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修得平常心，看淡世间事！》
壹
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
庄子讲了一个故事：鲁国的木匠名叫梓庆。他的职业是“削木为镶”。镶，是是一种乐器，上面雕成老虎的样子。这木匠把镶做成了“见者惊为鬼神”，看见的人都惊讶无比纷纷询问其中的奥秘。
梓庆很谦虚，说我根本没有什么技巧啊！他对鲁侯说：我准备做这个镶的时候，只是用心去斋戒。斋戒的目的，是为了“静心”，让自己的内心真正安静下来。
“在斋戒的过程中，斋戒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可以忘记“庆赏爵禄”了；
斋戒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可以忘记“非誉巧拙”了；
到第七天的时候，我可以忘却我这个人的“四肢形体”，也就是说，到第七天，达到忘我之境。
这个时候，我就进山了，观察树木的质地，看到形态合适的，仿佛一个成型的镶就在眼前。然后我就把这个最合适的木材砍回来，顺手一加工，它就会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了。梓庆最后说，我做的事情无非叫做‘以天合天’，这就是我的奥秘。”
木匠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到，要摒弃成心、机心、分别心、妄想心，才能做到“以天合天”，让自己的心接近大道，才能把事情做到极致。
木匠告诉我们一个朴素而又玄妙的道理，要穿越三个阶段：忘利、忘名、忘我。
如果能做到这三点，你就会知道世间大道的规则，做到“以天合天”。这个很难吗？并不难！这只是需要我们在心中，把很多朴素的东西重新捡回来，这就是所谓的“见素而抱朴”。
贰
在《知北游》一篇中，庄子曾借孔子的口提出了一种人生价值观——“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
“外化而内不化”的意思是说，外表随物变化，而内心有所坚持，凝静不变。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正是在于自我的独特性。其独特的价值观、独特的风格和内心的秉持构成了独立的人。
一个人在表面上可以非常随和，非常融通，但他的内心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独特，有自己的坚持，这就叫做“内不化”。
生存随遇而安，生命有所坚持。面对外在的世界，应该通达和顺应，而内心则应该坚持自己的秉性，不要随波逐流。
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处世八面玲珑，而内心始终固守着最初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他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人生境界，外事外物都无法动摇他的初心。
只有我们做到“外化而内不化”，才能真正达到乘物以游心的境界。所谓“乘物”，就是驾驭自然规律、知识思想和法则。要乘物首先要顺物，就是要外化。但又要坚持自我的本心，就是要内不化。
只有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又最大限度地坚持自我，才能够“乘物”“游心”，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
壹
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
庄子讲了一个故事：鲁国的木匠名叫梓庆。他的职业是“削木为镶”。镶，是是一种乐器，上面雕成老虎的样子。这木匠把镶做成了“见者惊为鬼神”，看见的人都惊讶无比纷纷询问其中的奥秘。
梓庆很谦虚，说我根本没有什么技巧啊！他对鲁侯说：我准备做这个镶的时候，只是用心去斋戒。斋戒的目的，是为了“静心”，让自己的内心真正安静下来。
“在斋戒的过程中，斋戒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可以忘记“庆赏爵禄”了；
斋戒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可以忘记“非誉巧拙”了；
到第七天的时候，我可以忘却我这个人的“四肢形体”，也就是说，到第七天，达到忘我之境。
