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磊：增长的三个维度
来源：郭磊宏观茶座
郭磊为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报告摘要
第一，关于经济走势，乐观的观点强调的是疫后物流和供应链的持续改善、出口的韧性、产业的复工、积极政策的叠加；而谨慎的观点强调的则是库存周期的高位、地产的下行、财政的缺口、杠杆率和隐性债务对地方投资的约束等。实际上，不同视角的认识都不无道理，需要厘清的是坐标系。我们需要对坐标系做一个区分，这样可以避免不同维度下逻辑的混淆。
第二，首先看短期。在疫情这样的强外生冲击把短期增长砸到谷底之后，随着新一轮常态化防控的成立，经济会出现一轮相对确定性的环比修复。这一修复主要是基于部分省市从集中居家变为集中恢复生产生活、部分产业链从0至1复工、部分消费和生产补偿性回补，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会涉及绝大部分经济部门。从特征上来看，它表现为工业、消费等领域短期环比超季节性，这一“环比超额脉冲”逐渐减退，最后消失。由于增长基数已被谷底拉低，同期经济的同比不高，导致环比强脉冲很容易被忽视；但市场是有效的，参照2020年湖北疫情后的经验，沪深300指数为代表的资产定价基本同步于经济“环比超额脉冲”的变化。
第三，其次看短中期。环比回升后经济能修复到什么位置？上一轮常态化防控期有六个季度GDP增速或两年平均增速在5.0%附近，均值也是5.0%。从三驾马车来看，出口偏高，同比均值为14.6%；投资波动较大，均值为5.2%；而主要上限约束来自消费，消费在这六个季度的天花板是同比4.6%，均值为3.3%。这一点符合规律，我们曾指出消费在疫情前环比在0.7%左右；常态化阶段由于居民生活半径的缩短，环比在0.1-0.4%之间。往后看新一轮常态化防控，由于海外库存回落，出口增速可能略低于上一轮；投资中基建偏强，但地产拖累，最终结果待观测；在防控密度偏高的背景下，消费的上限不应高于上一轮，继续形成天花板效应。三者的结合就是环比脉冲消耗之后的同比新均衡。前一部分我们谈的是“环比决定方向”，而这一部分的逻辑是“同比决定高度”，GDP在这一时段的均衡位最终决定利率和权益资产的上限位置。
第四，最后看中期，未来五年。从2035年翻番倒推，GDP十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在4.7%左右，递减假设下第一个五年需要在5.3%左右。在出口和消费复制经验的年均复合增速假设下，投资增速要大致持平于GDP目标增速。在《投资率在中期如何打平》中，我们曾做测算，要实现FAI增速5.0%，基建、制造业、地产投资大致要在6%、6%、2%左右。如哪一部分更低，则其余部分需形成弥补；考虑到地产是广义财政的中间变量，平衡就更复杂。实际上，投资率低的年份，经济确实有失衡特征。如何确保投资率均衡、各经济部门在杠杆上升周期中良性加杠杆是中期关键问题。本质上说，基建需平衡收益性，地产需平衡公益性，制造业需平衡结构性。“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和中央财经委11次会议 “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综合账，提高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综合效益”实际上考虑了基建的外部性，打破了简单收益性原则，这个在未来如何标准化衡量和操作需要观察。地产的“新发展模式”包括哪些尚待明确，方向上应是回归居住属性，这一过程中如何确保其投资的连续性、稳定性需要探索；制造业投资特点之一是利润高的行业资本开支需求弱，利润低的行业资本开支需求强，这与产业升级战略有关，需要特定融资机制的配合。上述涉及公共、企业、居民部门的一系列框架如何搭建，目前尚未完全明朗化，而这一点是市场对经济中期趋势增速存在理解分歧的背景之一。
第五，中期名义GDP的趋势增速同样是中期资产定价的核心变量。2012-2021年的十年中，中国名义GDP年均复合增长率为8.9%，而同期WIND全A年均复合收益率为10.8%；以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算起，2005-2021年名义GDP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2%，WIND全A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7%，即市场是基本有效的，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大致是权益资产回报率的参照。对于债券来说也一样，过去五年名义GDP两年平均增速/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均值为2.7倍，这一估值意味着如果未来名义GDP中枢是9.0%，则10年期国债收益率理论合理中枢为3.3%；如果未来名义GDP中枢是7.3%，则10年期国债收益率理论合理中枢是2.7%；如果未来名义GDP中枢是类似2020-2021两年平均的7.7%，则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理论合理中枢是2.85%。
正文
