掇夜人的故事(上)
任大霖

我八岁那年,父亲生伤寒症死了。
妈妈实在没法在家乡活下去,就狠狠心把我丢给了年老的外婆抚养,她自己跑到杭州做佣人去了。

当时我在镇上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外婆含辛茹苦,在一块小小的菜地上种点蔬菜为生,加上妈妈从杭州寄来的可怜巴巴的一点钱,养活我们两个人。
为了供我读书,她从嘴边一口一口地省下一点钱来,给我交学费,添补书籍文具,碰上学校开什么运动会之类的事,还要缝缝补补的做一件学校规定的什么“学生装”。
总之,学校要什么,外婆就给我张罗什么,宁可她偷偷地背着我吃野菜糠糊,却绝不让我在同学面前丢脸。
在这一方面,外婆实在比妈妈更自尊,更倔强。

每到吃中饭的时候,住在镇上的同学都回去了,教室里只留下我们这些住在周围村子里的人,各自在书桌上吃着早晨带来的午饭。
大多数同学吃的是小饭篮装来的冷饭,再加一点菜肴,无非是咸菜、罗卜干之类。
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我们的班长张金强,他的午饭总是由家里的佣人用套篮装好送来,饭菜都是热腾腾、香喷喷的,摆满一书桌。
吃完后再由佣人收拾好带走。
另一个例外就是我,因为吃的简单,不必拿饭篮,只用一块土布包几只饭团,或几块麸皮糕,塞在书包里,随时都可拿出来吃。
有时,连饭团、麸皮糕也没有,只在口袋里装一袋炒蚕豆,一到吃饭时间,就“喀嘣喀嘣”地嚼起来,吃完炒蚕豆,跑到老师办公室讨一碗水喝,拍拍肚皮,也就不饿了。
——虽然没有别人吃得好,却也省事,还有个优越性,可以边吃边玩。
每天被我第一个占住乒乓台,做了“开山祖师”。
等到张金强慢慢吞吞地吃好饭来打球,乒乓室里早就挤满了人,半天才轮得到一次。

张金强家里很有钱,又是独养儿子,娇宠惯了。
他个子长得又高又大,在班里排第一,脸孔白里带红,头发漆黑,还能说一口“国语”(就是普通话),功课也不差,所以老师都很喜欢他,要他做班长。
我呢,正好跟他相反,长得又矮又小,全班倒数第一,瘦瘦的脸,稀疏的黄发,“国语”连一句也不会说。
可是我的功课却是全班第一,因此老师也很喜欢我,让我做了副班长。

也许就因为我的功课比他强的原故吧,张金强很不喜欢我,老是挑我的刺儿,一会儿说我的书包是老太婆的围裙改的,一会儿说我的“学生装”只有两只口袋,不合格式。
每逢我在中午“喀嘣喀嘣”地嚼起炒蚕豆来时,他就故意大惊小怪地嚷:“啊,老鼠在磨牙,在哪儿?在哪儿?”
说得我连蚕豆也不敢大声嚼。

一天,上语文课时,老师要我们背书,大家都很紧张,不知是哪个捣蛋鬼忽然放了一个又响又长的屁,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这语文课老师是全校最严格的老师,他马上生气地追查是谁在恶作剧,要放屁的人自己起来承认。
看到老师生气,谁还敢承认是自己放的屁。
于是老师又要知道的人出来检举。
说老实话,只有放的人自己心里有数,旁人谁也听不准。
于是教室里变得更紧张了。

使人意想不到的是,班长张金强忽然站起来检举说:“我听到,好像是林小杰放的!”

他竟胡说是我!我一怔,又气又急,就站起来否认:“不是我,我从来没有放过这么响的屁!”
谁知道我的话又引起同学们的一阵笑声。

语文老师生气地盯着我,问道:“不是你,是谁?你为什么不检举?”

我回答:“我不知道。”
说实话,这屁是后排几个顽皮的高个子放的,而我坐在前排。张金强是故意胡说。

老师说:“张金强,你为什么说是林小杰?你听清没有?”

