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英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地位，是通过海上霸权打下来的，没有海上霸权就没有大英帝国。
以前吧，我对这句常识总是没能往下一步考虑，例如，这个海上霸权是如何形成的？
今天读徐弃郁的《英国简史》，一下豁然开朗。
「英国为什么能够夺取并且拥有海上霸权呢？美国人马汉写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可以说是介绍海洋战略、海军战略最重要的一本书。他实际上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说英国海上霸权的关键在于它的地理位置特别有利，另外人口、自然结构这些要素也比其他国家优越。
那这样的回答对吗？应该说，马汉肯定是抓住了英国海权的几个关键原因。但是这些只是英国夺取海上霸权的先天条件。它们解释不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英国崛起的几百年里，皇家海军几乎是百战百胜，没有这种战斗力，地理位置、自然结构这些先天条件就是零。
英国海军有多强悍？
这里我给你说一些数据，你就更加清楚英国海军当时的战斗力有多强悍了。我们前面说过的七年战争里面，英国海军和法国海军交手十次，英国海军伤亡195人，法国海军伤亡1365人，差不多是英军的7倍。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海战规模更大，伤亡数也大多了。在1793－1805年这13年里，英国伤亡5700多人，对手伤亡加俘虏36000多人，差不多又快是英国的7倍了。
我这里插一句，为什么只算到1805年？拿破仑战争是到1815年结束的，多出来的10年为什么不算？那是因为，1805年以后，英国海军完全控制了海洋，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海战了，所以只算这前面13年。
这只是人员伤亡的比较，我再说一下双方军舰的损失。
英国在这13年里，一共损失战舰166艘，对手损失多少？1201艘，是英国的7倍还多。更重要的是，英国损失的绝大多数都是小军舰，大的、作为舰队主力的战列舰总共只损失了5艘。对手呢？损失了159艘战列舰，是英国的30倍还多。
从这些数字你就可以知道，当时法国这些国家的海军和英国海军的战斗力差了多少，战场上可以说完全是一边倒。
制度精神造就强大海军
问题是，英国海军这么强悍的战斗力是哪里来的？是数量优势吗？不是。在很多次海战当中，英国舰船的数量和炮的数量都比对手少。那是英国的技术优势吗？也不是，英国的船和火炮并不比对手好，很多情况下用的还是刚刚缴获来的敌舰。所以根本不是技术的原因。
实际上，英国海军战斗力彪悍背后的最大秘密，就是我们前面反复说的制度。英国人是在制度上下功夫，用制度来保障、激励、逼迫海军发挥出最强的能力。
后勤保障制度
我举个例子，后勤保障制度。英国崛起的300多年，绝大多数属于风帆时代，用的都是那种木质的挂帆的战舰，在海上一漂最少一个多月。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英国海军英雄纳尔逊，他当时追法国舰队追了整整8个月。8个月看不到敌人、也看不到海岸，当时舰上的生活条件又很恶劣，这种滋味我们只好想象了。
在这种情况下，补给、特别是食物的补给，对维持官兵的体能和士气就特别重要。英国很早就针对海军的这种特点，发展出了一套独立的补给制度，效率很高，领先了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如果比较一下法国和英国，你别看法国菜有名，但法国海军吃的绝对不如英国海军，营养、数量都不如。
战斗纪律
比吃更重要的，是战斗纪律。英国革命的时候，海军就推出了一套严格的制度章程，用来约束海军作战时的各种纪律，哪些行为要受到严惩，规定得非常的清楚。
在英荷战争中，英国海军的纪律性就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前面讲过，荷兰人当时被称为“海上马车夫”，荷兰水手的航行技能普遍高于英国，所以它的海军实力至少和英国一样强。但是，在艰苦的面对面的海战当中，荷兰海军那种各自为阵的、散漫的特点就暴露出来了，有的军舰看看打不过，就擅自撤退。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多次发生。
而在英国海军里面，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严格的纪律保证了英国海军可以被敌人打沉，但绝不可以擅自撤退。英国海军最终打赢荷兰海军，主要靠的就是这个。
英国海军的战斗条例
除了纪律制度以外，英国还是最早拿出海军战斗条例的国家。这个战斗条例不是光教人怎么打仗的，战斗条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设计就是要最大限制地激发人的勇敢，激发战斗力。英国海军的战斗条例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两条，一条叫“作战成列”，一条叫“抢占上风口”。
