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典:《论语.子路》13.24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未可：不可，不能。两处“未可”紧承前文，第一处为“不可就说是好”，第二处为“不可就说是坏”。
■现代翻译：子贡向孔子问到：“一乡之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不能就说是好啊。”子贡又问“一乡之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不能就说是坏啊。不若乡里的善人喜欢他，那些不善之人厌恶他，则是好人可信也。”
●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善人善己，恶人恶己，是善善明，恶恶著。”
●皇侃《论语义疏》：子贡问孔子云：设有一人，为乡人共所崇好，则此人如何？孔子不许，设一乡皆恶，而此人为恶，与物同党，故为众人共见称美，故未可信也。更问设其乡之人皆共憎恶此人，則何如？孔子亦未许，设一乡皆恶，而此人独为善，不与众同，故为群恶所疾，故未可信也。若此人为乡人善者所好，又为不善者所恶，如此则是善人乃可信也。一通云：子贡问孔子曰，与一乡人皆亲好，何如？孔子答未可。又问：与一乡人皆为疏恶，何如？孔子又答云，未可。不如择乡人善者与之亲好，若不善者与之为疏恶也。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别好恶。一人为一乡之所爱好，未可为善。或一乡皆恶，此人与之同党，故为众所称，是以未可。若乡人众共憎恶此人，亦未可为善。或一乡皆善，此人独恶，故为众所疾，是以未可。乡之善人善之，恶人恶之，真善人也。
●陈祥道《论语全解》：居之似忠信，行之似?洁，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而众皆悦之，是乡愿者人之所好也，故曰：“乡人皆好之，未可也”。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故事成而谤兴，徳高而毁来，是独行者人之恶也，故曰：“乡人皆恶之，未可也”。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则所好无非善，所恶无非不善矣。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皆此意也。盖谋贵于众，断贵于独，不因乡人则失于自用，因乡人而不察之则失于随人。内不失于自用，外不失于随人，惟仁者能之，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朱熹《论语集注》：一乡之人，宜有公论矣，然其间亦各以类自为好恶也。故善者好之而恶者不恶，则必其有苟合之行。恶者恶之而善者不好，则必其无可好之实。
●张栻《癸巳论语解》：乡人皆好之皆恶之未可以其人为善也。盖乡人有善恶，则其好恶不容不异。若皆好之，恐未免于同乎流俗也；若皆恶之，恐未免于崖异（谓人性情、言行不合常理）绝世也。故不若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则其为善诚善矣！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观人不以众而以类也。负至徳者，固雅重于时，然何至一乡之人皆好之，恐是同流合污者，未可以众好而信其为贤也。抱独知者，固不谐于俗，然何至一乡之人皆恶之，恐是诡世戾俗者，未可以众恶而信其为贤也。盖好恶之公不在于同，而善恶之分各以其类。与其以乡人皆好为贤，不如以乡人之善者好之之为得也；与其以乡人皆恶为贤，不如以乡人之不善者恶之之为得也。盖善者，徇乎天理，必喜其与己同也，不然者狃于私欲，必嫉其与己异也，既能取信于君子，又不苟同于小人，其为贤也，复何疑哉？不见观人之法，徒取其同则群情或有所蔽，各稽其类则实行自不能掩。辨官论才者，当以圣言为准可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公羊传》“子贡问曰‘一乡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为善。何者？此人或者行与众同，或朋党矣。’子贡又曰：‘若一乡之人，皆恶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为恶也。何者？此人或者行与众异，或孤特矣。不若乡人之善行者善之，恶行者恶之。’与善人同，复与恶人异，道理胜于前，故知是‘实善’。”善人善己，恶人恶己，是此人真善，而我之善善明也。反是而善人恶己，恶人善己，是此人真恶，而我之恶恶著也