关于经济走势，乐观的观点强调的是疫后物流和供应链的持续改善、出口的韧性、产业的复工、积极政策的叠加；而谨慎的观点强调的则是库存周期的高位、地产的下行、财政的缺口、杠杆率和隐性债务对地方投资的约束等。实际上，不同视角的认识都不无道理，需要厘清的是坐标系。我们需要对坐标系做一个区分，这样可以避免不同维度下逻辑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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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磊为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报告摘要
第一，关于经济走势，乐观的观点强调的是疫后物流和供应链的持续改善、出口的韧性、产业的复工、积极政策的叠加；而谨慎的观点强调的则是库存周期的高位、地产的下行、财政的缺口、杠杆率和隐性债务对地方投资的约束等。实际上，不同视角的认识都不无道理，需要厘清的是坐标系。我们需要对坐标系做一个区分，这样可以避免不同维度下逻辑的混淆。
第二，首先看短期。在疫情这样的强外生冲击把短期增长砸到谷底之后，随着新一轮常态化防控的成立，经济会出现一轮相对确定性的环比修复。这一修复主要是基于部分省市从集中居家变为集中恢复生产生活、部分产业链从0至1复工、部分消费和生产补偿性回补，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会涉及绝大部分经济部门。从特征上来看，它表现为工业、消费等领域短期环比超季节性，这一“环比超额脉冲”逐渐减退，最后消失。由于增长基数已被谷底拉低，同期经济的同比不高，导致环比强脉冲很容易被忽视；但市场是有效的，参照2020年湖北疫情后的经验，沪深300指数为代表的资产定价基本同步于经济“环比超额脉冲”的变化。
第三，其次看短中期。环比回升后经济能修复到什么位置？上一轮常态化防控期有六个季度GDP增速或两年平均增速在5.0%附近，均值也是5.0%。从三驾马车来看，出口偏高，同比均值为14.6%；投资波动较大，均值为5.2%；而主要上限约束来自消费，消费在这六个季度的天花板是同比4.6%，均值为3.3%。这一点符合规律，我们曾指出消费在疫情前环比在0.7%左右；常态化阶段由于居民生活半径的缩短，环比在0.1-0.4%之间。往后看新一轮常态化防控，由于海外库存回落，出口增速可能略低于上一轮；投资中基建偏强，但地产拖累，最终结果待观测；在防控密度偏高的背景下，消费的上限不应高于上一轮，继续形成天花板效应。三者的结合就是环比脉冲消耗之后的同比新均衡。前一部分我们谈的是“环比决定方向”，而这一部分的逻辑是“同比决定高度”，GDP在这一时段的均衡位最终决定利率和权益资产的上限位置。
第四，最后看中期，未来五年。从2035年翻番倒推，GDP十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在4.7%左右，递减假设下第一个五年需要在5.3%左右。在出口和消费复制经验的年均复合增速假设下，投资增速要大致持平于GDP目标增速。在《投资率在中期如何打平》中，我们曾做测算，要实现FAI增速5.0%，基建、制造业、地产投资大致要在6%、6%、2%左右。如哪一部分更低，则其余部分需形成弥补；考虑到地产是广义财政的中间变量，平衡就更复杂。实际上，投资率低的年份，经济确实有失衡特征。如何确保投资率均衡、各经济部门在杠杆上升周期中良性加杠杆是中期关键问题。本质上说，基建需平衡收益性，地产需平衡公益性，制造业需平衡结构性。“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和中央财经委11次会议 “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综合账，提高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综合效益”实际上考虑了基建的外部性，打破了简单收益性原则，这个在未来如何标准化衡量和操作需要观察。地产的“新发展模式”包括哪些尚待明确，方向上应是回归居住属性，这一过程中如何确保其投资的连续性、稳定性需要探索；制造业投资特点之一是利润高的行业资本开支需求弱，利润低的行业资本开支需求强，这与产业升级战略有关，需要特定融资机制的配合。上述涉及公共、企业、居民部门的一系列框架如何搭建，目前尚未完全明朗化，而这一点是市场对经济中期趋势增速存在理解分歧的背景之一。
第五，中期名义GDP的趋势增速同样是中期资产定价的核心变量。2012-2021年的十年中，中国名义GDP年均复合增长率为8.9%，而同期WIND全A年均复合收益率为10.8%；以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算起，2005-2021年名义GDP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2%，WIND全A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7%，即市场是基本有效的，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大致是权益资产回报率的参照。对于债券来说也一样，过去五年名义GDP两年平均增速/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均值为2.7倍，这一估值意味着如果未来名义GDP中枢是9.0%，则10年期国债收益率理论合理中枢为3.3%；如果未来名义GDP中枢是7.3%，则10年期国债收益率理论合理中枢是2.7%；如果未来名义GDP中枢是类似2020-2021两年平均的7.7%，则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理论合理中枢是2.85%。
