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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9Day27打卡问题】
1.(判断)""翅"是右形左声的形声字。
2.古浊声母入声字在普通话里读成()。
3."百花林里人儿笑，笑开了满山的红杜鹃。"这句话运用了()和( )的修辞方法。
4."我的外国朋友小李把一件新买的紫红色羊绒大衣送给我了。"这句话有( )个定语。
A.4
B.5
C.6
D.7
5."看着很高兴"是( )短语。
6.层次分析:
妈妈总是叫邻居陈叔叔来陪客人喝酒。
【0619Day27打卡问题】
1.(判断)""翅"是右形左声的形声字。
2.古浊声母入声字在普通话里读成()。
3."百花林里人儿笑，笑开了满山的红杜鹃。"这句话运用了()和( )的修辞方法。
4."我的外国朋友小李把一件新买的紫红色羊绒大衣送给我了。"这句话有( )个定语。
A.4
B.5
C.6
D.7
5."看着很高兴"是( )短语。
6.层次分析:
妈妈总是叫邻居陈叔叔来陪客人喝酒。
#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生态博物馆的“进化史”
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被认为是“一个进化的定义”，没有“固定模式”，各自都有一套独特的经历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生态博物馆开始了“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目前，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已“进化”了三代。
一、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代”，是社会学划分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的标志。最早用“代”对生态博物馆的形态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划分的是生态博物馆的发源地——法国。目前，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为保护乡村地区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推动乡村发展而建立的“地方自然公园”，第二代则是已将博物馆运营范畴扩及整个社区所有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生态博物馆，第三代为尝试使用企业式的经营理念进行运营的生态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在法国诞生后，迅速席卷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的中国成为了亚洲生态博物馆早期探索和实践者。此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而生态博物馆理论却是后工业时期经济、社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具有“理念先行”的特点，为了使生态博物馆与国情相适应，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从一开始就进行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根据各地的实际建设了数十座各具特色的生态博物馆，逐步将生态博物馆理念“中国化”和“本土化”。因此，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苏东海先生也用“代”一词概括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各种形态及其发展过程，将中国目前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
二、“民主化”的第一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经过10年的传播之后，1995年3月贵州省成立了由中国和挪威两国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关于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可行性论证”课题小组，开始对贵州省的布依、苗、侗和汉等民族村寨进行考察，形成了《在贵州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报告》，提出了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群的构想。
1997年10月23日，中国和挪威两国签署了《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中挪两国开始在贵州省合作建设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自此开启了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
998年10月31日，在中挪两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随后，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2002年7月）、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0月)、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6月)相继建成。与此同时，2005年1月民间投资的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建成，从而形成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
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设开启了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在文化的原生地建立起来，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弥补了传统博物馆的缺陷，实现了文化保护社区化和民主化的博物馆新理念，同时确立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成为“中国第一代生态博物馆”。
三、“专业化”的第二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直接影响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建设。1999年，广西开始将生态博物馆建设纳入工作思路，并将其定位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开始探索具有广西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发展道路。
2003年，广西成立“生态博物馆建设课题组”在全区开展实地考察，随后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试点建设，先后建成了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9月），从此拉开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序幕。