●钱穆《论语新解》：一乡之人，若宜有公论，然亦各自为类以为好恶。若一乡同好，恐是同流合污之人。一乡同恶，或有乖世戾俗之嫌。恶人不之恶，疑其茍容。善人不之好，见其无可好之实。然则公论贵乎合道，不贵以多少数为衡量。
●南怀瑾《论语别裁》：一个人对于善恶之间，很难判断。有时候大多数人认为不对的，不一定真的不对；大多数人认为好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此章记孔子教观人之法也。知人之学，本于穷理，公论贵乎合道，不贵以多少数为衡量，惟乡人之善者好之，乡人之不善者恶之，则为贤者善者可知矣。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之所用也。若专以乡评为主，则不免误以善与不善，则所差者大矣。 https://t.cn/RxRVHIh
▲未可：不可，不能。两处“未可”紧承前文，第一处为“不可就说是好”，第二处为“不可就说是坏”。
■现代翻译：子贡向孔子问到：“一乡之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不能就说是好啊。”子贡又问“一乡之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不能就说是坏啊。不若乡里的善人喜欢他，那些不善之人厌恶他，则是好人可信也。”
●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善人善己，恶人恶己，是善善明，恶恶著。”
●皇侃《论语义疏》：子贡问孔子云：设有一人，为乡人共所崇好，则此人如何？孔子不许，设一乡皆恶，而此人为恶，与物同党，故为众人共见称美，故未可信也。更问设其乡之人皆共憎恶此人，則何如？孔子亦未许，设一乡皆恶，而此人独为善，不与众同，故为群恶所疾，故未可信也。若此人为乡人善者所好，又为不善者所恶，如此则是善人乃可信也。一通云：子贡问孔子曰，与一乡人皆亲好，何如？孔子答未可。又问：与一乡人皆为疏恶，何如？孔子又答云，未可。不如择乡人善者与之亲好，若不善者与之为疏恶也。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别好恶。一人为一乡之所爱好，未可为善。或一乡皆恶，此人与之同党，故为众所称，是以未可。若乡人众共憎恶此人，亦未可为善。或一乡皆善，此人独恶，故为众所疾，是以未可。乡之善人善之，恶人恶之，真善人也。
●陈祥道《论语全解》：居之似忠信，行之似?洁，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而众皆悦之，是乡愿者人之所好也，故曰：“乡人皆好之，未可也”。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故事成而谤兴，徳高而毁来，是独行者人之恶也，故曰：“乡人皆恶之，未可也”。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则所好无非善，所恶无非不善矣。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皆此意也。盖谋贵于众，断贵于独，不因乡人则失于自用，因乡人而不察之则失于随人。内不失于自用，外不失于随人，惟仁者能之，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朱熹《论语集注》：一乡之人，宜有公论矣，然其间亦各以类自为好恶也。故善者好之而恶者不恶，则必其有苟合之行。恶者恶之而善者不好，则必其无可好之实。