这个时候，我就进山了，观察树木的质地，看到形态合适的，仿佛一个成型的镶就在眼前。然后我就把这个最合适的木材砍回来，顺手一加工，它就会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了。梓庆最后说，我做的事情无非叫做‘以天合天’，这就是我的奥秘。”
木匠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到，要摒弃成心、机心、分别心、妄想心，才能做到“以天合天”，让自己的心接近大道，才能把事情做到极致。
木匠告诉我们一个朴素而又玄妙的道理，要穿越三个阶段：忘利、忘名、忘我。
如果能做到这三点，你就会知道世间大道的规则，做到“以天合天”。这个很难吗？并不难！这只是需要我们在心中，把很多朴素的东西重新捡回来，这就是所谓的“见素而抱朴”。
贰
在《知北游》一篇中，庄子曾借孔子的口提出了一种人生价值观——“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
“外化而内不化”的意思是说，外表随物变化，而内心有所坚持，凝静不变。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正是在于自我的独特性。其独特的价值观、独特的风格和内心的秉持构成了独立的人。
一个人在表面上可以非常随和，非常融通，但他的内心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独特，有自己的坚持，这就叫做“内不化”。
生存随遇而安，生命有所坚持。面对外在的世界，应该通达和顺应，而内心则应该坚持自己的秉性，不要随波逐流。
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处世八面玲珑，而内心始终固守着最初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他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人生境界，外事外物都无法动摇他的初心。
只有我们做到“外化而内不化”，才能真正达到乘物以游心的境界。所谓“乘物”，就是驾驭自然规律、知识思想和法则。要乘物首先要顺物，就是要外化。但又要坚持自我的本心，就是要内不化。
只有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又最大限度地坚持自我，才能够“乘物”“游心”，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
邢斌 ：论半夏
作者旁征博引，结合临床效果，说明半夏治疗不寐的用法、剂量、组方和功效。读书为临证之启发，临证为读书之检验，是谓半日临证半日读书也。黄煌教授体质学说列有半夏体质一种，可以与此文相互参考。
论半夏
半夏化痰，人所皆知。而我以为，半夏化有形之痰效果未必佳，其妙尤在除无形之痰。
历代医家重视痰证病机，因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故痰可于各脏腑、经络为害作祟，所以“痰之为患，为喘为咳，为呕为利，为眩为晕，为嘈杂、怔忡、惊悸，为寒热痛肿，为痞膈，为壅塞，或胸胁间辘辘有声，或背心一片常为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以上引文见《丹溪心法》）“，除喘咳外，其余见症说的都是无形之痰。
治无形之痰必倚仗半夏，必倚仗二陈汤。而医者多推崇温胆汤，我以为后者方中枳实、竹茹效用平平，除于痞胀、呕吐等有一定作用外，其余无形之痰皆不必用。
因痰与湿皆由津液失其正常的运化而产生，故密不可分，且临床有时难以明确区分，何为痰，何为湿，故我临证每每将二陈汤与平胃散同用，此即古方平陈汤。此方出自《医学入门》卷五，原主治食疟，以及风寒风湿所伤导致的痰嗽满闷。我用平陈汤的思路是发挥两方的优势，协同取效。因为在我心目中，二陈与平胃均为药味简单而效力宏大的好方子。
前述无形之痰的见症虽多，却也难免挂一漏万。故古人索性说“百病皆由痰作祟”，或“怪病皆有痰”了。比如，失眠与痰的关系就很密切。
《灵枢·邪客》云：“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脏。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治疗的方法是“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半夏汤即半夏秫米汤，因《灵枢》从“阳盛阴虚”（按，此“阳盛阴虚”自与今意不同）立论，故后世解释半夏汤，亦多从这一角度展开。从阴阳立论，本无不可，但总觉蹈空踏虚，无益于临床应用本方。
