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检新闻#【 党建“红”引领检察“蓝” 】6月10日一早，湖北省检察院机关大厅屏幕前就聚拢着一群检察干警，大家正专注看着一则案例研讨活动预告，这是一起刑事申诉案，案件承办部门将组织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此次特别邀请机关党员踊跃报名参加。研讨会现场讨论十分热烈……围绕案件争议焦点，报名参加干警与案件承办检察官展开了激烈讨论、各抒己见。这是湖北省检察院常态化开展“以政治说办案、讲工作”活动、探索“融党建”的新举措。
何慕律师团:非法采煤案件的数额辩护要点（三）
(续上)由此可见，在对煤炭价值认定的司法实务中，价格认定基准日的选择尚无统一标准，某一时间点、某一时间段、甚至某一自然年均可能作为价格认定的基准日。因此办案律师应结合具体案情，在熟悉煤炭市场价格走势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争取最有利的基准日价格，必要时可检索相似案例以增强说服力。
2.综合案件事实情况，研判认定方法的适宜性
根据《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第58条规定，价格认定机构可选择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专家咨询法等价格认定方法，例如在交易市场发育充分、参照物及其与价格认定标的可比较的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可以搜集到的场合，更宜选择使用“市场法”；在具备可以采用的成本资料、各种损耗可以量化的场合，更宜选择“成本法”。因此，办案律师应仔细分析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报告，综合涉案煤炭的情况及在案的相关证据材料，对价格认定中心所选择的认定方法是否适宜进行研判。
（四）新矿、旧坑：充分举证
在审判实践中，省级国土资源厅等部门多基于地质勘察院对涉案煤炭资源破坏数额的勘测核算结果，在确认涉案勘测报告的技术方法可行、计算参数正确的基础上肯定勘测结果，并据此认定涉案煤炭的价值。然而较多地质勘测报告系对涉案矿井整体性破坏程度的勘探与计量，在行为人“旧坑新采”的场合结论明显失当。因此，办案律师应当关注在案辨认笔录、现场检查照片、勘验记录以及相关供述或证言，判断涉案煤矿此前是否已被开采，提供充分证据以抗辩勘测计量报告的整体性认定结果。必要时，办案律师可申请相关知情人员出庭作证，或申请鉴定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对勘测情况进行解释说明，亦可组织专家论证会、听取相关专家的意见以作“攻玉之石”。
审判实务中，司法机关对涉案煤矿是否属于“旧坑”往往较为关注。例如在《屈某、谢某等非法采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被告人屈某、谢某、刘某等人非法开采煤炭，共计开采原煤六天左右。针对辩护人所提的该煤矿系旧坑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涉案被告人期间共生产、销售原煤80余吨，获利22000元，且所开采的矿口为一废弃的非法采矿坑口，而山西省第二地质工程勘察院勘测核算报告是对该私开矿整体非法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鉴定，并非是对四被告人非法开采的部分资源破坏鉴定，不能排除四被告人非法采矿造成的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入罪标准的合理怀疑。因此，最终法院未采纳山西省第二地质工程勘察院勘测核算报告，宣告涉案被告人不构成非法采矿罪。与之相似地，在《付某某犯非法采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基于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三地质勘查院出具的煤炭资源破坏数额勘测核算报告，认定本案非法采出及破坏煤炭资源1874.07吨，价值1246253元人民币。辩护人申请传唤证人程某甲、霍某某到庭作证，并申请通知鉴定人员到庭说明对案发现场勘查时的情况，用以证实私采的洞口系老旧洞口，被告人付某某不应承担全部责任。经审理，法院对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并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
综上所述，非法采煤案件中的煤炭价值认定不仅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分，亦影响法定刑的适用，因此在案件办理中应予以重视，从事实与证据层面展开充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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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慕，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刑事律师。何慕律师团有刑法硕士博士多人，专业知识扎实，办案经验丰富，系专业刑事法律服务团队，专注刑事二审及经济领域涉罪辩护
联系电话 159 8883 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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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由此可见，在对煤炭价值认定的司法实务中，价格认定基准日的选择尚无统一标准，某一时间点、某一时间段、甚至某一自然年均可能作为价格认定的基准日。因此办案律师应结合具体案情，在熟悉煤炭市场价格走势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争取最有利的基准日价格，必要时可检索相似案例以增强说服力。
2.综合案件事实情况，研判认定方法的适宜性
根据《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第58条规定，价格认定机构可选择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专家咨询法等价格认定方法，例如在交易市场发育充分、参照物及其与价格认定标的可比较的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可以搜集到的场合，更宜选择使用“市场法”；在具备可以采用的成本资料、各种损耗可以量化的场合，更宜选择“成本法”。因此，办案律师应仔细分析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报告，综合涉案煤炭的情况及在案的相关证据材料，对价格认定中心所选择的认定方法是否适宜进行研判。
