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览风景名胜，欣赏古今字画，不时会遇见草体文字，包括楹联、诗词、题款，还有摩崖石刻等，要想准确无误地辨识，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究其原因，也很简单，主要因为对草书符号知之不多。
也许，自从草书诞生以来，文字的误读误传可能是难免的。比如，古代某个人以草体写了篇文字；当时有读者对某个字的辨识出现了错误，传播时又未能及时勘误，这样的错误会不会延续至今？应该有可能。
多年前，阅读时了解到李鸿章撰写过对联：“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祈寿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据说，这是他晚年写的。
后来，发现这副联有多个版本，大同小异，区别在于个别的字。为了弄清“真相”，我曾利用去安徽合肥出差的机会，到李鸿章故居的福寿堂看了看。不过，柱子上刻写的下联中的第二个字，直到今天仍然存疑。
按照我的初步辨识，李鸿章故居福寿堂外柱子上的楹联是这样写的：“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粟，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祈新年岂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即称地上神仙”。
如果把上联的“粟”写成“米”，虽无不妥，却不如“粟”好。因为，“仓”里储“粟”，比蓄“米”更常见；下联的“新”字，如果不是我辨识错误，显然与民间流传的明显不同。无论如何，这个“新”字都不如“寿”字贴切。
那么，我会不会把行草的“寿”看成“新”字了？有这种可能。蔡襄、赵孟頫、黄庭坚和吴说等人写的“寿”字，看上去或多或少都有点儿像“新”字；再加上柱子上对联的书写者自己的风格，有可能把“寿”写成了“新”样儿。
我们不谈对联格律等写作要求，只从字的形义上进行判断，李鸿章祠堂那副联，写的似“岂须服药”，而非“无须服药”，更非“无需服药”。虽然草书的“无”字与“岂”字有时很像，但毕竟在书法上是有本质不同。
此外，实物上的下联还有“即称”二字，也与民间流传的“可为”不同。“即称”之为神仙，未必是神仙；“可为”神仙，也未必成神仙。两种说法，看上去差不多，却存在“无为”和“有为”两种不同取向，读者不可不察。
当然，李鸿章是否真的撰写过这副对联？未见真迹之前，又未经认真研究，很难给出确定回答。即使真的写过，也未必每个字都是廊柱上这样的。更何况，时光流转，廊柱上的楹联经过了几次书写和翻刻？已经无从考证。
最近看八大山人画作的图片，也看一些鉴赏家评价他和他的作品的文章，有两幅的题画诗常被提及。尽管可能存在误读，因而令人费解，却被广泛引用。此外，虽然字画均为真迹，但诗作者可能并非朱耷，而另有其人。
第一首，据说是八大山人的《题孤鸟》诗：“绿荫重重鸟间关，野鸟花香窗雨残。天遣浮云都散尽，教人一路看青山。”也有写成“鸟问关”、“野那花香”或“无那花香”的，可能都因为最初的辩识错误，可以理解。
我没有见过这幅画的图片，但查了这首诗，发现明代李祯写过《宜阳山中》诗：“绿阴重叠鸟间关，野枣花香宿雨残。天遣浮云都捲尽，教人一路看青山”。八大是怎么写的？不知道。因为是草体，读者就可能录错。
第二首，据说是八大为他的《题枯木孤鸟》题诗：“闭门寂寂掩中春，坐看枯枝带雨新。鸟自白头人不识，可堪啼向白头人。”明代释宗泐写过《题画》诗：“闲门寂寂掩芳春，坐看梨花带雨新。鸟自白头浑不觉，可堪啼向白头人。”
为补充表达画意，用他人的诗作为题款，古今常见。八大山人是古代书画大家，其作品个性鲜明，表达的思想情感往往比较隐晦，但改诗题画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如果这类题款出现与原作有所不同，很可能错在读者。
不只书画，人类传播信息的过程中经常会有损耗。首先，误读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这方面，自信必须建立在认真核实的基础之上。其次，信息传播经过的环节越多，真实细节丢失的可能性越大，追溯源头也更加必要。
不要轻信你看到的和听到的。尤其在今天大数据时代，我们以为无所不知，实际上可能成了信息孤岛。各种投其所好的信息给予，让个体变得更加孤独。认识自己，回到过去，可能会增强面对现在和未来的底气。
也许，自从草书诞生以来，文字的误读误传可能是难免的。比如，古代某个人以草体写了篇文字；当时有读者对某个字的辨识出现了错误，传播时又未能及时勘误，这样的错误会不会延续至今？应该有可能。
多年前，阅读时了解到李鸿章撰写过对联：“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祈寿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据说，这是他晚年写的。
后来，发现这副联有多个版本，大同小异，区别在于个别的字。为了弄清“真相”，我曾利用去安徽合肥出差的机会，到李鸿章故居的福寿堂看了看。不过，柱子上刻写的下联中的第二个字，直到今天仍然存疑。
按照我的初步辨识，李鸿章故居福寿堂外柱子上的楹联是这样写的：“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粟，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祈新年岂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即称地上神仙”。
如果把上联的“粟”写成“米”，虽无不妥，却不如“粟”好。因为，“仓”里储“粟”，比蓄“米”更常见；下联的“新”字，如果不是我辨识错误，显然与民间流传的明显不同。无论如何，这个“新”字都不如“寿”字贴切。
那么，我会不会把行草的“寿”看成“新”字了？有这种可能。蔡襄、赵孟頫、黄庭坚和吴说等人写的“寿”字，看上去或多或少都有点儿像“新”字；再加上柱子上对联的书写者自己的风格，有可能把“寿”写成了“新”样儿。