2005年，广西创新性地将传统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全区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联结成“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的联合体，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此后，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2007年4月）、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2008年9月）、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2009年5月）、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7月）、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11月）、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2010年11月）、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2011年5月）相继建成开放，从而形成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群。
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体系中，各生态博物馆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站和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博物馆运用传统博物馆的专业知识巩固其发展，各生态博物馆则借助广西民族博物馆拓展和延伸对外联系，从而实现了两者互动互益的发展格局。因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在贵州生态博物馆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生态博物馆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展示传播水平，努力把生态博物馆向专业化、博物馆化方向提升，被称为“中国第二代生态博物馆”。
四、“发现地方”的第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等中国生态博物馆早期实践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即均建设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村寨，通过对过去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强调，来凸显生态博物馆的差异性、独特性与价值性。
2007年后，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也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2009—2012年，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按照“1个中心馆，13个专题馆和26个村落馆”的模式建设完成了覆盖整个县域生态博物馆群。2011年8月，由1个中心馆、37个专题馆和24个展示点组成的中国首个社区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建成。2013年5月，安徽省黄山市采取“一个中心馆，七个展示区”的馆群模式建成了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2014年11月，山西平顺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建成开放。2015年11月，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开始按照“1个中心馆、8个专题馆、42个展示点”的模式打造全县域生态博物馆。
这一时期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开始回归中国最根本的“乡土性”，用以发现地方价值，并拓展至中国城市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由保护单一的民族文化遗产走向保护综合类文化遗产。因此，“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代表的生态博物馆被也称为“中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模式”，其“代际”的划分只是各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总结。中国生态博物馆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将生态博物馆理念进行了“中国化”和“本土化”，发展出的“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充分体现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潘守永：《“第三代”生态博物馆与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建设的理论思考》，《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
[2]弗朗索瓦·于贝尔：《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矛盾和畸变》，《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
[3]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台湾：五观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0—66页。
[3]苏东海：《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
[4]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年第Z1期。
[5] 段阳萍：《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不同类型生态博物馆的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22—29页。
[6] 钟经纬：《中国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08年，第10—18页。
[7]龚世扬：《探索与实践：对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 工程”的回顾、评价和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8]于富业：《关于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初步研究——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和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4年，第33—40页。
[9]尹凯：《表征民族——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早期实践》，《博物院》2017年第2期。
[10]尹凯：《生态博物馆：理想、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3—117页。
