂云：“有闻皆无离，有见原无物；若断声色求，木偶当成佛。”
大阳警玄（明安）所立三句，意旨基本相同。《人天眼目》卷三载：“安一日示众。吾有三句：平常无生句，妙玄无私句，体明无尽句。”时有僧问三句意旨。明安解释第一句为：“白云覆青山，青山不露顶。”第二句为：“宝殿无人空侍立，不种梧桐免凤来。”第三句：“手指空时天地转，回途石马出纱笼。”明安“三句”的根本意旨，仍然在于使学道者不住空有，明了世间一切生灭变化的本质。尽管禅林中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说，但宋代以后，禅宗五家中，毕竟只有曹洞宗与临济宗流传，而其余三家均失传。后来，曹洞宗又传入日本，分宗立派。近代以来，又远播欧美，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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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引三路：禅宗历来重视师承关系，唐末五代以来，禅系五家更是机锋棒喝，电光石火，接化学人花样迭出。曹洞一脉，家风绵密，在随机利物、就语接人方面，尤为周到细密。《景德传灯录》卷十五载有洞山良价与学人的一段话：云岩圆寂后，良价年年于忌日设斋上供。僧问 ：“你从云岩处得到什么开示？”良价答：“虽在彼中，不蒙指示。”僧说：“既然未蒙指示，又为什么要设斋供奉？”良价说：“因为他是恩师。”僧又问：“你是在南泉普愿座下悟道的，为什么称云岩是恩师并为他设供？”良价说：“因为云岩不为我说破。”僧说：“那么，你是肯定云岩禅师要人自悟禅的风了。”良价说：“半肯定，半不肯定。”僧问：“为什么不全肯定？”良价说：“若全部肯定，那就太辜负先师了。”于中反映了曹洞之家风，以及接化学人时所遵循的原则。洞山接引“三路”，即是良价为接引学人而设的三种手段。
据《人天眼目》卷三载：僧到夹山，山问：“近离甚处？”僧云：“洞山”。夹山云：“洞山有何言句？”僧云：“和尚道：‘我有三路接人’。”夹山云：“有何三路？”僧云：“鸟道、玄路、展手。”山云：“实有此三路耶？”僧云：“是”。山云：“鬼持千里钞，林下道人悲。”后浮山圆鉴云：“不因黄叶满，争知是一秋。”
所谓“鸟道”，是指鸟飞空中，不其迹，取无踪迹、断消息、往来空寂处之意。所表达的是自性自悟的解脱之道。《景德传灯录》卷15载：僧问：“师寻常教学人行鸟道，未审如何是鸟道？”师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师曰：“直须足下无丝去。”曰：“只如行鸟道，莫便是本来面目否？”师曰：“阇梨因什么颠倒？”曰：“什么处是学人颠倒？”师曰：“若不颠倒，因什么认奴作郎。”曰：“如何是本来面目？”师曰：“不行鸟道。”
良价的回答，意思是令学道者明白，自古求道者都是孤峰顶上人，须耐寂寞孤单，因为无人能传达于你，冷暖已心知，方可悟得“不与万法为侣”的独特境界。所以良价说：“不逢一人。”佛性圆成妙明，人人具足。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学道人只应“直须足下无丝去”，莫生分别，勿取执著。自可体悟。故而良价告诉学人需行鸟道，而又不取鸟道，方是本来面目。在《五家宗旨纂要》中，对“鸟道”的诠释为：“不开中处玄关转，未措言时鸟道玄，此是不落语言，声前一句。”
至于“玄路”，即指玄妙之路，取离语言文字之意。它的设立，重点用以对治“三种渗漏”中的“语渗漏”。《人天眼目》卷三有大阳警玄于“语渗漏”作案语云：体妙失宗者，滞在语路，句失宗旨。机昧终始者，谓当机暗昧，只在语中，宗旨不圆。句句中须是有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始得妙旨密圆也。
这里表述的是有关言语的要点问题，与临济禅的“三玄三要”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它要求禅师们要注意在日常言语间解悟佛法。师家应以玄妙语言去引导学人悟解禅的宗旨，而学人也应从玄言中去体会禅的意义。曹山本寂视“金锁玄路”为“洞宗三纲要”之一。《人生眼目》卷三载其颂为：“交互明中暗，功齐能觉难；力穷忘进步，金锁网鞔鞔。”根据这一偈颂考察，则“玄路”的施设并未混同于“三玄三要”，而是坚持了曹洞宗的立场和特色，其立足点乃在偏正回互上。