正文
关于经济走势，乐观的观点强调的是疫后物流和供应链的持续改善、出口的韧性、产业的复工、积极政策的叠加；而谨慎的观点强调的则是库存周期的高位、地产的下行、财政的缺口、杠杆率和隐性债务对地方投资的约束等。实际上，不同视角的认识都不无道理，需要厘清的是坐标系。我们需要对坐标系做一个区分，这样可以避免不同维度下逻辑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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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米金服·您身边的消费专家】——行业观察
什么是#数字化# ？
数字化就是现实世界逐步被标准化、抽象化为数字信息表达的过程。所以，数字化平台的价值就是标准化。数字化平台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把供需双方标准化。
什么是#平台# ？
平台（platform）被称为“双边市场”或者“多边市场”，其实就是聚合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场所。
今天的平台经济，其实和数字化密切相关，基本上就是数字化的双边市场。
数字化平台的前景取决于商品、服务标准化的难度。流程简单、不确定性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低的服务更容易平台化。相反，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高度依赖个体能力的服务行业，平台将核心资产（服务者能力）标准化的难度更高。
——根据《香帅中国财富报告》提炼
#给米金服·您身边的消费专家# #给米金服# #企业数字化#
什么是#数字化# ？
数字化就是现实世界逐步被标准化、抽象化为数字信息表达的过程。所以，数字化平台的价值就是标准化。数字化平台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把供需双方标准化。
什么是#平台# ？
平台（platform）被称为“双边市场”或者“多边市场”，其实就是聚合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场所。
今天的平台经济，其实和数字化密切相关，基本上就是数字化的双边市场。
数字化平台的前景取决于商品、服务标准化的难度。流程简单、不确定性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低的服务更容易平台化。相反，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高度依赖个体能力的服务行业，平台将核心资产（服务者能力）标准化的难度更高。
——根据《香帅中国财富报告》提炼
#给米金服·您身边的消费专家# #给米金服# #企业数字化#
这个99不一般——军迷看99大改主战坦克
2
火力／火控系统——有欣喜有担忧
根据此前陆续公开的资料显示，早期型99式的火炮、炮控系统本身便已经相当优秀．99大改在火炮、炮控系统上更大的可能是继续沿用了早期型99式的成熟部件，配合新一代125毫米弹药，火力性能是否继续保持领跑优势，是可以进行大胆猜测的。然而受制于时代技术水平，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采用的是“下反指挥仪式”，这成为了制约综合性能的一块短板。不过，随着VT-4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对99大改官方照片的分析，我们欣喜地发现，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的短板很可能在99大改上得到弥补。
上反稳像火控中，瞄准镜镜体刚性安装在炮塔顶部，在上反射镜的方向轴和俯仰轴上，分别安装了小型稳定系统，实现瞄准线的独立稳定。当车体颠簸带动瞄准镜镜体随炮塔摆动时，视场中的目标会向与炮塔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这时，瞄准镜中的陀螺仪会测量出镜体摆动的角度，然后控制上反射镜向相反的方向摆动该角度的一半，使目标成像后依然位于视场中原来的位置，达到稳像的目的。从当前透露消息分析，VT-4这种我国新一代外贸坦克的顶级产品采用了带热成像通道，白光一热成像一激光三位一体的上反稳像瞄准镜，而且车长和炮长都有自己独立的热像仪，当前拥有这样配置的现役主战坦克只有MIA2、 “勒克莱尔”和“豹”2部分改进型。如果根据外贸型号技术水准要低于自用型号的“传统”来判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99大改不但采用了上反指挥仪式火控系统，而且在技术水准上与VT-4相比只高不低，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猎一歼能力和全天候作战能力。