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被认为是“一个进化的定义”，没有“固定模式”，各自都有一套独特的经历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生态博物馆开始了“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目前，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已“进化”了三代。
一、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代”，是社会学划分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的标志。最早用“代”对生态博物馆的形态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划分的是生态博物馆的发源地——法国。目前，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为保护乡村地区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推动乡村发展而建立的“地方自然公园”，第二代则是已将博物馆运营范畴扩及整个社区所有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生态博物馆，第三代为尝试使用企业式的经营理念进行运营的生态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在法国诞生后，迅速席卷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的中国成为了亚洲生态博物馆早期探索和实践者。此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而生态博物馆理论却是后工业时期经济、社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具有“理念先行”的特点，为了使生态博物馆与国情相适应，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从一开始就进行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根据各地的实际建设了数十座各具特色的生态博物馆，逐步将生态博物馆理念“中国化”和“本土化”。因此，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苏东海先生也用“代”一词概括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各种形态及其发展过程，将中国目前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
二、“民主化”的第一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经过10年的传播之后，1995年3月贵州省成立了由中国和挪威两国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关于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可行性论证”课题小组，开始对贵州省的布依、苗、侗和汉等民族村寨进行考察，形成了《在贵州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报告》，提出了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群的构想。
1997年10月23日，中国和挪威两国签署了《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中挪两国开始在贵州省合作建设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自此开启了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
998年10月31日，在中挪两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随后，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2002年7月）、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0月)、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6月)相继建成。与此同时，2005年1月民间投资的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建成，从而形成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
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设开启了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在文化的原生地建立起来，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弥补了传统博物馆的缺陷，实现了文化保护社区化和民主化的博物馆新理念，同时确立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成为“中国第一代生态博物馆”。
三、“专业化”的第二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直接影响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建设。1999年，广西开始将生态博物馆建设纳入工作思路，并将其定位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开始探索具有广西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发展道路。
2003年，广西成立“生态博物馆建设课题组”在全区开展实地考察，随后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试点建设，先后建成了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9月），从此拉开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序幕。
2005年，广西创新性地将传统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全区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联结成“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的联合体，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此后，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2007年4月）、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2008年9月）、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2009年5月）、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7月）、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11月）、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2010年11月）、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2011年5月）相继建成开放，从而形成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群。
