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葉少菲，以下是我為何突然從大眾的視野中消失的來龍去脈之概略版本。
從15歲開始，我便立下將來要以音樂創作為業的志向，高中時積極參與成功音創社團，考上政大後（2015年9月）開始積極尋找各方資源，與業界多位前輩、老師虛心求教，本是計劃以個人名義出道，希望能成為一位全原創唱作音樂人，並以此為目標全心全意累積作品。
2017年10月20日，當時同為社會系（後來轉為廣告系）的徐維均邀請我以鍵盤合成器手的身份加入當時仍名不見經傳的傻白，那時團內成員只有三個人（不包含早先退出的前吉他手江岳霖），僅在網路上發表了四首單曲，點閱數不過幾千。老實說，一般人在他們身上看不見任何希望，但我對蔡維澤的詞曲呈現頗感興趣，當時聆聽後就覺得非常喜歡，考慮三天之後便馬上入手第一台實體鍵盤合成器，決定加入他們一起在音樂的道路上闖蕩。
2018年2月10日，《5:10 a.m.》誕生了，這首歌是我加入傻白之後所發表的第一首歌，也是樂團發表的第五首作品。後來就是因為這首歌的釋出，我們獲得了哇唧唧哇娛樂文化有限公司所主辦之選秀節目「明日之子2」的參與機會，最後主唱蔡維澤破天荒拿下冠軍，同一時間我邀請當時仍在美國加州求學的貝斯手李沂邦入團，大家所熟知的五人編制才正式成形。隨後我們全團五人分別以個人名義簽下為期十年的全經紀約，開始於兩岸展開各大演藝活動，另一方面於此同時，合力完成了《夜長夢少》整張專輯的創作與製作並順利發行。
於樂團期間，我們共同經歷大小音樂節、商演、幾輪專場巡演，還有各種電台、採訪、雜誌拍攝等宣傳活動，我都盡力完成所有屬於我份內該完成的工作，並無犯下任何過錯，亦無做出任何違背樂團或公司利益的行為，與團員間相處融洽，於團內我更是扮演促進樂團能與公司良善溝通、好好合作、勸勉相互尊重的角色。反觀徐、蔡兩人則完全不同，多次於樂團內部會議時抱怨公司，數度不滿公司對樂團的經紀安排與宣傳方式等，坦白說，他們甚至希望能與公司解約，另尋出路。
然而，2020年1月初，也就是這場全球疫病剛爆發之際，在結束《夜長夢少》第三次巡迴演出而輾轉回到台北不久後，徐、蔡兩人便開始暗自著手策劃要將我逐出樂團的計畫，他倆先是排除我後展開只有四人的會議，表決是否同意把我於當時就從樂團逼退，結果是徐、蔡兩人同意，鄭、李兩人反對的平票局面，後來他們透過跟我交情更為深厚的李沂邦前來告知此事，而我當下並未同意，甚是一頭霧水，不過徐、蔡兩人仍執意如此為之。
更加荒謬的部分出現了，公司本應該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居中協調此事，但是卻選擇袖手旁觀，僅表示「尊重樂團方的內部決定」，隨後他倆發覺可以為所欲為、可以無視法律任性妄為，態度便轉而強硬，因此果斷將我違法逐出樂團，直接放棄妥善解決的義務，突然意識到處於絕對弱勢的我，當下只能被迫離開，他們採用的手段讓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即使我百般不願也莫可奈何。
接著，公司與他倆甚至連在擬定對外離團聲明中的緣由時，都欲將離開的動機扭曲為對我極度不利的「自主退團」而非事實上的「被迫離團」，試圖掩蓋對其不利的事實真相，導致對外聲明的內容也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就這樣不了了之至今，以至於外界所接收到的消息是我突如其來且無聲無息從螢光幕前消失，可想而知當時我有多麼無助，欲哭無淚。
所以，我於傻白的演藝活動因此中斷，從本來完滿的五個人，直接硬生生變成四個，這也是為何後來傻白參與愛奇藝出品之《樂隊的夏天》時，其中沒有我的真正原因。
「我們雙方的審美理念不合」、「你實在不適合繼續留在傻白」、「要你離開絕對不是因為錢啦」，這些他倆當時口口聲聲所給出的理由，如今回頭審視，簡直全是藉口，甚至滿口胡言。
