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尚食”的几个事 #尚食# #尚食[超话]#
本文首发于《扬子晚报》，作者胡丹（皇帝不称朕）
尚者，上也（如尚方宝剑又名上方宝剑），尚又有掌管之义（如尚书），则“尚食”既指上方之食、御食，也可以是掌领上食之机构。总归“尚食”不是民间能用的词，它是皇家的专属；说白了，尚食就是管皇帝一家子吃饭的。
一、明宫确曾有过“尚食”
“尚食”是明代内廷机构，这在《明太祖实录》里有明确记载：1365年七月，当时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宫里，“置尚食、尚醴二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顾名思义，尚食管饭，尚醴管酒，有酒有饭，就可以饱醉了，看起来吴王的日子很有些好过了！
开设专门的“尚食局”埋锅造饭，这是朱家王朝兴旺发达的一个微小信息；不到三年，朱元璋果然登基坐殿，当上了大明皇帝。而这个开国前设立的尚食局，很可能是明宫最早的宦官衙门。
明朝首次“定内侍诸司官制”，是在洪武二年（1369），这时尚食局不见了，而在近侍内臣60人中，有“执膳”4人，专管皇上吃饭——《皇明祖训录》记：“执膳奉御，掌监造御膳供进。”
老朱家的生活越过越好，尤其是建国后，添丁加口的速度加快，朱元璋大小老婆四十多位，皇子公主合起来也有四十多，一旦开起家宴来，坐满十桌不止，光靠4个内臣执膳，肯定兜不住。不知后宫是搭伙吃饭，一齐吃集体食堂，还是各宫自开小灶，各顾各的？
洪武五年（1372），内廷始设“六局一司”，尚食局又来了！但它作为“六尚女官”之一，由宦官衙门变成了“女官之职”。朱元璋对设立女官这事儿很重视，专门派了两名宦官前往苏、杭二州，在民间选择能写会算、愿意入宫的妇女，一共44位，送到南京，其中14人授职任事，其他人因未满二十，赐银遣送回家。尚食局既然由妇女管理，理应专门照顾妃嫔和幼年皇子女的饮食。
皇明的后宫，规模不断扩大，尚食局也随之扩编，到洪武末年，尚食局的女官首领“尚食”增为二人，正五品，下设司膳司，“掌割烹煎和之事”，而且，“凡进食先尝之”——由这个情节来看，司膳司也供办御膳。但尚食局管的事，已不止主家的饮食，它下面还设司酝、司乐、司饎三司，分掌舆辇伞扇、园苑蔬果和灯烛膏火之事，相当于宫廷的总务科，而不止“膳食科”了。同时内官衙门里增设了四品尚膳监，掌管御膳与宫中筵宴及食用之物。
明朝的内廷，从主上到大小宫奴，总在两万人上下，一到饭点儿，这么多人一起突突地开火造饭，顿时炊烟四起，可不称盛景乎？大概京人都会指皇城说，万岁爷开饭了！
皇家的后厨，如上所言，包括尚食局与尚膳监两大系统，各自服务于不同的对象。吃饭的人太多，对宫廷后勤，是很大的考验。
在这些人中，自然皇帝的吃饭问题，最为重要。而皇帝对“饭口”的重视，不妨从朱元璋对厨子的特别态度说起——
二、朱元璋父子与厨子
洪武十一年，诸皇子中，前面几个儿郎已长成大小伙子，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打发他们到各自的封国去，好亲自掌领他老朱家的军马。几个王子上路了，忽一日，朱元璋接到密报，说第二子秦王朱樉，在到西安就藩的路上，因为一点小不如意，鞭打了厨子。而另一路到山西太原就藩的三王子晋王朱棡，也因小事笞辱了膳夫。
厨子、膳夫，打不得！
朱元璋竟然大起惶恐，立马点灯铺纸，亲笔写了一份敕谕，令人急送至儿前，谆谆告诫小子们，侮辱“造膳者”，有多危险！
他说：“膳，立命也，非操膳其事者不得其精”。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朱元璋却上升到“立命”的高度。他告诫秦王：你的吃食，掌于厨子之手，你不把厨子当人，“将操膳者视以寻常，是不可也”。为何不可？不是怕他勺子一颠，饭菜分量不够，而是“（你）若频加棰楚，不测之祸，恐生于此”！直白说，就是你把他打狠了，他在你食物中下毒，你小命不保！
在给晋王的教训里，朱元璋还拿自己现身说法，他说：
“你老父我率领群雄平定祸乱，对人从未姑息过。唯独厨子徐兴祖，事我二十三年，我从未折辱过他。”
这位以屠戮功臣著名的开国皇帝，一生杀人无数，独独对一介“膳夫”坚持“群众路线”，紧密团结，不愿结怨。“怨不在大，小子识之！”他是这么总结的。
朱元璋对这些“小人”可真是好，不单常赐以白金、宝钞，还送大官给他们做。朱元璋的厨子徐兴祖、井泉，都做到光禄寺卿；剃头匠杜安道、洪尚观，做到太常寺卿，都是从三品的皇皇京卿（参见拙著《大明王朝家里事儿》）。
明初时，宫廷制度初建，宫里有一些外臣服务皇帝的饮食，是特例。后来内外隔绝，规矩大发了，就不大有外人能入宫操膳，皇家的炊事员，都是内臣。
三、大太监魏忠贤靠“办膳”起家
在《尚食》这部戏，似乎宫廷女子包揽了后宫美食。其实，做饭辛苦，对体力是不小的考验，在家里，多是妈妈下厨，女主人管起一家子吃喝。但是在以做饭为工作的岗位上，还是男子才能胜任，所以历代名厨，多为须眉。
在我所能记忆的明代史料里，反映宫女与宫廷饮食关系的材料极少，很难展开了讲，或许只有这样，才给艺术创作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吧。看美女颠勺，总强似看那太监！然而，事实上，在明宫把勺的，却都是阉宦。
宫闱深远讳密，是外人难以知悉宫廷生活的主要原因。明末太监刘若愚写了一部《酌中志》，专记宫廷之事，提供了不少珍稀材料。他在记载“圣驾御前”近侍机构时，记有御药房、御茶房，还有尚冠、尚衣、尚履、管净（出恭之事）等诸色内臣，却偏偏没有一个管皇帝吃饭的“御膳房”；倒是有一个“大庖厨”，虽然也名列“近侍”（即亲近内臣），却怎么听也像一个大厨房，可能管着皇上身边近侍的饮食，而非万岁爷的御膳。
关于御膳的情况，刘若愚也有宝贵的记载，他说：
“天启以前，凡圣驾每日所进之膳，俱司礼监掌印、秉笔、掌东厂者二、三人轮流办之。”
就是说，在熹宗天启年以前，万岁爷用膳，都是由名位最为尊显的几个大太监，即司礼监的掌印、秉笔太监和掌东厂太监轮流操办。
为万岁爷办膳，是身份的象征，虽说皇帝就一张嘴，他能吃多少？可到底是准备“天馔御食”，场面不得不大。刘若愚记道，天启年间，司礼太监王体乾、魏忠贤、李永贞连同皇帝乳母客氏四家轮流办膳，每家管事官数十员、造办酒醋酱料厨役数百人，这还是紫禁城之外的；皇上吃饭了，在乾清宫里领膳、请膳和管果酒的近侍，每家也在四、五十员以上。