《五家宗旨纂要》上对“金锁玄路”的表述更为直截明白：金锁者，钩锁加环，血脉不断，事中隐理，理中隐事，偏中有正，正中有偏，理事圆融，正偏不二，交罗无碍，妙应不穷，故曰玄路。其颂为：“金锁玄关达者稀，如环妙用有临机，往来不断偏回互，一句无私绝妙奇。”玄路的根本意旨在于要求禅师在教学过程中，在语言的运用中始终贯曹洞宗偏正回互的根本原则。《五家宗旨纂要》对“玄路”的解释为：“写成玉缘非干笔，刻出金章不是刀，此是玄音妙旨，谈而不谈。”
所谓“展手”，意即展开双手，接引来学，使其直入甘露门。佛法一义，并不止向上一路，亦为度生之他化门。《五家宗旨纂要》解释“展手”为：“晱眼牙口叮咛嘱，竖拂拈槌仔细传，此是面觌提持，随机拈出。”三山来对“三路”接人评为 “美则美矣，犹是一人，大不肯在。”并颂云：“空里往来绝朕踪，玄中妙义韵难穷。打开八字无遮障，会取机关处处通。”
从上可见，曹洞禅是把“鸟道”、“玄路”、“展手”三种方法作为接引学人、使其获悟的重要途径。洞山良价在其所作的《玄中铭》中说：“举足下足，鸟道无殊。坐卧经行，莫非玄路。向道莫去，归来背父。夜半正明，天晓不露。”其序又说：“寄鸟道而寥空，以玄路而该括。然虽体寂然，不乖群动；于句中无句，妙在体前；以无语中有语，回途更妙。”这种接引学人的风格，既有曹溪一脉随缘修行、任运自在的禅修原则，所谓”举足下足”，“鸟道无殊”“坐卧经行”俱是修道。又体现了“有句中无句”无语中有语”的曹洞禅法特色。
三种渗漏：曹洞宗的家风，依《五家参禅要纂要》说，是“究心地”，即叮咛绵密。《十规论》说是“敲唱为用”，即师徒常相交接，在坐禅办道间勤开向上一路，以探究学者心地为接机之法，使弟子悟本性真面目。丛林中向有“临济将军，曹洞士民”的说法，意谓曹洞宗接引学人，好比精耕田地的农夫，绵密回互，妙用亲切。曹洞宗这一极其亲切的接引手段，在洞山良价所立的“三种渗漏”、曹山本寂所立“三种堕”、以及后来大阳警玄所立“三句”中有具体的体现。
曹洞宗之祖洞山良价十分注重对学人的接引、勘验，在他的语录开示中，处处体现出他殷勤接化的婆心一片。他所创立的“三种渗漏”就是将修行者容易陷入的三种错误知见给予归纳，提示学人及师家注意。《人天眼目》卷三记载：师谓曹山曰：“吾在云岩先师处，亲印宝镜三昧，事最的要。今以授汝，汝善护持，无令断绝，遇真法器，方可传授，直须秘密，不可彰露，恐属流布，丧灭吾宗。末法时代人多乾慧，若要辩验向上人之真伪，有三种渗漏，直须具眼。”
意思是，洞山良价对其门下高足曹山本寂说，他先前在希迁再传弟子云岩昙晟处，亲受“宝镜三昧”法门。也就是人观万象，应该和面临宝镜一般，镜内事相上能显现。所谓“影即是形”，从而明了“由事相上能显示出理体”的境界。如今将此心法授与本寂，令其精心护持，勿令断绝，遇到真正的法器，方可传授。此心不可随意泄露，以免广传流布，“丧灭吾宗”。在此修道者如牛毛，而得道者如麟角的末法时代，如要勘验学人慧根之浅深，见解是否纯正，“三种渗漏”即是最好的辩别工具。可见“三种渗漏”说在接化学人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所谓“三种渗漏”，“一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妙在转位也。”是指犹有我见之念，执着闻见思惑，陷进身、口、意魔障，而不能见真实。后来明安禅师（即警玄）总结为：“谓见滞在所知，若不转位，即在一色，所言渗漏者，只是可中未尽善，须辩来踪，始得相续玄机妙用。”所言未能尽善，是因为有所知障，造成执著。在《五家宗旨纂要》中三山来颂为“山重重复水重重，万水千山一目中。若道水山常在目，行人依旧路蒙蒙。”“二情渗漏，智常向背，见处偏枯。”指犹存情识之意，取此舍彼，仍含有彼此对立的思维格式。明安禅师结为：“谓情境不圆，滞在取舍。前后偏枯，鉴觉不全。是识浪流转，途中边岸事。直须句句中离二边，不滞情境。”妄执分别情识，故取舍不能融通，须句句离却二边，直取中道，方有出身之路。三山来颂曰：“担板从来见一边，何如到处眼双圆。满腔系恋不须吐，一落思量便不堪。”“三语渗漏，体妙失宗，机昧终始。”指滞碍于语句，不识文字语言仅为悟道之工具，徒然妄执文字语言去解明佛理。明安禅师解释说：“体妙失宗者，滞在语路，句失宗旨。机昧终始者，谓当机暗昧，只在语中，宗旨不圆。