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涨8倍！这种动物被争相抢购 老板：现在躺着赚（上）
文章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于 2022-06-11 20:37:27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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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老林里的猴子突然火了。
养殖场里的猴子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除了被送进实验室，还能成为资本市场热议的话题。猴场老板也没想到，沉寂了十几年的行业，一夜之间火了起来，“每天记者的电话都能接到好几个”。
实验猴蹿红，与其水涨船高的身价有关。根据一份浙商证券(10.710,0.28,2.68%)研究所的研报，2017年时，食蟹猴的价格还维持在1.38万元/只左右。
而眼下，一只实验猴的价格可以达到15万，而且“一天一个价”。养殖场也成了CRO企业众星捧月般的存在。药明康德(102.830,0.21,0.20%)（SH603259，股价102.83元，市值3039.67亿元）、昭衍新药(120.000,2.21,1.88%)（SH603127，股价120元，市值457.97亿元）、康龙化成(130.310,-2.53,-1.90%)（SZ300759，股价130.31元，市值1034.72亿元）先后下场抢猴，收购金额动辄以亿计。更有CRO企业内部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依然满足不了自身的需求，未来还需要从市场再采购”。
猴价涨得热闹，但养殖场老板只能赚看得到的钱，CRO企业也只能收购看得见的猴。目前，国内有实验猴生产许可证的养殖场只有57家，“这里面只有一半的猴可以供给市场，起码一半猴子已经被CRO企业包圆了”。
猴场老板“让我欢喜让我忧”：
现在躺着赚钱，但没办法扩大规模
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群猴子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病毒疑似可以通过空气在猴子间传播。陆军研究所和疾控中心接管了猴舍。处理猴子尸体过程中，有一个饲养员在猴舍外呕吐，把一旁的科学家吓坏了”。《血疫》一书中，埃博拉病毒此刻正在华盛顿近郊的一个实验猴舍中蔓延。
在发现埃博拉病毒及与病毒搏斗的过程中，猴子，既让人胆战心惊又不可缺失。
胆战心惊是因为病毒最开始在实验猴身上出现，继而出现暴发式的感染和死亡；不可缺失则是因在认识病毒、研制药物的过程中，猴子又是挡在人类身前的一道防火线。
在新药诞生的漫长历程中，猴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养殖场里的猴子因此成了令CRO、药企和疫苗研发企业争相抢夺的宝贝。
一位猴场老板在电话中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十年前，国内的实验用猴无人问津，基本都用于出口。在他口中，长达数年在养猴方面的投资，如今终于到了兑现的时候。
猴子为什么火了？背后，
国内新药研发起势、大分子生物药研究暴发及新冠肺炎疫情都起了助推之力。
一位新药企业创始人6月10日通过微信对记者表示，由于大分子生物药和疫苗针对的靶点在物种间的保守度比较低，啮齿类动物的试验结果与人体匹配度较差，
与人类基因同源度最高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成为临床前试验的首选。
再加上近年来新药审批规则的科学化和严格化，用跟人类基因更接近的实验猴获得数据，更容易得到监管机构的认同。
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药物均属于大分子药物之列，大分子药物研发成为新药的主流研究方向。而据测算，约有70%至80%的生物药会用到实验猴做临床前试验。毒理实验需要约40只猴子，如果还要做药物代谢试验，还需要20只左右。所以，
正常一款新药临床前研究需要用到至少60只实验猴。
再看我国的新药数据，2021年，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2021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年内我国IND（临床研究申请）获批新药品种数量为831个，排除部分进口药物和临床前研究没有属地要求，
有数据指出，去年国内的实验猴消耗数量在2.8万只左右。
而据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相关负责人在几个月前的公开表述，2013年前后，国内实验猴的使用量还只有七八千只。
需求被点燃后，猴子的生育能力却跟不上了。
“现在的行情的确让我们躺着赚了，这也没办法”。前文中的猴场老板认为，但想要扩产赶上这波风口是不现实的，就算是有钱有实力的猴场老板也办不到。
首先，
母猴繁育后代有严格的周期限制，
理想状态下，4~15岁是母猴的生育年龄，每年繁殖1到2次，多数为单胎，而幼体需要培育到2岁后才能出栏，且随着年龄增大，母猴的繁育能力也会下降。
这位猴场老板说，“由于行业前几年的引种数量有限，现在可以繁育的母猴基本都是我们通过留种自繁的，老龄化比较严重了，行业整体出栏率不到50%。现在又无法从国外进行引种，所以扩产这件事情急不来、也办不到”。
行业数据也足以说明国内猴场的供应力在“往下走”。
根据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主任孙强向媒体提供的数据，2020年实验食蟹猴总存栏数约18万只，其中繁殖母猴69304只。繁殖母猴中8岁以上为39386只，占比达56.8%。其中又有三家企业8岁以上繁殖母猴数据为零。如果去除这三家的数据干扰，8岁以上繁殖母猴的占比是61.7%。
另一方面
，国内猴场数量有限，存在一定门槛。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实验动物许可证查询管理系统看到，在全国范围内，显示生产类有效、适用范围为猴的许可证只有57张，其中广西、广东、云南及四川等地分布较多。
而上述猴场老板表示，实际上能供应实验用猴的养殖场远远不到57家，“很多已经被大型CRO包圆了，实际上不面对市场”。为了保证老客户的需求，他已经拒绝了很多“狮子大开口”的客户，“很多CRO一找过来就说要定几年的猴子，我还是坚持每年签，先保证老客户”。
抢猴大战一触即发：
如果多一张“猴票”，新药订单会不会跟我走？
猴价飞涨，业内人戏言，实验猴变成了“窜天猴”。今年1月，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了一则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实验用食蟹猴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公告显示，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30只实验用食蟹猴的预算金额为366万元。最终，昆明亚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30只食蟹猴成功中标，货物单价为12.2万元/只。而根据一份浙商证券研究所的研报，2017年时，食蟹猴的价格还维持在1.38万元/只左右。近5年，食蟹猴的价格涨了约八倍。近两年，食蟹猴的价格更是火速蹿升，从2020年9月的4.2万元/只涨到了超10万元/只。前述猴场人士透露，现在的实际市场价格比12万元（一只）又上涨了不少，平均已经涨到超15万元一只。机敏的CRO企业，已经率先打响了抢猴大战。“抢猴就是抢客户订单”，这已成为行业内的共识。药明康德是速度最快的一家。2019年11月，药明康德子公司以8.04亿元的价格，收购苏州康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包括其下属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广东春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广州春盛生物研究有限公司。据国金证券(8.850,0.34,4.00%)2020年1月发布的研报，广东春盛食蟹猴饲养规模达2万余头。预计本次收购完成后，药明康德将成为国内食蟹猴饲养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康龙化成和昭衍新药紧追其后。去年，康龙化成先后以1.1亿元和2.06亿元的价格获得肇庆创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0.01%控股权和中科灵瑞（湛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康瑞泰（湛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实验动物供应得到有效保障，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NHP（非人灵长类动物）存栏数近1万只。
