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鏐鐵券（西元897年）
國家一級文物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藏
錢鏐鐵券，係唐昭宗爲犒賞彭城郡王錢鏐平定董昌叛唐稱帝所賜一塊金書鐵券。錢鏐是五代吳越國開國君王。
唐乾寧三年（896年），董昌叛唐稱帝，勸降無果後，錢鏐平定了董昌，唐昭宗封錢鏐爲鎮海節度使、鎮東節度使。
唐乾寧四年（897年）（註1）唐昭宗欽賜「金書鐵券」上嵌金質楷書333字：「……卿恕九死，子孫免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
世人形象地稱此鐵券爲「免死牌」、「生死牌」。
鐵券全文如下：
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諮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製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襃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貫，渫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蕩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粵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成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旗常，流在丹素。雖錘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辭。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命運多舛的錢鏐鐵券
自唐昭宗乾寧四年（897年）賜給錢鏐鐵券至今，錢鏐鐵券經歷一段漫長過程。
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吳越王錢鏐之孫忠懿王錢弘俶「納土歸宋」，由浙江臨安前往宋都汴京（今開封）。他並未隨身攜帶鐵券，而是置之廟社。宋淳化元年（990年），宋太宗趙炅調閱鐵券，閱完賜還忠懿王嗣子錢惟濬，從此鐵券由從臨安的錢鏐廟社遷出改藏於汴京。
宋天聖元年（1023年），宋仁宗趙禎登基，下旨調閱鐵券，後又賜還，由錢氏後裔藏於汴京城的昭化坊府第。
宋元豐四年（1081年），宋神宗趙頊下旨調閱鐵券，後仍歸錢氏後裔，直至慶系第六世孫錢景臻成爲駙馬，鐵券移藏於駙馬府內。
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入侵中原，景臻之子錢忱奉母命攜鐵券南遷江南。
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錢忱全家遷浙江台州。紹興四年，宋高宗趙構把台州臨海城內的美德坊賜給公主居住。錢氏家族從此在臨海定居下來，成爲台州的一個名門望族，自此鐵券長留台州臨海達767年之久。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兵攻破臨海城，鐵券遂失，不知去向。一直到元代被漁夫撈出（註2），被錢氏十四世孫錢世珪（號淡軒先生）用十斛稲穀購得。對這段鐵券失而復得的歷史，各種錢氏宗譜的記載說法不一。
據臨海市博物館館長講，當年元兵攻破臨海城時，錢氏後裔錢叔瀤揹著鐵券南逃，後落水而亡，鐵券不知去向，但鐵券丟失五六十年，又奇蹟般重歸錢氏後裔，實在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
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調閱鐵券時，由錢世珪之子錢尚德上獻，朱元璋閱畢以禮遣還。據錢氏衣錦堂版譜載，朱元璋爲試鐫刻之深，用佩刀將首行末字「朔」刻去。現觀鐵券照片銘文，確無「朔」字。對照清代無錫人錢泳《錢氏鐵券和金塗塔考》一文所提供的鐵券臨摹圖，首行最末「朔」字還清晰可見。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錢尚德之孫錢怞，因都察院查勘其父錢用勤在建昌知府任內稅糧短缺事而抄家入籍。乃奉金書鐵券至京，求見聖上。朱元璋於奉天殿接見，驗券後下令有司發還全部田產家財，鐵券仍歸錢怞保管。
明永樂五年（1407年）正月，明成祖朱棣命錢汝性（錢用勤之次子）進獻，閱畢鐵券藏於宗子錢風墀家。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上萬倭寇圍攻台州府城臨海。為了躲避戰火，錢氏第25世孫錢珍背著鐵券躲進深山。直到十幾年後，再次躲過劫難的鐵券才又重返錢氏祠堂。
