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康熙年间，一行人毅然北游，路上所见所闻，犹如一部《山海经》】古人喜好书写游记，在这些游记当中，不乏荒诞离奇，乃至于怪力乱神的描写。比如以下这段“清人北游奇遇记”，便足以令今人感到啧啧称奇。#历史冷知识#
湖南学子吴子春，落榜之后，在京为商，他酷爱地理，曾对友人说：“愿效法徐霞客，游历名山大泽，不枉此生也！”
康熙三十六年，吴子春终于打定主意，他不惜重金买下“路引”，约上志同道合者九人，雇佣脚夫十人，携带刀剑弓弩，备齐干粮淡水，以骆驼五匹、骡马十匹，驮着辎重，于康熙三十六年三月正式启程。
一行人等，先到珲春，休整几天之后，正式向北进发，一路上风餐露宿， 披星戴月，受尽颠簸之苦，终于到达戈壁。
此地好个荒凉，但见飞沙浩渺，遮天蔽日；数步之外，不能见人。骡马受惊，四散而逃，费尽千般辛苦，总算找回几匹。赶紧清点辎重，所带干粮，尚够充饥十日，无奈淡水已所剩无几，照此下去，不出三五日，便纷纷都要渴死啰。
众人一面顶着风沙前行，一面试图找寻水源。烈日当头，酷热难耐；飞沙如刀，割伤脸面，令人无不叫苦。这般苦楚之下，有人打起退堂鼓，想要掉头往回走。吴子春好言相劝，讲出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道理，只有吃得苦中苦，方能成为人上人。倘若半途而废，只怕这辈子都会深感遗憾。
他的话掷地有声，句句打动人心，于是大家相互勉励，你拽着我，我拉着你，重又顶着烈日飞沙踏上征程。
同行人中，有一人略懂找寻水脉的本领，就在大家已经干渴的唇干舌裂之时，这人终于找到一处水脉。掘地数丈，终于见到水源，大家拼命用手捧水来喝，顿感神清气爽，无不大呼痛快。
吴子春笑称此乃地宫清泉，无异于天宫瑶池中的金津玉露。众人大笑，笑罢，重又哀叹，水源稀少，只管人喝，不够喂马，若渴死了骡马，那些辎重就要全凭人力驮着哩。
那个能识别水脉的人，只好另行寻找其他水源。找了一块高地，手搭凉棚，朝四外远眺，陡然手舞足蹈，他见到西南方向有个沙丘，认定沙丘之下，必有伏泉。众人冲过去，合力挖掘，一个时辰之后，清水终于咕嘟咕嘟冒了出来。涓涓清水，清甜爽口，人与牲口，一并牛饮，一个个喝得肚子滚圆，才终于不再喝了。
喝饱之后，吴子春带头跪拜这一眼清泉，感谢上苍怜悯，赐给他们“广利刺泉”。
注：“广利刺泉”源自唐朝诗人顾云的《天威行》中——“耿恭拜出井底水，广利刺开山上泉。”
参拜完毕之后，将水囊水瓶灌满，一行人再次上路。又走十余日，终于见到人烟，询问之后，知道立足之地属于准什噶尔的管辖范围。在此地休养了几天，补充了给养，再次准备向北行。
部落中人好言相劝：“出了准什噶尔的势力范围，属于蛮荒地带，常有蛮族出没，那里的人彪悍骁勇，对外人并不友好。”
吴子春谢过部落中人，毅然而然继续上路。走了一月有余，再次见到一个大型部落，这里的人披头散发，面如油栗，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女，脸上都刺有图腾。吴子春试图与他们沟通，发现他们根本听不懂中原的语言，而吴子春一众人等，也对他们使用的语言一窍不通。
就在双方咿咿呀呀，比比划划之时，从人群中挤进一个身穿皮裘的土著男子，他居然能讲一口流利的锡伯语，队伍之中恰好有人懂得锡伯语，于是双方展开交流。
土著男子听说他们来自中原，兴奋至极，立即翻译给族长。族长随即高呼一声，部落中人纷纷手舞足蹈，以舞蹈的形式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吴子春一伙被请到大帐之中，经过与那个会说锡伯语的男子一通交流，得知这里就是准什噶尔部众所说的蛮荒部落。这里的人不会耕种，恶劣的天气也不适宜耕种，因此这里的人以狩猎和蓄养牛羊来维持生存。这里没有文字，也不懂贸易，对于中原人士尊奉的礼法，这里的人更是一概不晓。
