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米扬人道灾难凸显美在阿富汗遗祸之深#】（文/史先涛）20多岁的诺里亚是一名寡妇，她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在面积仅三四平方米的石窟内坐着，婴儿时不时咳嗽几声，4岁的儿子则紧紧地依偎在她身边。石窟内铺了地毯，唯一的家具是好心人送的炉子。石窟内用一堵土墙隔出来一个很小的空间做厨房，里面放着煤气炉和锅碗瓢盆，但没有任何食材，也没有做饭的痕迹。石窟最外面砌了一堵墙，墙上装了简易的木门。
在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省，这种石窟就是很多贫困民众的家。像诺里亚一样住在石窟里的家庭目前有数百个之多。这些分布在山崖上的大大小小的石窟大都开凿于上千年前，是佛教石窟群，很多贫困家庭居住的石窟就紧邻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
“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
诺里亚虽然住在石窟里，但这个石窟并不属于她，她原本居住的石窟有坍塌的风险，于是过来投靠亲戚扎丽法·古勒·艾哈迈德，同她一家人挤在这个石窟中居住。
诺里亚告诉记者，家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开火做饭了，因为没有钱买食材，每天就靠吃馕充饥，有时候连馕都吃不上，只能饿着。
诺里亚有3个孩子，最大的4岁，丈夫吸毒后抛弃了她和孩子。之前，她在一家诊所做保洁，每月收入为5000阿富汗尼（约合360元人民币），另外，她还给富人洗地毯和洗衣服赚钱。塔利班上台后，她工作的诊所关门了，自己没了工作。她指着怀里不时咳嗽的婴儿说，孩子前几天生病了，但没钱带她看病，所以一直拖着。
诺里亚的亲戚扎丽法处境也没好多少。扎丽法有6个孩子，其中两个成年的孩子去年8月之后离开阿富汗去邻国谋生。扎丽法家没有土地，在农忙时节，自己会帮别人种地，平时也给人洗衣服、洗地毯赚钱，但现在活儿太少，每天都赚不够买馕的钱，只好让13岁的儿子辍学在街头干活。
像扎丽法儿子这样的孩子在巴米扬市街头随处可见，有些父母没有劳动能力，或者赚的钱不足以养家糊口，就让孩子去街头干活或乞讨补贴家用。
在街头谋生的穆罕穆德今年14岁，他对记者说：“我还在上学，休息日和假期出来赚钱。我们家有12口人，我爸爸也没固定工作，四处干零活，他现在基本上10天也就有一天能找到活干。这几天我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面粉吃完了，食用油也吃光了。现在，食用油涨价涨得厉害，以前一公斤食用油70阿尼，现在涨到了140阿尼。我们家现在一天就吃一顿饭。”
与穆罕穆德同龄的迈赫迪也是这些童工中的一员，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他对记者说：“我原本上五年级，但现在家里太穷了，只好辍学到街头赚钱。但现在我们都赚不到足够吃饭的钱，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虽然已是中午时分，但他和穆罕穆德都还没有吃东西。这两个少年都长得比较瘦小，很明显是长期营养不良。
巴米扬儿童的悲惨情形是阿富汗儿童生存现状的缩影。慈善组织救助儿童会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80%的阿富汗家庭自去年8月份以来收入下降，18%的家庭被迫让儿童外出工作，这些儿童的数量有100万左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前表示，1300万阿富汗儿童急需帮助。
到访游客不超过十人
37岁的哈桑住在洞窟中，他对记者表示：“我家里有8口人，我们每天都吃不饱，只能说勉强饿不死。去年入冬以来，我3个月都没有找到活儿干。”
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巴米扬的民众都明显感觉到，现在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经济越来越萧条。对于这背后的原因，25岁的巴米扬市民纳吉布拉认识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原因在于美国实施的制裁以及对阿富汗资产的冻结。美国及其北约盟友过去20年在阿富汗为所欲为，它们占领并毁掉了阿富汗。”
塔利班执政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切断援助，并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90多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今年2月，美国又计划将冻结的35亿美元的阿富汗中央银行资产用于赔偿“9·11”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这对阿富汗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阿富汗中央银行因为没有外汇储备，金融系统处于瘫痪状态，无力维持经济正常运转，而且进出口贸易也陷入停滞；阿富汗本地货币阿富汗尼兑换美元也大幅贬值，造成物价上涨；经济萧条还造成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公务员、教师、医生等都无法按月领取足额工资。