身為一位秉持堅定意志精神為創作核心理念的音樂創作者，這兩年多來我已受盡煎熬。哇唧唧哇公司高層所謂的「絕對沒有冷凍藝人這回事」言猶在耳，傻傻等待公司方會有所作為的我，反倒淪為真正的傻子，而同時傻白卻已發行第二張專輯並進行了新一輪的巡迴演出，我卻幾乎乏人問津，僅有部分真心且願意主動關心我的歌迷朋友們在這段期間，即使是毫不知情卻仍不吝給予我支持與鼓勵，使我有足夠的生活動力撐過這段艱困又漫長的時光，讓我能繼續認真過活、好好活著。
這兩年多來，公司確實沒有任何實際作為，對於被傻白退團一事也毫無積極處理，徐、蔡兩人更是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過錯，我就這樣被擱置在一旁，不只身心受創，音樂生涯亦被迫中止至今。
以上即是整起事件的簡略始末。最後，我再次強調，希望龍丹妮龍老闆願意出面，拿出誠意，妥善解決「徐、蔡兩人片面將我逐出樂團」一事，也希望他倆願意面對所應負的道德與法律責任，不再逃避畏縮、不再推諉塞責、不再粉飾太平，承擔其本就該承擔的一切，更希望公司能確實履行合約內容，否則公平正義蕩然無存，謝謝。
P.S.附圖是當時的對話截圖用以佐證，以及我還在傻白時，為了提升舞台演出的專業度，特別訂製的客製化耳膜監聽耳機，上面署名的F&I便是最好證明，如果當時是我自願要離開，那訂做時印上自己的名字不就好了嗎？
從15歲開始，我便立下將來要以音樂創作為業的志向，高中時積極參與成功音創社團，考上政大後（2015年9月）開始積極尋找各方資源，與業界多位前輩、老師虛心求教，本是計劃以個人名義出道，希望能成為一位全原創唱作音樂人，並以此為目標全心全意累積作品。
2017年10月20日，當時同為社會系（後來轉為廣告系）的徐維均邀請我以鍵盤合成器手的身份加入當時仍名不見經傳的傻白，那時團內成員只有三個人（不包含早先退出的前吉他手江岳霖），僅在網路上發表了四首單曲，點閱數不過幾千。老實說，一般人在他們身上看不見任何希望，但我對蔡維澤的詞曲呈現頗感興趣，當時聆聽後就覺得非常喜歡，考慮三天之後便馬上入手第一台實體鍵盤合成器，決定加入他們一起在音樂的道路上闖蕩。
2018年2月10日，《5:10 a.m.》誕生了，這首歌是我加入傻白之後所發表的第一首歌，也是樂團發表的第五首作品。後來就是因為這首歌的釋出，我們獲得了哇唧唧哇娛樂文化有限公司所主辦之選秀節目「明日之子2」的參與機會，最後主唱蔡維澤破天荒拿下冠軍，同一時間我邀請當時仍在美國加州求學的貝斯手李沂邦入團，大家所熟知的五人編制才正式成形。隨後我們全團五人分別以個人名義簽下為期十年的全經紀約，開始於兩岸展開各大演藝活動，另一方面於此同時，合力完成了《夜長夢少》整張專輯的創作與製作並順利發行。
於樂團期間，我們共同經歷大小音樂節、商演、幾輪專場巡演，還有各種電台、採訪、雜誌拍攝等宣傳活動，我都盡力完成所有屬於我份內該完成的工作，並無犯下任何過錯，亦無做出任何違背樂團或公司利益的行為，與團員間相處融洽，於團內我更是扮演促進樂團能與公司良善溝通、好好合作、勸勉相互尊重的角色。反觀徐、蔡兩人則完全不同，多次於樂團內部會議時抱怨公司，數度不滿公司對樂團的經紀安排與宣傳方式等，坦白說，他們甚至希望能與公司解約，另尋出路。
然而，2020年1月初，也就是這場全球疫病剛爆發之際，在結束《夜長夢少》第三次巡迴演出而輾轉回到台北不久後，徐、蔡兩人便開始暗自著手策劃要將我逐出樂團的計畫，他倆先是排除我後展開只有四人的會議，表決是否同意把我於當時就從樂團逼退，結果是徐、蔡兩人同意，鄭、李兩人反對的平票局面，後來他們透過跟我交情更為深厚的李沂邦前來告知此事，而我當下並未同意，甚是一頭霧水，不過徐、蔡兩人仍執意如此為之。
