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西安市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西安地产零距离# #西安新闻# #西安身边事# 各区县住建局，各开发区住建管理部门，市住房租赁行业协会，各住房租赁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住房租赁行业管理，引导企业规范化经营，建立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完善我市住房租赁行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西安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西安市关于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及《西安市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西安市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8月3日
西安市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住房租赁行业管理，引导企业规范化经营，建立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完善我市住房租赁行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西安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西安市关于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及《西安市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依法注册开展住房租赁经营活动的企业，其信用信息的采集、审核、评价、发布及应用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信用信息管理，是指对住房租赁企业开展住房租赁经营活动的信用信息进行综合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差异化管理。
第四条 市住房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市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的监督管理，建立和运用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平台；指导各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开展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工作。市房屋租赁服务中心协助做好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工作，建立信用信息管理档案。
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负责本辖区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审核等管理工作。
街道办事处协助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做好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采集等工作。
第五条 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审核、评价、发布及应用应当遵循依法、客观、公正、审慎和安全的原则，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安全。
第二章 信用信息的采集
第六条 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主要包括基础信息、良好信用信息、不良信用信息。
基础信息是指住房租赁企业工商注册登记信息、企业人员信息等信息。
良好信用信息是指住房租赁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遵守国家、省、市住房租赁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诚信合规经营、接受相关监督管理，受到各级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奖励、表彰，以及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应当记录的其他良好行为信息等。
不良信用信息是指住房租赁企业和从业人员在从事住房租赁经营活动中，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违反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原则的经营行为信息以及行政处罚等信息。
第七条 住房租赁企业基础信息由住房租赁企业通过“西安市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主动向企业工商登记注册地区县住房建设部门、开发区管委会申报。
第八条 住房租赁企业良好信用信息及不良信用信息，由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通过企业申报、社会反映、行业协会提供等方式获取。信用信息的申报、反映、提供等，均应提交相应的佐证材料。
第九条 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应向社会公布电话、邮箱等便于申报、反映、提供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条 住房租赁企业对采集的信用信息有异议的，可持相关证明材料向企业工商登记注册地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提出书面异议申请。
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在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后，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工作。经核实申请异议的信用信息记录和记分确有错误，报市住房建设主管部门予以更正。
第三章 信用信息的评价及应用
第十一条 市住房建设主管部门依据《西安市住房租赁企业信用评分标准》（附件）对住房租赁企业进行信用信息记分管理，根据信用记分结果，评定住房租赁企业信用等级。信用信息评价等级分为A+、A、B、C、D五个等级。
（一）信用得分在90分（含）以上，评为A+级住房租赁企业；
（二）信用得分在80分（含）至89分，评为A级住房租赁企业；
（三）信用得分在70分（含）至79分，评为B级住房租赁企业；
（四）信用得分在60分（含）至69分，评为C级住房租赁企业；
（五）信用得分在60分以下，评为D级住房租赁企业。
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基本分为60分，实行加减分制。
第十二条 住房租赁企业信用分值和信用等级随着企业信用积分变化情况在“西安市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动态更新，供社会公众查询。评价结果作为历史数据保存在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档案中。
第十三条 鼓励住房租赁企业规范管理、诚信经营，将企业信用评价等级作为对其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的依据。
第十四条 对信用等级为A+级的企业，实行以下信用激励：
（一）列入守信“红名单”；
（二）优先获得参与各类财政奖补资格；