阿富汗如今的经济形势也对巴米扬的支柱产业旅游业造成灭顶之灾。巴米扬历史文化遗产丰富，风景优美，除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巴米扬石窟群和其他一些古城遗迹外，还有班达米尔湖等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巴米扬的旅游业原本非常兴旺，如今已基本停摆。记者居住的旅馆，以前是常年客满，如今每天很少有人入住，房间价格也大幅跳水。
巴米扬省文化局员工哈米德表示，以往每天来此地的游客可达上千人，既有来自阿富汗其他各省的游客，也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这些游客的到来带动了巴米扬经济发展，给人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如今，每天到访的游客经常不超过10人。
在班达米尔湖国家公园也是同样的萧条景象，因为没有游客，景区的划船等娱乐项目全部关停，景区里的宾馆也不再营业。
美国入侵及长期驻军令阿富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巴米扬人民的苦难凸显了美国对阿富汗人民的伤害。而美军撤离阿富汗后，不仅不反思这种伤害，反而变本加厉，掠夺阿富汗资产，往阿“伤口上撒盐”。美国如果不能改弦更张，巴米扬人民乃至阿富汗人民的苦难很难终结。（生活在巴米扬石窟中的阿富汗贫民。萨菲/摄）
在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省，这种石窟就是很多贫困民众的家。像诺里亚一样住在石窟里的家庭目前有数百个之多。这些分布在山崖上的大大小小的石窟大都开凿于上千年前，是佛教石窟群，很多贫困家庭居住的石窟就紧邻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
“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
诺里亚虽然住在石窟里，但这个石窟并不属于她，她原本居住的石窟有坍塌的风险，于是过来投靠亲戚扎丽法·古勒·艾哈迈德，同她一家人挤在这个石窟中居住。
诺里亚告诉记者，家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开火做饭了，因为没有钱买食材，每天就靠吃馕充饥，有时候连馕都吃不上，只能饿着。
诺里亚有3个孩子，最大的4岁，丈夫吸毒后抛弃了她和孩子。之前，她在一家诊所做保洁，每月收入为5000阿富汗尼（约合360元人民币），另外，她还给富人洗地毯和洗衣服赚钱。塔利班上台后，她工作的诊所关门了，自己没了工作。她指着怀里不时咳嗽的婴儿说，孩子前几天生病了，但没钱带她看病，所以一直拖着。
诺里亚的亲戚扎丽法处境也没好多少。扎丽法有6个孩子，其中两个成年的孩子去年8月之后离开阿富汗去邻国谋生。扎丽法家没有土地，在农忙时节，自己会帮别人种地，平时也给人洗衣服、洗地毯赚钱，但现在活儿太少，每天都赚不够买馕的钱，只好让13岁的儿子辍学在街头干活。
像扎丽法儿子这样的孩子在巴米扬市街头随处可见，有些父母没有劳动能力，或者赚的钱不足以养家糊口，就让孩子去街头干活或乞讨补贴家用。
在街头谋生的穆罕穆德今年14岁，他对记者说：“我还在上学，休息日和假期出来赚钱。我们家有12口人，我爸爸也没固定工作，四处干零活，他现在基本上10天也就有一天能找到活干。这几天我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面粉吃完了，食用油也吃光了。现在，食用油涨价涨得厉害，以前一公斤食用油70阿尼，现在涨到了140阿尼。我们家现在一天就吃一顿饭。”
与穆罕穆德同龄的迈赫迪也是这些童工中的一员，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他对记者说：“我原本上五年级，但现在家里太穷了，只好辍学到街头赚钱。但现在我们都赚不到足够吃饭的钱，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虽然已是中午时分，但他和穆罕穆德都还没有吃东西。这两个少年都长得比较瘦小，很明显是长期营养不良。
巴米扬儿童的悲惨情形是阿富汗儿童生存现状的缩影。慈善组织救助儿童会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80%的阿富汗家庭自去年8月份以来收入下降，18%的家庭被迫让儿童外出工作，这些儿童的数量有100万左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前表示，1300万阿富汗儿童急需帮助。
到访游客不超过十人
37岁的哈桑住在洞窟中，他对记者表示：“我家里有8口人，我们每天都吃不饱，只能说勉强饿不死。去年入冬以来，我3个月都没有找到活儿干。”
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巴米扬的民众都明显感觉到，现在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经济越来越萧条。对于这背后的原因，25岁的巴米扬市民纳吉布拉认识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原因在于美国实施的制裁以及对阿富汗资产的冻结。美国及其北约盟友过去20年在阿富汗为所欲为，它们占领并毁掉了阿富汗。”
