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砍一刀”成为了一种社交新方式】近日，上海一位律师因为在拼多多砍价但始终差“0.09%”，于是起诉了拼多多。律师的起诉，反映了一些长久的抱怨，其直接原因当然是拼多多在用户预期管理上还有提升空间，促销玩法还可以更加透明。
不过，这种抱怨也源于诸多误解。其实，免费拿、砍一刀不过是源远流长的商业促销的最新发展。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促销，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因销量不佳，在全国率先搞起了有奖销售，头等奖品是一辆上海牌轿车。从未见过如此巨奖的消费者，欲望一下被激发起来，傻子瓜子也因此创下销售记录。但活动只进行了18天，一纸文件，宣布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当年傻子瓜子的老板年广久血本无归，公司也跌倒低谷。但其实，是早有人看不惯年广久的一些做派。那个时代，公司财务也多不规范，导致他被人举报贪污入狱。
事实上，商业促销最初也招致诸多批评，但其生命力源于市场经济本身的顽强，年广久之后，奖励轿车、返券、抽奖、买N免1、前N名N折等多种形式被不断的发明出来。砍一刀、免费拿，则是传统促销手段在互联网时代，基于社交网络的最新发展。
这种商业促销形式，当然不是免费向消费者派发福利的慈善，也是互联网营销的套路之一，但也不能说是欺诈、传销，而是一种营销手段。有人一提营销就觉得反胃，可从经济学上来看，营销只是一个中性词。不营销，商家的东西可能就卖不出去。商家背后，也有宣传、就业、社保等各种压力。每一个商家背后，也是千家万户。相比其它套路，砍一刀更显“良心”，拼多多已送出大几百万件实实在在的高价商品。
拼多多“砍价免费拿”负责人表示，本期参与的商品超过1200余款，已送出709万件。消费者已免费领取小度在家智能屏74.9万件，格兰仕烤箱52.3万件，还有雅诗兰黛、海蓝之谜、飞利浦、松下等国际品牌。
这是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商业促销的功能被极大的拓展了，在功能上也从单纯促销变为了促销、拉新、激活用户，引导用户心智向娱乐的转变。而正因为其实现的功能更多，平台受益越多，所以，在优惠力度上也可以做到更大力度。
那么，为什么抱怨还很多？
首先，源于舆论的系统性偏差。
拼多多的免费拿、砍一刀非常成功，现在很多商家都在模仿。拼多多是一家利用社交网络非常成功的公司，它的基因是“Costco+Disney”，它从社交网络中获益颇多，自然也可以反馈给社交网络更多实惠。所以，他的促销力度也更大，更有影响力。拼多多的这个特征与打法，其他平台无法做到。即便有这个想法，也无法利用微信的社交网络；即便能利用微信的社交网络，也缺乏“Costco+Disney”的基因。
越成功，引发的抱怨就会越响亮。多年前，我买的三星显示器坏了，去售后维修，到了售后处，坏的显示器堆积如山，人来人往。回来路过一家国产显示器的售后，冷冷清清。显然，这不是三星的质量不好，而是三星的销量大了很多，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显然，误认为三星显示器不如国产，或者认为拼多多的“砍一刀”招人厌，都是对于现象的错误解释。如今，京东、淘宝、滴滴……类似活动都不少。甚至连房地产广告都学会了百亿补贴、“砍一刀”、免费拿。
其次，网上促销玩法，把所有人拉在了同一个场域。
就像之前打车的大量补贴，互联网平台是愿意为新用户投入实实在在的补贴的，拼多多自然也是如此，送出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但是，拿到1000元的东西，肯定需要付出相应的一系列操作，毕竟，这是促销不是慈善，所以，“难”是正常的。
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家里塞满了购物所赠的各种各样的锅，还有各种厨房小家电。送人？似乎亲戚朋友都有很多。但是，如果真是这样，市场上这些东西不应该都卖不掉了吗？而现实是，还有很多人得自己掏钱买。也就是说，基于不同的消费能力，对一个群体来说，是毫不费力的免费赠品，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需要真金白银掏钱去买的东西。
平时，在线下商店中，不同的人群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分割，但互联网的促销是打通所有人群的，把所有人拉在了同一个场域。但显然，促销只能按照最主流的人群来设计。中国的平均收入并不高，还有6亿人月收入1000多元。更直白的说，免费拿所需要投入的时间，不会按律师一小时的收费来计算，而会按一个底层打工者的一小时工资来计算。
系统性偏差也由此出现。
第三，源于人群的系统性偏差。
其实，被一些人吐槽的免费拿，在另一些人眼中，已经成为一个既实惠，又好玩的事。现在，已经成为“豆瓣抠门小组”的必杀技，很多人在这里聚集、交换技巧、相互帮助。而且，这还是在文艺青年聚集的豆瓣，用户的收入水平并不算低。
实际上，参与“免费拿”的大部分人群是四线城市的低收入群体，这些人锲而不舍，最后拿到免费的商品。通过免费拿，很多退休的中老年人第一次体验了小度在家智能屏、居家带娃的宝妈用上了雅诗兰黛等。对于这类群体，免费拿并未伤害人际关系，反而拉近了淡薄的人际关系，尤其是退休在家的中老年人。某种程度上，免费拿成为了一些中老年人的社交新方式，通过免费拿，激活了社交，重新找到了社交的乐趣。很多人抱怨自己的父母沉迷于拼多多，而事实上，父母从这款软件里获取的补偿心理、社交快乐，可能是子女无法体会的。