（三）优先参与住房租赁相关试点工作；
（四）优先推荐参与政府购买服务事项；
（五）优先推荐参加各类评比表彰；
（六）其他激励措施。
第十五条 对信用等级为A级的企业，实行以下信用激励：
（一）按信用等级评分顺序确定参与各类财政奖补资格；
（二）按信用等级评分顺序参与住房租赁相关试点工作；
（三）按信用等级评分顺序推荐参与政府购买服务事项；
（四）其他激励措施
第十六条 对信用等级为B级的企业，实行以下信用激励：
（一）按信用等级评分顺序确定参与各类财政奖补资格；
（二）按信用等级评分顺序参与住房租赁相关试点工作；
（三）其他激励措施。
第十七条 对信用等级为D级的企业，实行以下信用惩戒：
（一）约谈企业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
（二）暂停使用西安市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
（三）加大执法检查频次，不定期开展抽查，要求企业定期报送整改情况；
（四）限制参与住房租赁试点相关工作及住房租赁试点财政奖补申请资格；
（五）向社会公示，并发出交易风险提示；
（六）其他措施。
第十八条 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应加强本辖区内住房租赁市场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全面、及时报送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对信用等级为D级的住房租赁企业严格按照本办法的相关规定落实监管措施。
第十九条 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可视住房租赁企业违规情况，要求住房租赁企业限期整改。企业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且整改完成的，经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核实后，可不再扣减信用分值。
第二十条 市住房建设主管部门根据信用信息评价情况，将信用信息评价得分低于50分或不整改的D级住房租赁企业计入企业信用档案，并将有关信息通报资源规划、税务、金融、市场监管等部门实施联合惩戒。同时将相关信息推送信用中国（陕西西安）平台及社会房源发布网站，实现信息共享。
第二十一条 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部门在信用信息监督管理中，有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行为的，依法依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为进一步加强住房租赁行业管理，引导企业规范化经营，建立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完善我市住房租赁行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西安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西安市关于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及《西安市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西安市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8月3日
西安市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住房租赁行业管理，引导企业规范化经营，建立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完善我市住房租赁行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西安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西安市关于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及《西安市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依法注册开展住房租赁经营活动的企业，其信用信息的采集、审核、评价、发布及应用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信用信息管理，是指对住房租赁企业开展住房租赁经营活动的信用信息进行综合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差异化管理。
第四条 市住房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市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的监督管理，建立和运用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平台；指导各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开展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工作。市房屋租赁服务中心协助做好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工作，建立信用信息管理档案。
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负责本辖区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审核等管理工作。
街道办事处协助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做好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采集等工作。
第五条 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审核、评价、发布及应用应当遵循依法、客观、公正、审慎和安全的原则，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安全。
第二章 信用信息的采集
第六条 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主要包括基础信息、良好信用信息、不良信用信息。
基础信息是指住房租赁企业工商注册登记信息、企业人员信息等信息。
良好信用信息是指住房租赁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遵守国家、省、市住房租赁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诚信合规经营、接受相关监督管理，受到各级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奖励、表彰，以及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应当记录的其他良好行为信息等。
不良信用信息是指住房租赁企业和从业人员在从事住房租赁经营活动中，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违反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原则的经营行为信息以及行政处罚等信息。
第七条 住房租赁企业基础信息由住房租赁企业通过“西安市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主动向企业工商登记注册地区县住房建设部门、开发区管委会申报。
第八条 住房租赁企业良好信用信息及不良信用信息，由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通过企业申报、社会反映、行业协会提供等方式获取。信用信息的申报、反映、提供等，均应提交相应的佐证材料。