今年4月29日，昭衍新药公告称分别以约8.30亿元和9.75亿元收购云南英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广西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年报还显示，昭衍新药已在广西梧州开工建设大动物繁殖基地，并完成检疫场建设，拟建超1.5万只大动物的饲养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收购均为溢价收购。其中，昭衍新药收购英茂生物时对存货和生物性资产评估增值6.70亿元。对此，公司解释称主要系近几年医药研发机构创新药物研发投入不断增大，实验模型（食蟹猴及猕猴）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市场供给不足，致使市场价格大幅上涨。虽然是溢价收购，但上述企业还是赚了。截至2021年末，药明康德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即为产出实验用食蟹猴及猕猴的繁衍用食蟹猴及猕猴余额为7.34亿元，比上年增加3.15亿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3.73亿元。
康龙化成生产性生物资产主要包括食蟹猴及猕猴，2021年初金额为0元，年末金额为1.43亿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1309.45万元。
昭衍新药年报则显示，2021年初公司持有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中，“猴”余额约1942.11万元，年末时增至7410.16万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3552.14万元。
动作慢的就面临被动亏钱的事实。
美迪西(274.040,-2.85,-1.03%)（SH688202，股价274.04元，市值238.19亿元）就因猴价“掣肘”。
在今年3月份的投资者关系会上，谈及实验动物价格上涨的影响，美迪西表示会“加强与原材料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以获取稳定的供应来源”，“在项目报价时会参考市场情况对报价进行合理调整”，但并未提及布局实验动物领域的计划。
记者注意到，美迪西2021年临床前研究直接材料成本1.56亿元，同比增加113.16%，实验用猴的价格及数量持续上涨是主要原因之一；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097.31万元，同比下降328.82%，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支付的实验动物款大幅增加。
对于CRO企业而言，拥有灵长类动物模型资源和技术将赢得上游话语权、市场主动权。
如文中的养殖场老板所言，“现在50%的猴源都被头部的CRO企业包场了，养猴再也不是私人小养殖场的游戏了”。
与其说猴子扼住了CRO企业的咽喉，不如说有弹药的CRO企业包圆了实验猴的子孙后代。
实际上，国内的实验猴数量并非严重不足，造成“猴荒”的主要原因仍是供需错配。
文章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于 2022-06-11 20:37:27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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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老林里的猴子突然火了。
养殖场里的猴子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除了被送进实验室，还能成为资本市场热议的话题。猴场老板也没想到，沉寂了十几年的行业，一夜之间火了起来，“每天记者的电话都能接到好几个”。
实验猴蹿红，与其水涨船高的身价有关。根据一份浙商证券(10.710,0.28,2.68%)研究所的研报，2017年时，食蟹猴的价格还维持在1.38万元/只左右。
而眼下，一只实验猴的价格可以达到15万，而且“一天一个价”。养殖场也成了CRO企业众星捧月般的存在。药明康德(102.830,0.21,0.20%)（SH603259，股价102.83元，市值3039.67亿元）、昭衍新药(120.000,2.21,1.88%)（SH603127，股价120元，市值457.97亿元）、康龙化成(130.310,-2.53,-1.90%)（SZ300759，股价130.31元，市值1034.72亿元）先后下场抢猴，收购金额动辄以亿计。更有CRO企业内部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依然满足不了自身的需求，未来还需要从市场再采购”。
猴价涨得热闹，但养殖场老板只能赚看得到的钱，CRO企业也只能收购看得见的猴。目前，国内有实验猴生产许可证的养殖场只有57家，“这里面只有一半的猴可以供给市场，起码一半猴子已经被CRO企业包圆了”。
猴场老板“让我欢喜让我忧”：
现在躺着赚钱，但没办法扩大规模
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群猴子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病毒疑似可以通过空气在猴子间传播。陆军研究所和疾控中心接管了猴舍。处理猴子尸体过程中，有一个饲养员在猴舍外呕吐，把一旁的科学家吓坏了”。《血疫》一书中，埃博拉病毒此刻正在华盛顿近郊的一个实验猴舍中蔓延。
在发现埃博拉病毒及与病毒搏斗的过程中，猴子，既让人胆战心惊又不可缺失。
胆战心惊是因为病毒最开始在实验猴身上出现，继而出现暴发式的感染和死亡；不可缺失则是因在认识病毒、研制药物的过程中，猴子又是挡在人类身前的一道防火线。
在新药诞生的漫长历程中，猴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养殖场里的猴子因此成了令CRO、药企和疫苗研发企业争相抢夺的宝贝。
一位猴场老板在电话中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十年前，国内的实验用猴无人问津，基本都用于出口。在他口中，长达数年在养猴方面的投资，如今终于到了兑现的时候。
猴子为什么火了？背后，
国内新药研发起势、大分子生物药研究暴发及新冠肺炎疫情都起了助推之力。
一位新药企业创始人6月10日通过微信对记者表示，由于大分子生物药和疫苗针对的靶点在物种间的保守度比较低，啮齿类动物的试验结果与人体匹配度较差，
与人类基因同源度最高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成为临床前试验的首选。
再加上近年来新药审批规则的科学化和严格化，用跟人类基因更接近的实验猴获得数据，更容易得到监管机构的认同。
