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16日，一17岁天津男知青来到陕西延安的高坎岔大队王家湾小队插队。
男知青家境很差，来时就一个黄书包和一卷被褥，连个木头箱子都没有，所以到了农村，他从来没喊过苦。
他和另一个家境稍好的男知青，暂住在社员王大伯家。王大伯家两孔窑，一孔是冷窑，已经破烂不堪，堆满了秸秆农具等杂物。
王大伯和儿子把被褥挪到炕梢上，中间隔了一点地方，把最暖和的地方让给了俩男知青睡。但令知青不解的是，他们的被褥不挨着，隔了一段，这是啥意思？
知青也不敢问，躺下后，就看到王大伯的儿子冲着自己傻呵呵地笑。看得男知青毛骨悚然，吓得立马背过头去，心里五味杂陈。
后来听其他社员说，才知道原来王大伯是个苦命人，8岁他大就因为过黄河给人送皮子，掉进了黄河死了，跟瞎眼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母亲也死了，就剩他一个光棍了，一辈子也没娶媳妇。1965年，41岁的王大伯捡了个憨娃回来，当儿子养着。
都是年轻人，好奇心大，知青知道是个傻子后，特地测试了一下，这憨娃是不聪明。给他水果糖吃，结果发现他连糖纸一起往嘴里塞，口水鼻涕到处都是；教他数数，他掰着两个指头，嘴里喊着一；每天出去玩，弄得一身泥。
可是王大伯对憨娃那是真好，从不责备。什么家务活都自己干，蒸馍炖菜，熬粥摊煎饼，就连针线活，不在话下。知青也没少沾光，就是有点不解：“你自己过得这么苦，干吗还要带着这个累赘？”
王大伯也不恼，说了句：“娃可乖哩，你交代个事给他，他当事。”一开始知青也不懂这话是啥意思？直到那天去放羊，王大伯交代了一句：“不能让羊啃庄稼。”结果憨娃整整一个上午，没离开地畔半步，因为地畔里有庄稼。
因为这件事，知青对憨娃的态度彻底变了，憨娃是傻，但是憨娃有优点，虽然这个优点，知青总结不出来。
端午节那天，王大伯煮了3个鸡蛋，给憨娃一个，给俩知青一人一个，而他自己却说不爱吃鸡蛋。
1971年，知青搬到了集中知青点，离开了王大伯家，临走时，俩知青商量了一下，决定给王大伯五块钱，以表心意。结果王大伯生气了：“你们来我家住，是看得起我，现在要给钱，就是打我脸。”
知青问王大伯，那为什么他们被褥中间要分开？王大伯说：“我们被褥有虱子，怕虱子爬到你们被褥上。”知青突然莫名感动了。
俩知青故意将他们还剩的半袋玉米，留在了王大伯家，那是知青口粮，这个王大伯和憨娃用得上。结果第二天一早，王大伯把那半袋玉米送到了知青点。
队长说：“你王大伯就是那么个人，占了半点便宜，他都睡不着。吃了亏，反而一天到晚乐呵呵的。”
自从俩知青走后，憨娃经常跑到知青点，找俩哥哥，又不敢进屋，就站在院门口往里瞧，很快十几个知青都认识憨娃了。
1974年，另一个知青被招进了县里的煤矿上去当工人了。王大伯知道后，送来一碗羊肉饺子，总共包了12个，憨娃吃了2个破了皮的，剩下的都给那个知青送来了。他还是那句话：“我不喜欢吃饺子。”那碗饺子最后热了至少有5、6顿，再不吃就坏了，知青们才含泪分了吃掉。
1977年，53岁的王大伯挑秫秸，遇到雨天，不小心滑了一跤，就再也没能爬起来。抬到县医院，拍了X光，腰椎骨折，但当时医院没有手术条件，开了点止疼片，便回去了。在炕上躺了3个月，知青搬回来，照顾了3个月，王大伯最终还是不行了。
王大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憨娃。队长一再向他保证，队里商量过了，明年就给憨娃记七分工。
王大伯临了，掏了2块钱给知青，让他到公社集市上割点羊肉包饺子，他说这辈子就没吃过几顿饺子，他想吃饺子了。
知青去公社集市上割肉，顺便让人去通知那个在矿上的知青，结果俩人赶回来时，王大伯已经走了，俩知青哭得昏天暗地，只有憨娃还不懂是啥意思。
1978年，知青点上其他知青都报名参加了高考，积极寻找着离开的途径。只有他还依然像以前一样地里刨食。一来他六八届初中毕业，底子差；二来他一直在犹豫一件事，自己离开了，憨娃咋办？
1981年秋，村里其他知青都离开了，而于此同时，他也接到了返城通知。在经过反复思想斗争之后，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带憨娃回天津。
知青回到天津后，先是被安排在车站托运扛大包。但是车站人多又杂，这不方便他照顾憨娃，容易走丢；后来他主动申请调到了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工作。