张金强回答:“因为林小杰中午吃的是炒蚕豆。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吃炒蚕豆,而且整整吃了两口袋。”
同学们又笑了。
我连脖子都发热了,想必脸红得象柿子。
老师没有追究下去,继续上课,而我却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卑感正在折磨我,使我心里充满了羞愧和愤懑。

下课以后,我们的班主任胡老师叫我留下来谈话。
我知道是语文老师告了我的状,便满怀委屈地向胡老师说:“不是我,不是我,那不是我!”

胡老师是个年轻的女教师,长年累月总是穿着素净的衣服,短短的头发上别着一朵白绒花,显得雅静大方。她说话从来不大声大气,但我们都很听她的话。
她很象我那死去了的大姐姐,在我心里,总是把她当作大姐姐看得。
这时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委婉地说:“别急,小杰,我知道不是你。你是个好学生,不会干那种粗野的事。语文老师也知道不是你。老师都是讲道理的,不会冤枉学生。可是,我想知道,你常常不吃中饭,只吃点炒蚕豆就算中饭,这是真的吗?”

我红着脸,点点头。

“呵,那样是不行的,小杰。快回去跟你妈吗说,要她早上给你煮点饭,盛在饭篮里带来吃……”

“我……妈妈到杭州去了。”
我说着,眼泪掉了下来,但我偷偷把它擦掉了。

“那,你跟谁在一起?”胡老师问。

“外婆。只有外婆。”

“你就跟外婆说吧,就说是胡老师的话,中午光吃炒蚕豆是不行的,你正在长身体呦!瞧,你身上多瘦,一丁点肉也没有。脸色这么黄,还长了好些虫斑,说明你肚里有蛔虫呀!”
胡老师象大姐姐似地抱着我,摸着我的脸颊。

回到家里,我把胡老师的话全对外婆说了。
外婆颤巍巍地听着,似乎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抖动。
末了,她说:“好的,孩子,外婆给你带饭去,明天就带。还有菜。”

“我要吃白壳蛋,蘸盐的。”我说。

“好的,好的,孩子。”外婆说着,脸上的肌肉抖动得厉害。

第二天一早,我刚睡醒,外婆已经把饭煮好了,正往饭篮里装更叫我惊喜的是,碗内还有两只白壳蛋。
我跳起来,把蛋捧在手中,热乎乎的。
我不觉叫起来:“呵,白壳蛋,今天吃白壳蛋罗!”

外婆笑眯眯地说:“再给你包一点盐,好蘸着吃。”说着,把饭篮放在书包边上。
中午,在教室里吃饭的人全围到我的书桌边,看我吃饭。好像这是一件大新闻似的。
我津津有味地吃完了饭,可那两只白壳蛋,去舍不得马上吃掉,我把它藏在口袋里,准备玩一会再吃。
接着,我又去打乒乓球,突然一记险球,我扑上去抢救,球被我回了过去,人却绊了一下,差点摔倒,衣袋里的两只白壳蛋也掉到了地上。
我来不及拾,被边上的同学拾去了。

等我打好球,找我的白壳蛋时,忽然发现蛋在同学们手里传来传去,被大家仔细看着,好象上面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我说:“给我,我要吃了。”
同学们却还在看着,并且惊奇地说:“看哪,上面好象画了点什么呢!”
“真是,是一个怪里怪气的人头!”
“你看,这是眼睛,这是鼻子,这是嘴,哈,还画了胡髭呢,真好玩!”

张金强终于吃完了饭,也来了。听见同学们议论那两只蛋,便一把抢了过去说:“什么玩意,我看看。”
不看还好,一看却给我带来了麻烦!
唉,我真后悔,不该把白壳蛋给他们拿去看!
可后悔也来不及了。

张金强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啊,这……这是鬼蛋,是专门给恶鬼吃的,是‘掇夜‘用的。你们看蛋壳上画着鬼脸,虽然已经洗过了,但印子还在,是洗不掉的。”