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药物均属于大分子药物之列，大分子药物研发成为新药的主流研究方向。而据测算，约有70%至80%的生物药会用到实验猴做临床前试验。毒理实验需要约40只猴子，如果还要做药物代谢试验，还需要20只左右。所以，
正常一款新药临床前研究需要用到至少60只实验猴。
再看我国的新药数据，2021年，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2021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年内我国IND（临床研究申请）获批新药品种数量为831个，排除部分进口药物和临床前研究没有属地要求，
有数据指出，去年国内的实验猴消耗数量在2.8万只左右。
而据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相关负责人在几个月前的公开表述，2013年前后，国内实验猴的使用量还只有七八千只。
需求被点燃后，猴子的生育能力却跟不上了。
“现在的行情的确让我们躺着赚了，这也没办法”。前文中的猴场老板认为，但想要扩产赶上这波风口是不现实的，就算是有钱有实力的猴场老板也办不到。
首先，
母猴繁育后代有严格的周期限制，
理想状态下，4~15岁是母猴的生育年龄，每年繁殖1到2次，多数为单胎，而幼体需要培育到2岁后才能出栏，且随着年龄增大，母猴的繁育能力也会下降。
这位猴场老板说，“由于行业前几年的引种数量有限，现在可以繁育的母猴基本都是我们通过留种自繁的，老龄化比较严重了，行业整体出栏率不到50%。现在又无法从国外进行引种，所以扩产这件事情急不来、也办不到”。
行业数据也足以说明国内猴场的供应力在“往下走”。
根据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主任孙强向媒体提供的数据，2020年实验食蟹猴总存栏数约18万只，其中繁殖母猴69304只。繁殖母猴中8岁以上为39386只，占比达56.8%。其中又有三家企业8岁以上繁殖母猴数据为零。如果去除这三家的数据干扰，8岁以上繁殖母猴的占比是61.7%。
另一方面
，国内猴场数量有限，存在一定门槛。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实验动物许可证查询管理系统看到，在全国范围内，显示生产类有效、适用范围为猴的许可证只有57张，其中广西、广东、云南及四川等地分布较多。
而上述猴场老板表示，实际上能供应实验用猴的养殖场远远不到57家，“很多已经被大型CRO包圆了，实际上不面对市场”。为了保证老客户的需求，他已经拒绝了很多“狮子大开口”的客户，“很多CRO一找过来就说要定几年的猴子，我还是坚持每年签，先保证老客户”。
抢猴大战一触即发：
如果多一张“猴票”，新药订单会不会跟我走？
猴价飞涨，业内人戏言，实验猴变成了“窜天猴”。今年1月，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了一则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实验用食蟹猴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公告显示，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30只实验用食蟹猴的预算金额为366万元。最终，昆明亚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30只食蟹猴成功中标，货物单价为12.2万元/只。而根据一份浙商证券研究所的研报，2017年时，食蟹猴的价格还维持在1.38万元/只左右。近5年，食蟹猴的价格涨了约八倍。近两年，食蟹猴的价格更是火速蹿升，从2020年9月的4.2万元/只涨到了超10万元/只。前述猴场人士透露，现在的实际市场价格比12万元（一只）又上涨了不少，平均已经涨到超15万元一只。机敏的CRO企业，已经率先打响了抢猴大战。“抢猴就是抢客户订单”，这已成为行业内的共识。药明康德是速度最快的一家。2019年11月，药明康德子公司以8.04亿元的价格，收购苏州康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包括其下属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广东春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广州春盛生物研究有限公司。据国金证券(8.850,0.34,4.00%)2020年1月发布的研报，广东春盛食蟹猴饲养规模达2万余头。预计本次收购完成后，药明康德将成为国内食蟹猴饲养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康龙化成和昭衍新药紧追其后。去年，康龙化成先后以1.1亿元和2.06亿元的价格获得肇庆创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0.01%控股权和中科灵瑞（湛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康瑞泰（湛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实验动物供应得到有效保障，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NHP（非人灵长类动物）存栏数近1万只。
今年4月29日，昭衍新药公告称分别以约8.30亿元和9.75亿元收购云南英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广西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年报还显示，昭衍新药已在广西梧州开工建设大动物繁殖基地，并完成检疫场建设，拟建超1.5万只大动物的饲养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收购均为溢价收购。其中，昭衍新药收购英茂生物时对存货和生物性资产评估增值6.70亿元。对此，公司解释称主要系近几年医药研发机构创新药物研发投入不断增大，实验模型（食蟹猴及猕猴）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市场供给不足，致使市场价格大幅上涨。虽然是溢价收购，但上述企业还是赚了。截至2021年末，药明康德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即为产出实验用食蟹猴及猕猴的繁衍用食蟹猴及猕猴余额为7.34亿元，比上年增加3.15亿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3.73亿元。
康龙化成生产性生物资产主要包括食蟹猴及猕猴，2021年初金额为0元，年末金额为1.43亿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1309.45万元。
昭衍新药年报则显示，2021年初公司持有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中，“猴”余额约1942.11万元，年末时增至7410.16万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3552.14万元。
动作慢的就面临被动亏钱的事实。
美迪西(274.040,-2.85,-1.03%)（SH688202，股价274.04元，市值238.19亿元）就因猴价“掣肘”。
在今年3月份的投资者关系会上，谈及实验动物价格上涨的影响，美迪西表示会“加强与原材料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以获取稳定的供应来源”，“在项目报价时会参考市场情况对报价进行合理调整”，但并未提及布局实验动物领域的计划。
记者注意到，美迪西2021年临床前研究直接材料成本1.56亿元，同比增加113.16%，实验用猴的价格及数量持续上涨是主要原因之一；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097.31万元，同比下降328.82%，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支付的实验动物款大幅增加。
