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神秘面纱”！陕西考古博物馆今起试行开放陕西考古博物馆的百年使命】#陕西考古博物馆今天试行开放# #西安多个景区五一门票开始预约# 当文明的曙光照耀人类最初的面庞，人类一面执着前行，一面自豪回望。第一柄石斧、第一只陶罐、第一个铜鼎、第一把铁犁……它们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文明的记忆。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记忆藏在中国的大地上，也藏在每个国人的心里。它字里行间书写的是民族的血脉和传奇，发现它是使命，传承它是热爱。
用遗迹实证民族的过往是中国考古人的初心，这初心中充满了爱国的情感。曾经，在满目疮痍的中国，以保存国故、重建古史、振奋人心为宏愿的中国学术界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地区，一批身着长衫大褂的社会精英在陕西寻求以实物资料索解周秦汉唐史迹、探索民族渊源，叩问大地，上下求索。
他们不会想到，百年后，陕西终以一座考古博物馆完成了他们当初的使命。
一把洛阳铲，在爱国情中实证文明信史和华夏史脉
930年前，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写下《考古图》。当然，把文物作为金石学研究的吕大临不会想到，在他故乡的土地上，考古最终超越了他当初“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的方向而最终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信史的重要学科。
1921年，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大门。此时，距离吕大临著录《考古图》已过去829年，而主持此次考古的瑞典人安特生，却将考古发掘的结论导向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西方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四千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一千年只能作为传说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
中国人的历史需要中国人来证明。13年后，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陕西，在宝鸡斗鸡台开启对周秦历史文化的实证和研究。
彼时在宝鸡考古工地上，有一位年轻人的身影，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大家的苏秉琦。这一年，他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在这里，他触摸着周人的瓦鬲。这些瓦鬲向他讲述了商人、周人及至秦人之间文化传递的“秘密”。在陕西的土地上，苏秉琦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类型学研究方法，也懂得了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994年，苏秉琦过85岁生日时，他的学生写下祝寿词：“历史已逝，考古学使他复活。”
苏秉琦这样解释他的探索：“考古学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
凝聚亿万人，似乎每一位挖开陕西土地的考古学家都有这样的体验。1954年，31岁的石兴邦，在西安城东郊开始了半坡遗址的挖掘。在一座六千多年前的村落，留下神秘的人面鱼纹盆、尖底瓶、孩子的瓮棺、女人的纺轮……这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发掘出古人类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1958年，我国首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建立。石兴邦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博物馆让中国人了解史前的中国。
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在陕西的土地上，这样的论断不断地被证实——每一处考古发现都重现着历史，展示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荣耀。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这样评论陕西考古的意义：陕西考古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全新研究资料。
洛阳铲就是历史的如椽巨笔。文明的熠熠光辉终将通过这柄手铲刻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这样评论考古工作者手中的手铲：一把手铲连通古今，把春秋代序的细节延伸至远古蛮荒，使王朝更替的真实生动触手可及，将文明发展的历史娓娓道来……这柄手铲也掘出了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大部分重要馆藏。100年，20余万件出土文物，数以千计的古代遗址，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为这座以考古为主题的博物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所研究院，在黄土地建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
如果说一柄手铲是连通古今的钥匙，那么研究机构则更像是文明薪火相传的学校。
1958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了第一次全省文物普查。同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组建。谁都不曾怀疑，陕西的考古研究注定会成为中国考古事业辉煌的一页。
从潼关到陇原，从塞北沙漠到汉水盆地，从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到五六千年前的半坡人，直至周秦汉唐，陕西考古走出了自己的风采！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考古学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法门寺地宫、汉阳陵、北周武帝孝陵等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改写我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蜚声中外的博物馆，成为展现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重要载体。
进入21世纪，陕西考古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人类起源探索方面，秦岭地区、黄河沿岸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汉中疥疙洞遗址的发掘，首次在秦岭地区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
