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美国霸权给多国带来重建之痛#：美国黑手搅乱叙利亚十一年】编者的话：“地区国家间密切合作，可以击败美国霸权。”8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突访德黑兰时这样强调，“经历战火摧残的家园可以重建，但如果一个国家的原则被摧毁，将无法重建。”已爆发11年的叙利亚危机让这个中东国家变得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这背后，美国难辞其咎。这11年来，美国先是充当“阿拉伯之春”的幕后黑手，除“煽风点火”外，还通过武装、扶植叙反对派力量，加速危机升级，挑起内战，并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土壤；此后，美国更是非法军事介入，长期掠夺叙油田及粮食；当推翻叙政权无望之后，美国又用层层加码的制裁让这个期待早日重建的国家长期陷入困境。外部势力干预是叙利亚危机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同样的一幕还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继续上演。美国为一己私利，在这些国家挑起战争、制造动荡，给当地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近日，《环球时报》记者专门对叙利亚等国重建工作进行了调查。

疯狂掠夺给叙带来两场“油荒”

旅游业、石油业和农业，曾是叙利亚的三大经济支柱产业，但如今都没有恢复元气。危机爆发前，每年约有15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专程前往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北200多公里处的巴尔米拉。在2013年6月召开的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因担心战乱，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古城、巴尔米拉古城遗址等6处世界遗产全部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5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攻占巴尔米拉，随后炸毁巴尔沙明古神庙等古迹。等2017年3月叙政府军最终收复古城时，巴尔米拉已是伤痕累累。

最近两年，叙政府曾安排《环球时报》记者实地采访过巴尔米拉古城遗址受损和修复的情况，但很少看到其正式对游客开放的消息。前不久，记者才注意到有来自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两个旅游团到访巴尔米拉的报道。

2020年，叙利亚对外贸易总额为55.23亿美元，其中出口5.23亿美元，进口50亿美元，主要用于购买石油和粮食，逆差严重。而叙利亚战争爆发前，叙是中东地区为数不多的农产品出口国，农业占该国GDP的26%，其中小麦年平均产量接近500万吨，每年对外出口200万吨。由于天气条件较好，加之安全条件改善，2020年叙农业生产较往年有所上升，小麦产量达到308.5万吨，但值得一提的是，叙主要粮食产区不在政府控制区内。这两年，叙利亚的小麦资源被美国疯狂掠夺和破坏。美军偷运小麦和石油的消息在当地媒体报道里屡见不鲜。叙政府多次谴责美国，称其在叙境内的行动是“国家性质的强盗行为”。

自去年冬季以来，《环球时报》记者经常在大马士革看见等待加油的车辆排起长队，很多车主通常要等四五个小时才能加到限量供应的30升汽油。在黑市，油价一度涨到每升6000叙镑（叙官方汇率1美元约合2800叙镑，而黑市上汇率最高为1美元兑换4000叙镑）。按照叙利亚工业商会联合会负责人的说法，危机爆发之前，该国石油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会部分出口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叙石油2010年日产量曾达38万桶，到2020年每天仅能生产3万桶，汽油、柴油供应缺口巨大。2015年，美国以打击极端组织为由直接向叙东北部地区派出军队，并强行占领当地的大部分油田，进而开始大肆掠夺。美国此举让叙民众无油可用，也给叙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困难。

除了“汽油荒”，近段时间以来，《环球时报》记者在大马士革购买食用油成了件难事，多个大型超市内原本放葵花油、花生油的货架要么空置，要么换成其他商品。即使能买到，食用油的价格也比今年年初贵了一倍。价格飙升的还有面粉、白糖、大米等生活必需品。今年3月，一场持续的寒潮侵袭大马士革，加上燃料缺乏让菜农不得不从黑市高价购买汽油或柴油用于灌溉和运输，这也导致菜价不断上涨。因电厂燃料供应短缺和战乱导致电力设施严重损坏，去年6月以来，大马士革平均每天供电仅8-9小时, 阿勒颇等城市不超过6小时。