（四）新矿、旧坑：充分举证
在审判实践中，省级国土资源厅等部门多基于地质勘察院对涉案煤炭资源破坏数额的勘测核算结果，在确认涉案勘测报告的技术方法可行、计算参数正确的基础上肯定勘测结果，并据此认定涉案煤炭的价值。然而较多地质勘测报告系对涉案矿井整体性破坏程度的勘探与计量，在行为人“旧坑新采”的场合结论明显失当。因此，办案律师应当关注在案辨认笔录、现场检查照片、勘验记录以及相关供述或证言，判断涉案煤矿此前是否已被开采，提供充分证据以抗辩勘测计量报告的整体性认定结果。必要时，办案律师可申请相关知情人员出庭作证，或申请鉴定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对勘测情况进行解释说明，亦可组织专家论证会、听取相关专家的意见以作“攻玉之石”。
审判实务中，司法机关对涉案煤矿是否属于“旧坑”往往较为关注。例如在《屈某、谢某等非法采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被告人屈某、谢某、刘某等人非法开采煤炭，共计开采原煤六天左右。针对辩护人所提的该煤矿系旧坑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涉案被告人期间共生产、销售原煤80余吨，获利22000元，且所开采的矿口为一废弃的非法采矿坑口，而山西省第二地质工程勘察院勘测核算报告是对该私开矿整体非法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鉴定，并非是对四被告人非法开采的部分资源破坏鉴定，不能排除四被告人非法采矿造成的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入罪标准的合理怀疑。因此，最终法院未采纳山西省第二地质工程勘察院勘测核算报告，宣告涉案被告人不构成非法采矿罪。与之相似地，在《付某某犯非法采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基于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三地质勘查院出具的煤炭资源破坏数额勘测核算报告，认定本案非法采出及破坏煤炭资源1874.07吨，价值1246253元人民币。辩护人申请传唤证人程某甲、霍某某到庭作证，并申请通知鉴定人员到庭说明对案发现场勘查时的情况，用以证实私采的洞口系老旧洞口，被告人付某某不应承担全部责任。经审理，法院对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并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
综上所述，非法采煤案件中的煤炭价值认定不仅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分，亦影响法定刑的适用，因此在案件办理中应予以重视，从事实与证据层面展开充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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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慕，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刑事律师。何慕律师团有刑法硕士博士多人，专业知识扎实，办案经验丰富，系专业刑事法律服务团队，专注刑事二审及经济领域涉罪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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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慕律师团:非法采煤案件的数额辩护要点（二）
（续上）（二）运输费、装车费：要求扣减
当前司法实务机关对于此类案件中运输费用、装车费用等犯罪成本的处理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例如在《卢某、王某1等非法采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该案出售的柴煤已不存在，无法通过实物鉴定确定坑口价格，故从已确定的运输到买方处的销售价格中核减掉从坑口运输至买方处额外增大的运输成本符合常情常理，在认定犯罪数额时更有利于被告人，因此法院对公诉机关核减实际支出的运输费用、装车费用予以支持。与之相反，在《张某某非法采矿一审刑事判决书》中，辩护人提出本案销售采矿的价款22万元包括运输、人工等成本费用，应予以扣除。然而法院认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应根据销赃数额认定，且并不要求扣除成本等费用，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笔者认为，以上类案异判的原因在于对非法采矿案件“矿产品价值”的解读歧义。由于产品价值是由产品的功能、特性、品质、品种与式样等内在因素所产生的价值，买卖双方达成的交易总价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尤其在合同总价款中包含了运输费、装车费等额外费用的情况下，交易总价与矿产品价值并不能简单等同。因此，对于矿产品价值的认定应当具有一定独立性，关注矿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交易价值系其应有之义，将额外的运输成本进行扣除便成为矿产品价值计算的应然结果。
（三）价格认定程序、认定方法：细致审查
经过对公开案例的研究，笔者发现各地物价局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成为审判实务中认定煤炭价值的重要依据。2015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价格认定规定》，规范、指导各地价格认定工作。2016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印发《价格认定行为规范》，进一步规范价格认定行为，统一价格认定程序和方法。因此，办案律师应熟悉相关行政规范，对涉案价格认定报告的认定人员资质、价格认定基准日、具体认定方法等要素进行逐一审查，以寻找辩护突破口。
1.了解煤炭价格走势，争取基准日的最优选