到清代康熙年間，鐵券轉藏於第27世孫錢日耀家。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春，乾隆帝第三次南巡行宮杭州，下旨調閱鐵券。武進士錢選由台州攜鐵券去杭跪獻。乾隆很高興，作詩、作鐵券歌，並賜紫檀櫃一座，給錢選藏鐵券。
以後鐵券轉藏到臨海東門外五十里一個叫「嶺外錢」的小村，由錢文川保管。錢氏子孫專門造了三間小樓，由族人輪流看守。
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攻入台州。錢氏子孫怕鐵券丟失，便將其沉放在水井中，待撈出來後，金字剝落愈甚。村中一些婦人以爲鐵券銘文上的金可以治療小孩受驚之類的疾病，便動手挖取，致使金字愈少，最後祇剩一百八十餘個。
《錢氏家乘》記載，清光緒辛丑年（1901年），珍藏在嶺外錢村的鐵券不翼而飛。盜者到嵊縣兜售，江蘇常熟徐君出大洋四百元買走。錢文選（《錢氏家乘》作者）兄長錢乙齋聞之，與徐力爭，並召集嵊縣長樂鄉錢氏族人原價購回。錢氏子孫爲慶祝鐵券回家，請戲班整整演了十天。從此，鐵券由長樂鄉錢氏三房輪流保管，每逢正月初二，由三房房長監護，吹吹打打，用轎子將鐵券從藏券處，抬到錢氏宗祠供錢氏後裔觀賞。
據嵊縣縣誌記載，1938年，長樂鎮被日軍佔領，長樂錢氏族人爲防鐵券丟失，將其藏在錢賡麟家深井中。2005年，錢賡麟子、81歲的錢文漢老先生回憶起70年前父母保存鐵券的情景：「先塗油，再封蠟，用棉線纏好，最後用蠟再封一次，把包好的鐵券沉到深井中。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11月從井中取出，鐵券完好如初。」
錢鏐鐵券是中國現存於世的最早鐵券實物，非常珍貴。一千多年來，它歷經戰亂，忽隱忽現，除個別時段外，一直由錢鏐後裔收藏。1951年始由浙江嵊州市長樂鎮錢氏後裔將鐵券獻給國家，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保管。
鑑於鐵券的重大歷史文物價值，1959年由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從1959年至1999年錢鏐鐵券一直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通史部公開展出。2000年後，中國歷史博物館擴建升格爲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品重新登記調整。
註1：乾寧（894年正月－898年八月），唐昭宗李曄在位第四個年號，共計5年。
註2：關於漁夫網得鐵卷的年代有幾種說法。錢氏老譜記爲南宋咸淳元年（1265），有的記爲元至元二年（1336）。經多方考查，傾向於元至順二年，即公元1331年。
國家一級文物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藏
錢鏐鐵券，係唐昭宗爲犒賞彭城郡王錢鏐平定董昌叛唐稱帝所賜一塊金書鐵券。錢鏐是五代吳越國開國君王。
唐乾寧三年（896年），董昌叛唐稱帝，勸降無果後，錢鏐平定了董昌，唐昭宗封錢鏐爲鎮海節度使、鎮東節度使。
唐乾寧四年（897年）（註1）唐昭宗欽賜「金書鐵券」上嵌金質楷書333字：「……卿恕九死，子孫免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
世人形象地稱此鐵券爲「免死牌」、「生死牌」。
鐵券全文如下：
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諮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製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襃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貫，渫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蕩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粵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成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旗常，流在丹素。雖錘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辭。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命運多舛的錢鏐鐵券
自唐昭宗乾寧四年（897年）賜給錢鏐鐵券至今，錢鏐鐵券經歷一段漫長過程。