对于CRO企业而言，拥有灵长类动物模型资源和技术将赢得上游话语权、市场主动权。
如文中的养殖场老板所言，“现在50%的猴源都被头部的CRO企业包场了，养猴再也不是私人小养殖场的游戏了”。
与其说猴子扼住了CRO企业的咽喉，不如说有弹药的CRO企业包圆了实验猴的子孙后代。
实际上，国内的实验猴数量并非严重不足，造成“猴荒”的主要原因仍是供需错配。
其实这样的问题显得有点特别浅显，因为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与检察机关沟通最为常见的，毕竟这是律师工作职责。笔者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话题，主要是因为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不是律师与检察机关不沟通，就是沟通渠道不畅通，抑或是不会沟通。需要特别声明的是，笔者此处谈到的律师与检察官沟通，是指律师作为辩护人与检察官沟通。律师作为被害人代理人一般不需要沟通，因为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本身就和被害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检察机关在为被害人伸张正义，所以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好像与检察官没有沟通的必要。其实不然，检察官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并对诉讼进行监督，是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时候，自然包括为被害人伸张正义。但毕竟检察官和被害人代理人的立场不一样，检察官的指控并不一定能够代替被害人的指控，在很多案件中检察官也愿意让被害人到庭，这样也是为了更好地追究犯罪。所以，从检察官的角度出发，被害人指控是有必要的，自然被害人聘请律师是与检察官沟通就很必要。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聘请律师参与诉讼。律师享有代理权与辩护律师享有的辩护权其实是对等的，在刑辩律师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3条之规定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被害人的律师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在很多案件中也出现了检察官指控不力的情况，所以被害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直接提出与检察官不同的指控意见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毕竟是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及代理律师的权利。
刑辩律师与检察机关沟通其实不在同一个平台，辩护律师代表私权利 ，所以立场和观点经常出现偏颇。检察官代表国家履行职责，所以其地位更加中立。一个具有中立立场的法律人和可能存在偏颇立场的法律人进行沟通，其实很难沟通。因为代表国家利益的检察官天生具有了优越性和超脱性，可以更加自由和公立地站在法律上考虑问题，辩护律师的地位显然要比检察官的地位差得多。另外，检察官接触案件的机会和范围要比辩护律师更加具有便利条件。比如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所谓律师提出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很多时候都是“凭感觉”，因为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无法查阅案件材料，了解案件途径无非是看守所会见和家属及其朋友的交流等。因为疫情期间看守所会见很受限制，这给律师了解案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律师唯一了解案情的途径就是向犯罪嫌疑人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等了解。故律师提交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更多是针对案件定性分析和论述。而检察官则可以看到部分的案件材料，虽然并未侦查终结，但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已经搜集到了基础的证据材料，检察官不但可以直接审查案件材料，更可以向侦查人员了解案情，而此时侦查人员为了让检察官将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更愿意针对案情作出有利于批准逮捕的方向，于是此时犯罪嫌疑人其实非常危险，但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案件中，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的理由一般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继续侦查”，而辩护律师提交的法律意见更多是法律适用问题，因为律师根本无法看到证据材料。故，审查批准逮捕期间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交流其实是没有“资本”的，而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案件都是检察官的功劳，虽然很多律师纷纷晒出自己辩护成功的案例，其实检察官的工作要比律师的工作大的多，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坚持了法律规定，坚持依法办案。笔者现在办理着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去掉“恶势力”只是辩护律师提到的观点而已，真正将案件定性改变，还是检察官背后的坚持和努力；还有一个恶势力案件，一个女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被提请批准逮捕，笔者刚好为同案犯辩护，在提交法律意见之际谈到该女犯罪嫌疑人提请批准逮捕的问题，笔者随即与检察官展开交流，其实笔者不是女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只是因为是同一个案件而进行沟通，笔者在法律层面上进行了辩解，结果检察官对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而笔者对于侦查机关报送的证据材料根本没有看到，该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的功劳。