第九条 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应向社会公布电话、邮箱等便于申报、反映、提供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条 住房租赁企业对采集的信用信息有异议的，可持相关证明材料向企业工商登记注册地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提出书面异议申请。
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在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后，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工作。经核实申请异议的信用信息记录和记分确有错误，报市住房建设主管部门予以更正。
第三章 信用信息的评价及应用
第十一条 市住房建设主管部门依据《西安市住房租赁企业信用评分标准》（附件）对住房租赁企业进行信用信息记分管理，根据信用记分结果，评定住房租赁企业信用等级。信用信息评价等级分为A+、A、B、C、D五个等级。
（一）信用得分在90分（含）以上，评为A+级住房租赁企业；
（二）信用得分在80分（含）至89分，评为A级住房租赁企业；
（三）信用得分在70分（含）至79分，评为B级住房租赁企业；
（四）信用得分在60分（含）至69分，评为C级住房租赁企业；
（五）信用得分在60分以下，评为D级住房租赁企业。
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基本分为60分，实行加减分制。
第十二条 住房租赁企业信用分值和信用等级随着企业信用积分变化情况在“西安市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动态更新，供社会公众查询。评价结果作为历史数据保存在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档案中。
第十三条 鼓励住房租赁企业规范管理、诚信经营，将企业信用评价等级作为对其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的依据。
第十四条 对信用等级为A+级的企业，实行以下信用激励：
（一）列入守信“红名单”；
（二）优先获得参与各类财政奖补资格；
（三）优先参与住房租赁相关试点工作；
（四）优先推荐参与政府购买服务事项；
（五）优先推荐参加各类评比表彰；
（六）其他激励措施。
第十五条 对信用等级为A级的企业，实行以下信用激励：
（一）按信用等级评分顺序确定参与各类财政奖补资格；
（二）按信用等级评分顺序参与住房租赁相关试点工作；
（三）按信用等级评分顺序推荐参与政府购买服务事项；
（四）其他激励措施
第十六条 对信用等级为B级的企业，实行以下信用激励：
（一）按信用等级评分顺序确定参与各类财政奖补资格；
（二）按信用等级评分顺序参与住房租赁相关试点工作；
（三）其他激励措施。
第十七条 对信用等级为D级的企业，实行以下信用惩戒：
（一）约谈企业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
（二）暂停使用西安市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
（三）加大执法检查频次，不定期开展抽查，要求企业定期报送整改情况；
（四）限制参与住房租赁试点相关工作及住房租赁试点财政奖补申请资格；
（五）向社会公示，并发出交易风险提示；
（六）其他措施。
第十八条 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应加强本辖区内住房租赁市场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全面、及时报送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对信用等级为D级的住房租赁企业严格按照本办法的相关规定落实监管措施。
第十九条 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可视住房租赁企业违规情况，要求住房租赁企业限期整改。企业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且整改完成的，经区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开发区管委会核实后，可不再扣减信用分值。
第二十条 市住房建设主管部门根据信用信息评价情况，将信用信息评价得分低于50分或不整改的D级住房租赁企业计入企业信用档案，并将有关信息通报资源规划、税务、金融、市场监管等部门实施联合惩戒。同时将相关信息推送信用中国（陕西西安）平台及社会房源发布网站，实现信息共享。
第二十一条 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部门在信用信息监督管理中，有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行为的，依法依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顾问
#法律咨询# #律师# #法律# #电子合同#
“我们的常年法律顾问好像没什么用”、“当我们需要法律顾问帮助的时候，总是不在线”、“我们的常年法律顾问好象不怎么专业，不懂企业”、“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请一个常年法律顾问”这就是一些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最常见的困惑。
同样，我们也听到过常年法律顾问对企业会有一些烦恼，例如“我的顾问单位总是希望我一天24小时只围着它转”、“我的顾问单位总希望我拿10个小时的钱干100个小时的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相互吐槽的情况呢？企业心中最理想的常年法律顾问究竟是什么样子？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模式正在发生哪些改变？常年法律顾问业务是否正在走向洗牌？
根据对珠海地区1500家企业问卷调查，并从中随机抽取434份进行分析总结，形成如下关于企业法律顾问调查报告，供大家参考：
一、哪些企业需要聘请常年法律顾问
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比率最高的是国营企业，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其内控要求高，且《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也是要求这么办的。
其次是外资企业，虽然绝对数量与民营企业无法相比，但其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所占比率超过民营企业，其规范要求比较高，风险防范的意识更强；然而，近几年来，民营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相对数量也开始增加，规范治理稳步提升。
人数规模越大、营业额越高的企业需要聘请法律顾问的比率越大；尤其是500人以上或年营业额1500万以上的企业需要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比率均超过75%。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必定会面临更多的法律需求而导致常年法律顾问成为“必需品”，且随着经营步入正轨稳步发展，企业也开始由倾重于开拓业务转向注重规范管理；其二是在这个互相选择的过程中，律师也会更加倾向于规模较大、营业额较高的企业成为自己的顾问单位，因为这样的单位相对来法律需求高，变量业务多。
二、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走向如何
我们不妨以珠海为例，全面了解下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市场，希望有助于大家参考。
珠海一共有近12万家企业，按正常活跃企业的比例来计算，估计有4到5万家企业是属于经营活跃型的，而目前已经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不到2,000家，也就是说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不到5%。
