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 【 民间借贷五大典型案例（附解读及裁判规则）】
案例名称
1. 明知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2.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贷离婚后仍应共同偿还
3. 约定利息超过司法保护上限不受法律保护
4. P2P网贷为民间借贷提供居间服务，变相高额收费不受法律保护
5. 超过诉讼时效的欠款丧失胜诉权
案例内容
1
明知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芝与被告杜某钱系亲戚，曾共同参加“众爱联盟”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众爱联盟”公司慈善捐助的名义发展下线成员，每个成员收取暂存金51000元，传销组织将暂存金作为分红分给团队小组的领导成员，然后再继续分给团队小组发展成员。2016年6月7日，原告向案外人王某苏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62×××51的账户分别转账50000元、1000元，共计51000元，为被告垫付参与“众爱联盟”传销组织的暂存金。后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确认于2016年6月7日向原告借款50000元。后经原告催讨，被告至今未还。
【法院裁判】
被告杜某钱在原告陈某芝为其垫付参加“众爱联盟”传销组织的暂存款后，向原告出具了借款金额为50000元的借条，该50000元垫付款实系被告向原告所借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原告与被告一同参与“众爱联盟”传销组织，明知涉案借款用于传销组织的犯罪活动却仍为被告提供借款，涉案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被告应返还原告为其垫付的50000元借款。由于被告经原告催讨至今未能返还借款，已造成原告的利息损失，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被告辩称双方不存在借贷合意，原告系被告的上线，涉及传销等犯罪活动故不应返还借款，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2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贷离婚后仍应共同偿还
【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冬与被告俞某明系朋友关系。俞某明与被告陶某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9年1月登记结婚，婚后共同生活，经营物流业务。2013年3、4月间，两被告分居，同年5月28日两被告至民政局办理登记离婚手续。2013年2月6日，俞某明为向张某冬借款120万元，双方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合同中约定借款本金为146.4万元，借期自2013年2月6日至2013年6月5日，如借款人不能按约定归还借款，除支付5万元赔偿款外，并承担每日按千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直至还清借款为止。该合同由张某冬、俞某明签名，俞某明在合同担保方处写有“陶某”字样签名后，将合同交由张某冬。借款到期后，俞某明仅归还11万元借款，余款未支付。另查明，两被告离婚时，俞某明向陶某出具一份债务清单，清单分列陶某、俞某明名下债务，其中对张某冬的债务列130万元于俞某明名下。
【法院裁判】
被告俞某明向原告张某冬借款期间，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仍共同生活并未分居，虽然个人借款合同中担保方非被告陶某本人签名，但被告陶某以此为由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理由不足。被告俞某明表述“陶某”字样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名，原告并不知情。陶某提供的由俞某明在双方登记离婚时所写的债务清单中显示确已将该笔债务列为俞某明方债务，但两被告之间对于债务的分割并不影响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权利。故张某冬主张要求陶某共同归还借款以及相应违约金的主张，应予支持。
