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中注定要修道的人，会有这些特征！#传统文化#
如今信道的人有很多，但是信道之人，未必会修道。
很多人只是烧香拜神，以求福报，真正学道求仙的却很少；也有另一些人，哪怕遇到再多的困难，也坚持一心向道。
翻翻祖师传记，那些命中注定要修道的人，都有以下特征：
《抱朴子·塞难篇》云：“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天道无为，任其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命属生星，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其人亦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
葛洪认为世人在出生的时候，受天地之间气数之影响，有的人命值生星，那么他就好仙道；有的人命属死星，那么这个人就不好仙道。
纯粹是出于天地之自然，因为天道是无为的，是无亲无疏的。
我们知道，天体运动对于人的生活还是有很多的影响的。
比如太阳之升降，会影响人一身之阳气的消长；月亮的圆缺，会影响海洋潮汐，也会影响女性的月经。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星体运动对人的影响，那么其他的星宿，也必定会或隐或现的影响人的命运。
所以中国最早的算命，都是通过星宿来推测的，也有占星以测国运的。
西方也有星座算命，足见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古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能简单的说是一种巧合了。
是故《玉枢经》也说：“学道之士，信有气数。夫风土不同，则禀受自异，故谓之气。智愚不同，则清浊自异，故谓之数。数系乎命，气系乎天，气数所囿，天命所梏，不得真道。愚可以智，浊可以清，惟命俾之。
愚昏昏，浊冥冥，亦风土禀受之移之。天地神其机，使人不知，则曰自然。使知其不知，则亦曰自然。自然之妙，虽妙于知，而所以妙，则自乎不知。然于道则未始有以愚之浊之。”
这里就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和成长，受四周环境之影响，也就是所谓的风土。
这是说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有的地方自然环境好，所以人民多长寿。
还有就是星宿之气的影响，也叫天命。
有的人结胎之时，禀受清气多一点，则其人慈善忠孝、聪明智慧、乐慕仙道。
有的人禀胎气浊的，则为人凶恶，邪狞狠毒，不仁不义，也不会想着去修道。
我们每个人禀受的气不一样，这股气就给每个人画了一个圈圈，一个范围，一生的变化、穷通、夭寿，都不出这个范围。
《玉枢经》所谓“气数所囿，天命所梏。”囿是牢房，梏是枷锁。
牢房、枷锁是限制人的自由的，而气数和天命，则是无形的牢房和枷锁，这股气质会影响人的一生，所以《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缘修道的。
学道修道，是很难得的事情，需要有很深的善缘，才能有机会听闻正法。
《玉皇宥罪锡福宝忏》云：“愿道根深重，夙有善缘。”
所以《北斗经》也说：“如是真君名号，不可得闻。凡有见闻，能持念者，皆道心深重，宿有善缘。”
那么如何才能培育这样的善缘呢？经文中这样告诉我们：“或先世广读经论，讲说教化，劝奖童蒙，令知善道。
或先世种植果林，道边立井，造作舟梁，济度一切。或先世大设义田，施衣及食，饥寒病苦，虫鱼鸟兽，一切贫穷，皆令饱足。
或先世建立义堂，愍念寒热，施浆及火，救助行旅，使得安居。
或先世所在发心，平等一相，广化男女，劝助道场，立观度人，写经铸像，授经传戒，礼拜烧香，然灯念诵，布施忏悔，开悟群迷。
或先世忠贞仁孝，助国兴化，正直清廉，淳和良善，不损于物，安乐众生。
或先世为君，大行慈善，卑宫菲食，怜念人民，平等万物，国土安宁，而诸恶未尽，众善未圆，功名虽着，不得迁升，随其高下来生人中，更值经法，而得出家。
或七祖积福，庆流子孙。或见世立功，名闻诸天，非起一朝而得之也。”
《北斗经》云：“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
有的人“虽遇经诀，怀不信心。”虽然得闻正法，但是却不肯修炼。
或者虽然想修炼，但是却魔难重重，有各种事情来阻扰，都是善缘不够，功德不足之故。所以说能有机缘修道更是难得的福报。
《神仙传》中，葛洪祖师举了很多例子：方平欲东之括苍山，过吴，往胥门蔡经家。经者，小民也，骨相当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
遂语经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故欲取汝以补仙官，然汝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升，当为尸解耳。尸解一剧须臾，如从狗窦中过耳。”
仙人王方平发现有一个叫蔡经的人，虽然不是好道者，也不知保养精气，修身养性上也还不如很多普通人，但就是有得道成仙的命，便自己找上门传授仙法。
再如：严青者，会稽人也。
家贫，常在山中烧炭，忽遇仙人云：“汝骨相合仙。”
乃以一卷素书与之，令以净器盛之，置高处，兼教青服石脑法。
青遂以净器盛书，置高处，便闻左右常有十数人侍之。
每载炭出，此神便为引船，他人但见船自行。后断谷入小霍山去。
这个故事中的仙人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仙人教授严青的原因：“骨相合仙”。
再如：刘根自叙遇到神人的经历：“余乃流涕自抟重请，神人曰：坐，吾将告汝，汝有仙骨”。
可见得道成仙，有时仅仅需要有成仙的命，究其根源，也是累世修行，冥冥中指引。