塔利班执政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切断援助，并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90多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今年2月，美国又计划将冻结的35亿美元的阿富汗中央银行资产用于赔偿“9·11”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这对阿富汗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阿富汗中央银行因为没有外汇储备，金融系统处于瘫痪状态，无力维持经济正常运转，而且进出口贸易也陷入停滞；阿富汗本地货币阿富汗尼兑换美元也大幅贬值，造成物价上涨；经济萧条还造成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公务员、教师、医生等都无法按月领取足额工资。
阿富汗如今的经济形势也对巴米扬的支柱产业旅游业造成灭顶之灾。巴米扬历史文化遗产丰富，风景优美，除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巴米扬石窟群和其他一些古城遗迹外，还有班达米尔湖等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巴米扬的旅游业原本非常兴旺，如今已基本停摆。记者居住的旅馆，以前是常年客满，如今每天很少有人入住，房间价格也大幅跳水。
巴米扬省文化局员工哈米德表示，以往每天来此地的游客可达上千人，既有来自阿富汗其他各省的游客，也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这些游客的到来带动了巴米扬经济发展，给人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如今，每天到访的游客经常不超过10人。
在班达米尔湖国家公园也是同样的萧条景象，因为没有游客，景区的划船等娱乐项目全部关停，景区里的宾馆也不再营业。
美国入侵及长期驻军令阿富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巴米扬人民的苦难凸显了美国对阿富汗人民的伤害。而美军撤离阿富汗后，不仅不反思这种伤害，反而变本加厉，掠夺阿富汗资产，往阿“伤口上撒盐”。美国如果不能改弦更张，巴米扬人民乃至阿富汗人民的苦难很难终结。（生活在巴米扬石窟中的阿富汗贫民。萨菲/摄）
【春来远山“魔豆”香——一杯咖啡里的山乡巨变】以茶马古道、野生古茶树和普洱茶闻名的云南省普洱市，近年来成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咖啡产区，“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独特风味，触动着世界的味蕾。
春光似海，山林青翠，一颗颗果实压弯了枝头。农业有特色，群众生活才有起色，随着全产业链的健全完善，小小咖啡豆释放山乡巨变动能。
相比茶叶，咖啡在普洱市的种植历史要短得多。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热区面积广阔，有充足的降水、良好的生态，是适宜咖啡生长的“黄金地带”。
在改革开放初期，普洱市仅零星种植百余亩咖啡。20世纪80年代末，当地把咖啡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农民增收致富的优势骨干产业。
近年来，从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底，果实累累的咖啡种植园成为山区的靓丽风景，满载咖啡豆的货车在收购站和种植园之间穿梭。
随着种植面积增加、产量提高，2012年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授予普洱“中国咖啡之都”称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普洱发力咖啡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仓储等全产业链，专门设立市、县两级咖啡产业管理部门，率先在全国启动咖啡生豆目标价格保险，大力培育咖啡企业。
种植标准和国际接轨。普洱市有30余万亩咖啡获得雀巢认证，10万余亩咖啡获得星巴克认证，2.8万亩咖啡获得有机认证，2万余亩咖啡获得雨林联盟认证。
国家咖啡检测重点实验室、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普洱成为全国咖啡科研、教学、服务保障机构集中的地方。
“我们还建设了国际性咖啡交易平台和产业服务平台，持续向全球发布咖啡价格指数，目前累计完成商业咖啡豆交易量13万吨。”普洱市茶叶和咖啡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永刚说。
一批本土企业脱颖而出。在普洱爱伲庄园咖啡有限公司，挂耳包、烘焙豆生产线一片忙碌；在普洱昕艺咖啡馆，创业者施艺昕精心挑选的本地咖啡豆广受好评。“这是一种口感审美，我想让更多的人通过味蕾来感受远山的味道。”她说。
统计显示，云南已成为我国咖啡种植第一大省。2021年普洱咖啡种植面积达66.8万亩、产量4.6万吨，是全国咖啡产量、产值最高的地市，还带动缅甸、老挝等周边国家种植咖啡30余万亩。
如今，“Puer”不仅仅是普洱茶的专属名词，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全球咖啡爱好者的视野里。
这是一粒边疆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魔豆”。在多种因素影响下，云南咖啡迎来新一轮市场风口。“去年至今，云南阿拉比卡咖啡豆收购价涨至每公斤30多元，在农民增收致富中的作用愈加显著。2021年，普洱咖农来自咖啡的人均收入达4175元。”王永刚说。