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高陵杨官寨、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遗址先后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研究课题项目。其中，杨官寨遗址是关中地区已知的庙底沟时期唯一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时期的大型成人墓地，意义重大。石峁遗址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近10年来的考古收获表明，石峁城址是距今4300年至3800年间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巨型石雕、精美玉器、壮观的石砌城垣，无不展现了黄土高原上早期王国都邑的辉煌。
唯有前行可抵岁月漫长，打造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64载春华秋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有40余项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重大荣誉。
陕西考古工作机构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了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乃至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在世界考古领域独具魅力。
一座博物馆，在新时代开启中国考古新篇章
陕西的考古人常常思考，如果说百年前的洛阳铲挖出的除了文物还有一片爱国心，那么今天的考古事业究竟应该由什么来承载？
陕西的考古事业造就了无数的博物馆。从1958年开始，陕西几乎每十年就有一个依托重大考古发现建设的博物馆出现，孕育了半坡、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汉阳陵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型遗址博物馆，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金色名片”。
似乎只有一座博物馆才能承载令人惊叹的发现。而一座考古主题的博物馆，无疑能让每个普通人更深刻理解考古学的真正含义。它不是挖宝，不是探秘，甚至都不仅限于补全一段历史，它体现的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基于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筹建了国内首家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博物馆按照科研和展示相结合的原则，分设“一馆五中心”，包括了考古博物馆、科技考古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公众考古中心、后勤动力中心及科研中心。博物馆通过多种手段集中展示考古学家如何通过丰富的地下物质遗存，来解读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
“通过一组组器物让人们重返文明现场，洞悉历史秘密，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使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说。
科学发掘、保护利用、阐释展示，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定位。这座博物馆将向社会大众介绍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还有考古人的执着和考古学的魅力。
历史总以默契致敬执着，从1921年仰韶文化开启中国现代考古，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开馆，中国现代考古学以百年历程完成了从田野零星调查到博物馆系统展示研究的进步。陕西考古博物馆装下的已经不再是几组文物，或是考古工作的一面，抑或是文明现场的一瞥，它装下的是百年来考古工作者的赤子心。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考古学正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强支撑学科。秦岭山脚下的中国第一座考古博物馆无疑在承载中国考古百年使命的同时，也用无比的自信开启了中国考古的新篇章。（陕西日报 ）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记忆藏在中国的大地上，也藏在每个国人的心里。它字里行间书写的是民族的血脉和传奇，发现它是使命，传承它是热爱。
用遗迹实证民族的过往是中国考古人的初心，这初心中充满了爱国的情感。曾经，在满目疮痍的中国，以保存国故、重建古史、振奋人心为宏愿的中国学术界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地区，一批身着长衫大褂的社会精英在陕西寻求以实物资料索解周秦汉唐史迹、探索民族渊源，叩问大地，上下求索。
他们不会想到，百年后，陕西终以一座考古博物馆完成了他们当初的使命。
一把洛阳铲，在爱国情中实证文明信史和华夏史脉
930年前，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写下《考古图》。当然，把文物作为金石学研究的吕大临不会想到，在他故乡的土地上，考古最终超越了他当初“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的方向而最终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信史的重要学科。
1921年，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大门。此时，距离吕大临著录《考古图》已过去829年，而主持此次考古的瑞典人安特生，却将考古发掘的结论导向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西方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四千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一千年只能作为传说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
中国人的历史需要中国人来证明。13年后，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陕西，在宝鸡斗鸡台开启对周秦历史文化的实证和研究。
