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之分享[超话]#
【摘录】
…肃宗“上元”年号异于常规，还在于在肃宗之前，其曾祖父高宗就使用过“上元”年号。高宗上元在公元674—676年，肃宗上元在760—761年。历史上，年号被重复使用，并非鲜见，《陔余丛考》“年号重袭”条中，已有详列。但是，同一朝代中，两位君主使用同一年号，却极为罕见。对此，赵翼曾感叹道：“高之与肃，相去不过六七十年，耳目相接，朝臣岂无记忆，乃以子孙复其祖宗之号，此何谓耶！”[插图]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君主使用之前朝代的年号，甚至避免与割据政权、起义政权年号重复。但是在极少数情况下，误以为前代没有用过而出现重复。比如宋太祖用乾德年号，本来沾沾自喜，以为“自古所未有”，结果被大臣窦仪指出，前蜀后主王衍已经用过这一年号[插图]。不过窦仪不知道的是，其实更早，在隋末战争中，东南的辅公祏就使用过这一年号。不过，肃宗显然并不是不知道高宗已经用过上元年号，但是他依然坚持使用上元年号，这就表明他对这一年号的重要意义有清醒的认识…
………上元二年（761）九月壬寅，肃宗下诏去年号、改正朔，两《唐书》、《通鉴》等记载略同，《新唐书》云：九月壬寅，大赦，去“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号，去“上元”号，称元年，以十一月为岁首，月以斗所建辰为名。赐文武官阶、勋、爵，版授侍老官，先授者叙进之。停四京号。
肃宗这一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极其少见，其背后隐含丰富的政治、思想意涵，然因肃宗早崩，其“革命”事业未能继续推行，以至于这一重大事件被湮没史籍之中，而近代学人也全然忽视
…
【摘录】
…肃宗“上元”年号异于常规，还在于在肃宗之前，其曾祖父高宗就使用过“上元”年号。高宗上元在公元674—676年，肃宗上元在760—761年。历史上，年号被重复使用，并非鲜见，《陔余丛考》“年号重袭”条中，已有详列。但是，同一朝代中，两位君主使用同一年号，却极为罕见。对此，赵翼曾感叹道：“高之与肃，相去不过六七十年，耳目相接，朝臣岂无记忆，乃以子孙复其祖宗之号，此何谓耶！”[插图]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君主使用之前朝代的年号，甚至避免与割据政权、起义政权年号重复。但是在极少数情况下，误以为前代没有用过而出现重复。比如宋太祖用乾德年号，本来沾沾自喜，以为“自古所未有”，结果被大臣窦仪指出，前蜀后主王衍已经用过这一年号[插图]。不过窦仪不知道的是，其实更早，在隋末战争中，东南的辅公祏就使用过这一年号。不过，肃宗显然并不是不知道高宗已经用过上元年号，但是他依然坚持使用上元年号，这就表明他对这一年号的重要意义有清醒的认识…
………上元二年（761）九月壬寅，肃宗下诏去年号、改正朔，两《唐书》、《通鉴》等记载略同，《新唐书》云：九月壬寅，大赦，去“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号，去“上元”号，称元年，以十一月为岁首，月以斗所建辰为名。赐文武官阶、勋、爵，版授侍老官，先授者叙进之。停四京号。
肃宗这一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极其少见，其背后隐含丰富的政治、思想意涵，然因肃宗早崩，其“革命”事业未能继续推行，以至于这一重大事件被湮没史籍之中，而近代学人也全然忽视
…
【反思韦尔奇&董明珠现象】
强人式企业家的失接班人的选择问题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上一代企业家越是杰出，接班人越是难以选选择，并且“弄砸了”的概率也越大
GE 140多年的历史上，有两个人在中国家喻户晓，一个是创始人爱迪生，另外一个就是杰克·韦尔奇。在新世纪到来的前后，杰克·韦尔奇在中国作为全球最伟大企业的创造者，受到了中国精英群体的顶礼膜拜。他退休后阐明自己管理思想的著作《赢》，仅中文版不算盗版都卖出了上百万册，堪称是经济管理类图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神话。