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吳越王錢鏐之孫忠懿王錢弘俶「納土歸宋」，由浙江臨安前往宋都汴京（今開封）。他並未隨身攜帶鐵券，而是置之廟社。宋淳化元年（990年），宋太宗趙炅調閱鐵券，閱完賜還忠懿王嗣子錢惟濬，從此鐵券由從臨安的錢鏐廟社遷出改藏於汴京。
宋天聖元年（1023年），宋仁宗趙禎登基，下旨調閱鐵券，後又賜還，由錢氏後裔藏於汴京城的昭化坊府第。
宋元豐四年（1081年），宋神宗趙頊下旨調閱鐵券，後仍歸錢氏後裔，直至慶系第六世孫錢景臻成爲駙馬，鐵券移藏於駙馬府內。
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入侵中原，景臻之子錢忱奉母命攜鐵券南遷江南。
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錢忱全家遷浙江台州。紹興四年，宋高宗趙構把台州臨海城內的美德坊賜給公主居住。錢氏家族從此在臨海定居下來，成爲台州的一個名門望族，自此鐵券長留台州臨海達767年之久。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兵攻破臨海城，鐵券遂失，不知去向。一直到元代被漁夫撈出（註2），被錢氏十四世孫錢世珪（號淡軒先生）用十斛稲穀購得。對這段鐵券失而復得的歷史，各種錢氏宗譜的記載說法不一。
據臨海市博物館館長講，當年元兵攻破臨海城時，錢氏後裔錢叔瀤揹著鐵券南逃，後落水而亡，鐵券不知去向，但鐵券丟失五六十年，又奇蹟般重歸錢氏後裔，實在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
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調閱鐵券時，由錢世珪之子錢尚德上獻，朱元璋閱畢以禮遣還。據錢氏衣錦堂版譜載，朱元璋爲試鐫刻之深，用佩刀將首行末字「朔」刻去。現觀鐵券照片銘文，確無「朔」字。對照清代無錫人錢泳《錢氏鐵券和金塗塔考》一文所提供的鐵券臨摹圖，首行最末「朔」字還清晰可見。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錢尚德之孫錢怞，因都察院查勘其父錢用勤在建昌知府任內稅糧短缺事而抄家入籍。乃奉金書鐵券至京，求見聖上。朱元璋於奉天殿接見，驗券後下令有司發還全部田產家財，鐵券仍歸錢怞保管。
明永樂五年（1407年）正月，明成祖朱棣命錢汝性（錢用勤之次子）進獻，閱畢鐵券藏於宗子錢風墀家。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上萬倭寇圍攻台州府城臨海。為了躲避戰火，錢氏第25世孫錢珍背著鐵券躲進深山。直到十幾年後，再次躲過劫難的鐵券才又重返錢氏祠堂。
到清代康熙年間，鐵券轉藏於第27世孫錢日耀家。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春，乾隆帝第三次南巡行宮杭州，下旨調閱鐵券。武進士錢選由台州攜鐵券去杭跪獻。乾隆很高興，作詩、作鐵券歌，並賜紫檀櫃一座，給錢選藏鐵券。
以後鐵券轉藏到臨海東門外五十里一個叫「嶺外錢」的小村，由錢文川保管。錢氏子孫專門造了三間小樓，由族人輪流看守。
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攻入台州。錢氏子孫怕鐵券丟失，便將其沉放在水井中，待撈出來後，金字剝落愈甚。村中一些婦人以爲鐵券銘文上的金可以治療小孩受驚之類的疾病，便動手挖取，致使金字愈少，最後祇剩一百八十餘個。
《錢氏家乘》記載，清光緒辛丑年（1901年），珍藏在嶺外錢村的鐵券不翼而飛。盜者到嵊縣兜售，江蘇常熟徐君出大洋四百元買走。錢文選（《錢氏家乘》作者）兄長錢乙齋聞之，與徐力爭，並召集嵊縣長樂鄉錢氏族人原價購回。錢氏子孫爲慶祝鐵券回家，請戲班整整演了十天。從此，鐵券由長樂鄉錢氏三房輪流保管，每逢正月初二，由三房房長監護，吹吹打打，用轎子將鐵券從藏券處，抬到錢氏宗祠供錢氏後裔觀賞。
據嵊縣縣誌記載，1938年，長樂鎮被日軍佔領，長樂錢氏族人爲防鐵券丟失，將其藏在錢賡麟家深井中。2005年，錢賡麟子、81歲的錢文漢老先生回憶起70年前父母保存鐵券的情景：「先塗油，再封蠟，用棉線纏好，最後用蠟再封一次，把包好的鐵券沉到深井中。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11月從井中取出，鐵券完好如初。」
錢鏐鐵券是中國現存於世的最早鐵券實物，非常珍貴。一千多年來，它歷經戰亂，忽隱忽現，除個別時段外，一直由錢鏐後裔收藏。1951年始由浙江嵊州市長樂鎮錢氏後裔將鐵券獻給國家，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保管。
鑑於鐵券的重大歷史文物價值，1959年由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從1959年至1999年錢鏐鐵券一直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通史部公開展出。2000年後，中國歷史博物館擴建升格爲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品重新登記調整。