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从稳像原理和镜炮同步原理可见，上反稳像火控系统具有如下优点：瞄准线稳定精度受外界扰动强度变化影响小；镜炮同步测量精度高，使用过程中不存在机械磨损使测量精度降低的情况；车辆运动中射手与瞄准镜之间没有相对运动，便于射手观察瞄准；夜视通道视场与昼间通道一起被稳定，不需要另外设置稳定装置；上反射镜由于有陀螺仪等稳定装置部件，体积较大，光通量也较大，利于提高夜视仪器的夜视距离和分辨力。
但是，安装在上反射镜上的稳定装置部件，使得上反射镜在高低向和方位向两个方向上的转动惯量增大，要实现瞄准线的高精度稳定，技术难度比下反稳像火控大，系统成本也较高。更重要的，由于采用电同步方式，在火控系统不通电工作时，无法实现镜炮同步，瞄准镜不能直接降级到人工装表工作方式，必须采用辅助瞄准镜（如美国M1系列坦克），或者采用辅助的机械同步方式来实现镜炮同步，这个问题对于残酷的战场环境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未可知，但心里隐约的担心终归还是有的。
不被看好的“人机工程性”
众所周知，在武器装备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由于对“人一机一环”方面的因素考虑不足，有时导致装备的效能只能实现50%～70%。所以在坦克设计过程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提高乘员的作战效能。要尽量保证最低的噪音和振动水平，将乘员与释放热能和热气的武器组件、动力装置和传动系统隔离开；乘员舱通风井能进行空气调节；上下坦克方便，并且所有乘员都能够紧急撤离坦克，车体底部有安全门；个人物品和装备方便取用；能够保存必要数量的食物和水，并且能够准备热饮食；在行军和战斗状态下有舒适的体态，并且能够任意改变姿势，以及轮流躺着休息，以及可靠的车外通讯和车内通讯。要完成这一系列要求，就要合理配置乘员工作位置，优化操作动作，选择最好的自动控制系统，改善乘员舱工作环境的各种参数。 “人机环工程”的各种仪表和操纵机构的布置应该保证乘员能够方便而轻松地操纵坦克、武器及各种设备，保证乘员之间能够相互往来，相互帮助及相互替换，使乘员能长时间地坚持在坦克内生活和战斗。比如在设计乘员工作位置的过程中，就要求做到专业操作区的最优化设计，并根据完成操作的特殊性来保证工作区域。同时必须考虑到，坦克重心距乘员身体的支承点越远，乘员感觉到的肌肉压力越大，疲劳越快，而且必须保证有必要的活动范围和视野，以及小憩和长时间休息的环境。
也就是说，既便是乘员吃喝拉撒睡等生活小事，都是坦克设计师必须着力解决的大事，这关系到战斗耐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在为99大改出现的诸多技术进步感到欣欣鼓舞的同时，很多军迷却对99大改在人机工程性方面的缺陷提出了“抗议”。从军迷的角度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军工系统在大型复杂军事项目上的研发风格，越来越趋向于以“西方式的技术”去实现“苏式的设计理念”，特别是在坦克这类大型地面装备的研发上，这种风格的特点就愈发明显。很多军迷干脆认为，99系列坦克实际上是以消化后的西方技术进行“重构”的T-72，99大改依然跳不出这个窠臼；然而，苏式坦克一直沿着“坦克各舱室、机构和系统占用体积最小化”的道路发展，人机工程性一向是容易为人所忽视、却又切实存在的系统性缺陷。军迷们对99大改人机工程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苏式坦克之所以追求战斗性能而部分放弃了人机工程性，有其深入的内在原因。冷战中，苏联致力于打一场短平快的“短期战争”，如果战争向长期化发展，对苏联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苏联人非常清楚，一切长期战争打的都是经济战，德国之所以输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能力远远逊色于反法西斯盟国。假设美国和苏联真的进行一场不用核武器的常规战争，时间拖得越长，对苏联就越不利。苏联的GDP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只是美国的70%，如果把美国及其盟国的GDP与苏联及其盟国的GDP做个对比，可能是两倍甚至三倍的优势。同时，更应该看到美国工业并不缺乏简明性，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生产大量非常简单、只具备基本功能的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坦克在内，苏联的武器装备对人机工程性考虑不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要打一场决定性的非核“短期战争”，那么武器的战斗效能自然是第一位的，在人机工程性的问题上自然可以进行“妥协”。有人甚至认为，苏联坦克是一种昂贵的一次性消耗品。但问题在于，这种以过分追求紧凑以实现短时间战场效能的设计理念，对于作战使用环境和国家军事战略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我国来说，是否合理呢？