神仙下凡的人，是一定会修道的。
李白有诗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有的仙人因为犯过错，贬谪人间，这部分谪仙人也会成为修道人。
南五祖宝诰云：“九皇降迹于天台。”说的就是这个。
当时九皇因为校勘劫运出了一些误差，谪降人间。
其中六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修持，重返仙班，而另外三个则沉沦人世，迷失了本性，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就再也回不去了。
另外南宗五祖白玉蟾真人也是神霄府仙官下降，其诗云：“家在神霄九炁天，天中楼殿贮群仙，偶然来到人间世，料想神霄未一年。”
另外唐朝叶法善天师也是神仙谪降，《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叶法善》云：叶法善“尝游白马山，石室中遇三神人，皆锦衣宝冠，谓法善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乃太极紫微左仙卿，以校录不勤，谪于人世。速宜立功，济人佐国，当复元任。今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于子，宜勉而行之。’言讫而去。”
神仙下凡，可能因为天庭还有一些关系，所以善缘会好一点，比如叶法善天师就得到了神仙的指点，传授秘笈。
完成任务之后，又回天庭去了。
也许有人会好奇，那我有没有修道成仙的天命呢？如果没有，是不是只能放弃？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有：“师姓刘名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十八年秋，迁居洛城东北云溪洞门人为凿洞室，忽得石井，众方骇异，师笑曰：不远数尺更有二井，此乃我三生前修炼处。凿之果然。”
刘长生祖师得道成仙的事迹提到，修道不是一世修成，而是累世修行，累积到这一世，终于功德圆满，得道飞升。
那么，这一世成仙的天命，自然也是累世修行得来的！
当下没有仙缘，更要开始修行，为以后成仙得道积累功德，真有仙骨仙缘，就算你不信修行，也会冥冥中指引你走上这条路。
白玉蟾祖师说：“修真之士，诚心以立其志，苦节以行其事，精思以彻其感，忘我以契其真。”
对于在世俗间修道的道徒来说，不但要接受来自外在环境的磨炼，更要接受萌发于内心深处的魔障的考验，所以更需要把握住自己，否则就会与道疏离。
无论多么险恶的环境和心魔，都是必经的磨炼，也是对救赎之路的寻求与实践。
如今信道的人有很多，但是信道之人，未必会修道。
很多人只是烧香拜神，以求福报，真正学道求仙的却很少；也有另一些人，哪怕遇到再多的困难，也坚持一心向道。
翻翻祖师传记，那些命中注定要修道的人，都有以下特征：
《抱朴子·塞难篇》云：“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天道无为，任其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命属生星，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其人亦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
葛洪认为世人在出生的时候，受天地之间气数之影响，有的人命值生星，那么他就好仙道；有的人命属死星，那么这个人就不好仙道。
纯粹是出于天地之自然，因为天道是无为的，是无亲无疏的。
我们知道，天体运动对于人的生活还是有很多的影响的。
比如太阳之升降，会影响人一身之阳气的消长；月亮的圆缺，会影响海洋潮汐，也会影响女性的月经。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星体运动对人的影响，那么其他的星宿，也必定会或隐或现的影响人的命运。
所以中国最早的算命，都是通过星宿来推测的，也有占星以测国运的。
西方也有星座算命，足见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古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能简单的说是一种巧合了。
是故《玉枢经》也说：“学道之士，信有气数。夫风土不同，则禀受自异，故谓之气。智愚不同，则清浊自异，故谓之数。数系乎命，气系乎天，气数所囿，天命所梏，不得真道。愚可以智，浊可以清，惟命俾之。
愚昏昏，浊冥冥，亦风土禀受之移之。天地神其机，使人不知，则曰自然。使知其不知，则亦曰自然。自然之妙，虽妙于知，而所以妙，则自乎不知。然于道则未始有以愚之浊之。”
这里就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和成长，受四周环境之影响，也就是所谓的风土。
这是说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有的地方自然环境好，所以人民多长寿。
还有就是星宿之气的影响，也叫天命。
有的人结胎之时，禀受清气多一点，则其人慈善忠孝、聪明智慧、乐慕仙道。
有的人禀胎气浊的，则为人凶恶，邪狞狠毒，不仁不义，也不会想着去修道。
我们每个人禀受的气不一样，这股气就给每个人画了一个圈圈，一个范围，一生的变化、穷通、夭寿，都不出这个范围。
《玉枢经》所谓“气数所囿，天命所梏。”囿是牢房，梏是枷锁。
牢房、枷锁是限制人的自由的，而气数和天命，则是无形的牢房和枷锁，这股气质会影响人的一生，所以《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缘修道的。
学道修道，是很难得的事情，需要有很深的善缘，才能有机会听闻正法。
《玉皇宥罪锡福宝忏》云：“愿道根深重，夙有善缘。”
所以《北斗经》也说：“如是真君名号，不可得闻。凡有见闻，能持念者，皆道心深重，宿有善缘。”