这地方好，方便照看憨娃，让他看东西，可认真了，连根针，都不会丢。憨娃虽然智商不高，但是身体结实，基本没见他生过病，这也让知青少操了不少心。
1983年，知青结婚了，憨娃就跟知青的老父亲一起住。1999年，知青下岗了，在家呆了一年，别的也不会，干脆夫妻俩自筹资金，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小日子却意外地蒸蒸日上起来了，后来社区还给憨娃办了低保。
这位天津知青，名叫廖津良，一个天津普通老百姓，但是他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憨娃的大名叫王虎子；另外一个知青名叫康纪城，如今从煤矿领导岗位上退休后，也回到了天津。
#知青##新星v计划#
男知青家境很差，来时就一个黄书包和一卷被褥，连个木头箱子都没有，所以到了农村，他从来没喊过苦。
他和另一个家境稍好的男知青，暂住在社员王大伯家。王大伯家两孔窑，一孔是冷窑，已经破烂不堪，堆满了秸秆农具等杂物。
王大伯和儿子把被褥挪到炕梢上，中间隔了一点地方，把最暖和的地方让给了俩男知青睡。但令知青不解的是，他们的被褥不挨着，隔了一段，这是啥意思？
知青也不敢问，躺下后，就看到王大伯的儿子冲着自己傻呵呵地笑。看得男知青毛骨悚然，吓得立马背过头去，心里五味杂陈。
后来听其他社员说，才知道原来王大伯是个苦命人，8岁他大就因为过黄河给人送皮子，掉进了黄河死了，跟瞎眼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母亲也死了，就剩他一个光棍了，一辈子也没娶媳妇。1965年，41岁的王大伯捡了个憨娃回来，当儿子养着。
都是年轻人，好奇心大，知青知道是个傻子后，特地测试了一下，这憨娃是不聪明。给他水果糖吃，结果发现他连糖纸一起往嘴里塞，口水鼻涕到处都是；教他数数，他掰着两个指头，嘴里喊着一；每天出去玩，弄得一身泥。
可是王大伯对憨娃那是真好，从不责备。什么家务活都自己干，蒸馍炖菜，熬粥摊煎饼，就连针线活，不在话下。知青也没少沾光，就是有点不解：“你自己过得这么苦，干吗还要带着这个累赘？”
王大伯也不恼，说了句：“娃可乖哩，你交代个事给他，他当事。”一开始知青也不懂这话是啥意思？直到那天去放羊，王大伯交代了一句：“不能让羊啃庄稼。”结果憨娃整整一个上午，没离开地畔半步，因为地畔里有庄稼。
因为这件事，知青对憨娃的态度彻底变了，憨娃是傻，但是憨娃有优点，虽然这个优点，知青总结不出来。
端午节那天，王大伯煮了3个鸡蛋，给憨娃一个，给俩知青一人一个，而他自己却说不爱吃鸡蛋。
1971年，知青搬到了集中知青点，离开了王大伯家，临走时，俩知青商量了一下，决定给王大伯五块钱，以表心意。结果王大伯生气了：“你们来我家住，是看得起我，现在要给钱，就是打我脸。”
知青问王大伯，那为什么他们被褥中间要分开？王大伯说：“我们被褥有虱子，怕虱子爬到你们被褥上。”知青突然莫名感动了。
俩知青故意将他们还剩的半袋玉米，留在了王大伯家，那是知青口粮，这个王大伯和憨娃用得上。结果第二天一早，王大伯把那半袋玉米送到了知青点。
队长说：“你王大伯就是那么个人，占了半点便宜，他都睡不着。吃了亏，反而一天到晚乐呵呵的。”
自从俩知青走后，憨娃经常跑到知青点，找俩哥哥，又不敢进屋，就站在院门口往里瞧，很快十几个知青都认识憨娃了。
1974年，另一个知青被招进了县里的煤矿上去当工人了。王大伯知道后，送来一碗羊肉饺子，总共包了12个，憨娃吃了2个破了皮的，剩下的都给那个知青送来了。他还是那句话：“我不喜欢吃饺子。”那碗饺子最后热了至少有5、6顿，再不吃就坏了，知青们才含泪分了吃掉。
1977年，53岁的王大伯挑秫秸，遇到雨天，不小心滑了一跤，就再也没能爬起来。抬到县医院，拍了X光，腰椎骨折，但当时医院没有手术条件，开了点止疼片，便回去了。在炕上躺了3个月，知青搬回来，照顾了3个月，王大伯最终还是不行了。
王大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憨娃。队长一再向他保证，队里商量过了，明年就给憨娃记七分工。
王大伯临了，掏了2块钱给知青，让他到公社集市上割点羊肉包饺子，他说这辈子就没吃过几顿饺子，他想吃饺子了。
知青去公社集市上割肉，顺便让人去通知那个在矿上的知青，结果俩人赶回来时，王大伯已经走了，俩知青哭得昏天暗地，只有憨娃还不懂是啥意思。
1978年，知青点上其他知青都报名参加了高考，积极寻找着离开的途径。只有他还依然像以前一样地里刨食。一来他六八届初中毕业，底子差；二来他一直在犹豫一件事，自己离开了，憨娃咋办？