彼时在宝鸡考古工地上，有一位年轻人的身影，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大家的苏秉琦。这一年，他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在这里，他触摸着周人的瓦鬲。这些瓦鬲向他讲述了商人、周人及至秦人之间文化传递的“秘密”。在陕西的土地上，苏秉琦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类型学研究方法，也懂得了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994年，苏秉琦过85岁生日时，他的学生写下祝寿词：“历史已逝，考古学使他复活。”
苏秉琦这样解释他的探索：“考古学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
凝聚亿万人，似乎每一位挖开陕西土地的考古学家都有这样的体验。1954年，31岁的石兴邦，在西安城东郊开始了半坡遗址的挖掘。在一座六千多年前的村落，留下神秘的人面鱼纹盆、尖底瓶、孩子的瓮棺、女人的纺轮……这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发掘出古人类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1958年，我国首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建立。石兴邦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博物馆让中国人了解史前的中国。
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在陕西的土地上，这样的论断不断地被证实——每一处考古发现都重现着历史，展示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荣耀。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这样评论陕西考古的意义：陕西考古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全新研究资料。
洛阳铲就是历史的如椽巨笔。文明的熠熠光辉终将通过这柄手铲刻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这样评论考古工作者手中的手铲：一把手铲连通古今，把春秋代序的细节延伸至远古蛮荒，使王朝更替的真实生动触手可及，将文明发展的历史娓娓道来……这柄手铲也掘出了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大部分重要馆藏。100年，20余万件出土文物，数以千计的古代遗址，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为这座以考古为主题的博物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所研究院，在黄土地建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
如果说一柄手铲是连通古今的钥匙，那么研究机构则更像是文明薪火相传的学校。
1958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了第一次全省文物普查。同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组建。谁都不曾怀疑，陕西的考古研究注定会成为中国考古事业辉煌的一页。
从潼关到陇原，从塞北沙漠到汉水盆地，从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到五六千年前的半坡人，直至周秦汉唐，陕西考古走出了自己的风采！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考古学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法门寺地宫、汉阳陵、北周武帝孝陵等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改写我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蜚声中外的博物馆，成为展现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重要载体。
进入21世纪，陕西考古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人类起源探索方面，秦岭地区、黄河沿岸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汉中疥疙洞遗址的发掘，首次在秦岭地区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
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高陵杨官寨、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遗址先后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研究课题项目。其中，杨官寨遗址是关中地区已知的庙底沟时期唯一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时期的大型成人墓地，意义重大。石峁遗址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近10年来的考古收获表明，石峁城址是距今4300年至3800年间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巨型石雕、精美玉器、壮观的石砌城垣，无不展现了黄土高原上早期王国都邑的辉煌。
唯有前行可抵岁月漫长，打造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64载春华秋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有40余项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重大荣誉。
陕西考古工作机构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了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乃至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在世界考古领域独具魅力。
一座博物馆，在新时代开启中国考古新篇章
陕西的考古人常常思考，如果说百年前的洛阳铲挖出的除了文物还有一片爱国心，那么今天的考古事业究竟应该由什么来承载？
陕西的考古事业造就了无数的博物馆。从1958年开始，陕西几乎每十年就有一个依托重大考古发现建设的博物馆出现，孕育了半坡、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汉阳陵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型遗址博物馆，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金色名片”。