我们不谈对联格律等写作要求，只从字的形义上进行判断，李鸿章祠堂那副联，写的似“岂须服药”，而非“无须服药”，更非“无需服药”。虽然草书的“无”字与“岂”字有时很像，但毕竟在书法上是有本质不同。
此外，实物上的下联还有“即称”二字，也与民间流传的“可为”不同。“即称”之为神仙，未必是神仙；“可为”神仙，也未必成神仙。两种说法，看上去差不多，却存在“无为”和“有为”两种不同取向，读者不可不察。
当然，李鸿章是否真的撰写过这副对联？未见真迹之前，又未经认真研究，很难给出确定回答。即使真的写过，也未必每个字都是廊柱上这样的。更何况，时光流转，廊柱上的楹联经过了几次书写和翻刻？已经无从考证。
最近看八大山人画作的图片，也看一些鉴赏家评价他和他的作品的文章，有两幅的题画诗常被提及。尽管可能存在误读，因而令人费解，却被广泛引用。此外，虽然字画均为真迹，但诗作者可能并非朱耷，而另有其人。
第一首，据说是八大山人的《题孤鸟》诗：“绿荫重重鸟间关，野鸟花香窗雨残。天遣浮云都散尽，教人一路看青山。”也有写成“鸟问关”、“野那花香”或“无那花香”的，可能都因为最初的辩识错误，可以理解。
我没有见过这幅画的图片，但查了这首诗，发现明代李祯写过《宜阳山中》诗：“绿阴重叠鸟间关，野枣花香宿雨残。天遣浮云都捲尽，教人一路看青山”。八大是怎么写的？不知道。因为是草体，读者就可能录错。
第二首，据说是八大为他的《题枯木孤鸟》题诗：“闭门寂寂掩中春，坐看枯枝带雨新。鸟自白头人不识，可堪啼向白头人。”明代释宗泐写过《题画》诗：“闲门寂寂掩芳春，坐看梨花带雨新。鸟自白头浑不觉，可堪啼向白头人。”
为补充表达画意，用他人的诗作为题款，古今常见。八大山人是古代书画大家，其作品个性鲜明，表达的思想情感往往比较隐晦，但改诗题画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如果这类题款出现与原作有所不同，很可能错在读者。
不只书画，人类传播信息的过程中经常会有损耗。首先，误读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这方面，自信必须建立在认真核实的基础之上。其次，信息传播经过的环节越多，真实细节丢失的可能性越大，追溯源头也更加必要。
不要轻信你看到的和听到的。尤其在今天大数据时代，我们以为无所不知，实际上可能成了信息孤岛。各种投其所好的信息给予，让个体变得更加孤独。认识自己，回到过去，可能会增强面对现在和未来的底气。
自从订婚以后，实在太忙了。这个月更是之最。由于러공不在滁州，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我先去店里和对方沟通，最后等他每天下班后，我俩开个视频会议[允悲]最后决定，必要时等他请假回滁州时我俩一起去店里再实地考察。
订婚庆公司，婚礼酒店，桌数，菜品，婚礼场地，婚礼风格，婚纱摄影，领结婚证准备，化妆师确定。总之，结婚的四大金刚现在基本都在同时订。再加上最近学校왜겨那边又出现问题，又加上期末考试在即，还有不定时的，整个人忙到飞起。好在内心是充盈的，而且러공很给力，什么都依着我，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爱你][爱你][爱你]
订婚庆公司，婚礼酒店，桌数，菜品，婚礼场地，婚礼风格，婚纱摄影，领结婚证准备，化妆师确定。总之，结婚的四大金刚现在基本都在同时订。再加上最近学校왜겨那边又出现问题，又加上期末考试在即，还有不定时的，整个人忙到飞起。好在内心是充盈的，而且러공很给力，什么都依着我，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爱你][爱你][爱你]
其实这样的问题显得有点特别浅显，因为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与检察机关沟通最为常见的，毕竟这是律师工作职责。笔者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话题，主要是因为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不是律师与检察机关不沟通，就是沟通渠道不畅通，抑或是不会沟通。需要特别声明的是，笔者此处谈到的律师与检察官沟通，是指律师作为辩护人与检察官沟通。律师作为被害人代理人一般不需要沟通，因为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本身就和被害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检察机关在为被害人伸张正义，所以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好像与检察官没有沟通的必要。其实不然，检察官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并对诉讼进行监督，是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时候，自然包括为被害人伸张正义。但毕竟检察官和被害人代理人的立场不一样，检察官的指控并不一定能够代替被害人的指控，在很多案件中检察官也愿意让被害人到庭，这样也是为了更好地追究犯罪。所以，从检察官的角度出发，被害人指控是有必要的，自然被害人聘请律师是与检察官沟通就很必要。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聘请律师参与诉讼。律师享有代理权与辩护律师享有的辩护权其实是对等的，在刑辩律师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3条之规定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被害人的律师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在很多案件中也出现了检察官指控不力的情况，所以被害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直接提出与检察官不同的指控意见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毕竟是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及代理律师的权利。