笔者之所以要谈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实践中因为站位、立场和着眼点不一样，导致检察官往往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是对检察官的一个考验，“你办的不是案件，而是他人的人生”，这句话就是检察官依法办案最好的写照，作为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的关键环节，其实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就是掌握在检察官的手中，辩护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维护者，必定要担起辩护的重任，但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只是建议权，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还是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会为不起诉打下基础，取保候审会为判处缓刑打下基础，检察官的决定直接影响了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和案件最终走向，辩护律师不能夸大自己的权利和作用，辩护律师在与检察官的沟通中要时刻注意自己只是一个配角，就是提出对于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和观点，从而引起检察官的注意。如果检察官能够认识到辩护律师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预防冤假错案，检察官就愿意主动给律师沟通了。辩护人特别欣赏省高院的很多法官，他们特别愿意让辩护律师提交详细辩护词，让辩护律师当庭将问题说清楚，很有几次因为辩护律师没有写辩护词遭致法官的不满，要求庭下必须提交辩护词，这不仅是律师执业态度的问题，更是对案件的重视程度，以及是否依法履职的问题。
所以，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唯一可以真正对话并不是在法庭之上，因为一旦起诉到法院后，案件的结果也就很难改变了，法院也会受到很多的压力，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羁押措施的情况下，法官宣告无罪的压力更大。所以法庭上沟通已经不复存在，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此时检察官要维护起诉书的尊严，在代表国家出庭公诉时往往也会利用法律监督权对法庭进行监督，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没有机会和检察官进行沟通。辩护律师与检察官沟通的绝佳阶段就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这个阶段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几乎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阅卷，同时提审（会见）犯罪嫌疑人，同时写法律意见。如果辩护律师能够将一份有理有据的法律意见提交给检察官，为检察官阅卷和审查提出便利条件，则检察官绝对不会排斥辩护律师的做法，当然这就需要注意辩护律师的法律意见必须客观公正，旨在帮助检察官查明案件真相，而不是站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一味儿的辩护，所以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提交的叫做“法律意见”，而不应当是“辩护意见”。当然，审查起诉阶段的沟通建议以书面沟通为主，当面沟通也不可或缺，鉴于当前疫情或者检察官办案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没有时间接待律师，这就要求律师的写作能力必须要强，书面沟通更容易被检察官重视和采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案件，辩护律师都要给检察官提交几千字及上万字的法律意见，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辩护律师要抓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机会，与检察官沟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为犯罪嫌疑人取得量刑上的优惠。如果案件确实存在问题，可能是无罪的案件，辩护律师必须要提交法律意见帮助检察官查明真相，避免案件带病进入审判阶段，为案件最终处理带来麻烦。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大院
2022年6月9日22点16分
刑辩律师与检察机关沟通其实不在同一个平台，辩护律师代表私权利 ，所以立场和观点经常出现偏颇。检察官代表国家履行职责，所以其地位更加中立。一个具有中立立场的法律人和可能存在偏颇立场的法律人进行沟通，其实很难沟通。因为代表国家利益的检察官天生具有了优越性和超脱性，可以更加自由和公立地站在法律上考虑问题，辩护律师的地位显然要比检察官的地位差得多。另外，检察官接触案件的机会和范围要比辩护律师更加具有便利条件。比如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所谓律师提出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很多时候都是“凭感觉”，因为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无法查阅案件材料，了解案件途径无非是看守所会见和家属及其朋友的交流等。因为疫情期间看守所会见很受限制，这给律师了解案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律师唯一了解案情的途径就是向犯罪嫌疑人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等了解。故律师提交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更多是针对案件定性分析和论述。而检察官则可以看到部分的案件材料，虽然并未侦查终结，但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已经搜集到了基础的证据材料，检察官不但可以直接审查案件材料，更可以向侦查人员了解案情，而此时侦查人员为了让检察官将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更愿意针对案情作出有利于批准逮捕的方向，于是此时犯罪嫌疑人其实非常危险，但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案件中，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的理由一般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继续侦查”，而辩护律师提交的法律意见更多是法律适用问题，因为律师根本无法看到证据材料。故，审查批准逮捕期间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交流其实是没有“资本”的，而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案件都是检察官的功劳，虽然很多律师纷纷晒出自己辩护成功的案例，其实检察官的工作要比律师的工作大的多，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坚持了法律规定，坚持依法办案。笔者现在办理着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去掉“恶势力”只是辩护律师提到的观点而已，真正将案件定性改变，还是检察官背后的坚持和努力；还有一个恶势力案件，一个女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被提请批准逮捕，笔者刚好为同案犯辩护，在提交法律意见之际谈到该女犯罪嫌疑人提请批准逮捕的问题，笔者随即与检察官展开交流，其实笔者不是女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只是因为是同一个案件而进行沟通，笔者在法律层面上进行了辩解，结果检察官对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而笔者对于侦查机关报送的证据材料根本没有看到，该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的功劳。