作战成列
我们先说作战成列。刚开始的时候，英国海军打仗就和陆地上骑兵打仗一样，碰到敌人的舰队，各艘军舰都一马当先地冲上去和敌人混战，有时是一对一地捉对厮杀。英国海军觉得这个打法不行，后来就规定，和敌人舰队开打的时候，自己的军舰必须保持一列，这样可以统一指挥，也可以集中发挥火炮的力量。
但是我想说的是，别看这规定的是作战方式，这里面有纪律监督的成分。为什么这么说？作战成列要求自己的军舰保持一列，指挥官的旗舰就在这一列的中间，他可以看到全部的舰船。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擅自后退，那看得一清二楚，和原来那种混战的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海军战斗条例里“作战成列”这一条，有一个引申的含义，就是局面再困难，也必须保持队形。保持队形什么意思？就是打到底，没有命令，谁也不许退出战斗。
抢占上风口
还有一条叫抢占上风口。这个抢占上风可不是比喻，而是真的抢占海风的上风口。那个时代海军用的都是风帆战舰，风向绝对是个重要的因素。英国海军为什么要在战斗条例里面规定，碰到敌舰，要抢占上风呢？是在战术上占便宜吗？恰恰相反，这样做在战术上是吃亏的。
当时的炮都是在船的两侧固定的，打起来靠着把整个船侧面对着敌人，然后双方开始对轰。像《加勒比海盗》《怒海争锋》这些电影里面你都可以看到这种典型战术。那你抢了上风以后会怎么样呢？风是从你背后刮来，你对准敌舰的那一侧就会向前倾，这样炮口的角度全部被压低了，其中位置最低的炮本来可以对准前面的，现在很可能就冲着海面了，这样你可以轰敌人的炮就少了。
那为什么英国海军要作这样一条对自己不利的规定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抢占上风以后，风就把你的船吹向敌人了，打不过了想跑都没法跑，只能往死里打，而敌人一旦顶不住想跑却正好是顺风。
所以这个规定实际上就是在每一次的战斗中，都把英国海军放在一个不得不死战到底的位置上，不勇敢也得勇敢，不想拼命也得拼命，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古代的背水一战。不一样的是，英国海军的抢占上风是用制度来确保的，是作战条例里面的重要一条：不管你是一支舰队还是单艘的军舰，碰到敌人时都得给我去抢占上风。
所以不要小看“抢占上风”这简简单单一句话，它实际上的含义比前面那条作战成列要残酷得多、极端得多。后来欧洲大陆国家的海军作战条例基本上都抄了英国海军作战成列这一条，但抢占上风这一条，始终没有其他人敢学。
所以你看，英国海军的制度设计里面有很多道道。我们一般会说，好的制度可以增强一个团队的能力或战斗力，那么从这一节你也可以看到，制度的作用实际上是从多个方向发挥的。
既有加强对团队成员的保障，也包括对团队成员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就像“作战成列”那样的规定；
当然还包括对成员的反逼作用，就像上面说的“抢占上风口”，必须把自己置之死地。
英国海军这种制度设计，不仅是它强悍战斗力背后的真正秘密，也让今天的我们进一步理解如何运用制度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根源：用制度来保障、激励、逼迫海军发挥最强能力。
具体制度：后勤保障制度，作战记录制度。
两个关键点：作战成列（局面再困难，也必须保持队形——打到底，没有命令，谁也不许撤出战斗。）；抢占上风口（把英国海军放在一个不得不死战到底的位置）。
作用：加强对团队成员的保障；对团队成员进行引导和规范；对团队成员进行反逼。
以前吧，我对这句常识总是没能往下一步考虑，例如，这个海上霸权是如何形成的？
今天读徐弃郁的《英国简史》，一下豁然开朗。
「英国为什么能够夺取并且拥有海上霸权呢？美国人马汉写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可以说是介绍海洋战略、海军战略最重要的一本书。他实际上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说英国海上霸权的关键在于它的地理位置特别有利，另外人口、自然结构这些要素也比其他国家优越。
那这样的回答对吗？应该说，马汉肯定是抓住了英国海权的几个关键原因。但是这些只是英国夺取海上霸权的先天条件。它们解释不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英国崛起的几百年里，皇家海军几乎是百战百胜，没有这种战斗力，地理位置、自然结构这些先天条件就是零。
英国海军有多强悍？