1981年秋，村里其他知青都离开了，而于此同时，他也接到了返城通知。在经过反复思想斗争之后，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带憨娃回天津。
知青回到天津后，先是被安排在车站托运扛大包。但是车站人多又杂，这不方便他照顾憨娃，容易走丢；后来他主动申请调到了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工作。
这地方好，方便照看憨娃，让他看东西，可认真了，连根针，都不会丢。憨娃虽然智商不高，但是身体结实，基本没见他生过病，这也让知青少操了不少心。
1983年，知青结婚了，憨娃就跟知青的老父亲一起住。1999年，知青下岗了，在家呆了一年，别的也不会，干脆夫妻俩自筹资金，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小日子却意外地蒸蒸日上起来了，后来社区还给憨娃办了低保。
这位天津知青，名叫廖津良，一个天津普通老百姓，但是他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憨娃的大名叫王虎子；另外一个知青名叫康纪城，如今从煤矿领导岗位上退休后，也回到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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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莱阳，15岁女孩逆行撞上宝马车，车主表示不用女孩赔偿，自己有保险。可没想到3年后，保险公司把女孩告上法庭，要求女孩赔偿35000元！女孩母亲收到开庭通知一脸懵逼，明明车主说了不追究孩子责任，为什么保险公司又来告孩子？
事发当天，车主赵女士开着宝马车从路口拐弯出来，没想到小柔骑着电瓶车，逆行朝她开了过来，赵女士避让不及，车子的大灯，反光镜，保险杠都被撞坏了。当时小柔也摔倒在地，赵女士见状马上下车把小柔扶了起来，问小柔有没有事？
小柔摇摇头表示自己没事，只是一点小擦伤。但是看到自己把车撞坏了，小柔很害怕，“哇”地哭了起来。赵女士边安慰小柔，边让小柔联系家长。没多久，小柔的母亲和交警都来到了现场，交警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柔逆行全责，让小柔在事故责任单上签字。
小柔的母亲看到小柔撞的是宝马车，一直数落小柔怎么这么不小心，这可要赔好多钱呢？小柔被母亲指责后，哭得更厉害了。旁边的赵女士看到后心疼小柔，就说：“姐，人没事就小，孩子还小，我们不要她赔了，我们有保险，我们全责就可以了！”
当时交警就在边上，赵女士也是这样跟交警说的。交警说，如果你们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私下和解，那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就可以了。说完，交警就走了。王女士看到赵女士主动揽下责任，很是感激，可3年后她突然收到法院的传票！
王女士搞不明白保险公司为什么告自己，于是她打保险公司的电话，问对方这事故不是赵女士认了全责了吗？现在怎么来找我赔钱？如果让我赔钱，怎么也要先通知我吧？车子修好了，事情也过去3年了，你现在告诉我要赔35000元，这也太缺德了吧？
面对王女士的质问，工作人员告诉她，这35000元不是他们主动赔给赵女士的，而是赵女士告了他们公司，法院判的。现在保险公司把钱赔给了赵女士，再向王女士代为追偿，有问题的话，去法庭上去说。
原来，赵女士当时也不懂，以为自己说全责，保险公司就会给自己赔偿。但她找到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公司去查了交警开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清楚地写着小柔全责，还有小柔的签字，所以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自己好心要承担35000元的修理费，赵女士也心疼啊，就把保险公司给告了，让保险公司赔钱给自己。搞清楚事情的经过后，王女士很难接受，她打电话质问赵女士，为什么这事情不提早和自己说，当初明明说好你承担责任的，为什么现在还要我们去赔保险公司的钱？如果始终要我们赔偿，为什么当初不马上协商好赔偿呢？