“反恐”谎言害了不少平民

美军依然霸占叙利亚的主要产粮区和产油区是以“反恐”为名。2015年，美国政府将特种部队部署到叙利亚，声称是“支持库尔德民兵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但在美军的“反恐”作战中，手无寸铁的叙利亚平民经常成为攻击目标。

今年3月31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17年打击“伊斯兰国”、攻打叙北部城市拉卡的过程中，美军的行动“可能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叙方和一些国际组织调查称，美军基本上是以公共基础设施和平民为攻击目标，造成的平民伤亡数量可能多达1600人。《纽约时报》基于对五角大楼机密文件的调查后报道称，因“严重情报缺陷”和“错误瞄准”，美军过去这些年导致大量叙平民伤亡，但他们通常选择掩盖事实或者有罪不罚，最终不了了之。

叙政府多次严厉指责美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并要求这些非法驻军离开。如今，在叙北部和东北部的代尔祖尔省、哈塞克省和拉卡省等省份，当地百姓正常的生活频繁遭到美军军事行动的侵扰。当地民众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军所到之处充满破坏和杀戮，他们口中的“反恐”很明显就是谎言。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SANA）报道，美国“教官”近期正在训练一群武装分子，用以袭击叙政府军哨所、国内重要设施和平民目标。相关报道称，美国一边“反恐”又一边“泛恐”，不仅让美国再次扮演极其负面的角色，更暴露出其一贯的“双标”做法。

做礼品生意的叙利亚商人马赞·哈拉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上世纪70年代，他跟随家人从叙东北部的代尔祖尔省来到大马士革。让他头疼的是，危机爆发的前几年，他经常会接到许多匿名电话，责备其为何要在政府军控制地区生活，并威胁称“如果不从大马士革迁回老家代尔祖尔，老婆和孩子就将不保”。为保证家人安全，2015年，哈拉夫把妻子和4个孩子以难民身份送往德国。如今，像哈拉夫一家这样难以团聚的叙利亚人还有不少。联合国数据显示，危机爆发以来至少有35万叙利亚人失去生命。此外，这个原本人口约2000万的国家，有1200多万人几度流离失所，1400万平民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提到孩子，很多叙利亚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教育领域，我们曾是中东地区出类拔萃的国家。但现在，我们面临很大挑战。”据了解，叙利亚危机爆发前，该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一直在97%以上，但目前，有将近350万叙利亚儿童失学，其中40%为女童。

2021年3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莫雷尔访问叙利亚时曾忧心忡忡地表示，“当前，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甚至比战争期间还要糟糕”，叠加的因素加剧了该国的通货膨胀，导致医疗用品、燃料、饮用水等物资短缺，超过1/3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数百万儿童失学，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叙利亚经济学家阿马尔·优素福看来，美国对叙利亚的施压体现在很多方面，但光是经济封锁就令人窒息，生活困苦的叙民众希望美国早日撤军，停止对叙利亚资源的掠夺。

2019年12月20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凯撒法案》，加大对叙利亚的制裁。受该法案影响，叙基础设施重建和物资进口受到极大制约。目前，叙利亚医疗体系仍面临用品短缺、设施重建难等问题。叙利亚有74座规模较大的难民营，那里的医疗设施及诊治条件都较差。在叙利亚，针对医疗保健系统的恐怖袭击或军事袭击也时有发生。

“胡作非为者竟自称救世主”

在美国政府加大对叙利亚制裁的2019年，叙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40亿美元，人均GDP仅为870美元，失业率高达78%，外汇储备接近于零。3年来，美国和西方制裁让叙利亚的这些经济指数毫无改观，百姓生活更为困苦。哈拉夫给《环球时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普通叙利亚人如果一天只吃一顿饭，一个月最起码也要10万叙镑，但大多数人现在的月收入仅为4万至7万叙镑，也就是说，只靠一份工作，挣到的钱完全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很多人不得不寻找多份工作，有的甚至一天工作16小时之久。哈拉夫无奈地说：“对很多国家的人来说，明天是如何过得更好，而对叙利亚人来说，明天是该如何生存。”一些低收入家庭民众表示，在刚结束的斋月期间，他们尽量减少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同时减少聚会。

