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永曆十五年、滿清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24歲的順治皇帝駕崩。年僅8歲的皇三子玄燁繼位，年號「康熙」，是為清聖祖康熙皇帝。
當時，大明皇朝乃至中華帝國時代的最後一位華人皇帝 — 明昭宗永曆皇帝（朱由榔）逃亡至緬甸。吳三桂為向滿清新帝表示忠心，以兵勢逼使緬甸國王交出永曆皇帝。
次年三月，吳三桂攜永曆帝返回昆明。但如何處理永曆皇帝，成了他一生中的又一大抉擇。
陳圓圓是一位有政治眼光、能總攬大局的女子，她認為這是復興大明、光復華夏的大好時機，力勸吳三桂趁此機會擁戴永曆皇帝，對滿清反戈一擊。她深切地說：「如此可成不世之功！」
然而，吳三桂卻不想放棄到手的權位，居然喪心病狂地於四月將永曆皇帝絞殺，天下人為之大失所望。
陳圓圓更是心灰意冷，深感吳三桂已到萬劫難復的地步。而那些所謂的紅顏禍水，所謂的禍國殃民，所有國破家亡，所有骨肉疏散的痛苦和罪名，卻都傾注到了這個可憐女子的身上！皇朝坍塌的碎瓦無奈地砸破了一個女子的豆蔻年華，曆史顛覆的戰車無情地碾碎她柔弱的希望。
隨著時間流逝的陳圓圓最終還是因年老色衰而失去了吳三桂的寵愛，獨居在後院之中。

从《大秦帝国》到 《新三国》至《大明王朝1566》到《朱元璋》，加上看的不完整的《楚汉传奇》《汉武大帝》《康熙王朝》等，历史剧的魅力永远在于经典，身为文科生总逃不过历史与文学。可惜书读的不多，文看的不够，想斟酌几句，也道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借用网上一段话了……

“我走过的山路是徐霞客曾经留宿过的，我走过的关隘是六国曾经逡巡而不敢前的，我驻足远眺的城楼是于谦曾经坚定守卫过的，我现在能驰骋由缰的西北草原是霍去病曾经为之而奋战过的，我还能吃到苏轼当年手不停箸的红烧肉，我还能饮到太白当年举杯邀月的花间美酒，我还能在众多浩劫后读到前人的筋骨血肉，我还能在大喜大悲后脱口而背出一句他们曾经用来形容自己的爱恨离愁。这片土地留给我们后人最大的礼物应该就是这么两件了吧，一件是历史，一件是文化，前者可鉴世，后者可润心。”

#松林说史# 大明276年流民问题溯源：崇祯时起义军为何杀之不尽？根在这里

上图为明代周臣所画的《流民图》的一部分，图中人物衣衫褴褛，面有饥色，不免让人心戚戚焉。这幅图也使我们得以重观关乎明代国运的群体——流民。所谓流民，就是因土地被兼并或天灾人祸而离开故土，流徙各地讨生活的贫民。自明英宗以后，流民开始遍布全国十三省，并愈演愈烈，最终流民拿起武器成为反贼，倾覆了朱明王朝。

01
少量流民是封建王朝的正常人口调节

自明洪武年间，山西就有流民问题。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旱灾频发。洪武四年（1371），太原府、兴县惨遭旱灾，再加上蒙古军队还时不时地南下侵袭，百姓实在没活路了，只好背井离乡，向河南、荆襄地区迁徙。

流民越境问题让朱元璋很头疼，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很清楚。朱元璋设立了预备仓以赈济流民，还通过减免赋税、拨款等措施，来避免流民问题的发酵。

明代早期的流民主要是王朝更替和天灾产生的，而且发生省份往往只有一两省，对整个王朝的影响也比较小。当时地方官已经有意识地引导流民迁徙至人口较少的地区，这个办法一箭双雕，既解决了流民的生计问题，还能为人口稀少的地方提供劳动力。

02
明代中期流民疯狂“繁殖”

随着王朝的稳定，明代人口迎来了上升期。从洪武末期的7000多万人，开始以每年不低于6%的速度迅速增长。人口倒是增加了，但是统计在册的土地数量却在下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兼并。比如河南，虽地处平原可土质不佳，百姓常常因为灾害之年欠下了债务，而不得不将土地典卖给王府或大地主，沦为佃户。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失地流民就被“制造”出来。

另一方面，小农的日子也不好过，除了土地本身繁重的负担外，他们还要承担逃户头上的那部分赋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部分农民逃难去了，他们本应承担的赋税，就落到了没有逃难的农民头上，成了背锅侠。基本上土地所产的一半都要拿出来缴纳税赋。明朝中期以后，朝廷对百姓的盘剥就更狠了。狠到什么地步呢？据记载，嘉靖年间，一个自耕农每年要承担的徭役杂税，竟然多达40多项。


在被官府、勋贵、地主重重剥削得几无生路后，自然灾害的降临就成了压倒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自1450年后，小冰河期使得温度持续下降，农作物大幅度减产。无数破产农民为了活命走上流亡之路。据《明实录》记载，当时明朝各地流民大约有 700万人。

当然，明政府面对日益严峻的流民问题，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通过加强预备仓稳定粮食来源、减免赋税等方式来安抚流民。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日益腐败的官僚体系和愈发猖獗的土地兼并，只会源源不断地“制造”流民。

03
蚍蜉之民，终撼大厦

终于，流民之祸在明末爆发，陕西、山西首当其冲成为农民起义的重灾区。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中期以来，陕西的农业生产就因气候影响而持续低迷。陕西靠近北部军镇，大量税收要供给宁夏等地的边军，使得灾年来临时当地政府根本无力赈济。而山西为了保证自己区域的粮食供应，总会断绝粮食贸易，这又导致陕西粮食价格疯涨。老百姓根本买不起粮食，只能吃草根，嚼树皮，只有少数富人渡过了饥荒。崇祯八年（1635）开始的大饥荒，导致百姓饿死的不计其数。

面对这一切，中央政府已经疲于应对。毕竟当时中央财政早就因为北方的努尔哈赤而不堪重负。相对于气势汹汹的流民问题，能拿出来赈灾的钱款真是杯水车薪。于是，大量走投无路的流民揭竿而起。

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县有数百人起义。

崇祯元年（1628），王大梁聚集3000多贫农起义，号称“大梁王”，从略阳进攻汉中，后迅速侵扰洛川、淳化等十几个州县。

此后，流民起义之风再也刹不住了，起义军队伍规模也越来越壮大，七八千人的起义规模司空见惯，震得明帝国的江山地动山摇。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李自成（由甘肃举事，后转战汉中）等一大批对明朝统治心怀不满的起义军统领，在他们的带领下，起义军从陕西蔓延至山西、河南，进而席卷全国各地，明朝正式进入覆灭的倒计时。

流民问题伴随着明王朝始终，从明初洪武时山西就出现了流民，朱元璋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如统计户口、统计财产、注明应缴纳赋税等，但这些本该保障平民的有力措施，却逐渐流于形式。地方官们多认为流民是芥跻之癣，生怕影响自己的政绩，而将流民当成盗贼进行简单的处理。殊不知流民是致命的，只待王朝衰弱之时，千百万流民就会成为起义军源源不断的力量。这也就是为何崇祯时起义军杀之不尽，抚之又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