我抢过来一只蛋,仔细一看,可不,蛋壳上淡淡地留下了“鬼脸”的痕迹。
呵,难道说,这真是“鬼蛋”?
我的手不觉发抖了。

“林小杰,这蛋是谁给你的?”
张金强问。

我想说“路上捡的”,可是我从来不会撒谎,还没撒谎脸先红了。
我支支吾吾地说:“是……外婆,外婆给我的。”

“你外婆,她有鬼蛋,她是一个‘掇夜人’,肯定是一个‘掇夜人’。”
张金强一边把蛋还给我,一边说。

“掇夜人”:是以迷信方式给人治病。“掇”在当地农村方言中,有“拾取”和“用双手端物”的意思。当人患有重病或急病时,往往请一个“掇夜人”,端着一只米筛,上摆酒菜、香烛等物,用香烛在病人头上划符咒,口内念念有词,对“恶鬼”恳请宽恕,边说边朝外走,目的是借此把“恶鬼”引走。一般是在深夜进行。“掇夜人”把“恶鬼”引到河边,再跪拜祈祷一番。“掇夜”用的酒菜有一定的规格,其中必须有画着鬼脸的白壳蛋。这些酒菜,全部归“掇夜人”,作为报酬。“掇夜人”是一些最穷苦、地位最低下的人,他们在社会上是受人歧视的。

“不,我外婆不是‘掇夜人’!她从来不去‘掇夜’!”
我面红耳赤地叫嚷起来。

可是张金强却骄傲自信说:“不,你外婆肯定是‘掇夜人’。你是‘掇夜人’的孩子,‘掇夜人’的孩子!”

有几个平时跟着张金强转的同学也跟着起哄:“呵,呵,林小杰是‘掇夜人’的孩子!”
我终于羞愧得哭了起来。

【年入几十万,独住150平的千万豪宅…妻子去世后,杭州退休律师下定决心找老伴】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即便知道缘分不易,但还是有数量众多的中老年单身一族到相亲会上寻找“老来伴”。
和大龄青年的相亲之难相比,其实中老年单身一族的成功牵手率更是低而又低。这是因为他们更有牵绊,他们要冲破的传统禁锢更多。由此,他们考虑的因素更趋现实,他们选择的目标更趋功利。
9月12日,杭州的一场相亲会上,一边坐着显然精心打扮过的女性,另一边的男性看起来更随性和松弛,有人架着老花镜,有人戴着鸭舌帽,既显年轻,又能遮盖秃顶。“今天是专门针对上年纪的单身男女的相亲活动。”82岁的钱寿伟说道。
钱寿伟从2009年起,就主动为单身男女牵线搭桥。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凯益荟老钱红娘公益服务中心”成立。
老钱发现,在汹涌而至的相亲大军中,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并不少见。他们对伴侣的需求和渴望甚至超过年轻人,可顾虑、负担与盘算往往更多,“过去十年里,我只介绍成功过30对。”
专属于中老年人的相亲会,每周六上午在江干区凯旋街道的凯益荟老钱红娘公益服务中心准时开场。四五百位中老年人在这里,翘首等待理想中的缘分。

找个聊得来的人,说说话
王强,男,73岁
9位男性、12位女性。没有寒暄和客套,老钱单刀直入,“大家要讲清楚自己的年龄、工作、子女和财产情况,比如,养老金多少、有没有房、子女多大、是男孩还是女孩、跟谁生活,这些都影响很大。”
在老钱的引导下,在场男性率先发言,依次做起自我介绍。
“我1947年的,杭州市级机关单位退休,养老金七千多。有两套房,一个女儿35岁,老婆去世了。”73岁的王强是全场年龄最大的一位,他言简意赅地介绍了自己的条件,又不忘补充道,“我还是摄影协会会员,业余时间会做裁缝。”
谈及寻找伴侣的动机,王强感慨说,五年前老婆去世,每天晚上连聊天的人都没有。内心孤独之下,老婆去世的第二年,王强开始尝试相亲,“就想找个聊得来的人,说说话。”
王强介绍的工夫,在场的人已暗暗完成了对王强的打分:身体健康,经济状况不错,这是优势,但在相亲市场,他的年龄太大。
而王强想要的“聊得来”,更不容易。“这些年,我只碰到过一个合适的杭州人。可后来,她家发生变故,儿媳妇有了外遇。她本来就是因为老公有了小三而离婚,担心这会对孙子造成心理创伤,就又回去了。”王强觉得自己通情达理,“毕竟这个年纪的人要考虑的不仅是自己,现在只是偶尔在微信上和她聊几句。”
对面,一群女性传来一阵窃窃私语。王强赶紧改口说,“如果在这里遇到合适的人,不会再和这个人聊天了。”

