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离奇的判决
关注焦点：知识产权是创新的大学生都会面临的问题。当你的知识产权被以单位的名义占有剽窃；当单位不承认你的著作权却说经过你的授权；当你需要A署名，结果法院判决有B署名；当你以为对手堂堂正正跟你打官司，却发现对手在审案期间与法官在一起“学术交流”，今天陈昌荣的命运，注定就是你们的命运。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为了举办展览，提出先将展品送审，陈昌荣提供了64块展板，而没有交付拉直展布四角的弹簧，于是，中央财经大学派人派车拖走了展板。
中央财经大学举办展览的当天上午，通知陈昌荣到场参加开幕式。
陈昌荣很诧异，作为著作权人，举办时间、场所和参加人都不知道，哪有这样举办展览的？到了现场，根本没有所谓开幕式。陈昌荣看到没有署自己名字的展板，四角不是弹簧而是塑料绳拉坏的展品，作为著作权维权的弱势方，也很无奈，只是提出展览的主展板（第一展板）要加陈昌荣的版权页，用弹簧而不是塑料绳固定展布，展完后完璧归赵。
然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既没有在展品主题版（第一展板）上加陈昌荣的版权页，也没有按展览要求更换弹簧加固，更没有按人情常理——派人派车归还展品，对陈昌荣要求置若罔闻。
一年之后，陈昌荣诉讼法院。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一直不承认著作权归属陈昌荣，连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的《版权登记证》和公证登记机关的《公证书》都认为是假的，按说，这种认识态度和行为指导方针是自己给自己挖“坑”，是危险的，因为不承认陈昌荣的著作权，即意味着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举办展览没有经过授权和署名行为发生，这是铁定的侵权。
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无所顾忌，哪怕在一二审法院，还是保持如此“痴心不改”的态度。
一二审法院判决认为：著作权归属陈昌荣，这无问题。
然而，一二审法院认为中央财经大学不承认著作权归属陈昌荣，那是“异议”，是态度问题而不是侵权性质问题，对本案发生侵权行为没有任何影响。至于授权，陈昌荣答应免费提供展板，陈昌荣交付了展板，陈昌荣到达了现场······这是陈昌荣的“许可”，因此，中央财经大学举办展览是经过陈昌荣授权了的。
陈昌荣辩称那不是法律意义的“许可”，而是双方商谈的“要约邀请”；如果是许可，陈昌荣作为著作权人怎么连主办地点、时间、参加人等等都不知道；而且，许可使用是专有使用权时，法律规定要有书面合同，一二审法院不予理睬。
一二审法院同时认为：虽然明明标有中央财经大学署名为主办单位的展板，但与本案无关（即判决书所言：“并非涉案展板的一部分”），也就是同意中央财经大学的观点，展览不是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至于是谁？你们去猜。
虽然主展板（第一展板）没有署名陈昌荣，但把在对外经贸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展览主展板放了进来，尽管上面的时间和场所都不同，不管你们怎么不相信——这不符合展览的常识，只有主展板写有一个或几个主办单位，没有三个主展板写一个主办单位的展览，但一二审法院相信有这样的展览且合法合情的存在，关键是上面有一二审法院认可的“署名”行为。
虽然中央财经大学和一二审法院都承认，陈昌荣提出了展览要加“版权页的要求，但一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陈昌荣要求中央财经大学在易拉宝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标注制作单位‘长路当舞艺术工作室’”。
你说加A，一二审法院说没提出加B，很无奈，也很搞笑。
至于陈昌荣提供的证据显示，在一二审法院审案期间，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与一二审法院审判人员的领导和领导的领导搞“学术交流”，没有遵守民事诉讼法的回避原则，导致干扰法官审案，证人不愿作证，律师不愿参与辩护等怪事发生，一二审法院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理睬。
是的，你没看错，在当今法治社会，居然发生了请不到律师的怪事。
至于陈昌荣提出中央财经大学要对损坏的展板归还及赔偿，一审法院未予理会。二审时陈昌荣提醒该请求，二审法院认为超出了一审诉讼的请求，且中央财经大学“明确表示不同意调解”，故二审法院不予处理。
这就是说，陈昌荣的展品不仅不用赔了，连归还都用不着了。
神不神奇？
本是被告的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经过这一番了不起的神操作，化腐朽为神奇，不仅“合法”地抢到陈昌荣展览的著作权和署名权，还加深了与法院领导和领导的领导的交流与联系，而且，损坏了陈昌荣的展品，不仅可以“合法”的不赔，还可以“合法”地永久占有。
高！实在是高！
当代离奇的判决就此破土而“生”，离奇之处在于：
1、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不承认陈昌荣的著作权，却获得了陈昌荣使用作品权和展览的授权。这下应该知道什么是无中生有了。
2、搞笑还在继续。中央财经大学前面拼命争取有权举办展览，接着死硬强调没有举办展览，翻脸比翻书还快。一二审法院倒是没有这么直裸裸，而是比较委婉地认为。虽然明明标有中央财经大学为主办单位的展板，却是“并非涉案展板的一部分”，也就是认为展览不是中央财经大学，至于是谁举办的展览，大家猜猜看。
法院判决书留下猜的悬念，这也少见，实在有趣。
3、陈昌荣现场没有看到主展板署名，一二审法院却认定展览现场有署名的展板，而且有三个主展板。还记得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吗？又一处无中生有破土而“生”。
4、陈昌荣要加“版权页”，一二审法院说陈昌荣没有提出要加“长路当舞艺术工作室”，著作权人要加A，一二审法院说要加“B”，这个故事的典故起源是两千年前的秦末时期，赵高发明的，叫“指鹿为马”。