特别对低收入者而言，愿意花时间，通过免费拿获得实实在在的生活用品。但另一方面，他们在互联网上并没有话语权、声音也不大。高收入人群，他们意愿不强，不愿意花时间进行到最后，尝试几次后就会放弃，也很容易产生抱怨。我们在舆论场上看到的抱怨很多，可现实是，很多真的花了时间免费拿的人，拿完就去拼下一单了，他们也不会上网发声。
于是，抱怨压过了惊喜。但是，这仅仅是表象的错觉。
第四，源于不同人群的收益结构。
各种促销有各自的玩法，国贸商城、燕莎友谊商城的促销与costco的促销玩法肯定不一样。对于三四线城市的低收入人群而言，拼多多的好处，是能让他们花点时间，获得免费商品。而对于高收入人群，一般在初步判断后，就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所以，对于高收入人群，一般并不会轻易去玩拼多多的免费拿。
当然，作为社会的意见领袖群体，律师的敏锐是好的，值得赞赏的，与社会公共利益是激励相容的。但是，低收入人群，那些积极参与砍一刀，并从中获得优惠的人的利益，也不应该被完全忽视。（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作者：刘远举 来源:东方网
不过，这种抱怨也源于诸多误解。其实，免费拿、砍一刀不过是源远流长的商业促销的最新发展。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促销，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因销量不佳，在全国率先搞起了有奖销售，头等奖品是一辆上海牌轿车。从未见过如此巨奖的消费者，欲望一下被激发起来，傻子瓜子也因此创下销售记录。但活动只进行了18天，一纸文件，宣布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当年傻子瓜子的老板年广久血本无归，公司也跌倒低谷。但其实，是早有人看不惯年广久的一些做派。那个时代，公司财务也多不规范，导致他被人举报贪污入狱。
事实上，商业促销最初也招致诸多批评，但其生命力源于市场经济本身的顽强，年广久之后，奖励轿车、返券、抽奖、买N免1、前N名N折等多种形式被不断的发明出来。砍一刀、免费拿，则是传统促销手段在互联网时代，基于社交网络的最新发展。
这种商业促销形式，当然不是免费向消费者派发福利的慈善，也是互联网营销的套路之一，但也不能说是欺诈、传销，而是一种营销手段。有人一提营销就觉得反胃，可从经济学上来看，营销只是一个中性词。不营销，商家的东西可能就卖不出去。商家背后，也有宣传、就业、社保等各种压力。每一个商家背后，也是千家万户。相比其它套路，砍一刀更显“良心”，拼多多已送出大几百万件实实在在的高价商品。
拼多多“砍价免费拿”负责人表示，本期参与的商品超过1200余款，已送出709万件。消费者已免费领取小度在家智能屏74.9万件，格兰仕烤箱52.3万件，还有雅诗兰黛、海蓝之谜、飞利浦、松下等国际品牌。
这是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商业促销的功能被极大的拓展了，在功能上也从单纯促销变为了促销、拉新、激活用户，引导用户心智向娱乐的转变。而正因为其实现的功能更多，平台受益越多，所以，在优惠力度上也可以做到更大力度。
那么，为什么抱怨还很多？
首先，源于舆论的系统性偏差。
拼多多的免费拿、砍一刀非常成功，现在很多商家都在模仿。拼多多是一家利用社交网络非常成功的公司，它的基因是“Costco+Disney”，它从社交网络中获益颇多，自然也可以反馈给社交网络更多实惠。所以，他的促销力度也更大，更有影响力。拼多多的这个特征与打法，其他平台无法做到。即便有这个想法，也无法利用微信的社交网络；即便能利用微信的社交网络，也缺乏“Costco+Disney”的基因。
越成功，引发的抱怨就会越响亮。多年前，我买的三星显示器坏了，去售后维修，到了售后处，坏的显示器堆积如山，人来人往。回来路过一家国产显示器的售后，冷冷清清。显然，这不是三星的质量不好，而是三星的销量大了很多，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显然，误认为三星显示器不如国产，或者认为拼多多的“砍一刀”招人厌，都是对于现象的错误解释。如今，京东、淘宝、滴滴……类似活动都不少。甚至连房地产广告都学会了百亿补贴、“砍一刀”、免费拿。
其次，网上促销玩法，把所有人拉在了同一个场域。
就像之前打车的大量补贴，互联网平台是愿意为新用户投入实实在在的补贴的，拼多多自然也是如此，送出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但是，拿到1000元的东西，肯定需要付出相应的一系列操作，毕竟，这是促销不是慈善，所以，“难”是正常的。
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家里塞满了购物所赠的各种各样的锅，还有各种厨房小家电。送人？似乎亲戚朋友都有很多。但是，如果真是这样，市场上这些东西不应该都卖不掉了吗？而现实是，还有很多人得自己掏钱买。也就是说，基于不同的消费能力，对一个群体来说，是毫不费力的免费赠品，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需要真金白银掏钱去买的东西。