●张栻《癸巳论语解》：乡人皆好之皆恶之未可以其人为善也。盖乡人有善恶，则其好恶不容不异。若皆好之，恐未免于同乎流俗也；若皆恶之，恐未免于崖异（谓人性情、言行不合常理）绝世也。故不若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则其为善诚善矣！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观人不以众而以类也。负至徳者，固雅重于时，然何至一乡之人皆好之，恐是同流合污者，未可以众好而信其为贤也。抱独知者，固不谐于俗，然何至一乡之人皆恶之，恐是诡世戾俗者，未可以众恶而信其为贤也。盖好恶之公不在于同，而善恶之分各以其类。与其以乡人皆好为贤，不如以乡人之善者好之之为得也；与其以乡人皆恶为贤，不如以乡人之不善者恶之之为得也。盖善者，徇乎天理，必喜其与己同也，不然者狃于私欲，必嫉其与己异也，既能取信于君子，又不苟同于小人，其为贤也，复何疑哉？不见观人之法，徒取其同则群情或有所蔽，各稽其类则实行自不能掩。辨官论才者，当以圣言为准可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公羊传》“子贡问曰‘一乡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为善。何者？此人或者行与众同，或朋党矣。’子贡又曰：‘若一乡之人，皆恶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为恶也。何者？此人或者行与众异，或孤特矣。不若乡人之善行者善之，恶行者恶之。’与善人同，复与恶人异，道理胜于前，故知是‘实善’。”善人善己，恶人恶己，是此人真善，而我之善善明也。反是而善人恶己，恶人善己，是此人真恶，而我之恶恶著也
●钱穆《论语新解》：一乡之人，若宜有公论，然亦各自为类以为好恶。若一乡同好，恐是同流合污之人。一乡同恶，或有乖世戾俗之嫌。恶人不之恶，疑其茍容。善人不之好，见其无可好之实。然则公论贵乎合道，不贵以多少数为衡量。
●南怀瑾《论语别裁》：一个人对于善恶之间，很难判断。有时候大多数人认为不对的，不一定真的不对；大多数人认为好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此章记孔子教观人之法也。知人之学，本于穷理，公论贵乎合道，不贵以多少数为衡量，惟乡人之善者好之，乡人之不善者恶之，则为贤者善者可知矣。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之所用也。若专以乡评为主，则不免误以善与不善，则所差者大矣。 https://t.cn/RxRVHIh
【印光文钞】
6.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
（译文来自——印光法师文钞白话公众号）感谢
【原文】
接手书，并显感利冥录，不胜欢喜。知谛公此番讲经，比前次更觉光辉。因逐一看毕，即送余人。多有见闻，深为诧异。私相谓曰，谛公已证圣果，关帝尚未明心。光闻而谓之曰，此事须从白关用心处究，则事理两当，绝无滥圣屈贤之失。白公且置弗论。
【译文】
接到你的信，以及《显感利冥录》这本书，非常欢喜。知道谛闲法师这一次讲经，比上一次更加殊胜。因此将这本书一一看完，随即就送给了其他人。有许多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很诧异。私底下互相说：谛闲法师已经证得了圣果，而关圣帝君还没有明了心地。我听到后对他们说：这件事必须从城隍爷白知、护法神关帝二位的用心之处来推究，那么就事理两方面都恰当，绝对没有混滥圣人，委屈贤者的过失了。城隍爷白知暂且不说。
【原文】
夫关帝者，在生时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殁后皈依智者，愿为伽蓝，护持佛法。自智者至今千三百余年。天下丛林之主人，多有法身大士，乘愿宏法者。关帝一一护持亲近，岂至于今，尚有未了，而求抉择开示于谛公。何聪明如帝君，而复愚钝不蒙法益之如是乎。
【译文】
关帝，在生之时就是一个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死后皈依智者大师，愿意为伽蓝神，来护持佛法。从智者大师到现在有一千三百多年了。天下丛林的住持，有很多是证得法身的大士，乘愿再来，宏扬佛法。关帝都一一护持亲近他们，哪至于到了今天，还有未了的疑问，而求谛闲法师给他决择开示的呢？怎么可能聪明如帝君，而又如此愚钝不能蒙受佛法的利益呢？