赵女士解释说，当时我真的没想让你们赔偿，但保险公司只认事故责任认定书，我说我认全责，人家保险公司不同意啊。而且你小孩没钱给我，我肯定要起诉我的保险公司了，我也不知道保险公司会找你们要赔偿啊！
那么，保险公司3年后向小柔追偿，这要求是否合理呢？
一场交通事故，不是车主说自己不需要对方赔偿了，我有保险，我找保险公司赔就可以，而是保险公司根据事故责任去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这起事故保险公司拒绝赔偿是合理的，但后面为什么又赔偿了呢？其实是法院要求保险公司代为追偿了！
一场交通事故，有第3人负赔偿责任时，投保人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再让保险公司向责任人追偿。保险人拿到保险公司的赔付后，保险公司便取得了对责任人的追偿权利。
那么，车主赵女士亲口说不用小柔赔偿，小柔是不是就不用赔偿了呢？
如果这次事故损失，赵女士自己掏钱修，不找保险公司赔偿，那小柔就不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但是赵女士去找保险公司赔偿，那小柔就要赔偿。
《保险法》第61条规定，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3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这个行为是不予认可的。
也就是说，赵女士可以放弃自己要求小柔赔偿的权利，但如果她找保险公司赔偿，她向小柔要求赔偿的权利就转移给了保险公司，所以保险公司有权向小柔追偿！
这个事件告诉大家，损失大的交通事故还是老实赔偿，自己的错误别想着别人买单，很可能对方会反悔。对车主的劝告是，你的好心和主动拦责都是无用的，除非你能自己出钱修车，不然不要说什么我有全责，保险公司赔，那只会好心办坏事！
事发当天，车主赵女士开着宝马车从路口拐弯出来，没想到小柔骑着电瓶车，逆行朝她开了过来，赵女士避让不及，车子的大灯，反光镜，保险杠都被撞坏了。当时小柔也摔倒在地，赵女士见状马上下车把小柔扶了起来，问小柔有没有事？
小柔摇摇头表示自己没事，只是一点小擦伤。但是看到自己把车撞坏了，小柔很害怕，“哇”地哭了起来。赵女士边安慰小柔，边让小柔联系家长。没多久，小柔的母亲和交警都来到了现场，交警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柔逆行全责，让小柔在事故责任单上签字。
小柔的母亲看到小柔撞的是宝马车，一直数落小柔怎么这么不小心，这可要赔好多钱呢？小柔被母亲指责后，哭得更厉害了。旁边的赵女士看到后心疼小柔，就说：“姐，人没事就小，孩子还小，我们不要她赔了，我们有保险，我们全责就可以了！”
当时交警就在边上，赵女士也是这样跟交警说的。交警说，如果你们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私下和解，那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就可以了。说完，交警就走了。王女士看到赵女士主动揽下责任，很是感激，可3年后她突然收到法院的传票！
王女士搞不明白保险公司为什么告自己，于是她打保险公司的电话，问对方这事故不是赵女士认了全责了吗？现在怎么来找我赔钱？如果让我赔钱，怎么也要先通知我吧？车子修好了，事情也过去3年了，你现在告诉我要赔35000元，这也太缺德了吧？
面对王女士的质问，工作人员告诉她，这35000元不是他们主动赔给赵女士的，而是赵女士告了他们公司，法院判的。现在保险公司把钱赔给了赵女士，再向王女士代为追偿，有问题的话，去法庭上去说。
原来，赵女士当时也不懂，以为自己说全责，保险公司就会给自己赔偿。但她找到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公司去查了交警开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清楚地写着小柔全责，还有小柔的签字，所以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自己好心要承担35000元的修理费，赵女士也心疼啊，就把保险公司给告了，让保险公司赔钱给自己。搞清楚事情的经过后，王女士很难接受，她打电话质问赵女士，为什么这事情不提早和自己说，当初明明说好你承担责任的，为什么现在还要我们去赔保险公司的钱？如果始终要我们赔偿，为什么当初不马上协商好赔偿呢？