在普洱市孟连县，去年冬天至今，咖啡产业为包括拉祜族、佤族等直过民族在内的当地群众增加收入1.5亿元。
“我家种了18亩咖啡，现在价格好，每公斤鲜果卖到4.7元。”孟连县勐马镇帕亮村拉祜族脱贫群众娜努说，目前咖啡鲜果已经卖了4万多元，地里的还能卖到3万元左右。
近年来，不少返乡创业者、部队退伍老兵、大学毕业生因为咖啡扎根山乡。
沿着蜿蜒的山路一路前行，经过森林、小河后，就到了普洱市思茅区野鸭塘河谷咖啡庄园。去年9月，“90后”杨鸿简辞去工作，决心依托咖啡园打造咖旅融合的农庄。
“现在交通、物流、网络都很发达，我想通过咖啡，让家乡的物产走出大山。”正在修剪咖啡树的杨鸿简说。
咖啡豆虽小，却是重要的国际大宗商品。在大山里，咖啡种植户用手机查询国际咖啡期货价、当地企业收购价，创立合作社打造自己的品牌。
设立在普洱的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负责人刘海峰最近忙着筹办第10届普洱咖啡生豆大赛。“生豆大赛让好豆子脱颖而出，也让农户增强‘好豆好价’的市场意识。”刘海峰说，今年已收到120组参赛豆，创历史新高。
前不久，雀巢的产品创新团队把各具特色的云南咖啡豆推向市场，其中大部分来自普洱市澜沧、孟连、思茅等地。早在1992年，雀巢就在普洱成立了咖啡农艺服务部。
“中国食品行业的需求一直在升级，咖啡市场也不例外。”普洱雀巢咖啡中心总经理王海说。
不只是雀巢，近年来星巴克等企业也先后推出多款云南咖啡产品，这股强劲的“咖啡热”是疫情之下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市场包容开放的真实写照。
“风·朝雨”“雅·邦彦”“颂·其琛”……在普洱市思茅区南屏镇曼歇坝村，门面不大的奥莱咖啡店布局讲究，店内“风、雅、颂”国风系列咖啡让人眼前一亮。
“以往公司每年要出口6000多吨咖啡豆。从去年开始，我们的豆子全部转为国内销售，订单都已经排满了，还开发出这些烘焙豆产品。”普洱奥莱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春宏说，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充满想象力的待开发空间，就是最大的产业风口。
面对长期处于原料供应端的短板，普洱正改造中低产咖啡园，引进精深加工企业，发展咖旅融合产业。
思茅区南屏镇大开河村种植了1万余亩咖啡，240多户村民都是咖农。近年来，随着“咖二代”华润梅的回归，村里的有机精品咖啡事业风生水起，特色农业庄园稳步推进，去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84万元。
“我们合作社精品咖啡豆年产量50多吨，每公斤价格在60元左右，告别了‘一公斤咖啡豆换不来一杯咖啡’的历史。”华润梅说。
山上咖啡红，杯中咖啡香。
早春三月，阳光明媚，群山环抱中的普洱市思茅区小凹子咖啡庄园里传来欢声笑语。去年至今，已有2万多名咖啡爱好者循香至此。
80岁的高级农艺师廖秀桂花了20多年时间，利用300多亩荒坡建成这座特色咖啡园。“与其说普洱发展了咖啡产业，不如说是改革开放造就了普洱咖啡。未来，不管是咖啡还是其他作物，都将在我国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拥抱更多机遇、释放更多光彩！”廖秀桂说。（来源：新华社）
春光似海，山林青翠，一颗颗果实压弯了枝头。农业有特色，群众生活才有起色，随着全产业链的健全完善，小小咖啡豆释放山乡巨变动能。
相比茶叶，咖啡在普洱市的种植历史要短得多。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热区面积广阔，有充足的降水、良好的生态，是适宜咖啡生长的“黄金地带”。
在改革开放初期，普洱市仅零星种植百余亩咖啡。20世纪80年代末，当地把咖啡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农民增收致富的优势骨干产业。
近年来，从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底，果实累累的咖啡种植园成为山区的靓丽风景，满载咖啡豆的货车在收购站和种植园之间穿梭。
随着种植面积增加、产量提高，2012年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授予普洱“中国咖啡之都”称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普洱发力咖啡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仓储等全产业链，专门设立市、县两级咖啡产业管理部门，率先在全国启动咖啡生豆目标价格保险，大力培育咖啡企业。
种植标准和国际接轨。普洱市有30余万亩咖啡获得雀巢认证，10万余亩咖啡获得星巴克认证，2.8万亩咖啡获得有机认证，2万余亩咖啡获得雨林联盟认证。
国家咖啡检测重点实验室、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普洱成为全国咖啡科研、教学、服务保障机构集中的地方。
“我们还建设了国际性咖啡交易平台和产业服务平台，持续向全球发布咖啡价格指数，目前累计完成商业咖啡豆交易量13万吨。”普洱市茶叶和咖啡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永刚说。
一批本土企业脱颖而出。在普洱爱伲庄园咖啡有限公司，挂耳包、烘焙豆生产线一片忙碌；在普洱昕艺咖啡馆，创业者施艺昕精心挑选的本地咖啡豆广受好评。“这是一种口感审美，我想让更多的人通过味蕾来感受远山的味道。”她说。
统计显示，云南已成为我国咖啡种植第一大省。2021年普洱咖啡种植面积达66.8万亩、产量4.6万吨，是全国咖啡产量、产值最高的地市，还带动缅甸、老挝等周边国家种植咖啡30余万亩。