【原文】
是大有说。现今时值末法，僧多败类。只知著一件大领，即名为僧。僧之名义事业，多多了无所知。在俗之人有信心者，纵能研究佛法，终皆下视僧侣。其不信者，见彼游行人间，造种种业之僧，遂谓僧皆如是，佛法无益于国，有害于世。
【译文】
这当中是大有说头的。现在正值末法时代，出家僧人大多腐败堕落。只知道穿着一件大领僧衣，就名为僧人。僧的名称意义事业，大多一无所知。世俗有信心的人，纵然能够研究佛法，但终究都轻视出家的僧侣。而不信佛法的人，见到游行人间，造种种罪业的僧人，就认为僧人都是如此，佛法无益于国家，有害于社会。
【原文】
因有此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故，关帝护法心切。以京师乃天下枢机之地，高人名士，咸来莅止。遂现身说法，请谛公之开示。祛彼在家我慢邪见之凡情，振兴劣僧无惭无愧之鄙念。
【译文】
因为有这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的缘故，而关帝又护法心切。因为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社会精英，知名人士，都来到这里。于是关公就现身说法，请谛闲老法师开示，以去除那些在家人我慢邪见的凡情，振兴下劣僧人无惭无愧的不善念。
【原文】
古人称如来不舍穿针之福，曰如八十翁翁作舞，为教儿孙故。光于关帝此举亦然。此虽系盲猜瞎断，若质诸关帝谛公，当皆点头微笑，不露否否不然之声迹矣。
【译文】
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中，称如来不舍弃为比丘穿针的福报，就如同八十的老翁起舞，是为了教导儿孙的缘故。我对于关帝的这个举动，认为也是这个道理。这虽然是盲猜瞎断，如果去质问关帝、谛闲老法师，他们应当都会点头微笑，不会露出“不是、不是”的声音啊！
【原文】
如上所说，且约迹论。至于关帝谛公之本，唯关帝谛公自知，光何能测度而评论之哉。根敏道心虽切，恐规矩不洞，不解用功法则。祈教以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心身受病，遂难亲获法利矣。
【译文】
如上面所说，是暂且针对“迹”来说的。至于关帝、谛闲老法师的“本”，唯有关帝、谛公自己知道，我怎能测度评论呢？根敏师的道心虽然迫切，恐怕不懂规矩，不了解修行用功的法则。祈望你教他要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身心受病，就难以亲身得到佛法利益了。
【原文】
闻某某不善用心，致吐血不止，因而反成废弛。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
【译文】
听说某某人不善用心，导致吐血不止，因此反而成了荒废懈怠。初学佛法的人都必须将这个意思告诉他们。
【注释】
[1]【四明观宗寺】四明指浙江宁波，宁波有四明山。民国纪元，谛闲法师最后住持于宁波观宗寺。寺为宋延庆寺观堂旧址，元丰中，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按照观无量寿佛经，建十六观堂，以修观行，故名观宗。自宋迄清，兴废靡常。自师任住持，遵四明遗法，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称观宗讲寺。
[2]【显感利冥录】《显感利冥录》，是冥界的白城隍和关帝公与谛闲法师的对话。在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谛闲法师和倓虚法师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德高僧，所以其真实性毋庸置疑。文章又是由冥界的众生亲自述说，所以，实在是我们了解冥界最可靠，又稀有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一件与印光大师同时代的公案，民国七年（1918），谛闲大师在北平讲经（以下接录倓虚大师《影尘回忆录》）“那时正赶上北京的乩坛很盛，有一位姓白的白城隍，在西城琉璃胡同钱宅降坛，自言每天到法会去听经，其中有听不懂的地方，拟请谛老亲自到坛上问一问、谈一谈。起初谛老去不去还在犹豫，若以我（倓虚法师自称）的意见，那都是外道门，可以不去。