5、民事诉讼按理说是“谁主张谁举证”，未必，法院还有“常理判断”，法官的主观推断比任何证据都能决定结果，难道不是吗？判决书上写得不一定是证据，但一定写的是法官“常理推断”。
6、陈昌荣作为著作权人，不仅免费提供展板，也没有获得署名，甚至展品都无权要回，做成了当今没有任何权益或收益的“好人好事”。
长达四年的著作权纠纷和三年的诉讼，随着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的一声锤响，陈昌荣维护知识产权保护的心念化作一场美梦。
这，究竟是谁的笑话？
（注：详情请参看一二审法院《判决书》和本人的其他栏目和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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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为了举办展览，提出先将展品送审，陈昌荣提供了64块展板，而没有交付拉直展布四角的弹簧，于是，中央财经大学派人派车拖走了展板。
中央财经大学举办展览的当天上午，通知陈昌荣到场参加开幕式。
陈昌荣很诧异，作为著作权人，举办时间、场所和参加人都不知道，哪有这样举办展览的？到了现场，根本没有所谓开幕式。陈昌荣看到没有署自己名字的展板，四角不是弹簧而是塑料绳拉坏的展品，作为著作权维权的弱势方，也很无奈，只是提出展览的主展板（第一展板）要加陈昌荣的版权页，用弹簧而不是塑料绳固定展布，展完后完璧归赵。
然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既没有在展品主题版（第一展板）上加陈昌荣的版权页，也没有按展览要求更换弹簧加固，更没有按人情常理——派人派车归还展品，对陈昌荣要求置若罔闻。
一年之后，陈昌荣诉讼法院。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一直不承认著作权归属陈昌荣，连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的《版权登记证》和公证登记机关的《公证书》都认为是假的，按说，这种认识态度和行为指导方针是自己给自己挖“坑”，是危险的，因为不承认陈昌荣的著作权，即意味着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举办展览没有经过授权和署名行为发生，这是铁定的侵权。
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无所顾忌，哪怕在一二审法院，还是保持如此“痴心不改”的态度。
一二审法院判决认为：著作权归属陈昌荣，这无问题。
然而，一二审法院认为中央财经大学不承认著作权归属陈昌荣，那是“异议”，是态度问题而不是侵权性质问题，对本案发生侵权行为没有任何影响。至于授权，陈昌荣答应免费提供展板，陈昌荣交付了展板，陈昌荣到达了现场······这是陈昌荣的“许可”，因此，中央财经大学举办展览是经过陈昌荣授权了的。
陈昌荣辩称那不是法律意义的“许可”，而是双方商谈的“要约邀请”；如果是许可，陈昌荣作为著作权人怎么连主办地点、时间、参加人等等都不知道；而且，许可使用是专有使用权时，法律规定要有书面合同，一二审法院不予理睬。
一二审法院同时认为：虽然明明标有中央财经大学署名为主办单位的展板，但与本案无关（即判决书所言：“并非涉案展板的一部分”），也就是同意中央财经大学的观点，展览不是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至于是谁？你们去猜。
虽然主展板（第一展板）没有署名陈昌荣，但把在对外经贸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展览主展板放了进来，尽管上面的时间和场所都不同，不管你们怎么不相信——这不符合展览的常识，只有主展板写有一个或几个主办单位，没有三个主展板写一个主办单位的展览，但一二审法院相信有这样的展览且合法合情的存在，关键是上面有一二审法院认可的“署名”行为。
虽然中央财经大学和一二审法院都承认，陈昌荣提出了展览要加“版权页的要求，但一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陈昌荣要求中央财经大学在易拉宝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标注制作单位‘长路当舞艺术工作室’”。
你说加A，一二审法院说没提出加B，很无奈，也很搞笑。
至于陈昌荣提供的证据显示，在一二审法院审案期间，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与一二审法院审判人员的领导和领导的领导搞“学术交流”，没有遵守民事诉讼法的回避原则，导致干扰法官审案，证人不愿作证，律师不愿参与辩护等怪事发生，一二审法院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理睬。
是的，你没看错，在当今法治社会，居然发生了请不到律师的怪事。
至于陈昌荣提出中央财经大学要对损坏的展板归还及赔偿，一审法院未予理会。二审时陈昌荣提醒该请求，二审法院认为超出了一审诉讼的请求，且中央财经大学“明确表示不同意调解”，故二审法院不予处理。
这就是说，陈昌荣的展品不仅不用赔了，连归还都用不着了。
神不神奇？
本是被告的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经过这一番了不起的神操作，化腐朽为神奇，不仅“合法”地抢到陈昌荣展览的著作权和署名权，还加深了与法院领导和领导的领导的交流与联系，而且，损坏了陈昌荣的展品，不仅可以“合法”的不赔，还可以“合法”地永久占有。
高！实在是高！
当代离奇的判决就此破土而“生”，离奇之处在于：
1、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不承认陈昌荣的著作权，却获得了陈昌荣使用作品权和展览的授权。这下应该知道什么是无中生有了。
2、搞笑还在继续。中央财经大学前面拼命争取有权举办展览，接着死硬强调没有举办展览，翻脸比翻书还快。一二审法院倒是没有这么直裸裸，而是比较委婉地认为。虽然明明标有中央财经大学为主办单位的展板，却是“并非涉案展板的一部分”，也就是认为展览不是中央财经大学，至于是谁举办的展览，大家猜猜看。