老婆去世时,她让我再找一个
许明勇,男,67岁
许明勇是为数不多西装革履的男性。“我67岁,杭州本地人,一个儿子38岁,和我一样是律师。有两套房,一套150多平方,一套130多平方,都在杭州市内。退休工资七千多,我还在工作,一年收入几十万不是问题。”
当一连串极具诱惑力的数字脱口而出,在场女性一个个不由自主地挺直身板,目光齐刷刷聚焦许明勇身上。
许明勇用对伴侣的期待回应了这些热切的目光,“老婆生病后,我照顾了七年,她去年去世了。我人生余下的时间也不多了,想出去多看看,就想找个旅游的伴。”
他的话音刚落,老钱立马补充道,“许律师想找个年轻的,希望对方比自己小十岁以上,最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可事实上,对于自己理想的伴侣,许明勇有更多没说出口的要求。尽管才相亲两个月,他已深知在中老年相亲市场上,自己算得上优质资源。
发完言没多久,许明勇便悄悄走出了会议室,打算离开。在门口,记者追上他问,“这里没有合适的吗?”他果断摇头。
前妻去世7个月时,他萌生了想找老伴的念头。“一开始,儿子特别反对,怪我无情,说‘我妈去世都不到一年,你怎么就要找老伴?’”许明勇回忆说,“其实,老婆比我更早就想到这件事。她生病卧床的七年里,和我讲过三次。就连最后时刻也说,让我再找一个。”
说着说着,他的左眼突然不受控制地开始抽搐,“她活的时候,我要对得起她;她去世了,我要对得起自己。儿子知道这些之后,也理解了。”
老婆去世后,许明勇独自住在滨江一套150多平方米的房子内。这套价值千万的房产,是让他稳坐相亲市场金字塔顶端的资本,可在更细碎隐蔽的日常中,它放大着他的孤独。
过去两个月内,许明勇已经约见了十多个相亲对象,“找到理想的有点难,特别是瘦一点、好看一点的”。许明勇内心有自己的一把尺,“胖的人容易有‘三高’,她身体一定要好。不然,到时是她照顾我,还是我照顾她?”
只有一位浙一的离异女医生暂时满足他的需求,“朋友介绍来的,昨晚我们刚吃了一顿饭,50多岁,相貌和身材都挺好,长得像小姑娘一样。”
“确实会有人冲着我的经济能力而来。”许明勇坦诚,自己不在意对方的初衷,“只要她是真心陪伴,我愿意付出一部分财产。但如果她是想侵占我的房产,恐怕也无法实现。”
“作为律师,我有能力分配处理好我的财产。”许明勇补充说。

