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焦虑的情绪，是人皆有。别人眼中的洒脱文士沈周，暗地里也有着自己的困惑。
很多人看沈周出身名门，尤其是文徵明等人留下的记载，说他“佳时胜日，必具酒肴，合近局，从容谈笑。出所蓄古图书器物，相与抚玩品题以为乐。晚岁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户屦常满……风流文物，照映一时。百年来东南文物之盛，盖莫有过之者”，故认为沈周始终过着富裕的生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沈周早年的富裕不假，但后来的困顿也是真的。
一切要从朱元璋建立的“粮长”制度说起。
明朝建立初期，为了巩固政府的赋税收入，避免地方官员侵吞税收，朱元璋便让地方里田多的大户去担任粮长，完成当地税粮的征收和解运。经济恢复上升之时，这确是一桩美差，干得好的人还可以被举荐为官。
可随着朝廷税收日益繁重，逃税的百姓日渐变多，如此一来，粮长便收不齐税。朝廷精明得很，规定，若租税不够，粮长必须掏钱代偿。这也是最初要“选择”大户来担任这一职务的原因。于是，粮长卖田补税到破产的事屡有发生。
沈周家便是摊上粮长一职的倒霉蛋之一。
起初，是沈周的父亲担任粮长，但由于粮长实行“永充制”，沈周在29岁的时候便被迫接替出任。随后数年，他一直饱受该职困扰。不但曾因代偿税粮让妻子变卖饰物，更窘迫的时候还因拖欠官府五百石而被羁押入狱，靠好友郭琮代偿才得以脱身。
成化十四年（1478年），51岁的沈周在端午节写道：“亲淹阶上殡，食仰水中田。借贷烦亲戚，饥寒罪岁年。”（《端午漫书》）
可见，沈周不再担任粮长后，也没有回到从前的优渥生活，还要问亲戚借钱。
从35岁起，许是为家业忧愁，沈周已长出了白发。对此，他十分重视。
有学者统计，沈周存世两千多首诗词中，涉及白发相关意象的就接近三百首。这一年年的，对于自己的衰老，沈周同普通人一般，或多或少都感到了焦虑：
不堪青镜里，已有白头悲。（《白发》）
面皮半褶须半白，老岂不来来太早。（《览镜辞》）
霜毛随叶落，搔首忽心惊。（《立秋夜坐》）
沈周的白发，除了来自于时有饥贫的生活，还来自于亲友的接连离世。
他活到83岁去世，可谓长寿，但此间，他却送走了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妻子长子，还有挚友史鉴等人。每一次离别，都是沉重的打击。
面对亲友的相继离世和容颜的日渐衰老，沈周对时光的流逝深有体会：
初谓人送岁，终反被岁送。人于一岁间，过眼几悲痛。送岁人不知，处岁若处梦。（《送岁词》）
沈周曾有位道士好友，名方志清，两人十分投契，常常相聚，写诗相赠。
沈周曾夸赞方道士“一片闲心如太古，何曾染着世间愁”，肯定其高逸境界。而方道士也很热心，曾多次诚邀老友跟他一同学道，以此与天相通，长生不老。
但每逢方道士发出学道邀约，沈周就十分清醒：“欲学知不易，衰颜无故红。”（《方水云过竹居》）
他婉拒了。
后来，方道士走了，年近70岁的沈周为他写下长长的挽诗，说：“皮囊败坏秋草里，青山剑穴从谁爬。碧云黄鹤渺何许，矫首西睇令人嗟。我今随生亦随死，努力加饭辞餐霞。”（《挽方道士用东坡清虚堂韵》）
面对生命的流逝，焦虑乃人之常情，只是，有多少人最后能真正欣然地接受自然规律，活在当下？
其实，乐观豁达才是延缓衰老的“自然道法”。
当曾经让他惊惶的白发也要消失，沈周已经不再焦虑了：
青草年年多，白发日日少。青草催白发，似恐人不老。发落白有尽，草生青不了。我是乐天人，梳头对青草。（《青草吟》）
晚年，沈周作了一集名为《卧游》的画册，从跋文上看，是要模仿宗炳以四壁作山水的“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并且还要超越：“此册方可尺许，可以仰眠匡床，一手执之，一手徐徐翻阅，殊得少文之趣。倦则掩之，不亦便乎？”
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即便一生未出江浙，小小一方天地，也足以让他看透世间万物的根本。
一颗白菜，有人说是“传家青白凛寒冰”，而沈周说是“南畦多雨露，绿甲已抽新。切玉烂蒸去，自然便老人”。
有人吟咏它，有人只是爱它最真切的模样。
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生活。#历史云讲堂##微博公开课#
很多人看沈周出身名门，尤其是文徵明等人留下的记载，说他“佳时胜日，必具酒肴，合近局，从容谈笑。出所蓄古图书器物，相与抚玩品题以为乐。晚岁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户屦常满……风流文物，照映一时。百年来东南文物之盛，盖莫有过之者”，故认为沈周始终过着富裕的生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沈周早年的富裕不假，但后来的困顿也是真的。