平时，在线下商店中，不同的人群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分割，但互联网的促销是打通所有人群的，把所有人拉在了同一个场域。但显然，促销只能按照最主流的人群来设计。中国的平均收入并不高，还有6亿人月收入1000多元。更直白的说，免费拿所需要投入的时间，不会按律师一小时的收费来计算，而会按一个底层打工者的一小时工资来计算。
系统性偏差也由此出现。
第三，源于人群的系统性偏差。
其实，被一些人吐槽的免费拿，在另一些人眼中，已经成为一个既实惠，又好玩的事。现在，已经成为“豆瓣抠门小组”的必杀技，很多人在这里聚集、交换技巧、相互帮助。而且，这还是在文艺青年聚集的豆瓣，用户的收入水平并不算低。
实际上，参与“免费拿”的大部分人群是四线城市的低收入群体，这些人锲而不舍，最后拿到免费的商品。通过免费拿，很多退休的中老年人第一次体验了小度在家智能屏、居家带娃的宝妈用上了雅诗兰黛等。对于这类群体，免费拿并未伤害人际关系，反而拉近了淡薄的人际关系，尤其是退休在家的中老年人。某种程度上，免费拿成为了一些中老年人的社交新方式，通过免费拿，激活了社交，重新找到了社交的乐趣。很多人抱怨自己的父母沉迷于拼多多，而事实上，父母从这款软件里获取的补偿心理、社交快乐，可能是子女无法体会的。
特别对低收入者而言，愿意花时间，通过免费拿获得实实在在的生活用品。但另一方面，他们在互联网上并没有话语权、声音也不大。高收入人群，他们意愿不强，不愿意花时间进行到最后，尝试几次后就会放弃，也很容易产生抱怨。我们在舆论场上看到的抱怨很多，可现实是，很多真的花了时间免费拿的人，拿完就去拼下一单了，他们也不会上网发声。
于是，抱怨压过了惊喜。但是，这仅仅是表象的错觉。
第四，源于不同人群的收益结构。
各种促销有各自的玩法，国贸商城、燕莎友谊商城的促销与costco的促销玩法肯定不一样。对于三四线城市的低收入人群而言，拼多多的好处，是能让他们花点时间，获得免费商品。而对于高收入人群，一般在初步判断后，就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所以，对于高收入人群，一般并不会轻易去玩拼多多的免费拿。
当然，作为社会的意见领袖群体，律师的敏锐是好的，值得赞赏的，与社会公共利益是激励相容的。但是，低收入人群，那些积极参与砍一刀，并从中获得优惠的人的利益，也不应该被完全忽视。（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作者：刘远举 来源:东方网
最低工资被“稀释”，有劳动者却不知道、不维权
工人日报 2021-03-25
有企业利用延长工时、剔除福利待遇等手段使劳动者到手工资低于“最低线”
最低工资被“稀释”，有劳动者却不知道、不维权
阅读提示
今年以来，多地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然而，有部分企业却利用延长工时、剔除福利待遇等变相稀释劳动者最低工资。这一显然违反劳动法及最低工资标准相关规定的行为，为何存在？
记者调查发现，企业违法成本低、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或许是问题关键。
“招保洁，月薪1850元。早9:00～晚5:00，周休一天。”3月17日，沈阳市浑南区一家跆拳道馆发布一则招聘启事，用人单位竟不知道上述招聘内容已经违反了《劳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像这样企业误用法规、钻法律空子的案例并不少。后厨打杂，包吃包住，月薪1900元（含50元餐补和100元宿补）；招聘超市兼职小时工（大学生兼职），时薪16元……
根据辽宁省2019年公布的《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181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8.3元。然而，《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发现，部分企业利用延长工作时间的方法，稀释劳动者“最低工资”，规避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表面上看似不低、实际上低于“最低”
“比公布的多了40元，为啥说我们违法？”沈阳市浑南区某跆拳道馆负责人陈宪说。
“1810元/月是每天工作不超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40小时的最低工资，该岗位工作48小时。你说给付的工资合不合法？”上海段和段(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宇平质疑说。“相当于延长工作时间，稀释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
根据《辽宁省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支付给提供正常劳动的劳动者工资，在剔除延长工作时间工资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这种表面上看似不低、实际上低于“最低”的情况，还有将包吃包住费用算进最低工资。