更加荒謬的部分出現了，公司本應該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居中協調此事，但是卻選擇袖手旁觀，僅表示「尊重樂團方的內部決定」，隨後他倆發覺可以為所欲為、可以無視法律任性妄為，態度便轉而強硬，因此果斷將我違法逐出樂團，直接放棄妥善解決的義務，突然意識到處於絕對弱勢的我，當下只能被迫離開，他們採用的手段讓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即使我百般不願也莫可奈何。
接著，公司與他倆甚至連在擬定對外離團聲明中的緣由時，都欲將離開的動機扭曲為對我極度不利的「自主退團」而非事實上的「被迫離團」，試圖掩蓋對其不利的事實真相，導致對外聲明的內容也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就這樣不了了之至今，以至於外界所接收到的消息是我突如其來且無聲無息從螢光幕前消失，可想而知當時我有多麼無助，欲哭無淚。
所以，我於傻白的演藝活動因此中斷，從本來完滿的五個人，直接硬生生變成四個，這也是為何後來傻白參與愛奇藝出品之《樂隊的夏天》時，其中沒有我的真正原因。
「我們雙方的審美理念不合」、「你實在不適合繼續留在傻白」、「要你離開絕對不是因為錢啦」，這些他倆當時口口聲聲所給出的理由，如今回頭審視，簡直全是藉口，甚至滿口胡言。
身為一位秉持堅定意志精神為創作核心理念的音樂創作者，這兩年多來我已受盡煎熬。哇唧唧哇公司高層所謂的「絕對沒有冷凍藝人這回事」言猶在耳，傻傻等待公司方會有所作為的我，反倒淪為真正的傻子，而同時傻白卻已發行第二張專輯並進行了新一輪的巡迴演出，我卻幾乎乏人問津，僅有部分真心且願意主動關心我的歌迷朋友們在這段期間，即使是毫不知情卻仍不吝給予我支持與鼓勵，使我有足夠的生活動力撐過這段艱困又漫長的時光，讓我能繼續認真過活、好好活著。
這兩年多來，公司確實沒有任何實際作為，對於被傻白退團一事也毫無積極處理，徐、蔡兩人更是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過錯，我就這樣被擱置在一旁，不只身心受創，音樂生涯亦被迫中止至今。
以上即是整起事件的簡略始末。最後，我再次強調，希望龍丹妮龍老闆願意出面，拿出誠意，妥善解決「徐、蔡兩人片面將我逐出樂團」一事，也希望他倆願意面對所應負的道德與法律責任，不再逃避畏縮、不再推諉塞責、不再粉飾太平，承擔其本就該承擔的一切，更希望公司能確實履行合約內容，否則公平正義蕩然無存，謝謝。
P.S.附圖是當時的對話截圖用以佐證，以及我還在傻白時，為了提升舞台演出的專業度，特別訂製的客製化耳膜監聽耳機，上面署名的F&I便是最好證明，如果當時是我自願要離開，那訂做時印上自己的名字不就好了嗎？
大家好，我是葉少菲，以下是我為何突然從大眾的視野中消失的來龍去脈之概略版本。
從15歲開始，我便立下將來要以音樂創作為業的志向，高中時積極參與成功音創社團，考上政大後（2015年9月）開始積極尋找各方資源，與業界多位前輩、老師虛心求教，本是計劃以個人名義出道，希望能成為一位全原創唱作音樂人，並以此為目標全心全意累積作品。
2017年10月20日，當時同為社會系（後來轉為廣告系）的徐維均邀請我以鍵盤合成器手的身份加入當時仍名不見經傳的傻白，那時團內成員只有三個人（不包含早先退出的前吉他手江岳霖），僅在網路上發表了四首單曲，點閱數不過幾千。老實說，一般人在他們身上看不見任何希望，但我對蔡維澤的詞曲呈現頗感興趣，當時聆聽後就覺得非常喜歡，考慮三天之後便馬上入手第一台實體鍵盤合成器，決定加入他們一起在音樂的道路上闖蕩。