註1：乾寧（894年正月－898年八月），唐昭宗李曄在位第四個年號，共計5年。
註2：關於漁夫網得鐵卷的年代有幾種說法。錢氏老譜記爲南宋咸淳元年（1265），有的記爲元至元二年（1336）。經多方考查，傾向於元至順二年，即公元1331年。
【浅谈早期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赵化成先生曾把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分为临挑寺洼山、西和栏桥、合水九站三个类。从调查的资料来看，南部区域的特征显然和西和栏桥类型比较接近，比如它们都有篡形豆、双马鞍形口罐等器类，与合水九站类型也相近。北部红河流域的文化特征还不清楚，从它与南方区块在空间上有永兴乡至盐官镇这么长一段分布空白来看，不太可能属于同一类型；甚至可以说，不太可能属于同一人群的遗存。
如果再把周代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结合起来观察，将会发现二者在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性：从小天水乡至石桥乡，根据西汉水川道的宽窄，可将干流分成三个大的“葫芦形”地段，东段为盐官至大堡子，中段为大堡子至石沟坪，西(或南)段为石沟坪至峡口。与这种河流走向及地形变化相适应，“大堡子山——赵坪”一线以东为比较单纯的周代文化遗址，如王磨、沙沟口等，目前尚未见到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红河流域除外)。“雷神庙——石沟坪”一线以南主要分布着寺洼文化的遗址，二土位于其中。二者之间的区域内，周代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交错分布，新田和山脚遗址就属于这个区域。显然，在石沟坪和赵坪之间，是两种文化密切接触的地段。
两种比邻而居的考古学文化，无论在和平共处或战争冲突之时，都会带来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物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反映。二土遗址与北面的石沟坪遗址南北相临、对峙相望，前者包含少量周代文化的遗存，后者包含少量寺洼文化的遗存。西山遗址亦采集到较多的寺洼文化的陶豆、罐、马鞍口罐、壶等器物。从采集到器物的位置看，位于西山遗址周秦遗迹的边缘地带，有可能为墓葬内的随葬器物。
另外在三区的H3002内出土有1件寺洼文化风格的带耳陶罐，灰坑的时代大概为西周中晚期。另外在东周时期的墓葬M10内发现有陶色灰白的细长颈的壶，是西山遗址发现的具有寺洼文化因素的两个例子。清水县李崖遗址也曾出土有寺洼文化的完整陶罐，反映了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的交流。秦武公曾消灭邦、冀之戎，邦戎就活动在清水一带，说明以寺洼文化为代表的戎人文化中也可分为众多不同的部族。
周代文化的中心和寺洼文化的中心在空间位置上如此邻近，又互相包含有对方文化的器物。发现于赵坪遗址的少许寺洼文化陶片，以及山脚等处于周秦文化分布区中心的寺洼墓地，是否为大骆犬丘之族被灭、到秦庄公兄弟伐破戎之前的西戎文化遗存等问题，等到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后，应会得到确切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说，石沟坪遗址、西山遗址正好是周秦与西戎作战的前沿阵地或中间地带。《史记·秦本纪》记载大骆、成一支曾被戎人灭族；后来秦仲伐戎，不幸战死，到庄公时才收复大骆犬丘故地；到了襄公二年，戎人又围犬丘，襄公之兄世父被戎所掳。可见犬丘是西戎和秦人反复争夺的地点，不属于那种稳固的大后方，赵坪以西的西山、石沟坪遗址多少具有这方面的特征。
既然以赵坪、大堡子山等周代遗址已基本肯定属于秦文化，那么，同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寺洼文化，应该就是与秦发生过许多纠葛的西戎族的考古学文化无疑。二者同时居住在一条河谷的南北。周秦与西戎的种种矛盾纠纷，从考古学方面观察，实际就是存在于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之间。