似乎只有一座博物馆才能承载令人惊叹的发现。而一座考古主题的博物馆，无疑能让每个普通人更深刻理解考古学的真正含义。它不是挖宝，不是探秘，甚至都不仅限于补全一段历史，它体现的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基于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筹建了国内首家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博物馆按照科研和展示相结合的原则，分设“一馆五中心”，包括了考古博物馆、科技考古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公众考古中心、后勤动力中心及科研中心。博物馆通过多种手段集中展示考古学家如何通过丰富的地下物质遗存，来解读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
“通过一组组器物让人们重返文明现场，洞悉历史秘密，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使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说。
科学发掘、保护利用、阐释展示，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定位。这座博物馆将向社会大众介绍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还有考古人的执着和考古学的魅力。
历史总以默契致敬执着，从1921年仰韶文化开启中国现代考古，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开馆，中国现代考古学以百年历程完成了从田野零星调查到博物馆系统展示研究的进步。陕西考古博物馆装下的已经不再是几组文物，或是考古工作的一面，抑或是文明现场的一瞥，它装下的是百年来考古工作者的赤子心。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考古学正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强支撑学科。秦岭山脚下的中国第一座考古博物馆无疑在承载中国考古百年使命的同时，也用无比的自信开启了中国考古的新篇章。（陕西日报 ）
#野史趣闻##v光新星# 【揭贪官秦桧刘瑾与和珅：到底哪只老虎贪最多？】#野史##新星v计划#
宋朝“第一贪”当推权相秦桧，明朝“第一贪”当推要算权阉刘瑾，清朝“第一贪”则是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了。现在就来计算这三只“大老虎”各自贪了多少钱。
有个写清朝帝王小说的历史作家断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
任何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对这种“信口开二月河”的论断都会一哂置之。因为，如果你要指出哪个朝代最腐败，首先你需要有可靠的统计数字，比如各个朝代的贪官数量、占该朝官员总数的百分比;平均每名贪官贪污了多少钱，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之比如何。而想要获得这些统计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如何敢断言哪朝“最腐败”。
不过，这里倒有个讨巧的办法，可以大致评估出哪个王朝的腐败更严重一些：先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名能够代表该朝最高腐败水平的“大老虎”，看他们各自贪污了多少钱，然后统一折算成今天的货币单位，这样就可以判断出哪只“大老虎”贪得最厉害了。而培育出史上最贪“大老虎”的那一个王朝，整个官场的腐败程度恐怕也得名列前茅。
为方便比较，我们姑以宋、明、清三朝为例。宋朝“第一贪”当推权相秦桧，明朝“第一贪”当推要算权阉刘瑾，清朝“第一贪”则是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了。宋代由宰相执掌行政大权;明代废除了宰相制，朝中实权常为太监所掌握;清代的权力中枢则转移到作为皇帝机要秘书处的军机处。宋明清的首贪分别为“大权相”“大权阉”与“皇帝宠臣”，也正好印证了清代史学家赵翼的一个论断：“贿随权集”。哪里存在着不受限制的最大权力，那里就会发生最严重的权力腐败。好了，现在就来计算这三只“大老虎”各自贪了多少钱。
秦桧的财产：176亿
元人修《宋史》，称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但对秦相爷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却语焉不详。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倒是在他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提供了一个数字：秦桧“贪墨无厌”，“其家富于左藏数倍”。数字尽管含糊，但毕竟给了我们一个参照系。左藏，即左藏库，宋朝的国库。那么宋代左藏库的财富到底有多少呢？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左藏库财富并不等于宋政府的全部岁入，只是全部岁入的一部分。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分储于多个系统，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各州封桩库等。左藏库的库储主要来自赋税，其他来源的收入都是小数目。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政府“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者，总其数一千一百七十三万，而诸路转移以相给者皆不与焉”，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税收入共有1173万贯。南宋丢了半壁江山，军事开支又十分庞大，左藏库的库储肯定少于北宋。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储是1000多万贯吧。秦桧家产是左藏库的数倍，但李心传没有交待是多少倍，我们取中位数，就当是5倍。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万贯。
南宋初期的6000万贯如果换成人民币，大约有多少钱呢？我们用货币对大米的购买力来折算。宋高宗时期的米价大致是每石1000~2000文钱，我们取中位数，按每石1500文(1.5贯)计算，宋代的一石米约等于今天的110市斤。而今天商场中一斤普通的大米，一般要4元左右。由此我们可以列出一条等式：
一石大米=1500文=110斤=440元(只适用于南宋前期)
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购买4000万石大米，根据上面等式，可估算出秦桧的财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另外，贪官腐败额与当时的政府岁入、国民收入之间的比重，更是可以触目惊心地显示出腐败的严重程度。南宋政府一年的全部财税收入约有一亿贯，换言之，秦桧的财富差不多是南宋政府财政收入的60%。我手头没有秦桧时代人均国民收入的数据，不过据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教授的研究，北宋末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7.5石米，如果以这个数据为参照，则可知秦桧家产是当时人均国民收入的500万倍。