如今，“Puer”不仅仅是普洱茶的专属名词，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全球咖啡爱好者的视野里。
这是一粒边疆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魔豆”。在多种因素影响下，云南咖啡迎来新一轮市场风口。“去年至今，云南阿拉比卡咖啡豆收购价涨至每公斤30多元，在农民增收致富中的作用愈加显著。2021年，普洱咖农来自咖啡的人均收入达4175元。”王永刚说。
在普洱市孟连县，去年冬天至今，咖啡产业为包括拉祜族、佤族等直过民族在内的当地群众增加收入1.5亿元。
“我家种了18亩咖啡，现在价格好，每公斤鲜果卖到4.7元。”孟连县勐马镇帕亮村拉祜族脱贫群众娜努说，目前咖啡鲜果已经卖了4万多元，地里的还能卖到3万元左右。
近年来，不少返乡创业者、部队退伍老兵、大学毕业生因为咖啡扎根山乡。
沿着蜿蜒的山路一路前行，经过森林、小河后，就到了普洱市思茅区野鸭塘河谷咖啡庄园。去年9月，“90后”杨鸿简辞去工作，决心依托咖啡园打造咖旅融合的农庄。
“现在交通、物流、网络都很发达，我想通过咖啡，让家乡的物产走出大山。”正在修剪咖啡树的杨鸿简说。
咖啡豆虽小，却是重要的国际大宗商品。在大山里，咖啡种植户用手机查询国际咖啡期货价、当地企业收购价，创立合作社打造自己的品牌。
设立在普洱的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负责人刘海峰最近忙着筹办第10届普洱咖啡生豆大赛。“生豆大赛让好豆子脱颖而出，也让农户增强‘好豆好价’的市场意识。”刘海峰说，今年已收到120组参赛豆，创历史新高。
前不久，雀巢的产品创新团队把各具特色的云南咖啡豆推向市场，其中大部分来自普洱市澜沧、孟连、思茅等地。早在1992年，雀巢就在普洱成立了咖啡农艺服务部。
“中国食品行业的需求一直在升级，咖啡市场也不例外。”普洱雀巢咖啡中心总经理王海说。
不只是雀巢，近年来星巴克等企业也先后推出多款云南咖啡产品，这股强劲的“咖啡热”是疫情之下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市场包容开放的真实写照。
“风·朝雨”“雅·邦彦”“颂·其琛”……在普洱市思茅区南屏镇曼歇坝村，门面不大的奥莱咖啡店布局讲究，店内“风、雅、颂”国风系列咖啡让人眼前一亮。
“以往公司每年要出口6000多吨咖啡豆。从去年开始，我们的豆子全部转为国内销售，订单都已经排满了，还开发出这些烘焙豆产品。”普洱奥莱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春宏说，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充满想象力的待开发空间，就是最大的产业风口。
面对长期处于原料供应端的短板，普洱正改造中低产咖啡园，引进精深加工企业，发展咖旅融合产业。
思茅区南屏镇大开河村种植了1万余亩咖啡，240多户村民都是咖农。近年来，随着“咖二代”华润梅的回归，村里的有机精品咖啡事业风生水起，特色农业庄园稳步推进，去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84万元。
“我们合作社精品咖啡豆年产量50多吨，每公斤价格在60元左右，告别了‘一公斤咖啡豆换不来一杯咖啡’的历史。”华润梅说。
山上咖啡红，杯中咖啡香。
早春三月，阳光明媚，群山环抱中的普洱市思茅区小凹子咖啡庄园里传来欢声笑语。去年至今，已有2万多名咖啡爱好者循香至此。
80岁的高级农艺师廖秀桂花了20多年时间，利用300多亩荒坡建成这座特色咖啡园。“与其说普洱发展了咖啡产业，不如说是改革开放造就了普洱咖啡。未来，不管是咖啡还是其他作物，都将在我国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拥抱更多机遇、释放更多光彩！”廖秀桂说。（来源：新华社）
假肢产业转型升级 是一场加速跑，也是一场马拉松
3月13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榜首。这是一次创造历史的盛会，也是一个展示科技助残的舞台。人们犹记得，运动员用仿生手传递火炬、用假肢完成单板滑雪的画面。
借助假肢正常生活并实现梦想的不止冬残奥会上的运动员。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张顺东装上假肢和妻子共同奋斗踏出脱贫路，夏伯渝在69岁时借助假肢登顶珠峰，双腿截肢者艾米·穆林斯穿着手工雕刻的实木假腿站在伦敦时装展秀的舞台，大放异彩。
据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通过实施精准康复服务行动等，累计为1252.5万残疾人提供了包括假肢在内的辅助器具服务。目前，假肢领域有哪些新的技术成果？如何推动我国假肢产业发展？
智能动力假肢是未来趋势
假肢又称义肢，是一种康复辅助器具，指的是通过工程技术手段，为截肢者或不完全缺损的肢体专门设计和制作装配的人工假体。
最古老的假肢可追溯至3000年前，人们在古埃及一个贵族墓地中发现女性木乃伊右脚拇趾上的假脚趾——由亚麻线连接木头与皮革制成。人类不断进步，其技术硕果为假肢发展插上了翅膀。20世纪60年代，具有变革意义的组件式下肢假肢首次推出，并在全世界得到推广。70年代，一些工业发达国家推出各自的组件式假肢，完成了传统假肢产品向组件式假肢产品的过渡。80年代，大量新技术与新材料引入假肢，实现了假肢的钛合金化、碳纤维化和计算机智能化控制，这期间，还出现了智能关节和储能脚等产品。90年代后，假肢技术更加完善、产品更加丰富。