这里反映两个问题，其一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企业不聘请法律顾问，其二就是还有这么大的法律服务市场蛋糕该如何获取。
参与调查中目前尚未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有近58%认为需要聘请，而且这些企业没有聘请的最主要原因是经费有限；参与调查中仅有近19%的企业认为没有法律需求而不需要聘请。
没有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当遇到个案法律问题时还是会有35%以上会聘请律师，寻求专业支持；当然排在第一位的选择还是首先依赖内部人员解决。
综合前述分析，大多数企业皆有意聘请常年法律顾问，主要的障碍在于费用，而一旦遇到法律问题，还是会选择聘请律师。这里突出反映两个问题，其一即法律顾问的价值在哪里，只要能让企业认可到法律顾问的价值，他们还是会愿意买单的；其二是突出反映了原来的“问而顾，不问不顾”的传统法律顾问模式现在无法让大多数企业认可律师的真正价值。
相信，以价值为中心的新型法律顾问服务模式正在摸索与兴起。
三、常年法律顾问哪方面的价值最受关注
企业聘请法律顾问最关注的因素中，专业性所占比例超过90%。随着中国社会从小康走向富裕，法律服务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企业开始更倾向于“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做”，而不是仅仅“找熟人做”，原来仅仅依赖人情的模式已经逐渐被淘汰，当然最好的选择是“专业+熟人”。
这意味着，传统的包治百病的律师正在被法律服务市场淘汰出局，而专业精细化的律师正在获得法律服务市场认可与肯定，这势必更加有利于提升法律服务市场的品质。
四、常年法律顾问的当前服务满意度如何
目前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对其法律顾问的服务基本满意的占近52%，近29%为非常满意；这反映了现在的法律顾问主要还是以满足企业的基本需求为主，很少能够超出客户的心理预期。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普遍评价是“及格分”。
在最不满意调查中，吐槽最多的是及时性，高达47%；其次是实用性，占39%；究其原因，问题出在传统单兵作战的个体户服务模式无法及时并有效地给予客户反馈建议与意见。
大部分的常年法律顾问对企业的法律咨询是三天之内，能够做到即时回复的只有20%；而法律文件情况更加严重，能够即时回复的只有不到10%，三天之内回复的比率高达45.49%。
在这个年代，时间在每个人心中都是最昂贵的，三天之内回复对于高速发展下的社会的人群已经不能适应了，更何况以商业运营为中心的企业。这也说明了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的“及时”，够有耐心了。
同时，这也暴露出了传统单兵作战的个体户模式的弊端——单个的律师是很难兼顾到多个常年法律顾问单位的。
有近67%的企业认为常年法律顾问团队人数应为1-3人，仅有7%的企业可接受1个人的法律顾问。这再次说明了法律顾问服务团队化是法律市场需求必然趋势，一个人玩的律师越来越难适应法律服务市场需求。
五、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需求是什么
企业对法律顾问服务最基本的需求是法律咨询（占近90%）和法律文件（占近75%），且绝大多数的常年法律顾问提供的法律服务也仅仅是包括这两项，即能满足基本需求。
除了前两项最基本的需求之外，企业开始注重人员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及法律资讯的更新掌握，在这方面，绝大多数的常年法律顾问欠缺相关的服务。
另外，值得重点提示的是，目前常年法律顾问深度挖掘顾问单位业务（例如非诉专项服务等）也是远远不够的。
企业的法律需求以法律领域划分，前五位从高到低依次为合同纠纷、劳动人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以及投资并购。
企业以合同交易作为其主要经营活动，法律需求排在第一位，很正常；但值得关注的是，结合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广东省企业涉诉裁判大数据调查（2015-2016年）》，当前企业转型、产能过剩、订单减少、资金链断裂等也导致合同争议中货款纠纷案件数量明显上升，且从趋势上看，这种现象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其次，除了合同纠纷之外，用工管理成为企业主要的重点工作。结合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广东省劳动争议案件大数据报告（2015-2016）》，随着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在用工管理上的进一步规范，未签署劳动合同等明显违法类型的案件数量不断减少，但企业转型、产能过剩等企业经营的相关因素同样也在影响企业在用工裁员、减员等方面的劳动争议数量不断增长。
六、常年法律顾问的当前服务方式是什么
目前常年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的主要方式仍然是邮件（占近68%）和电话（占近72%），这主要是基于便捷性的考虑。虽然如此，但会面这个模式，目前所占份量仍不少，即44%。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仅有近17%的法律顾问采取网络平台方式提供法律服务，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近91%的企业都可以接受在线法律咨询、法律文件在线生成和在线法律培训等。基于便利性和成本的考虑，未来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法律服务的模式应该会持续增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仍有少部分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希望常年法律顾问定期在企业坐班，频率以每周一次为佳。
七、常年法律顾问费用究竟该是多少
目前常年法律顾问费用大部分集中在1万到5万这个区间，占60%；5万到10万的，占近14%。
可见，打包式的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实际上是法律服务中性价比偏低的服务模式，很多律师愿意做企业常年法律顾问的主要原因在于希望未来能获得企业的变量业务，例如诉讼或非诉专项等性价比较高的业务。
这种态势是不正常的，无法保障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品质，必然导致这个服务生态向两个方向发生改变：要不提高常年法律顾问费，要不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标准化与效率化，降低服务成本。
八、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一般合作多久
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时，约有49%的企业是一年一签法律顾问合同，其余近50%的企业则是一次性签署1-3年或3-5年甚至5年以上的长期法律顾问合同。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有近76%的企业在近三年内未更换过其法律顾问，可见，企业与法律顾问间具有相对稳定性。
这些数据也提示了我们，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合作在模式上可以探索将年限与费用相挂钩，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九、企业一般如何聘请常年法律顾问
企业获得律师信息最常见的三种途径分别为朋友介绍（占近60%）、线下活动例如讲座（占近27%）以及线上链接例如网络搜索（占近18%）；可见，法律服务行业跟其他行业都一样，决胜的关键还是在于“口碑”。