皇上一顿饭，宫里宫外大几百人忙活，可见这一口饭的排场和铺张。
而皇帝是不出伙食钱的，所需费用全由办膳的大太监承担，说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也算是荣宠之累吧！崇祯帝即位后，革除前朝弊政，改由尚膳监负责御前饮食——“亦节省意”。替谁节省呢？其实受益的是那几个大老太监，他们开脱了。但据刘若愚说，崇祯十四年后，复令司礼监掌印、掌厂、秉笔太监“照先年例挨月轮流办膳，仍遵祖制也”。为什么突然又要“遵祖制”了呢？这时候明朝不行了，尤其是经费左支右绌，皇帝也穷啊！崇祯帝也在想辙开源节流，于是下令将老规矩恢复起来，让那几个大太监挨着月份，轮流办膳，管皇上吃喝，实际上是借着“遵祖制”，把饭钱甩锅给了太监，他自己倒省下啦！崇祯帝也够鸡贼的。但皇上把腰包捂紧了，可办膳太监不会自己白白往外掏钱，皇上的饭钱，归了拢齐还是要从公家抠出来。
大家都知道，厨房管事是个肥差，因为做饭先得买菜，菜钱就是出油水的地方。刘若愚就记说，魏忠贤在给熹宗的妈王才人“办膳时，便渐充裕”。熹宗的爹，当了二十多年太子，不遭待见，自然“青宫凉薄”。熹宗他妈，又不遭太子爷待见，更是阔绰不起来，直到生下熹宗，才有专人办膳，魏忠贤就是抓住机会，夤缘入宫，为王才人母子办膳，以后才靠着这层关系发达起来。想当初，主子不富裕，魏忠贤都能“充裕”起来，说明宫廷菜钱里，油水还真是不少。据说崇祯帝一次想吃城里某家糕点铺的点心，派太监去买，普通人一两银子能吃饱，太监一经手，一百两银子不止，油水全被太监揩了。太监们还常以办膳为名，宫里宫外勒索食材，也是一宗发财之路。
从《酌中志》所记几个太监的“办膳处”来看，都比较分散。这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去紫禁城参观，见明朝皇帝住的乾清宫，四下里似乎没一个厨房，宫里全是木头宫殿，防火关节重大，也不可随便搭灶开火。为皇上办膳的太监们各自找地方为皇上做饭，饭做得了，不可能打电话请皇上移驾过来吃，还得用笼屉装好了送去，路上一经风，菜凉了，还能好吃？说实话，我感觉皇帝在吃这一口上，未必是满意的，最大的不足，应该是没法像普通人那样，家里吃腻歪了，可以随时下馆子。
皇上家有庞大的班子造办御膳，想来真是人间珍馐，可是这就跟吃食堂一样，纵然花样很多，久之必然生厌。皇上念的不是龙肉凤胆，而是变个口味，吃点花样。我曾见一本明代笔记上说，成化年间，一个很有才名的翰林老先生，不仅一手文章铺排得好，还调得一手好羹肴，他有一道菜，皇帝特别喜欢吃，太监想学了来，方便做给皇帝吃，可是向翰林老先生讨教，他却死活不肯教。原来老先生是拿这道菜当作“勾引”皇帝的饵呢！皇帝想他的菜，必然想他这个做菜之人。这个事例说明，皇帝想尝鲜儿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主要还是宫里规矩太大，御厨做饭有板有眼，不容许自由创新，所以菜色虽然十分丰富，可皇帝每天吃着吃着，就把胃口吃败伤了。
本文首发于《扬子晚报》，作者胡丹（皇帝不称朕）
尚者，上也（如尚方宝剑又名上方宝剑），尚又有掌管之义（如尚书），则“尚食”既指上方之食、御食，也可以是掌领上食之机构。总归“尚食”不是民间能用的词，它是皇家的专属；说白了，尚食就是管皇帝一家子吃饭的。
一、明宫确曾有过“尚食”
“尚食”是明代内廷机构，这在《明太祖实录》里有明确记载：1365年七月，当时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宫里，“置尚食、尚醴二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顾名思义，尚食管饭，尚醴管酒，有酒有饭，就可以饱醉了，看起来吴王的日子很有些好过了！
开设专门的“尚食局”埋锅造饭，这是朱家王朝兴旺发达的一个微小信息；不到三年，朱元璋果然登基坐殿，当上了大明皇帝。而这个开国前设立的尚食局，很可能是明宫最早的宦官衙门。
明朝首次“定内侍诸司官制”，是在洪武二年（1369），这时尚食局不见了，而在近侍内臣60人中，有“执膳”4人，专管皇上吃饭——《皇明祖训录》记：“执膳奉御，掌监造御膳供进。”
老朱家的生活越过越好，尤其是建国后，添丁加口的速度加快，朱元璋大小老婆四十多位，皇子公主合起来也有四十多，一旦开起家宴来，坐满十桌不止，光靠4个内臣执膳，肯定兜不住。不知后宫是搭伙吃饭，一齐吃集体食堂，还是各宫自开小灶，各顾各的？
洪武五年（1372），内廷始设“六局一司”，尚食局又来了！但它作为“六尚女官”之一，由宦官衙门变成了“女官之职”。朱元璋对设立女官这事儿很重视，专门派了两名宦官前往苏、杭二州，在民间选择能写会算、愿意入宫的妇女，一共44位，送到南京，其中14人授职任事，其他人因未满二十，赐银遣送回家。尚食局既然由妇女管理，理应专门照顾妃嫔和幼年皇子女的饮食。
皇明的后宫，规模不断扩大，尚食局也随之扩编，到洪武末年，尚食局的女官首领“尚食”增为二人，正五品，下设司膳司，“掌割烹煎和之事”，而且，“凡进食先尝之”——由这个情节来看，司膳司也供办御膳。但尚食局管的事，已不止主家的饮食，它下面还设司酝、司乐、司饎三司，分掌舆辇伞扇、园苑蔬果和灯烛膏火之事，相当于宫廷的总务科，而不止“膳食科”了。同时内官衙门里增设了四品尚膳监，掌管御膳与宫中筵宴及食用之物。
明朝的内廷，从主上到大小宫奴，总在两万人上下，一到饭点儿，这么多人一起突突地开火造饭，顿时炊烟四起，可不称盛景乎？大概京人都会指皇城说，万岁爷开饭了！
皇家的后厨，如上所言，包括尚食局与尚膳监两大系统，各自服务于不同的对象。吃饭的人太多，对宫廷后勤，是很大的考验。
在这些人中，自然皇帝的吃饭问题，最为重要。而皇帝对“饭口”的重视，不妨从朱元璋对厨子的特别态度说起——
二、朱元璋父子与厨子
洪武十一年，诸皇子中，前面几个儿郎已长成大小伙子，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打发他们到各自的封国去，好亲自掌领他老朱家的军马。几个王子上路了，忽一日，朱元璋接到密报，说第二子秦王朱樉，在到西安就藩的路上，因为一点小不如意，鞭打了厨子。而另一路到山西太原就藩的三王子晋王朱棡，也因小事笞辱了膳夫。
厨子、膳夫，打不得！
朱元璋竟然大起惶恐，立马点灯铺纸，亲笔写了一份敕谕，令人急送至儿前，谆谆告诫小子们，侮辱“造膳者”，有多危险！