无家可归,有个住的地方就好
张华,女,68岁
“有房的人都举下手,让大家都有个了解。”进行到众人介绍环节,老钱亮起嗓子喊道。
“有房我就不来这里了。”坐在前排的张华,微微侧了一下身体,低下头小声嘀咕了一句。
68岁的张华,是老钱相亲会上的新人,在这之前,她经历过两段婚姻。
她说,第一段婚姻,以丈夫出轨告终,当时她带着2岁的女儿搬回了娘家。对婚姻丧失信心的她,本打算守着父母、女儿过下去,但她52岁那年,父亲得了癌症,为了治病,不得不把他们唯一居住的老房子卖掉。
“后来爸爸还是走了,妈妈第二年也去世了,我也没有地方去了。”在接连打击之下,张华的第二任丈夫出现,“虽然条件一般,但至少有房子,让我有个落脚的地方。”
第二段婚姻,张华格外珍惜,在家包揽了所有家务,还拿出自己的退休工资补贴家用。
但去年,相同的遭遇再次降临在张华身上,“他和一个小10多岁的女人好上了,要和我离婚,赶我走。”
离婚前,张华在小姐妹的带领下去咨询律师,被告知房子是婚前财产,“没法分。”
张华又一次无家可归。当时,女儿已经成家生子,一家三口蜗居在一间老破小里。“两口子经常吵架,女婿还骂我女儿,‘你给我滚好了,你没房子,你妈妈也没房子。’她都不敢还嘴。”
女儿家肯定是住不了,对于退休工资只有3000元出头的张华来说,租房的费用根本吃不消。
她只能回去求前夫,“我给你做了10多年的保姆,你就让我继续住一段时间,等公租房弄好我就搬走。”张华还找来周围朋友做说客,前夫才勉强答应让她暂住一段时间。
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今年5月张华搬了出来,“房租2000一个月,还要吃饭生活,实在没办法了。”近半年来,张华有些撑不下去,在小姐妹的劝说下,决定再找一个伴。
“我想的是,有个住的地方就好,对对方年纪都没有要求,只要人对我好,我帮他烧烧饭、做做事。房子是他的,我也不会要的,可以写清楚的。”

他也蛮可怜的,当面不好拆穿
俞光,男,71岁
11点左右,相亲会临近散场。在圆桌角落,61岁的张文波和55岁的黄欣却相谈正欢。两人似乎从一进屋就“看对眼”,中途,张文波还特意将座位换到黄欣旁边,窃窃私语。
“这一对应该差不多了。”老钱心里有了数,上前助攻,“老张还在这坐着干嘛,都中午了,带着小黄去吃个便饭啊,慢慢聊。”
张文波心领神会,立马邀约。出门时,还绅士般地为黄欣推开玻璃门。
送走两人,老钱回到屋内,把张华和71岁的俞光拉到了一张小桌前,希望条件匹配的两人能相互进一步了解。
眼看朋友俞光和异性谈笑风生,王强显得落寞了些,甚至有点气愤。“在相亲市场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看不到的。”他把我拉到一角,愤愤不平地大倒苦水,“黄鱼儿(俞光的绰号)刚才说自己从电视台退休,养老金有五千,都是骗人的!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他别说五千,连五百元养老金都没有。”
“他找过的老伴就有好多个!”王强振振有词地说起关于俞光的八卦,“他专门找外地人,都是连退休证和工资卡都不看,稀里糊涂就和他在一起了。结果,不到两个月后搞清楚状况就分手了。”
“如果事实是这样,怎么不拆穿他?”王强凑近我耳边,压低了声音,“当面不好拆穿,但我会和工作人员讲。”
“我看他也蛮可怜的。不过他还是有优点的:一是再穷也不问别人借钱;二是也从不发脾气。”王强话锋一转,不无同情。
11点半,随着人群渐渐散去,相亲大厅变得冷清下来。“也没有人找我聊天。”王强叹息一声,端起保温杯准备回家,走了两步,又转回头冲俞光喊,“老俞,散场了,回去吧?”
俞光却意犹未尽,迟迟没动身,仍兴致勃勃地寻找话题和张华聊天。
十多分钟后,原本热情的俞光,突然显得兴致索然,找了个理由,离开了。
张华仍然坐在原处,十多分钟后,她走到外屋回了一通电话,“有两个小姐妹打来问,找好没。哎,哪有这么容易啊!……”
“难的,一上午下来,有初步意向的也就两对。”老钱感叹,中老年人群相亲虽然积极,但真正成功的很少,“即使成了,也大多不会领结婚证,怕牵扯太多。”(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蓉 陈曦 文/摄)

#商商小故事#

【外公】

我记的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只有几岁的样子,特别喜欢老家西街卖的夹馍。新鲜出炉的馍馍,热气腾腾,面软壳苏,一手掰开来,裹上刚好油炸出来的肉排或是火腿,抹上他家独特酿制的酱,他家的酱非常绝口,特色就是辣。咽着口水,一口吃来,又烫又辣,面色通红,也不舍其中,简直不要太爽口。