另外，会说锡伯语的男子还刻意对吴子春一众说道，原本他们居住的区域也属于大清国的管辖范围，自从大清与罗刹国（古代对俄罗斯的称呼）签订条约（尼布楚条约）之后，天山以北划归给了罗刹人，随后他们就遭到了罗刹人的裹挟，部分族人顺从了罗刹人，不顺从的就与罗刹人展开厮杀，幸存下来的少数人辗转来到了这个地方，自此过起了与世无争的桃源生活。时间久了，人们开始惧怕外面的世界，既不愿意接触外界的人，也不愿意外界的人踏足这里。因此一旦有外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他们就会群起出动，将外人吓跑。这一来，他们就成了外人眼里的蛮族野人。
吴子春等人听罢之后，深深为这些人的遭遇感到同情。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吴子春等人又要上路了。蛮族中人送给他们牛脯和足够的淡水，并给他们指了一条安全好走的路线。
走了三天之后，再一次人烟断绝。朔风凛凛，放眼望去，一片荒凉，大风吹得人眼睛睁不开，根本不能借天上的日头来识别道路，只能凭借指南针以定方位。又走了五六天，干粮和淡水所剩无几，众人再次发愁起来。吴子春登上高地，意图找到水源，居然发现山峦之中，炊烟直上，似有人家居住。于是赶紧招呼大家朝着冒烟的方向赶奔过去。
离得近了，发现果然是一个村落。村落的规模不大，粗略一数，最多不过十五、六户人家。有人发现了吴子春一伙陌生人，于是打起呼哨，立即从每家每户之中冲出壮年，手持刀棒，准备御敌。吴子春慌忙摆手，高呼自己这边都是好人，绝无恶意。对方也不知道听没听懂他的话，见他们没有恶意，于是放下刀棒，一个黑面黑衣的高个子大汉走过来与吴子春一伙交涉。
吴子春仔细看了这里的人，发现他们的面容和衣着，似乎是蒙古人，但似乎又不是。那个黑面大汉所说的也不是蒙古语，而是罗刹语。队伍之中，那个会说锡伯语的人，也多少懂得一些罗刹语，交谈之后，对方十分高兴，赶紧将吴子春一伙请到一间很大的木屋之中，有人端来食物，请吴子春一伙充饥。
这里的人十分好客，虽然双方的语言不通，但通过手势，以及那个稍懂罗刹语的人做翻译，双方也多多少少能沟通一下。
吴子春看到这里的人虽然分开居住，但吃饭的时候，会聚在一起。他们用一个巨大的方炉烤制食物，烤出的食物外焦里嫩，十分可口。问了名字，得知这种东西叫作面包。
于是，吴子春用银饼（银子的一种）跟当地人交换面包，当地人又送了他们一些肉脯，给予他们充足的淡水，目送他们远去。
向北又走了五天，天气愈发寒冷了起来，寒风扑面，痛如刀割，明明是白昼，却瞬间变为黑夜，大家只能选择背风的地方，搭起帐篷，在地上挖坑，堆上木炭，点燃之后，一面烹煮肉脯，一面借热气取暖。
黑夜退去之后，吴子春一伙不敢贸然上路。说来也巧，居然有个土人路过，吴子春赶紧将土人拦住，给他食物，请他说明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土人所用的也是罗刹语，通过翻译，得知这个地方名叫“夙木”，没有四季之分，多数时候寒风怒吼，酷似寒冬，白昼的时间很短，有时候眨眼即黑，伴随着寒风会落下巴掌大的雪片，在这里很难生存下去，所以要么快些赶路，走出这片严酷的地域，要么往回走，远离这里。
吴子春决议再往前走，于是请土人为向导，走了十天，终于另有一番景致。眼前一片荒山，山峰如琢玉，白茫茫一望无际。
充当向导的土人给他们指了方向后离去，一行人又走了十余天，在一陌生地域修整，这里的土人所使用的语言再也无法听懂，土人如鼹鼠一般，挖地生存。其面目黝黑粗糙，以鸵鸟毛皮御寒，茹毛饮血吃生肉、喝生水，与野人无异。这里的白天更短，黑夜更长，吴子春一伙认为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备齐淡水食物，继续北上。
又走十余日，遇到一条冰河。河对岸是一座冰山，寒风从冰山中穿过，发出呜鸣之声，如同冤鬼哭泣，众人无不惊骇，不敢再往前走。众人看到在冰山脚下，有一些体型巨大的动物，模样像极了老鼠，却比老鼠大出数倍，浑身皮毛呈银色，用爪牙凿开冰面，到水中抓鱼。