他说：“膳，立命也，非操膳其事者不得其精”。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朱元璋却上升到“立命”的高度。他告诫秦王：你的吃食，掌于厨子之手，你不把厨子当人，“将操膳者视以寻常，是不可也”。为何不可？不是怕他勺子一颠，饭菜分量不够，而是“（你）若频加棰楚，不测之祸，恐生于此”！直白说，就是你把他打狠了，他在你食物中下毒，你小命不保！
在给晋王的教训里，朱元璋还拿自己现身说法，他说：
“你老父我率领群雄平定祸乱，对人从未姑息过。唯独厨子徐兴祖，事我二十三年，我从未折辱过他。”
这位以屠戮功臣著名的开国皇帝，一生杀人无数，独独对一介“膳夫”坚持“群众路线”，紧密团结，不愿结怨。“怨不在大，小子识之！”他是这么总结的。
朱元璋对这些“小人”可真是好，不单常赐以白金、宝钞，还送大官给他们做。朱元璋的厨子徐兴祖、井泉，都做到光禄寺卿；剃头匠杜安道、洪尚观，做到太常寺卿，都是从三品的皇皇京卿（参见拙著《大明王朝家里事儿》）。
明初时，宫廷制度初建，宫里有一些外臣服务皇帝的饮食，是特例。后来内外隔绝，规矩大发了，就不大有外人能入宫操膳，皇家的炊事员，都是内臣。
三、大太监魏忠贤靠“办膳”起家
在《尚食》这部戏，似乎宫廷女子包揽了后宫美食。其实，做饭辛苦，对体力是不小的考验，在家里，多是妈妈下厨，女主人管起一家子吃喝。但是在以做饭为工作的岗位上，还是男子才能胜任，所以历代名厨，多为须眉。
在我所能记忆的明代史料里，反映宫女与宫廷饮食关系的材料极少，很难展开了讲，或许只有这样，才给艺术创作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吧。看美女颠勺，总强似看那太监！然而，事实上，在明宫把勺的，却都是阉宦。
宫闱深远讳密，是外人难以知悉宫廷生活的主要原因。明末太监刘若愚写了一部《酌中志》，专记宫廷之事，提供了不少珍稀材料。他在记载“圣驾御前”近侍机构时，记有御药房、御茶房，还有尚冠、尚衣、尚履、管净（出恭之事）等诸色内臣，却偏偏没有一个管皇帝吃饭的“御膳房”；倒是有一个“大庖厨”，虽然也名列“近侍”（即亲近内臣），却怎么听也像一个大厨房，可能管着皇上身边近侍的饮食，而非万岁爷的御膳。
关于御膳的情况，刘若愚也有宝贵的记载，他说：
“天启以前，凡圣驾每日所进之膳，俱司礼监掌印、秉笔、掌东厂者二、三人轮流办之。”
就是说，在熹宗天启年以前，万岁爷用膳，都是由名位最为尊显的几个大太监，即司礼监的掌印、秉笔太监和掌东厂太监轮流操办。
为万岁爷办膳，是身份的象征，虽说皇帝就一张嘴，他能吃多少？可到底是准备“天馔御食”，场面不得不大。刘若愚记道，天启年间，司礼太监王体乾、魏忠贤、李永贞连同皇帝乳母客氏四家轮流办膳，每家管事官数十员、造办酒醋酱料厨役数百人，这还是紫禁城之外的；皇上吃饭了，在乾清宫里领膳、请膳和管果酒的近侍，每家也在四、五十员以上。
皇上一顿饭，宫里宫外大几百人忙活，可见这一口饭的排场和铺张。
而皇帝是不出伙食钱的，所需费用全由办膳的大太监承担，说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也算是荣宠之累吧！崇祯帝即位后，革除前朝弊政，改由尚膳监负责御前饮食——“亦节省意”。替谁节省呢？其实受益的是那几个大老太监，他们开脱了。但据刘若愚说，崇祯十四年后，复令司礼监掌印、掌厂、秉笔太监“照先年例挨月轮流办膳，仍遵祖制也”。为什么突然又要“遵祖制”了呢？这时候明朝不行了，尤其是经费左支右绌，皇帝也穷啊！崇祯帝也在想辙开源节流，于是下令将老规矩恢复起来，让那几个大太监挨着月份，轮流办膳，管皇上吃喝，实际上是借着“遵祖制”，把饭钱甩锅给了太监，他自己倒省下啦！崇祯帝也够鸡贼的。但皇上把腰包捂紧了，可办膳太监不会自己白白往外掏钱，皇上的饭钱，归了拢齐还是要从公家抠出来。
大家都知道，厨房管事是个肥差，因为做饭先得买菜，菜钱就是出油水的地方。刘若愚就记说，魏忠贤在给熹宗的妈王才人“办膳时，便渐充裕”。熹宗的爹，当了二十多年太子，不遭待见，自然“青宫凉薄”。熹宗他妈，又不遭太子爷待见，更是阔绰不起来，直到生下熹宗，才有专人办膳，魏忠贤就是抓住机会，夤缘入宫，为王才人母子办膳，以后才靠着这层关系发达起来。想当初，主子不富裕，魏忠贤都能“充裕”起来，说明宫廷菜钱里，油水还真是不少。据说崇祯帝一次想吃城里某家糕点铺的点心，派太监去买，普通人一两银子能吃饱，太监一经手，一百两银子不止，油水全被太监揩了。太监们还常以办膳为名，宫里宫外勒索食材，也是一宗发财之路。
从《酌中志》所记几个太监的“办膳处”来看，都比较分散。这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去紫禁城参观，见明朝皇帝住的乾清宫，四下里似乎没一个厨房，宫里全是木头宫殿，防火关节重大，也不可随便搭灶开火。为皇上办膳的太监们各自找地方为皇上做饭，饭做得了，不可能打电话请皇上移驾过来吃，还得用笼屉装好了送去，路上一经风，菜凉了，还能好吃？说实话，我感觉皇帝在吃这一口上，未必是满意的，最大的不足，应该是没法像普通人那样，家里吃腻歪了，可以随时下馆子。
皇上家有庞大的班子造办御膳，想来真是人间珍馐，可是这就跟吃食堂一样，纵然花样很多，久之必然生厌。皇上念的不是龙肉凤胆，而是变个口味，吃点花样。我曾见一本明代笔记上说，成化年间，一个很有才名的翰林老先生，不仅一手文章铺排得好，还调得一手好羹肴，他有一道菜，皇帝特别喜欢吃，太监想学了来，方便做给皇帝吃，可是向翰林老先生讨教，他却死活不肯教。原来老先生是拿这道菜当作“勾引”皇帝的饵呢！皇帝想他的菜，必然想他这个做菜之人。这个事例说明，皇帝想尝鲜儿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主要还是宫里规矩太大，御厨做饭有板有眼，不容许自由创新，所以菜色虽然十分丰富，可皇帝每天吃着吃着，就把胃口吃败伤了。
估值体系扭曲时 资深投资者的坚持
来源： 证券市场周刊
就以沃伦·巴菲特为例，这位目前最成功的价值投资者，也曾经在1966年到1975年的整整10年里，取得过仅仅122%的回报率，折合年化收益8.3%(数据参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报)。甚至连查理·芒格自己，在当时都说，账面的业绩简直糟糕透了(The paper record was terrible)。