这里我给你说一些数据，你就更加清楚英国海军当时的战斗力有多强悍了。我们前面说过的七年战争里面，英国海军和法国海军交手十次，英国海军伤亡195人，法国海军伤亡1365人，差不多是英军的7倍。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海战规模更大，伤亡数也大多了。在1793－1805年这13年里，英国伤亡5700多人，对手伤亡加俘虏36000多人，差不多又快是英国的7倍了。
我这里插一句，为什么只算到1805年？拿破仑战争是到1815年结束的，多出来的10年为什么不算？那是因为，1805年以后，英国海军完全控制了海洋，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海战了，所以只算这前面13年。
这只是人员伤亡的比较，我再说一下双方军舰的损失。
英国在这13年里，一共损失战舰166艘，对手损失多少？1201艘，是英国的7倍还多。更重要的是，英国损失的绝大多数都是小军舰，大的、作为舰队主力的战列舰总共只损失了5艘。对手呢？损失了159艘战列舰，是英国的30倍还多。
从这些数字你就可以知道，当时法国这些国家的海军和英国海军的战斗力差了多少，战场上可以说完全是一边倒。
制度精神造就强大海军
问题是，英国海军这么强悍的战斗力是哪里来的？是数量优势吗？不是。在很多次海战当中，英国舰船的数量和炮的数量都比对手少。那是英国的技术优势吗？也不是，英国的船和火炮并不比对手好，很多情况下用的还是刚刚缴获来的敌舰。所以根本不是技术的原因。
实际上，英国海军战斗力彪悍背后的最大秘密，就是我们前面反复说的制度。英国人是在制度上下功夫，用制度来保障、激励、逼迫海军发挥出最强的能力。
后勤保障制度
我举个例子，后勤保障制度。英国崛起的300多年，绝大多数属于风帆时代，用的都是那种木质的挂帆的战舰，在海上一漂最少一个多月。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英国海军英雄纳尔逊，他当时追法国舰队追了整整8个月。8个月看不到敌人、也看不到海岸，当时舰上的生活条件又很恶劣，这种滋味我们只好想象了。
在这种情况下，补给、特别是食物的补给，对维持官兵的体能和士气就特别重要。英国很早就针对海军的这种特点，发展出了一套独立的补给制度，效率很高，领先了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如果比较一下法国和英国，你别看法国菜有名，但法国海军吃的绝对不如英国海军，营养、数量都不如。
战斗纪律
比吃更重要的，是战斗纪律。英国革命的时候，海军就推出了一套严格的制度章程，用来约束海军作战时的各种纪律，哪些行为要受到严惩，规定得非常的清楚。
在英荷战争中，英国海军的纪律性就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前面讲过，荷兰人当时被称为“海上马车夫”，荷兰水手的航行技能普遍高于英国，所以它的海军实力至少和英国一样强。但是，在艰苦的面对面的海战当中，荷兰海军那种各自为阵的、散漫的特点就暴露出来了，有的军舰看看打不过，就擅自撤退。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多次发生。
而在英国海军里面，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严格的纪律保证了英国海军可以被敌人打沉，但绝不可以擅自撤退。英国海军最终打赢荷兰海军，主要靠的就是这个。
英国海军的战斗条例
除了纪律制度以外，英国还是最早拿出海军战斗条例的国家。这个战斗条例不是光教人怎么打仗的，战斗条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设计就是要最大限制地激发人的勇敢，激发战斗力。英国海军的战斗条例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两条，一条叫“作战成列”，一条叫“抢占上风口”。
作战成列
我们先说作战成列。刚开始的时候，英国海军打仗就和陆地上骑兵打仗一样，碰到敌人的舰队，各艘军舰都一马当先地冲上去和敌人混战，有时是一对一地捉对厮杀。英国海军觉得这个打法不行，后来就规定，和敌人舰队开打的时候，自己的军舰必须保持一列，这样可以统一指挥，也可以集中发挥火炮的力量。
但是我想说的是，别看这规定的是作战方式，这里面有纪律监督的成分。为什么这么说？作战成列要求自己的军舰保持一列，指挥官的旗舰就在这一列的中间，他可以看到全部的舰船。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擅自后退，那看得一清二楚，和原来那种混战的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海军战斗条例里“作战成列”这一条，有一个引申的含义，就是局面再困难，也必须保持队形。保持队形什么意思？就是打到底，没有命令，谁也不许退出战斗。
抢占上风口
还有一条叫抢占上风口。这个抢占上风可不是比喻，而是真的抢占海风的上风口。那个时代海军用的都是风帆战舰，风向绝对是个重要的因素。英国海军为什么要在战斗条例里面规定，碰到敌舰，要抢占上风呢？是在战术上占便宜吗？恰恰相反，这样做在战术上是吃亏的。