刑辩律师与检察机关沟通其实不在同一个平台，辩护律师代表私权利 ，所以立场和观点经常出现偏颇。检察官代表国家履行职责，所以其地位更加中立。一个具有中立立场的法律人和可能存在偏颇立场的法律人进行沟通，其实很难沟通。因为代表国家利益的检察官天生具有了优越性和超脱性，可以更加自由和公立地站在法律上考虑问题，辩护律师的地位显然要比检察官的地位差得多。另外，检察官接触案件的机会和范围要比辩护律师更加具有便利条件。比如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所谓律师提出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很多时候都是“凭感觉”，因为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无法查阅案件材料，了解案件途径无非是看守所会见和家属及其朋友的交流等。因为疫情期间看守所会见很受限制，这给律师了解案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律师唯一了解案情的途径就是向犯罪嫌疑人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等了解。故律师提交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更多是针对案件定性分析和论述。而检察官则可以看到部分的案件材料，虽然并未侦查终结，但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已经搜集到了基础的证据材料，检察官不但可以直接审查案件材料，更可以向侦查人员了解案情，而此时侦查人员为了让检察官将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更愿意针对案情作出有利于批准逮捕的方向，于是此时犯罪嫌疑人其实非常危险，但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案件中，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的理由一般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继续侦查”，而辩护律师提交的法律意见更多是法律适用问题，因为律师根本无法看到证据材料。故，审查批准逮捕期间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交流其实是没有“资本”的，而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案件都是检察官的功劳，虽然很多律师纷纷晒出自己辩护成功的案例，其实检察官的工作要比律师的工作大的多，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坚持了法律规定，坚持依法办案。笔者现在办理着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去掉“恶势力”只是辩护律师提到的观点而已，真正将案件定性改变，还是检察官背后的坚持和努力；还有一个恶势力案件，一个女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被提请批准逮捕，笔者刚好为同案犯辩护，在提交法律意见之际谈到该女犯罪嫌疑人提请批准逮捕的问题，笔者随即与检察官展开交流，其实笔者不是女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只是因为是同一个案件而进行沟通，笔者在法律层面上进行了辩解，结果检察官对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而笔者对于侦查机关报送的证据材料根本没有看到，该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的功劳。
笔者之所以要谈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实践中因为站位、立场和着眼点不一样，导致检察官往往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是对检察官的一个考验，“你办的不是案件，而是他人的人生”，这句话就是检察官依法办案最好的写照，作为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的关键环节，其实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就是掌握在检察官的手中，辩护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维护者，必定要担起辩护的重任，但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只是建议权，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还是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会为不起诉打下基础，取保候审会为判处缓刑打下基础，检察官的决定直接影响了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和案件最终走向，辩护律师不能夸大自己的权利和作用，辩护律师在与检察官的沟通中要时刻注意自己只是一个配角，就是提出对于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和观点，从而引起检察官的注意。如果检察官能够认识到辩护律师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预防冤假错案，检察官就愿意主动给律师沟通了。辩护人特别欣赏省高院的很多法官，他们特别愿意让辩护律师提交详细辩护词，让辩护律师当庭将问题说清楚，很有几次因为辩护律师没有写辩护词遭致法官的不满，要求庭下必须提交辩护词，这不仅是律师执业态度的问题，更是对案件的重视程度，以及是否依法履职的问题。