向企业推荐顾问律师的多为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约48%）和总经理（约39%），不过最终做出决定的则基本上（约71%）都是企业的总经理。
这样，律师就知道了，营销的重点对象是谁了。
十、企业什么时候会换常年法律顾问
当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有更多的需求或要求时，高达62%的企业会选择直接向当前的法律顾问提出来，仅有近4%的企业会考虑直接更换当前的常年法律顾问。
正如前述，企业心中一般都希望与法律顾问建立稳定安全的合作关系，不会轻易更换法律顾问，基本上只有在出现重大问题，例如这个律师在根本上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时，才会考虑更换。
同时，结合企业近三年更换常年法律顾问的原因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企业更关注的是专业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方面的能力，也即只要这两方当常年法律顾问在这两方面出现问题时，企业才会更换法律顾问。
结语
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的服务需求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基本面、核心面和加分面。
1.基本面
即指企业最基本的法律需求，也就是法律服务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那就是专业性和及时性，若做不到这两个基本需求，企业是一定不会请你的。
2.核心面
即企业最核心的法律需求，那就是“解决”。同时，“解决”始终是企业聘请法律顾问最具有吸引力层面，也是最痛点的需求。若你能做到，企业一定会请你。
3.加分面
即指企业对法律服务的附加需求，法律服务若能满足此方面的需求更好，若不能，也不会有根本的影响，通常即为法律服务中附加值的内容。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间还是能够保持相对长期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只有当常年法律顾问在基本面上出现严重问题时，或另一个律师在核心面上强烈地吸引着企业，企业才会更换常年法律顾问。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到确保法律服务的基本面，同时具有符合企业对核心面的需求呢，即做到“专业、及时和解决”？
这条路将会是：常年法律顾问将会走向集约化经营，即每个地区的企业逐渐集中到该地区的某几家律师事务所整体运营，而不再散于每个个体律师手上作坊式服务。
特别说明：以上报告来源于网络，著作权归原作者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 蒋进、李若讷、杨楚敏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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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常年法律顾问好像没什么用”、“当我们需要法律顾问帮助的时候，总是不在线”、“我们的常年法律顾问好象不怎么专业，不懂企业”、“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请一个常年法律顾问”这就是一些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最常见的困惑。
同样，我们也听到过常年法律顾问对企业会有一些烦恼，例如“我的顾问单位总是希望我一天24小时只围着它转”、“我的顾问单位总希望我拿10个小时的钱干100个小时的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相互吐槽的情况呢？企业心中最理想的常年法律顾问究竟是什么样子？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模式正在发生哪些改变？常年法律顾问业务是否正在走向洗牌？
根据对珠海地区1500家企业问卷调查，并从中随机抽取434份进行分析总结，形成如下关于企业法律顾问调查报告，供大家参考：
一、哪些企业需要聘请常年法律顾问
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比率最高的是国营企业，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其内控要求高，且《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也是要求这么办的。
其次是外资企业，虽然绝对数量与民营企业无法相比，但其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所占比率超过民营企业，其规范要求比较高，风险防范的意识更强；然而，近几年来，民营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相对数量也开始增加，规范治理稳步提升。
人数规模越大、营业额越高的企业需要聘请法律顾问的比率越大；尤其是500人以上或年营业额1500万以上的企业需要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比率均超过75%。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必定会面临更多的法律需求而导致常年法律顾问成为“必需品”，且随着经营步入正轨稳步发展，企业也开始由倾重于开拓业务转向注重规范管理；其二是在这个互相选择的过程中，律师也会更加倾向于规模较大、营业额较高的企业成为自己的顾问单位，因为这样的单位相对来法律需求高，变量业务多。
二、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走向如何
我们不妨以珠海为例，全面了解下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市场，希望有助于大家参考。
珠海一共有近12万家企业，按正常活跃企业的比例来计算，估计有4到5万家企业是属于经营活跃型的，而目前已经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不到2,000家，也就是说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不到5%。
这里反映两个问题，其一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企业不聘请法律顾问，其二就是还有这么大的法律服务市场蛋糕该如何获取。
参与调查中目前尚未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有近58%认为需要聘请，而且这些企业没有聘请的最主要原因是经费有限；参与调查中仅有近19%的企业认为没有法律需求而不需要聘请。
没有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当遇到个案法律问题时还是会有35%以上会聘请律师，寻求专业支持；当然排在第一位的选择还是首先依赖内部人员解决。
综合前述分析，大多数企业皆有意聘请常年法律顾问，主要的障碍在于费用，而一旦遇到法律问题，还是会选择聘请律师。这里突出反映两个问题，其一即法律顾问的价值在哪里，只要能让企业认可到法律顾问的价值，他们还是会愿意买单的；其二是突出反映了原来的“问而顾，不问不顾”的传统法律顾问模式现在无法让大多数企业认可律师的真正价值。
相信，以价值为中心的新型法律顾问服务模式正在摸索与兴起。
三、常年法律顾问哪方面的价值最受关注
企业聘请法律顾问最关注的因素中，专业性所占比例超过90%。随着中国社会从小康走向富裕，法律服务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企业开始更倾向于“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做”，而不是仅仅“找熟人做”，原来仅仅依赖人情的模式已经逐渐被淘汰，当然最好的选择是“专业+熟人”。