刘瑾的财产：960亿
明代正德朝的超级权阉刘瑾，有“立皇帝”之称，权焰熏天，百官拜见他，至少得送一千两白银。按照成书于嘉靖初年的《继世纪闻》记载，刘瑾的家产是“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即黄金有1205.78万两，白银有2.59亿两。刘瑾家的银两居然数以亿计，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正德朝整个社会流通的白银总额都不足3亿两。
所以我准备采信清代史学家赵翼的记录：刘瑾事败后被抄家，籍没之数为“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正德朝的金银汇率大致为1：6，250万两黄金约可兑换成1500万两白银，刘瑾的财产以白银计算，当在6500万两以上。6500万两银值多少元人民币呢？我们还是按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当时的米价为每石400文钱左右(约0.4两银)，6500万两白银可以购置1.6亿石大米。明代的一石米约等于今天的150斤，我们以每斤米4元人民币计算，可知：
一石大米=0.4两银=150斤=600元(适用于明代中期)
也就是说，刘瑾的财产如果放到今天，应该有960亿元左右，是一个骇人的天文数字，立即将秦桧甩出几条街。在刘瑾生活的时代，明政府的全部岁入只有不到3000万石大米的田赋，外加300多万两白银的杂色收入，如果全部折成银子，大约有1000多两。刘瑾搞腐败所得来的个人财产，竟然是明政府岁入的6倍。另据刘光临的研究，明万历年间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4.8石米，刘瑾时代的人均国民收入只会更低，即使以4.8石米计算，刘瑾的财富也是当时人均国民收入的3000万倍，一名明代平民得干满3000万年的活而且不吃不喝，才可能积下刘瑾的财富。
和珅的财产：900亿
和珅由于被抄家时，其财产被一笔一笔登记下来，因此评估和大人的家产，有一个详细的清单可作凭据。按《和珅犯罪全案档》收录的抄家清单，和珅家产已估价部分为2亿多两银(包括金银、人参、绸缎、玉器库、当铺、古玩铺、田地等)，而和家的房屋花园、珍宝古玩等则没有估价，不计在内。
和珅时代的2亿多两银子放在今天值多少钱呢？还是按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乾隆—嘉庆年间的米价大约为每石1000~1600文，我们取中位数，按每石1300文钱(1.3两银)计算。而清代的一石米约等于今天的150斤，今天一斤普通的大米约4块钱，于是可列式如下：一石大米=1.3两银=150斤=600元(适用于清代中期)
和珅的2亿两银子可以购买到1.5亿石大米，惟今日米价换成人民币，即有900亿元，与明代刘瑾的财富量差不多。乾隆年间清政府一年的全部收入大约是5000万两白银、1300万石粮食，全部折算成白银则有6700万两上下。和珅个人的财产相当于是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乾隆时期的人均国民收入按刘光临的研究，是6.45两白银，即和珅的家产几乎是当时人均国民收入的3000万倍。
按上面各个指标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明代刘瑾与清代和珅的腐败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可能刘瑾还略胜半筹。总而言之，“史上第一贪”如果不是和珅和大人，便是刘瑾刘公公，还轮不到秦桧秦相爷。如果我们认同这样一种判断：一名巨贪的贪污数目是能够大致反映出当时官场腐败程度的，那么我们便可以提出一个推断：宋代官场腐败的严重程度其实还比不上明清时期。
NO.1 刘瑾
职务：明朝太监。
财产：“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
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960亿元左右。
NO.2 和珅
职务：清朝领班军机大臣。
财产：已估价部分为2亿多两银，房屋花园、珍宝古玩等则没有估价，不计在内。
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900亿元左右。
NO.3 秦桧
秦桧：南宋宰相。
财产：“贪墨无厌”，“其家富于左藏数倍”。
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176亿元左右。
宋朝“第一贪”当推权相秦桧，明朝“第一贪”当推要算权阉刘瑾，清朝“第一贪”则是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了。现在就来计算这三只“大老虎”各自贪了多少钱。
有个写清朝帝王小说的历史作家断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
任何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对这种“信口开二月河”的论断都会一哂置之。因为，如果你要指出哪个朝代最腐败，首先你需要有可靠的统计数字，比如各个朝代的贪官数量、占该朝官员总数的百分比;平均每名贪官贪污了多少钱，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之比如何。而想要获得这些统计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如何敢断言哪朝“最腐败”。
不过，这里倒有个讨巧的办法，可以大致评估出哪个王朝的腐败更严重一些：先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名能够代表该朝最高腐败水平的“大老虎”，看他们各自贪污了多少钱，然后统一折算成今天的货币单位，这样就可以判断出哪只“大老虎”贪得最厉害了。而培育出史上最贪“大老虎”的那一个王朝，整个官场的腐败程度恐怕也得名列前茅。
为方便比较，我们姑以宋、明、清三朝为例。宋朝“第一贪”当推权相秦桧，明朝“第一贪”当推要算权阉刘瑾，清朝“第一贪”则是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了。宋代由宰相执掌行政大权;明代废除了宰相制，朝中实权常为太监所掌握;清代的权力中枢则转移到作为皇帝机要秘书处的军机处。宋明清的首贪分别为“大权相”“大权阉”与“皇帝宠臣”，也正好印证了清代史学家赵翼的一个论断：“贿随权集”。哪里存在着不受限制的最大权力，那里就会发生最严重的权力腐败。好了，现在就来计算这三只“大老虎”各自贪了多少钱。
秦桧的财产：176亿