当时的炮都是在船的两侧固定的，打起来靠着把整个船侧面对着敌人，然后双方开始对轰。像《加勒比海盗》《怒海争锋》这些电影里面你都可以看到这种典型战术。那你抢了上风以后会怎么样呢？风是从你背后刮来，你对准敌舰的那一侧就会向前倾，这样炮口的角度全部被压低了，其中位置最低的炮本来可以对准前面的，现在很可能就冲着海面了，这样你可以轰敌人的炮就少了。
那为什么英国海军要作这样一条对自己不利的规定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抢占上风以后，风就把你的船吹向敌人了，打不过了想跑都没法跑，只能往死里打，而敌人一旦顶不住想跑却正好是顺风。
所以这个规定实际上就是在每一次的战斗中，都把英国海军放在一个不得不死战到底的位置上，不勇敢也得勇敢，不想拼命也得拼命，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古代的背水一战。不一样的是，英国海军的抢占上风是用制度来确保的，是作战条例里面的重要一条：不管你是一支舰队还是单艘的军舰，碰到敌人时都得给我去抢占上风。
所以不要小看“抢占上风”这简简单单一句话，它实际上的含义比前面那条作战成列要残酷得多、极端得多。后来欧洲大陆国家的海军作战条例基本上都抄了英国海军作战成列这一条，但抢占上风这一条，始终没有其他人敢学。
所以你看，英国海军的制度设计里面有很多道道。我们一般会说，好的制度可以增强一个团队的能力或战斗力，那么从这一节你也可以看到，制度的作用实际上是从多个方向发挥的。
既有加强对团队成员的保障，也包括对团队成员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就像“作战成列”那样的规定；
当然还包括对成员的反逼作用，就像上面说的“抢占上风口”，必须把自己置之死地。
英国海军这种制度设计，不仅是它强悍战斗力背后的真正秘密，也让今天的我们进一步理解如何运用制度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根源：用制度来保障、激励、逼迫海军发挥最强能力。
具体制度：后勤保障制度，作战记录制度。
两个关键点：作战成列（局面再困难，也必须保持队形——打到底，没有命令，谁也不许撤出战斗。）；抢占上风口（把英国海军放在一个不得不死战到底的位置）。
作用：加强对团队成员的保障；对团队成员进行引导和规范；对团队成员进行反逼。
4月11日，vivo今日发布了首款折叠屏旗舰手机X Fold；在发布会上，vivo产品副总裁黄韬表示，vivo X系列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发布了23款产品，拥有了超过1亿用户。
黄韬表示，vivo四年前就开始研究折叠屏技术，也曾焦虑过是不是先上市赚一波热度、再逐步迭代，但考虑到大多数折叠屏用户的上一部手机可能是旗舰机，换到折叠屏后还是希望能继续享受旗舰级的产品体验，所以vivo折叠屏产品确实晚了点。
黄韬称，商业确实要讲策略、要考虑经营，但决不只是为了商业，“纯为了商业而做的产品，不会有灵魂，也打动不了任何人。”
大家好，我是黄韬，欢迎来到vivo旗舰产品发布会。
今天这场发布会，稍微有点长，因为我们带来了3款非常重量级产品，具体产品部分，会由我的两位同事给大家分享。
我今天呢，主要是想跟屏幕前，关注vivo、关注我们三款产品的人，聊聊我们对用户和产品的思考。
vivo X系列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10年23款产品，我们把“敢于追求极致，持续创造惊喜”铭刻在心，为大家带来了数不清的科技创新：像大家非常熟知的全球首款Hifi手机、首款屏幕指纹、首款升降摄像头、首款微云台防抖、还有蔡司T*光学镜头…还有很多引领行业的交互体验创新，像单手模式、访客模式、分屏多任务、超级截屏等等。
正是它们，造就了vivo X的今天。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背后超过1亿的用户，成就了vivo的X。
1亿，不是个小数目。这1亿鲜活、真实的用户，就是我们持续向前最大的动力。
这还真不是一句套话。你们一定有过类似的经历，当你为你所在意的人去做一件事，用心去做一顿饭、写一封信、准备一份礼物，当他们也很惊喜的时候，你的那种快乐，一定是很有力量的。它会让你发自内心地，愿意去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我们在产品上做的每一次、每一点创新和改变，单看起来，可能微不足道，但乘以1亿这个数字，就不再是一件小事。你在做的事，让上亿用户的生活，都变得更好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这就是我们的动力所在！
当然，可能有些地方我们还做得不够完美，没能为大家带来百分之百的满意，但相信我们，产品这件事，我们一定会倾注心血，认真对待！
我们确实是在做商业，商业要讲策略、要考虑经营，但我们绝不只是为了商业。纯为了商业而做的产品，不会有灵魂，也打动不了任何人。