2020年8月8日，中专毕业的孙晨旭到营口一家火锅店打工。约定在后厨打杂，包吃包住，月薪1900元。10月5日，在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孙晨旭发现少了150元，老板解释说扣除了50元餐补和100元宿补。孙晨旭觉得不合理，但也没觉得违反劳动法。直至今日，孙晨旭才知道《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福利待遇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如果说上述用人单位属于“暗度陈仓”，更有甚者“明目张胆”钻法律漏洞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制度。
赵艺萱是辽宁一所师范大学的大三学生。2019年暑假、2020年寒假在家附近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勤工俭学，约定时薪16元。2019年10月，辽宁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当她期待时薪随之上调时，用人单位人事总监答疑说，“执行主体是可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像她这样的大学生，还有60岁以上劳动者，与企业不是劳动关系，不符合条件。”
《最低工资规定》第三条明确，劳动者按劳动合同约定，在法定工作时间或按合同约定时间从事劳动，用人单位应支付最低劳动报酬。孟宇平则认为，相关法规并不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是为保障劳动者在履行必要的劳动义务后应获得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工资收入的一种法律形式。大学生和60岁以上等特殊劳动者是否应当执行值得商榷。
“维权成本高，不划算”
为何部分用人单位不愿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制度？沈阳一家小型保安公司人事专员罗杰红向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2019年11月开始，沈阳最低工资标准从1620元调整至1810元。意味着每人加薪190元。2020年1月，公司在职保安78人，算下来一年增加支出近17.8万元。相应的社保缴存比也增加，总共增加20多万元。
然而，《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发所欠劳动者工资，并可责令其按所欠工资的1至5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保安很少有投诉的，即便投诉补上差额就行，逾期不付的才会支付赔偿，最高才5倍。”罗杰红说。
“维权成本太高，不划算。等我找好下家，大不了不给这种公司打工了。”得知侵权后，孙晨旭对维权并不积极。尽管他可以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申请仲裁，当地也有能够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就算请律师不花钱，交通费、复印费还有诉讼费都要钱，经过立案和开庭，请假还要扣工资，全勤奖也没了。按我的算法，3个月加起来才补发450元。”
3月9日～3月17日，记者将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招聘启事整理后，随机发给13名保洁员、保安员、环卫工等薪水较低行业岗位劳动者，无一人发现问题并提出质疑。
陈晓慧是沈阳市一名基层工会工作者，义务普法15年。她在向保洁员、保安员、环卫工普法时发现，这些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由于对法律政策条款不理解、不清楚，经常被用人单位“哄骗”。企业做得隐蔽，加之劳动者不清楚法条，导致发现并维权的劳动者极少。劳动者不主动维权，监管部门很难发现。
政策亟待细化，劳动者还应主动维权
作为一项“兜底”的公共政策，最低工资标准主要是对全时全日劳动密集和体力付出比较多的岗位劳动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事实上，沈阳市人社部门、司法部门、工会等多个部门每年都会积极向职工普法，为劳动报酬权益受到侵害的职工提供法律援助，为职工维权开辟绿色通道。当地媒体每年也积极报道最低工资标准政策调整动态。然而，在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劳动者自身积极维权。
孟宇平表示，政府已经通过提供司法援助、强制企业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等方式努力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者们如若自己不站出来维权，就会助长一些企业“钻空子”的心理，损失的永远是劳动者自己的利益。
陈晓慧呼吁，企业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定期上调机制，充分发挥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作用。在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时，必须经过三方协商，充分听取工会和职工群众的意见，通过测算论证，适时提出调整意见和实施方案。（部分受采访对象为化名）