2018年2月10日，《5:10 a.m.》誕生了，這首歌是我加入傻白之後所發表的第一首歌，也是樂團發表的第五首作品。後來就是因為這首歌的釋出，我們獲得了哇唧唧哇娛樂文化有限公司所主辦之選秀節目「明日之子2」的參與機會，最後主唱蔡維澤破天荒拿下冠軍，同一時間我邀請當時仍在美國加州求學的貝斯手李沂邦入團，大家所熟知的五人編制才正式成形。隨後我們全團五人分別以個人名義簽下為期十年的全經紀約，開始於兩岸展開各大演藝活動，另一方面於此同時，合力完成了《夜長夢少》整張專輯的創作與製作並順利發行。
於樂團期間，我們共同經歷大小音樂節、商演、幾輪專場巡演，還有各種電台、採訪、雜誌拍攝等宣傳活動，我都盡力完成所有屬於我份內該完成的工作，並無犯下任何過錯，亦無做出任何違背樂團或公司利益的行為，與團員間相處融洽，於團內我更是扮演促進樂團能與公司良善溝通、好好合作、勸勉相互尊重的角色。反觀徐、蔡兩人則完全不同，多次於樂團內部會議時抱怨公司，數度不滿公司對樂團的經紀安排與宣傳方式等，坦白說，他們甚至希望能與公司解約，另尋出路。
然而，2020年1月初，也就是這場全球疫病剛爆發之際，在結束《夜長夢少》第三次巡迴演出而輾轉回到台北不久後，徐、蔡兩人便開始暗自著手策劃要將我逐出樂團的計畫，他倆先是排除我後展開只有四人的會議，表決是否同意把我於當時就從樂團逼退，結果是徐、蔡兩人同意，鄭、李兩人反對的平票局面，後來他們透過跟我交情更為深厚的李沂邦前來告知此事，而我當下並未同意，甚是一頭霧水，不過徐、蔡兩人仍執意如此為之。
更加荒謬的部分出現了，公司本應該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居中協調此事，但是卻選擇袖手旁觀，僅表示「尊重樂團方的內部決定」，隨後他倆發覺可以為所欲為、可以無視法律任性妄為，態度便轉而強硬，因此果斷將我違法逐出樂團，直接放棄妥善解決的義務，突然意識到處於絕對弱勢的我，當下只能被迫離開，他們採用的手段讓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即使我百般不願也莫可奈何。
接著，公司與他倆甚至連在擬定對外離團聲明中的緣由時，都欲將離開的動機扭曲為對我極度不利的「自主退團」而非事實上的「被迫離團」，試圖掩蓋對其不利的事實真相，導致對外聲明的內容也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就這樣不了了之至今，以至於外界所接收到的消息是我突如其來且無聲無息從螢光幕前消失，可想而知當時我有多麼無助，欲哭無淚。
所以，我於傻白的演藝活動因此中斷，從本來完滿的五個人，直接硬生生變成四個，這也是為何後來傻白參與愛奇藝出品之《樂隊的夏天》時，其中沒有我的真正原因。
「我們雙方的審美理念不合」、「你實在不適合繼續留在傻白」、「要你離開絕對不是因為錢啦」，這些他倆當時口口聲聲所給出的理由，如今回頭審視，簡直全是藉口，甚至滿口胡言。
身為一位秉持堅定意志精神為創作核心理念的音樂創作者，這兩年多來我已受盡煎熬。哇唧唧哇公司高層所謂的「絕對沒有冷凍藝人這回事」言猶在耳，傻傻等待公司方會有所作為的我，反倒淪為真正的傻子，而同時傻白卻已發行第二張專輯並進行了新一輪的巡迴演出，我卻幾乎乏人問津，僅有部分真心且願意主動關心我的歌迷朋友們在這段期間，即使是毫不知情卻仍不吝給予我支持與鼓勵，使我有足夠的生活動力撐過這段艱困又漫長的時光，讓我能繼續認真過活、好好活著。
這兩年多來，公司確實沒有任何實際作為，對於被傻白退團一事也毫無積極處理，徐、蔡兩人更是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過錯，我就這樣被擱置在一旁，不只身心受創，音樂生涯亦被迫中止至今。
以上即是整起事件的簡略始末。最後，我再次強調，希望龍丹妮龍老闆願意出面，拿出誠意，妥善解決「徐、蔡兩人片面將我逐出樂團」一事，也希望他倆願意面對所應負的道德與法律責任，不再逃避畏縮、不再推諉塞責、不再粉飾太平，承擔其本就該承擔的一切，更希望公司能確實履行合約內容，否則公平正義蕩然無存，謝謝。