从木头、铁质类假肢，到机械式的气液压假肢，再到智能假肢，技术演进不断为假肢赋能。进入21世纪，假肢制作朝着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致力于全面提高截肢者生活质量。比如，依托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3D打印技术等一系列新兴技术，一些研究者进行了仿生假肢等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在技术方面，智能动力假肢成为残疾人群体的新希望。2014年，国内首款智能动力小腿假肢“风行者”正式上市。这款产品由北京大学工学院智能系统与人体工程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启宁领衔研发。王启宁表示，传统假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假肢关节角度、阻尼不可自主调节，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转动，并且没有动力输出。王启宁认为，如果想达到“赛博格”（人类与电子机械的融合系统）这样的程度，需要依靠智能动力假肢。
对此，深圳健行仿生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孙小军持有相同看法。他表示，目前市场上约99%的假肢都是被动式假肢，即传统假肢。2021年12月，该公司研发的智能动力假肢机器人正式量产，孙小军表示：“如果说传统的被动式假肢是马车，那么智能动力假肢可以理解为能自动驾驶的新能源车。动力假肢是一个蓝海市场，是未来的大趋势。”
国内中高端假肢产品供应不足
由于起步晚、产业基础薄弱，我国假肢产业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昆明医科大学相关人员调研发现，我国国产假肢和矫形器的技术含量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国产假肢和矫形器无论在数量、质量和品种上均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与同期的国际产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在产量方面，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约有600余家各类假肢矫形器生产装配机构，假肢年产量约6.5万件，矫形器（矫形鞋）年产量约为23万件。按产品的平均寿命为3年计算，相当于只有88.5万具假肢、矫形器（矫形鞋）在使用中。据悉，2010年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约8502万人，其中肢体残疾2472万人。因此国内假肢产量亟待增加。
孙小军认为，由于我国假肢领域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导致产品存在短板。“例如有些假肢需要使用液压腔，液压腔要做得体积很小同时又能承受很大的压力。如果技术不成熟，液压腔质量不高，就可能出现易漏油等问题，导致假肢使用寿命缩短。”
在质量方面，我国面临中高端假肢产品短缺难题。“目前，德国的奥托博克、冰岛的奥索等企业生产的中高端假肢产品垄断国内市场，价格昂贵。如果国内用户想使用体验更好的中高端产品，则会面临选择少、负担重的困境。”孙小军表示。
在品种方面，可供选择的智能假肢产品较少。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报告，目前国内智能假肢市场规模较小，智能假肢生产企业数量少，市场供给缺口大，供给明显不足。
假肢后续服务保障也存在一些藩篱。河南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王磊与河南省标准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郭敬东分析指出，过去简单的测量、制作、组装完成即交货的模式，没有根据使用者的情况进行系统必要的装配后康复功能训练，容易导致使用者走路姿态异常、发生皮肤破损等问题。而康复辅具配置机构进行假肢装配后的康复训练，往往仅凭工作人员的经验，训练手段较单一，内容也较简单。
对此，专家表示，我国确实缺乏假肢矫形技师。湖南佳满假肢矫形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首席假肢技师黄河称，每个肢残人士的情况都不同，假肢需要纯手工制作，所以对假肢制作技师的要求也很高。孙小军表示，从整体来看，我国假肢技师尤其是高级假肢技师的人才队伍比较缺乏，培养这方面人才的机构也较少。
以技术为抓手推动假肢产业发展
如何推动假肢行业发展？
孙小军强调，为了打造中高端假肢产品，一定要加大技术自主研发力度，整合学科资源。“假肢行业涉及多学科，特别是中高端假肢制造涉及到机电一体化、软件算法、生物力学、人体工学等交叉学科。所以，需要更多拥有交叉学科资源的企业或科研院所来做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推出更好更多的假肢产品。”