法院判决书留下猜的悬念，这也少见，实在有趣。
3、陈昌荣现场没有看到主展板署名，一二审法院却认定展览现场有署名的展板，而且有三个主展板。还记得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吗？又一处无中生有破土而“生”。
4、陈昌荣要加“版权页”，一二审法院说陈昌荣没有提出要加“长路当舞艺术工作室”，著作权人要加A，一二审法院说要加“B”，这个故事的典故起源是两千年前的秦末时期，赵高发明的，叫“指鹿为马”。
5、民事诉讼按理说是“谁主张谁举证”，未必，法院还有“常理判断”，法官的主观推断比任何证据都能决定结果，难道不是吗？判决书上写得不一定是证据，但一定写的是法官“常理推断”。
6、陈昌荣作为著作权人，不仅免费提供展板，也没有获得署名，甚至展品都无权要回，做成了当今没有任何权益或收益的“好人好事”。
长达四年的著作权纠纷和三年的诉讼，随着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的一声锤响，陈昌荣维护知识产权保护的心念化作一场美梦。
这，究竟是谁的笑话？
（注：详情请参看一二审法院《判决书》和本人的其他栏目和话题）
比亚迪为何掉队？前员工讲述工作经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比亚迪
对于特斯拉，我的了解都是源于资讯，对于比亚迪，我是亲身经历，这次我从学生时代开始来说说如今我在这家公司的经历，和如今的一些看法和总结。
我从刚进大学刚开始的时候对于比亚迪其实是非常的有民族自豪感的。那时候初代秦发售不久，当时那个价位再往上走10万也没有任何在加速上能打的过的，秦车主那时候对于加速的自信心不亚于如今的思域车主，那时候贴吧还有个梗叫“纽北跑不过秦”，这对于国内车企是多么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现在回想起来，比亚迪用这种让国人用这种充满惊喜的方式接触到了新能源汽车，让大家燃起了对于中国车企的希望，那时候多少人觉得即将到来的汽车工业革命中，比亚迪已经占据先机，未前景一片光明。
没过多久，我的父亲就成了第一代唐的车主，他的上一台车还是一台二手雪佛兰景程，当时唐带给他的感觉是全方位超出预期，加上那时候上海补贴多，又有沪牌，那台车立马让他的出行体验可谓指数级上升。我坐在副驾第一次体验4.9s的0～100全力加速的时候，那种感觉让我想起坐过的E60 M5，在一台中型suv上感受这种力大飞砖的体验真的记忆犹新。现实生活中，我爸就是比亚迪混动车的模板用户，每天上下班60左右的通勤，家里有充电桩，而且车辆充电和家庭用电还是两个账号分开算（小区用电到达一个限度再往上用电更贵），所以他的出行成本极低，经常个多月才需要加一次油。当时唐的销量可谓一个夸张，从没有任何一家自主品牌在这个价位能到达这样的销量数据，这个数字在当时对我而言不仅仅是销量，更是大家对于自主品牌的认可，对于新能源技术的认可。在那时，唐就是自主品牌最耀眼的国货之光。
2014年上海车展，我和同学在会展中心特意去看了比亚迪的展位，那时候宋发布，展台当时还有一个比亚迪542动力的底盘透明结构图，5秒加速，电4驱，油耗2，这种黑科技实实在在用硬核的机械实体展示在我眼前时，我当时隐约有种归属感，我希望我能在这样的一家企业，为中国的汽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宋相比唐更好看的外形，更实惠的价格在推出以后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回响。
时间跳到毕业，下定决心意要去车企的我推了东风日产，推了福特，最后面临一个二选一：上汽的一家子公司和比亚迪。上汽那边给的工资是底薪8500加住房补贴，作为工程储备人员，轮岗制以后双向选择，比亚迪底薪4500，33％绩效，提供员工宿舍，提供的岗位是商用车部门。最后的决定我其实并不纠结，深圳这个城市加国内新能源龙头，从14年开始的那个憧憬，如今就在手边。拒绝上汽的那天晚上，HR说我是南京地区他们唯一通过的本科生（面试时除了我，还有其余20多号，HR在我们等待的时候说，你们准备一下，待会用英文介绍一下你们的硕士论文，当时候我还挺淡定，心想那本科呢，然后她没说本科生要干嘛就直接进去了，除了我，其余所有人都在准备，那时候我才知道除了我，在座都是硕士），我告诉她，非常抱歉，你们给的待遇非常厚道，但是我选了一个我我更想去的企业。就此，我开始了在比亚迪的职业生涯。
到入职培训，认识了很多的同事，有不少现在依然在联系，那时候企业文化培训中了解到比亚迪的发展史：简单说说就是
1.95年充电池起家；
2.代工手机零部件发家，曾是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头部企业的供应商，成为世界级头部OEM，闷声发大财；
3.上述两家因为业绩不ok，订单大减，比亚迪大受影响；
4.在3发生之前，03年收购秦川汽车进入汽车市场，起初的几个产品不怎么样，逆向花冠做出来的F3巨大成功；
5.08年做出来F3 DM比亚迪称之为第一款新能源。
后面的历史来看这帖的相信已经不用科普了。听完整个培训，感觉比亚迪的领头人还是很有胆识的，十几年的企业能跨行业能做出这个水准实属难得，而且当时比亚迪正式涉足轨道交通，用当时老王的话简单概括就是，万亿产业，当下签单签到手酸。但企业文化宣传中，有些内容我觉得放到当时，并不是很正面，比如刚开始当时手机主机厂给的电池订单，比亚迪达不到产能，松下的自动化生产线要1000万美金，可谓天价，所以老王用巨量人力完成了那个订单，成本便宜很多（时间太久记不清，貌似说是十分之一的成本）。可能老王想表达出的意思是比亚迪迎难而上，比亚迪人勤劳智慧多，人力比自动化更优。但是制造业，尤其是电子行业，自动化长期带来的产品一致性和品质保证才是未来，崇尚创新和技术比亚迪，不更应该为后者宣传吗？
另外就是F3，这是比亚迪汽车的总统山，比亚迪创造的销量奇迹，但是这无法改变F3是逆向工程做出来的这一事实。我知道卡罗拉的主机厂丰田也是逆向起家，这很正常，汽车企业或者大多数制造业起步都会有，但是按理说在可以自力更生以后这些过往应该被描述成为了站稳脚跟的无奈之举，可是，企业文化的领导们说到F3的逆向，依然是自豪和兴奋，因为F3是辉煌的，那种高度一去不复返，值得怀念，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一方面也说明那种做法，在比亚迪的高管看来，并不是负面，让人觉得难堪的事情。而且当年的F3居然还拿了广东省工业设计金奖......