根据《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第6条规定，各级纪检监察、司法、行政机关在其出具的价格认定协助书中应当明确价格认定基准日，然而该规范并未明确该基准日的具体确定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价格认定基准日的选择亦未统一。例如在《付某非法采矿罪二审刑事裁定书》中，法院认定被告人付某于2010年至2012年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开采煤炭资源。对此，阳泉市郊区价格认证中心于2017年1月22日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标的在价格认定基准日（即2011年-2012年）的认定价格为665元/吨。最终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又如在《屈某、谢某等非法采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定2015年10月，被告人屈某、谢某、刘某组织工人擅自在煤矿内非法采矿。对此，临汾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认定报告书，证实涉案私开矿点在价格认定基准日2015年12月29日平均价格约为230元/吨。后法院对该报告予以采纳。（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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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慕，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刑事律师。何慕律师团有刑法硕士博士多人，专业知识扎实，办案经验丰富，系专业刑事法律服务团队，专注刑事二审及经济领域涉罪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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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二）运输费、装车费：要求扣减
当前司法实务机关对于此类案件中运输费用、装车费用等犯罪成本的处理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例如在《卢某、王某1等非法采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该案出售的柴煤已不存在，无法通过实物鉴定确定坑口价格，故从已确定的运输到买方处的销售价格中核减掉从坑口运输至买方处额外增大的运输成本符合常情常理，在认定犯罪数额时更有利于被告人，因此法院对公诉机关核减实际支出的运输费用、装车费用予以支持。与之相反，在《张某某非法采矿一审刑事判决书》中，辩护人提出本案销售采矿的价款22万元包括运输、人工等成本费用，应予以扣除。然而法院认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应根据销赃数额认定，且并不要求扣除成本等费用，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笔者认为，以上类案异判的原因在于对非法采矿案件“矿产品价值”的解读歧义。由于产品价值是由产品的功能、特性、品质、品种与式样等内在因素所产生的价值，买卖双方达成的交易总价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尤其在合同总价款中包含了运输费、装车费等额外费用的情况下，交易总价与矿产品价值并不能简单等同。因此，对于矿产品价值的认定应当具有一定独立性，关注矿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交易价值系其应有之义，将额外的运输成本进行扣除便成为矿产品价值计算的应然结果。
（三）价格认定程序、认定方法：细致审查
经过对公开案例的研究，笔者发现各地物价局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成为审判实务中认定煤炭价值的重要依据。2015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价格认定规定》，规范、指导各地价格认定工作。2016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印发《价格认定行为规范》，进一步规范价格认定行为，统一价格认定程序和方法。因此，办案律师应熟悉相关行政规范，对涉案价格认定报告的认定人员资质、价格认定基准日、具体认定方法等要素进行逐一审查，以寻找辩护突破口。
1.了解煤炭价格走势，争取基准日的最优选
根据《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第6条规定，各级纪检监察、司法、行政机关在其出具的价格认定协助书中应当明确价格认定基准日，然而该规范并未明确该基准日的具体确定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价格认定基准日的选择亦未统一。例如在《付某非法采矿罪二审刑事裁定书》中，法院认定被告人付某于2010年至2012年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开采煤炭资源。对此，阳泉市郊区价格认证中心于2017年1月22日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标的在价格认定基准日（即2011年-2012年）的认定价格为665元/吨。最终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又如在《屈某、谢某等非法采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定2015年10月，被告人屈某、谢某、刘某组织工人擅自在煤矿内非法采矿。对此，临汾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认定报告书，证实涉案私开矿点在价格认定基准日2015年12月29日平均价格约为230元/吨。后法院对该报告予以采纳。（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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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慕，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刑事律师。何慕律师团有刑法硕士博士多人，专业知识扎实，办案经验丰富，系专业刑事法律服务团队，专注刑事二审及经济领域涉罪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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