P.S.附圖是當時的對話截圖用以佐證，以及我還在傻白時，為了提升舞台演出的專業度，特別訂製的客製化耳膜監聽耳機，上面署名的F&I便是最好證明，如果當時是我自願要離開，那訂做時印上自己的名字不就好了嗎？
從15歲開始，我便立下將來要以音樂創作為業的志向，高中時積極參與成功音創社團，考上政大後（2015年9月）開始積極尋找各方資源，與業界多位前輩、老師虛心求教，本是計劃以個人名義出道，希望能成為一位全原創唱作音樂人，並以此為目標全心全意累積作品。
2017年10月20日，當時同為社會系（後來轉為廣告系）的徐維均邀請我以鍵盤合成器手的身份加入當時仍名不見經傳的傻白，那時團內成員只有三個人（不包含早先退出的前吉他手江岳霖），僅在網路上發表了四首單曲，點閱數不過幾千。老實說，一般人在他們身上看不見任何希望，但我對蔡維澤的詞曲呈現頗感興趣，當時聆聽後就覺得非常喜歡，考慮三天之後便馬上入手第一台實體鍵盤合成器，決定加入他們一起在音樂的道路上闖蕩。
2018年2月10日，《5:10 a.m.》誕生了，這首歌是我加入傻白之後所發表的第一首歌，也是樂團發表的第五首作品。後來就是因為這首歌的釋出，我們獲得了哇唧唧哇娛樂文化有限公司所主辦之選秀節目「明日之子2」的參與機會，最後主唱蔡維澤破天荒拿下冠軍，同一時間我邀請當時仍在美國加州求學的貝斯手李沂邦入團，大家所熟知的五人編制才正式成形。隨後我們全團五人分別以個人名義簽下為期十年的全經紀約，開始於兩岸展開各大演藝活動，另一方面於此同時，合力完成了《夜長夢少》整張專輯的創作與製作並順利發行。
於樂團期間，我們共同經歷大小音樂節、商演、幾輪專場巡演，還有各種電台、採訪、雜誌拍攝等宣傳活動，我都盡力完成所有屬於我份內該完成的工作，並無犯下任何過錯，亦無做出任何違背樂團或公司利益的行為，與團員間相處融洽，於團內我更是扮演促進樂團能與公司良善溝通、好好合作、勸勉相互尊重的角色。反觀徐、蔡兩人則完全不同，多次於樂團內部會議時抱怨公司，數度不滿公司對樂團的經紀安排與宣傳方式等，坦白說，他們甚至希望能與公司解約，另尋出路。
然而，2020年1月初，也就是這場全球疫病剛爆發之際，在結束《夜長夢少》第三次巡迴演出而輾轉回到台北不久後，徐、蔡兩人便開始暗自著手策劃要將我逐出樂團的計畫，他倆先是排除我後展開只有四人的會議，表決是否同意把我於當時就從樂團逼退，結果是徐、蔡兩人同意，鄭、李兩人反對的平票局面，後來他們透過跟我交情更為深厚的李沂邦前來告知此事，而我當下並未同意，甚是一頭霧水，不過徐、蔡兩人仍執意如此為之。
更加荒謬的部分出現了，公司本應該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居中協調此事，但是卻選擇袖手旁觀，僅表示「尊重樂團方的內部決定」，隨後他倆發覺可以為所欲為、可以無視法律任性妄為，態度便轉而強硬，因此果斷將我違法逐出樂團，直接放棄妥善解決的義務，突然意識到處於絕對弱勢的我，當下只能被迫離開，他們採用的手段讓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即使我百般不願也莫可奈何。
接著，公司與他倆甚至連在擬定對外離團聲明中的緣由時，都欲將離開的動機扭曲為對我極度不利的「自主退團」而非事實上的「被迫離團」，試圖掩蓋對其不利的事實真相，導致對外聲明的內容也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就這樣不了了之至今，以至於外界所接收到的消息是我突如其來且無聲無息從螢光幕前消失，可想而知當時我有多麼無助，欲哭無淚。
所以，我於傻白的演藝活動因此中斷，從本來完滿的五個人，直接硬生生變成四個，這也是為何後來傻白參與愛奇藝出品之《樂隊的夏天》時，其中沒有我的真正原因。