元人修《宋史》，称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但对秦相爷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却语焉不详。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倒是在他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提供了一个数字：秦桧“贪墨无厌”，“其家富于左藏数倍”。数字尽管含糊，但毕竟给了我们一个参照系。左藏，即左藏库，宋朝的国库。那么宋代左藏库的财富到底有多少呢？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左藏库财富并不等于宋政府的全部岁入，只是全部岁入的一部分。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分储于多个系统，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各州封桩库等。左藏库的库储主要来自赋税，其他来源的收入都是小数目。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政府“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者，总其数一千一百七十三万，而诸路转移以相给者皆不与焉”，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税收入共有1173万贯。南宋丢了半壁江山，军事开支又十分庞大，左藏库的库储肯定少于北宋。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储是1000多万贯吧。秦桧家产是左藏库的数倍，但李心传没有交待是多少倍，我们取中位数，就当是5倍。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万贯。
南宋初期的6000万贯如果换成人民币，大约有多少钱呢？我们用货币对大米的购买力来折算。宋高宗时期的米价大致是每石1000~2000文钱，我们取中位数，按每石1500文(1.5贯)计算，宋代的一石米约等于今天的110市斤。而今天商场中一斤普通的大米，一般要4元左右。由此我们可以列出一条等式：
一石大米=1500文=110斤=440元(只适用于南宋前期)
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购买4000万石大米，根据上面等式，可估算出秦桧的财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另外，贪官腐败额与当时的政府岁入、国民收入之间的比重，更是可以触目惊心地显示出腐败的严重程度。南宋政府一年的全部财税收入约有一亿贯，换言之，秦桧的财富差不多是南宋政府财政收入的60%。我手头没有秦桧时代人均国民收入的数据，不过据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教授的研究，北宋末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7.5石米，如果以这个数据为参照，则可知秦桧家产是当时人均国民收入的500万倍。
刘瑾的财产：960亿
明代正德朝的超级权阉刘瑾，有“立皇帝”之称，权焰熏天，百官拜见他，至少得送一千两白银。按照成书于嘉靖初年的《继世纪闻》记载，刘瑾的家产是“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即黄金有1205.78万两，白银有2.59亿两。刘瑾家的银两居然数以亿计，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正德朝整个社会流通的白银总额都不足3亿两。
所以我准备采信清代史学家赵翼的记录：刘瑾事败后被抄家，籍没之数为“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正德朝的金银汇率大致为1：6，250万两黄金约可兑换成1500万两白银，刘瑾的财产以白银计算，当在6500万两以上。6500万两银值多少元人民币呢？我们还是按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当时的米价为每石400文钱左右(约0.4两银)，6500万两白银可以购置1.6亿石大米。明代的一石米约等于今天的150斤，我们以每斤米4元人民币计算，可知：
一石大米=0.4两银=150斤=600元(适用于明代中期)
也就是说，刘瑾的财产如果放到今天，应该有960亿元左右，是一个骇人的天文数字，立即将秦桧甩出几条街。在刘瑾生活的时代，明政府的全部岁入只有不到3000万石大米的田赋，外加300多万两白银的杂色收入，如果全部折成银子，大约有1000多两。刘瑾搞腐败所得来的个人财产，竟然是明政府岁入的6倍。另据刘光临的研究，明万历年间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4.8石米，刘瑾时代的人均国民收入只会更低，即使以4.8石米计算，刘瑾的财富也是当时人均国民收入的3000万倍，一名明代平民得干满3000万年的活而且不吃不喝，才可能积下刘瑾的财富。
和珅的财产：900亿
和珅由于被抄家时，其财产被一笔一笔登记下来，因此评估和大人的家产，有一个详细的清单可作凭据。按《和珅犯罪全案档》收录的抄家清单，和珅家产已估价部分为2亿多两银(包括金银、人参、绸缎、玉器库、当铺、古玩铺、田地等)，而和家的房屋花园、珍宝古玩等则没有估价，不计在内。
和珅时代的2亿多两银子放在今天值多少钱呢？还是按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乾隆—嘉庆年间的米价大约为每石1000~1600文，我们取中位数，按每石1300文钱(1.3两银)计算。而清代的一石米约等于今天的150斤，今天一斤普通的大米约4块钱，于是可列式如下：一石大米=1.3两银=150斤=600元(适用于清代中期)
和珅的2亿两银子可以购买到1.5亿石大米，惟今日米价换成人民币，即有900亿元，与明代刘瑾的财富量差不多。乾隆年间清政府一年的全部收入大约是5000万两白银、1300万石粮食，全部折算成白银则有6700万两上下。和珅个人的财产相当于是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乾隆时期的人均国民收入按刘光临的研究，是6.45两白银，即和珅的家产几乎是当时人均国民收入的3000万倍。
按上面各个指标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明代刘瑾与清代和珅的腐败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可能刘瑾还略胜半筹。总而言之，“史上第一贪”如果不是和珅和大人，便是刘瑾刘公公，还轮不到秦桧秦相爷。如果我们认同这样一种判断：一名巨贪的贪污数目是能够大致反映出当时官场腐败程度的，那么我们便可以提出一个推断：宋代官场腐败的严重程度其实还比不上明清时期。
NO.1 刘瑾
职务：明朝太监。
财产：“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
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960亿元左右。
NO.2 和珅
职务：清朝领班军机大臣。
财产：已估价部分为2亿多两银，房屋花园、珍宝古玩等则没有估价，不计在内。
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900亿元左右。
NO.3 秦桧
秦桧：南宋宰相。
财产：“贪墨无厌”，“其家富于左藏数倍”。
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176亿元左右。
【良渚文明“前古城时代”是啥样】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以古城和水利系统名扬海内外。但是在古城营建之前，良渚先民住在哪里？良渚文明的源头又在何方？社会又是如何运转的呢？
11月19日起，“早期良渚——良渚遗址考古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举办。展览系统梳理了北村、官井头、玉架山等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汇集了近300件精美文物，全面展示了距今5300年至5000年之间，良渚古城遗址形成之前的聚落形态、精神信仰和社会组织结构变迁，尝试解答良渚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系列谜题。记者日前走进良渚博物院，寻找其中的答案。