3
约定利息超过司法保护上线不受法律保护
【基本案情】
两被告系夫妻，于2008年9月结婚。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两被告先后向原告借款合计550万元，约定月息5%。2017年6月，两被告返还原告100万元，故现借款本金尚余450万元。此外，两被告按每月5%支付原告利息至2017年5月。2017年6月起，按双方约定，利息变更为月息3%。此后两被告又归还了数笔利息，自2017年10月1日起未再还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归还借款及利息。
【法院裁判】
公民合法的财产权益受到法律保护。现两被告向原告借款，有证据证明，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双方在借款时约定的利息过高，本院依法予以调整，多付的利息按还款时间折入本金。经计算，目前两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3264038元。2017年8月28日之后，两被告未再还款，故原告按年息24%主张2017年10月1日起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4
P2P网贷为民间借贷提供居间服务，变相高额收费不受法律保护
【基本案情】
2016年1月4日，原告与被告上海你我贷公司签订线下《借款协议》，约定原告借款金额217600元，年利率12%，借款期限36个月（自原告在平台的资金账户收到借款本金之日起算），平台服务费16000元，平台管理费652.80元/月，每月还款金额7880.23元（其中本息7227.43元、平台管理费652.80元）。经平台注册、借款信息发布、出借人投标等环节， 1月6日，被告上海你我贷公司将217600元转至由被告上海你我贷公司为原告开设的平台虚拟子账户，在扣除费用57800元（资金流水清单标注平台服务费16000元、委托查询费200元、征信服务费16000元、贷后管理费25600元）后，剩余款项159800元通过被告上海你我贷公司委托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划至原告招商银行账户。
再查明，原告累计还款181245.29元（7880.23元/月×23个月）。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要求调整还款本息金额未果，其间被告向原告或关系密切人员进行电话、短信催收，原告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银监局等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法院裁判】
《信用咨询及管理服务协议》将被告及嘉银征信公司分别列为平台方、服务方，约定被告及嘉银征信公司向原告提供信息发布、借款回收、贷后服务等工作，然被告及嘉银征信公司均由严某贵实际控制，二者合同义务存在内容重合、行为混同、表征一致情形，服务内容虚化。需要指出的是，各类机构以利率和各种费用形式对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各类机构向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应统一折算成年化形式，各项贷款条件以及逾期处理等信息应在事前全面、公开披露，向借款人提示相关风险。根据《借款协议》《信用咨询及管理服务协议》约定，被告及嘉银征信公司收取的费用金额共计81300.80元【其中平台服务费16000元、委托查询费200元、征信服务费16000元、贷后管理费25600元、平台管理费23500.80元（652.80元/月×36个月）】，收费比例达50.88%（81300.80元/159800元）。协议履行期间，针对原告遭遇的情形，被告及嘉银征信公司亦未采取积极措施提供服务，其收费金额与服务质量明显不对称。被告上海你我贷公司作为平台方在给原告放贷时，从借贷本金中先行扣除贷后管理费等费用，造成原告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与借款协议约定的金额明显不符，变相提高原告借款利率，故综合订约过程、扣款实际、协议内容、纠纷成因等情形，原告所借款项应以实际到账金额159800元为准，其借款成本（含利息及各类费用支出）应以年利率24%为限。