但是，在1976年到1985年的下一个10年中，巴菲特的综合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5922%。对于那些在1975年的年底，因为过去10年业绩不好而看衰巴菲特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无疑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巴菲特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使是以10年为周期，资本市场上的业绩也可能是会骗人的。仅仅凭借短期(其实10年也不算是短期了，可以算是中期，甚至较长的中期)业绩的好坏，就认为某个投资者不行了，或者某种投资方法不行了，而不论这种短期业绩低迷的原因是什么，业绩低迷究竟是由于投资经理损毁了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而造成的，还是由于投资经理虽然增加了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但是遭遇了市场风格逆风造成的，这样做投资是一定会吃亏的。
估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在中国资本市场，在起始于2019年底、延续到2021年的市场行情中，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极端案例。在这个案例中，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发生了巨大的扭曲，扭曲幅度之大在历史上都十分罕见。而在这个巨大的定价机制扭曲中，一些坚定的价值投资者也因为坚守自己的投资信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逆风。
在这样巨大的逆风中，市场参与者们一度认为，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取得了优秀投资业绩的价值投资者们，已经无法适应将来的市场风格。但是，大家多半并没有关注他们的短期业绩为何如此不堪，业绩差的原因究竟是价值损毁，还是短期市场风格扭曲。而这样“只看业绩、不管原因”的投资判断方法，是过于简单粗暴的。
概括来说，发生在2019年下半年到2021年之间的资本市场风格扭曲，主要表现为估值越高的公司表现反而容易越好，估值越低的公司反而表现越差。这种差别不光体现在行业与行业之间，比如银行业估值低表现更差、新能源行业估值高表现更好，同时也体现在同一行业的公司中，比如证券行业中估值越低的大型证券公司，净资产回报率(ROE)更高，反而估值表现更差。
对于这一风格扭曲，从2000年即开始编辑的申万风格指数，非常好的记录下了扭曲的程度有多么剧烈。
以申万低市盈率(PE)指数和高市盈率指数这两个指数的对比为例，这两个指数分别代表了A股市场低市盈率公司和高市盈率公司的表现，两个指数各有300个成分股，可以说代表性比较强。在2000年到2018年的19年中，高PE指数的年度回报率，平均比低PE指数的年度回报率低13.7%。而且，在这19年中，高PE指数的年度表现比低PE指数好的，只有2008年、2010年、2013年、2015年这4年，4年的平均超额收益仅仅为21.4%，最好的一年，也就是2015年，也只不过达到36.4%。
以上的数据证实，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历史上，估值这个价值投资中最重要的因子，仍然是十分有效的。其实，对于任何价值投资的理论来说，估值从来都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因素：花太多的钱买东西往往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从2019年到2021年10月19日，高PE指数却连续近3年跑赢了低PE指数。在2019年、2020年、2021年(截至10月19日，下同)这3年中，高PE指数分别战胜低PE指数11.5%、48.7%、24.1%，3年累计战胜121.0%。
以上高PE指数对低PE指数巨大的短期优势，同时造成了两者估值的背离达到历史最高。在2021年10月19日，根据Wind资讯的统计，高PE指数的市盈率为129.4倍，低PE指数则为6.6倍，两者的比值为19.6，达到从1999年以来的历史最大值。在1999年到2018年的20年中，这两者比值的平均值为9.1，最大值发生在2010年，仅为16.5。
由于市盈率容易受到亏损股，或者微利股的干扰，从而导致数据发生异常，因此用市净率(PB)检测两个指数之间的偏差，可能会更加准确。
根据Wind资讯，在2021年10月19日，申万高PE指数的PB为9.9倍，低PE指数的PB仅为0.8倍，两者比值达到12.3，为历史最高水平。而在1999年到2018的20年中，这两者比值的平均值仅为2.2，是2021年水平的几近1/6。
在市场风格极度偏爱高估值、抛弃低估值的2019年到2021年里，资本市场也出现了不少顺应潮流的理论，比如被投资者所熟知的“只买贵的不买便宜的”“怕高才是苦命人”等等。而在细分领域，一些低估值板块则在不同阶段被市场所抛弃，比如以银行为代表的A股金融行业、业绩优异的A股小盘股、港股低估值公司等等。
业绩低迷的背后
在这样一个风格扭曲的市场中，对于看重估值的价值投资者来说，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一些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业绩在这几年中也比较不堪，尤其是低估值风格相对于高估值风格表现最差的2020年。
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到，高PE指数对低PE指数的超额表现，在2019、2020和2021年，分别是11.5%、48.7%、24.1%。所以，市场估值风格扭曲最为极致的2020年，也就让一些资深价值投资者的短期投资业绩，相对同行来说表现得比较糟糕。