时过境迁，之后的20年，GE衰落的消息不断。今年11月初，GE宣布将迎来一次刮骨疗毒式的变革，未来几年通用电气将被肢解分拆为三家上市公司，一家医疗、一家能源、一家航空，其中航空发动机将继承GE的品牌。
有观点认为，通用被肢解意味着其已病入膏肓；也有观点认为，这说明通用已经找到了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
反思GE衰败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功勋CEO杰克·韦尔奇的短视行为所致，当年的瘦身计划中，砍掉了有可能担纲公司未来的业务，如半导体。也有人认为是他过度逐利，将公司金融化，让公司失去了技术创新的基因，而这正是GE最宝贵的。
近些年，让韦尔奇为GE衰落“背锅”的言论不少。就连2020年韦尔奇去世时，美国媒体纪念他的文章后面，很多留言也不是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一些人诟病他的末位淘汰制，另外一些人把GE衰落归结于他对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从而丧失了令企业及时通过早期研发和布局实现迭代的机会。甚至有人把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安在他的头上，因为据说最多的时候，财富500强中有100多家的CEO是从GE走出来的，因而他们把“病毒”带到整个美国企业。
这种所谓的反思，淡化了韦尔奇主政GE期间创造的辉煌业绩。20年间，他把GE带上了全球企业市值的顶峰，公司市值从120亿美元增至4100亿美元，年营业额从250亿美元增至1400亿美元，获利由15亿美元上升到127亿美元。
从韦尔奇身上不难看到，虽然“胜利者不接受批评”，但对企业来说，在企业辉煌时交棒，并不意味着盖棺论定。能否让接任者接得住、走得远，也是人们评价企业家的标准之一。
1
不夸张地说，通用电气的历史就是美国工业创新史。在爱迪生发明电灯泡和直流供电系统之后，1895年通用电气建造了世界最大的电气机车，1896年设计了世界第一台商用的X光机，1938年发明了世界第一只日光灯，1942年成功制造了美国第一台喷气式飞机发动机，1947年发明了世界第一台双门冰箱，1957年建立世界第一家核电厂。
从1878年爱迪生建立企业算起，到1981年韦尔奇晋升CEO，GE走过了将近100年的历史，交接过7次掌门人。
在“大萧条”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工业化中期的黄金岁月中，GE四处开花，成为一家跨越众多领域无所不包的巨型公司。而70年代，石油危机和美国经济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型的双重压力让美国经济陷入泥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成功转型进入工业化后期。韦尔奇带领的GE及时地找准了这个节拍，通过剥离非赢利业务和裁员大刀阔斧的瘦身，成为这次转型的带头大哥。
如果非要说GE的衰败和杰克·韦尔奇有关，那也只能说接任者难以接得住极具韦尔奇个人色彩的多元化商业帝国，尽管接任者伊梅尔特是韦尔奇用八年时间精挑细选，亲手培养出来的。
2
韦尔奇早在1993年就开始物色接班人，经过层层筛选，1994年选出23人。这些人年龄在36岁到58岁之间，每年董事会对他们评估两次。另外还有其他发展活动，每次韦尔奇都参加。到了1998年，韦尔奇确定了三位人选，2001年卸任时，韦尔奇最终从中选择了伊梅尔特。
不过，传奇很难复制，也不容复制，所谓经营大师，只是在他的时代和他的位置当时做到了最好而已。正如有观点直言“很多时候，韦尔奇有卓越的领导力，可惜他不知道自己的领导力卓越在哪里，因而没有找到跟自己一样卓越的接班人”。
当2001年伊梅尔特接手时，GE已经成为一家关注短期利润的相对成熟、财务驱动的多元化企业。而伊梅尔特是个按部就班的接班人，完全按照韦尔奇和董事会的期望做事。他虽然做了一些改变，但没能扭转GE整体重金融、轻制造的倾向，反而变本加厉，延续了之前的做法。
按此惯性，2015年，GE耗资123.5亿欧元并购法国阿尔斯通；2017年7月，GE又并购了世界第三大油服公司贝克休斯，总投入高达300多亿美元。不过，这两笔并购加速了GE的衰败，因为那时候全球已经进入能源变革时代。再生能源正蓬勃发展，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长期而言处在下滑趋势中。