寺洼文化分布范围的广泛，其发展趋势也是由西向东的，西部的寺洼山类型较早，东部的安国类型时代较晚，在到陇山以东的庄浪、合水等广大地域内，反映出寺洼文化也是由不同的类型，甚至在同一流域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也可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寺洼文化具有该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区。例如二土遗址等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这种面积巨大的聚落遗址，反映了寺洼文化的经济中农业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对于遗址的时代目前还缺乏准确的判断，如果其与西汉水上游与之对峙的周秦遗址时代相同，则说明寺洼文化这种历来认为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文化特点的文化，亦受到了周秦民族开发西汉水上游的影响，而形成一定比例的农业经济。
另一方面，还发现众多面积很小，分布零散的寺洼文化遗址或墓地，也表明了其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性质的经济特点。《史记·匈奴列传》:“自陇以西，有绵诸、组戎、翟、狐之戎；岐、粱山，径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在各戎族中，上述八戎当是势力较大者。其中陇山以西的四个戎族均分布于渭水上游地区。秦武公灭郑、冀之戎建立的二县也在陇山以西的渭水上游。寺洼文化所包括的当不限于犬戎洲族，而应当包括上述诸戎在内的众多部族。
由于其居无定所，分布地域广阔，所以从甘肃，到西汉水上游礼县大型聚落遗址、西和栏桥墓地的发现，再到陇东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的发现，这些遗址、墓地所代表的不同类型，反映了寺洼文化由西向东的发展变化历史。关于其族属，寺洼山类型，可能是三苗的一支迁至“三危”后的文化遗存，也就是“允姓之奸”的文化遗存，栏桥——徐家碾类型可能是犬戎的文化遗存。
年代最晚的九站类型，应该是脸犹的文化遗存，寺洼文化不是羌族的文化遗存，而是允姓之戎，也就是氏族的文化遗存。文王时与周人为敌的“脸犹”和穆王时所征伐的犬戎，可能都是葫芦河流域的犬戎，灭大骆之族的西戎就是犬雳印。西汉水流域寺洼文他遗址的密集发现，也可能就是大戎为代表的诸戎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考古发现证实与寺洼文化有直接接触的主要是西周文化，秦人作为周文化组成的一部分，是西汉水流域从先周文化晚期直到东周时期与寺洼文化交流的主要人群，但这种交流最初还处于原始的低层次，二者仅是居住区域的相邻，还没有发现在物质方面有密切的交流。2004年调查发现的二者文化遗物的分布，是有明显规律的，处于周秦遗址中心区的一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比较单纯的文化面貌，较少发现有对方文化的因素；从现有资料看，先周文化直到晚期才开始有了与寺洼文化的联系。
合水九站寺洼文化遗址的下层，发现有最晚的先周式罐、盆等陶器，刘家M49所出的双耳南带有寺洼扁，但还不好说就是典型的寺洼陶器，北吕等地的先周期墓出土的陶器，与寺洼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可以说明，两种文化存在过一些文化的交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其年代极晚，且范围不广，相互的影响度均很有限。西周早期寺洼文化己经接近周王朝势力的中心地区，在周原外围的宝鸡市附近就已出现寺洼文化的墓葬，或在西周早期墓葬内发现该文化的典型陶器马鞍形双耳罐等。
秦人在立国之前，虽然长期处于戎人的包围之中，但是由于受到了主流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与戎人之间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还处于相对僵乏的状态，而从立国之后，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戎人的物质文化方面的代表性器物，才较多的出现在秦文化遗址之中，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这些融入秦人社会的戎人，仍然还保留着本民族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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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赵化成先生曾把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分为临挑寺洼山、西和栏桥、合水九站三个类。从调查的资料来看，南部区域的特征显然和西和栏桥类型比较接近，比如它们都有篡形豆、双马鞍形口罐等器类，与合水九站类型也相近。北部红河流域的文化特征还不清楚，从它与南方区块在空间上有永兴乡至盐官镇这么长一段分布空白来看，不太可能属于同一类型；甚至可以说，不太可能属于同一人群的遗存。