5
超过诉讼时效的欠款丧失胜诉权
【基本案情】
李某曾用名李某某。2005年9月12日，罗某向李某某借款3万元，并出具借条。借条记载，今借到李某某现金30000.00元（叁万元正），用作加油站的资金周转，于2006年3月30日以前归还。2006年12月20日，罗某又向李某某借款5万元。罗某出具的借条记载，今借李某某50000.00元（伍万元正），用作X会所装修工程使用。此后，罗某未归还借款，李某遂于2013年7月8日诉至法院。
【法院裁判】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罗某向李某出具的借条足以证明罗某借款的事实，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2006年12月20日，罗某向李某借款时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系无期限的借贷，李某可以随时要求罗某偿还。因此，对李某要求罗某偿还该笔借款5万元的请求予以支持。李某向罗某主张权利后，罗某应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向李某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李某要求罗某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即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时效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2005年9月12日罗某向李某借款3万元时约定的还款期限是2006年3月30日，借款期限届满后罗某未偿还借款，李某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开始起算。李某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限内曾向罗某主张过债权，罗某也否认李某曾向其主张过债权，其诉讼时效届满之日为2008年3月30日。李某要求罗某偿还该笔借款3万元及利息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因此，对李某要求罗某偿还借款3万元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
https://t.cn/A6JAbOzk
京尹律师提醒：应从已有案例中找到一些规律、方法，从法律中个找到案件的处理突破点，学法、懂法、用好法，在有效期间内积极维权，才能获得满意的答案。
案例名称
1. 明知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2.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贷离婚后仍应共同偿还
3. 约定利息超过司法保护上限不受法律保护
4. P2P网贷为民间借贷提供居间服务，变相高额收费不受法律保护
5. 超过诉讼时效的欠款丧失胜诉权
案例内容
1
明知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芝与被告杜某钱系亲戚，曾共同参加“众爱联盟”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众爱联盟”公司慈善捐助的名义发展下线成员，每个成员收取暂存金51000元，传销组织将暂存金作为分红分给团队小组的领导成员，然后再继续分给团队小组发展成员。2016年6月7日，原告向案外人王某苏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62×××51的账户分别转账50000元、1000元，共计51000元，为被告垫付参与“众爱联盟”传销组织的暂存金。后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确认于2016年6月7日向原告借款50000元。后经原告催讨，被告至今未还。
【法院裁判】