句句中须是有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始得妙旨密圆也。”佛法禅意不可说，所谓开口即错，拟议即乖，然强以言说，亦只是指月之指，捕鱼之筌，若学人不识，滞在语言，名失宗旨，不能于言诠三昧下转身，所以当机暗昧，宗旨不圆。三山来颂云：“有言须是悟无言，开口成双落二三，况复游扬迷妙义，堪悲堪笑口头禅。”良价“三种渗漏”说，就是从见解、情识、语言文字等三个方面来说明，人们之所以对世界产生错误认识，是由于把客观外物和主见知识，视为实有，造成执著，而不能得佛法妙旨。禅林中流传的“洞山无寸草”、“洞山过水悟道”、“洞山说心说性”等公案，所显示的即是摆脱僵死教条而复归鲜活自在、生生不息的生命本心。
曹山本寂，继良价思想，提出了“三种堕”学，据《人天眼目》卷三载：曹山云：“凡情圣见是金锁玄路，直须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须具三种堕：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断声色。三者不受食。”所谓“三种堕”，是开示学人的三种方法。堕，有随落、堕除二义。如滞于三种执著中，即是堕落；如能向三者中，寻出身之处，便为堕除。一披毛戴角堕，又称类堕，意思是不拘圣教位，投身于迷界来救度众生， 不受沙门外在形式的束缚，而随顺境遇。二不断声色堕，又称随堕，指不执六尘又求不避知觉生活之外的任何绝对性事物，明了知觉，超越知觉，而得自由无碍境界。三不受食堕， 又称尊贵堕。食，乃为本分之事，也就是本来面目、成佛之当体。知有此本分事而不取不求，忘却此尊贵事，便可得自由无所牵挂的境界。本寂指出，面对“六尘”应无所执著，所谓“迷循六根，号为六师；心外求佛，名为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觉范慧洪颂云：“有闻皆无离，有见原无物；若断声色求，木偶当成佛。”
大阳警玄（明安）所立三句，意旨基本相同。《人天眼目》卷三载：“安一日示众。吾有三句：平常无生句，妙玄无私句，体明无尽句。”时有僧问三句意旨。明安解释第一句为：“白云覆青山，青山不露顶。”第二句为：“宝殿无人空侍立，不种梧桐免凤来。”第三句：“手指空时天地转，回途石马出纱笼。”明安“三句”的根本意旨，仍然在于使学道者不住空有，明了世间一切生灭变化的本质。尽管禅林中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说，但宋代以后，禅宗五家中，毕竟只有曹洞宗与临济宗流传，而其余三家均失传。后来，曹洞宗又传入日本，分宗立派。近代以来，又远播欧美，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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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注释
(1)至：到。
(2)萧萧：形容风吹树木的声音。
(3)雁群：大雁的群体。
(4)孤客：孤独的异乡人。
(5)闻：听到。
译文
不知从哪里吹来了秋风，在萧萧的风中送走了雁群。凌晨，秋风吹动着庭园的树木，树叶瑟瑟。秋风的来去虽然无处可寻，无形的秋风却分明已经尽在庭园。来到耳边了，孤独的旅人最先听到了秋风的声音。
赏析
刘禹锡曾在偏远的南方过了一个长时期的贬谪生活；这首诗可能作于贬所，因秋风起、雁南飞而触动了孤客之心。诗的内容，其实就是江淹《休上人怨别》诗开头两句所说的“西北秋风至，楚客心悠哉”；但诗人没有在客心上多费笔墨，而在秋风上驰骋诗亿。
诗以“秋风”为题；首句“何处秋风至”，就题发问，摇曳生姿，而通过这一起势突兀、下笔飘忽的问句，也显示了秋风的不知其来、忽然而至的特征。如果进一步推寻它的弦外之音，这一问，可能还暗含怨秋的意思，与李白《春思》诗“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句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秋风之来，既无影无迹，又无所不在，它从何处来、来到何处，本是无可究诘的。这里虽以问语出之，而诗人的真意原不在追根究底，接下来就宕开诗笔，以“萧萧送雁群”一句写耳所闻的风来萧萧之声和目所见的随风而来的雁群。这样，就化无形之风为可闻可见的景象，从而把不知何处至的秋风绘声绘影地写入诗篇。