“未可知”的乐观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
西方国家就利用航空电子系统综合化的先进技术，展开了车辆电子学技术的研究。但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局限在总线应用和电源管理系统的研究上。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电源的统一管理、分配和控制，简化线路和减少车内的布线。直到8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从完整的网络化作战指挥控制系统的角度出发，构想把计算机控制、多路传输数据总线、数字通信传输等技术应用在坦克装甲车辆上，主要目的是提高坦克在实战中的战场信息管理和指挥控制能力。近10年来，综合电子系统在西方坦克大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英、德、法等国先后在其第三代主战坦克或改进型上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电子系统综合化。已经装备使用的有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战场信息管理系统、美国MIA2主战坦克的“车际信息系统”、德国“豹”2主战坦克的“综合指挥与信息系统”和英国“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信息与通信系统”等。目前，这些国家还在利用迅速发展的电子信息技术，从性能和功能上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些系统。有意思的是，进入90年代后期，由于技术领域的后发时间优势，我国坦克在车辆电子化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比如，在MBT-2000外贸型主战坦克内部，我们就在车长位置看到了一个车辆综合信息显示控制器，推测应该能提供数字地图、车辆诸元信息、文字信息的收发等功能，再联想到最近几年我国在航电系统中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军迷们完全有理由对99大改的数字化程度和“车际信息系统”持乐观态度。
结语
大多数坦克装甲车辆爱好者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总是在相互争论这种或那种坦克的优点和缺点，并试图提出各自的建议和要求。然而问题是，坦克和任何其他类型的装甲车辆一样，并不是一种万能武器。因此，在提出技术改进方案之前，需要制订出明确的车辆技术任务书。任务书应该考虑到，在战场上车辆不是独自作战，而是要同其他战车、分队及军兵种协同作战。在指挥组织失当的情况下，任何全能的、威力强大的战车都是无济于事的。同时，有很多实例表明，在组织指挥协同作战得当的情况下，那些装备较之对手差很多的军队，也能够取得胜利。当您在想象未来车辆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不要试图把您所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塞到这辆战车上，而应该想一想这辆车是用来干什么的，对于不同的任务，需要用不同的专用车辆来完成，万能的武器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国军迷对99大改欢呼雀跃当然值得肯定，但过分的乐观却又是不必要的。更何况，判断一辆坦克的实际水平如何，除了“照片”中所能见到的“表像”外，还有一些看不到的关键，比如，结构的工艺性是否适合批量生产？部件是否具备高度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在长时间行使战斗职能的情况下，可靠性如何？保养工作量是否最小，定期保养的间隔时间长短与国外坦克相比究竟如何？是否可以使用简单的随车维修工具在战场环境下方便地进行拆装等。如果将这些加以考虑，99大改的“真相”自会得到证明。
2
火力／火控系统——有欣喜有担忧
根据此前陆续公开的资料显示，早期型99式的火炮、炮控系统本身便已经相当优秀．99大改在火炮、炮控系统上更大的可能是继续沿用了早期型99式的成熟部件，配合新一代125毫米弹药，火力性能是否继续保持领跑优势，是可以进行大胆猜测的。然而受制于时代技术水平，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采用的是“下反指挥仪式”，这成为了制约综合性能的一块短板。不过，随着VT-4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对99大改官方照片的分析，我们欣喜地发现，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的短板很可能在99大改上得到弥补。