那么如何才能培育这样的善缘呢？经文中这样告诉我们：“或先世广读经论，讲说教化，劝奖童蒙，令知善道。
或先世种植果林，道边立井，造作舟梁，济度一切。或先世大设义田，施衣及食，饥寒病苦，虫鱼鸟兽，一切贫穷，皆令饱足。
或先世建立义堂，愍念寒热，施浆及火，救助行旅，使得安居。
或先世所在发心，平等一相，广化男女，劝助道场，立观度人，写经铸像，授经传戒，礼拜烧香，然灯念诵，布施忏悔，开悟群迷。
或先世忠贞仁孝，助国兴化，正直清廉，淳和良善，不损于物，安乐众生。
或先世为君，大行慈善，卑宫菲食，怜念人民，平等万物，国土安宁，而诸恶未尽，众善未圆，功名虽着，不得迁升，随其高下来生人中，更值经法，而得出家。
或七祖积福，庆流子孙。或见世立功，名闻诸天，非起一朝而得之也。”
《北斗经》云：“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
有的人“虽遇经诀，怀不信心。”虽然得闻正法，但是却不肯修炼。
或者虽然想修炼，但是却魔难重重，有各种事情来阻扰，都是善缘不够，功德不足之故。所以说能有机缘修道更是难得的福报。
《神仙传》中，葛洪祖师举了很多例子：方平欲东之括苍山，过吴，往胥门蔡经家。经者，小民也，骨相当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
遂语经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故欲取汝以补仙官，然汝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升，当为尸解耳。尸解一剧须臾，如从狗窦中过耳。”
仙人王方平发现有一个叫蔡经的人，虽然不是好道者，也不知保养精气，修身养性上也还不如很多普通人，但就是有得道成仙的命，便自己找上门传授仙法。
再如：严青者，会稽人也。
家贫，常在山中烧炭，忽遇仙人云：“汝骨相合仙。”
乃以一卷素书与之，令以净器盛之，置高处，兼教青服石脑法。
青遂以净器盛书，置高处，便闻左右常有十数人侍之。
每载炭出，此神便为引船，他人但见船自行。后断谷入小霍山去。
这个故事中的仙人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仙人教授严青的原因：“骨相合仙”。
再如：刘根自叙遇到神人的经历：“余乃流涕自抟重请，神人曰：坐，吾将告汝，汝有仙骨”。
可见得道成仙，有时仅仅需要有成仙的命，究其根源，也是累世修行，冥冥中指引。
神仙下凡的人，是一定会修道的。
李白有诗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有的仙人因为犯过错，贬谪人间，这部分谪仙人也会成为修道人。
南五祖宝诰云：“九皇降迹于天台。”说的就是这个。
当时九皇因为校勘劫运出了一些误差，谪降人间。
其中六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修持，重返仙班，而另外三个则沉沦人世，迷失了本性，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就再也回不去了。
另外南宗五祖白玉蟾真人也是神霄府仙官下降，其诗云：“家在神霄九炁天，天中楼殿贮群仙，偶然来到人间世，料想神霄未一年。”
另外唐朝叶法善天师也是神仙谪降，《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叶法善》云：叶法善“尝游白马山，石室中遇三神人，皆锦衣宝冠，谓法善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乃太极紫微左仙卿，以校录不勤，谪于人世。速宜立功，济人佐国，当复元任。今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于子，宜勉而行之。’言讫而去。”
神仙下凡，可能因为天庭还有一些关系，所以善缘会好一点，比如叶法善天师就得到了神仙的指点，传授秘笈。
完成任务之后，又回天庭去了。
也许有人会好奇，那我有没有修道成仙的天命呢？如果没有，是不是只能放弃？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有：“师姓刘名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十八年秋，迁居洛城东北云溪洞门人为凿洞室，忽得石井，众方骇异，师笑曰：不远数尺更有二井，此乃我三生前修炼处。凿之果然。”
刘长生祖师得道成仙的事迹提到，修道不是一世修成，而是累世修行，累积到这一世，终于功德圆满，得道飞升。
那么，这一世成仙的天命，自然也是累世修行得来的！
当下没有仙缘，更要开始修行，为以后成仙得道积累功德，真有仙骨仙缘，就算你不信修行，也会冥冥中指引你走上这条路。
白玉蟾祖师说：“修真之士，诚心以立其志，苦节以行其事，精思以彻其感，忘我以契其真。”
对于在世俗间修道的道徒来说，不但要接受来自外在环境的磨炼，更要接受萌发于内心深处的魔障的考验，所以更需要把握住自己，否则就会与道疏离。
无论多么险恶的环境和心魔，都是必经的磨炼，也是对救赎之路的寻求与实践。
有时候机缘巧合认识一些人，大多是一面之缘。也好。“人生”这词还是少提，无具象。无理解哪来什么谈论，我也不是说我就理解他人。我们有太多比较的词语，仿佛必须有个比较我们才能过活。可谁不是“讨生活”，“过日子”。我们借着无由的生命一天天度着日子。人间世，何止千百般无奈，我们惊觉着苦，扰乱着一尘不变的万物。无言，又无言。绝非装深沉，只是在这世间我更多想抱着一种践行的态度。
庄子：一个千古独绝的心灵