这前两句诗，合起来看，可能脱胎于屈原《九歌》“风飒飒兮木萧萧”和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而可以与这两句诗合参的有韦应物的《闻雁》诗：“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但韦诗是以我感物，以情会景，先写“归思”，后写“闻雁”。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指出，这样写，“其情自深”，如果“倒转说”，就成了一般人都写得出的普通作品了。但是，诗无定法，不能执一而论。这首《秋风引》前两句所写的秋风始至、鸿雁南来，正是韦诗后两句的内容，恰恰是把韦诗倒转过来说的。它是远处落想，空际运笔，从闻雁思归之人的对面写起，就秋风送雁构思造境。至于韦诗前两句的内容，是留到篇末再写的。
诗的后两句“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把笔触从秋空中的“雁群”移向地面上的“庭树”，再集中到独在异乡、“归思方悠哉”的“楚客”，由远而近，步步换景。“朝来”句既承接首句的“秋风至”，又承接次句的“萧萧”声，不是回答又似回答了篇端的发问。它说明秋风的来去虽然无处可寻，却又附着它物而随处存在，此刻风动庭树，木叶萧萧，则无形的秋风分明已经近在庭院、来到耳边了。诗写到这里，写足了作为诗题的“秋风”，而篇幅已经用去了四分之三，可是，诗中之人还没有露面，景中之情还没有点出。直到最后一句才画龙点睛，说秋风已为“孤客”所“闻”。这里，如果联系作者的另一首《始闻秋风》诗，其中“五夜飕飗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两句，倒可以作“闻”的补充说明。当然，作为“孤客”，他不仅会因颜状改变而为岁月流逝兴悲，其羁旅之情和思归之心更是可想而知的。
这首诗主要要表达的，其实正是这羁旅之情和思归之心，但妙在不从正面着笔，始终只就秋风做文章，在篇末虽然推出了“孤客”，也只写到他“闻”秋风而止。至于他的旅情归思是以“最先”两字来暗示的。如李锳在《诗法易简录》中所说，“为孤客传神”的正在这两个字，使“无限情怀，溢于言表”。照说，秋风吹到庭树，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听到，不应当有先后之分。而惟独孤客“最先”听到，可以想见，他对时序、物候有特殊的敏感。而他如此敏感的原因，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解释说：“孤客之心，未摇落而先秋，所以闻之最早。”这就是对“最先闻”的解释。钟惺在《唐诗归》中还指出：“不曰‘不堪闻’，而曰‘最先闻’，语意便深厚。”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也说：“若说‘不堪闻’，便浅。”这些评语都称赞这一结句曲折见意，含蓄不尽，为读者留有可寻味的深度。不过，前面说过，诗无定法，这一结句固然以曲说而妙，但也有直说而妙的。苏颋有首《汾上惊秋》诗：“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这里，从全诗看来，却必须说“不可闻”，才与它的苍凉慷慨的意境、高亢劲健的风格相融浃。两个结句，内容相似，一用曲笔，一用直笔，却各尽其妙。对照之下，可悟诗法。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译文
在并州客宿已经过了十年，我回归的心日日夜夜在思念咸阳。
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千里迢迢度过桑乾，现在并州已经成了我的第二家乡。
赏析
在许多诗集中，这首诗都归在贾岛名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贾岛是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人，不是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而在贾岛自己的作品以及有关这位诗人生平的文献中，从无他在并州作客十年的记载。又此诗风格沉郁，与贾诗之以清奇僻苦见长者很不相类。《元和御览诗集》认为它出于贞元间诗人刘皂之手。虽然今天对刘皂的生平也不详知，但元和与贞元时代相接，《元和御览诗集》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因此，我们定其为刘作。