一切要从朱元璋建立的“粮长”制度说起。
明朝建立初期，为了巩固政府的赋税收入，避免地方官员侵吞税收，朱元璋便让地方里田多的大户去担任粮长，完成当地税粮的征收和解运。经济恢复上升之时，这确是一桩美差，干得好的人还可以被举荐为官。
可随着朝廷税收日益繁重，逃税的百姓日渐变多，如此一来，粮长便收不齐税。朝廷精明得很，规定，若租税不够，粮长必须掏钱代偿。这也是最初要“选择”大户来担任这一职务的原因。于是，粮长卖田补税到破产的事屡有发生。
沈周家便是摊上粮长一职的倒霉蛋之一。
起初，是沈周的父亲担任粮长，但由于粮长实行“永充制”，沈周在29岁的时候便被迫接替出任。随后数年，他一直饱受该职困扰。不但曾因代偿税粮让妻子变卖饰物，更窘迫的时候还因拖欠官府五百石而被羁押入狱，靠好友郭琮代偿才得以脱身。
成化十四年（1478年），51岁的沈周在端午节写道：“亲淹阶上殡，食仰水中田。借贷烦亲戚，饥寒罪岁年。”（《端午漫书》）
可见，沈周不再担任粮长后，也没有回到从前的优渥生活，还要问亲戚借钱。
从35岁起，许是为家业忧愁，沈周已长出了白发。对此，他十分重视。
有学者统计，沈周存世两千多首诗词中，涉及白发相关意象的就接近三百首。这一年年的，对于自己的衰老，沈周同普通人一般，或多或少都感到了焦虑：
不堪青镜里，已有白头悲。（《白发》）
面皮半褶须半白，老岂不来来太早。（《览镜辞》）
霜毛随叶落，搔首忽心惊。（《立秋夜坐》）
沈周的白发，除了来自于时有饥贫的生活，还来自于亲友的接连离世。
他活到83岁去世，可谓长寿，但此间，他却送走了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妻子长子，还有挚友史鉴等人。每一次离别，都是沉重的打击。
面对亲友的相继离世和容颜的日渐衰老，沈周对时光的流逝深有体会：
初谓人送岁，终反被岁送。人于一岁间，过眼几悲痛。送岁人不知，处岁若处梦。（《送岁词》）
沈周曾有位道士好友，名方志清，两人十分投契，常常相聚，写诗相赠。
沈周曾夸赞方道士“一片闲心如太古，何曾染着世间愁”，肯定其高逸境界。而方道士也很热心，曾多次诚邀老友跟他一同学道，以此与天相通，长生不老。
但每逢方道士发出学道邀约，沈周就十分清醒：“欲学知不易，衰颜无故红。”（《方水云过竹居》）
他婉拒了。
后来，方道士走了，年近70岁的沈周为他写下长长的挽诗，说：“皮囊败坏秋草里，青山剑穴从谁爬。碧云黄鹤渺何许，矫首西睇令人嗟。我今随生亦随死，努力加饭辞餐霞。”（《挽方道士用东坡清虚堂韵》）
面对生命的流逝，焦虑乃人之常情，只是，有多少人最后能真正欣然地接受自然规律，活在当下？
其实，乐观豁达才是延缓衰老的“自然道法”。
当曾经让他惊惶的白发也要消失，沈周已经不再焦虑了：
青草年年多，白发日日少。青草催白发，似恐人不老。发落白有尽，草生青不了。我是乐天人，梳头对青草。（《青草吟》）
晚年，沈周作了一集名为《卧游》的画册，从跋文上看，是要模仿宗炳以四壁作山水的“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并且还要超越：“此册方可尺许，可以仰眠匡床，一手执之，一手徐徐翻阅，殊得少文之趣。倦则掩之，不亦便乎？”
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即便一生未出江浙，小小一方天地，也足以让他看透世间万物的根本。
一颗白菜，有人说是“传家青白凛寒冰”，而沈周说是“南畦多雨露，绿甲已抽新。切玉烂蒸去，自然便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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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在山西 一路向北溯源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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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学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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