「我們雙方的審美理念不合」、「你實在不適合繼續留在傻白」、「要你離開絕對不是因為錢啦」，這些他倆當時口口聲聲所給出的理由，如今回頭審視，簡直全是藉口，甚至滿口胡言。
身為一位秉持堅定意志精神為創作核心理念的音樂創作者，這兩年多來我已受盡煎熬。哇唧唧哇公司高層所謂的「絕對沒有冷凍藝人這回事」言猶在耳，傻傻等待公司方會有所作為的我，反倒淪為真正的傻子，而同時傻白卻已發行第二張專輯並進行了新一輪的巡迴演出，我卻幾乎乏人問津，僅有部分真心且願意主動關心我的歌迷朋友們在這段期間，即使是毫不知情卻仍不吝給予我支持與鼓勵，使我有足夠的生活動力撐過這段艱困又漫長的時光，讓我能繼續認真過活、好好活著。
這兩年多來，公司確實沒有任何實際作為，對於被傻白退團一事也毫無積極處理，徐、蔡兩人更是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過錯，我就這樣被擱置在一旁，不只身心受創，音樂生涯亦被迫中止至今。
以上即是整起事件的簡略始末。最後，我再次強調，希望龍丹妮龍老闆願意出面，拿出誠意，妥善解決「徐、蔡兩人片面將我逐出樂團」一事，也希望他倆願意面對所應負的道德與法律責任，不再逃避畏縮、不再推諉塞責、不再粉飾太平，承擔其本就該承擔的一切，更希望公司能確實履行合約內容，否則公平正義蕩然無存，謝謝。
P.S.附圖是當時的對話截圖用以佐證，以及我還在傻白時，為了提升舞台演出的專業度，特別訂製的客製化耳膜監聽耳機，上面署名的F&I便是最好證明，如果當時是我自願要離開，那訂做時印上自己的名字不就好了嗎？
#今日听碟#昨天，“鱼丁糸”乐队在为明年2月演唱会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宣布未来会用复刻的方式，陆续重新出版以前“苏打绿”时期的经典专辑，并且每张还会有第二张光碟，形成双CD的概念。
其实现场的吴青峰虽然说的是复刻，但他的意思我懂，这个复刻并非是经典唱片单纯的再版，而是进行重新录制后的复录。
这个概念也让人想到了Taylor Swift，而吴青峰在记招现场也确实提到了Taylor Swift，还笑称这个计划被霉霉抢先了一步。因为今年Taylor Swift发行的《Fearless》专辑，就是对2008年这张经典专辑的重录。歌，还是那些歌，但录音、制作却又是全新的。
无论是“鱼丁糸”还是Taylor Swift，这么做的目的，显然不是因为寂寞，而是因为想要用这样一种方式，绕开录音版权的限制。也幸好，他们还掌控着自己的词曲版权。要不然，明明是自己写的歌，却既不能翻唱、重唱，又不能自己再版自己的作品，那真是人间悲剧了。而事实上，这样的悲剧在现代音乐历史上，并不少见。
这个事情倒让我想到了2008年的香港乐坛，也曾经推出过一张复录专辑，这张专辑就是谭咏麟的《爱的根源》。
《爱的根源》原是校长发行于1984年7月27日的专辑，这是奠定谭咏麟乐坛地位之“爱情三部曲”的第二部，我个人甚至认为这还是奠定当代港乐创作、制作和商业模式的一张专辑。
而这张专辑当年也是卖得非常火，火到什么程度，那就是经过电台预热后，到正式发售那天，因为唱片封套在海外印刷，还没来得及到港，所以唱片店只能卖裸碟供应歌迷。此情此景，倒是呼应了当时唱片海报上的四个大字——万众期待！
当然，谭咏麟之所以在2008年1月9日于香港屯门大会堂重录《爱的根源》，却和版权问题无关。因为这张专辑的首发，是由香港“宝丽金唱片”完成的，而这张专辑的重录，则是由后来收购“宝丽金唱片”的“环球音乐”执行的，校长更是一直没有改换门庭，所以完全没有任何录音版权的问题。
之所以有这么一个概念，从这张专辑附赠DVD的花絮里，倒是可以听到校长的某种解释。校长在采访中，说自己经历了香港乐坛从时代曲到英文歌，从广东歌到国语歌这样四个时代，而这个说法的背后，则显然是希望用这样一种翻唱经典大碟的方式，再唱回广东歌的那个时代。