此诗题目，或作《渡桑乾》，或作《旅次朔方》。前者无须说明，后者却要解释一下。朔方始见《尚书·尧典》，即北方。但同时又是一个地名，始见《诗经·小雅·出车》。西汉置朔方刺史部（当今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的一部分，所辖有朔方郡），与并州刺史部（当今山西省）相邻。桑乾河并不流经朔方刺史部或朔方郡，所以和朔方之地无关。并州在唐时是河东道，桑乾河由东北而西南，流经河东道北部，横贯蔚州北部，云、朔等州南部。这些州，当今雁北地区。由此可见，诗题朔方，乃系泛称，用法和曹植《送应氏》“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一样。而刘皂客舍十年之并州，具体地说，乃是并州北部桑乾河以北之地。
诗的前半写久客并州的思乡之情。十年是一个很久的时间，十年积累起的乡愁，对于旅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想回去。无名氏《杂诗》云：“浙江轻浪去悠悠，望海楼吹望海愁。莫怪乡心随魄断，十年为客在他州。”虽地理上有西北与东南之异，但情绪相同，可以互证。后半写久客回乡的中途所感。诗人由山西北部（并州、朔方）返回咸阳，取道桑乾流域。无端，即没来由。更渡，即再渡。这“无端更渡”四字，乃是关键，要细细体会。十年以前，初渡桑乾，远赴并州，是为的什么呢？诗中没有说。而十年以后，更渡桑乾，回到家乡，又是为的什么呢？诗中说了，说是没来由，也就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果真如此吗？不过是极其含蓄地流露出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并州作客，而十年过去，一事无成，终于仍然不得不返回咸阳家乡这种极其抑郁难堪之情罢了。但是，出乎诗人意外的是，过去只感到十年的怀乡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在并州住了十年，在这久客之中，又不知不觉地对并州也同样有了感情。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诗人心中第二故乡，所以当再渡桑乾，而回头望着东边愈去愈远的并州的时候，另外一种思乡情绪，即怀念并州的情绪，竟然出人意外地、强烈地涌上心头，从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前一矛盾本来似乎是惟一的，而“无端更渡”以后，后一矛盾就突了出来。这时，作者和读者才同样感到，“忆咸阳”不仅不是唯一的矛盾，而且“忆咸阳”和“望并州”在作者心里，究竟哪一边更有分量，也难于断言了。以空间上的并州与咸阳，和时间上的过去与将来交织在一处，而又以现在桑乾河畔中途所感穿插其中，互相映衬，宛转关情。每一个有久客还乡的生活经验的人，读到这首诗，请想一想吧，难道自己不曾有过这种非常微妙同时又非常真实的心情吗？ https://t.cn/R2WxlG9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注释
(1)至：到。
(2)萧萧：形容风吹树木的声音。
(3)雁群：大雁的群体。
(4)孤客：孤独的异乡人。
(5)闻：听到。
译文
不知从哪里吹来了秋风，在萧萧的风中送走了雁群。凌晨，秋风吹动着庭园的树木，树叶瑟瑟。秋风的来去虽然无处可寻，无形的秋风却分明已经尽在庭园。来到耳边了，孤独的旅人最先听到了秋风的声音。
赏析
刘禹锡曾在偏远的南方过了一个长时期的贬谪生活；这首诗可能作于贬所，因秋风起、雁南飞而触动了孤客之心。诗的内容，其实就是江淹《休上人怨别》诗开头两句所说的“西北秋风至，楚客心悠哉”；但诗人没有在客心上多费笔墨，而在秋风上驰骋诗亿。