在中国股票市场，中欧基金的曹名长、重阳投资的裘国根和高毅资产的邱国鹭，是三位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也可以说是一群资历最老的投资者。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21年，曹名长在新华基金、中欧基金两家基金公司，累计为投资者取得了大约11.5倍的投资回报(把1元变成了12.5元)。裘国根所管理的重阳1期私募基金，从2008年到2021年也为投资者赚取了5.6倍的回报，他的“价值接力”理论也揭示了和沃尔特·施洛斯类似的价值投资秘诀。邱国鹭的投资业绩很难找到长期连续的数据，但是他所创办并担任董事长的高毅资产，是中国最为成功的股票投资机构之一。在邱国鹭所著的《投资中最简单的事》一书中，他也多次表达了对低估值的看重。
结果，这三位中国证券市场上非常资深的价值投资者，公开的投资业绩无一不在2020年遭遇了巨大的逆风。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曹名长所管理的中欧价值发现基金在2020年的回报率为16.8%，在883个同类基金中排名第856。裘国根管理的重阳1期回报率则为11.2%，在12,832个同类私募基金中排名4,836。根据私募排排网的数据，邱国鹭管理的金太阳高毅国鹭1号崇远的同期回报则为7.6%。
要知道，2020年是基金市场的一个大年，许多基金的回报率动辄50%，甚至100%。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在2020年的395个普通股票型基金中，当年投资回报超过50%的就有234个，超过75%的有116个，超过100%的也有30个。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容易赚钱的年份里，三位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却在回报率上远远输给了同行。
如果说曹名长、裘国根、邱国鹭这三个同样看重估值的人，只有一个在2020年业绩表现不佳，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个人的投资水平有了下滑。但是，如果这三个人同时表现不佳，而2020年又是估值体系史无前例的、极度扭曲的一年，当这些现象同时出现时，投资者就必须思考，这种业绩低迷的背后，是不是由于这三个人比其他投资者更加坚持对估值的看重，因此才反而导致了业绩表现更加低迷？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1年，随着曹名长、裘国根所分别倚重的低估值小盘股、低估值能源股的表现略有反弹，他们的投资业绩也开始回升。截至10月19日，中欧价值发现基金的当年回报率为17.9%，在Wind资讯统计的1533个同类基金中排名294。重阳1期的回报率则为18.2%，在13331个同类私募基金中排名第2394。而可能是由于偏爱的低估值金融股，尤其是银行股尚无表现，邱国鹭的业绩仍然不佳。但是如果投资者仔细看银行股的报表，就会发现这些企业的盈利在增加、坏账率在下降、拨备覆盖率在上升。也就是说，它们的价值并不像价格表现得那么不堪。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道理谁都懂，但是在资本市场上，当市场估值风格的扭曲达到极致时，那些最能坚持的松柏，却被投资者以“过去几年业绩不好”的理由所抛弃，实在让人唏嘘。
坚持的底气
值得指出的是，曹名长、邱国鹭和裘国根这三个人，之所以能在估值扭曲的2019年到2021年之间，极度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也许与他们三个人所处的职业状态是分不开的。
一般来说，机构投资者局限于考核的压力，往往必须看重自己的短期业绩。从实践层面看，很少有机构投资者能够承受6个月，甚至12个月的业绩落后。有不少投资经理抱怨，只要业绩落后于同行1到2个月，销售部门的同事和公司领导，就都会打电话来责怪。这种考核的短期性，也就导致了许多专业投资者在面对股票市场的巨大风格扭曲时，难以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
但是，裘国根和邱国鹭分别都是自己任职公司的董事长和创始人，在考核上受到的压力，自然比一般机构投资者要小得多。根据企查查显示的数据，裘国根甚至是重阳投资持股78%的大股东。而对于曹名长来说，根据企查查显示的数据，他也是中欧基金的间接股东，这是许多基金经理难以相比的。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状态，加之以对价值投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估值因素的坚持与执着，让这三位资深的价值投资者，在资本市场风格最为偏离的几年里，以最强大的定力坚持了自己的投资理念。但是，这种坚持也带来了他们业绩上的落后，并且遭到了资本市场的奚落。
在投资的世界里，有人说最贵的一句话就是“这次不一样”。在历史上无数的投资案例中，人们被短期的业绩和利润表现所迷惑，做出了“这次不一样”的判断，认为一直以来的商业和金融规律，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市场。但是，无数次的教训又告诉我们，“这次不一样”的判断看似又有创意又聪明，但往往却是和过去无数次做出的“这次不一样”的判断完全一样，又是一次被短期市场所迷惑的错误而已。
来源： 证券市场周刊
就以沃伦·巴菲特为例，这位目前最成功的价值投资者，也曾经在1966年到1975年的整整10年里，取得过仅仅122%的回报率，折合年化收益8.3%(数据参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报)。甚至连查理·芒格自己，在当时都说，账面的业绩简直糟糕透了(The paper record was terrible)。