GE没有因并购赚到快钱，反而为自身带来了巨大风险和潜在的信任危机，并很快陷入经营泥潭。
3
刚顺利交班的原海尔掌舵者张瑞敏，他曾说过颇为知名的一句话：“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或许正是张瑞敏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在2005年就提出了符合互联网时代公司发展战略的“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并用16年的时间去实践和不断迭代，直到今年海尔的各项数据指标都出现高光的时刻，他才正式卸任。为此，张瑞敏的交班没有引起什么反对声音，想必继任者周云杰上任之后也不会出现伊梅尔特式的困扰。
截至目前，国内三大白色家电巨头中，海尔和美的掌门人均已实现了顺利交班，唯有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依然在位，她曾于2018年明确表态：“格力不能更好运营，我绝不交班。”现实情况是，今年以来，格力的业绩不尽如人意，市值也落后于海尔和美的。所以，董明珠应该不会立刻退休。
众所周知，董明珠同样是个传奇。“剑胆琴心”的她个人能力超强，打造的企业文化也很强，在她的带领之下，格力电器由一家地方企业发展为了国内家电行业的领军者之一，并一直在多元化发展，先后涉足手机、汽车等领域。只是，由于她个人对企业的影响太大，多年来在管理方面的沉淀又乏善可陈，现年已67岁，却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使得交班成了“老大难”问题。
近一段时间，她宣称正在培养自己22岁的美女秘书，似乎在回应问题。不过，明眼人都清楚这是她为带货使出的营销新招。不容忽视的是，2020年8月，格力副总裁兼董秘望靖东辞职，2021年2月，格力执行总裁黄辉辞职。这两位曾被外界视为董明珠的潜在“接班人”，却在关键时刻先后出局，这多少让我们对董明珠将来的交班又捏了一把汗。
GE的衰落，源于伊梅尔特的洞察力不足，以及韦尔奇时代超级成功带来的短视和功利文化的副作用。多年之后，GE最终被道琼斯指数剥离的时候，很多人把这种衰落认为是韦尔奇埋下的隐患。回顾韦尔奇交班的过程和结果，不由让人感叹，企业家应该能够建立起管理体系，得让接班人能够驾驭整个企业。如果交给继任者的是一个体系庞杂，主要靠企业家个人能力和资源才能驾驭的企业，即便当时企业风生水起，时间一长也难以掌控。
韦尔奇的交班经历还让我们意识到，接班人的选择问题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上一代企业家越是杰出，接班人越是难选，“弄砸了”的概率也越大。如果这个杰出企业家不重视机制建设，不从长计议，即便提前物色接班人，煞费苦心进行培养，最终也只能事倍功半。#老铁说股##财经##该如何选择企业接班人#
强人式企业家的失接班人的选择问题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上一代企业家越是杰出，接班人越是难以选选择，并且“弄砸了”的概率也越大
GE 140多年的历史上，有两个人在中国家喻户晓，一个是创始人爱迪生，另外一个就是杰克·韦尔奇。在新世纪到来的前后，杰克·韦尔奇在中国作为全球最伟大企业的创造者，受到了中国精英群体的顶礼膜拜。他退休后阐明自己管理思想的著作《赢》，仅中文版不算盗版都卖出了上百万册，堪称是经济管理类图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神话。
时过境迁，之后的20年，GE衰落的消息不断。今年11月初，GE宣布将迎来一次刮骨疗毒式的变革，未来几年通用电气将被肢解分拆为三家上市公司，一家医疗、一家能源、一家航空，其中航空发动机将继承GE的品牌。
有观点认为，通用被肢解意味着其已病入膏肓；也有观点认为，这说明通用已经找到了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
反思GE衰败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功勋CEO杰克·韦尔奇的短视行为所致，当年的瘦身计划中，砍掉了有可能担纲公司未来的业务，如半导体。也有人认为是他过度逐利，将公司金融化，让公司失去了技术创新的基因，而这正是GE最宝贵的。