唯林佩琴虽不能脱离从阴阳论之窠臼，但尚能直接从痰立论。《类证治裁》云：“盖不寐多由思虑劳神，惊忧怒火，气郁生涎，用半夏汤。半夏除痰而利小便，秫米益阴而利大肠，则阴阳交通而得卧也”。指出失眠多与痰涎有关，而半夏正是除痰之品。
另一张治疗不寐的名方是前曾提及之温胆汤。
温胆汤之名，首见北周姚僧垣《集验方》。该书已亡佚，部分内容为《外台秘要》收载。
《集验》温胆汤即为《外台秘要》所载，书云“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虚寒故也，宜服此汤方”，其组成是半夏、竹茹、橘皮、生姜、甘草、枳实。《千金方》之温胆汤主治与药物与此完全相同，唯枳实的剂量不同。
《三因方》有3首温胆汤，其中卷9、卷10之温胆汤是后世熟知、且常用的温胆汤。卷9之方主治与《外台秘要》引《集验》相同，并增补“惊悸”之症。卷10之方主治心胆虚怯，触事易惊，或梦寐不祥，或异象眩惑，遂致心惊胆慑，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症，或短气悸乏，或复自汗，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安。
《集验》温胆汤在“胆虚寒”上做文章。《三因》温胆汤虽也说什么“心胆虚怯”，但已生发出“气郁生涎，涎与气搏”的概念。可是后世医家仍多从“胆”字着眼。少有像《罗氏会约医镜》那样，直接点出：不寐“邪属痰饮，化之，如温胆汤、导痰汤之类”。其实把温胆汤与痰联系在一起，远比与胆联系在一起，更便于临床运用。
事 实上，温胆汤一定是具有化痰安神功效的（暂且不论是否与胆相关），从其组成即可知。与其组成接近的二陈汤，《医学心悟》就说：“有湿痰壅遏，神不安者，其症呕恶气闷，胸膈不利，用二陈汤导去其痰，其卧立至”。
失眠与痰有关，而半夏堪为大用，前述之半夏汤、温胆汤、二陈汤皆以半夏为主药。陶御风先生的《临证本草》还例举了《肘后》卷2治大病愈后，虚烦不得眠，腹中疼痛，懊憹之方，此方由半夏、秫米与茯苓组成。明·徐树丕《识小录》记载半夏、百部各1两治疗失眠的案例。《冷庐医话》卷3引《医学秘旨》云：“余尝治一人患不睡，心肾兼补之药遍尝不效。诊其脉，知为阴阳违和，二气不交。以半夏三钱，夏枯草三钱，浓煎服之，即得安睡，仍投补心等药而愈。盖半夏得阴而生，夏枯草得至阳而长，是阴阳配合之妙也”。朱良春先生对这一配伍甚为赞赏，认为加入珍珠母入肝安魂，立意更为周匝，可治疗多种肝病所致的顽固性失眠。
半夏配夏枯草治疗失眠之说，我最早就是从《朱良春用药经验》一书中得知。这还是十三四年前之事了，后读书渐多，屡屡见到此说，无论是有关药对的书，还是有关治疗失眠临床经验的书，皆谓此经验出自《冷庐医话》引《医学秘旨》。
按《医学秘旨》一书，系《冷庐医话》的作者陆以湉从杭城书坊中购得。此书乃抄本，题曰西溪居士著，不知何许人也，也不知其书的写作年代。
后我读缪希雍的《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发现在那篇著名的《吐血三要法》中，即有半夏、夏枯草治疗不寐的论述。
书中记载，庄含之久患吐血，其族兄庄一生为其治疗，疗效很好。庄含之除吐血外，还有不寐。庄一生说：“《甲乙经》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当留于阳，阳盛阴虚，故目不能瞑。此之谓也。治法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盖半夏得一阴之气而枯，所谓生于阳而成于阴者，故能引阳气入于阴，而成于阴者为血分之药，意惟此可以治之。乃用夏枯草一两，作甘澜水煮服，覆杯而卧立至。”庄一生虽未将半夏与夏枯草同用，但是他已道出半夏与夏枯草是性质相对的两个药，前者生于阳而成于阴，能引阳气入于阴，而后者成于阴为血分之药。应该视为半夏与夏枯草配伍的源头，或者说启发了后来医家如此配伍。
王学权《重庆堂随笔》认为夏枯草“兼有和阳养阴之功，失血后不寐者，服之即寐，其性可见矣”。此语似从《广笔记》庄含之一案拈出。
此外，清代名医蒋椿田也有夏枯草与半夏的配伍经验，见《重订灵兰要览》。按，《灵兰要览》系王肯堂原著，清人顾金寿予以评订。在“不得卧”一条下，顾氏介绍其友蒋椿田的经验，每用制半夏、夏枯草各五钱，取阴阳相配之义，浓煎长流水，竟覆杯而卧。
这是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关于半夏、夏枯草配伍的一些知识。但是，由于无法考证西溪居士为何人，所以，这一配伍经验的来龙去脉还无法确切地知道。
我在临床常以重剂半夏（30~80g）治失眠，大概已有十年了，最近甚至用到100g。最初曾配伍夏枯草，但后来发现治失眠的效果全在重用半夏，夏枯草并无效验，后遂弃夏枯草而不用。也用过温胆汤，但觉得枳实、竹茹用不用效果好像没有多少区别，遂仅用二陈汤，后合平胃散，并加用菖蒲、远志，定名为平陈宁神汤，取效者颇多。