以上这些都不是我期待的比亚迪，或者我以为的比亚迪精神。
当时恰逢model 3公布售价，3.5w刀，那时的汇率换算过来就是高配凯美瑞的价格，我也在培训最后的提问环节问到了当天的主讲人
我说：“领导您好，昨天特斯拉公布了它们的中型纯电动轿车的价格，3.5w美金，如果引进国内，起步价格预计会在40往下一点，而这和公司产品线上的腾势在价格上形成直接竞争，对此公司有什么计划，这样的对手，公司有信心吗？”
那位领导的回复我记不太清楚了，总之没有正面回答，总结就是说比亚迪欢迎所有的新能源竞争对手，市场需要有更多的参与者带来更多的活力。对他来说，这是个很棒的高智商与高情商回答，但对于我，其实是失望更多的，我甚至觉得他不知道model 3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于新能源行业意味着什么。
培训过后，回到事业群培训，之后又到商用车小部门的新人培训，我的部门不在深圳，但培训跟着深圳的同事一起，第一天和深圳的部门见面，恰好是中午。领导没说几句就让售后主管带着新人去吃饭，而且说的是：你给这群小伙子们先上一课，没喝倒就不用回来。我酒精过敏，喝甜酒能吐，酒心巧克力上脸的程度，还好当天办公室人不多，车只有售后主管的秦，车上坐下了4个新人，其他人去食堂吃饭了。那天的负面感觉，让我第一次在想，真实的比亚迪，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酒桌氛围公司内是普遍现象吗？后来的一周，我们在办公室发呆，没有任何的培训，4个人给了一本K8维护手册，还有两份宣传册。前者在没有实践和实物的情况下，看得真是毫无印象，那种疑惑和迷茫之下的焦虑对于一个新人而言是煎熬的，我不怕累，我不怕难，我只想尽快做与我职责匹配的东西，想学，越多越好，越细越好，尽快进入岗位，但是这样又过了一周，终于，培训结束，回各自区域归事业部。
吉北汽车
对于特斯拉，我的了解都是源于资讯，对于比亚迪，我是亲身经历，这次我从学生时代开始来说说如今我在这家公司的经历，和如今的一些看法和总结。
我从刚进大学刚开始的时候对于比亚迪其实是非常的有民族自豪感的。那时候初代秦发售不久，当时那个价位再往上走10万也没有任何在加速上能打的过的，秦车主那时候对于加速的自信心不亚于如今的思域车主，那时候贴吧还有个梗叫“纽北跑不过秦”，这对于国内车企是多么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现在回想起来，比亚迪用这种让国人用这种充满惊喜的方式接触到了新能源汽车，让大家燃起了对于中国车企的希望，那时候多少人觉得即将到来的汽车工业革命中，比亚迪已经占据先机，未前景一片光明。
没过多久，我的父亲就成了第一代唐的车主，他的上一台车还是一台二手雪佛兰景程，当时唐带给他的感觉是全方位超出预期，加上那时候上海补贴多，又有沪牌，那台车立马让他的出行体验可谓指数级上升。我坐在副驾第一次体验4.9s的0～100全力加速的时候，那种感觉让我想起坐过的E60 M5，在一台中型suv上感受这种力大飞砖的体验真的记忆犹新。现实生活中，我爸就是比亚迪混动车的模板用户，每天上下班60左右的通勤，家里有充电桩，而且车辆充电和家庭用电还是两个账号分开算（小区用电到达一个限度再往上用电更贵），所以他的出行成本极低，经常个多月才需要加一次油。当时唐的销量可谓一个夸张，从没有任何一家自主品牌在这个价位能到达这样的销量数据，这个数字在当时对我而言不仅仅是销量，更是大家对于自主品牌的认可，对于新能源技术的认可。在那时，唐就是自主品牌最耀眼的国货之光。
2014年上海车展，我和同学在会展中心特意去看了比亚迪的展位，那时候宋发布，展台当时还有一个比亚迪542动力的底盘透明结构图，5秒加速，电4驱，油耗2，这种黑科技实实在在用硬核的机械实体展示在我眼前时，我当时隐约有种归属感，我希望我能在这样的一家企业，为中国的汽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宋相比唐更好看的外形，更实惠的价格在推出以后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回响。
时间跳到毕业，下定决心意要去车企的我推了东风日产，推了福特，最后面临一个二选一：上汽的一家子公司和比亚迪。上汽那边给的工资是底薪8500加住房补贴，作为工程储备人员，轮岗制以后双向选择，比亚迪底薪4500，33％绩效，提供员工宿舍，提供的岗位是商用车部门。最后的决定我其实并不纠结，深圳这个城市加国内新能源龙头，从14年开始的那个憧憬，如今就在手边。拒绝上汽的那天晚上，HR说我是南京地区他们唯一通过的本科生（面试时除了我，还有其余20多号，HR在我们等待的时候说，你们准备一下，待会用英文介绍一下你们的硕士论文，当时候我还挺淡定，心想那本科呢，然后她没说本科生要干嘛就直接进去了，除了我，其余所有人都在准备，那时候我才知道除了我，在座都是硕士），我告诉她，非常抱歉，你们给的待遇非常厚道，但是我选了一个我我更想去的企业。就此，我开始了在比亚迪的职业生涯。
到入职培训，认识了很多的同事，有不少现在依然在联系，那时候企业文化培训中了解到比亚迪的发展史：简单说说就是
1.95年充电池起家；
2.代工手机零部件发家，曾是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头部企业的供应商，成为世界级头部OEM，闷声发大财；
3.上述两家因为业绩不ok，订单大减，比亚迪大受影响；
4.在3发生之前，03年收购秦川汽车进入汽车市场，起初的几个产品不怎么样，逆向花冠做出来的F3巨大成功；
5.08年做出来F3 DM比亚迪称之为第一款新能源。
后面的历史来看这帖的相信已经不用科普了。听完整个培训，感觉比亚迪的领头人还是很有胆识的，十几年的企业能跨行业能做出这个水准实属难得，而且当时比亚迪正式涉足轨道交通，用当时老王的话简单概括就是，万亿产业，当下签单签到手酸。但企业文化宣传中，有些内容我觉得放到当时，并不是很正面，比如刚开始当时手机主机厂给的电池订单，比亚迪达不到产能，松下的自动化生产线要1000万美金，可谓天价，所以老王用巨量人力完成了那个订单，成本便宜很多（时间太久记不清，貌似说是十分之一的成本）。可能老王想表达出的意思是比亚迪迎难而上，比亚迪人勤劳智慧多，人力比自动化更优。但是制造业，尤其是电子行业，自动化长期带来的产品一致性和品质保证才是未来，崇尚创新和技术比亚迪，不更应该为后者宣传吗？
另外就是F3，这是比亚迪汽车的总统山，比亚迪创造的销量奇迹，但是这无法改变F3是逆向工程做出来的这一事实。我知道卡罗拉的主机厂丰田也是逆向起家，这很正常，汽车企业或者大多数制造业起步都会有，但是按理说在可以自力更生以后这些过往应该被描述成为了站稳脚跟的无奈之举，可是，企业文化的领导们说到F3的逆向，依然是自豪和兴奋，因为F3是辉煌的，那种高度一去不复返，值得怀念，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一方面也说明那种做法，在比亚迪的高管看来，并不是负面，让人觉得难堪的事情。而且当年的F3居然还拿了广东省工业设计金奖......
以上这些都不是我期待的比亚迪，或者我以为的比亚迪精神。
当时恰逢model 3公布售价，3.5w刀，那时的汇率换算过来就是高配凯美瑞的价格，我也在培训最后的提问环节问到了当天的主讲人
我说：“领导您好，昨天特斯拉公布了它们的中型纯电动轿车的价格，3.5w美金，如果引进国内，起步价格预计会在40往下一点，而这和公司产品线上的腾势在价格上形成直接竞争，对此公司有什么计划，这样的对手，公司有信心吗？”