《庄子》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其中哪些是由庄子本人所作？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苏东坡认为“说剑”“让王”“盗跖”“渔父”这四篇断然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明确讲到“外篇”15篇全都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甚至批评其中的一篇是“软美肤俗”（《庄子解·刻意》），在他看来《庄子》的“外篇”是“后世学庄者为之”。总之，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内、外、杂”都出自于庄子，因为不管是文风、思想境界，还是思想主题、对人物评价，它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明显。但是，到底“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还是“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近代学者分成两派，其中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内篇”反而不是，在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是任继愈，依据是《史记》中司马迁为庄子作传的时候，所引用的庄子的话全都来自“外、杂篇”，而没有引“内篇”。不得不说这个证据是不能轻视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离庄子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要远太多，司马迁当年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的史料肯定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更为丰富。另一派则认为“内篇”是出自于庄子本人，而“外、杂篇”则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还是张岱年先生博士的刘笑敢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开头部分通过详尽的考证，发现了一个语言发展当中的重要线索，即单字词的出现，一定是早于双字的组合词。他注意到几对概念，在“内篇”里，“精”、“神”、“道”、“德”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而“外、杂篇”里则开始频繁出现“精神”、“道德”的连用。如果将《庄子》与能够确定年代的经典加以比较，就会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比如在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和更早的《论语》当中，都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连用的情况，而偏晚的《荀子》和《韩非子》就开始频繁地出现连用。与此同时，刘笑敢教授还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内七篇”的整体性。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庄子》的“外、杂篇”里有相当部分的篇章是在模仿“内篇”，其中最著名的是《秋水篇》是在通篇模仿《逍遥游》，这个观点在《中国哲学十五讲》里的《庄子》一节中曾在注释中谈到。《逍遥游》七章，《秋水篇》也是七章；《逍遥游》第一章讲“小大之辩”，《秋水篇》第一章也是讲“小大之辩”。《逍遥游》最后两章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秋水篇》最后两章也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而且讨论的结构也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仔细看《秋水篇》对“小大之辩”的讨论，就会发现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在根本上远远达不到《逍遥游》的高度。因此，我们要对《庄子》进行真正的研读，重点就应该放在《庄子》的“内七篇”，但并不是说“外、杂篇”不应该读，因为尽管“外、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作，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庄子》“内七篇”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汇集到的文献篇章都离庄子很近，所以里面透露出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后世学庄者对庄子的某些思想片断有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其中的有些篇章也确实很妙。很多人以为《庄子》之美在于“庄周梦蝶”里，其实《庄子》文章之美、最难写的是非大手笔不能为的《人间世》，尤其是《人间世》的第一章要编出一段颜回和孔子对话，而且颜回每次说完之后，在孔子的提点之下还要不断提高，其中既要符合颜回的思想和个性，还得能够在孔子引导之下不断提高，这是非常难写的。那么，为什么庄子要用一种最难写的方式写《庄子》？因为之前经典中的对话基本上都是实际发生的，比如像《孟子》，可能就是文字上有些润色，证据就在于《孟子》有几处“答非所问”的错误，是因为孟子没听清楚对方的问题就直接回答。《论语》里也都是孔子的弟子直接记录孔子的言行，只是在文字上有所润色。