良渚文明并非横空出世
1936年良渚遗址的发现，给世人认识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打开一个窗口。经过80余年的考古发掘，五千多年前的中华文明，一步步揭开了神秘面纱。2021年，北村遗址的最新发现，又为发现良渚文明早期真相，补上了重要而缺失的一环。北村遗址和其他多个遗址共同揭示了良渚古城建成之前贵族阶层的发展状况，为研究良渚早期社会的发展、阶级分化和探索良渚古城的崛起背景提供了新的资料。
本次展览共分为“前夜良渚”“早期良渚”“盛世良渚”三个单元。“这好比带观众走进良渚文明的‘前古城时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说。
“前夜良渚”通过翔实的考古资料，揭示出早期良渚地区逐渐从山地走向平原、从散居走向聚集的历程。该时期良渚古城尚未营建，但已基本具备阶层分化的文明基础。墓葬随葬品在数量、器型、组合形式等各方面均已显示出特有的墓葬规制和鲜明的良渚文化特点。
进入距今5300年，良渚地区出现了以瑶山、北村、官井头为代表的第一批贵族，这也是“早期良渚”的重要体现。此时，首次出现了以玉璜与管串、玉璜与圆牌构成的组合配饰，兼有冠状器、龙首纹玉器、玉蝉等，墓主多为女性。此外，以瑶山M9为代表的男性贵族也开始“崛起”，墓葬中出土的玉琮、玉钺、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丰富了玉礼器组合，良渚文化也开始向太湖东南和太湖东北拓展。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良渚王国迎来了第一个“盛世”，遗址数量暴增至数百处。贵族阶层首次出现在良渚地区，良渚国王带领先民营建宫庙、修城筑坝，开始了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历史。出现了瑶山M12和反山M12为代表的王墓，创制了完整的神人兽面像，标志着宗教形态的成熟。良渚古城开始了规划和营建，莫角山、反山、水利系统等一系列工程均营建于这一时期，良渚古城遗址的范围已达到100平方公里，良渚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也达到空前的地步。
“良渚文化之前是距今约7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而代表最先进发展水平的人群可能来自安徽巢湖一带的凌家滩文化先民，他们可能沿着长江等通道向东进入长三角平原，最后来到太湖之南的良渚。”王宁远说，多年以来，浙江几代考古人一直致力求解“良渚如何形成、从何而来”的谜题，此次展览就是对已有成果的一次系统梳理。
良渚早期就出现阶层分化
良渚是一个很特殊的聚落社会，很多遗址只存续了一小段时间。此次展览重点关注距今5300年至5000年的时段，在考古学上属于良渚早期。考古专家认为，在这一时期，良渚社会出现了阶层分化，最先出现了女性贵族统治者，然后出现了男性贵族统治者，最后出现了良渚最早的“王”，像瑶山遗址中最后阶段就有王一级的墓葬。
北村遗址位于良渚古城遗址南侧，共清理出良渚时期墓葬122座，北村北91座，北村南31座，北村南又细分为西部9座和东部22座。考古人员发现，北村遗址南部聚落地势较高处为独立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及居住区，与位于其南部地势较低处的墓葬和居住区以围沟和栅栏隔开，同一个聚落里，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分化现象。
在展厅里，精心布置过的展柜中陈列着两个物件：一枚玉龙首镯和一件玉蝉，它们均出土于北村遗址。让人惊叹的是，这只玉龙首镯上有六只龙首，这是目前首次在良渚遗址发掘出土六龙首玉镯。专家介绍，玉龙不是良渚专利，它最早出现在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到了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红山文化的影响传到了太湖流域，各种文化传统的对撞使得玉龙完成了一系列图像的转换，从具象的玉龙演变为图案化的龙首纹。
神像的前身就是龙首。良渚的先行者在选中这片土地之时，已经完成了神像的新创作——将龙首纹融入神像中。当标志良渚人信仰体系的“国徽”神像最终确立之时，玉龙、龙首纹也被彻底抛弃，没有必要存在了。
“前良渚时代”的探究还远远不够
从去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遗址的北部和南部进行了发掘，发现了聚落和高等级贵族墓地。考古学上根据随葬品的组合来判断男女性别。崧泽晚期到良渚早期，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多处墓地存在男女分排的现象。良渚社会的复杂化，在一开始就已经形成，等级鲜明。
良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不是静止的，在距今5300年前后，在良渚文化揭开序幕之时，它的第一阶段，没有水坝，没有莫角山，没有古城，人们生活的半径非常大。
吴家埠、瑶山、庙前、石马兜、官井头等遗址，呈围聚状位于良渚遗址群的四周，再加上北村遗址出土了随葬透雕冠状器、龙首纹镯、玉蝉的高等级墓葬，共同说明良渚文化从一开始，不同等级的集群已经集中到良渚遗址群的四周，他们以瑶山为最高等级，以东部临平遗址群为界，是良渚古城的开拓者和创建者。
良渚文化早期瑶山M9装配小琮的玉钺杖、官井头刻纹琮、玉架山M200玉匕和玉箸食具、北村雕琢大眼和神羽纹的玉蝉等一系列文物，都说明后来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的建设，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复杂社会组织和政权的行为。而到了第二阶段，才有了“世界第一坝”“中华第一城”以及反山王陵。到了第三阶段，距今4800年至4600年，才有了今天所说的良渚古城的城墙和外郭。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最近在题为“良渚发生了什么”的讲座里说：如果放在一张地图上，你就可以直观地看到，良渚先行者来到此地，在适合的范围当中寻找了很多的地点，各自都有自己的高等级表达，有很多的高等级墓地。当然，目前已知瑶山仍然是最高等级的，然后，先行者们慢慢有了规划，最终越来越走向一个向心的自己，要确立自己的一个边界，一个政治中心，这就是我们理解的良渚古城遗址。
今天我们谈良渚，谈五千年，谈良渚存在的这一千年过程中的变化，势必要了解开始和结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前良渚时代”的探究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往前追溯，视野才会更开阔，追到太湖的北头，追到宁镇，在大的时空背景下，跳出良渚看良渚。
来源：光明日报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以古城和水利系统名扬海内外。但是在古城营建之前，良渚先民住在哪里？良渚文明的源头又在何方？社会又是如何运转的呢？
