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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数个角落里都藏着各式各样的人生故事去发现去聆听去努力感同身受接受世界的回响这也是成长之旅的风光和努力拥抱世界的态度，匠心就是在重复的岁月里对得起每一寸光阴，如果可以我要做现代的堂吉诃德独自一人揣着一点幼稚的火种在世俗的洪流中逆流而行，心里有远方才能二路风的兼程年轻人成。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代表作有《堂吉诃德》中译本、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确实是一位天才学者！他的「博物馆论」深深刺痛了近五十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不得不一次次进行堂吉诃德式地回应（因为情感固然可以一时战胜理智，但面对现实的苍凉如雪，无语凝噎似乎更像是常态）。
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论及中国传统经史关系，列文森的概括与点评亦可谓一针见血：
廖平（1852-1932年），这位最后也可能是最古怪的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讲的都是微言大义，而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在他看来，《春秋》根本就不是一部史书，不能把它作为鲁国的编年史来看待，实际上它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想象，郑国代表中国，秦国代表英国，而鲁国则是日本，鲁哀公即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对此，章炳麟反驳道：“六经皆史”。他对今文经学者所宣扬的孔子作六经，甚至作《春秋》的观点大加嘲讽，并指出，《春秋》非孔子所著，而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家左丘明的记载重修的。
“六经皆史”这句话并不是章炳麟的。然而，无论他怎样不乐意使用这句话，但他引用章学诚（1738-1801年）的这句话时，他使它们成了儒学消亡史的潜台词，因为“经”与“史”，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可以被调整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这句话，其含义是不同的。
研究历史，是儒家最富有特色的知识活动，梁启超曾对史学在中国文化中之最重地位作过这样的强调：“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法》）。但是，研究历史并不是为了说明历史的发展过程，而是为了对儒家道德世界的固有观念进行阐释。著名的诗人、画家和政治家苏轼的父亲苏洵，曾对此作过很好的表述。他问道：史和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苏洵认为，经强调的是道和德，而史强调的则是事实和文字，无史则经无以置褒贬，无经则史无以定褒贬之标准，经不是具体历史事件的记录，而史则不是千古不变的信条（苏洵《史论一》）。
就此而言，历史是对从特殊的、暂时的和物质的事件中提炼出来的那种普遍的、无限的和抽象的道德原则的一种记录。而经书则是这些抽象的道德原则的规定，正是这种规定才使研究历史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