诗以“秋风”为题；首句“何处秋风至”，就题发问，摇曳生姿，而通过这一起势突兀、下笔飘忽的问句，也显示了秋风的不知其来、忽然而至的特征。如果进一步推寻它的弦外之音，这一问，可能还暗含怨秋的意思，与李白《春思》诗“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句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秋风之来，既无影无迹，又无所不在，它从何处来、来到何处，本是无可究诘的。这里虽以问语出之，而诗人的真意原不在追根究底，接下来就宕开诗笔，以“萧萧送雁群”一句写耳所闻的风来萧萧之声和目所见的随风而来的雁群。这样，就化无形之风为可闻可见的景象，从而把不知何处至的秋风绘声绘影地写入诗篇。
这前两句诗，合起来看，可能脱胎于屈原《九歌》“风飒飒兮木萧萧”和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而可以与这两句诗合参的有韦应物的《闻雁》诗：“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但韦诗是以我感物，以情会景，先写“归思”，后写“闻雁”。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指出，这样写，“其情自深”，如果“倒转说”，就成了一般人都写得出的普通作品了。但是，诗无定法，不能执一而论。这首《秋风引》前两句所写的秋风始至、鸿雁南来，正是韦诗后两句的内容，恰恰是把韦诗倒转过来说的。它是远处落想，空际运笔，从闻雁思归之人的对面写起，就秋风送雁构思造境。至于韦诗前两句的内容，是留到篇末再写的。
诗的后两句“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把笔触从秋空中的“雁群”移向地面上的“庭树”，再集中到独在异乡、“归思方悠哉”的“楚客”，由远而近，步步换景。“朝来”句既承接首句的“秋风至”，又承接次句的“萧萧”声，不是回答又似回答了篇端的发问。它说明秋风的来去虽然无处可寻，却又附着它物而随处存在，此刻风动庭树，木叶萧萧，则无形的秋风分明已经近在庭院、来到耳边了。诗写到这里，写足了作为诗题的“秋风”，而篇幅已经用去了四分之三，可是，诗中之人还没有露面，景中之情还没有点出。直到最后一句才画龙点睛，说秋风已为“孤客”所“闻”。这里，如果联系作者的另一首《始闻秋风》诗，其中“五夜飕飗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两句，倒可以作“闻”的补充说明。当然，作为“孤客”，他不仅会因颜状改变而为岁月流逝兴悲，其羁旅之情和思归之心更是可想而知的。
这首诗主要要表达的，其实正是这羁旅之情和思归之心，但妙在不从正面着笔，始终只就秋风做文章，在篇末虽然推出了“孤客”，也只写到他“闻”秋风而止。至于他的旅情归思是以“最先”两字来暗示的。如李锳在《诗法易简录》中所说，“为孤客传神”的正在这两个字，使“无限情怀，溢于言表”。照说，秋风吹到庭树，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听到，不应当有先后之分。而惟独孤客“最先”听到，可以想见，他对时序、物候有特殊的敏感。而他如此敏感的原因，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解释说：“孤客之心，未摇落而先秋，所以闻之最早。”这就是对“最先闻”的解释。钟惺在《唐诗归》中还指出：“不曰‘不堪闻’，而曰‘最先闻’，语意便深厚。”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也说：“若说‘不堪闻’，便浅。”这些评语都称赞这一结句曲折见意，含蓄不尽，为读者留有可寻味的深度。不过，前面说过，诗无定法，这一结句固然以曲说而妙，但也有直说而妙的。苏颋有首《汾上惊秋》诗：“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这里，从全诗看来，却必须说“不可闻”，才与它的苍凉慷慨的意境、高亢劲健的风格相融浃。两个结句，内容相似，一用曲笔，一用直笔，却各尽其妙。对照之下，可悟诗法。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译文
在并州客宿已经过了十年，我回归的心日日夜夜在思念咸阳。