如果再把周代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结合起来观察，将会发现二者在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性：从小天水乡至石桥乡，根据西汉水川道的宽窄，可将干流分成三个大的“葫芦形”地段，东段为盐官至大堡子，中段为大堡子至石沟坪，西(或南)段为石沟坪至峡口。与这种河流走向及地形变化相适应，“大堡子山——赵坪”一线以东为比较单纯的周代文化遗址，如王磨、沙沟口等，目前尚未见到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红河流域除外)。“雷神庙——石沟坪”一线以南主要分布着寺洼文化的遗址，二土位于其中。二者之间的区域内，周代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交错分布，新田和山脚遗址就属于这个区域。显然，在石沟坪和赵坪之间，是两种文化密切接触的地段。
两种比邻而居的考古学文化，无论在和平共处或战争冲突之时，都会带来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物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反映。二土遗址与北面的石沟坪遗址南北相临、对峙相望，前者包含少量周代文化的遗存，后者包含少量寺洼文化的遗存。西山遗址亦采集到较多的寺洼文化的陶豆、罐、马鞍口罐、壶等器物。从采集到器物的位置看，位于西山遗址周秦遗迹的边缘地带，有可能为墓葬内的随葬器物。
另外在三区的H3002内出土有1件寺洼文化风格的带耳陶罐，灰坑的时代大概为西周中晚期。另外在东周时期的墓葬M10内发现有陶色灰白的细长颈的壶，是西山遗址发现的具有寺洼文化因素的两个例子。清水县李崖遗址也曾出土有寺洼文化的完整陶罐，反映了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的交流。秦武公曾消灭邦、冀之戎，邦戎就活动在清水一带，说明以寺洼文化为代表的戎人文化中也可分为众多不同的部族。
周代文化的中心和寺洼文化的中心在空间位置上如此邻近，又互相包含有对方文化的器物。发现于赵坪遗址的少许寺洼文化陶片，以及山脚等处于周秦文化分布区中心的寺洼墓地，是否为大骆犬丘之族被灭、到秦庄公兄弟伐破戎之前的西戎文化遗存等问题，等到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后，应会得到确切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说，石沟坪遗址、西山遗址正好是周秦与西戎作战的前沿阵地或中间地带。《史记·秦本纪》记载大骆、成一支曾被戎人灭族；后来秦仲伐戎，不幸战死，到庄公时才收复大骆犬丘故地；到了襄公二年，戎人又围犬丘，襄公之兄世父被戎所掳。可见犬丘是西戎和秦人反复争夺的地点，不属于那种稳固的大后方，赵坪以西的西山、石沟坪遗址多少具有这方面的特征。
既然以赵坪、大堡子山等周代遗址已基本肯定属于秦文化，那么，同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寺洼文化，应该就是与秦发生过许多纠葛的西戎族的考古学文化无疑。二者同时居住在一条河谷的南北。周秦与西戎的种种矛盾纠纷，从考古学方面观察，实际就是存在于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之间。
寺洼文化分布范围的广泛，其发展趋势也是由西向东的，西部的寺洼山类型较早，东部的安国类型时代较晚，在到陇山以东的庄浪、合水等广大地域内，反映出寺洼文化也是由不同的类型，甚至在同一流域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也可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寺洼文化具有该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区。例如二土遗址等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这种面积巨大的聚落遗址，反映了寺洼文化的经济中农业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对于遗址的时代目前还缺乏准确的判断，如果其与西汉水上游与之对峙的周秦遗址时代相同，则说明寺洼文化这种历来认为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文化特点的文化，亦受到了周秦民族开发西汉水上游的影响，而形成一定比例的农业经济。