但是，在1976年到1985年的下一个10年中，巴菲特的综合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5922%。对于那些在1975年的年底，因为过去10年业绩不好而看衰巴菲特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无疑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巴菲特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使是以10年为周期，资本市场上的业绩也可能是会骗人的。仅仅凭借短期(其实10年也不算是短期了，可以算是中期，甚至较长的中期)业绩的好坏，就认为某个投资者不行了，或者某种投资方法不行了，而不论这种短期业绩低迷的原因是什么，业绩低迷究竟是由于投资经理损毁了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而造成的，还是由于投资经理虽然增加了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但是遭遇了市场风格逆风造成的，这样做投资是一定会吃亏的。
估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在中国资本市场，在起始于2019年底、延续到2021年的市场行情中，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极端案例。在这个案例中，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发生了巨大的扭曲，扭曲幅度之大在历史上都十分罕见。而在这个巨大的定价机制扭曲中，一些坚定的价值投资者也因为坚守自己的投资信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逆风。
在这样巨大的逆风中，市场参与者们一度认为，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取得了优秀投资业绩的价值投资者们，已经无法适应将来的市场风格。但是，大家多半并没有关注他们的短期业绩为何如此不堪，业绩差的原因究竟是价值损毁，还是短期市场风格扭曲。而这样“只看业绩、不管原因”的投资判断方法，是过于简单粗暴的。
概括来说，发生在2019年下半年到2021年之间的资本市场风格扭曲，主要表现为估值越高的公司表现反而容易越好，估值越低的公司反而表现越差。这种差别不光体现在行业与行业之间，比如银行业估值低表现更差、新能源行业估值高表现更好，同时也体现在同一行业的公司中，比如证券行业中估值越低的大型证券公司，净资产回报率(ROE)更高，反而估值表现更差。
对于这一风格扭曲，从2000年即开始编辑的申万风格指数，非常好的记录下了扭曲的程度有多么剧烈。
以申万低市盈率(PE)指数和高市盈率指数这两个指数的对比为例，这两个指数分别代表了A股市场低市盈率公司和高市盈率公司的表现，两个指数各有300个成分股，可以说代表性比较强。在2000年到2018年的19年中，高PE指数的年度回报率，平均比低PE指数的年度回报率低13.7%。而且，在这19年中，高PE指数的年度表现比低PE指数好的，只有2008年、2010年、2013年、2015年这4年，4年的平均超额收益仅仅为21.4%，最好的一年，也就是2015年，也只不过达到36.4%。
以上的数据证实，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历史上，估值这个价值投资中最重要的因子，仍然是十分有效的。其实，对于任何价值投资的理论来说，估值从来都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因素：花太多的钱买东西往往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从2019年到2021年10月19日，高PE指数却连续近3年跑赢了低PE指数。在2019年、2020年、2021年(截至10月19日，下同)这3年中，高PE指数分别战胜低PE指数11.5%、48.7%、24.1%，3年累计战胜121.0%。
以上高PE指数对低PE指数巨大的短期优势，同时造成了两者估值的背离达到历史最高。在2021年10月19日，根据Wind资讯的统计，高PE指数的市盈率为129.4倍，低PE指数则为6.6倍，两者的比值为19.6，达到从1999年以来的历史最大值。在1999年到2018年的20年中，这两者比值的平均值为9.1，最大值发生在2010年，仅为16.5。
由于市盈率容易受到亏损股，或者微利股的干扰，从而导致数据发生异常，因此用市净率(PB)检测两个指数之间的偏差，可能会更加准确。
根据Wind资讯，在2021年10月19日，申万高PE指数的PB为9.9倍，低PE指数的PB仅为0.8倍，两者比值达到12.3，为历史最高水平。而在1999年到2018的20年中，这两者比值的平均值仅为2.2，是2021年水平的几近1/6。
在市场风格极度偏爱高估值、抛弃低估值的2019年到2021年里，资本市场也出现了不少顺应潮流的理论，比如被投资者所熟知的“只买贵的不买便宜的”“怕高才是苦命人”等等。而在细分领域，一些低估值板块则在不同阶段被市场所抛弃，比如以银行为代表的A股金融行业、业绩优异的A股小盘股、港股低估值公司等等。
业绩低迷的背后
在这样一个风格扭曲的市场中，对于看重估值的价值投资者来说，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一些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业绩在这几年中也比较不堪，尤其是低估值风格相对于高估值风格表现最差的2020年。
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到，高PE指数对低PE指数的超额表现，在2019、2020和2021年，分别是11.5%、48.7%、24.1%。所以，市场估值风格扭曲最为极致的2020年，也就让一些资深价值投资者的短期投资业绩，相对同行来说表现得比较糟糕。
在中国股票市场，中欧基金的曹名长、重阳投资的裘国根和高毅资产的邱国鹭，是三位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也可以说是一群资历最老的投资者。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21年，曹名长在新华基金、中欧基金两家基金公司，累计为投资者取得了大约11.5倍的投资回报(把1元变成了12.5元)。裘国根所管理的重阳1期私募基金，从2008年到2021年也为投资者赚取了5.6倍的回报，他的“价值接力”理论也揭示了和沃尔特·施洛斯类似的价值投资秘诀。邱国鹭的投资业绩很难找到长期连续的数据，但是他所创办并担任董事长的高毅资产，是中国最为成功的股票投资机构之一。在邱国鹭所著的《投资中最简单的事》一书中，他也多次表达了对低估值的看重。