（责任编辑：杨奕)
工人日报 2021-03-25
有企业利用延长工时、剔除福利待遇等手段使劳动者到手工资低于“最低线”
最低工资被“稀释”，有劳动者却不知道、不维权
阅读提示
今年以来，多地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然而，有部分企业却利用延长工时、剔除福利待遇等变相稀释劳动者最低工资。这一显然违反劳动法及最低工资标准相关规定的行为，为何存在？
记者调查发现，企业违法成本低、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或许是问题关键。
“招保洁，月薪1850元。早9:00～晚5:00，周休一天。”3月17日，沈阳市浑南区一家跆拳道馆发布一则招聘启事，用人单位竟不知道上述招聘内容已经违反了《劳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像这样企业误用法规、钻法律空子的案例并不少。后厨打杂，包吃包住，月薪1900元（含50元餐补和100元宿补）；招聘超市兼职小时工（大学生兼职），时薪16元……
根据辽宁省2019年公布的《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181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8.3元。然而，《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发现，部分企业利用延长工作时间的方法，稀释劳动者“最低工资”，规避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表面上看似不低、实际上低于“最低”
“比公布的多了40元，为啥说我们违法？”沈阳市浑南区某跆拳道馆负责人陈宪说。
“1810元/月是每天工作不超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40小时的最低工资，该岗位工作48小时。你说给付的工资合不合法？”上海段和段(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宇平质疑说。“相当于延长工作时间，稀释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
根据《辽宁省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支付给提供正常劳动的劳动者工资，在剔除延长工作时间工资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这种表面上看似不低、实际上低于“最低”的情况，还有将包吃包住费用算进最低工资。
2020年8月8日，中专毕业的孙晨旭到营口一家火锅店打工。约定在后厨打杂，包吃包住，月薪1900元。10月5日，在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孙晨旭发现少了150元，老板解释说扣除了50元餐补和100元宿补。孙晨旭觉得不合理，但也没觉得违反劳动法。直至今日，孙晨旭才知道《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福利待遇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如果说上述用人单位属于“暗度陈仓”，更有甚者“明目张胆”钻法律漏洞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制度。
赵艺萱是辽宁一所师范大学的大三学生。2019年暑假、2020年寒假在家附近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勤工俭学，约定时薪16元。2019年10月，辽宁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当她期待时薪随之上调时，用人单位人事总监答疑说，“执行主体是可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像她这样的大学生，还有60岁以上劳动者，与企业不是劳动关系，不符合条件。”
《最低工资规定》第三条明确，劳动者按劳动合同约定，在法定工作时间或按合同约定时间从事劳动，用人单位应支付最低劳动报酬。孟宇平则认为，相关法规并不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是为保障劳动者在履行必要的劳动义务后应获得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工资收入的一种法律形式。大学生和60岁以上等特殊劳动者是否应当执行值得商榷。
“维权成本高，不划算”
为何部分用人单位不愿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制度？沈阳一家小型保安公司人事专员罗杰红向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2019年11月开始，沈阳最低工资标准从1620元调整至1810元。意味着每人加薪190元。2020年1月，公司在职保安78人，算下来一年增加支出近17.8万元。相应的社保缴存比也增加，总共增加20多万元。