所以，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唯一可以真正对话并不是在法庭之上，因为一旦起诉到法院后，案件的结果也就很难改变了，法院也会受到很多的压力，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羁押措施的情况下，法官宣告无罪的压力更大。所以法庭上沟通已经不复存在，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此时检察官要维护起诉书的尊严，在代表国家出庭公诉时往往也会利用法律监督权对法庭进行监督，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没有机会和检察官进行沟通。辩护律师与检察官沟通的绝佳阶段就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这个阶段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几乎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阅卷，同时提审（会见）犯罪嫌疑人，同时写法律意见。如果辩护律师能够将一份有理有据的法律意见提交给检察官，为检察官阅卷和审查提出便利条件，则检察官绝对不会排斥辩护律师的做法，当然这就需要注意辩护律师的法律意见必须客观公正，旨在帮助检察官查明案件真相，而不是站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一味儿的辩护，所以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提交的叫做“法律意见”，而不应当是“辩护意见”。当然，审查起诉阶段的沟通建议以书面沟通为主，当面沟通也不可或缺，鉴于当前疫情或者检察官办案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没有时间接待律师，这就要求律师的写作能力必须要强，书面沟通更容易被检察官重视和采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案件，辩护律师都要给检察官提交几千字及上万字的法律意见，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辩护律师要抓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机会，与检察官沟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为犯罪嫌疑人取得量刑上的优惠。如果案件确实存在问题，可能是无罪的案件，辩护律师必须要提交法律意见帮助检察官查明真相，避免案件带病进入审判阶段，为案件最终处理带来麻烦。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大院
2022年6月9日22点16分
刑辩律师与检察机关沟通其实不在同一个平台，辩护律师代表私权利 ，所以立场和观点经常出现偏颇。检察官代表国家履行职责，所以其地位更加中立。一个具有中立立场的法律人和可能存在偏颇立场的法律人进行沟通，其实很难沟通。因为代表国家利益的检察官天生具有了优越性和超脱性，可以更加自由和公立地站在法律上考虑问题，辩护律师的地位显然要比检察官的地位差得多。另外，检察官接触案件的机会和范围要比辩护律师更加具有便利条件。比如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所谓律师提出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很多时候都是“凭感觉”，因为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无法查阅案件材料，了解案件途径无非是看守所会见和家属及其朋友的交流等。因为疫情期间看守所会见很受限制，这给律师了解案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律师唯一了解案情的途径就是向犯罪嫌疑人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等了解。故律师提交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更多是针对案件定性分析和论述。而检察官则可以看到部分的案件材料，虽然并未侦查终结，但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已经搜集到了基础的证据材料，检察官不但可以直接审查案件材料，更可以向侦查人员了解案情，而此时侦查人员为了让检察官将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更愿意针对案情作出有利于批准逮捕的方向，于是此时犯罪嫌疑人其实非常危险，但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案件中，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的理由一般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继续侦查”，而辩护律师提交的法律意见更多是法律适用问题，因为律师根本无法看到证据材料。故，审查批准逮捕期间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交流其实是没有“资本”的，而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案件都是检察官的功劳，虽然很多律师纷纷晒出自己辩护成功的案例，其实检察官的工作要比律师的工作大的多，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坚持了法律规定，坚持依法办案。