治失眠为何要重用半夏？其实不仅失眠，凡属痰证用半夏，一般均宜用较大剂量，因为量小效果不显著，而失眠更应用重剂半夏。
吴鞠通用半夏就颇猛。如治秀氏产后不寐，与半夏汤。先用半夏一两不应，次服二两得熟寐，又减至一两仍不寐，又加至二两又得寐，又减又不得寐；于是竟用二两，服七八帖后，以他方收功。又治李某，用半夏汤，姜半夏用二两，效果只是得寐而未熟。痰饮门中又治某人卧不安，未记姓氏，用姜半夏二两五钱。可见吴鞠通用半夏是有经验有教训，有胆有识的。
现代医家中重用半夏者也不乏其人，如万友生先生。其他诸位，我不复记其姓名，因为都是十多年前“随便翻翻”（鲁迅语）的收获。
再说用半夏的指征。我以为痰湿为患甚广，很难以某个见症作为用药指征。我重视两点，一是苔腻，二是口腻。两者有其一即用半夏，并视苔腻的程度而选择适宜的剂量，当然症状的轻重也是需要考虑的。
多年来重用半夏，从未见有任何毒副作用。因为药房未备生半夏，故我未有用生半夏的经验。以上所说者皆为制半夏。
此外，还需提一笔。若治失眠的话，茯苓也宜用大剂，常用30~100g。此经验我忘其出处，似见载于某期的《中医杂志》。后知陶御风先生也用大剂茯苓治失眠。
【本文摘自《半日临证半日读书》
#中医# https://t.cn/z8AGTGH
作者旁征博引，结合临床效果，说明半夏治疗不寐的用法、剂量、组方和功效。读书为临证之启发，临证为读书之检验，是谓半日临证半日读书也。黄煌教授体质学说列有半夏体质一种，可以与此文相互参考。
论半夏
半夏化痰，人所皆知。而我以为，半夏化有形之痰效果未必佳，其妙尤在除无形之痰。
历代医家重视痰证病机，因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故痰可于各脏腑、经络为害作祟，所以“痰之为患，为喘为咳，为呕为利，为眩为晕，为嘈杂、怔忡、惊悸，为寒热痛肿，为痞膈，为壅塞，或胸胁间辘辘有声，或背心一片常为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以上引文见《丹溪心法》）“，除喘咳外，其余见症说的都是无形之痰。
治无形之痰必倚仗半夏，必倚仗二陈汤。而医者多推崇温胆汤，我以为后者方中枳实、竹茹效用平平，除于痞胀、呕吐等有一定作用外，其余无形之痰皆不必用。
因痰与湿皆由津液失其正常的运化而产生，故密不可分，且临床有时难以明确区分，何为痰，何为湿，故我临证每每将二陈汤与平胃散同用，此即古方平陈汤。此方出自《医学入门》卷五，原主治食疟，以及风寒风湿所伤导致的痰嗽满闷。我用平陈汤的思路是发挥两方的优势，协同取效。因为在我心目中，二陈与平胃均为药味简单而效力宏大的好方子。
前述无形之痰的见症虽多，却也难免挂一漏万。故古人索性说“百病皆由痰作祟”，或“怪病皆有痰”了。比如，失眠与痰的关系就很密切。
《灵枢·邪客》云：“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脏。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治疗的方法是“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半夏汤即半夏秫米汤，因《灵枢》从“阳盛阴虚”（按，此“阳盛阴虚”自与今意不同）立论，故后世解释半夏汤，亦多从这一角度展开。从阴阳立论，本无不可，但总觉蹈空踏虚，无益于临床应用本方。
唯林佩琴虽不能脱离从阴阳论之窠臼，但尚能直接从痰立论。《类证治裁》云：“盖不寐多由思虑劳神，惊忧怒火，气郁生涎，用半夏汤。半夏除痰而利小便，秫米益阴而利大肠，则阴阳交通而得卧也”。指出失眠多与痰涎有关，而半夏正是除痰之品。
另一张治疗不寐的名方是前曾提及之温胆汤。
温胆汤之名，首见北周姚僧垣《集验方》。该书已亡佚，部分内容为《外台秘要》收载。
《集验》温胆汤即为《外台秘要》所载，书云“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虚寒故也，宜服此汤方”，其组成是半夏、竹茹、橘皮、生姜、甘草、枳实。《千金方》之温胆汤主治与药物与此完全相同，唯枳实的剂量不同。
《三因方》有3首温胆汤，其中卷9、卷10之温胆汤是后世熟知、且常用的温胆汤。卷9之方主治与《外台秘要》引《集验》相同，并增补“惊悸”之症。卷10之方主治心胆虚怯，触事易惊，或梦寐不祥，或异象眩惑，遂致心惊胆慑，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症，或短气悸乏，或复自汗，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安。
《集验》温胆汤在“胆虚寒”上做文章。《三因》温胆汤虽也说什么“心胆虚怯”，但已生发出“气郁生涎，涎与气搏”的概念。可是后世医家仍多从“胆”字着眼。少有像《罗氏会约医镜》那样，直接点出：不寐“邪属痰饮，化之，如温胆汤、导痰汤之类”。其实把温胆汤与痰联系在一起，远比与胆联系在一起，更便于临床运用。