你心里必须装着用户，想他所想，用心去为做他们觉得好的产品，才能以此心换彼心。然后，他愿意为你的产品买单，让你和公司变得更好，也让你们有能力去做更好的产品，去回应他们的喜爱与认可。这就是我们的商业逻辑，其实很简单，没有别的。
我前段时间在微博说过，我们四年前就开始研究折叠屏技术，四年里很多人在催我们，让我们快点出产品，别起个大早，最后赶个晚集。说实话，我们也焦虑过，想着是不是，差不多就行了，先上市赚一波热度，再逐步迭代。
但想一想，大多数折叠屏用户，上一部手机可能都是旗舰机，他们换到折叠屏，我们要尽可能保证他们，继续享受旗舰级的产品体验，而不能打折扣，为了折叠，牺牲基本的体验，比如常用的外屏、比如拍照、比如屏幕指纹、比如无线闪充。
其实这些在直板旗舰上都是标配的东西，在折叠屏上，却一个个都是老大难。不做这些东西，产品不是不能上市，但我们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我们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和代价，也要为用户带来更完美的体验。这，才是vivo首款折叠屏的意义所在！这一次，我们确实晚了一点，但体验真的好了很多！
接下来我想聊一聊，X旗舰系列的战略升级。
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这次X Fold和X Note，和X数字系列有些不同，这两款产品的外观风格和价值方向，都是一种更成熟、更专业的新商务感。
背后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vivo希望和大家，一起成长，去看更大的世界。X系列陪伴的十年，很多用户已经从一个学生、一个青年，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他们专注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乐此不疲。对他们来说，手机既是生活娱乐的工具，更是工作中非常得力的助手。
未来，除了持续钻研专业影像技术，vivo还将在移动办公、安全隐私这些赛道上，整合顶尖的软硬件技术创新，为大家创造卓越的工作与商务场景解决方案。我们希望，能够继续陪伴大家，为大家带来新的惊喜！
这一次，我们还特别与博鳌亚洲论坛，达成战略合作。博鳌亚洲论坛是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也是全球经济协同向上发展的正能量。vivo作为中国与全球，科技创新企业的代表，将以中国和全球化的双重视角，助力论坛，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与复苏。
一年多的时间里，博鳌亚洲论坛给了我们很多独到的建议和启发，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立体地去洞察商务场景需求。我们今天发布的X Fold和X Note，也被授予“博鳌亚洲论坛官方指定手机”的身份。期待两款产品，能在论坛中，发挥卓越的产品价值，把中国科技，非凡的创新力量展现给世界！
创造伟大的产品，打造用户热爱的品牌，是vivo不变的梦想。十年来，我们一步一步向前，靠近梦想。这背后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前面所讲的，心里装着用户，想他所想，用心去做好产品。这份初心，永远不会改变！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三款大作，开启vivo，下一个波澜壮阔的十年！
黄韬表示，vivo四年前就开始研究折叠屏技术，也曾焦虑过是不是先上市赚一波热度、再逐步迭代，但考虑到大多数折叠屏用户的上一部手机可能是旗舰机，换到折叠屏后还是希望能继续享受旗舰级的产品体验，所以vivo折叠屏产品确实晚了点。
黄韬称，商业确实要讲策略、要考虑经营，但决不只是为了商业，“纯为了商业而做的产品，不会有灵魂，也打动不了任何人。”
大家好，我是黄韬，欢迎来到vivo旗舰产品发布会。
今天这场发布会，稍微有点长，因为我们带来了3款非常重量级产品，具体产品部分，会由我的两位同事给大家分享。
我今天呢，主要是想跟屏幕前，关注vivo、关注我们三款产品的人，聊聊我们对用户和产品的思考。
vivo X系列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10年23款产品，我们把“敢于追求极致，持续创造惊喜”铭刻在心，为大家带来了数不清的科技创新：像大家非常熟知的全球首款Hifi手机、首款屏幕指纹、首款升降摄像头、首款微云台防抖、还有蔡司T*光学镜头…还有很多引领行业的交互体验创新，像单手模式、访客模式、分屏多任务、超级截屏等等。
正是它们，造就了vivo X的今天。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背后超过1亿的用户，成就了vivo的X。
1亿，不是个小数目。这1亿鲜活、真实的用户，就是我们持续向前最大的动力。