吴子春捡起那些怪异鼠类丢下的鱼，发现这里的鱼居然长着短短的角，两腮各有十多条须子，脊背上长有如剑戟一样的鱼鳍，异常坚硬，十分锋利。炖来尝试味道，其味苦涩，并不好吃。
夜里观望星辰，天上星寥寥数颗，北斗星已过南数度，用指南针辨别方位，发现指南针居然不能转动。
这并非好兆头，众人商议之后，认为不宜再往前行，前面冰雪皑皑，不知凶险，执意前行，恐怕难以生还。吴子春接受建议，改辙向南，走了一年多，方才到达珲春。去时二十人，回来仅十个，不幸罹难之人，埋骨荒凉之地，再无法回归中原。
吴子春回到京师之后，将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编撰成册，刊印发行，取名《北游杂记》。可惜这本书未能全数留存下来，后世学子“泖滨野客”将残存的部分记载于笔记之中，这便有了笔者这篇拙作。至于吴子春所述是否真实，他到过的地方究竟又是何地，就不得而知了。
湖南学子吴子春，落榜之后，在京为商，他酷爱地理，曾对友人说：“愿效法徐霞客，游历名山大泽，不枉此生也！”
康熙三十六年，吴子春终于打定主意，他不惜重金买下“路引”，约上志同道合者九人，雇佣脚夫十人，携带刀剑弓弩，备齐干粮淡水，以骆驼五匹、骡马十匹，驮着辎重，于康熙三十六年三月正式启程。
一行人等，先到珲春，休整几天之后，正式向北进发，一路上风餐露宿， 披星戴月，受尽颠簸之苦，终于到达戈壁。
此地好个荒凉，但见飞沙浩渺，遮天蔽日；数步之外，不能见人。骡马受惊，四散而逃，费尽千般辛苦，总算找回几匹。赶紧清点辎重，所带干粮，尚够充饥十日，无奈淡水已所剩无几，照此下去，不出三五日，便纷纷都要渴死啰。
众人一面顶着风沙前行，一面试图找寻水源。烈日当头，酷热难耐；飞沙如刀，割伤脸面，令人无不叫苦。这般苦楚之下，有人打起退堂鼓，想要掉头往回走。吴子春好言相劝，讲出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道理，只有吃得苦中苦，方能成为人上人。倘若半途而废，只怕这辈子都会深感遗憾。
他的话掷地有声，句句打动人心，于是大家相互勉励，你拽着我，我拉着你，重又顶着烈日飞沙踏上征程。
同行人中，有一人略懂找寻水脉的本领，就在大家已经干渴的唇干舌裂之时，这人终于找到一处水脉。掘地数丈，终于见到水源，大家拼命用手捧水来喝，顿感神清气爽，无不大呼痛快。
吴子春笑称此乃地宫清泉，无异于天宫瑶池中的金津玉露。众人大笑，笑罢，重又哀叹，水源稀少，只管人喝，不够喂马，若渴死了骡马，那些辎重就要全凭人力驮着哩。
那个能识别水脉的人，只好另行寻找其他水源。找了一块高地，手搭凉棚，朝四外远眺，陡然手舞足蹈，他见到西南方向有个沙丘，认定沙丘之下，必有伏泉。众人冲过去，合力挖掘，一个时辰之后，清水终于咕嘟咕嘟冒了出来。涓涓清水，清甜爽口，人与牲口，一并牛饮，一个个喝得肚子滚圆，才终于不再喝了。
喝饱之后，吴子春带头跪拜这一眼清泉，感谢上苍怜悯，赐给他们“广利刺泉”。
注：“广利刺泉”源自唐朝诗人顾云的《天威行》中——“耿恭拜出井底水，广利刺开山上泉。”
参拜完毕之后，将水囊水瓶灌满，一行人再次上路。又走十余日，终于见到人烟，询问之后，知道立足之地属于准什噶尔的管辖范围。在此地休养了几天，补充了给养，再次准备向北行。
部落中人好言相劝：“出了准什噶尔的势力范围，属于蛮荒地带，常有蛮族出没，那里的人彪悍骁勇，对外人并不友好。”
吴子春谢过部落中人，毅然而然继续上路。走了一月有余，再次见到一个大型部落，这里的人披头散发，面如油栗，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女，脸上都刺有图腾。吴子春试图与他们沟通，发现他们根本听不懂中原的语言，而吴子春一众人等，也对他们使用的语言一窍不通。