事 实上，温胆汤一定是具有化痰安神功效的（暂且不论是否与胆相关），从其组成即可知。与其组成接近的二陈汤，《医学心悟》就说：“有湿痰壅遏，神不安者，其症呕恶气闷，胸膈不利，用二陈汤导去其痰，其卧立至”。
失眠与痰有关，而半夏堪为大用，前述之半夏汤、温胆汤、二陈汤皆以半夏为主药。陶御风先生的《临证本草》还例举了《肘后》卷2治大病愈后，虚烦不得眠，腹中疼痛，懊憹之方，此方由半夏、秫米与茯苓组成。明·徐树丕《识小录》记载半夏、百部各1两治疗失眠的案例。《冷庐医话》卷3引《医学秘旨》云：“余尝治一人患不睡，心肾兼补之药遍尝不效。诊其脉，知为阴阳违和，二气不交。以半夏三钱，夏枯草三钱，浓煎服之，即得安睡，仍投补心等药而愈。盖半夏得阴而生，夏枯草得至阳而长，是阴阳配合之妙也”。朱良春先生对这一配伍甚为赞赏，认为加入珍珠母入肝安魂，立意更为周匝，可治疗多种肝病所致的顽固性失眠。
半夏配夏枯草治疗失眠之说，我最早就是从《朱良春用药经验》一书中得知。这还是十三四年前之事了，后读书渐多，屡屡见到此说，无论是有关药对的书，还是有关治疗失眠临床经验的书，皆谓此经验出自《冷庐医话》引《医学秘旨》。
按《医学秘旨》一书，系《冷庐医话》的作者陆以湉从杭城书坊中购得。此书乃抄本，题曰西溪居士著，不知何许人也，也不知其书的写作年代。
后我读缪希雍的《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发现在那篇著名的《吐血三要法》中，即有半夏、夏枯草治疗不寐的论述。
书中记载，庄含之久患吐血，其族兄庄一生为其治疗，疗效很好。庄含之除吐血外，还有不寐。庄一生说：“《甲乙经》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当留于阳，阳盛阴虚，故目不能瞑。此之谓也。治法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盖半夏得一阴之气而枯，所谓生于阳而成于阴者，故能引阳气入于阴，而成于阴者为血分之药，意惟此可以治之。乃用夏枯草一两，作甘澜水煮服，覆杯而卧立至。”庄一生虽未将半夏与夏枯草同用，但是他已道出半夏与夏枯草是性质相对的两个药，前者生于阳而成于阴，能引阳气入于阴，而后者成于阴为血分之药。应该视为半夏与夏枯草配伍的源头，或者说启发了后来医家如此配伍。
王学权《重庆堂随笔》认为夏枯草“兼有和阳养阴之功，失血后不寐者，服之即寐，其性可见矣”。此语似从《广笔记》庄含之一案拈出。
此外，清代名医蒋椿田也有夏枯草与半夏的配伍经验，见《重订灵兰要览》。按，《灵兰要览》系王肯堂原著，清人顾金寿予以评订。在“不得卧”一条下，顾氏介绍其友蒋椿田的经验，每用制半夏、夏枯草各五钱，取阴阳相配之义，浓煎长流水，竟覆杯而卧。
这是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关于半夏、夏枯草配伍的一些知识。但是，由于无法考证西溪居士为何人，所以，这一配伍经验的来龙去脉还无法确切地知道。
我在临床常以重剂半夏（30~80g）治失眠，大概已有十年了，最近甚至用到100g。最初曾配伍夏枯草，但后来发现治失眠的效果全在重用半夏，夏枯草并无效验，后遂弃夏枯草而不用。也用过温胆汤，但觉得枳实、竹茹用不用效果好像没有多少区别，遂仅用二陈汤，后合平胃散，并加用菖蒲、远志，定名为平陈宁神汤，取效者颇多。
治失眠为何要重用半夏？其实不仅失眠，凡属痰证用半夏，一般均宜用较大剂量，因为量小效果不显著，而失眠更应用重剂半夏。
吴鞠通用半夏就颇猛。如治秀氏产后不寐，与半夏汤。先用半夏一两不应，次服二两得熟寐，又减至一两仍不寐，又加至二两又得寐，又减又不得寐；于是竟用二两，服七八帖后，以他方收功。又治李某，用半夏汤，姜半夏用二两，效果只是得寐而未熟。痰饮门中又治某人卧不安，未记姓氏，用姜半夏二两五钱。可见吴鞠通用半夏是有经验有教训，有胆有识的。
现代医家中重用半夏者也不乏其人，如万友生先生。其他诸位，我不复记其姓名，因为都是十多年前“随便翻翻”（鲁迅语）的收获。
再说用半夏的指征。我以为痰湿为患甚广，很难以某个见症作为用药指征。我重视两点，一是苔腻，二是口腻。两者有其一即用半夏，并视苔腻的程度而选择适宜的剂量，当然症状的轻重也是需要考虑的。
多年来重用半夏，从未见有任何毒副作用。因为药房未备生半夏，故我未有用生半夏的经验。以上所说者皆为制半夏。
此外，还需提一笔。若治失眠的话，茯苓也宜用大剂，常用30~100g。此经验我忘其出处，似见载于某期的《中医杂志》。后知陶御风先生也用大剂茯苓治失眠。
【本文摘自《半日临证半日读书》
#中医# https://t.cn/z8AGTGH