但仁山法师以好奇的心理，无论如何，要怂恿谛老去，我在谛老跟前得算资格浅的人，戒莲更不用提，最后也没拦挡住，谛老就去了。到那里在乩坛里用乩笔与谛老谈话，非常客气，一见面把谛老赞扬了一顿，并自称每天晚上率领许多鬼魂去听经，维护道场，其中已有许多鬼魂闻经听法，受到度化。后来又陈述他部下那些业障重的饿鬼之苦，问教济之法。谛老说：每年七月十五日观宗寺办盂兰法会，晚上放焰口，用观想力量，救拔一切饿鬼，不知能远及北方否？白城隍听到这话很欢喜，很感谢：说是谛老的观想力量很相应，一定能达到。白城隍临坛讲话之后，不一会儿，关圣帝君又临坛。因为他的神力大，恐怕扶乩的人撑不住，说话时候，让白城隍从中传达。他也很客气，称谛老为先进，谛老不敢当，也称他为先进。彼此客气的谈了一会话，随又谈到他在玉泉山显圣，和他显神通修庙的事。末了关圣帝君还对谛老说：以后不论在何处讲经办道场，都要去拥护。不一会儿周（仓）将军也临坛，他开首就问：我自东吴遇难之后，每过七天，身上就痛苦一次，能不能想一个好的法子，把我这痛苦来解除？谛老答复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是由妄想而成，若能以定的工夫，把妄想涤除；再能常发惭愧心，发忏悔心，把自己的宿业完全忏净，这样痛苦自然会消灭了。说完这话，还与他受戒说法。徐蔚如居士把这事记成一本《显感利冥录》。”
印光法师文钞白话公众号
【注释】
[3]【白关】白：指当时临坛与谛公对话的北京都城隍白知。关：三国蜀将关羽，死后被尊为武圣。归依智者大师，成为佛教护法神。现在寺院的伽蓝菩萨一般都是指关公。
[4]【法身菩萨】又云法身大士。断一分无明而显现一分法性之菩萨也。初地以上之菩萨是也。若依台家四教之位次，则初住以上方名法身菩萨。智度论三十八曰：“法身菩萨断结使得六神通，生身菩萨不断结使，或离欲得五神通。”
[5]【如来不舍穿针之福】阿那律于听佛说法时睡眠，被佛呵责，乃发愤不睡，致目失明。于缝衣时，而作是念：“谁欲求福，与我穿针！”佛以天耳遥闻，即至阿那律前，而告之曰：“你持针来，吾与贯之。”那律白佛：“我谓世间欲求福者；世尊已得无上正觉，福慧已足，何犹求福？”佛言：“世间求福之人，无复过我！如来于六法无有厌足，谓：施、教诫、忍、法说义说、将护众生、求无上道。”（见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一）
[6]【八十翁翁作舞】《大智度论》卷十：“如伎家百岁老翁而舞。有人呵之言。老翁年已百岁何用是舞。翁答。我不须舞。但欲教子孙故耳。佛亦如是。功德虽满。为教弟子作功德故。”
[7]【本迹二门】本门与迹门并称。又云本地垂迹，略云本迹。本谓久成之本地；迹谓近成之垂迹。即指实体与影现！本门，谓如来于久远往昔即已成道（久远实成之本佛），以显示佛陀之本地、根源、本体说，故谓实体；迹门，指新近示现之佛陀（伽耶始成），以显示本佛为教化众生，而自本地应化垂迹之说，故谓应迹、影现。
6.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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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接手书，并显感利冥录，不胜欢喜。知谛公此番讲经，比前次更觉光辉。因逐一看毕，即送余人。多有见闻，深为诧异。私相谓曰，谛公已证圣果，关帝尚未明心。光闻而谓之曰，此事须从白关用心处究，则事理两当，绝无滥圣屈贤之失。白公且置弗论。
【译文】
接到你的信，以及《显感利冥录》这本书，非常欢喜。知道谛闲法师这一次讲经，比上一次更加殊胜。因此将这本书一一看完，随即就送给了其他人。有许多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很诧异。私底下互相说：谛闲法师已经证得了圣果，而关圣帝君还没有明了心地。我听到后对他们说：这件事必须从城隍爷白知、护法神关帝二位的用心之处来推究，那么就事理两方面都恰当，绝对没有混滥圣人，委屈贤者的过失了。城隍爷白知暂且不说。
【原文】
夫关帝者，在生时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殁后皈依智者，愿为伽蓝，护持佛法。自智者至今千三百余年。天下丛林之主人，多有法身大士，乘愿宏法者。关帝一一护持亲近，岂至于今，尚有未了，而求抉择开示于谛公。何聪明如帝君，而复愚钝不蒙法益之如是乎。