面对假肢矫形技师短缺问题，专家建议按国家职业标准和社会需求培养人才，并根据产业需求共同建立和规范我国假肢矫形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同时发挥教育引领产业未来发展的作用，共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政策方面，孙小军认为，国家在这方面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中高端假肢的负担比较重，可以在政策上给予优惠，让更多人能买得起中高端假肢，为中高端假肢企业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实际上，为了推动假肢等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近年来政策持续发力。比如民政部推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2019年12月，国务院取消了“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行政许可事项。民政部出台事中事后监管政策，指导各地通过信息共享、年度报告、“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等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推动相关工作，截至2021年5月，制定了130个国家标准和22个行业标准，行业标准体系日益完善。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等行业组织则通过签订承诺书开展行业自律。
为推动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发展，早在2016年，国务院就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扩大市场有效供给、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综合来看，推进假肢等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既是一次加速跑也是一场马拉松。
来源：科技日报
3月13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榜首。这是一次创造历史的盛会，也是一个展示科技助残的舞台。人们犹记得，运动员用仿生手传递火炬、用假肢完成单板滑雪的画面。
借助假肢正常生活并实现梦想的不止冬残奥会上的运动员。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张顺东装上假肢和妻子共同奋斗踏出脱贫路，夏伯渝在69岁时借助假肢登顶珠峰，双腿截肢者艾米·穆林斯穿着手工雕刻的实木假腿站在伦敦时装展秀的舞台，大放异彩。
据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通过实施精准康复服务行动等，累计为1252.5万残疾人提供了包括假肢在内的辅助器具服务。目前，假肢领域有哪些新的技术成果？如何推动我国假肢产业发展？
智能动力假肢是未来趋势
假肢又称义肢，是一种康复辅助器具，指的是通过工程技术手段，为截肢者或不完全缺损的肢体专门设计和制作装配的人工假体。
最古老的假肢可追溯至3000年前，人们在古埃及一个贵族墓地中发现女性木乃伊右脚拇趾上的假脚趾——由亚麻线连接木头与皮革制成。人类不断进步，其技术硕果为假肢发展插上了翅膀。20世纪60年代，具有变革意义的组件式下肢假肢首次推出，并在全世界得到推广。70年代，一些工业发达国家推出各自的组件式假肢，完成了传统假肢产品向组件式假肢产品的过渡。80年代，大量新技术与新材料引入假肢，实现了假肢的钛合金化、碳纤维化和计算机智能化控制，这期间，还出现了智能关节和储能脚等产品。90年代后，假肢技术更加完善、产品更加丰富。
从木头、铁质类假肢，到机械式的气液压假肢，再到智能假肢，技术演进不断为假肢赋能。进入21世纪，假肢制作朝着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致力于全面提高截肢者生活质量。比如，依托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3D打印技术等一系列新兴技术，一些研究者进行了仿生假肢等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在技术方面，智能动力假肢成为残疾人群体的新希望。2014年，国内首款智能动力小腿假肢“风行者”正式上市。这款产品由北京大学工学院智能系统与人体工程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启宁领衔研发。王启宁表示，传统假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假肢关节角度、阻尼不可自主调节，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转动，并且没有动力输出。王启宁认为，如果想达到“赛博格”（人类与电子机械的融合系统）这样的程度，需要依靠智能动力假肢。
对此，深圳健行仿生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孙小军持有相同看法。他表示，目前市场上约99%的假肢都是被动式假肢，即传统假肢。2021年12月，该公司研发的智能动力假肢机器人正式量产，孙小军表示：“如果说传统的被动式假肢是马车，那么智能动力假肢可以理解为能自动驾驶的新能源车。动力假肢是一个蓝海市场，是未来的大趋势。”
国内中高端假肢产品供应不足