然而，《庄子》却不同于《孟子》和《论语》，是庄子编的，那么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庄子的后学里有人探讨原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杂篇”中的《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为什么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话，引历史上传说中伟大的圣贤，借他们的口来说话，比如《内篇·齐物论》中的“昔者尧问于舜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肤浅、庸俗的看法，因为这种引证最终是为了说服别人，但是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要“说不可言说者”。在《庄子》的“内七篇”中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他们都没有说话，比如在《逍遥游》第三章中的“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他根本就没有出场，而只是在两个人的描述中；再比如“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那一段，那个“四子”同样也没有出场。为什么这些人不说话？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说就代表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语言了，一旦进入了思想和语言，就已经在分别当中了。能够认识到哲学表达中的语言困境，尤其是对其中最根本所见的表达困境的不只是有庄子，但只有庄子停下来，不可往前走，因为没有办法言说。如果《庄子》“内七篇”里都是像《齐物论》第二章，或者是《大宗师》开篇的第一章、第二章，亦或者是《应帝王》的倒数第二章那样的平铺直叙，那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谁在说话？说话的这个人是“至德者”吗？说话的人如果是“至德者”，“至德者”的所知、所见应该归于沉默，就不能进入言说。如果直接写陈述的人，他不是个“至德者”，他既然没达到“至德”，没达到最高的境界，那他所说的是真知吗？怎么可能是真知呢？这涉及到了说与不可说的根本问题。于是，庄子开始进入到这样的写作当中，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来写作
《庄子》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其中哪些是由庄子本人所作？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苏东坡认为“说剑”“让王”“盗跖”“渔父”这四篇断然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明确讲到“外篇”15篇全都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甚至批评其中的一篇是“软美肤俗”（《庄子解·刻意》），在他看来《庄子》的“外篇”是“后世学庄者为之”。总之，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内、外、杂”都出自于庄子，因为不管是文风、思想境界，还是思想主题、对人物评价，它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明显。但是，到底“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还是“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近代学者分成两派，其中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内篇”反而不是，在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是任继愈，依据是《史记》中司马迁为庄子作传的时候，所引用的庄子的话全都来自“外、杂篇”，而没有引“内篇”。不得不说这个证据是不能轻视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离庄子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要远太多，司马迁当年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的史料肯定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更为丰富。另一派则认为“内篇”是出自于庄子本人，而“外、杂篇”则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还是张岱年先生博士的刘笑敢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开头部分通过详尽的考证，发现了一个语言发展当中的重要线索，即单字词的出现，一定是早于双字的组合词。他注意到几对概念，在“内篇”里，“精”、“神”、“道”、“德”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而“外、杂篇”里则开始频繁出现“精神”、“道德”的连用。