【译文】
关帝，在生之时就是一个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死后皈依智者大师，愿意为伽蓝神，来护持佛法。从智者大师到现在有一千三百多年了。天下丛林的住持，有很多是证得法身的大士，乘愿再来，宏扬佛法。关帝都一一护持亲近他们，哪至于到了今天，还有未了的疑问，而求谛闲法师给他决择开示的呢？怎么可能聪明如帝君，而又如此愚钝不能蒙受佛法的利益呢？
【原文】
是大有说。现今时值末法，僧多败类。只知著一件大领，即名为僧。僧之名义事业，多多了无所知。在俗之人有信心者，纵能研究佛法，终皆下视僧侣。其不信者，见彼游行人间，造种种业之僧，遂谓僧皆如是，佛法无益于国，有害于世。
【译文】
这当中是大有说头的。现在正值末法时代，出家僧人大多腐败堕落。只知道穿着一件大领僧衣，就名为僧人。僧的名称意义事业，大多一无所知。世俗有信心的人，纵然能够研究佛法，但终究都轻视出家的僧侣。而不信佛法的人，见到游行人间，造种种罪业的僧人，就认为僧人都是如此，佛法无益于国家，有害于社会。
【原文】
因有此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故，关帝护法心切。以京师乃天下枢机之地，高人名士，咸来莅止。遂现身说法，请谛公之开示。祛彼在家我慢邪见之凡情，振兴劣僧无惭无愧之鄙念。
【译文】
因为有这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的缘故，而关帝又护法心切。因为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社会精英，知名人士，都来到这里。于是关公就现身说法，请谛闲老法师开示，以去除那些在家人我慢邪见的凡情，振兴下劣僧人无惭无愧的不善念。
【原文】
古人称如来不舍穿针之福，曰如八十翁翁作舞，为教儿孙故。光于关帝此举亦然。此虽系盲猜瞎断，若质诸关帝谛公，当皆点头微笑，不露否否不然之声迹矣。
【译文】
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中，称如来不舍弃为比丘穿针的福报，就如同八十的老翁起舞，是为了教导儿孙的缘故。我对于关帝的这个举动，认为也是这个道理。这虽然是盲猜瞎断，如果去质问关帝、谛闲老法师，他们应当都会点头微笑，不会露出“不是、不是”的声音啊！
【原文】
如上所说，且约迹论。至于关帝谛公之本，唯关帝谛公自知，光何能测度而评论之哉。根敏道心虽切，恐规矩不洞，不解用功法则。祈教以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心身受病，遂难亲获法利矣。
【译文】
如上面所说，是暂且针对“迹”来说的。至于关帝、谛闲老法师的“本”，唯有关帝、谛公自己知道，我怎能测度评论呢？根敏师的道心虽然迫切，恐怕不懂规矩，不了解修行用功的法则。祈望你教他要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身心受病，就难以亲身得到佛法利益了。
【原文】
闻某某不善用心，致吐血不止，因而反成废弛。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
【译文】
听说某某人不善用心，导致吐血不止，因此反而成了荒废懈怠。初学佛法的人都必须将这个意思告诉他们。
【注释】
[1]【四明观宗寺】四明指浙江宁波，宁波有四明山。民国纪元，谛闲法师最后住持于宁波观宗寺。寺为宋延庆寺观堂旧址，元丰中，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按照观无量寿佛经，建十六观堂，以修观行，故名观宗。自宋迄清，兴废靡常。自师任住持，遵四明遗法，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称观宗讲寺。