近些年，让韦尔奇为GE衰落“背锅”的言论不少。就连2020年韦尔奇去世时，美国媒体纪念他的文章后面，很多留言也不是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一些人诟病他的末位淘汰制，另外一些人把GE衰落归结于他对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从而丧失了令企业及时通过早期研发和布局实现迭代的机会。甚至有人把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安在他的头上，因为据说最多的时候，财富500强中有100多家的CEO是从GE走出来的，因而他们把“病毒”带到整个美国企业。
这种所谓的反思，淡化了韦尔奇主政GE期间创造的辉煌业绩。20年间，他把GE带上了全球企业市值的顶峰，公司市值从120亿美元增至4100亿美元，年营业额从250亿美元增至1400亿美元，获利由15亿美元上升到127亿美元。
从韦尔奇身上不难看到，虽然“胜利者不接受批评”，但对企业来说，在企业辉煌时交棒，并不意味着盖棺论定。能否让接任者接得住、走得远，也是人们评价企业家的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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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夸张地说，通用电气的历史就是美国工业创新史。在爱迪生发明电灯泡和直流供电系统之后，1895年通用电气建造了世界最大的电气机车，1896年设计了世界第一台商用的X光机，1938年发明了世界第一只日光灯，1942年成功制造了美国第一台喷气式飞机发动机，1947年发明了世界第一台双门冰箱，1957年建立世界第一家核电厂。
从1878年爱迪生建立企业算起，到1981年韦尔奇晋升CEO，GE走过了将近100年的历史，交接过7次掌门人。
在“大萧条”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工业化中期的黄金岁月中，GE四处开花，成为一家跨越众多领域无所不包的巨型公司。而70年代，石油危机和美国经济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型的双重压力让美国经济陷入泥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成功转型进入工业化后期。韦尔奇带领的GE及时地找准了这个节拍，通过剥离非赢利业务和裁员大刀阔斧的瘦身，成为这次转型的带头大哥。
如果非要说GE的衰败和杰克·韦尔奇有关，那也只能说接任者难以接得住极具韦尔奇个人色彩的多元化商业帝国，尽管接任者伊梅尔特是韦尔奇用八年时间精挑细选，亲手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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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早在1993年就开始物色接班人，经过层层筛选，1994年选出23人。这些人年龄在36岁到58岁之间，每年董事会对他们评估两次。另外还有其他发展活动，每次韦尔奇都参加。到了1998年，韦尔奇确定了三位人选，2001年卸任时，韦尔奇最终从中选择了伊梅尔特。
不过，传奇很难复制，也不容复制，所谓经营大师，只是在他的时代和他的位置当时做到了最好而已。正如有观点直言“很多时候，韦尔奇有卓越的领导力，可惜他不知道自己的领导力卓越在哪里，因而没有找到跟自己一样卓越的接班人”。
当2001年伊梅尔特接手时，GE已经成为一家关注短期利润的相对成熟、财务驱动的多元化企业。而伊梅尔特是个按部就班的接班人，完全按照韦尔奇和董事会的期望做事。他虽然做了一些改变，但没能扭转GE整体重金融、轻制造的倾向，反而变本加厉，延续了之前的做法。
按此惯性，2015年，GE耗资123.5亿欧元并购法国阿尔斯通；2017年7月，GE又并购了世界第三大油服公司贝克休斯，总投入高达300多亿美元。不过，这两笔并购加速了GE的衰败，因为那时候全球已经进入能源变革时代。再生能源正蓬勃发展，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长期而言处在下滑趋势中。