这还真不是一句套话。你们一定有过类似的经历，当你为你所在意的人去做一件事，用心去做一顿饭、写一封信、准备一份礼物，当他们也很惊喜的时候，你的那种快乐，一定是很有力量的。它会让你发自内心地，愿意去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我们在产品上做的每一次、每一点创新和改变，单看起来，可能微不足道，但乘以1亿这个数字，就不再是一件小事。你在做的事，让上亿用户的生活，都变得更好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这就是我们的动力所在！
当然，可能有些地方我们还做得不够完美，没能为大家带来百分之百的满意，但相信我们，产品这件事，我们一定会倾注心血，认真对待！
我们确实是在做商业，商业要讲策略、要考虑经营，但我们绝不只是为了商业。纯为了商业而做的产品，不会有灵魂，也打动不了任何人。
你心里必须装着用户，想他所想，用心去为做他们觉得好的产品，才能以此心换彼心。然后，他愿意为你的产品买单，让你和公司变得更好，也让你们有能力去做更好的产品，去回应他们的喜爱与认可。这就是我们的商业逻辑，其实很简单，没有别的。
我前段时间在微博说过，我们四年前就开始研究折叠屏技术，四年里很多人在催我们，让我们快点出产品，别起个大早，最后赶个晚集。说实话，我们也焦虑过，想着是不是，差不多就行了，先上市赚一波热度，再逐步迭代。
但想一想，大多数折叠屏用户，上一部手机可能都是旗舰机，他们换到折叠屏，我们要尽可能保证他们，继续享受旗舰级的产品体验，而不能打折扣，为了折叠，牺牲基本的体验，比如常用的外屏、比如拍照、比如屏幕指纹、比如无线闪充。
其实这些在直板旗舰上都是标配的东西，在折叠屏上，却一个个都是老大难。不做这些东西，产品不是不能上市，但我们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我们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和代价，也要为用户带来更完美的体验。这，才是vivo首款折叠屏的意义所在！这一次，我们确实晚了一点，但体验真的好了很多！
接下来我想聊一聊，X旗舰系列的战略升级。
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这次X Fold和X Note，和X数字系列有些不同，这两款产品的外观风格和价值方向，都是一种更成熟、更专业的新商务感。
背后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vivo希望和大家，一起成长，去看更大的世界。X系列陪伴的十年，很多用户已经从一个学生、一个青年，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他们专注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乐此不疲。对他们来说，手机既是生活娱乐的工具，更是工作中非常得力的助手。
未来，除了持续钻研专业影像技术，vivo还将在移动办公、安全隐私这些赛道上，整合顶尖的软硬件技术创新，为大家创造卓越的工作与商务场景解决方案。我们希望，能够继续陪伴大家，为大家带来新的惊喜！
这一次，我们还特别与博鳌亚洲论坛，达成战略合作。博鳌亚洲论坛是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也是全球经济协同向上发展的正能量。vivo作为中国与全球，科技创新企业的代表，将以中国和全球化的双重视角，助力论坛，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与复苏。
一年多的时间里，博鳌亚洲论坛给了我们很多独到的建议和启发，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立体地去洞察商务场景需求。我们今天发布的X Fold和X Note，也被授予“博鳌亚洲论坛官方指定手机”的身份。期待两款产品，能在论坛中，发挥卓越的产品价值，把中国科技，非凡的创新力量展现给世界！
创造伟大的产品，打造用户热爱的品牌，是vivo不变的梦想。十年来，我们一步一步向前，靠近梦想。这背后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前面所讲的，心里装着用户，想他所想，用心去做好产品。这份初心，永远不会改变！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三款大作，开启vivo，下一个波澜壮阔的十年！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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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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