时至今日,我依旧很馋它。那时每次路过西街,我总是缠着外公外婆要买,而且常常是两个,一个太不够吃了,二个就很饱腹了。

外婆不怎么由着我,说我每次吃完,连晚饭都不想了。外公却很惯着我,每次都买来给我,自己也不吃,就一脸慈祥的看着我,让我慢点,别大口大口的噎了,外婆总说他也不听。所以那时,我就特别喜欢缠着外公。

春天,外公在地里刨土,我就在埂上杵泥巴。夏日,外公在河里下网,我就在滩边摸鱼。秋天,外公在山上拾柴,我就在树里掏鸟窝。冬日闲了,外公就会带着我去听戏、下棋、串门、走亲戚,看天上一排排大雁南飞,雪落了下来。

有一回夏季,天气很热,日落时分,我陪着外公,到离家较远的河滩去收虾网。日暮西斜,外公骑着车子载着我,我的肚子,仿佛早就闻到了西街刚出炉的夹馍飘香,咕噜咕噜的直叫,太难忍了,便和外公说,外公外公,去西街买夹馍呀。

外公笑了笑,和我说,娃讷,一会儿就到家了,别绕远了。今天,外婆给你煮鲫鱼汤哦,你不是很早就想喝鱼汤了吗。我不,我就要。那时外公家里清贫,少有荤腥。我期待着美味的鱼汤,脑海里却尽是远处喧嚣的西街浮动。

我非倔强着要,外公拗不过我,车轱辘儿一摆,掉头就带我到西街去了,撵落夕阳下的一地余晖。由于那天,外公穿着的是下水服,只有一个大口袋,装的都是刀啊线工具的,碰巧没装钱。遭了,外公和我说起。我一听,知道没戏了,竟不管不顾地哭了起来,愈哭愈凶。外公见我一哭,心就软了,别哭娃讷,外公想办法。

我看着外公趔趄地走到那家店前,我知道他是想赊账的意思。但是外公啊一生气节,很少求人,店前人又多,他是不好意思开口。

后来,外公让我在这里等他,千万别乱走。大步跨上车子,蹬的飞起,我知道他啊,那是赶回去拿钱去了。本来就瘦癯的身影,那天在夕阳下更显得单薄了,风鼓起白色的背心,汗湿了的后背更衬的淋漓。

到家时分,外婆问外公是丢了什么东西,中间这么火急火燎地赶回来。外公什么也没说,只是傻傻地看着我,笑。那天的夕阳特别大,挂在落日的天空,又显得特别红,就像用水墨涇染过一样。

外公那时,已经近六十岁了,每天都在家门口,工地上干着最辛苦的泥浆活,爬高爬低,日晒雨淋的。脚上扎进过洋钉,头上砸过砖头,也不耽误。为人却十分善义,心软好说话,不计较,和熟人一起干活,电刨据没了大拇指和食指,自己咬着牙,就去了医院。事后老板也只付了个医药费就了事了。

所以我总是很心疼外公。可老天,却不。

浮云一别后,流水岁岁间。

大学里,最后一次赶回老家见到外公时,已是在病床上了。

外公已然不能说话了,佝偻着身子躺在病床上,瘦的只剩皮包骨了,整个身子轻飘飘的,就像是一片薄薄的纸放在床上。

眼窝深陷,耳朵也许还在听,嘴唇焦干的,裂了一道道口子。一直在白日黑夜的大口喘气,不太均匀的呼吸。

从他发现癌症晚期,到治疗突然就不行了,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快了。

快的令人无法接受。

我一下子就忍不住了,站在病床前,大声的哭了起来,喊着外公,他也不应答。只是眼睛睁大,鼻翼不停的吸气,干瘪的手指好似轻微的颤抖了几下,眼眶却是红了,流出了几滴泪来。