那位领导的回复我记不太清楚了，总之没有正面回答，总结就是说比亚迪欢迎所有的新能源竞争对手，市场需要有更多的参与者带来更多的活力。对他来说，这是个很棒的高智商与高情商回答，但对于我，其实是失望更多的，我甚至觉得他不知道model 3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于新能源行业意味着什么。
培训过后，回到事业群培训，之后又到商用车小部门的新人培训，我的部门不在深圳，但培训跟着深圳的同事一起，第一天和深圳的部门见面，恰好是中午。领导没说几句就让售后主管带着新人去吃饭，而且说的是：你给这群小伙子们先上一课，没喝倒就不用回来。我酒精过敏，喝甜酒能吐，酒心巧克力上脸的程度，还好当天办公室人不多，车只有售后主管的秦，车上坐下了4个新人，其他人去食堂吃饭了。那天的负面感觉，让我第一次在想，真实的比亚迪，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酒桌氛围公司内是普遍现象吗？后来的一周，我们在办公室发呆，没有任何的培训，4个人给了一本K8维护手册，还有两份宣传册。前者在没有实践和实物的情况下，看得真是毫无印象，那种疑惑和迷茫之下的焦虑对于一个新人而言是煎熬的，我不怕累，我不怕难，我只想尽快做与我职责匹配的东西，想学，越多越好，越细越好，尽快进入岗位，但是这样又过了一周，终于，培训结束，回各自区域归事业部。
吉北汽车
【#法院解释我国法律是否涉及国外代孕弃养#：#代孕生子遗弃国外需担责#】某女星在国外代孕生子之后，因二人感情不和，意欲将两个孩子弃养国外的新闻近日引起大众关注，相关微博热词阅读量超过50亿人次。在愤慨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在国外代孕弃养的行为，我国法律能管吗？
1 任何形式代孕在我国皆不合法
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即代孕母亲）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委托方）妊娠、分娩的行为。
代孕的类型多样。按照是否支付报酬，可分为无偿和有偿两种，有偿代孕也称为商业代孕。按照是否具有基因关联，分为妊娠型代孕和基因型代孕。妊娠型代孕中，生殖细胞来源于委托方的夫妻双方或捐赠者；基因型代孕中，代孕母亲需要提供卵子，代孕所生的小孩与代孕母亲具有基因关系和血缘关系。
这么多种代孕类型，在我国哪一种是合法的呢？答案是——都不合法。
代孕，将女性和婴儿当作商品进行交易，突破人类伦理底线，极易造成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问题的发生。
举例来说，吕某2018年加入某国际助孕中心。该中心以招工或代孕为名在菲律宾和越南招募女性，高薪引诱外籍女性偷渡至广州。吕某等人通过高额回报利诱、言语威胁等手段引诱、胁迫偷渡过来的女性从事代孕并牟取暴利，待外籍女子同意代孕之后，该组织对参与代孕的女性实施胚胎移植受孕手术，等受孕之后又分别安置在广州从化等地区的不同公寓。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陈某与先后加入的胡某等人利用被害人怀有身孕行动不便，并以非法入境的违法身份进行威胁，采取安装监控探头、锁门等方式先后对38名被害人非法拘禁长达四五个月，直至被害人生育小孩时止。该代孕组织则从中获取暴利。
2020年12月28日，被告人陈某、吕某等因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分别被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判刑。
原卫生部2001年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三条规定了禁止代孕条款，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第二十二条规定，实施代孕技术的，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我国禁止代孕的法律基础，不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效力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法律效力较低，导致体系性规范的缺失。另一方面，禁止代孕条款限制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而非所有的自然人和组织。上述缺陷导致实际执法中的尴尬，卫生部门上门执法时，开展代孕业务的组织往往以自身不是医疗机构而拒绝接受检查，只能由工商行政部门以超范围经营或公安部门以非法行医查处。2015年4月起至12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2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了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并制定了《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如果要全面禁止代孕，需要建立专门性、体系性的法律进行规制，例如将组织代孕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内，在更高位阶的法律层面而非只是部门规章中禁止代孕行为。
2 代孕所生子女受同等法律保护
抚养，主要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长辈对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晚辈的抚育、教养。代孕非法，委托代孕协议常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但这并不影响法官在代孕所生的孩子出现抚养权、监护权纠纷时，作出裁判。
罗先生与陈女士于2007年结婚后一直未生育，后来，罗先生与陈女士通过购买他人卵子，并由罗先生提供精子，通过体外授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出资委托其他女性代孕，生育一对双胞胎，两个孩子出生后随罗先生、陈女士共同生活。2014年罗先生因病去世后，他的父母以监护权纠纷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他们作为两名孩子的监护人，并将两名小孩交由他们抚养。这就是曾经备受关注的“全国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案”。
一审法院认为陈女士与两个孩子既不存在自然血亲关系，也不存在拟制血亲关系，在罗先生死亡、生母不明的情况下，为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现在祖父母要求抚养两名小孩，并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合法有据，予以支持。