赵女士解释说，当时我真的没想让你们赔偿，但保险公司只认事故责任认定书，我说我认全责，人家保险公司不同意啊。而且你小孩没钱给我，我肯定要起诉我的保险公司了，我也不知道保险公司会找你们要赔偿啊！
那么，保险公司3年后向小柔追偿，这要求是否合理呢？
一场交通事故，不是车主说自己不需要对方赔偿了，我有保险，我找保险公司赔就可以，而是保险公司根据事故责任去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这起事故保险公司拒绝赔偿是合理的，但后面为什么又赔偿了呢？其实是法院要求保险公司代为追偿了！
一场交通事故，有第3人负赔偿责任时，投保人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再让保险公司向责任人追偿。保险人拿到保险公司的赔付后，保险公司便取得了对责任人的追偿权利。
那么，车主赵女士亲口说不用小柔赔偿，小柔是不是就不用赔偿了呢？
如果这次事故损失，赵女士自己掏钱修，不找保险公司赔偿，那小柔就不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但是赵女士去找保险公司赔偿，那小柔就要赔偿。
《保险法》第61条规定，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3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这个行为是不予认可的。
也就是说，赵女士可以放弃自己要求小柔赔偿的权利，但如果她找保险公司赔偿，她向小柔要求赔偿的权利就转移给了保险公司，所以保险公司有权向小柔追偿！
这个事件告诉大家，损失大的交通事故还是老实赔偿，自己的错误别想着别人买单，很可能对方会反悔。对车主的劝告是，你的好心和主动拦责都是无用的，除非你能自己出钱修车，不然不要说什么我有全责，保险公司赔，那只会好心办坏事！
《我的妈妈，是个朴素的英雄》文｜读者：李尚清
妈妈在她18岁的时候生下我，1998年的冷冬。度过了千禧年的春节，她就和爸爸一起搭乘火车南下了。那会儿南下“淘金”热潮仍未消减，人们都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是一个在外界人眼里遍地黄金的地方，人人想要来这儿分一杯羹。因为在一起总是吵架，妈妈决定留在和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而爸爸去了离澳门更近的珠海。
如今，妈妈们可以通过电子设备与孩子获得联接、在屏幕那端见证孩子的成长过程。孩子如何学会走路，如何颠儿颠儿地扑到大人怀里；孩子如何学会自己吃饭，每顿饭能吃下多少......尽管，陪伴依然缺失，但在我出生的年代，连这样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
在她的视角下，也许我更像是家门口的一棵小树，只要每天浇点水，就会一茬一茬地、自然地长起来。所以，妈妈每年过年回家，看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又长高了啊。
如果要用两个字概括这二十多年来我和妈妈的关系，那应该是：“官方”。
从上三年级的开始，我就只能去镇上读寄宿学校了，这意味着我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妈妈有时会在周末打来电话，有时不打。我们的聊天总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今天吃了什么，天气怎么样。我们很少交流，或者说无法交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各自的生活，对彼此的热爱和痛苦都一无所知。
印象里，我和妈妈偶尔的、短暂的相处，都像例行公事。她带我去看海，在海边花十块钱拍照留影，却不带我去旁边的草坪上放风筝。她带我去游乐场，从不和我一块儿玩，而我一个人兴致寥寥。最后我们选择了坐摩天轮。那是某一年暑假，摩天轮的小格子里又闷又热，还有蚊子咬我的小腿。这段有关浪漫的摩天轮的记忆毫不浪漫。