结果，这三位中国证券市场上非常资深的价值投资者，公开的投资业绩无一不在2020年遭遇了巨大的逆风。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曹名长所管理的中欧价值发现基金在2020年的回报率为16.8%，在883个同类基金中排名第856。裘国根管理的重阳1期回报率则为11.2%，在12,832个同类私募基金中排名4,836。根据私募排排网的数据，邱国鹭管理的金太阳高毅国鹭1号崇远的同期回报则为7.6%。
要知道，2020年是基金市场的一个大年，许多基金的回报率动辄50%，甚至100%。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在2020年的395个普通股票型基金中，当年投资回报超过50%的就有234个，超过75%的有116个，超过100%的也有30个。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容易赚钱的年份里，三位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却在回报率上远远输给了同行。
如果说曹名长、裘国根、邱国鹭这三个同样看重估值的人，只有一个在2020年业绩表现不佳，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个人的投资水平有了下滑。但是，如果这三个人同时表现不佳，而2020年又是估值体系史无前例的、极度扭曲的一年，当这些现象同时出现时，投资者就必须思考，这种业绩低迷的背后，是不是由于这三个人比其他投资者更加坚持对估值的看重，因此才反而导致了业绩表现更加低迷？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1年，随着曹名长、裘国根所分别倚重的低估值小盘股、低估值能源股的表现略有反弹，他们的投资业绩也开始回升。截至10月19日，中欧价值发现基金的当年回报率为17.9%，在Wind资讯统计的1533个同类基金中排名294。重阳1期的回报率则为18.2%，在13331个同类私募基金中排名第2394。而可能是由于偏爱的低估值金融股，尤其是银行股尚无表现，邱国鹭的业绩仍然不佳。但是如果投资者仔细看银行股的报表，就会发现这些企业的盈利在增加、坏账率在下降、拨备覆盖率在上升。也就是说，它们的价值并不像价格表现得那么不堪。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道理谁都懂，但是在资本市场上，当市场估值风格的扭曲达到极致时，那些最能坚持的松柏，却被投资者以“过去几年业绩不好”的理由所抛弃，实在让人唏嘘。
坚持的底气
值得指出的是，曹名长、邱国鹭和裘国根这三个人，之所以能在估值扭曲的2019年到2021年之间，极度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也许与他们三个人所处的职业状态是分不开的。
一般来说，机构投资者局限于考核的压力，往往必须看重自己的短期业绩。从实践层面看，很少有机构投资者能够承受6个月，甚至12个月的业绩落后。有不少投资经理抱怨，只要业绩落后于同行1到2个月，销售部门的同事和公司领导，就都会打电话来责怪。这种考核的短期性，也就导致了许多专业投资者在面对股票市场的巨大风格扭曲时，难以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
但是，裘国根和邱国鹭分别都是自己任职公司的董事长和创始人，在考核上受到的压力，自然比一般机构投资者要小得多。根据企查查显示的数据，裘国根甚至是重阳投资持股78%的大股东。而对于曹名长来说，根据企查查显示的数据，他也是中欧基金的间接股东，这是许多基金经理难以相比的。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状态，加之以对价值投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估值因素的坚持与执着，让这三位资深的价值投资者，在资本市场风格最为偏离的几年里，以最强大的定力坚持了自己的投资理念。但是，这种坚持也带来了他们业绩上的落后，并且遭到了资本市场的奚落。
在投资的世界里，有人说最贵的一句话就是“这次不一样”。在历史上无数的投资案例中，人们被短期的业绩和利润表现所迷惑，做出了“这次不一样”的判断，认为一直以来的商业和金融规律，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市场。但是，无数次的教训又告诉我们，“这次不一样”的判断看似又有创意又聪明，但往往却是和过去无数次做出的“这次不一样”的判断完全一样，又是一次被短期市场所迷惑的错误而已。
【保费规模第一之争：国寿PK平安，再次证明发展不能“停滞”！】“开门红”过后，财寿版块发展差异大①寿险增速已然下降，财险靠非车逆袭②财险“两巨头”，平安继续负增长，人保则靠非车快速增长，细品背后各有各的难③国寿与平安的规模第一之争，再次印证发展不能停滞！（跟小编一起看看吧）12021年2月保费排名榜：8家上市险企注：除特殊标注外，本文均为累计保费数据。第一名：中国人寿（集团）2,685亿元第二名：中国平安（集团）1,809亿元第三名：中国人保（集团）1,361亿元两级分化，众安、国寿、新华，快速增长，平安、国华、依旧负增长~2中国人寿，蝉联规模第一：再次印证，发展不能“停滞”！1. 中国人寿：规模第一，连续两年领先！从上图可以看到，近两年年初，都是国寿集团保费规模第一。而且，自从2019年开始，与平安之间的保费差距也逐年拉大，从平安领先56亿，变成国寿领先876亿。这就是为什么，在去年年末分析上市险企保费的时候，我们也说过，今年最好看的一场戏，就是平安和国寿在2021年的激烈角逐。虽然，平安集团自从2017年至2020年，已经连续四年问鼎“规模第一”宝座！