被告杜某钱在原告陈某芝为其垫付参加“众爱联盟”传销组织的暂存款后，向原告出具了借款金额为50000元的借条，该50000元垫付款实系被告向原告所借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原告与被告一同参与“众爱联盟”传销组织，明知涉案借款用于传销组织的犯罪活动却仍为被告提供借款，涉案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被告应返还原告为其垫付的50000元借款。由于被告经原告催讨至今未能返还借款，已造成原告的利息损失，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被告辩称双方不存在借贷合意，原告系被告的上线，涉及传销等犯罪活动故不应返还借款，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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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贷离婚后仍应共同偿还
【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冬与被告俞某明系朋友关系。俞某明与被告陶某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9年1月登记结婚，婚后共同生活，经营物流业务。2013年3、4月间，两被告分居，同年5月28日两被告至民政局办理登记离婚手续。2013年2月6日，俞某明为向张某冬借款120万元，双方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合同中约定借款本金为146.4万元，借期自2013年2月6日至2013年6月5日，如借款人不能按约定归还借款，除支付5万元赔偿款外，并承担每日按千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直至还清借款为止。该合同由张某冬、俞某明签名，俞某明在合同担保方处写有“陶某”字样签名后，将合同交由张某冬。借款到期后，俞某明仅归还11万元借款，余款未支付。另查明，两被告离婚时，俞某明向陶某出具一份债务清单，清单分列陶某、俞某明名下债务，其中对张某冬的债务列130万元于俞某明名下。
【法院裁判】
被告俞某明向原告张某冬借款期间，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仍共同生活并未分居，虽然个人借款合同中担保方非被告陶某本人签名，但被告陶某以此为由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理由不足。被告俞某明表述“陶某”字样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名，原告并不知情。陶某提供的由俞某明在双方登记离婚时所写的债务清单中显示确已将该笔债务列为俞某明方债务，但两被告之间对于债务的分割并不影响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权利。故张某冬主张要求陶某共同归还借款以及相应违约金的主张，应予支持。
3
约定利息超过司法保护上线不受法律保护
【基本案情】
两被告系夫妻，于2008年9月结婚。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两被告先后向原告借款合计550万元，约定月息5%。2017年6月，两被告返还原告100万元，故现借款本金尚余450万元。此外，两被告按每月5%支付原告利息至2017年5月。2017年6月起，按双方约定，利息变更为月息3%。此后两被告又归还了数笔利息，自2017年10月1日起未再还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归还借款及利息。
【法院裁判】
公民合法的财产权益受到法律保护。现两被告向原告借款，有证据证明，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双方在借款时约定的利息过高，本院依法予以调整，多付的利息按还款时间折入本金。经计算，目前两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3264038元。2017年8月28日之后，两被告未再还款，故原告按年息24%主张2017年10月1日起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4