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千里迢迢度过桑乾，现在并州已经成了我的第二家乡。
赏析
在许多诗集中，这首诗都归在贾岛名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贾岛是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人，不是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而在贾岛自己的作品以及有关这位诗人生平的文献中，从无他在并州作客十年的记载。又此诗风格沉郁，与贾诗之以清奇僻苦见长者很不相类。《元和御览诗集》认为它出于贞元间诗人刘皂之手。虽然今天对刘皂的生平也不详知，但元和与贞元时代相接，《元和御览诗集》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因此，我们定其为刘作。
此诗题目，或作《渡桑乾》，或作《旅次朔方》。前者无须说明，后者却要解释一下。朔方始见《尚书·尧典》，即北方。但同时又是一个地名，始见《诗经·小雅·出车》。西汉置朔方刺史部（当今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的一部分，所辖有朔方郡），与并州刺史部（当今山西省）相邻。桑乾河并不流经朔方刺史部或朔方郡，所以和朔方之地无关。并州在唐时是河东道，桑乾河由东北而西南，流经河东道北部，横贯蔚州北部，云、朔等州南部。这些州，当今雁北地区。由此可见，诗题朔方，乃系泛称，用法和曹植《送应氏》“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一样。而刘皂客舍十年之并州，具体地说，乃是并州北部桑乾河以北之地。
诗的前半写久客并州的思乡之情。十年是一个很久的时间，十年积累起的乡愁，对于旅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想回去。无名氏《杂诗》云：“浙江轻浪去悠悠，望海楼吹望海愁。莫怪乡心随魄断，十年为客在他州。”虽地理上有西北与东南之异，但情绪相同，可以互证。后半写久客回乡的中途所感。诗人由山西北部（并州、朔方）返回咸阳，取道桑乾流域。无端，即没来由。更渡，即再渡。这“无端更渡”四字，乃是关键，要细细体会。十年以前，初渡桑乾，远赴并州，是为的什么呢？诗中没有说。而十年以后，更渡桑乾，回到家乡，又是为的什么呢？诗中说了，说是没来由，也就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果真如此吗？不过是极其含蓄地流露出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并州作客，而十年过去，一事无成，终于仍然不得不返回咸阳家乡这种极其抑郁难堪之情罢了。但是，出乎诗人意外的是，过去只感到十年的怀乡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在并州住了十年，在这久客之中，又不知不觉地对并州也同样有了感情。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诗人心中第二故乡，所以当再渡桑乾，而回头望着东边愈去愈远的并州的时候，另外一种思乡情绪，即怀念并州的情绪，竟然出人意外地、强烈地涌上心头，从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前一矛盾本来似乎是惟一的，而“无端更渡”以后，后一矛盾就突了出来。这时，作者和读者才同样感到，“忆咸阳”不仅不是唯一的矛盾，而且“忆咸阳”和“望并州”在作者心里，究竟哪一边更有分量，也难于断言了。以空间上的并州与咸阳，和时间上的过去与将来交织在一处，而又以现在桑乾河畔中途所感穿插其中，互相映衬，宛转关情。每一个有久客还乡的生活经验的人，读到这首诗，请想一想吧，难道自己不曾有过这种非常微妙同时又非常真实的心情吗？ https://t.cn/R2Wxl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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