陈女士上诉后，2016年6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并驳回了罗先生父母的诉讼请求，认定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权还是陈女士的。二审法院认为，缔结婚姻关系之后一方的非婚生子女，如果作为非生父母的夫或妻一方知晓并接受该子女为其子女，同时与该子女共同生活达相当期限，并对该子女履行了抚养教育之义务的，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这份判决充分阐释了在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纠纷中，法院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而非仅着眼于对代孕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司法裁判。无论对非法代孕行为如何否定与谴责，代孕所生子女当属无辜，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因此，不管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是自然生育子女抑或是以人工生殖方式包括代孕方式所生子女，均应给予一体同等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婚生子女，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因此，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代孕所生子女与其他人类生殖辅助技术所生子女，都应视为婚生子，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此，委托方对于代孕所生的子女具有抚养义务，而抚养义务的认定并不意味着代孕合法，这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
3 跨境代孕使法律纠纷更复杂
虽然我国法律禁止代孕，但不少人仍会选择前往代孕合法或相对无限制的国家进行跨境代孕，例如美国、印度、泰国等。跨境代孕不仅涉及重大的道德伦理问题，而且还会带来国籍认定、亲子关系认定等众多问题。
2008年，一对德国夫妻前往印度通过代孕产下一对双胞胎。印度法律允许商业代孕，代孕母亲签订代孕合同时已表明放弃其对所生代孕子女的亲权，因此这对双胞胎儿童无法取得印度国籍。同时，德国法律明确禁止所有形式的代孕，即便代孕子女与委托方夫妻有血缘联系，德国也不承认代孕儿童与委托方夫妻的关系，因而代孕儿童无法获得德国国籍。这引发了印度与德国之间在代孕儿童法定父母身份认定方面的法律冲突，使代孕子女国籍无法确定。最终，这对德国夫妻根据德国的法律以跨国收养的方式使这对双胞胎获得国籍。
发生在国外的另一起案件中，一对澳洲夫妇与一名泰国代孕母亲签订了代孕协议，在产检中发现代孕的胎儿患有唐氏综合征，澳洲夫妇因胎儿异常要求按照协议终止妊娠，但代孕母亲不同意。最后，澳洲夫妇拒绝带患儿回国。代孕母亲只能根据代孕协议条款履行义务，她没有能力向澳洲夫妇支付高额违约金。
4 代孕生子遗弃国外也要担责
代孕所生子女，与委托方夫妻建立抚养生活关系后，应当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例如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权利，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当代孕所生子女出生在国外，出生后子女已经交由委托方夫妻抚养，这时，按照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双方已然形成了抚养关系。委托方夫妻即使将孩子弃养在国外，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首先是将子女遗弃在国外的民事责任。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规定了父母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了抚养费条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为了明确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合理解决涉外民事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制定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第二十九条规定，扶养，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
因此，即使父母一方将代孕所生子女遗弃在国外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组织也可以在中国起诉，要求国内的父母一方履行抚养义务，支付抚养费。
其次是将代孕子女遗弃在国外的刑事责任。负有扶养义务的人，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构成遗弃罪，犯此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当然，弃养并非一定构成遗弃罪，遗弃行为必须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才构成犯罪。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遗弃行为情节恶劣是指：由于遗弃而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被害人因被遗弃而生活无着，流离失所的；行为人屡经教育，拒绝改正而使被害人的生活陷于危难境地的等等。
中国公民将代孕所生的子女遗弃在国外，情节恶劣的，我国法律如何管辖，这涉及刑法第七条属人管辖权的规定，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犯刑法规定之罪的，适用刑法，但是按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的遗弃罪最高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遗弃罪是纯正不作为犯罪，遗弃本身是犯罪人对自己应尽义务的推诿、不履行，是一种放任遗弃对象处于生活无助状态的犯罪心理，其没有主动实施特定加害行为的意思。因此，中国公民在国外遗弃未成年的婚生子女、继子女、代孕所生子女的，或者人在国内，孩子在国外，拒不履行应尽义务的，情节恶劣的，仍要受到中国刑法的处罚。