P2P网贷为民间借贷提供居间服务，变相高额收费不受法律保护
【基本案情】
2016年1月4日，原告与被告上海你我贷公司签订线下《借款协议》，约定原告借款金额217600元，年利率12%，借款期限36个月（自原告在平台的资金账户收到借款本金之日起算），平台服务费16000元，平台管理费652.80元/月，每月还款金额7880.23元（其中本息7227.43元、平台管理费652.80元）。经平台注册、借款信息发布、出借人投标等环节， 1月6日，被告上海你我贷公司将217600元转至由被告上海你我贷公司为原告开设的平台虚拟子账户，在扣除费用57800元（资金流水清单标注平台服务费16000元、委托查询费200元、征信服务费16000元、贷后管理费25600元）后，剩余款项159800元通过被告上海你我贷公司委托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划至原告招商银行账户。
再查明，原告累计还款181245.29元（7880.23元/月×23个月）。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要求调整还款本息金额未果，其间被告向原告或关系密切人员进行电话、短信催收，原告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银监局等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法院裁判】
《信用咨询及管理服务协议》将被告及嘉银征信公司分别列为平台方、服务方，约定被告及嘉银征信公司向原告提供信息发布、借款回收、贷后服务等工作，然被告及嘉银征信公司均由严某贵实际控制，二者合同义务存在内容重合、行为混同、表征一致情形，服务内容虚化。需要指出的是，各类机构以利率和各种费用形式对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各类机构向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应统一折算成年化形式，各项贷款条件以及逾期处理等信息应在事前全面、公开披露，向借款人提示相关风险。根据《借款协议》《信用咨询及管理服务协议》约定，被告及嘉银征信公司收取的费用金额共计81300.80元【其中平台服务费16000元、委托查询费200元、征信服务费16000元、贷后管理费25600元、平台管理费23500.80元（652.80元/月×36个月）】，收费比例达50.88%（81300.80元/159800元）。协议履行期间，针对原告遭遇的情形，被告及嘉银征信公司亦未采取积极措施提供服务，其收费金额与服务质量明显不对称。被告上海你我贷公司作为平台方在给原告放贷时，从借贷本金中先行扣除贷后管理费等费用，造成原告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与借款协议约定的金额明显不符，变相提高原告借款利率，故综合订约过程、扣款实际、协议内容、纠纷成因等情形，原告所借款项应以实际到账金额159800元为准，其借款成本（含利息及各类费用支出）应以年利率24%为限。
5
超过诉讼时效的欠款丧失胜诉权
【基本案情】
李某曾用名李某某。2005年9月12日，罗某向李某某借款3万元，并出具借条。借条记载，今借到李某某现金30000.00元（叁万元正），用作加油站的资金周转，于2006年3月30日以前归还。2006年12月20日，罗某又向李某某借款5万元。罗某出具的借条记载，今借李某某50000.00元（伍万元正），用作X会所装修工程使用。此后，罗某未归还借款，李某遂于2013年7月8日诉至法院。
【法院裁判】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罗某向李某出具的借条足以证明罗某借款的事实，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2006年12月20日，罗某向李某借款时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系无期限的借贷，李某可以随时要求罗某偿还。因此，对李某要求罗某偿还该笔借款5万元的请求予以支持。