但是，从两者的发展速度看，已经呈现分化，即国寿快于平安~2020年年初，不再主打开门红的平安，再加上“春节”和“疫情”一记组合拳，寿险业务陷入负增长，与国寿的高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虽然，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增速有所提升，但仍旧落后于国寿的增速。这就给了国寿反超的机会，利用连续14个月的领先增速，不断缩短与平安之间的规模差距。2. 平安集团：续期负增长+非车业务收缩，业务停滞的连锁效应~细看国寿反超的背后，应该有两大功臣，一是寿险业务的提速发展，二是平安在产寿版块均陷入低速发展。以2021年2月末的数据为例，国寿集团11.5%的增速中，寿险业务贡献了10.8%。再看平安集团，产寿均负增长，前者贡献-2.5%的增速，后者贡献-1.9%的增速，合计负增长4.43%。一直关注“13精”的朋友们，应该记得去年年末小编还说过，平安2020年保费近乎零增长，之所以能够“保级”成功，全赖产险的大力支撑！但是，现如今平安产险也受车险综改影响，和自身非车业务收缩影响，陷入负增长，无疑是加剧了集团保费增速的下滑。与此同时，虽然得益于开门红的顺利达成，2021年年初，平安寿险的个险新单已经实现快速增长（详见本文第三部分）。但是，受去年新单负增长的连锁效应影响，今年续期保费也陷入负增长，未能扭转整体负增长的颓势。这也再次印证了，昔日平安超越国寿的时候，我们说过的“失去先机也许并不可怕，但若在别人想要超越你的时候，你却停下脚步，那就是给了竞争对手最好的机会！而给自己留下了最难的解题！”3“开门红”过后：寿险公司，增速普遍下调！1. 开门红过后，险企增速普遍下滑！上个月，我们在分析险企“开门红”战报的时候，提到过寿险业增速普涨，顺利打响开门红。不过，过了一个月之后，再看寿险公司的增速，却有明显放缓的迹象，而且，同比基数还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的2月。其实，大家可以比较国寿和新华这两家公司，今年和去年的增速增速变化。因为，这两家公司去年主打开门红且业绩出色，受疫情影响较小。但是，从图中不难发现，2月增速也开始回落，这可能将是后续其他公司的写照~此外，去年受疫情影响，寿险保费负增长，导致不少公司规模缩水“一夜”回到2年前。那么，凭借今年开门红的出色战绩，各家是否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呢？从下图可以看到，这四家公司2月末的保费还是低于2019年同期的，而其他公司由于去年负增长程度较低，今年保费规模已经超越2019年同期。那么，这几家公司仍未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是开门红战绩不好么？其实并不是，而是与开门红过后寿险增速普遍下降的原因有关。2. 去年新单大幅减少，今年续期业务承压！以平安为例，从图中可以看到，公司保费负增长的核心原因是续期保费大幅缩水导致的。对于寿险公司来讲，由于经营的长期业务，新单的增长和续期的稳定一样重要，而续期则是直接受新单影响的。所以，去年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以平安为代表的不少寿险公司，新单负增长，这就导致今年续期业务承压。即使，新单业务能够实现快速增长，如果去年的负增长水平过高，也难以弥补续期业务的下降。此外，对于寿险业来讲，本身2月的增速普遍都会下降，这与受开门红以及春节假期影响，保费多于1月进账也有关。因此，2021年各家险企的保费增速能否提升，还需要后续观察。4财险业：非车助力增速企稳，考验各家险企盈利能力说明：太保保费包括安信农业。1. 非车发力，支撑财险保费稳步增长！自从2020年9月19日车险综改实施后，车险当月保费增速持续下降，从去年9月的6.5%，下降到今年1月的-12.8%。对于财险业来讲，2021年最大的压力，无疑来自受车险综改导致的保费负增长，毕竟车险是财险业第一大险种，占了近61%的份额。好在的是，从下图可以看到，截至2月末，多家财险公司的保费增速，都是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的。也就是说，财险业依靠非车业务，不仅对冲了车险规模下滑的压力，还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大家可能会说，那是因为，去年2月疫情车辆停驶行业延长保险期间，导致同期保费基数低造成的。但是，如果分险种去看的话，财险增速提升背后最大的功臣，还是非车险~2. 细品人保和平安，增速差异的背后原因~以财险业两大巨头，人保财险和平安产险的分险种数据为例。2021年，两家公司的增速，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背后最大的差异来自于车险和非车发展的背道而驰。首先，两家公司的车险都是负增长的，但是，平安的车险规模下滑更快，且占比更高，成为拖累公司保费负增长的最大因素。其次，非车险上人保是正增长的，而平安则是负增长，这一点与平安保证险业务口径调整有关。最后，看意健险，人保增速为33%为公司贡献增速高达8%，而平安意健险增速为21%，仅为公司贡献1%的增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紧抓意外健康险发展机遇，虽然可以助力公司弥补车险保费缺位，实现快速增长。但是，意健险的成本率偏高，却也是一个不利因素~3. 2021年考验各家险企的盈利能力！因此，从财险业两大巨头看，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虽然，人保规模如愿扩张，但业务成本承压，平安产险缩减亏损业务，保费规模却大幅下滑。面对车险业务规模收缩，险企只得依靠非车维持规模，但是，非车业务的成本偏高且风控难度大，如何抉择对于中小险企来讲恐怕更是一道难题。随着，行业发展动力转向，参见《车险vs非车险：财险结构调整已是必然！》，各家险企都被迫面临战略转型。展望2021年，对于财险公司来讲，相比规模扩张，更考验大家的恐怕是盈利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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