读书学典:《论语.颜渊》12.７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前520年－前456年，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通达事理，有杰出的“言语”才能，善经商，曾任鲁国、卫国的丞相。
▲政：为政之道。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仓廪实、武备修，然后教化行，则民信其上。兵，兵器，引申为士兵、武备。《说文》：“兵，械也，从双手持斤并力之貌。”
▲必不得已而去：假设遇到不得已的时候，兵、食、信三者不能兼顾，必去其一。陆氏：“上节言其常，此不得已，言其变也。”
■现代翻译：子贡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先求充足粮食，次乃讲究武备，民间自然信之了。”子贡又问：“倘遇不得已，于此三者间，必去其一，则孰可先去呢？”孔子说：“减去武备吧！”子贡又问：“倘遇不得已，于此二者间，再必去其一，则孰当先去呢？”孔子说：“减去食粮吧！自古以来，人谁不死？若苟无信，则Ｇ都不存在了。”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问为政之法也。食为民本，故先须足食也。時浇复须防卫，故次足兵也。虽有食有兵，若君无信，则民众离背，故必使民信之也。兵比二者为劣，若事不获已，则先可去兵也。人若不食，乃必致死。虽然自古迄今，虽复食，亦未有一人不死者。是食与不食，俱是有死也。而自古迄今，未有一国无信而国安立者。今推其二事，有死，自古而有。无信国立，自古而无。今宁从其有者，故云去食也。故李充云：“‘朝闻道夕死’，孔子之所贵；‘舍生取义’，孟轲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无有不死之人。故有杀身非丧己，苟存非不亡己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贵信也。足食则人知礼节，足兵则不轨畏威，民信之则服命从化。以兵者凶器，民之残也，财用之蠹（dù ，指蛀蚀器物的虫子）也，故先去之。夫食者，人命所须，去之则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国不可失信，失信则国不立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兵之于徳为末，于器为凶。故古者制字之意，戈欲偃、弓欲弛、武欲止。则兵岂先王之所尚哉？此所以宁有信而去兵也。食之所养者小体也，信之所养者大体也。故无信而生，不若有信而死，此其所以宁去食而信断不可少也。然非兵则无以有其食，非食则无以存其信，三者固不可偏废，惟其轻重缓急之不同。
●宋朱熹《论语集注》：言仓廪实而武备修，然后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不离叛也。食足而信孚，则无兵而守固矣。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程子曰：“孔门弟子善问，直穷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贡不能问，非圣人不能答也。”愚谓以人情而言，则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以民德而言，则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为政者，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生则有死，人之常理。至于无信，则欺诈倾夺，无复人理，是重于死也。夫食与兵，固为急务，然信为之本。无信，则虽有粟，而谁与食？虽有兵，而谁与用哉？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为政者有经有权而总以信为立国之要也。昔子贡问政于孔子。孔子曰：为政者凡以为此民也，民以食为天，必制其田里，薄其税敛，则食足而民生以遂矣。民以兵为卫，必为充其行伍，时其训练则兵足，而民生以安矣。然兵食既足，而民心未孚，则民岂可恃乎？必勤施教化，彰明礼义，使民皆尊君亲上，而无诈无虞，则民信之矣。此乃政之大经，缺一不可也。子贡又问曰：三者兼全诚美矣，倘不得已于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将以何者为先乎？孔子曰：去兵。盖民既足食，而且有信以固结之，则家自为卫，人自为守，虽无兵而国可保也。子贡又问曰：去兵已属权宜，设不得已于二者之中又去其一，将以何者为先乎？孔子曰：去食。