GE没有因并购赚到快钱，反而为自身带来了巨大风险和潜在的信任危机，并很快陷入经营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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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顺利交班的原海尔掌舵者张瑞敏，他曾说过颇为知名的一句话：“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或许正是张瑞敏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在2005年就提出了符合互联网时代公司发展战略的“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并用16年的时间去实践和不断迭代，直到今年海尔的各项数据指标都出现高光的时刻，他才正式卸任。为此，张瑞敏的交班没有引起什么反对声音，想必继任者周云杰上任之后也不会出现伊梅尔特式的困扰。
截至目前，国内三大白色家电巨头中，海尔和美的掌门人均已实现了顺利交班，唯有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依然在位，她曾于2018年明确表态：“格力不能更好运营，我绝不交班。”现实情况是，今年以来，格力的业绩不尽如人意，市值也落后于海尔和美的。所以，董明珠应该不会立刻退休。
众所周知，董明珠同样是个传奇。“剑胆琴心”的她个人能力超强，打造的企业文化也很强，在她的带领之下，格力电器由一家地方企业发展为了国内家电行业的领军者之一，并一直在多元化发展，先后涉足手机、汽车等领域。只是，由于她个人对企业的影响太大，多年来在管理方面的沉淀又乏善可陈，现年已67岁，却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使得交班成了“老大难”问题。
近一段时间，她宣称正在培养自己22岁的美女秘书，似乎在回应问题。不过，明眼人都清楚这是她为带货使出的营销新招。不容忽视的是，2020年8月，格力副总裁兼董秘望靖东辞职，2021年2月，格力执行总裁黄辉辞职。这两位曾被外界视为董明珠的潜在“接班人”，却在关键时刻先后出局，这多少让我们对董明珠将来的交班又捏了一把汗。
GE的衰落，源于伊梅尔特的洞察力不足，以及韦尔奇时代超级成功带来的短视和功利文化的副作用。多年之后，GE最终被道琼斯指数剥离的时候，很多人把这种衰落认为是韦尔奇埋下的隐患。回顾韦尔奇交班的过程和结果，不由让人感叹，企业家应该能够建立起管理体系，得让接班人能够驾驭整个企业。如果交给继任者的是一个体系庞杂，主要靠企业家个人能力和资源才能驾驭的企业，即便当时企业风生水起，时间一长也难以掌控。
韦尔奇的交班经历还让我们意识到，接班人的选择问题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上一代企业家越是杰出，接班人越是难选，“弄砸了”的概率也越大。如果这个杰出企业家不重视机制建设，不从长计议，即便提前物色接班人，煞费苦心进行培养，最终也只能事倍功半。#老铁说股##财经##该如何选择企业接班人#
（转）中国及朝鲜的器物，除了自古以来流传在日本的以外，全是明治以后进来的。其中，可能有小部分是人们到当地出差或旅游时带回的，但是绝大部分，特别是所谓的名品，都是作为行家的各位前辈及同辈同行到处搜求而带回来的。我也是一样，从大正中期直到二战结束以前，一直去北京买货。途中，每次都在京城（首尔）停留，顺便购买朝鲜的古董。时至今日，进货的渠道已被切断，只有货底子在国内周转，有的还被卖到海外，东西越来越少。所以说，现在还能看到的东西，越发值得珍视。1
——广田不孤斋 《古董正反面》（昭和三十二年，1957）
据小山富士夫（1900-1975）晚年的回忆，从明治、大正到二战结束的近一个世纪，由于“鉴赏陶器”风潮的兴起，活跃于日中两国之间的古董商直接将日本造就成为中国古陶瓷的收藏大国。其中，山中定次郎（1866-1936）、茧山松太郎（1882-1935）（图 3）、浅野梅吉（1877-1960）、广田松繁（1897-1973，号：不孤斋）（图 4）、川合定治郎（1887-1969）等都是知名人物2。然而，提到在此领域最广为人知，时至今日依然活跃于业界的百年老店的话，当属茧山龙泉堂与壶中居。所幸的是，壶中居创业者广田不孤斋（1897-1973）及龙泉堂二代社长茧山顺吉（1913-1999）都在晚年笔耕不辍，公开出版或印制发行了多部作品，留下了可贵的文字资料，皆可作为传记加以阅读。