由于起步晚、产业基础薄弱，我国假肢产业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昆明医科大学相关人员调研发现，我国国产假肢和矫形器的技术含量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国产假肢和矫形器无论在数量、质量和品种上均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与同期的国际产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在产量方面，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约有600余家各类假肢矫形器生产装配机构，假肢年产量约6.5万件，矫形器（矫形鞋）年产量约为23万件。按产品的平均寿命为3年计算，相当于只有88.5万具假肢、矫形器（矫形鞋）在使用中。据悉，2010年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约8502万人，其中肢体残疾2472万人。因此国内假肢产量亟待增加。
孙小军认为，由于我国假肢领域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导致产品存在短板。“例如有些假肢需要使用液压腔，液压腔要做得体积很小同时又能承受很大的压力。如果技术不成熟，液压腔质量不高，就可能出现易漏油等问题，导致假肢使用寿命缩短。”
在质量方面，我国面临中高端假肢产品短缺难题。“目前，德国的奥托博克、冰岛的奥索等企业生产的中高端假肢产品垄断国内市场，价格昂贵。如果国内用户想使用体验更好的中高端产品，则会面临选择少、负担重的困境。”孙小军表示。
在品种方面，可供选择的智能假肢产品较少。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报告，目前国内智能假肢市场规模较小，智能假肢生产企业数量少，市场供给缺口大，供给明显不足。
假肢后续服务保障也存在一些藩篱。河南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王磊与河南省标准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郭敬东分析指出，过去简单的测量、制作、组装完成即交货的模式，没有根据使用者的情况进行系统必要的装配后康复功能训练，容易导致使用者走路姿态异常、发生皮肤破损等问题。而康复辅具配置机构进行假肢装配后的康复训练，往往仅凭工作人员的经验，训练手段较单一，内容也较简单。
对此，专家表示，我国确实缺乏假肢矫形技师。湖南佳满假肢矫形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首席假肢技师黄河称，每个肢残人士的情况都不同，假肢需要纯手工制作，所以对假肢制作技师的要求也很高。孙小军表示，从整体来看，我国假肢技师尤其是高级假肢技师的人才队伍比较缺乏，培养这方面人才的机构也较少。
以技术为抓手推动假肢产业发展
如何推动假肢行业发展？
孙小军强调，为了打造中高端假肢产品，一定要加大技术自主研发力度，整合学科资源。“假肢行业涉及多学科，特别是中高端假肢制造涉及到机电一体化、软件算法、生物力学、人体工学等交叉学科。所以，需要更多拥有交叉学科资源的企业或科研院所来做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推出更好更多的假肢产品。”
面对假肢矫形技师短缺问题，专家建议按国家职业标准和社会需求培养人才，并根据产业需求共同建立和规范我国假肢矫形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同时发挥教育引领产业未来发展的作用，共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政策方面，孙小军认为，国家在这方面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中高端假肢的负担比较重，可以在政策上给予优惠，让更多人能买得起中高端假肢，为中高端假肢企业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实际上，为了推动假肢等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近年来政策持续发力。比如民政部推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2019年12月，国务院取消了“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行政许可事项。民政部出台事中事后监管政策，指导各地通过信息共享、年度报告、“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等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推动相关工作，截至2021年5月，制定了130个国家标准和22个行业标准，行业标准体系日益完善。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等行业组织则通过签订承诺书开展行业自律。
为推动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发展，早在2016年，国务院就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扩大市场有效供给、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综合来看，推进假肢等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既是一次加速跑也是一场马拉松。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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