这意味着，传统的包治百病的律师正在被法律服务市场淘汰出局，而专业精细化的律师正在获得法律服务市场认可与肯定，这势必更加有利于提升法律服务市场的品质。
四、常年法律顾问的当前服务满意度如何
目前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对其法律顾问的服务基本满意的占近52%，近29%为非常满意；这反映了现在的法律顾问主要还是以满足企业的基本需求为主，很少能够超出客户的心理预期。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普遍评价是“及格分”。
在最不满意调查中，吐槽最多的是及时性，高达47%；其次是实用性，占39%；究其原因，问题出在传统单兵作战的个体户服务模式无法及时并有效地给予客户反馈建议与意见。
大部分的常年法律顾问对企业的法律咨询是三天之内，能够做到即时回复的只有20%；而法律文件情况更加严重，能够即时回复的只有不到10%，三天之内回复的比率高达45.49%。
在这个年代，时间在每个人心中都是最昂贵的，三天之内回复对于高速发展下的社会的人群已经不能适应了，更何况以商业运营为中心的企业。这也说明了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的“及时”，够有耐心了。
同时，这也暴露出了传统单兵作战的个体户模式的弊端——单个的律师是很难兼顾到多个常年法律顾问单位的。
有近67%的企业认为常年法律顾问团队人数应为1-3人，仅有7%的企业可接受1个人的法律顾问。这再次说明了法律顾问服务团队化是法律市场需求必然趋势，一个人玩的律师越来越难适应法律服务市场需求。
五、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需求是什么
企业对法律顾问服务最基本的需求是法律咨询（占近90%）和法律文件（占近75%），且绝大多数的常年法律顾问提供的法律服务也仅仅是包括这两项，即能满足基本需求。
除了前两项最基本的需求之外，企业开始注重人员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及法律资讯的更新掌握，在这方面，绝大多数的常年法律顾问欠缺相关的服务。
另外，值得重点提示的是，目前常年法律顾问深度挖掘顾问单位业务（例如非诉专项服务等）也是远远不够的。
企业的法律需求以法律领域划分，前五位从高到低依次为合同纠纷、劳动人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以及投资并购。
企业以合同交易作为其主要经营活动，法律需求排在第一位，很正常；但值得关注的是，结合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广东省企业涉诉裁判大数据调查（2015-2016年）》，当前企业转型、产能过剩、订单减少、资金链断裂等也导致合同争议中货款纠纷案件数量明显上升，且从趋势上看，这种现象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其次，除了合同纠纷之外，用工管理成为企业主要的重点工作。结合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广东省劳动争议案件大数据报告（2015-2016）》，随着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在用工管理上的进一步规范，未签署劳动合同等明显违法类型的案件数量不断减少，但企业转型、产能过剩等企业经营的相关因素同样也在影响企业在用工裁员、减员等方面的劳动争议数量不断增长。
六、常年法律顾问的当前服务方式是什么
目前常年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的主要方式仍然是邮件（占近68%）和电话（占近72%），这主要是基于便捷性的考虑。虽然如此，但会面这个模式，目前所占份量仍不少，即44%。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仅有近17%的法律顾问采取网络平台方式提供法律服务，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近91%的企业都可以接受在线法律咨询、法律文件在线生成和在线法律培训等。基于便利性和成本的考虑，未来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法律服务的模式应该会持续增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仍有少部分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希望常年法律顾问定期在企业坐班，频率以每周一次为佳。
七、常年法律顾问费用究竟该是多少
目前常年法律顾问费用大部分集中在1万到5万这个区间，占60%；5万到10万的，占近14%。
可见，打包式的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实际上是法律服务中性价比偏低的服务模式，很多律师愿意做企业常年法律顾问的主要原因在于希望未来能获得企业的变量业务，例如诉讼或非诉专项等性价比较高的业务。
这种态势是不正常的，无法保障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品质，必然导致这个服务生态向两个方向发生改变：要不提高常年法律顾问费，要不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标准化与效率化，降低服务成本。
八、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一般合作多久
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时，约有49%的企业是一年一签法律顾问合同，其余近50%的企业则是一次性签署1-3年或3-5年甚至5年以上的长期法律顾问合同。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有近76%的企业在近三年内未更换过其法律顾问，可见，企业与法律顾问间具有相对稳定性。
这些数据也提示了我们，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合作在模式上可以探索将年限与费用相挂钩，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九、企业一般如何聘请常年法律顾问
企业获得律师信息最常见的三种途径分别为朋友介绍（占近60%）、线下活动例如讲座（占近27%）以及线上链接例如网络搜索（占近18%）；可见，法律服务行业跟其他行业都一样，决胜的关键还是在于“口碑”。
向企业推荐顾问律师的多为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约48%）和总经理（约39%），不过最终做出决定的则基本上（约71%）都是企业的总经理。
这样，律师就知道了，营销的重点对象是谁了。
十、企业什么时候会换常年法律顾问
当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有更多的需求或要求时，高达62%的企业会选择直接向当前的法律顾问提出来，仅有近4%的企业会考虑直接更换当前的常年法律顾问。
正如前述，企业心中一般都希望与法律顾问建立稳定安全的合作关系，不会轻易更换法律顾问，基本上只有在出现重大问题，例如这个律师在根本上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时，才会考虑更换。
同时，结合企业近三年更换常年法律顾问的原因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企业更关注的是专业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方面的能力，也即只要这两方当常年法律顾问在这两方面出现问题时，企业才会更换法律顾问。
结语
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的服务需求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基本面、核心面和加分面。
1.基本面