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体系中，各生态博物馆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站和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博物馆运用传统博物馆的专业知识巩固其发展，各生态博物馆则借助广西民族博物馆拓展和延伸对外联系，从而实现了两者互动互益的发展格局。因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在贵州生态博物馆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生态博物馆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展示传播水平，努力把生态博物馆向专业化、博物馆化方向提升，被称为“中国第二代生态博物馆”。
四、“发现地方”的第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等中国生态博物馆早期实践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即均建设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村寨，通过对过去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强调，来凸显生态博物馆的差异性、独特性与价值性。
2007年后，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也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2009—2012年，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按照“1个中心馆，13个专题馆和26个村落馆”的模式建设完成了覆盖整个县域生态博物馆群。2011年8月，由1个中心馆、37个专题馆和24个展示点组成的中国首个社区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建成。2013年5月，安徽省黄山市采取“一个中心馆，七个展示区”的馆群模式建成了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2014年11月，山西平顺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建成开放。2015年11月，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开始按照“1个中心馆、8个专题馆、42个展示点”的模式打造全县域生态博物馆。
这一时期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开始回归中国最根本的“乡土性”，用以发现地方价值，并拓展至中国城市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由保护单一的民族文化遗产走向保护综合类文化遗产。因此，“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代表的生态博物馆被也称为“中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模式”，其“代际”的划分只是各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总结。中国生态博物馆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将生态博物馆理念进行了“中国化”和“本土化”，发展出的“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充分体现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潘守永：《“第三代”生态博物馆与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建设的理论思考》，《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
[2]弗朗索瓦·于贝尔：《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矛盾和畸变》，《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
[3]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台湾：五观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0—66页。
[3]苏东海：《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
[4]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年第Z1期。
[5] 段阳萍：《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不同类型生态博物馆的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22—29页。
[6] 钟经纬：《中国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08年，第10—18页。
[7]龚世扬：《探索与实践：对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 工程”的回顾、评价和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8]于富业：《关于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初步研究——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和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4年，第33—40页。
[9]尹凯：《表征民族——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早期实践》，《博物院》2017年第2期。
[10]尹凯：《生态博物馆：理想、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3—117页。
【又一批爱心物资抵汉 湖北应急物资中转站转运各类物资超5000吨】#新冠肺炎防控# 3月24日18时许，满载着捐赠物资的大货车缓缓开进武汉市黄陂区武湖萃元冷链食品物流园，又一批爱心物资抵达武汉。“从北京出发，我和副班两人轮班开车，马不停蹄地赶到武汉，开了21个小时。”驾驶员杜洋说。
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迅速给车辆消毒，给驾驶员杜洋测温正常、登记后，车辆驶向进鄂应急物资中转调运区域，又一场捐赠物资分拨转运战随即“打响”…… “我们要将这批物资全部转运至相应的库位存放。24小时之内，它们就将被迅速送往接收单位。”武汉萃元冷链食品物流园现场负责人苏亮说。
这是湖北省五个应急物资转运基地之一，来自全国的医疗应急物资、捐赠生活物资通过这里集散。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朱汉桥说：“截止目前，部省市区共同推动设置的5个进鄂应急物资中转站，累计接收各类急用的医疗、生活捐赠物资5000余吨，既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提供了坚强的物资运输保障，又为外地驾驶员和中转站工作人员零感染做出了突出贡献。”