夫民无食则死，原不可去，但自古以来人皆有死，必不能免。若信者，乃本心之徳，而人之所以立于天地之间者也。使民而无信，则形虽存而心已死，无以自立。民不立，而国谁与立邪？可见为政者不可徒求之富强，而要必以信为本。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去兵去食，极其祸难，不过人君国灭身死。然自古人皆有死，死而君德无所可讥，民心终未能忘。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况民戴其上，如手足之卫身，子弟之卫父兄。虽值危难，其犹可以济。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准也。苟无信，虽足兵足食，犹不能守；况更值不得已，而兵食皆将去之乎？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也。折冲乎千里之外，此之谓也。又《晋语》箕郑对晋文公曰：“信于君心，信于民，信于令，信于事。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民，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咸以信为政要。故夫子言道千乘之国，亦云“敬事而信”也。
●钱穆《论语新解》：本章因子贡善问，推理至极，遂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之说。然子适卫，告冉有：“既庶矣，当富之。既富矣，当教之。”与本章足食在前，而兵与信次之同意，可见为政者首以使民得食能保其生为先。惟遇不得已，则教民轻食重信，一处常，一临变，读者须于此善体，不可徒认自古皆有死之单辞，遂谓为政者可以不顾民命，而高悬一目标以强民之必从。此亦一义命之辨。为政者首重民食是义，宁去食是命。立身立群同是一理，立身有舍生取义，导群亦有去食存信，此与“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各申一面，不相害。
★此章记善为政者必以信为本。民无信不立，若无民信，则号令日轻，纪纲日弛，赏不足以劝，罚不足以惩，委靡颓堕，每事不立矣，纵无外患，也有内乱，虽足兵足食，则国不能安立。
▲子贡：前520年－前456年，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通达事理，有杰出的“言语”才能，善经商，曾任鲁国、卫国的丞相。
▲政：为政之道。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仓廪实、武备修，然后教化行，则民信其上。兵，兵器，引申为士兵、武备。《说文》：“兵，械也，从双手持斤并力之貌。”
▲必不得已而去：假设遇到不得已的时候，兵、食、信三者不能兼顾，必去其一。陆氏：“上节言其常，此不得已，言其变也。”
■现代翻译：子贡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先求充足粮食，次乃讲究武备，民间自然信之了。”子贡又问：“倘遇不得已，于此三者间，必去其一，则孰可先去呢？”孔子说：“减去武备吧！”子贡又问：“倘遇不得已，于此二者间，再必去其一，则孰当先去呢？”孔子说：“减去食粮吧！自古以来，人谁不死？若苟无信，则Ｇ都不存在了。”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问为政之法也。食为民本，故先须足食也。時浇复须防卫，故次足兵也。虽有食有兵，若君无信，则民众离背，故必使民信之也。兵比二者为劣，若事不获已，则先可去兵也。人若不食，乃必致死。虽然自古迄今，虽复食，亦未有一人不死者。是食与不食，俱是有死也。而自古迄今，未有一国无信而国安立者。今推其二事，有死，自古而有。无信国立，自古而无。今宁从其有者，故云去食也。故李充云：“‘朝闻道夕死’，孔子之所贵；‘舍生取义’，孟轲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无有不死之人。故有杀身非丧己，苟存非不亡己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贵信也。足食则人知礼节，足兵则不轨畏威，民信之则服命从化。以兵者凶器，民之残也，财用之蠹（dù ，指蛀蚀器物的虫子）也，故先去之。夫食者，人命所须，去之则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国不可失信，失信则国不立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兵之于徳为末，于器为凶。故古者制字之意，戈欲偃、弓欲弛、武欲止。则兵岂先王之所尚哉？此所以宁有信而去兵也。食之所养者小体也，信之所养者大体也。故无信而生，不若有信而死，此其所以宁去食而信断不可少也。然非兵则无以有其食，非食则无以存其信，三者固不可偏废，惟其轻重缓急之不同。