2019年5月，叙政府发起解放西部伊德利卜省的战役，陆续收复大片国土，此后，局势总体转向缓和。对于经历11年战乱的叙利亚来说，当前政治和解、经济重建和对外关系的恢复都是极为重要的议题。面对美国插手危机和内战留下的“烂摊子”，叙利亚政府这几年推出一系列调整改革措施，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不断加大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今年3月，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到访阿联酋，这是他自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首次访问阿拉伯国家。有专家分析称，叙利亚有望在今年重返阿盟。叙总统在出访伊朗期间还表示，“人们正在目睹美国在该地区角色的崩塌”。

今年2月，叙利亚政治活动家瓦达·伊萨在当地媒体撰文称，当今世界大家都能清楚地看到，美国的胡作非为就是为了破坏叙利亚的稳定，破坏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一切努力，“他们在这里窃取我们的资源，制造混乱并大肆破坏，竟然还好意思称自己是苦难叙利亚人民的‘救世主’”。叙利亚国际问题专家奥马里认为，“美国应对叙利亚乱局负有责任”，在叙利亚，可以明显看出美国是如何通过搅乱他国以维持自身霸权地位的。

一直关注叙利亚重建问题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李雪妍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当前，叙利亚危机的解决、重建和复兴必须具备三大基本条件，即内部稳定、取消制裁以及国际社会多层次的援助和参与。但现实是，虽然国际社会围绕叙利亚问题推出多个和谈机制，但由于叙各方无法在根本分歧上达成和解，所以仍未拿出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案。今年3月，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再次破裂。从国际环境来看，欧美国家加大对叙制裁等同于从经济层面阻断了该国的重建进程，影响到资金雄厚的海湾国家参与叙重建的意愿。　　在很多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看来，叙利亚危机的爆发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叙执行独立政治路线，这令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颇为不满。受美国因素的干扰，叙利亚危机短期内仍难以解决。为尽快展开重建，叙利亚急需一个由联合国推动、以叙利亚为主导并得到国际社会建设性支持的政治解决方案。（《环球时报》5月10日7版文章， 本报驻叙利亚特派记者 薛 丹）