就在双方咿咿呀呀，比比划划之时，从人群中挤进一个身穿皮裘的土著男子，他居然能讲一口流利的锡伯语，队伍之中恰好有人懂得锡伯语，于是双方展开交流。
土著男子听说他们来自中原，兴奋至极，立即翻译给族长。族长随即高呼一声，部落中人纷纷手舞足蹈，以舞蹈的形式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吴子春一伙被请到大帐之中，经过与那个会说锡伯语的男子一通交流，得知这里就是准什噶尔部众所说的蛮荒部落。这里的人不会耕种，恶劣的天气也不适宜耕种，因此这里的人以狩猎和蓄养牛羊来维持生存。这里没有文字，也不懂贸易，对于中原人士尊奉的礼法，这里的人更是一概不晓。
另外，会说锡伯语的男子还刻意对吴子春一众说道，原本他们居住的区域也属于大清国的管辖范围，自从大清与罗刹国（古代对俄罗斯的称呼）签订条约（尼布楚条约）之后，天山以北划归给了罗刹人，随后他们就遭到了罗刹人的裹挟，部分族人顺从了罗刹人，不顺从的就与罗刹人展开厮杀，幸存下来的少数人辗转来到了这个地方，自此过起了与世无争的桃源生活。时间久了，人们开始惧怕外面的世界，既不愿意接触外界的人，也不愿意外界的人踏足这里。因此一旦有外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他们就会群起出动，将外人吓跑。这一来，他们就成了外人眼里的蛮族野人。
吴子春等人听罢之后，深深为这些人的遭遇感到同情。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吴子春等人又要上路了。蛮族中人送给他们牛脯和足够的淡水，并给他们指了一条安全好走的路线。
走了三天之后，再一次人烟断绝。朔风凛凛，放眼望去，一片荒凉，大风吹得人眼睛睁不开，根本不能借天上的日头来识别道路，只能凭借指南针以定方位。又走了五六天，干粮和淡水所剩无几，众人再次发愁起来。吴子春登上高地，意图找到水源，居然发现山峦之中，炊烟直上，似有人家居住。于是赶紧招呼大家朝着冒烟的方向赶奔过去。
离得近了，发现果然是一个村落。村落的规模不大，粗略一数，最多不过十五、六户人家。有人发现了吴子春一伙陌生人，于是打起呼哨，立即从每家每户之中冲出壮年，手持刀棒，准备御敌。吴子春慌忙摆手，高呼自己这边都是好人，绝无恶意。对方也不知道听没听懂他的话，见他们没有恶意，于是放下刀棒，一个黑面黑衣的高个子大汉走过来与吴子春一伙交涉。
吴子春仔细看了这里的人，发现他们的面容和衣着，似乎是蒙古人，但似乎又不是。那个黑面大汉所说的也不是蒙古语，而是罗刹语。队伍之中，那个会说锡伯语的人，也多少懂得一些罗刹语，交谈之后，对方十分高兴，赶紧将吴子春一伙请到一间很大的木屋之中，有人端来食物，请吴子春一伙充饥。
这里的人十分好客，虽然双方的语言不通，但通过手势，以及那个稍懂罗刹语的人做翻译，双方也多多少少能沟通一下。
吴子春看到这里的人虽然分开居住，但吃饭的时候，会聚在一起。他们用一个巨大的方炉烤制食物，烤出的食物外焦里嫩，十分可口。问了名字，得知这种东西叫作面包。
于是，吴子春用银饼（银子的一种）跟当地人交换面包，当地人又送了他们一些肉脯，给予他们充足的淡水，目送他们远去。
向北又走了五天，天气愈发寒冷了起来，寒风扑面，痛如刀割，明明是白昼，却瞬间变为黑夜，大家只能选择背风的地方，搭起帐篷，在地上挖坑，堆上木炭，点燃之后，一面烹煮肉脯，一面借热气取暖。
黑夜退去之后，吴子春一伙不敢贸然上路。说来也巧，居然有个土人路过，吴子春赶紧将土人拦住，给他食物，请他说明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土人所用的也是罗刹语，通过翻译，得知这个地方名叫“夙木”，没有四季之分，多数时候寒风怒吼，酷似寒冬，白昼的时间很短，有时候眨眼即黑，伴随着寒风会落下巴掌大的雪片，在这里很难生存下去，所以要么快些赶路，走出这片严酷的地域，要么往回走，远离这里。