李某向罗某主张权利后，罗某应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向李某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李某要求罗某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即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时效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2005年9月12日罗某向李某借款3万元时约定的还款期限是2006年3月30日，借款期限届满后罗某未偿还借款，李某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开始起算。李某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限内曾向罗某主张过债权，罗某也否认李某曾向其主张过债权，其诉讼时效届满之日为2008年3月30日。李某要求罗某偿还该笔借款3万元及利息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因此，对李某要求罗某偿还借款3万元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
https://t.cn/A6JAbOzk
京尹律师提醒：应从已有案例中找到一些规律、方法，从法律中个找到案件的处理突破点，学法、懂法、用好法，在有效期间内积极维权，才能获得满意的答案。
砂仁
【别名】
缩砂仁、缩砂蜜（《药性论》），缩砂蔤（《海药本草》）。
【性味归经】
性味辛，温。
①《药性论》:"味苦辛。"
②《海药本草》:"味辛，平，咸。"
③《开宝本草》:"味辛，温，无毒。"
④《本草纲目》:"辛，温，涩，无毒。"
归经入脾、胃经。
①《汤液本草》:"入手、足太阴、阳明、太阳，足少阴经。"
②《本草经疏》:"入足太阴、阳明、厥阴、手太阴、阳明、厥阴。"
③《本草再新》:"入心、脾二经。"
【功能主治】
行气调中，和胃，醒脾。治腹痛痞胀，胃呆食滞，噎膈呕吐，寒泻冷痢，妊娠胎动。
①《药性论》:"主冷气腹痛，止休息气痢，劳损，消化水谷，温暖脾胃。"
②《本草拾遗》:"主上气咳嗽，奔豚，惊痫邪气。"
③《日华子本草》:"治一切气，霍乱转筋，心腹痛。"
④张元素:"治脾胃气结滞不散。"
⑤杨士瀛:"和中，行气，止痛，安胎。"
⑥《本草蒙筌》:"止恶心，却腹痛。"
⑦《本草纲目》:"补肺醒脾，养胃益肾，理元气，通滞气，散寒次胀痞，噎膈呕吐，止女子崩中，除咽喉口齿浮热，化铜铁骨哽。"
⑧《医林纂要》:"润肾，补肝，补命门，和脾胃，开郁结。"
【用法用量】
内服:煎汤（不宜久煎），0.5～2钱；或入丸、散。
【注意】：阴虚有热者忌服。
①《海药本草》:"得诃子、鳖甲、豆蔻、白芜荑等良。"
②《本草经疏》:"凡腹痛属火，泄泻得之暑热，胎动由于血热，咽痛由于火炎，小儿脱肛由于气虚，肿满由于湿热，上气咳嗽由于火冲迫肺而不由于寒气听伤，皆须详察鉴别，难以概用。"
③《药品化义》:"肺有伏火忌之。"
④《得配本草》:"气虚肺满禁用。"
【相关论述】
1.《汤液本草》：缩砂，与白檀、豆蔻为使则入肺，与人参、益智为使则入脾，与黄柏、茯苓为使则入肾，与赤、白石脂为使则入大、小肠。
2.《本草纲目》：按韩矛《医通》云：肾恶燥，以辛润之，缩砂仁之辛，以润肾燥。又云：缩砂主醒脾调胃，引诸药归宿丹田，故补肾药用同地黄丸蒸，取其达下之旨也。
3.《本草经疏》：缩砂蜜，辛能散，又能润；温能和畅通达。虚劳冷泻，脾肾不足也，宿食不消，脾胃俱虚也，赤白滞下，胃与大肠因虚而湿热与积滞客之所成也。辛以润肾，故使气下行，兼温则脾胃之气皆和，和则冷泻自止，宿食自消，赤白滞下自愈，气下则气得归元，故腹中虚痛自己也。缩砂蜜，气味辛温而芬芳，香气入脾，辛能润肾，故为开脾胃之要药，和中气之正品，若兼肾虚，气不归元，非此为向导不济。本非肺经药，今亦有用之于咳逆者，通指寒邪郁肺，气不得舒，以致咳逆之证，若咳嗽多缘肺热，此药即不应用矣。
4.《本草汇言》：砂仁，温中和气之药也。若上焦之气梗逆而不下，下焦之气抑遏而不上，中焦之气凝聚而不舒，用砂仁治之，奏效最捷。然古方多用以安胎何也？盖气结则痛，气逆则胎动不安，此药辛香而窜，温而不烈，利而不削，和而不争，通畅三焦，温行六腑，暖肺醒脾，养胃养肾，舒达肝胆不顺不平之气，所以善安胎也。沈则施曰：砂仁温辛香散，止呕通膈，达上气也；安胎消胀，达中气也；止泻痢、定奔豚，达下气也。与木香同用，治气病尤速。
5.《药品化义》：砂仁，辛散苦降，气味俱厚。主散结导滞，行气下气，取其香气能和五脏，随所引药通行诸经。若呕吐恶心，寒湿冷泻，腹中虚痛，以此温中调气；若脾虚饱闷，宿食不消，酒毒伤胃，以此散滞化气；若胎气腹痛，恶阻食少，胎胀不安，以此运行和气。