我知道,他是想说,他这一生中最疼爱的小外孙,回来了啊。

我外公,曾经是那么地疼我啊,可是现在连一眼都不看我了。

那天,我的头皮发麻,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与深深的无力感。

那是二零一七年的春夏。

这一年,我已有二十岁了。

在我三岁时候,妈妈就把我留给了外公外婆,我完全是由他们一手带大的。

以前,我就写过,外公实在是影响我的太多了,比如不抽烟不喝酒,为人要正直有骨气,不介于小事…………

如今,我也长大了。单薄地行走在路上,也曾见过万千人。像你的发,像你的眼,却终究都不是你的脸。

昨夜凉落西街月,今昔月在缺处明。

国庆时候,我回到了外婆家,特地去了西街。可是,如今的西街早已萧条败落了,街头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

而隔壁东路口、新开发的商业街,却是一副红火,到处都是红旗飘扬,到处都是车水马龙。我想去找,那令我整个童年时期都垂涎的夹馍,可是却再也找不下了。我站在新街前,看着那金色大气的牌匾,和里的门庭若市、烟火满堂,心里却似空荡荡的。

每每想起外公的一生,我都会苦楚心头。外公十岁就成了孤儿,逢缘左右,靠着村里百家饭长大的,风雨雪霜,自己一个人就住在茅草屋里。也没有文化,干的皆是脏苦累活儿,受尽了生活的磨难。

后来,运气好,遇见了我外婆,外婆不嫌弃,和他成了家。也有了三个小孩,可是我妈、我舅却常年多病。外公一把年纪了,还要在外做活,奔波劳累的一辈子,连病倒的前一天,还在地里给人家帮忙。

如今,我最牵心的,也只有外婆的身体了。外婆已经老了,有七十岁了,还在地里种庄稼、干农活。就像是农村里,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依旧活很重,家里也是忙前忙后的。

我一直好像是个不怎么幸运的孩子,也不敢奢求上天的眷顾,但是我却希望,外婆的身体会一直好好地,无病无灾的,到我能挣好多好多钱。

回来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里,我来到了一片开着稻穗花的田野间,阳光明烈,天上有成群的飞虫儿,地上尽是熟透了的庄稼果实。泥雀在往林里钻,树丛里闪过一只狐狸,风中有摇摆的鹰。

外婆家养的小猫,依旧睡在门前,鱼儿跃出从池塘、蜿蜒到外婆家后园的小溪里。外公栽下的小树,枝头已经可以挂上鸟窝了,园子里,依旧有些白的、黄的、蓝的,那些我叫不出来名儿的花儿。

我陪着外公去干活,他在地里,我在田野上玩耍、奔跑。我越跑越快,就像是天上那只展翅的鹰一样,又像是云一样,浮在水波里,青天都在我的脚下。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叶落纷纷,鹰飞走了,带来天空的雷声。

我知道,那是要下雨了。夏季的雨,很急很汹,总是说来就来,就像是回忆一样。

我看了看在地里干活的外公,他停下了,正在对我挥手,好像在焦急地对我说着些什么。

雨开始下了,一滴,两滴………我却很开心,疯着向外公跑去。

雨愈下愈大,倾倒在这片田野里。

外公的身影也越来越近了………

突然一个磕绊,我摔倒了。在这片硬土里,面颊着地,痛的我只想马上躲进外公怀里,像小时候受了委屈那样,放声的哭一场。

但是,一抬头,却再也不见了。

那个方向,只有一座新坟和喃喃的风声。

一梦托秋风。

醒来后,发现自己的眼角早已湿润。我知道那些失去的,已经永不复返了。

我想大声地哭一场。

但是却没有:“你不可以哭的这么凶,带着外婆、妈妈她们再哭。在这个家里,你已是个大人了。”我还记得,外公火化、入土那天,姐姐拉着我的手,对我说的话。

“一定要热爱着什么。”就像是小侄女刚出生的那天,我偷偷跑去给外公说的话。

我披了件衣服,出门看了看天。

一抬头,就是极美的星夜。

天上没有一朵浮云,深蓝色的天空,满缀着繁星,照亮着地上的人儿。

给他们白日奔波的疲倦,洗洗尘儿。

突然一颗微弱的星星,发出忽明忽灭的光,好像是在远远地看着我,笑。

文/via.吹面不寒/知乎
图/网络(侵删致歉)
编辑/沈奕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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