如果将《庄子》与能够确定年代的经典加以比较，就会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比如在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和更早的《论语》当中，都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连用的情况，而偏晚的《荀子》和《韩非子》就开始频繁地出现连用。与此同时，刘笑敢教授还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内七篇”的整体性。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庄子》的“外、杂篇”里有相当部分的篇章是在模仿“内篇”，其中最著名的是《秋水篇》是在通篇模仿《逍遥游》，这个观点在《中国哲学十五讲》里的《庄子》一节中曾在注释中谈到。《逍遥游》七章，《秋水篇》也是七章；《逍遥游》第一章讲“小大之辩”，《秋水篇》第一章也是讲“小大之辩”。《逍遥游》最后两章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秋水篇》最后两章也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而且讨论的结构也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仔细看《秋水篇》对“小大之辩”的讨论，就会发现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在根本上远远达不到《逍遥游》的高度。因此，我们要对《庄子》进行真正的研读，重点就应该放在《庄子》的“内七篇”，但并不是说“外、杂篇”不应该读，因为尽管“外、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作，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庄子》“内七篇”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汇集到的文献篇章都离庄子很近，所以里面透露出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后世学庄者对庄子的某些思想片断有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其中的有些篇章也确实很妙。很多人以为《庄子》之美在于“庄周梦蝶”里，其实《庄子》文章之美、最难写的是非大手笔不能为的《人间世》，尤其是《人间世》的第一章要编出一段颜回和孔子对话，而且颜回每次说完之后，在孔子的提点之下还要不断提高，其中既要符合颜回的思想和个性，还得能够在孔子引导之下不断提高，这是非常难写的。那么，为什么庄子要用一种最难写的方式写《庄子》？因为之前经典中的对话基本上都是实际发生的，比如像《孟子》，可能就是文字上有些润色，证据就在于《孟子》有几处“答非所问”的错误，是因为孟子没听清楚对方的问题就直接回答。《论语》里也都是孔子的弟子直接记录孔子的言行，只是在文字上有所润色。然而，《庄子》却不同于《孟子》和《论语》，是庄子编的，那么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庄子的后学里有人探讨原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杂篇”中的《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为什么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话，引历史上传说中伟大的圣贤，借他们的口来说话，比如《内篇·齐物论》中的“昔者尧问于舜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肤浅、庸俗的看法，因为这种引证最终是为了说服别人，但是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要“说不可言说者”。在《庄子》的“内七篇”中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他们都没有说话，比如在《逍遥游》第三章中的“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他根本就没有出场，而只是在两个人的描述中；再比如“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那一段，那个“四子”同样也没有出场。为什么这些人不说话？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说就代表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语言了，一旦进入了思想和语言，就已经在分别当中了。能够认识到哲学表达中的语言困境，尤其是对其中最根本所见的表达困境的不只是有庄子，但只有庄子停下来，不可往前走，因为没有办法言说。如果《庄子》“内七篇”里都是像《齐物论》第二章，或者是《大宗师》开篇的第一章、第二章，亦或者是《应帝王》的倒数第二章那样的平铺直叙，那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谁在说话？说话的这个人是“至德者”吗？说话的人如果是“至德者”，“至德者”的所知、所见应该归于沉默，就不能进入言说。如果直接写陈述的人，他不是个“至德者”，他既然没达到“至德”，没达到最高的境界，那他所说的是真知吗？怎么可能是真知呢？这涉及到了说与不可说的根本问题。于是，庄子开始进入到这样的写作当中，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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