笔者之所以要谈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实践中因为站位、立场和着眼点不一样，导致检察官往往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是对检察官的一个考验，“你办的不是案件，而是他人的人生”，这句话就是检察官依法办案最好的写照，作为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的关键环节，其实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就是掌握在检察官的手中，辩护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维护者，必定要担起辩护的重任，但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只是建议权，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还是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会为不起诉打下基础，取保候审会为判处缓刑打下基础，检察官的决定直接影响了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和案件最终走向，辩护律师不能夸大自己的权利和作用，辩护律师在与检察官的沟通中要时刻注意自己只是一个配角，就是提出对于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和观点，从而引起检察官的注意。如果检察官能够认识到辩护律师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预防冤假错案，检察官就愿意主动给律师沟通了。辩护人特别欣赏省高院的很多法官，他们特别愿意让辩护律师提交详细辩护词，让辩护律师当庭将问题说清楚，很有几次因为辩护律师没有写辩护词遭致法官的不满，要求庭下必须提交辩护词，这不仅是律师执业态度的问题，更是对案件的重视程度，以及是否依法履职的问题。
所以，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唯一可以真正对话并不是在法庭之上，因为一旦起诉到法院后，案件的结果也就很难改变了，法院也会受到很多的压力，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羁押措施的情况下，法官宣告无罪的压力更大。所以法庭上沟通已经不复存在，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此时检察官要维护起诉书的尊严，在代表国家出庭公诉时往往也会利用法律监督权对法庭进行监督，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没有机会和检察官进行沟通。辩护律师与检察官沟通的绝佳阶段就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这个阶段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几乎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阅卷，同时提审（会见）犯罪嫌疑人，同时写法律意见。如果辩护律师能够将一份有理有据的法律意见提交给检察官，为检察官阅卷和审查提出便利条件，则检察官绝对不会排斥辩护律师的做法，当然这就需要注意辩护律师的法律意见必须客观公正，旨在帮助检察官查明案件真相，而不是站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一味儿的辩护，所以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提交的叫做“法律意见”，而不应当是“辩护意见”。当然，审查起诉阶段的沟通建议以书面沟通为主，当面沟通也不可或缺，鉴于当前疫情或者检察官办案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没有时间接待律师，这就要求律师的写作能力必须要强，书面沟通更容易被检察官重视和采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案件，辩护律师都要给检察官提交几千字及上万字的法律意见，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辩护律师要抓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机会，与检察官沟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为犯罪嫌疑人取得量刑上的优惠。如果案件确实存在问题，可能是无罪的案件，辩护律师必须要提交法律意见帮助检察官查明真相，避免案件带病进入审判阶段，为案件最终处理带来麻烦。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大院
2022年6月9日22点16分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对关于加大对彭水自治县林业碳汇交易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力度建议的答复
蹇九林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彭水自治县林业碳汇交易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力度的建议》（第0761号）收悉。经与市林业局、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研究办理，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我市有关工作推进情况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双碳”工作。2022年4月22日，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57%，森林累积量达到2.8亿”目标，并要求巩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林业碳汇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支撑，大力发展林业碳汇，也是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大力发展林业碳汇。
一是做好相关政策文件的制定。制定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鼓励配额管理单位使用林业碳汇项目产生的经国家备案并登记的减排量，明确了林业碳汇在我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市林业局与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我市林业碳汇交易工作的指导意见》，积极推进我市清洁发展机制（CDM）林业碳汇项目、林业碳汇自愿交易项目的开发和交易，重点探索碳排放权交易下的林业碳汇交易，为推进我市林业碳汇交易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是开展林业碳汇项目开发试点。2016年市林业局组织永川区开展桢楠碳汇造林项目开发试点项目，造林规模5500余亩。现已完成项目立项，施工作业、基线情景调查，编制并修改完善了《重庆市永川区桢楠碳汇造林项目》设计文件（PDD）。
三是开展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按照国家林草局的统一安排部署，市林业局先后4次参加了全国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建设工作，开展了乔木样林，灌木样林及土壤样方的调查，开展了相应年份植被碳储量和碳变化量的测算，初步摸清了我市森林植被碳储量及其变化。