这次，美国片里的俄国间谍终于找来俄罗斯演员出演。《隔世之谍》是一月底于Netflix上架的美国影集，叙述住在纽泽西的单亲妈妈珍妮的前俄国间谍身份曝光，前中情局探员以其家庭生活要胁，希望她重启间谍生涯，调查在马德里发生的悬疑杀人案件。为了保护女儿，珍妮揭开不堪回首的过往，运用自己独特的变形能力，调查西班牙极端份子，并与过去的上司再度碰头。美俄合作打造美俄谍报战近年间谍片中越来越多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跳脱过去由男性主导的政治、经济场域，让女间谍主导情势发展，而曾作为一方之霸的苏联就成为美国间谍片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在现代背景的影视作品中，依然少不了俄国间谍的身影。然而，碍于语言隔阂，多是以美国间谍为主角，仅有部分与俄国政治高层的对手戏，并以英语为主要语言。《隔世之谍》是首度有俄罗斯演员参与Netflix的国际合作项目，饰演主角珍妮（原名安雅）的玛格丽塔．蕾薇瓦来自俄罗斯，已在好莱坞发展很长的时间，饰演其年轻时期的史塔西亚．米洛斯拉夫斯卡亚则是首次与美国剧组合作。全剧以时空交错的方式呈现，在珍妮深入调查的同时，也逐步揭开她身为安雅的过去，除了语言之外，在字卡设计上也以英俄文连结1994年的莫斯科与现代马德里。本剧上架不到三天即登上全球排行榜前三名，从这次的跨国合作来看，我们可以思考的是，苏联解体满30年，美俄谍报战为何在影视作品中仍然占有一定市场，美国影视作品是否占据了谍报战的诠释权？冷战期间，美苏不仅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的赛场上较劲，同时也渴望取得文化传播上的优势，从结果来看，美国文化深入许多国家，美国电影也成为许多观众的观影首选。而俄国至今无法摆脱共产幽魂，除文化遗产之外，现代文化产品难以深入意识形态不同的地区，俄国电影虽开始打入不同国家，但主要市场仍以东亚为主（约占40至50%）。“谍报战”似乎继承了“二战题材”的命运，俄国在这两个主题类型皆作为曾经的主要参与者，却难有多少诠释和话语权。对母亲、母国的爱与抗拒《隔世之谍》最有新意之处正在于终于找来俄罗斯演员参与，除了以冷战下的产物“生化实验”带出美俄连结之外，透过丝薇特兰娜、珍妮、贝卡三代女性，有意无意地揭示了她们对于母亲、母国既爱却又抗拒的复杂情感。丝薇特兰娜是珍妮的母亲，也是负责训练她的人，但比起母亲，丝薇特兰娜扮演的上司显然更上手，她能为了国家抛弃所有情感，让女儿成为生化人。珍妮回到平凡生活后极力隐瞒曾为间谍的过去，但却对女儿过度保护，导致她难以融入同性生活。在珍妮必须调查案件而拉开与贝卡的距离后，贝卡紧缩的生活圈被解放，却也逐渐陷入险境。珍妮的变身能力使得本剧染上一层科幻色彩，她透过接触其他人的手，就能复制对方的DNA，变成对方的模样，也可以改变身体的颜色，融入环境隐形。这个生化实验被命名为“雅罗斯拉夫计划”，说起雅罗斯拉夫必定会想起开启基辅强盛期的“智者雅罗斯拉夫”，或许也隐喻了剧中的俄国政府将这个计画视为能够重新崛起的机会。源自这个计划出现的生化人，是国家追求强盛的产物，珍妮的变形能力是生化实验带来的“特异功能”，可以说一旦国家下达指令，不论心智或肉体都将被剥削至极限，甚至沦为“非人”，而这一切都仅是为了“荣耀国家‬”。珍妮逃到美国，是逃离母国，也是逃离母亲；她与母亲的相处立基在与母国的关系之下，母亲的爱或许来自血缘，却被国家的期待给包覆，她们都是向国家献身的人。我们无从得知丝薇特兰娜成为间谍的过程，但却可以看见珍妮的挣扎，以及丝薇特兰娜对珍妮的期待。这份爱来自真实存在的生命经验，却也因为其中的痛苦太过真实，每次的抉择都太过扎人，使得珍妮爱着母亲、爱着国家的同时却也抗拒这份期许与压迫。这份连结在剧中也被特别强调，丝薇特兰娜带走贝卡，因为她是珍妮的女儿，必定与她同样优秀，这是与“母亲”在血缘上的连动，丝薇特兰娜将贝卡花式滑冰的天赋归结在她可能是俄罗斯人，这是与“母国”在文化上的联系，而诉诸血缘、族群性与共享相同记忆亦是今日俄国在政治上的其中一个着力点。甚至，我们在戏外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思考，史塔西亚．米洛斯拉夫斯卡亚在受访时曾经分享与玛格丽塔·蕾薇瓦的合作经验，她如此形容蕾薇瓦：“要特别强调的是，她不是俄国女演员，但有俄罗斯血统，她几乎一生都住在纽约。他是一个绝对的美国人，但她的灵魂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血缘与国家的连结深植于俄国心理，而剧中的三代女性更是继承了如此的价值观念，因为有所连结、不堪负荷，所以才会转身逃离。白昼影评《隔世之谍》以具科幻色彩的间谍故事打入Netflix全球排行榜前十名，而作为一部美国影集，这次它不再完全是美国视角，透过美国、俄国、西班牙及华裔演员的参与，使得本剧更加多元。起用符合角色设定背景的演员渐渐成为趋势，或许在众多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合作项目中，合作剧组人员尚未取得叙事的主导权，但已然参与其中。过去我们看着纯美国视角、美国骨血的电影，如今美国电影选用他国演员出演符合美国想象的作品，Netflix渐起的在地、原创风潮，是否能推动未来影视作品呈现更多元视角，表现每一种国家、角色在总体印象之外的更多细节特征，值得关注。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