20世纪初，茧山松太郎（1882-1935）创业于北京，由于买到宋代龙泉鬲式炉而得到第一桶金，之后不断扩大经营，逐渐成为二战后经营“鉴赏陶瓷”的业界翘楚。1976 年出版的《龙泉集芳》由其子茧山顺吉编辑，收录了龙泉堂开店 70 年间经手的 2000 余件中国陶瓷。正如前言所述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伦敦为中心而新兴起来的鉴赏研究中国古陶瓷的风气传至日本，东京的横河民辅、尾崎洵盛、细川护立、奥田诚一以及京都的守屋孝藏诸氏积极呼应，蔚然成风。家父松太郎从中国买货坐船回到神户，刚刚通关，就有顾客等候在岸，争相求购。”3
《龙泉集芳》所收始自史前彩陶，止于清代瓷器，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几乎无出其右者。时至今日，此图录作为重要的传承著录广为引用，如本图录中的宣德青花牵牛花纹双耳方瓶（图 6）及万历青花缠枝莲纹甘露瓶（图 7）都是龙泉堂经手之明代官窑名品，流传有序，甚为珍罕。
出版于 1991 年的《感谢》是茧山顺吉晚年的回忆录，主要回忆了父亲松太郎和山中定次郎的足迹，称两位为自己一生中最为尊敬的人4。松太郎在 1935 年去世后，顺吉与其母首次赴中国收货，此书披露了当年古玩商铺各位掌柜欢迎他们来访时的珍贵合影（图 8），彬记的岳彬等人皆有出席。另外，书中还收录了两封内务府发给龙泉堂的信函（图 9-10），分别是召集看货及通知入札结果的内容，非常珍贵，是了解当时内务府在举办古玩拍卖相关事务方面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敬启者，此次招商承购库存瓷玉古铜物件，应交保证金，业经截止，定于一月十七日看视物件。用特函达贵号。希于是日八时持具前发规则及物类单并字号名片至神武门外。本府派有官役带领进内，以便按章看视，逾时不候。幸勿自误可也。此致。龙泉堂。内务府启。
敬启者，本府此次出售瓷玉古铜，业经各商号封价投递本府。现定于一月二十七日宣布。用特函达贵号。希于是日准早九时，持具前发保证金收据及物类单，赴景山西门内务府筹备处听候宣布。幸勿自误可也。此致。龙泉堂。内务府启。
以上两封信函是内务府发给龙泉堂的，将看货及听取入札结果的时间、地点及相关要求叙述得非常清楚。同书另有一份名为“清室拍卖陈设”的清单，罗列了器物的编号及名称，应该即上文所述的“物类单”。从内容来看，明清瓷器居多，最贵的一件是“朱砂釉葫芦瓶”，茧山松太郎在其下端以小字注明“赤玉金襴手大瓢”，似为当时日本市场最为追捧的明代嘉靖红地金彩的所谓“金襴手”一类器物。与之相对，单子上的“乾隆白地五彩瓷双耳百鹿尊二件”的落札价格极为低廉，相对于葫芦瓶的 1750 银圆，仅得 50 银圆，推测下来很可能是清末写乾隆款甚为粗糙的一类东西。关于清末民国内务府拍卖古董的信息，在近年出版的《清代官窑瓷器史》及相关研究中亦有论及，可资参考5。
中国古陶瓷有丰富多彩的种类，其中的最高峰还是从北宋到南宋所烧造的官窑青瓷，从古至今，世人公认。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的系列作品堪称世界第一。6
——坂本五郎 《一声千两》（平成九年，1998）
晚于龙泉堂及壶中居而创业的不言堂也是经营中国古陶瓷的名店，不言堂主人坂本五郎（1923-2016）（图 11）对宋代青瓷情有独钟，经手并收藏了诸多名品，包括近年在艺术市场上创出高价的宋代官窑“玉津园”刻款纸槌瓶（图 12）。本图录所收的官窑六方花盆（图 13）也是他收藏过的重器之一，釉色古雅，开片深邃，系南宋修内司官窑中的难得佳作。更早时期，此器源自英国克拉克夫人（Mrs Alfred Clark,1890-1976)旧藏，曾在大阪市立美术馆“宋元的美术”中展览。
https://t.cn/A6xuAjTQ
——广田不孤斋 《古董正反面》（昭和三十二年，1957）