[2]【显感利冥录】《显感利冥录》，是冥界的白城隍和关帝公与谛闲法师的对话。在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谛闲法师和倓虚法师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德高僧，所以其真实性毋庸置疑。文章又是由冥界的众生亲自述说，所以，实在是我们了解冥界最可靠，又稀有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一件与印光大师同时代的公案，民国七年（1918），谛闲大师在北平讲经（以下接录倓虚大师《影尘回忆录》）“那时正赶上北京的乩坛很盛，有一位姓白的白城隍，在西城琉璃胡同钱宅降坛，自言每天到法会去听经，其中有听不懂的地方，拟请谛老亲自到坛上问一问、谈一谈。起初谛老去不去还在犹豫，若以我（倓虚法师自称）的意见，那都是外道门，可以不去。但仁山法师以好奇的心理，无论如何，要怂恿谛老去，我在谛老跟前得算资格浅的人，戒莲更不用提，最后也没拦挡住，谛老就去了。到那里在乩坛里用乩笔与谛老谈话，非常客气，一见面把谛老赞扬了一顿，并自称每天晚上率领许多鬼魂去听经，维护道场，其中已有许多鬼魂闻经听法，受到度化。后来又陈述他部下那些业障重的饿鬼之苦，问教济之法。谛老说：每年七月十五日观宗寺办盂兰法会，晚上放焰口，用观想力量，救拔一切饿鬼，不知能远及北方否？白城隍听到这话很欢喜，很感谢：说是谛老的观想力量很相应，一定能达到。白城隍临坛讲话之后，不一会儿，关圣帝君又临坛。因为他的神力大，恐怕扶乩的人撑不住，说话时候，让白城隍从中传达。他也很客气，称谛老为先进，谛老不敢当，也称他为先进。彼此客气的谈了一会话，随又谈到他在玉泉山显圣，和他显神通修庙的事。末了关圣帝君还对谛老说：以后不论在何处讲经办道场，都要去拥护。不一会儿周（仓）将军也临坛，他开首就问：我自东吴遇难之后，每过七天，身上就痛苦一次，能不能想一个好的法子，把我这痛苦来解除？谛老答复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是由妄想而成，若能以定的工夫，把妄想涤除；再能常发惭愧心，发忏悔心，把自己的宿业完全忏净，这样痛苦自然会消灭了。说完这话，还与他受戒说法。徐蔚如居士把这事记成一本《显感利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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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白关】白：指当时临坛与谛公对话的北京都城隍白知。关：三国蜀将关羽，死后被尊为武圣。归依智者大师，成为佛教护法神。现在寺院的伽蓝菩萨一般都是指关公。
[4]【法身菩萨】又云法身大士。断一分无明而显现一分法性之菩萨也。初地以上之菩萨是也。若依台家四教之位次，则初住以上方名法身菩萨。智度论三十八曰：“法身菩萨断结使得六神通，生身菩萨不断结使，或离欲得五神通。”
[5]【如来不舍穿针之福】阿那律于听佛说法时睡眠，被佛呵责，乃发愤不睡，致目失明。于缝衣时，而作是念：“谁欲求福，与我穿针！”佛以天耳遥闻，即至阿那律前，而告之曰：“你持针来，吾与贯之。”那律白佛：“我谓世间欲求福者；世尊已得无上正觉，福慧已足，何犹求福？”佛言：“世间求福之人，无复过我！如来于六法无有厌足，谓：施、教诫、忍、法说义说、将护众生、求无上道。”（见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一）
[6]【八十翁翁作舞】《大智度论》卷十：“如伎家百岁老翁而舞。有人呵之言。老翁年已百岁何用是舞。翁答。我不须舞。但欲教子孙故耳。佛亦如是。功德虽满。为教弟子作功德故。”
[7]【本迹二门】本门与迹门并称。又云本地垂迹，略云本迹。本谓久成之本地；迹谓近成之垂迹。即指实体与影现！本门，谓如来于久远往昔即已成道（久远实成之本佛），以显示佛陀之本地、根源、本体说，故谓实体；迹门，指新近示现之佛陀（伽耶始成），以显示本佛为教化众生，而自本地应化垂迹之说，故谓应迹、影现。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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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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