四是市林业局会同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编制《重庆市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方案（2021-2030年）》。目前已经完成征求意见稿，经反复磋商和研究讨论，正在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二）优化培育碳市场。
重庆地方碳市场作为全国7个试点碳市场之一，也是西部地区唯一的试点，2014年6月正式启动运行以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不断深化。特别是2019年碳市场管理职能转隶到市生态环境局后，通过不断采取完善制度规范、严把数据关口、狠抓履约管理、强化改革创新等有效手段，重庆地方碳市场交易实现了量价齐升，截至2022年5月7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3798万吨，成交金额7.64亿元。重庆地方碳市场鼓励企业开发林业碳汇项目，允许经市生态环境局备案的林业碳汇碳减排量抵消碳配额，促进碳排放管控企业完成配额履约。
（三）建好用活“碳惠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
为加快推动我市绿色低碳发展，发掘利用本地生态资源，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开展了全国首个覆盖碳履约、碳中和、碳普惠的“碳惠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建设工作，我市“碳惠通”平台2021年10月22日正式上线。目前，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已备案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约200个，在借鉴国家CCER方法学基础上，并结合我市碳汇资源实际情况，“碳惠通”平台已备案方法学13个，其中包括《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AR-CQCM-001-V01）、《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AR-CQCM-001-V01）；备案减排项目8个，项目涉及林业碳汇、可再生能源、轨道交通等领域，其中包含重庆广阳岛岛内碳汇造林项目。同时，“碳惠通”平台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已编制一批低碳行为方法学，量化步行、乘坐公共交通减排量；上线积分兑换商品功能和趣味游戏场景。截至5月7日，“碳惠通”核证自愿减排量（CQCER）累计成交33宗，CQCER累计交易量250.24万吨，交易额5512.40万元。
二、林业碳汇开发面临的困难
（一）制度体系建设不完善。目前我市林业碳汇资源在组织管理体系、政策法规体系、技术标准体系、计量监测体系建设均不完善，基础能力、服务水平和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生态系统服务于“双碳”目标的功能较弱，制度体系建设亟需加强。
（二）方法学适应性范围小。国家建立了森林碳汇开发方法学，但是该方法学存在对碳汇项目资格条件限制严格、监测技术水平要求高、碳汇核算方式复杂等问题，开发难度较大。目前我市针对湿地、耕地等碳汇资源，没有适宜的方法学可供参考使用，此类碳汇资源开发面临障碍；同时，部分树种缺少生物量量化模型从而导致其产生的减排量无法量化。
（三）开发成本高。我市林业碳汇资源主要分布在不发达地区，碳汇资源管理不到位，开发和保护的意识不强，缺乏专业队伍，同时碳汇开发的成本较高，开发周期长，投入产出比低，导致项目业主意愿不强。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开发符合我市实际的林业碳汇方法学。市生态环境局与市林业局下一步将加强合作，尽快组织开发一批符合我市实际的方法学，为碳汇开发打好基础、创造条件。
（二）推动林业生态资产化示范项目落地。依托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和“碳惠通”平台，推动碳汇项目减排量跨省份和跨国际互认，“以点带面”推进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并交易，指导彭水林业碳汇、“永川桢楠”等项目经备案后在“碳惠通”平台登记并完成交易，打造价值转化示范案例。
（三）完善生态系统碳汇数据体系。市生态环境局会市林业局整合资源、技术力量，建立稳定的专家库，开展森林资源盘查，摸清家底，摸清全市森林、耕地、湿地碳储量现状及满足可开发碳汇项目的资源本底，估算我市碳汇开发潜力。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加大对重庆“碳库”建设和碳汇项目开发理论及技术方法研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共享碳汇监测数据，形成合力。支持彭水县符合条件的开发，帮助彭水县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四）用好气候投融资政策。支持林业碳汇发展，争取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完善金融政策手段，引导低息社会资本向绿色低碳领域流动。支持彭水林业碳汇开发，组织银企会诊，帮助彭水林业碳汇类项目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五）铺开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宣传培训。开展林业碳汇项目业务知识培训，科学诠释碳汇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引导企业开发并向“碳惠通”平台申请林业碳汇项目。对渝东北、渝东南，特别是彭水县等生态资源大县加大帮扶培训，“点对点”开展对接。
感谢您对重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我们将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研究吸纳您的建议，更好推动工作开展。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5月12日
信息来源：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政府网
蹇九林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彭水自治县林业碳汇交易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力度的建议》（第0761号）收悉。经与市林业局、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研究办理，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我市有关工作推进情况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双碳”工作。2022年4月22日，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57%，森林累积量达到2.8亿”目标，并要求巩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林业碳汇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支撑，大力发展林业碳汇，也是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大力发展林业碳汇。