物资运输按下“快进键”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让九省通衢的武汉按下了“暂停键”。时间就是生命！逆风前行的湖北交通物流人，义无反顾地为医疗救援物资、居民生活必需品的运输按下“快进键”。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2月2日，湖北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交通保障组在武汉、鄂州、襄阳三地确定武汉市东西湖区捷利物流园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萃元冷链物流园（汉口北）、武汉市汉南区宝湾物流园、湖北省（鄂州）赤湾东方物流有限公司、襄阳市光彩国际物流基地作为进鄂应急物资道路运输中转调运站。当晚，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做好进鄂应急物资中转运输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各省份统筹做好进鄂应急物资中转运输作出部署。
交通保障组随即下发《进鄂应急物资中转调运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政府调配、市场流通、社会捐赠等应急物资调度工作流程，规范了作业流程、进鄂运输车辆和司乘防护等内部流程，进一步夯实了相关单位和部门的职责。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加强对中转站的统筹调度，沿线高速公路和卫生检疫点，严格落实不检查、不停车、不收费、保障优先通行的“三不一优先”政策，切实保障外省到中转站公路运输的通畅。当地运管物流部门抽调专人组成专班，和卫健等相关部门驻点在物流园区现场办公。
中转站如何保障外省司乘的安全？如何让货物顺畅高效拉进来，让驾驶员安心返程？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陶维号说，为保障司乘人员及货物安全防护隔离，避免交叉感染，应急物资中转站均配备了隔离区，保证司乘与湖北人员“零接触”。
宝湾中转站有一片醒目、被涂为红色的隔离区，这是外省司乘的“专属区域”。外省司乘到达中转站后，将车辆停在卸货区，再去“爱心驿站”休息区。卸货完毕后，园区工作人员通知外省司乘到卸货区取车，全程实现司乘与湖北人员“零接触”，有效解决了外地驾驶员进鄂怕感染、离鄂回家怕隔离的难题。
4次运送应急物资的湖南货车司机张红霞，是宝湾中转站的“回头客”，“每次车子进门时，会有穿防护服的防疫人员对全车进行消毒，为我们测量体温、登记并发放口罩。之后我把车开到卸货区，就可以到休息区休息和吃饭。园区指示标识齐全，工作人员服务热情，进来感觉很温馨。”
正因为有了张红霞等一批驾驶员对中转站运行的认可，许多外地司乘共同为物资运输按下了“快进键”。
不让捐赠物资在手上耽误
医疗救援物资早一分钟到达，患者就多一分生的希望。保持中转站高效运行，不让救灾物资在交通物流人手上耽误。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本举说：“现场调研、综合考虑后，确定的5中转调运站，突出重点、辐射全省，既方便外省驾驶员运送应急物资，又方便分拨应急物资到全省各地，确保应急物资运输全链条、全流程安全顺畅。”
在当地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指导下，中转站成立临时党支部，让党员始终冲锋在前，带领中转站全体驻站人员做好转运服务，实行全过程精细化的信息对接，与时间竞速，与效率赛跑，确保中转站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中转服务。
中转站对外联络员，几乎每天都接到物资中转需求电话。萃元中转站苏亮说：“我会向对方了解货物来源与去向、货物类型数量、中转方式等，核实信息后，工作专班成员与物流公司共同制定配送方案，各司其职，随时待命。车辆出发后，随时保持联络，掌握运输途中情况和确定到达时间。”
“应急物资运输与配送耽误不得，外省司机将物资送到后，根据中转方案，快速分拨、装卸与转运，争取让物资在中转站停留时间最短。”武汉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徐斌说。
遇到大量物资同时到达中转站，装卸工人忙不过来时，中转站全体成员会成立突击队，主动当装卸工、搬运工。
2月29日，因8.5吨自热米饭配送地点较多，中转站决定采取卸货过驳、多车同步方式配送。当缺少司机时，中转站驻站老党员曾少波、汪全斌主动请战，承担10吨辣椒配送任务，让物资尽快送达受捐点。
四川简阳105吨爱心蔬菜运抵鄂州西火车站后，鄂州市临空物流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余子悦带领驻站人员，既当装卸工，又当搬运工，保障了爱心蔬菜第一时间送到医院等地。
襄阳市交通运输部门由交通志愿者担任捐赠物资押运员和搬运员，分7条路线配送捐赠的牛奶到全市9个县（市、区）的16家宾馆。
3月8日8时10分，15吨蔬菜的捐赠对象位于3个不同地点，需采取分车过驳作业方式配送。宝湾中转站专班成员不仅与闻讯赶来支援的汉南消防救援大队党员突击队17名队员一起装卸，还主动跟车到受捐点之一的廖家堡社区居委会，全程参与卸货与分装。
2月23日，捷利中转站紧急协调其他企业专业冷链车，保障了四川大邑县红十字会捐赠的冷链药品的药效安全。
物资出站后，也会监督跟踪，确保应急物资安全送到受捐点，当场拍照，“有图有真相”。应急物资运输离不开专业物流团队。湖北大道物流集团对货物分拨、装卸、搬运都有经验，保证了中转运输的效率。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车轮上的湖北交通物流人逆风前行，换来的是应急物资的及时送达。
爱心在中转站不断传递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2月4日中转站开始接收第一批应急物资，来自全国各地的一辆辆捐赠物资车辆跨过千山万水，5000余吨各类物资不分昼夜送到中转站。
王本举说：“全国各地都在支援湖北抗击疫情，他们把爱心献给了湖北人民，我们更要将他们的爱心及时传达到相关单位，让中转站变成爱心传递站。”
湖南省慈利县团委书记邢立洲，多次送来当地村民捐赠的青菜、大米等农产品，他们还组织当地小朋友给抗疫一线的武汉英雄画儿童画及祝福卡片，想让一并传递到位，并拍照回去，萃元中转站也都一一满足。
设法给外地司机配回程货，成了中转站的份内工作。2月14日，宝湾中转站成功为湖南运送捐赠增氧机医疗设备的廖志国，配载一车返回湖南的货物，贴补路途费用。廖志国非常感动，表示如果有需要一定会义无反顾再次支援。
辽宁盘锦千吨大米驰援武汉，36辆车、60人，萃元中转站工作人员及时送上热饭热菜、红牛饮料、面包糕点及防护用品……
您运送捐赠物资不计报酬，我在抗疫一线传递爱心。您们给湖北人送来爱心与温暖，湖北交通物流人给您们感谢与祝福。不管外地司乘返程时有多晚，中转站都会有集体欢送仪式，馈赠外地司乘。在中转站，不少驻站人员都是多面手。
3月8日下午，一辆运输捐赠物资的货车因故抛锚距萃元中转站11公里的新洲区。志愿者喻坚强挺身而出，联系多家修车厂，顶风冒雨来回百余公里，直到车辆修好，让故障车驾驶员点赞不已。中转站涌现出一大批克服各种困难、一心扑在物资中转、服务外地司乘人员的先进个人。
“物资有量，爱心无价。”王本举说，政府主导、交通主抓、企业运作、分工协作、合力攻坚的中转站运行模式，确保了应急物资能进能出、快进快出，实现了“外地司机零接触，捐赠物资零积压，物资分拨零差错，优质服务零投诉，安全管理零事故”，充分发挥了中转站的综合效益，也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提供了坚强的物资运输保障。（记者李桓，通讯员潘庆芳、徐安奇）#抗击新型肺炎进行时#
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迅速给车辆消毒，给驾驶员杜洋测温正常、登记后，车辆驶向进鄂应急物资中转调运区域，又一场捐赠物资分拨转运战随即“打响”…… “我们要将这批物资全部转运至相应的库位存放。24小时之内，它们就将被迅速送往接收单位。”武汉萃元冷链食品物流园现场负责人苏亮说。
这是湖北省五个应急物资转运基地之一，来自全国的医疗应急物资、捐赠生活物资通过这里集散。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朱汉桥说：“截止目前，部省市区共同推动设置的5个进鄂应急物资中转站，累计接收各类急用的医疗、生活捐赠物资5000余吨，既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提供了坚强的物资运输保障，又为外地驾驶员和中转站工作人员零感染做出了突出贡献。”