代孕行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伦理上均不被允许。对于代孕的行为规制，我国应当建立全面的体系化的法律制度，制定更高位阶的法律。商业代孕把人的生育能力视为一种牟利的工具，其本身就蕴含着对生命的不尊重。同时，也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如基于代孕而产生的诈骗等犯罪行为，监护权、抚养权、继承权争议等。代孕非法，代孕所生子女却是无辜的，对于他们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也应当在法律中予以明确，防止造成未成年人保护的缺位。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许多因各种原因不能生育却又对子女有强烈渴望的家庭，对于这种家庭，可以通过收养等合法途径来解决实际需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秦鹏博）#洞见计划#
1 任何形式代孕在我国皆不合法
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即代孕母亲）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委托方）妊娠、分娩的行为。
代孕的类型多样。按照是否支付报酬，可分为无偿和有偿两种，有偿代孕也称为商业代孕。按照是否具有基因关联，分为妊娠型代孕和基因型代孕。妊娠型代孕中，生殖细胞来源于委托方的夫妻双方或捐赠者；基因型代孕中，代孕母亲需要提供卵子，代孕所生的小孩与代孕母亲具有基因关系和血缘关系。
这么多种代孕类型，在我国哪一种是合法的呢？答案是——都不合法。
代孕，将女性和婴儿当作商品进行交易，突破人类伦理底线，极易造成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问题的发生。
举例来说，吕某2018年加入某国际助孕中心。该中心以招工或代孕为名在菲律宾和越南招募女性，高薪引诱外籍女性偷渡至广州。吕某等人通过高额回报利诱、言语威胁等手段引诱、胁迫偷渡过来的女性从事代孕并牟取暴利，待外籍女子同意代孕之后，该组织对参与代孕的女性实施胚胎移植受孕手术，等受孕之后又分别安置在广州从化等地区的不同公寓。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陈某与先后加入的胡某等人利用被害人怀有身孕行动不便，并以非法入境的违法身份进行威胁，采取安装监控探头、锁门等方式先后对38名被害人非法拘禁长达四五个月，直至被害人生育小孩时止。该代孕组织则从中获取暴利。
2020年12月28日，被告人陈某、吕某等因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分别被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判刑。
原卫生部2001年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三条规定了禁止代孕条款，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第二十二条规定，实施代孕技术的，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我国禁止代孕的法律基础，不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效力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法律效力较低，导致体系性规范的缺失。另一方面，禁止代孕条款限制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而非所有的自然人和组织。上述缺陷导致实际执法中的尴尬，卫生部门上门执法时，开展代孕业务的组织往往以自身不是医疗机构而拒绝接受检查，只能由工商行政部门以超范围经营或公安部门以非法行医查处。2015年4月起至12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2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了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并制定了《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如果要全面禁止代孕，需要建立专门性、体系性的法律进行规制，例如将组织代孕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内，在更高位阶的法律层面而非只是部门规章中禁止代孕行为。
2 代孕所生子女受同等法律保护
抚养，主要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长辈对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晚辈的抚育、教养。代孕非法，委托代孕协议常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但这并不影响法官在代孕所生的孩子出现抚养权、监护权纠纷时，作出裁判。
罗先生与陈女士于2007年结婚后一直未生育，后来，罗先生与陈女士通过购买他人卵子，并由罗先生提供精子，通过体外授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出资委托其他女性代孕，生育一对双胞胎，两个孩子出生后随罗先生、陈女士共同生活。2014年罗先生因病去世后，他的父母以监护权纠纷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他们作为两名孩子的监护人，并将两名小孩交由他们抚养。这就是曾经备受关注的“全国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案”。
一审法院认为陈女士与两个孩子既不存在自然血亲关系，也不存在拟制血亲关系，在罗先生死亡、生母不明的情况下，为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现在祖父母要求抚养两名小孩，并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合法有据，予以支持。