即指企业最基本的法律需求，也就是法律服务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那就是专业性和及时性，若做不到这两个基本需求，企业是一定不会请你的。
2.核心面
即企业最核心的法律需求，那就是“解决”。同时，“解决”始终是企业聘请法律顾问最具有吸引力层面，也是最痛点的需求。若你能做到，企业一定会请你。
3.加分面
即指企业对法律服务的附加需求，法律服务若能满足此方面的需求更好，若不能，也不会有根本的影响，通常即为法律服务中附加值的内容。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间还是能够保持相对长期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只有当常年法律顾问在基本面上出现严重问题时，或另一个律师在核心面上强烈地吸引着企业，企业才会更换常年法律顾问。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到确保法律服务的基本面，同时具有符合企业对核心面的需求呢，即做到“专业、及时和解决”？
这条路将会是：常年法律顾问将会走向集约化经营，即每个地区的企业逐渐集中到该地区的某几家律师事务所整体运营，而不再散于每个个体律师手上作坊式服务。
特别说明：以上报告来源于网络，著作权归原作者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 蒋进、李若讷、杨楚敏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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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1.地缘的结构性失衡
周王朝发轫于关中，在两次东征彻底消灭殷商和亲商诸侯之后，建立起幅员辽阔、多元复杂的全新国家，巨大的版图让新生的周王朝面临了前代无法想象的复杂局面。
从地理上看，西周版图可大致分为两个主要地理单元：三门峡以西的关中平原称为西土，三门峡以东是广阔的东国。西土是周的基本盘，公亶父、季历、西伯昌、武王的多代经营整合让周王朝在这里拥有强大的支配力和动员力，共同灭商的历史记忆也促使关中平原内的诸多文化加速融合；而在东国地区，殷商的遗民、面貌迥异的各类土著文化让这里的局势异常复杂，周采用了和关中地区不同的分封策略镇抚东国。
从西周早中期的历史发展来看，由周公召公开始的“分陕之策”不得不说异常成功，东国诸侯的周化进程迅速，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术和方国间的政治平衡让曾经令殷商走上末路的东国震荡始终可控。向南方的扩展也多次打击淮夷，让强大一时淮夷集团始终分裂。但是在这其中就蕴藏着周王朝的地缘性危机：东方扩张政策+东方分封政策的结果是，在周王朝的扩张中收取实利（土地+人口）的往往是东方诸侯，周天子除了获得一些战利品和诸侯的忠诚之外，关中大本营并不能获得多少实际利益。
在西周中期的扩张减速之后，西周的统治者才意识到，周王朝在东国的扩张并无法实质上增强自身的实力，而在这个时期，西周西部边境对于犬戎的防御陡然加大，周王朝必须独自面对越发强悍的敌人，而在西周前期的扩张中毫无收获的西部诸侯则开始和敌人互通款曲，试图两头获利。
对于此时的周王朝来说，补救似乎为时未晚，厉王、宣王两代消灭了南方强大的噩国，试图在噩国旧土上封建南申分化西方强邻申国，并重新将南部建设为天子的基地。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三门峡地区对于西周王朝的重要性，令忠于王室的虢伯在此地建立了新的虢。然而，垂垂老矣的西周终于在一次战略误判中遭受了对戎作战以来最大的失败——太子、申侯和犬戎里应外合，杀死了幽王，令关中沦陷。
而西周脆弱的地缘结构也让关中沦陷之后，周王朝无法再收复家乡，或者建立新的根据地，不得不蜗居于成周等待死亡的最终来临。总之，东西分陕的地缘结构让周王朝负担过重，在只能充分控制关中基地的同时，又必须在东西单元都负担天子专征专伐的义务。这样的矛盾导致天子不得不过度汲取关中地区的资源，导致关中的社会矛盾激化。
2.政治和财政的失衡
在成王二次东征获得成功后，远古以来华夏大地上万邦并立的历史结束，大量古来有之的东方氏族在军事征服和移民潮水的冲击下解体，传统的血缘-地域结合的政治模式被冲涤殆尽。为了实现新形势下对广阔领土和参差百姓的统治，同时削弱殷商遗民的反抗力量，以周天子、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等为代表的西周早期统治者采取封地授民的分封策略。新的封国中，不同血缘的属民杂处，自然形成了以君臣关系为纽带的全新政治结构，影响至今的官僚政治拉开序幕。
握文字案牍的殷商贵族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依附于西周军事贵族，形成世袭官僚，通过文书系统协助周王朝进行高效统治，促使西周政治体制向成熟国家转型：在史墙盘的铭文中，史墙的高祖可能就是纣王的长兄微子启，从武王时，史氏氏族就担任周王朝的史馆职事，在周王朝的扩张中，史氏族也不断获利。
可见，西周政治的官僚化对于周人和商人来说无疑是双赢的。与官僚化这样早熟政治进程同时产生的，是西周政治和财政的结构性失衡：由于商周时期经济仍然处于非常原始的发展阶段，商品市场和货币支付要么极度落后，要么根本没有出现。同时，虽然原始氏族集团已经解体，但是生产的基本单位——邑依然由血缘家族主导，零散的自耕农生产方式即便已经出现，也依然不够普遍，赋税这样先进的国家财政政策显然是无法建立的。
而西周的政治体制需要供养空前庞大的统治机构， 和氏族时代相比，这样的统治结构产生了财政需求。没有商品市场，没有零散自耕农，政府就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空前的财政需求和落后的财政环境向周王朝的统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更加先进的秩禄制度也因此至少要在战国时期才能建立起来。西周统治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向官僚提供采邑，官僚通过控制采邑获得收入，而周王朝则通过采邑的分配控制官僚。
通过赐予可回收的采邑，周王朝建立起了高效的官僚政治，而这样的财政系统也潜藏着许多危机。
首先，是王朝官僚的腐败。缺乏监督、还保有采邑的官僚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利益，对西周赖以生存的国人基础造成了破坏。牧簋铭文出名地古奥难训，但是学界基本的共识是，在周天子（可能是孝王）对这位叫牧的贵族的册命中，周天子痛陈官僚们的腐败，不遵循贤王的美德（不用先王乍井），暴虐百姓，刑罚泛滥（亦多虐庶民。厥訊庶右邻），以至于天子任命专门管理贵族官僚的司士，可见天子对于腐败的官僚系统已经管理无力。这样的官僚系统，是无法让周王朝长治久安的。
第二，分封出去的采邑可能很难收回，建立在采邑封赐基础上的王朝财政基础在西周中后期名存实亡。吴虎鼎铭文中，在宣王十八年，宣王重申了厉王时代的一次采邑转封，假设厉王的命令是在执政的最后一年的颁布，宣王的18年加上共和行政的14年，在至少共计32年时间里这次转封都未能实现。32年就是一代半人，这样长的时间里原本应当属于天子支配的土地都无法正常流转。可见在西周后期天子对于采邑的支配已经逐渐淡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官僚系统在私吞土地之后获得经济独立之后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政治独立性，磨刀霍霍的官僚官族为肢解西周做好了准备。
第三，周王室获取新土地的能力下降。在西周中后期，西周王朝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新扩张的土地往往被赠予王畿外部的诸侯，天子的地盘始终局限于关中地区，原有的王畿被官僚们不断吞食，而天子又没有新的土地补充。在不断扩大的官僚集团面前，天子的财富已经捉襟见肘，采邑财政最终彻底破产。厉王试图通过山泽专利获得新的财政来源，这样的努力在“国人暴动”中失败，厉王也被赶出王畿，称为后代万世的笑柄。在席卷关中的犬戎之乱中，官僚大夫们只关注自己的财富和家族，不再团结在周王朝周围，甚至助纣为虐，分食了西周最后的基本盘。
3.统治集团内部的势力失衡