唯一一次，那也许是我们有可能最亲近的时刻，只是那个微茫的“可能”被我的羞涩或者说生涩，干脆利落地扼杀了。三年级，入学第一周，班主任要求我们写一篇开学日记。开学那天，我同寝室的室友们，几乎都是妈妈送来学校。她们的妈妈给她们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温柔、不舍地和她们说话。我是爷爷陪着一起来的，爷爷奶奶都是勤恳朴实的农民，极尽节俭，话语不多——那天，我所有的行装就是一床被子、一个枕头，一块毛巾，像个小小的军旅人。我很羡慕我的室友们，羡慕她们的妈妈陪在她们左右。母子连心，妈妈是懂孩子的。我鼻头阵阵发酸。于是在开学日记里，我写：“想妈妈的感觉，就是想哭的感觉。”
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生，就为日记里的这一句话，她特地打电话给我妈妈，说自己如何受到了感动。周五放学后，当天晚上，妈妈就打电话给我，但我告诉她，那句话是我在某本书里抄下来的。那是一通令人不快的电话，我承认。我也曾为此怨恨过自己。但现在，我已经能够理解，一个素日里胆小怯懦、沉默寡言的小孩，她面对突如其来的亲近和夸赞时，所产生的惧怕和抵触情绪。
大二暑假，我来深圳打临时工。在厂线上班的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想通了很多事情。
在厂线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周六基本没放过假，有时客户催货催得急，我们要工作到凌晨一点，第二天早上八点还是得打卡上班。而为了防止员工偷懒，在工作时间跑回宿舍，我们公司的员工宿舍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工业园。因此，中午午休的时候，楼道里原来抽烟的人就都变成了睡觉的人。他们从车间的垃圾房里捡来纸箱，裁开，组成一张地铺，铺在楼梯转角处，三两人躺一块儿睡。还有的人直接在屁股后面垫个纸板，坐在楼梯上，靠着栏杆就睡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很累很累，每天一到宿舍什么也不想干，只想蒙头大睡。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妈妈产生了某种迟来的共情。
妈妈也曾在这座城市里度过她最年轻的岁月。深圳这座城市，外界人只知它发展迅速，高楼大厦里是收束不住的欲望所带来的智能和体能的豪赌，只有身无分文来到这里、并长期生活的人，才知道除却那部分繁荣的表象，真相又是什么。
有一年暑假，我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大巴车来到深圳，和妈妈一起住在她的员工宿舍里，条件和我在寄宿学校的寝室差不多，都是上下铺、单人床，公用卫生间。她当时做的是缝盘女工，流水线作业，工作并不轻松，薪资也不高昂。早上吃一碗两块钱的肠粉或濑粉，中午和晚上就在食堂吃快餐。洗手间里没有热水，要拿热水卡和水桶去公司楼下的指定水龙头下接。妈妈基本都洗冷水澡，她说河里的水都被晒得温热了，再说烈日炎炎的天，冲“凉”才舒服。
那时的深圳，节奏同现在并无多大区别，它几乎没有过去，甚至连现在也没有——一切瞬息万变，而这也恰恰是人们选择它的理由：英雄不问出处，眼下都是暂时，博取一片光彩未来才是正经事。时间是生命，效率是金钱。
那个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成功的女性层出不穷。既顾好了家、又立起自己事业的女性，数不胜数。但妈妈并不是其中的一员，她没有攒下钱买车、买房，而大多寄回家给我读书、给外公建房子。我偶尔也会和她感叹，那个年代的人，尤其女性，是那么地顾家，家人总是先于自己。那个年代的观念是：“家”字，宝盖头下面一个女，一个家的安，是要靠女人来维系的。
妈妈普普通通，平凡无奇。但她从不怨恨自己，也不羡妒别人。她觉得自己做好了她该做的事情。她是一个朴素的英雄。尽力了，如果结果还是一般以下，也只能接受它。出身不好的人，本就是在负50米的地方起跑，凭什么还得要求自己拿到名次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想太多含恨而终。