一是做好相关政策文件的制定。制定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鼓励配额管理单位使用林业碳汇项目产生的经国家备案并登记的减排量，明确了林业碳汇在我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市林业局与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我市林业碳汇交易工作的指导意见》，积极推进我市清洁发展机制（CDM）林业碳汇项目、林业碳汇自愿交易项目的开发和交易，重点探索碳排放权交易下的林业碳汇交易，为推进我市林业碳汇交易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是开展林业碳汇项目开发试点。2016年市林业局组织永川区开展桢楠碳汇造林项目开发试点项目，造林规模5500余亩。现已完成项目立项，施工作业、基线情景调查，编制并修改完善了《重庆市永川区桢楠碳汇造林项目》设计文件（PDD）。
三是开展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按照国家林草局的统一安排部署，市林业局先后4次参加了全国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建设工作，开展了乔木样林，灌木样林及土壤样方的调查，开展了相应年份植被碳储量和碳变化量的测算，初步摸清了我市森林植被碳储量及其变化。
四是市林业局会同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编制《重庆市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方案（2021-2030年）》。目前已经完成征求意见稿，经反复磋商和研究讨论，正在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二）优化培育碳市场。
重庆地方碳市场作为全国7个试点碳市场之一，也是西部地区唯一的试点，2014年6月正式启动运行以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不断深化。特别是2019年碳市场管理职能转隶到市生态环境局后，通过不断采取完善制度规范、严把数据关口、狠抓履约管理、强化改革创新等有效手段，重庆地方碳市场交易实现了量价齐升，截至2022年5月7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3798万吨，成交金额7.64亿元。重庆地方碳市场鼓励企业开发林业碳汇项目，允许经市生态环境局备案的林业碳汇碳减排量抵消碳配额，促进碳排放管控企业完成配额履约。
（三）建好用活“碳惠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
为加快推动我市绿色低碳发展，发掘利用本地生态资源，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开展了全国首个覆盖碳履约、碳中和、碳普惠的“碳惠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建设工作，我市“碳惠通”平台2021年10月22日正式上线。目前，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已备案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约200个，在借鉴国家CCER方法学基础上，并结合我市碳汇资源实际情况，“碳惠通”平台已备案方法学13个，其中包括《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AR-CQCM-001-V01）、《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AR-CQCM-001-V01）；备案减排项目8个，项目涉及林业碳汇、可再生能源、轨道交通等领域，其中包含重庆广阳岛岛内碳汇造林项目。同时，“碳惠通”平台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已编制一批低碳行为方法学，量化步行、乘坐公共交通减排量；上线积分兑换商品功能和趣味游戏场景。截至5月7日，“碳惠通”核证自愿减排量（CQCER）累计成交33宗，CQCER累计交易量250.24万吨，交易额5512.40万元。
二、林业碳汇开发面临的困难
（一）制度体系建设不完善。目前我市林业碳汇资源在组织管理体系、政策法规体系、技术标准体系、计量监测体系建设均不完善，基础能力、服务水平和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生态系统服务于“双碳”目标的功能较弱，制度体系建设亟需加强。
（二）方法学适应性范围小。国家建立了森林碳汇开发方法学，但是该方法学存在对碳汇项目资格条件限制严格、监测技术水平要求高、碳汇核算方式复杂等问题，开发难度较大。目前我市针对湿地、耕地等碳汇资源，没有适宜的方法学可供参考使用，此类碳汇资源开发面临障碍；同时，部分树种缺少生物量量化模型从而导致其产生的减排量无法量化。
（三）开发成本高。我市林业碳汇资源主要分布在不发达地区，碳汇资源管理不到位，开发和保护的意识不强，缺乏专业队伍，同时碳汇开发的成本较高，开发周期长，投入产出比低，导致项目业主意愿不强。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开发符合我市实际的林业碳汇方法学。市生态环境局与市林业局下一步将加强合作，尽快组织开发一批符合我市实际的方法学，为碳汇开发打好基础、创造条件。
（二）推动林业生态资产化示范项目落地。依托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和“碳惠通”平台，推动碳汇项目减排量跨省份和跨国际互认，“以点带面”推进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并交易，指导彭水林业碳汇、“永川桢楠”等项目经备案后在“碳惠通”平台登记并完成交易，打造价值转化示范案例。
（三）完善生态系统碳汇数据体系。市生态环境局会市林业局整合资源、技术力量，建立稳定的专家库，开展森林资源盘查，摸清家底，摸清全市森林、耕地、湿地碳储量现状及满足可开发碳汇项目的资源本底，估算我市碳汇开发潜力。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加大对重庆“碳库”建设和碳汇项目开发理论及技术方法研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共享碳汇监测数据，形成合力。支持彭水县符合条件的开发，帮助彭水县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四）用好气候投融资政策。支持林业碳汇发展，争取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完善金融政策手段，引导低息社会资本向绿色低碳领域流动。支持彭水林业碳汇开发，组织银企会诊，帮助彭水林业碳汇类项目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五）铺开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宣传培训。开展林业碳汇项目业务知识培训，科学诠释碳汇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引导企业开发并向“碳惠通”平台申请林业碳汇项目。对渝东北、渝东南，特别是彭水县等生态资源大县加大帮扶培训，“点对点”开展对接。
感谢您对重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我们将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研究吸纳您的建议，更好推动工作开展。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5月12日
信息来源：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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