6.《本草新编》：砂仁，止可为佐使，以行滞气，所用不可过多，用之补虚丸中绝佳，能辅诸补药，行气血于不滞也。补药味重，非佐之消食之药，未免过于滋益，反恐难于开胃，入之砂仁，以苏其脾胃之气，则补药尤能消化，而生精生气，更易之也。砂仁止入脾，而不入肾，引补肾药入于脾中则可，谓诸补药必借砂仁，引其由脾以入肾，则不可也。《神农本草》井未言其入肾，不过说主虚劳冷泻耳。夫冷泻有专属乎脾者，何可谓脾寒俱是肾寒。
7.《玉揪药解》：缩砂仁，和中调气，行郁消滞，降胃阴而下食，达脾阳而化谷，呕吐与泄泻皆良，咳嗽与痰饮俱妙，善疗噎膈，能安胎妊，调上焦之腐酸，利下气之秽浊。清升浊降，全赖中气，中气非旺，则枢轴不转，脾陷胃逆。凡水胀肿满，痰饮咳嗽，噎膈泄利，霍乱转筋，胎坠肛脱，谷宿水停，泄秽吞酸诸证，皆升降反常，清陷浊逆故也。泄之则益损其虚，补之则愈增其满，清之则滋其下寒，温之则生其上热。惟以养中之味，而加和中之品，调其滞气，使枢轴回旋运动，则升降复职，清浊得位，然后于补中扶土之内，温升其肝脾，清降其肺胃，无有忧矣。和中之品，莫如砂仁，冲和调达，不伤正气，调醒脾胃之上品也。
8.《本草求真》：缩砂，书号为醒脾调胃要药。其言醒脾调胃，快气调中，则于腹痛痞胀有功，入大肠则于赤白泻痢有效，入肺则于咳嗽上气克理。至云止痛安胎，并咽喉口齿浮热能消，亦是中和气顺之意。若因实热而云胎气不和，水衰而见咽喉口齿燥结者，服之岂能是乎。故虚实二字，不可不细辨而详察耳。
9.《本草正义》：缩砂密，虽辛温能升，未尝不治中、下二焦之气，尤以专治肝肾为特长。甄权谓温暖肝肾，藏器谓治上气奔豚，盖皆有见于此。又得肠澼滞下一症，腹痛皆由气滞，必以调气为要务，然须疏通开泄，宜降而不宜升，故芳香辛温，升阳动火之药，皆在禁例。惟砂仁既能治虚寒之泄泻，似乎亦在升清消滞一边，而《开宝》竟以主治赤白痢疾，此症惟湿热积滞为独多，温升之品，宁非大忌。不知砂仁气辛，虽似温升，而开泄下降，是其本色。且能破滞解结，则虽湿热实积，亦不妨藉为引导，直入下焦而通淤滞，不患其升举秽浊，上逆为疟。故甄权又以为止休息气痢，濒湖引《药性论》，谓治冷滑下痢不禁，则温涩之中，尚有行气消积之作用在，固不可与肉蔻、益智之一味温涩者同日而语。石顽谓今人治血痢亦多用之，若积欲尽时，良非所宜。岂不以消滞导淤，是其所长，故适宜于积滞初下之症。又谓新产忌之，恐其气辛燥而动血，于以知砂仁泄降下气，力量颇专，与其他辛温芳香之药，以气用事，能升而不能降者，显然有别。
10.《药性论》：主冷气腹痛，止休息气痢，劳损，消化水谷，温暖脾胃。
11.《本草拾遗》：主上气咳嗽，奔豚，惊痫邪气。
12.《日华子本草》：治一切气，霍乱转筋，心腹痛。
13. 张元素：治脾胃气结滞不散。
14. 杨土瀛：和中，行气，止痛，安胎。
15.《本草蒙筌》：止恶心，却腹痛。
16.《本草纲目》：补肺醒脾，养胃益肾，理元气，通滞气，散寒饮胀痞，噎膈呕吐，止女子崩中，除咽喉口齿浮热，化铜铁骨哽。
17.《医林纂要》：润肾，补肝，补命门，和脾胃，开郁结。
【别名】
缩砂仁、缩砂蜜（《药性论》），缩砂蔤（《海药本草》）。
【性味归经】
性味辛，温。
①《药性论》:"味苦辛。"
②《海药本草》:"味辛，平，咸。"
③《开宝本草》:"味辛，温，无毒。"
④《本草纲目》:"辛，温，涩，无毒。"
归经入脾、胃经。
①《汤液本草》:"入手、足太阴、阳明、太阳，足少阴经。"
②《本草经疏》:"入足太阴、阳明、厥阴、手太阴、阳明、厥阴。"
③《本草再新》:"入心、脾二经。"
【功能主治】
行气调中，和胃，醒脾。治腹痛痞胀，胃呆食滞，噎膈呕吐，寒泻冷痢，妊娠胎动。
①《药性论》:"主冷气腹痛，止休息气痢，劳损，消化水谷，温暖脾胃。"
②《本草拾遗》:"主上气咳嗽，奔豚，惊痫邪气。"
③《日华子本草》:"治一切气，霍乱转筋，心腹痛。"
④张元素:"治脾胃气结滞不散。"
⑤杨士瀛:"和中，行气，止痛，安胎。"
⑥《本草蒙筌》:"止恶心，却腹痛。"
⑦《本草纲目》:"补肺醒脾，养胃益肾，理元气，通滞气，散寒次胀痞，噎膈呕吐，止女子崩中，除咽喉口齿浮热，化铜铁骨哽。"
⑧《医林纂要》:"润肾，补肝，补命门，和脾胃，开郁结。"
【用法用量】
内服:煎汤（不宜久煎），0.5～2钱；或入丸、散。
【注意】：阴虚有热者忌服。
①《海药本草》:"得诃子、鳖甲、豆蔻、白芜荑等良。"
②《本草经疏》:"凡腹痛属火，泄泻得之暑热，胎动由于血热，咽痛由于火炎，小儿脱肛由于气虚，肿满由于湿热，上气咳嗽由于火冲迫肺而不由于寒气听伤，皆须详察鉴别，难以概用。"
③《药品化义》:"肺有伏火忌之。"
④《得配本草》:"气虚肺满禁用。"
【相关论述】
1.《汤液本草》：缩砂，与白檀、豆蔻为使则入肺，与人参、益智为使则入脾，与黄柏、茯苓为使则入肾，与赤、白石脂为使则入大、小肠。