深圳这座城市，就像一只庞大的章鱼，四处伸出触角，而这必然意味着个体更多生活内容的消失。如今，我自己身处深圳这座大都市，每日里，一个人在宝安——南山搭乘地铁1号线来回穿梭。经历过找房、找工作的诸多不易，我已经能够理解，那个时候的妈妈和现在的我一样，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居无定所，心里怀有无处安放的恐惧，她也很难再负担起一个小孩的日常起居。
当我真正脱离家庭、步入社会，当我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因为感冒头晕作呕时，我在想，妈妈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些？在医疗条件远没现在优越的时候，她一个人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现在的我，对妈妈的理解已经远远多过责备。过去的疏离和误解，是那一整个时代的伤痕。而如今，它终于开始痊愈。#妈妈最想要的礼物#
妈妈在她18岁的时候生下我，1998年的冷冬。度过了千禧年的春节，她就和爸爸一起搭乘火车南下了。那会儿南下“淘金”热潮仍未消减，人们都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是一个在外界人眼里遍地黄金的地方，人人想要来这儿分一杯羹。因为在一起总是吵架，妈妈决定留在和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而爸爸去了离澳门更近的珠海。
如今，妈妈们可以通过电子设备与孩子获得联接、在屏幕那端见证孩子的成长过程。孩子如何学会走路，如何颠儿颠儿地扑到大人怀里；孩子如何学会自己吃饭，每顿饭能吃下多少......尽管，陪伴依然缺失，但在我出生的年代，连这样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
在她的视角下，也许我更像是家门口的一棵小树，只要每天浇点水，就会一茬一茬地、自然地长起来。所以，妈妈每年过年回家，看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又长高了啊。
如果要用两个字概括这二十多年来我和妈妈的关系，那应该是：“官方”。
从上三年级的开始，我就只能去镇上读寄宿学校了，这意味着我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妈妈有时会在周末打来电话，有时不打。我们的聊天总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今天吃了什么，天气怎么样。我们很少交流，或者说无法交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各自的生活，对彼此的热爱和痛苦都一无所知。
印象里，我和妈妈偶尔的、短暂的相处，都像例行公事。她带我去看海，在海边花十块钱拍照留影，却不带我去旁边的草坪上放风筝。她带我去游乐场，从不和我一块儿玩，而我一个人兴致寥寥。最后我们选择了坐摩天轮。那是某一年暑假，摩天轮的小格子里又闷又热，还有蚊子咬我的小腿。这段有关浪漫的摩天轮的记忆毫不浪漫。
唯一一次，那也许是我们有可能最亲近的时刻，只是那个微茫的“可能”被我的羞涩或者说生涩，干脆利落地扼杀了。三年级，入学第一周，班主任要求我们写一篇开学日记。开学那天，我同寝室的室友们，几乎都是妈妈送来学校。她们的妈妈给她们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温柔、不舍地和她们说话。我是爷爷陪着一起来的，爷爷奶奶都是勤恳朴实的农民，极尽节俭，话语不多——那天，我所有的行装就是一床被子、一个枕头，一块毛巾，像个小小的军旅人。我很羡慕我的室友们，羡慕她们的妈妈陪在她们左右。母子连心，妈妈是懂孩子的。我鼻头阵阵发酸。于是在开学日记里，我写：“想妈妈的感觉，就是想哭的感觉。”
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生，就为日记里的这一句话，她特地打电话给我妈妈，说自己如何受到了感动。周五放学后，当天晚上，妈妈就打电话给我，但我告诉她，那句话是我在某本书里抄下来的。那是一通令人不快的电话，我承认。我也曾为此怨恨过自己。但现在，我已经能够理解，一个素日里胆小怯懦、沉默寡言的小孩，她面对突如其来的亲近和夸赞时，所产生的惧怕和抵触情绪。