然而，《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发所欠劳动者工资，并可责令其按所欠工资的1至5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保安很少有投诉的，即便投诉补上差额就行，逾期不付的才会支付赔偿，最高才5倍。”罗杰红说。
“维权成本太高，不划算。等我找好下家，大不了不给这种公司打工了。”得知侵权后，孙晨旭对维权并不积极。尽管他可以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申请仲裁，当地也有能够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就算请律师不花钱，交通费、复印费还有诉讼费都要钱，经过立案和开庭，请假还要扣工资，全勤奖也没了。按我的算法，3个月加起来才补发450元。”
3月9日～3月17日，记者将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招聘启事整理后，随机发给13名保洁员、保安员、环卫工等薪水较低行业岗位劳动者，无一人发现问题并提出质疑。
陈晓慧是沈阳市一名基层工会工作者，义务普法15年。她在向保洁员、保安员、环卫工普法时发现，这些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由于对法律政策条款不理解、不清楚，经常被用人单位“哄骗”。企业做得隐蔽，加之劳动者不清楚法条，导致发现并维权的劳动者极少。劳动者不主动维权，监管部门很难发现。
政策亟待细化，劳动者还应主动维权
作为一项“兜底”的公共政策，最低工资标准主要是对全时全日劳动密集和体力付出比较多的岗位劳动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事实上，沈阳市人社部门、司法部门、工会等多个部门每年都会积极向职工普法，为劳动报酬权益受到侵害的职工提供法律援助，为职工维权开辟绿色通道。当地媒体每年也积极报道最低工资标准政策调整动态。然而，在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劳动者自身积极维权。
孟宇平表示，政府已经通过提供司法援助、强制企业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等方式努力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者们如若自己不站出来维权，就会助长一些企业“钻空子”的心理，损失的永远是劳动者自己的利益。
陈晓慧呼吁，企业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定期上调机制，充分发挥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作用。在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时，必须经过三方协商，充分听取工会和职工群众的意见，通过测算论证，适时提出调整意见和实施方案。（部分受采访对象为化名）
（责任编辑：杨奕)
一次宴席上，张嘉译喝多了一个没站稳摔倒在墙根，一起喝酒的人还怼他：装啥呢？你喝还是不喝？
张嘉译腿软得厉害，实在站不起来，这时候秦海璐突然挺身而出，路见不平一声吼：我替他喝！
接着很爽快地举起酒碗，连气都没喘就全干了。喝完还继续喊道：还有谁要跟他喝，我都替了！
张嘉译瞪大眼珠子看着秦海璐，瞬间酒醒了一半，全场人都看傻了。可秦海璐完全没放在心上，踢了一脚张嘉译，说：带我回家。
这是电视剧《白鹿原》中，仙草替白嘉轩挡酒的镜头。
除了挡酒，仙草给白嘉轩洗脚为他做饭，里里外外照顾得很周到。
这其中有感恩，有依赖，有对白嘉轩真的无限真情，认定了自己就是白嘉轩的人，她把自己的一辈子都交给了白嘉轩。
这样纯朴善良又刚硬义气的女性，真的存在吗？谁也不知道。但是当秦海璐饰演的“仙草”出现在屏幕前的时候，大家已经相信她就是真实存在的。
从《榴莲飘飘》里的“北妹”小燕，到《钢的琴》中陪着王千源入夜偷钢琴的淑娴，《到阜阳六百里》中蜗居上海的辛酸打工人曹俐，她曾是“最丑影后”也因为真实感获奖无数广受认可。
张嘉译腿软得厉害，实在站不起来，这时候秦海璐突然挺身而出，路见不平一声吼：我替他喝！
接着很爽快地举起酒碗，连气都没喘就全干了。喝完还继续喊道：还有谁要跟他喝，我都替了！
张嘉译瞪大眼珠子看着秦海璐，瞬间酒醒了一半，全场人都看傻了。可秦海璐完全没放在心上，踢了一脚张嘉译，说：带我回家。
这是电视剧《白鹿原》中，仙草替白嘉轩挡酒的镜头。
除了挡酒，仙草给白嘉轩洗脚为他做饭，里里外外照顾得很周到。
这其中有感恩，有依赖，有对白嘉轩真的无限真情，认定了自己就是白嘉轩的人，她把自己的一辈子都交给了白嘉轩。
这样纯朴善良又刚硬义气的女性，真的存在吗？谁也不知道。但是当秦海璐饰演的“仙草”出现在屏幕前的时候，大家已经相信她就是真实存在的。
从《榴莲飘飘》里的“北妹”小燕，到《钢的琴》中陪着王千源入夜偷钢琴的淑娴，《到阜阳六百里》中蜗居上海的辛酸打工人曹俐，她曾是“最丑影后”也因为真实感获奖无数广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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