当然，从我个人的认知里，我也觉得这个在大会堂里现场录音的概念，很像是借鉴了“左麟右李”的李克勤，毕竟克勤老师的两张“演奏厅”系列，可是让他时隔多年后，再登个人生涯的至顶峰。
不知道我在这里称克勤老师，还有没有人说我凡尔赛、说我假装认识人多。难道这些人不知道，这是对前辈既亲切又尊敬的称谓吗？
复盘这张重录版的《爱的根源》，专辑还有一个英文标题，叫“The Best Sound Ever Reborn”，Ever Reborn也是重生的意思，这可以说是在“复录”这个事实陈诉基础上的升华，不仅是重录，更是重生了。
这张专辑的编曲和制作，是陈辉阳。陈辉阳在唱片内页里的自诉非常清楚，“保留八成原版的编曲，重新录音。因为旧的录音，留给了我们情怀；新的录音，带给了我们回忆”。其实给这句话加工一下，应该是既保留情怀，也搞点新意思更好。
整张专辑的伴奏，除了标准电声乐队的配置，还有陈辉阳领衔指挥的“校长交响乐团”，及“黑天使”现代民乐组合。
让人稍微有些不解的是，这次音乐会的电声乐队部分，除了两架钢琴、一把电吉他和一个鼓手之外，竟然安排了四位电贝斯手。当然，只用钢琴不用键盘倒是很好理解，因为整场录音是更偏Acoustic的，所以合成器类的音色，可能会和古典及民乐的音色相冲突。而电吉他倒是可以在某些段落，起到提神的作用。
作品都太熟悉了，懂的自然懂（可以理解是我偷懒的说词）。而从改编的角度来讲，这次重录的效果，也大概在我意料之中。
那就是《爱的根源》、《爱在深秋》这些深情款款的作品，明显用弦乐的效果会很好。而《谁可改变》突出民乐的做法，也算是从另一个角度挖掘出顾嘉辉旋律创作的韵味。当然，《我爱雀斑》尾声的那段民乐，同样相当好听。
而像《夏日寒风》、《捕风的汉子》这些原本的摇滚作品，确实用交响乐加民乐的方式，有时候会有种提不上劲的感觉，不如原版的摇滚乐队配置，更能体现出这些作品现代感的律动和张力。
这种不太对路，同样适用于《酒红色的心》这首歌。虽然这首歌曲原作速率并不算太快，但也是一首极具张力的作品，用现代乐器来演奏，更能体现出质感。
不过，在这张重录版的专辑里，《酒红色的心》填词署名，倒是从原来向雪怀一人独享，变成了井上阳水+向雪怀两人分享。井上阳水，也是这首作品日文原作的作词。这个新的署名方式倒也算恰如其分，因为在这首歌的填词上，向雪怀用的是当时香港流行乐坛很流行的一种做法，就是在原作主题的范围内进行改创。
这张重录专辑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专辑封面的取景，是同一个地方，甚至连校长的发型也是一样的。只是这个时空概念里，空间虽然一样，但时间却整整相差了25年有余。
最后根据CD记录一下，原版的《爱的根源》总时长是41分54秒，而重生版的总时长是37:40秒。 https://t.cn/z86ZGcy
其实现场的吴青峰虽然说的是复刻，但他的意思我懂，这个复刻并非是经典唱片单纯的再版，而是进行重新录制后的复录。
这个概念也让人想到了Taylor Swift，而吴青峰在记招现场也确实提到了Taylor Swift，还笑称这个计划被霉霉抢先了一步。因为今年Taylor Swift发行的《Fearless》专辑，就是对2008年这张经典专辑的重录。歌，还是那些歌，但录音、制作却又是全新的。
无论是“鱼丁糸”还是Taylor Swift，这么做的目的，显然不是因为寂寞，而是因为想要用这样一种方式，绕开录音版权的限制。也幸好，他们还掌控着自己的词曲版权。要不然，明明是自己写的歌，却既不能翻唱、重唱，又不能自己再版自己的作品，那真是人间悲剧了。而事实上，这样的悲剧在现代音乐历史上，并不少见。
这个事情倒让我想到了2008年的香港乐坛，也曾经推出过一张复录专辑，这张专辑就是谭咏麟的《爱的根源》。
《爱的根源》原是校长发行于1984年7月27日的专辑，这是奠定谭咏麟乐坛地位之“爱情三部曲”的第二部，我个人甚至认为这还是奠定当代港乐创作、制作和商业模式的一张专辑。