上反稳像火控中，瞄准镜镜体刚性安装在炮塔顶部，在上反射镜的方向轴和俯仰轴上，分别安装了小型稳定系统，实现瞄准线的独立稳定。当车体颠簸带动瞄准镜镜体随炮塔摆动时，视场中的目标会向与炮塔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这时，瞄准镜中的陀螺仪会测量出镜体摆动的角度，然后控制上反射镜向相反的方向摆动该角度的一半，使目标成像后依然位于视场中原来的位置，达到稳像的目的。从当前透露消息分析，VT-4这种我国新一代外贸坦克的顶级产品采用了带热成像通道，白光一热成像一激光三位一体的上反稳像瞄准镜，而且车长和炮长都有自己独立的热像仪，当前拥有这样配置的现役主战坦克只有MIA2、 “勒克莱尔”和“豹”2部分改进型。如果根据外贸型号技术水准要低于自用型号的“传统”来判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99大改不但采用了上反指挥仪式火控系统，而且在技术水准上与VT-4相比只高不低，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猎一歼能力和全天候作战能力。
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从稳像原理和镜炮同步原理可见，上反稳像火控系统具有如下优点：瞄准线稳定精度受外界扰动强度变化影响小；镜炮同步测量精度高，使用过程中不存在机械磨损使测量精度降低的情况；车辆运动中射手与瞄准镜之间没有相对运动，便于射手观察瞄准；夜视通道视场与昼间通道一起被稳定，不需要另外设置稳定装置；上反射镜由于有陀螺仪等稳定装置部件，体积较大，光通量也较大，利于提高夜视仪器的夜视距离和分辨力。
但是，安装在上反射镜上的稳定装置部件，使得上反射镜在高低向和方位向两个方向上的转动惯量增大，要实现瞄准线的高精度稳定，技术难度比下反稳像火控大，系统成本也较高。更重要的，由于采用电同步方式，在火控系统不通电工作时，无法实现镜炮同步，瞄准镜不能直接降级到人工装表工作方式，必须采用辅助瞄准镜（如美国M1系列坦克），或者采用辅助的机械同步方式来实现镜炮同步，这个问题对于残酷的战场环境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未可知，但心里隐约的担心终归还是有的。
不被看好的“人机工程性”
众所周知，在武器装备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由于对“人一机一环”方面的因素考虑不足，有时导致装备的效能只能实现50%～70%。所以在坦克设计过程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提高乘员的作战效能。要尽量保证最低的噪音和振动水平，将乘员与释放热能和热气的武器组件、动力装置和传动系统隔离开；乘员舱通风井能进行空气调节；上下坦克方便，并且所有乘员都能够紧急撤离坦克，车体底部有安全门；个人物品和装备方便取用；能够保存必要数量的食物和水，并且能够准备热饮食；在行军和战斗状态下有舒适的体态，并且能够任意改变姿势，以及轮流躺着休息，以及可靠的车外通讯和车内通讯。要完成这一系列要求，就要合理配置乘员工作位置，优化操作动作，选择最好的自动控制系统，改善乘员舱工作环境的各种参数。 “人机环工程”的各种仪表和操纵机构的布置应该保证乘员能够方便而轻松地操纵坦克、武器及各种设备，保证乘员之间能够相互往来，相互帮助及相互替换，使乘员能长时间地坚持在坦克内生活和战斗。比如在设计乘员工作位置的过程中，就要求做到专业操作区的最优化设计，并根据完成操作的特殊性来保证工作区域。同时必须考虑到，坦克重心距乘员身体的支承点越远，乘员感觉到的肌肉压力越大，疲劳越快，而且必须保证有必要的活动范围和视野，以及小憩和长时间休息的环境。
也就是说，既便是乘员吃喝拉撒睡等生活小事，都是坦克设计师必须着力解决的大事，这关系到战斗耐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在为99大改出现的诸多技术进步感到欣欣鼓舞的同时，很多军迷却对99大改在人机工程性方面的缺陷提出了“抗议”。从军迷的角度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军工系统在大型复杂军事项目上的研发风格，越来越趋向于以“西方式的技术”去实现“苏式的设计理念”，特别是在坦克这类大型地面装备的研发上，这种风格的特点就愈发明显。很多军迷干脆认为，99系列坦克实际上是以消化后的西方技术进行“重构”的T-72，99大改依然跳不出这个窠臼；然而，苏式坦克一直沿着“坦克各舱室、机构和系统占用体积最小化”的道路发展，人机工程性一向是容易为人所忽视、却又切实存在的系统性缺陷。军迷们对99大改人机工程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苏式坦克之所以追求战斗性能而部分放弃了人机工程性，有其深入的内在原因。冷战中，苏联致力于打一场短平快的“短期战争”，如果战争向长期化发展，对苏联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苏联人非常清楚，一切长期战争打的都是经济战，德国之所以输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能力远远逊色于反法西斯盟国。假设美国和苏联真的进行一场不用核武器的常规战争，时间拖得越长，对苏联就越不利。苏联的GDP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只是美国的70%，如果把美国及其盟国的GDP与苏联及其盟国的GDP做个对比，可能是两倍甚至三倍的优势。