11月19日起，“早期良渚——良渚遗址考古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举办。展览系统梳理了北村、官井头、玉架山等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汇集了近300件精美文物，全面展示了距今5300年至5000年之间，良渚古城遗址形成之前的聚落形态、精神信仰和社会组织结构变迁，尝试解答良渚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系列谜题。记者日前走进良渚博物院，寻找其中的答案。
良渚文明并非横空出世
1936年良渚遗址的发现，给世人认识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打开一个窗口。经过80余年的考古发掘，五千多年前的中华文明，一步步揭开了神秘面纱。2021年，北村遗址的最新发现，又为发现良渚文明早期真相，补上了重要而缺失的一环。北村遗址和其他多个遗址共同揭示了良渚古城建成之前贵族阶层的发展状况，为研究良渚早期社会的发展、阶级分化和探索良渚古城的崛起背景提供了新的资料。
本次展览共分为“前夜良渚”“早期良渚”“盛世良渚”三个单元。“这好比带观众走进良渚文明的‘前古城时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说。
“前夜良渚”通过翔实的考古资料，揭示出早期良渚地区逐渐从山地走向平原、从散居走向聚集的历程。该时期良渚古城尚未营建，但已基本具备阶层分化的文明基础。墓葬随葬品在数量、器型、组合形式等各方面均已显示出特有的墓葬规制和鲜明的良渚文化特点。
进入距今5300年，良渚地区出现了以瑶山、北村、官井头为代表的第一批贵族，这也是“早期良渚”的重要体现。此时，首次出现了以玉璜与管串、玉璜与圆牌构成的组合配饰，兼有冠状器、龙首纹玉器、玉蝉等，墓主多为女性。此外，以瑶山M9为代表的男性贵族也开始“崛起”，墓葬中出土的玉琮、玉钺、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丰富了玉礼器组合，良渚文化也开始向太湖东南和太湖东北拓展。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良渚王国迎来了第一个“盛世”，遗址数量暴增至数百处。贵族阶层首次出现在良渚地区，良渚国王带领先民营建宫庙、修城筑坝，开始了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历史。出现了瑶山M12和反山M12为代表的王墓，创制了完整的神人兽面像，标志着宗教形态的成熟。良渚古城开始了规划和营建，莫角山、反山、水利系统等一系列工程均营建于这一时期，良渚古城遗址的范围已达到100平方公里，良渚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也达到空前的地步。
“良渚文化之前是距今约7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而代表最先进发展水平的人群可能来自安徽巢湖一带的凌家滩文化先民，他们可能沿着长江等通道向东进入长三角平原，最后来到太湖之南的良渚。”王宁远说，多年以来，浙江几代考古人一直致力求解“良渚如何形成、从何而来”的谜题，此次展览就是对已有成果的一次系统梳理。
良渚早期就出现阶层分化
良渚是一个很特殊的聚落社会，很多遗址只存续了一小段时间。此次展览重点关注距今5300年至5000年的时段，在考古学上属于良渚早期。考古专家认为，在这一时期，良渚社会出现了阶层分化，最先出现了女性贵族统治者，然后出现了男性贵族统治者，最后出现了良渚最早的“王”，像瑶山遗址中最后阶段就有王一级的墓葬。
北村遗址位于良渚古城遗址南侧，共清理出良渚时期墓葬122座，北村北91座，北村南31座，北村南又细分为西部9座和东部22座。考古人员发现，北村遗址南部聚落地势较高处为独立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及居住区，与位于其南部地势较低处的墓葬和居住区以围沟和栅栏隔开，同一个聚落里，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分化现象。
在展厅里，精心布置过的展柜中陈列着两个物件：一枚玉龙首镯和一件玉蝉，它们均出土于北村遗址。让人惊叹的是，这只玉龙首镯上有六只龙首，这是目前首次在良渚遗址发掘出土六龙首玉镯。专家介绍，玉龙不是良渚专利，它最早出现在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到了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红山文化的影响传到了太湖流域，各种文化传统的对撞使得玉龙完成了一系列图像的转换，从具象的玉龙演变为图案化的龙首纹。
神像的前身就是龙首。良渚的先行者在选中这片土地之时，已经完成了神像的新创作——将龙首纹融入神像中。当标志良渚人信仰体系的“国徽”神像最终确立之时，玉龙、龙首纹也被彻底抛弃，没有必要存在了。
“前良渚时代”的探究还远远不够
从去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遗址的北部和南部进行了发掘，发现了聚落和高等级贵族墓地。考古学上根据随葬品的组合来判断男女性别。崧泽晚期到良渚早期，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多处墓地存在男女分排的现象。良渚社会的复杂化，在一开始就已经形成，等级鲜明。
良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不是静止的，在距今5300年前后，在良渚文化揭开序幕之时，它的第一阶段，没有水坝，没有莫角山，没有古城，人们生活的半径非常大。
吴家埠、瑶山、庙前、石马兜、官井头等遗址，呈围聚状位于良渚遗址群的四周，再加上北村遗址出土了随葬透雕冠状器、龙首纹镯、玉蝉的高等级墓葬，共同说明良渚文化从一开始，不同等级的集群已经集中到良渚遗址群的四周，他们以瑶山为最高等级，以东部临平遗址群为界，是良渚古城的开拓者和创建者。
良渚文化早期瑶山M9装配小琮的玉钺杖、官井头刻纹琮、玉架山M200玉匕和玉箸食具、北村雕琢大眼和神羽纹的玉蝉等一系列文物，都说明后来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的建设，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复杂社会组织和政权的行为。而到了第二阶段，才有了“世界第一坝”“中华第一城”以及反山王陵。到了第三阶段，距今4800年至4600年，才有了今天所说的良渚古城的城墙和外郭。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最近在题为“良渚发生了什么”的讲座里说：如果放在一张地图上，你就可以直观地看到，良渚先行者来到此地，在适合的范围当中寻找了很多的地点，各自都有自己的高等级表达，有很多的高等级墓地。当然，目前已知瑶山仍然是最高等级的，然后，先行者们慢慢有了规划，最终越来越走向一个向心的自己，要确立自己的一个边界，一个政治中心，这就是我们理解的良渚古城遗址。
今天我们谈良渚，谈五千年，谈良渚存在的这一千年过程中的变化，势必要了解开始和结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前良渚时代”的探究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往前追溯，视野才会更开阔，追到太湖的北头，追到宁镇，在大的时空背景下，跳出良渚看良渚。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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