而这张专辑当年也是卖得非常火，火到什么程度，那就是经过电台预热后，到正式发售那天，因为唱片封套在海外印刷，还没来得及到港，所以唱片店只能卖裸碟供应歌迷。此情此景，倒是呼应了当时唱片海报上的四个大字——万众期待！
当然，谭咏麟之所以在2008年1月9日于香港屯门大会堂重录《爱的根源》，却和版权问题无关。因为这张专辑的首发，是由香港“宝丽金唱片”完成的，而这张专辑的重录，则是由后来收购“宝丽金唱片”的“环球音乐”执行的，校长更是一直没有改换门庭，所以完全没有任何录音版权的问题。
之所以有这么一个概念，从这张专辑附赠DVD的花絮里，倒是可以听到校长的某种解释。校长在采访中，说自己经历了香港乐坛从时代曲到英文歌，从广东歌到国语歌这样四个时代，而这个说法的背后，则显然是希望用这样一种翻唱经典大碟的方式，再唱回广东歌的那个时代。
当然，从我个人的认知里，我也觉得这个在大会堂里现场录音的概念，很像是借鉴了“左麟右李”的李克勤，毕竟克勤老师的两张“演奏厅”系列，可是让他时隔多年后，再登个人生涯的至顶峰。
不知道我在这里称克勤老师，还有没有人说我凡尔赛、说我假装认识人多。难道这些人不知道，这是对前辈既亲切又尊敬的称谓吗？
复盘这张重录版的《爱的根源》，专辑还有一个英文标题，叫“The Best Sound Ever Reborn”，Ever Reborn也是重生的意思，这可以说是在“复录”这个事实陈诉基础上的升华，不仅是重录，更是重生了。
这张专辑的编曲和制作，是陈辉阳。陈辉阳在唱片内页里的自诉非常清楚，“保留八成原版的编曲，重新录音。因为旧的录音，留给了我们情怀；新的录音，带给了我们回忆”。其实给这句话加工一下，应该是既保留情怀，也搞点新意思更好。
整张专辑的伴奏，除了标准电声乐队的配置，还有陈辉阳领衔指挥的“校长交响乐团”，及“黑天使”现代民乐组合。
让人稍微有些不解的是，这次音乐会的电声乐队部分，除了两架钢琴、一把电吉他和一个鼓手之外，竟然安排了四位电贝斯手。当然，只用钢琴不用键盘倒是很好理解，因为整场录音是更偏Acoustic的，所以合成器类的音色，可能会和古典及民乐的音色相冲突。而电吉他倒是可以在某些段落，起到提神的作用。
作品都太熟悉了，懂的自然懂（可以理解是我偷懒的说词）。而从改编的角度来讲，这次重录的效果，也大概在我意料之中。
那就是《爱的根源》、《爱在深秋》这些深情款款的作品，明显用弦乐的效果会很好。而《谁可改变》突出民乐的做法，也算是从另一个角度挖掘出顾嘉辉旋律创作的韵味。当然，《我爱雀斑》尾声的那段民乐，同样相当好听。
而像《夏日寒风》、《捕风的汉子》这些原本的摇滚作品，确实用交响乐加民乐的方式，有时候会有种提不上劲的感觉，不如原版的摇滚乐队配置，更能体现出这些作品现代感的律动和张力。
这种不太对路，同样适用于《酒红色的心》这首歌。虽然这首歌曲原作速率并不算太快，但也是一首极具张力的作品，用现代乐器来演奏，更能体现出质感。
不过，在这张重录版的专辑里，《酒红色的心》填词署名，倒是从原来向雪怀一人独享，变成了井上阳水+向雪怀两人分享。井上阳水，也是这首作品日文原作的作词。这个新的署名方式倒也算恰如其分，因为在这首歌的填词上，向雪怀用的是当时香港流行乐坛很流行的一种做法，就是在原作主题的范围内进行改创。
这张重录专辑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专辑封面的取景，是同一个地方，甚至连校长的发型也是一样的。只是这个时空概念里，空间虽然一样，但时间却整整相差了25年有余。
最后根据CD记录一下，原版的《爱的根源》总时长是41分54秒，而重生版的总时长是37:40秒。 https://t.cn/z86ZGcy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