陈女士上诉后，2016年6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并驳回了罗先生父母的诉讼请求，认定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权还是陈女士的。二审法院认为，缔结婚姻关系之后一方的非婚生子女，如果作为非生父母的夫或妻一方知晓并接受该子女为其子女，同时与该子女共同生活达相当期限，并对该子女履行了抚养教育之义务的，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这份判决充分阐释了在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纠纷中，法院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而非仅着眼于对代孕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司法裁判。无论对非法代孕行为如何否定与谴责，代孕所生子女当属无辜，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因此，不管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是自然生育子女抑或是以人工生殖方式包括代孕方式所生子女，均应给予一体同等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婚生子女，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因此，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代孕所生子女与其他人类生殖辅助技术所生子女，都应视为婚生子，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此，委托方对于代孕所生的子女具有抚养义务，而抚养义务的认定并不意味着代孕合法，这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
3 跨境代孕使法律纠纷更复杂
虽然我国法律禁止代孕，但不少人仍会选择前往代孕合法或相对无限制的国家进行跨境代孕，例如美国、印度、泰国等。跨境代孕不仅涉及重大的道德伦理问题，而且还会带来国籍认定、亲子关系认定等众多问题。
2008年，一对德国夫妻前往印度通过代孕产下一对双胞胎。印度法律允许商业代孕，代孕母亲签订代孕合同时已表明放弃其对所生代孕子女的亲权，因此这对双胞胎儿童无法取得印度国籍。同时，德国法律明确禁止所有形式的代孕，即便代孕子女与委托方夫妻有血缘联系，德国也不承认代孕儿童与委托方夫妻的关系，因而代孕儿童无法获得德国国籍。这引发了印度与德国之间在代孕儿童法定父母身份认定方面的法律冲突，使代孕子女国籍无法确定。最终，这对德国夫妻根据德国的法律以跨国收养的方式使这对双胞胎获得国籍。
发生在国外的另一起案件中，一对澳洲夫妇与一名泰国代孕母亲签订了代孕协议，在产检中发现代孕的胎儿患有唐氏综合征，澳洲夫妇因胎儿异常要求按照协议终止妊娠，但代孕母亲不同意。最后，澳洲夫妇拒绝带患儿回国。代孕母亲只能根据代孕协议条款履行义务，她没有能力向澳洲夫妇支付高额违约金。
4 代孕生子遗弃国外也要担责
代孕所生子女，与委托方夫妻建立抚养生活关系后，应当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例如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权利，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当代孕所生子女出生在国外，出生后子女已经交由委托方夫妻抚养，这时，按照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双方已然形成了抚养关系。委托方夫妻即使将孩子弃养在国外，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首先是将子女遗弃在国外的民事责任。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规定了父母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了抚养费条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为了明确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合理解决涉外民事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制定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第二十九条规定，扶养，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
因此，即使父母一方将代孕所生子女遗弃在国外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组织也可以在中国起诉，要求国内的父母一方履行抚养义务，支付抚养费。
其次是将代孕子女遗弃在国外的刑事责任。负有扶养义务的人，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构成遗弃罪，犯此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当然，弃养并非一定构成遗弃罪，遗弃行为必须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才构成犯罪。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遗弃行为情节恶劣是指：由于遗弃而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被害人因被遗弃而生活无着，流离失所的；行为人屡经教育，拒绝改正而使被害人的生活陷于危难境地的等等。
中国公民将代孕所生的子女遗弃在国外，情节恶劣的，我国法律如何管辖，这涉及刑法第七条属人管辖权的规定，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犯刑法规定之罪的，适用刑法，但是按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的遗弃罪最高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遗弃罪是纯正不作为犯罪，遗弃本身是犯罪人对自己应尽义务的推诿、不履行，是一种放任遗弃对象处于生活无助状态的犯罪心理，其没有主动实施特定加害行为的意思。因此，中国公民在国外遗弃未成年的婚生子女、继子女、代孕所生子女的，或者人在国内，孩子在国外，拒不履行应尽义务的，情节恶劣的，仍要受到中国刑法的处罚。
代孕行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伦理上均不被允许。对于代孕的行为规制，我国应当建立全面的体系化的法律制度，制定更高位阶的法律。商业代孕把人的生育能力视为一种牟利的工具，其本身就蕴含着对生命的不尊重。同时，也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如基于代孕而产生的诈骗等犯罪行为，监护权、抚养权、继承权争议等。代孕非法，代孕所生子女却是无辜的，对于他们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也应当在法律中予以明确，防止造成未成年人保护的缺位。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许多因各种原因不能生育却又对子女有强烈渴望的家庭，对于这种家庭，可以通过收养等合法途径来解决实际需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秦鹏博）#洞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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