●宋朱熹《论语集注》：言仓廪实而武备修，然后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不离叛也。食足而信孚，则无兵而守固矣。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程子曰：“孔门弟子善问，直穷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贡不能问，非圣人不能答也。”愚谓以人情而言，则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以民德而言，则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为政者，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生则有死，人之常理。至于无信，则欺诈倾夺，无复人理，是重于死也。夫食与兵，固为急务，然信为之本。无信，则虽有粟，而谁与食？虽有兵，而谁与用哉？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为政者有经有权而总以信为立国之要也。昔子贡问政于孔子。孔子曰：为政者凡以为此民也，民以食为天，必制其田里，薄其税敛，则食足而民生以遂矣。民以兵为卫，必为充其行伍，时其训练则兵足，而民生以安矣。然兵食既足，而民心未孚，则民岂可恃乎？必勤施教化，彰明礼义，使民皆尊君亲上，而无诈无虞，则民信之矣。此乃政之大经，缺一不可也。子贡又问曰：三者兼全诚美矣，倘不得已于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将以何者为先乎？孔子曰：去兵。盖民既足食，而且有信以固结之，则家自为卫，人自为守，虽无兵而国可保也。子贡又问曰：去兵已属权宜，设不得已于二者之中又去其一，将以何者为先乎？孔子曰：去食。夫民无食则死，原不可去，但自古以来人皆有死，必不能免。若信者，乃本心之徳，而人之所以立于天地之间者也。使民而无信，则形虽存而心已死，无以自立。民不立，而国谁与立邪？可见为政者不可徒求之富强，而要必以信为本。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去兵去食，极其祸难，不过人君国灭身死。然自古人皆有死，死而君德无所可讥，民心终未能忘。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况民戴其上，如手足之卫身，子弟之卫父兄。虽值危难，其犹可以济。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准也。苟无信，虽足兵足食，犹不能守；况更值不得已，而兵食皆将去之乎？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也。折冲乎千里之外，此之谓也。又《晋语》箕郑对晋文公曰：“信于君心，信于民，信于令，信于事。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民，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咸以信为政要。故夫子言道千乘之国，亦云“敬事而信”也。
●钱穆《论语新解》：本章因子贡善问，推理至极，遂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之说。然子适卫，告冉有：“既庶矣，当富之。既富矣，当教之。”与本章足食在前，而兵与信次之同意，可见为政者首以使民得食能保其生为先。惟遇不得已，则教民轻食重信，一处常，一临变，读者须于此善体，不可徒认自古皆有死之单辞，遂谓为政者可以不顾民命，而高悬一目标以强民之必从。此亦一义命之辨。为政者首重民食是义，宁去食是命。立身立群同是一理，立身有舍生取义，导群亦有去食存信，此与“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各申一面，不相害。
★此章记善为政者必以信为本。民无信不立，若无民信，则号令日轻，纪纲日弛，赏不足以劝，罚不足以惩，委靡颓堕，每事不立矣，纵无外患，也有内乱，虽足兵足食，则国不能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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