2.《本草纲目》：按韩矛《医通》云：肾恶燥，以辛润之，缩砂仁之辛，以润肾燥。又云：缩砂主醒脾调胃，引诸药归宿丹田，故补肾药用同地黄丸蒸，取其达下之旨也。
3.《本草经疏》：缩砂蜜，辛能散，又能润；温能和畅通达。虚劳冷泻，脾肾不足也，宿食不消，脾胃俱虚也，赤白滞下，胃与大肠因虚而湿热与积滞客之所成也。辛以润肾，故使气下行，兼温则脾胃之气皆和，和则冷泻自止，宿食自消，赤白滞下自愈，气下则气得归元，故腹中虚痛自己也。缩砂蜜，气味辛温而芬芳，香气入脾，辛能润肾，故为开脾胃之要药，和中气之正品，若兼肾虚，气不归元，非此为向导不济。本非肺经药，今亦有用之于咳逆者，通指寒邪郁肺，气不得舒，以致咳逆之证，若咳嗽多缘肺热，此药即不应用矣。
4.《本草汇言》：砂仁，温中和气之药也。若上焦之气梗逆而不下，下焦之气抑遏而不上，中焦之气凝聚而不舒，用砂仁治之，奏效最捷。然古方多用以安胎何也？盖气结则痛，气逆则胎动不安，此药辛香而窜，温而不烈，利而不削，和而不争，通畅三焦，温行六腑，暖肺醒脾，养胃养肾，舒达肝胆不顺不平之气，所以善安胎也。沈则施曰：砂仁温辛香散，止呕通膈，达上气也；安胎消胀，达中气也；止泻痢、定奔豚，达下气也。与木香同用，治气病尤速。
5.《药品化义》：砂仁，辛散苦降，气味俱厚。主散结导滞，行气下气，取其香气能和五脏，随所引药通行诸经。若呕吐恶心，寒湿冷泻，腹中虚痛，以此温中调气；若脾虚饱闷，宿食不消，酒毒伤胃，以此散滞化气；若胎气腹痛，恶阻食少，胎胀不安，以此运行和气。
6.《本草新编》：砂仁，止可为佐使，以行滞气，所用不可过多，用之补虚丸中绝佳，能辅诸补药，行气血于不滞也。补药味重，非佐之消食之药，未免过于滋益，反恐难于开胃，入之砂仁，以苏其脾胃之气，则补药尤能消化，而生精生气，更易之也。砂仁止入脾，而不入肾，引补肾药入于脾中则可，谓诸补药必借砂仁，引其由脾以入肾，则不可也。《神农本草》井未言其入肾，不过说主虚劳冷泻耳。夫冷泻有专属乎脾者，何可谓脾寒俱是肾寒。
7.《玉揪药解》：缩砂仁，和中调气，行郁消滞，降胃阴而下食，达脾阳而化谷，呕吐与泄泻皆良，咳嗽与痰饮俱妙，善疗噎膈，能安胎妊，调上焦之腐酸，利下气之秽浊。清升浊降，全赖中气，中气非旺，则枢轴不转，脾陷胃逆。凡水胀肿满，痰饮咳嗽，噎膈泄利，霍乱转筋，胎坠肛脱，谷宿水停，泄秽吞酸诸证，皆升降反常，清陷浊逆故也。泄之则益损其虚，补之则愈增其满，清之则滋其下寒，温之则生其上热。惟以养中之味，而加和中之品，调其滞气，使枢轴回旋运动，则升降复职，清浊得位，然后于补中扶土之内，温升其肝脾，清降其肺胃，无有忧矣。和中之品，莫如砂仁，冲和调达，不伤正气，调醒脾胃之上品也。
8.《本草求真》：缩砂，书号为醒脾调胃要药。其言醒脾调胃，快气调中，则于腹痛痞胀有功，入大肠则于赤白泻痢有效，入肺则于咳嗽上气克理。至云止痛安胎，并咽喉口齿浮热能消，亦是中和气顺之意。若因实热而云胎气不和，水衰而见咽喉口齿燥结者，服之岂能是乎。故虚实二字，不可不细辨而详察耳。
9.《本草正义》：缩砂密，虽辛温能升，未尝不治中、下二焦之气，尤以专治肝肾为特长。甄权谓温暖肝肾，藏器谓治上气奔豚，盖皆有见于此。又得肠澼滞下一症，腹痛皆由气滞，必以调气为要务，然须疏通开泄，宜降而不宜升，故芳香辛温，升阳动火之药，皆在禁例。惟砂仁既能治虚寒之泄泻，似乎亦在升清消滞一边，而《开宝》竟以主治赤白痢疾，此症惟湿热积滞为独多，温升之品，宁非大忌。不知砂仁气辛，虽似温升，而开泄下降，是其本色。且能破滞解结，则虽湿热实积，亦不妨藉为引导，直入下焦而通淤滞，不患其升举秽浊，上逆为疟。故甄权又以为止休息气痢，濒湖引《药性论》，谓治冷滑下痢不禁，则温涩之中，尚有行气消积之作用在，固不可与肉蔻、益智之一味温涩者同日而语。石顽谓今人治血痢亦多用之，若积欲尽时，良非所宜。岂不以消滞导淤，是其所长，故适宜于积滞初下之症。又谓新产忌之，恐其气辛燥而动血，于以知砂仁泄降下气，力量颇专，与其他辛温芳香之药，以气用事，能升而不能降者，显然有别。
10.《药性论》：主冷气腹痛，止休息气痢，劳损，消化水谷，温暖脾胃。
11.《本草拾遗》：主上气咳嗽，奔豚，惊痫邪气。
12.《日华子本草》：治一切气，霍乱转筋，心腹痛。
13. 张元素：治脾胃气结滞不散。
14. 杨土瀛：和中，行气，止痛，安胎。
15.《本草蒙筌》：止恶心，却腹痛。
16.《本草纲目》：补肺醒脾，养胃益肾，理元气，通滞气，散寒饮胀痞，噎膈呕吐，止女子崩中，除咽喉口齿浮热，化铜铁骨哽。
17.《医林纂要》：润肾，补肝，补命门，和脾胃，开郁结。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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