大二暑假，我来深圳打临时工。在厂线上班的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想通了很多事情。
在厂线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周六基本没放过假，有时客户催货催得急，我们要工作到凌晨一点，第二天早上八点还是得打卡上班。而为了防止员工偷懒，在工作时间跑回宿舍，我们公司的员工宿舍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工业园。因此，中午午休的时候，楼道里原来抽烟的人就都变成了睡觉的人。他们从车间的垃圾房里捡来纸箱，裁开，组成一张地铺，铺在楼梯转角处，三两人躺一块儿睡。还有的人直接在屁股后面垫个纸板，坐在楼梯上，靠着栏杆就睡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很累很累，每天一到宿舍什么也不想干，只想蒙头大睡。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妈妈产生了某种迟来的共情。
妈妈也曾在这座城市里度过她最年轻的岁月。深圳这座城市，外界人只知它发展迅速，高楼大厦里是收束不住的欲望所带来的智能和体能的豪赌，只有身无分文来到这里、并长期生活的人，才知道除却那部分繁荣的表象，真相又是什么。
有一年暑假，我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大巴车来到深圳，和妈妈一起住在她的员工宿舍里，条件和我在寄宿学校的寝室差不多，都是上下铺、单人床，公用卫生间。她当时做的是缝盘女工，流水线作业，工作并不轻松，薪资也不高昂。早上吃一碗两块钱的肠粉或濑粉，中午和晚上就在食堂吃快餐。洗手间里没有热水，要拿热水卡和水桶去公司楼下的指定水龙头下接。妈妈基本都洗冷水澡，她说河里的水都被晒得温热了，再说烈日炎炎的天，冲“凉”才舒服。
那时的深圳，节奏同现在并无多大区别，它几乎没有过去，甚至连现在也没有——一切瞬息万变，而这也恰恰是人们选择它的理由：英雄不问出处，眼下都是暂时，博取一片光彩未来才是正经事。时间是生命，效率是金钱。
那个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成功的女性层出不穷。既顾好了家、又立起自己事业的女性，数不胜数。但妈妈并不是其中的一员，她没有攒下钱买车、买房，而大多寄回家给我读书、给外公建房子。我偶尔也会和她感叹，那个年代的人，尤其女性，是那么地顾家，家人总是先于自己。那个年代的观念是：“家”字，宝盖头下面一个女，一个家的安，是要靠女人来维系的。
妈妈普普通通，平凡无奇。但她从不怨恨自己，也不羡妒别人。她觉得自己做好了她该做的事情。她是一个朴素的英雄。尽力了，如果结果还是一般以下，也只能接受它。出身不好的人，本就是在负50米的地方起跑，凭什么还得要求自己拿到名次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想太多含恨而终。
深圳这座城市，就像一只庞大的章鱼，四处伸出触角，而这必然意味着个体更多生活内容的消失。如今，我自己身处深圳这座大都市，每日里，一个人在宝安——南山搭乘地铁1号线来回穿梭。经历过找房、找工作的诸多不易，我已经能够理解，那个时候的妈妈和现在的我一样，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居无定所，心里怀有无处安放的恐惧，她也很难再负担起一个小孩的日常起居。
当我真正脱离家庭、步入社会，当我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因为感冒头晕作呕时，我在想，妈妈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些？在医疗条件远没现在优越的时候，她一个人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现在的我，对妈妈的理解已经远远多过责备。过去的疏离和误解，是那一整个时代的伤痕。而如今，它终于开始痊愈。#妈妈最想要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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