在西周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也在不断掏空周王朝这只巨兽。西周中期，懿王死后并没有遵循西周嫡长子继承的传统继承方式，其弟孝王即天子位，而孝王死后，在诸侯的帮助下，本该继懿王位的太子夷王即位。这次继承危机不禁让人想起动摇商王朝统治根基的中商“九世之乱”，在《史记》中记载的“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无疑在向我们昭示西周中期这次继承风波中地方诸侯对于天子继承的干涉。
在天灾人祸的推动下，西周走向了自己的末路。在执政第十一年，幽王召集军队征讨西方窝藏废太子宜臼的申国，当他指挥着大军离开宗周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他将无法再回到祖先的宗庙中向烈烈祖先报告自己的胜利，而传奇的西周也将在这次出征后突然暴毙。
1.地缘的结构性失衡
周王朝发轫于关中，在两次东征彻底消灭殷商和亲商诸侯之后，建立起幅员辽阔、多元复杂的全新国家，巨大的版图让新生的周王朝面临了前代无法想象的复杂局面。
从地理上看，西周版图可大致分为两个主要地理单元：三门峡以西的关中平原称为西土，三门峡以东是广阔的东国。西土是周的基本盘，公亶父、季历、西伯昌、武王的多代经营整合让周王朝在这里拥有强大的支配力和动员力，共同灭商的历史记忆也促使关中平原内的诸多文化加速融合；而在东国地区，殷商的遗民、面貌迥异的各类土著文化让这里的局势异常复杂，周采用了和关中地区不同的分封策略镇抚东国。
从西周早中期的历史发展来看，由周公召公开始的“分陕之策”不得不说异常成功，东国诸侯的周化进程迅速，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术和方国间的政治平衡让曾经令殷商走上末路的东国震荡始终可控。向南方的扩展也多次打击淮夷，让强大一时淮夷集团始终分裂。但是在这其中就蕴藏着周王朝的地缘性危机：东方扩张政策+东方分封政策的结果是，在周王朝的扩张中收取实利（土地+人口）的往往是东方诸侯，周天子除了获得一些战利品和诸侯的忠诚之外，关中大本营并不能获得多少实际利益。
在西周中期的扩张减速之后，西周的统治者才意识到，周王朝在东国的扩张并无法实质上增强自身的实力，而在这个时期，西周西部边境对于犬戎的防御陡然加大，周王朝必须独自面对越发强悍的敌人，而在西周前期的扩张中毫无收获的西部诸侯则开始和敌人互通款曲，试图两头获利。
对于此时的周王朝来说，补救似乎为时未晚，厉王、宣王两代消灭了南方强大的噩国，试图在噩国旧土上封建南申分化西方强邻申国，并重新将南部建设为天子的基地。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三门峡地区对于西周王朝的重要性，令忠于王室的虢伯在此地建立了新的虢。然而，垂垂老矣的西周终于在一次战略误判中遭受了对戎作战以来最大的失败——太子、申侯和犬戎里应外合，杀死了幽王，令关中沦陷。
而西周脆弱的地缘结构也让关中沦陷之后，周王朝无法再收复家乡，或者建立新的根据地，不得不蜗居于成周等待死亡的最终来临。总之，东西分陕的地缘结构让周王朝负担过重，在只能充分控制关中基地的同时，又必须在东西单元都负担天子专征专伐的义务。这样的矛盾导致天子不得不过度汲取关中地区的资源，导致关中的社会矛盾激化。
2.政治和财政的失衡
在成王二次东征获得成功后，远古以来华夏大地上万邦并立的历史结束，大量古来有之的东方氏族在军事征服和移民潮水的冲击下解体，传统的血缘-地域结合的政治模式被冲涤殆尽。为了实现新形势下对广阔领土和参差百姓的统治，同时削弱殷商遗民的反抗力量，以周天子、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等为代表的西周早期统治者采取封地授民的分封策略。新的封国中，不同血缘的属民杂处，自然形成了以君臣关系为纽带的全新政治结构，影响至今的官僚政治拉开序幕。
握文字案牍的殷商贵族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依附于西周军事贵族，形成世袭官僚，通过文书系统协助周王朝进行高效统治，促使西周政治体制向成熟国家转型：在史墙盘的铭文中，史墙的高祖可能就是纣王的长兄微子启，从武王时，史氏氏族就担任周王朝的史馆职事，在周王朝的扩张中，史氏族也不断获利。
可见，西周政治的官僚化对于周人和商人来说无疑是双赢的。与官僚化这样早熟政治进程同时产生的，是西周政治和财政的结构性失衡：由于商周时期经济仍然处于非常原始的发展阶段，商品市场和货币支付要么极度落后，要么根本没有出现。同时，虽然原始氏族集团已经解体，但是生产的基本单位——邑依然由血缘家族主导，零散的自耕农生产方式即便已经出现，也依然不够普遍，赋税这样先进的国家财政政策显然是无法建立的。
而西周的政治体制需要供养空前庞大的统治机构， 和氏族时代相比，这样的统治结构产生了财政需求。没有商品市场，没有零散自耕农，政府就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空前的财政需求和落后的财政环境向周王朝的统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更加先进的秩禄制度也因此至少要在战国时期才能建立起来。西周统治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向官僚提供采邑，官僚通过控制采邑获得收入，而周王朝则通过采邑的分配控制官僚。
通过赐予可回收的采邑，周王朝建立起了高效的官僚政治，而这样的财政系统也潜藏着许多危机。
首先，是王朝官僚的腐败。缺乏监督、还保有采邑的官僚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利益，对西周赖以生存的国人基础造成了破坏。牧簋铭文出名地古奥难训，但是学界基本的共识是，在周天子（可能是孝王）对这位叫牧的贵族的册命中，周天子痛陈官僚们的腐败，不遵循贤王的美德（不用先王乍井），暴虐百姓，刑罚泛滥（亦多虐庶民。厥訊庶右邻），以至于天子任命专门管理贵族官僚的司士，可见天子对于腐败的官僚系统已经管理无力。这样的官僚系统，是无法让周王朝长治久安的。
第二，分封出去的采邑可能很难收回，建立在采邑封赐基础上的王朝财政基础在西周中后期名存实亡。吴虎鼎铭文中，在宣王十八年，宣王重申了厉王时代的一次采邑转封，假设厉王的命令是在执政的最后一年的颁布，宣王的18年加上共和行政的14年，在至少共计32年时间里这次转封都未能实现。32年就是一代半人，这样长的时间里原本应当属于天子支配的土地都无法正常流转。可见在西周后期天子对于采邑的支配已经逐渐淡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官僚系统在私吞土地之后获得经济独立之后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政治独立性，磨刀霍霍的官僚官族为肢解西周做好了准备。
第三，周王室获取新土地的能力下降。在西周中后期，西周王朝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新扩张的土地往往被赠予王畿外部的诸侯，天子的地盘始终局限于关中地区，原有的王畿被官僚们不断吞食，而天子又没有新的土地补充。在不断扩大的官僚集团面前，天子的财富已经捉襟见肘，采邑财政最终彻底破产。厉王试图通过山泽专利获得新的财政来源，这样的努力在“国人暴动”中失败，厉王也被赶出王畿，称为后代万世的笑柄。在席卷关中的犬戎之乱中，官僚大夫们只关注自己的财富和家族，不再团结在周王朝周围，甚至助纣为虐，分食了西周最后的基本盘。
3.统治集团内部的势力失衡
在西周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也在不断掏空周王朝这只巨兽。西周中期，懿王死后并没有遵循西周嫡长子继承的传统继承方式，其弟孝王即天子位，而孝王死后，在诸侯的帮助下，本该继懿王位的太子夷王即位。这次继承危机不禁让人想起动摇商王朝统治根基的中商“九世之乱”，在《史记》中记载的“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无疑在向我们昭示西周中期这次继承风波中地方诸侯对于天子继承的干涉。
在天灾人祸的推动下，西周走向了自己的末路。在执政第十一年，幽王召集军队征讨西方窝藏废太子宜臼的申国，当他指挥着大军离开宗周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他将无法再回到祖先的宗庙中向烈烈祖先报告自己的胜利，而传奇的西周也将在这次出征后突然暴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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