据小山富士夫（1900-1975）晚年的回忆，从明治、大正到二战结束的近一个世纪，由于“鉴赏陶器”风潮的兴起，活跃于日中两国之间的古董商直接将日本造就成为中国古陶瓷的收藏大国。其中，山中定次郎（1866-1936）、茧山松太郎（1882-1935）（图 3）、浅野梅吉（1877-1960）、广田松繁（1897-1973，号：不孤斋）（图 4）、川合定治郎（1887-1969）等都是知名人物2。然而，提到在此领域最广为人知，时至今日依然活跃于业界的百年老店的话，当属茧山龙泉堂与壶中居。所幸的是，壶中居创业者广田不孤斋（1897-1973）及龙泉堂二代社长茧山顺吉（1913-1999）都在晚年笔耕不辍，公开出版或印制发行了多部作品，留下了可贵的文字资料，皆可作为传记加以阅读。
20世纪初，茧山松太郎（1882-1935）创业于北京，由于买到宋代龙泉鬲式炉而得到第一桶金，之后不断扩大经营，逐渐成为二战后经营“鉴赏陶瓷”的业界翘楚。1976 年出版的《龙泉集芳》由其子茧山顺吉编辑，收录了龙泉堂开店 70 年间经手的 2000 余件中国陶瓷。正如前言所述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伦敦为中心而新兴起来的鉴赏研究中国古陶瓷的风气传至日本，东京的横河民辅、尾崎洵盛、细川护立、奥田诚一以及京都的守屋孝藏诸氏积极呼应，蔚然成风。家父松太郎从中国买货坐船回到神户，刚刚通关，就有顾客等候在岸，争相求购。”3
《龙泉集芳》所收始自史前彩陶，止于清代瓷器，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几乎无出其右者。时至今日，此图录作为重要的传承著录广为引用，如本图录中的宣德青花牵牛花纹双耳方瓶（图 6）及万历青花缠枝莲纹甘露瓶（图 7）都是龙泉堂经手之明代官窑名品，流传有序，甚为珍罕。
出版于 1991 年的《感谢》是茧山顺吉晚年的回忆录，主要回忆了父亲松太郎和山中定次郎的足迹，称两位为自己一生中最为尊敬的人4。松太郎在 1935 年去世后，顺吉与其母首次赴中国收货，此书披露了当年古玩商铺各位掌柜欢迎他们来访时的珍贵合影（图 8），彬记的岳彬等人皆有出席。另外，书中还收录了两封内务府发给龙泉堂的信函（图 9-10），分别是召集看货及通知入札结果的内容，非常珍贵，是了解当时内务府在举办古玩拍卖相关事务方面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敬启者，此次招商承购库存瓷玉古铜物件，应交保证金，业经截止，定于一月十七日看视物件。用特函达贵号。希于是日八时持具前发规则及物类单并字号名片至神武门外。本府派有官役带领进内，以便按章看视，逾时不候。幸勿自误可也。此致。龙泉堂。内务府启。
敬启者，本府此次出售瓷玉古铜，业经各商号封价投递本府。现定于一月二十七日宣布。用特函达贵号。希于是日准早九时，持具前发保证金收据及物类单，赴景山西门内务府筹备处听候宣布。幸勿自误可也。此致。龙泉堂。内务府启。
以上两封信函是内务府发给龙泉堂的，将看货及听取入札结果的时间、地点及相关要求叙述得非常清楚。同书另有一份名为“清室拍卖陈设”的清单，罗列了器物的编号及名称，应该即上文所述的“物类单”。从内容来看，明清瓷器居多，最贵的一件是“朱砂釉葫芦瓶”，茧山松太郎在其下端以小字注明“赤玉金襴手大瓢”，似为当时日本市场最为追捧的明代嘉靖红地金彩的所谓“金襴手”一类器物。与之相对，单子上的“乾隆白地五彩瓷双耳百鹿尊二件”的落札价格极为低廉，相对于葫芦瓶的 1750 银圆，仅得 50 银圆，推测下来很可能是清末写乾隆款甚为粗糙的一类东西。关于清末民国内务府拍卖古董的信息，在近年出版的《清代官窑瓷器史》及相关研究中亦有论及，可资参考5。
中国古陶瓷有丰富多彩的种类，其中的最高峰还是从北宋到南宋所烧造的官窑青瓷，从古至今，世人公认。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的系列作品堪称世界第一。6
——坂本五郎 《一声千两》（平成九年，1998）
晚于龙泉堂及壶中居而创业的不言堂也是经营中国古陶瓷的名店，不言堂主人坂本五郎（1923-2016）（图 11）对宋代青瓷情有独钟，经手并收藏了诸多名品，包括近年在艺术市场上创出高价的宋代官窑“玉津园”刻款纸槌瓶（图 12）。本图录所收的官窑六方花盆（图 13）也是他收藏过的重器之一，釉色古雅，开片深邃，系南宋修内司官窑中的难得佳作。更早时期，此器源自英国克拉克夫人（Mrs Alfred Clark,1890-1976)旧藏，曾在大阪市立美术馆“宋元的美术”中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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