吴子春决议再往前走，于是请土人为向导，走了十天，终于另有一番景致。眼前一片荒山，山峰如琢玉，白茫茫一望无际。
充当向导的土人给他们指了方向后离去，一行人又走了十余天，在一陌生地域修整，这里的土人所使用的语言再也无法听懂，土人如鼹鼠一般，挖地生存。其面目黝黑粗糙，以鸵鸟毛皮御寒，茹毛饮血吃生肉、喝生水，与野人无异。这里的白天更短，黑夜更长，吴子春一伙认为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备齐淡水食物，继续北上。
又走十余日，遇到一条冰河。河对岸是一座冰山，寒风从冰山中穿过，发出呜鸣之声，如同冤鬼哭泣，众人无不惊骇，不敢再往前走。众人看到在冰山脚下，有一些体型巨大的动物，模样像极了老鼠，却比老鼠大出数倍，浑身皮毛呈银色，用爪牙凿开冰面，到水中抓鱼。
吴子春捡起那些怪异鼠类丢下的鱼，发现这里的鱼居然长着短短的角，两腮各有十多条须子，脊背上长有如剑戟一样的鱼鳍，异常坚硬，十分锋利。炖来尝试味道，其味苦涩，并不好吃。
夜里观望星辰，天上星寥寥数颗，北斗星已过南数度，用指南针辨别方位，发现指南针居然不能转动。
这并非好兆头，众人商议之后，认为不宜再往前行，前面冰雪皑皑，不知凶险，执意前行，恐怕难以生还。吴子春接受建议，改辙向南，走了一年多，方才到达珲春。去时二十人，回来仅十个，不幸罹难之人，埋骨荒凉之地，再无法回归中原。
吴子春回到京师之后，将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编撰成册，刊印发行，取名《北游杂记》。可惜这本书未能全数留存下来，后世学子“泖滨野客”将残存的部分记载于笔记之中，这便有了笔者这篇拙作。至于吴子春所述是否真实，他到过的地方究竟又是何地，就不得而知了。
《穷命与富命》（一）
那是秋季开学初。
一天上午，我收到一个快递包裹，打开前我心里满是疑惑：这段时间我没有网购呀？
一幅铅笔素描作品，它跟一张《法制周报》卷在一起，躺在一个鞋盒里面。作品名为《晨读》——“我”捧着一本书，正和学生一起晨读。
一股暖流瞬间充满我全身，谢谢你，陈师傅！
日益尘封的记忆迅速被打开，我回想起去年一件事情，学校的一位保安。
从2019年秋季开学始，教育卫体局通过保安公司给学校配备保安，我所在的小学也不例外。不过，尽管保安整天都在校园里，和教师一起上灶，可是因为工资太低发放不及时等原因，这个群体人员流动太大，能给师生留下印象的几乎没有几个。
陈师傅在师生心目中印象最深刻，因为他来没有几天，同事们就发现了这个人不同，“保安里最优秀的画师，书画界最尽职的保安。”
坐在校门口的门卫室里刷手机——这是我们学校保安最常见的标配身影，唯独陈师傅挥笔不辍，经常抱着画板夹子画画。他看见啥画啥，画啥也像啥，A3大的道林纸，基本上每三五天就能完成一幅，内容全都表现校园人和事：课间活动，操场，树下花旁，教师学生，等等，你能想到的和想不到的都有涉猎。画面洁净，用笔细腻，比例规范，形神准确，情景真切，司空见惯的校园在他的笔下走上艺术殿堂。师生们谁也料想不到，学校门口巴掌大的那间门卫室，会成为艺术家观察学校的一扇窗口，原来我们的生活真的很美好。
听同事说，这陈师傅出生于绘画世家，青年时期也曾师从多位名师，混迹京城书画界——那年月的北京还是文化艺术创作中心，聚集着许多“北漂”文艺青年。回到家乡后，他当过代理教师，种过庄稼，做过生意，也卖过画作。陈师傅有多幅中国画漂洋过海，登上过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的邮票呢！
校园四堵墙多大天地呀，这样的人怎么会窝在其中当保安呢？谁也不知道，陈师傅也不愿意说。
每天清晨，学生晨读时我也常拿着书在树下，这平常场景不知道何时被陈师傅看在眼里在记心上，他以我为范，开始了创作。据看见作品初稿同事描述，内容这样的：校园的清晨，一片红叶李树下，花坛上围坐着学生，一个男教师捧着书凝思……