物资运输按下“快进键”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让九省通衢的武汉按下了“暂停键”。时间就是生命！逆风前行的湖北交通物流人，义无反顾地为医疗救援物资、居民生活必需品的运输按下“快进键”。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2月2日，湖北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交通保障组在武汉、鄂州、襄阳三地确定武汉市东西湖区捷利物流园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萃元冷链物流园（汉口北）、武汉市汉南区宝湾物流园、湖北省（鄂州）赤湾东方物流有限公司、襄阳市光彩国际物流基地作为进鄂应急物资道路运输中转调运站。当晚，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做好进鄂应急物资中转运输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各省份统筹做好进鄂应急物资中转运输作出部署。
交通保障组随即下发《进鄂应急物资中转调运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政府调配、市场流通、社会捐赠等应急物资调度工作流程，规范了作业流程、进鄂运输车辆和司乘防护等内部流程，进一步夯实了相关单位和部门的职责。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加强对中转站的统筹调度，沿线高速公路和卫生检疫点，严格落实不检查、不停车、不收费、保障优先通行的“三不一优先”政策，切实保障外省到中转站公路运输的通畅。当地运管物流部门抽调专人组成专班，和卫健等相关部门驻点在物流园区现场办公。
中转站如何保障外省司乘的安全？如何让货物顺畅高效拉进来，让驾驶员安心返程？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陶维号说，为保障司乘人员及货物安全防护隔离，避免交叉感染，应急物资中转站均配备了隔离区，保证司乘与湖北人员“零接触”。
宝湾中转站有一片醒目、被涂为红色的隔离区，这是外省司乘的“专属区域”。外省司乘到达中转站后，将车辆停在卸货区，再去“爱心驿站”休息区。卸货完毕后，园区工作人员通知外省司乘到卸货区取车，全程实现司乘与湖北人员“零接触”，有效解决了外地驾驶员进鄂怕感染、离鄂回家怕隔离的难题。
4次运送应急物资的湖南货车司机张红霞，是宝湾中转站的“回头客”，“每次车子进门时，会有穿防护服的防疫人员对全车进行消毒，为我们测量体温、登记并发放口罩。之后我把车开到卸货区，就可以到休息区休息和吃饭。园区指示标识齐全，工作人员服务热情，进来感觉很温馨。”
正因为有了张红霞等一批驾驶员对中转站运行的认可，许多外地司乘共同为物资运输按下了“快进键”。
不让捐赠物资在手上耽误
医疗救援物资早一分钟到达，患者就多一分生的希望。保持中转站高效运行，不让救灾物资在交通物流人手上耽误。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本举说：“现场调研、综合考虑后，确定的5中转调运站，突出重点、辐射全省，既方便外省驾驶员运送应急物资，又方便分拨应急物资到全省各地，确保应急物资运输全链条、全流程安全顺畅。”
在当地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指导下，中转站成立临时党支部，让党员始终冲锋在前，带领中转站全体驻站人员做好转运服务，实行全过程精细化的信息对接，与时间竞速，与效率赛跑，确保中转站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中转服务。
中转站对外联络员，几乎每天都接到物资中转需求电话。萃元中转站苏亮说：“我会向对方了解货物来源与去向、货物类型数量、中转方式等，核实信息后，工作专班成员与物流公司共同制定配送方案，各司其职，随时待命。车辆出发后，随时保持联络，掌握运输途中情况和确定到达时间。”
“应急物资运输与配送耽误不得，外省司机将物资送到后，根据中转方案，快速分拨、装卸与转运，争取让物资在中转站停留时间最短。”武汉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徐斌说。
遇到大量物资同时到达中转站，装卸工人忙不过来时，中转站全体成员会成立突击队，主动当装卸工、搬运工。
2月29日，因8.5吨自热米饭配送地点较多，中转站决定采取卸货过驳、多车同步方式配送。当缺少司机时，中转站驻站老党员曾少波、汪全斌主动请战，承担10吨辣椒配送任务，让物资尽快送达受捐点。
四川简阳105吨爱心蔬菜运抵鄂州西火车站后，鄂州市临空物流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余子悦带领驻站人员，既当装卸工，又当搬运工，保障了爱心蔬菜第一时间送到医院等地。
襄阳市交通运输部门由交通志愿者担任捐赠物资押运员和搬运员，分7条路线配送捐赠的牛奶到全市9个县（市、区）的16家宾馆。
3月8日8时10分，15吨蔬菜的捐赠对象位于3个不同地点，需采取分车过驳作业方式配送。宝湾中转站专班成员不仅与闻讯赶来支援的汉南消防救援大队党员突击队17名队员一起装卸，还主动跟车到受捐点之一的廖家堡社区居委会，全程参与卸货与分装。
2月23日，捷利中转站紧急协调其他企业专业冷链车，保障了四川大邑县红十字会捐赠的冷链药品的药效安全。
物资出站后，也会监督跟踪，确保应急物资安全送到受捐点，当场拍照，“有图有真相”。应急物资运输离不开专业物流团队。湖北大道物流集团对货物分拨、装卸、搬运都有经验，保证了中转运输的效率。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车轮上的湖北交通物流人逆风前行，换来的是应急物资的及时送达。
爱心在中转站不断传递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2月4日中转站开始接收第一批应急物资，来自全国各地的一辆辆捐赠物资车辆跨过千山万水，5000余吨各类物资不分昼夜送到中转站。
王本举说：“全国各地都在支援湖北抗击疫情，他们把爱心献给了湖北人民，我们更要将他们的爱心及时传达到相关单位，让中转站变成爱心传递站。”
湖南省慈利县团委书记邢立洲，多次送来当地村民捐赠的青菜、大米等农产品，他们还组织当地小朋友给抗疫一线的武汉英雄画儿童画及祝福卡片，想让一并传递到位，并拍照回去，萃元中转站也都一一满足。
设法给外地司机配回程货，成了中转站的份内工作。2月14日，宝湾中转站成功为湖南运送捐赠增氧机医疗设备的廖志国，配载一车返回湖南的货物，贴补路途费用。廖志国非常感动，表示如果有需要一定会义无反顾再次支援。
辽宁盘锦千吨大米驰援武汉，36辆车、60人，萃元中转站工作人员及时送上热饭热菜、红牛饮料、面包糕点及防护用品……
您运送捐赠物资不计报酬，我在抗疫一线传递爱心。您们给湖北人送来爱心与温暖，湖北交通物流人给您们感谢与祝福。不管外地司乘返程时有多晚，中转站都会有集体欢送仪式，馈赠外地司乘。在中转站，不少驻站人员都是多面手。
3月8日下午，一辆运输捐赠物资的货车因故抛锚距萃元中转站11公里的新洲区。志愿者喻坚强挺身而出，联系多家修车厂，顶风冒雨来回百余公里，直到车辆修好，让故障车驾驶员点赞不已。中转站涌现出一大批克服各种困难、一心扑在物资中转、服务外地司乘人员的先进个人。
“物资有量，爱心无价。”王本举说，政府主导、交通主抓、企业运作、分工协作、合力攻坚的中转站运行模式，确保了应急物资能进能出、快进快出，实现了“外地司机零接触，捐赠物资零积压，物资分拨零差错，优质服务零投诉，安全管理零事故”，充分发挥了中转站的综合效益，也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提供了坚强的物资运输保障。（记者李桓，通讯员潘庆芳、徐安奇）#抗击新型肺炎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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