同时，更应该看到美国工业并不缺乏简明性，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生产大量非常简单、只具备基本功能的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坦克在内，苏联的武器装备对人机工程性考虑不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要打一场决定性的非核“短期战争”，那么武器的战斗效能自然是第一位的，在人机工程性的问题上自然可以进行“妥协”。有人甚至认为，苏联坦克是一种昂贵的一次性消耗品。但问题在于，这种以过分追求紧凑以实现短时间战场效能的设计理念，对于作战使用环境和国家军事战略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我国来说，是否合理呢？
“未可知”的乐观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
西方国家就利用航空电子系统综合化的先进技术，展开了车辆电子学技术的研究。但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局限在总线应用和电源管理系统的研究上。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电源的统一管理、分配和控制，简化线路和减少车内的布线。直到8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从完整的网络化作战指挥控制系统的角度出发，构想把计算机控制、多路传输数据总线、数字通信传输等技术应用在坦克装甲车辆上，主要目的是提高坦克在实战中的战场信息管理和指挥控制能力。近10年来，综合电子系统在西方坦克大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英、德、法等国先后在其第三代主战坦克或改进型上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电子系统综合化。已经装备使用的有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战场信息管理系统、美国MIA2主战坦克的“车际信息系统”、德国“豹”2主战坦克的“综合指挥与信息系统”和英国“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信息与通信系统”等。目前，这些国家还在利用迅速发展的电子信息技术，从性能和功能上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些系统。有意思的是，进入90年代后期，由于技术领域的后发时间优势，我国坦克在车辆电子化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比如，在MBT-2000外贸型主战坦克内部，我们就在车长位置看到了一个车辆综合信息显示控制器，推测应该能提供数字地图、车辆诸元信息、文字信息的收发等功能，再联想到最近几年我国在航电系统中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军迷们完全有理由对99大改的数字化程度和“车际信息系统”持乐观态度。
结语
大多数坦克装甲车辆爱好者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总是在相互争论这种或那种坦克的优点和缺点，并试图提出各自的建议和要求。然而问题是，坦克和任何其他类型的装甲车辆一样，并不是一种万能武器。因此，在提出技术改进方案之前，需要制订出明确的车辆技术任务书。任务书应该考虑到，在战场上车辆不是独自作战，而是要同其他战车、分队及军兵种协同作战。在指挥组织失当的情况下，任何全能的、威力强大的战车都是无济于事的。同时，有很多实例表明，在组织指挥协同作战得当的情况下，那些装备较之对手差很多的军队，也能够取得胜利。当您在想象未来车辆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不要试图把您所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塞到这辆战车上，而应该想一想这辆车是用来干什么的，对于不同的任务，需要用不同的专用车辆来完成，万能的武器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国军迷对99大改欢呼雀跃当然值得肯定，但过分的乐观却又是不必要的。更何况，判断一辆坦克的实际水平如何，除了“照片”中所能见到的“表像”外，还有一些看不到的关键，比如，结构的工艺性是否适合批量生产？部件是否具备高度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在长时间行使战斗职能的情况下，可靠性如何？保养工作量是否最小，定期保养的间隔时间长短与国外坦克相比究竟如何？是否可以使用简单的随车维修工具在战场环境下方便地进行拆装等。如果将这些加以考虑，99大改的“真相”自会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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