可惜没有画完。环境氛围出来了，我的姿势服饰也出来了，眼镜都有了，熟悉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我，就差人物面部表情了。
一天午饭时候，和陈师傅在灶房外边碰见了，他说：“好了送给你。”
我从来没有上过画纸，不清楚别人画笔下的自己什么样子。想一想这些，那几天还蛮期待他的。
结果，那周后几天陈师傅没有来，一个新来的年轻保安身影出现在了值班室里。
第二周，陈师傅还是没有来，也再没有来。
到了夏季，临近期末保安公司来学校考评保安，校长想起了陈师傅，就跟保安公司领导打听。
“画画的保安？有过这个人吗？”
这时候，许多同事一幅恍然大悟的样子，会不会陈师傅其实是个画师，只是来学校里体验生活呢？
不过，我总疑心这是灌水剧看多了，生活里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画师身份何需遮掩，有什么紧要事非走得这样匆忙不可呢？
人都有自己不愿为人所知的秘密，或者想隐藏起自己让时间尽快覆盖起来。和起伏跌宕的人生比起来，一张跟我有关的素描算得了什么呢？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没想到教师节前突然收到这个包裹 ，里边正是那幅素描，人物的面部补全了，其它地方也都进一步细化了。老实说，这是我三十二年职业生涯里，收到的最美好礼物。
按照包裹上的座机我打电话过去，那边一个女人接电话，她是关中监狱里的一名外勤人员，东西是她寄出的，受他们那里一个犯人所托——这人除了陈师傅，还会是谁呢？
“他犯了什么事？”
“行贿。”对方说，“再有一年多就出来了。”
谁也不知道陈师傅经历过什么，他哪里人，家里有什么人。现在能给监狱里的特殊人群每周带几节美术，这样的人生谁能料想到呢？
西安城墙里有条街道名叫书画院，专营书画，聚集着古城的书画大咖，相信有一天，陈师傅定能在那里建起自己的画室。
我认为这是早晚的事。
一个人的心态+性格+行动组合起来，就会影响自己的命运。陈师傅心态平和，勤奋低调，热心有才，做事有分寸，这样的处世模式注定会成事。这样积极模式会让他和外在环境形成良好互动，和外在环境产生一种共生机制。就算遇到挫折和意外，他也一定能很快从中走出来，找到新定位。外在环境的态势看似所谓“天意”，实则是处世模式这个人意所造成的。
这幅素描作品虽然谈不上精美，我觉得是对自己职业最好的纪念，值得装裱起来。
思来想去，我打算把这个活交给朋友——光头老梁。
跟学校一墙之隔的是安置小区，跟小区隔条马路的是一片别墅区，联排的那种，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最近这几年，光头老梁就在里边掘金，他主要搞家居装修。
这活儿交给别人我不放心。于是，我给他打电话。
他说他人在别墅里，让我送过去，他正在帮忙给人安装吊灯。
“是你学校的牛丁。”他说，“灯泡都换不了的废柴！”
“牛丁”这名字让我想起来了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他曾经跟我一个学校，五年前辞职了。没想到现在住在别墅区里，光头老梁给他装修过房子。
我很奇怪，问：“不是有物业吗？”
“我也不愿意搭理！”光头老梁叹口气，“没办法呀，懒人是勤人他爷，咱得把爷们伺候好。”按照光头老梁所说，这家伙真有钱，当年装修仅客厅中间一盏吊灯就花了十三万，一二层电视通墙的装饰材料更是高达八十六万。我猜测，这样的灯盏够得上艺术品，既就是换灯泡这类活儿，也不会像老梁说得那般简单轻巧。
身边的别墅天天经过还没有进去过，要不要进去看看？我有些动心。与其说我想看望前同事，不如说我想了解牛丁的幸福生活。于是，我按照光头老梁交代的地址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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