另一方面，还发现众多面积很小，分布零散的寺洼文化遗址或墓地，也表明了其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性质的经济特点。《史记·匈奴列传》:“自陇以西，有绵诸、组戎、翟、狐之戎；岐、粱山，径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在各戎族中，上述八戎当是势力较大者。其中陇山以西的四个戎族均分布于渭水上游地区。秦武公灭郑、冀之戎建立的二县也在陇山以西的渭水上游。寺洼文化所包括的当不限于犬戎洲族，而应当包括上述诸戎在内的众多部族。
由于其居无定所，分布地域广阔，所以从甘肃，到西汉水上游礼县大型聚落遗址、西和栏桥墓地的发现，再到陇东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的发现，这些遗址、墓地所代表的不同类型，反映了寺洼文化由西向东的发展变化历史。关于其族属，寺洼山类型，可能是三苗的一支迁至“三危”后的文化遗存，也就是“允姓之奸”的文化遗存，栏桥——徐家碾类型可能是犬戎的文化遗存。
年代最晚的九站类型，应该是脸犹的文化遗存，寺洼文化不是羌族的文化遗存，而是允姓之戎，也就是氏族的文化遗存。文王时与周人为敌的“脸犹”和穆王时所征伐的犬戎，可能都是葫芦河流域的犬戎，灭大骆之族的西戎就是犬雳印。西汉水流域寺洼文他遗址的密集发现，也可能就是大戎为代表的诸戎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考古发现证实与寺洼文化有直接接触的主要是西周文化，秦人作为周文化组成的一部分，是西汉水流域从先周文化晚期直到东周时期与寺洼文化交流的主要人群，但这种交流最初还处于原始的低层次，二者仅是居住区域的相邻，还没有发现在物质方面有密切的交流。2004年调查发现的二者文化遗物的分布，是有明显规律的，处于周秦遗址中心区的一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比较单纯的文化面貌，较少发现有对方文化的因素；从现有资料看，先周文化直到晚期才开始有了与寺洼文化的联系。
合水九站寺洼文化遗址的下层，发现有最晚的先周式罐、盆等陶器，刘家M49所出的双耳南带有寺洼扁，但还不好说就是典型的寺洼陶器，北吕等地的先周期墓出土的陶器，与寺洼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可以说明，两种文化存在过一些文化的交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其年代极晚，且范围不广，相互的影响度均很有限。西周早期寺洼文化己经接近周王朝势力的中心地区，在周原外围的宝鸡市附近就已出现寺洼文化的墓葬，或在西周早期墓葬内发现该文化的典型陶器马鞍形双耳罐等。
秦人在立国之前，虽然长期处于戎人的包围之中，但是由于受到了主流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与戎人之间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还处于相对僵乏的状态，而从立国之后，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戎人的物质文化方面的代表性器物，才较多的出现在秦文化遗址之中，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这些融入秦人社会的戎人，仍然还保留着本民族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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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紫的小夭灵动美丽，就是我看小说时的“小夭”了。长相思的故事里有成长、有亲情、有家国、有大义、有至死不渝的情感，整个故事都是围绕女主小夭展开和推进的，故事第一幕就是化身“玟小六”的女主在清水镇行医，先捡了垂死的“璟”，采药又遇大妖怪“九命”，后来遇到来清水镇探查的“表哥”，也就是三位男主，所有故事的发生、推进、起承转合都是围绕着女主“小夭”展开的，妥妥的大女主故事。故事很好看，选角很贴合，好好期待一下吧！！[心][心][心][心][心] @杨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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