笔者现在办理着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去掉“恶势力”只是辩护律师提到的观点而已，真正将案件定性改变，还是检察官背后的坚持和努力；还有一个恶势力案件，一个女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被提请批准逮捕，笔者刚好为同案犯辩护，在提交法律意见之际谈到该女犯罪嫌疑人提请批准逮捕的问题，笔者随即与检察官展开交流，其实笔者不是女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只是因为是同一个案件而进行沟通，笔者在法律层面上进行了辩解，结果检察官对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而笔者对于侦查机关报送的证据材料根本没有看到，该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的功劳。
笔者之所以要谈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实践中因为站位、立场和着眼点不一样，导致检察官往往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是对检察官的一个考验，“你办的不是案件，而是他人的人生”，这句话就是检察官依法办案最好的写照，作为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的关键环节，其实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就是掌握在检察官的手中，辩护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维护者，必定要担起辩护的重任，但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只是建议权，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还是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会为不起诉打下基础，取保候审会为判处缓刑打下基础，检察官的决定直接影响了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和案件最终走向，辩护律师不能夸大自己的权利和作用，辩护律师在与检察官的沟通中要时刻注意自己只是一个配角，就是提出对于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和观点，从而引起检察官的注意。如果检察官能够认识到辩护律师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预防冤假错案，检察官就愿意主动给律师沟通了。辩护人特别欣赏省高院的很多法官，他们特别愿意让辩护律师提交详细辩护词，让辩护律师当庭将问题说清楚，很有几次因为辩护律师没有写辩护词遭致法官的不满，要求庭下必须提交辩护词，这不仅是律师执业态度的问题，更是对案件的重视程度，以及是否依法履职的问题。
所以，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唯一可以真正对话并不是在法庭之上，因为一旦起诉到法院后，案件的结果也就很难改变了，法院也会受到很多的压力，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羁押措施的情况下，法官宣告无罪的压力更大。所以法庭上沟通已经不复存在，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此时检察官要维护起诉书的尊严，在代表国家出庭公诉时往往也会利用法律监督权对法庭进行监督，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没有机会和检察官进行沟通。辩护律师与检察官沟通的绝佳阶段就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这个阶段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几乎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阅卷，同时提审（会见）犯罪嫌疑人，同时写法律意见。如果辩护律师能够将一份有理有据的法律意见提交给检察官，为检察官阅卷和审查提出便利条件，则检察官绝对不会排斥辩护律师的做法，当然这就需要注意辩护律师的法律意见必须客观公正，旨在帮助检察官查明案件真相，而不是站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一味儿的辩护，所以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提交的叫做“法律意见”，而不应当是“辩护意见”。当然，审查起诉阶段的沟通建议以书面沟通为主，当面沟通也不可或缺，鉴于当前疫情或者检察官办案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没有时间接待律师，这就要求律师的写作能力必须要强，书面沟通更容易被检察官重视和采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案件，辩护律师都要给检察官提交几千字及上万字的法律意见，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辩护律师要抓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机会，与检察官沟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为犯罪嫌疑人取得量刑上的优惠。如果案件确实存在问题，可能是无罪的案件，辩护律师必须要提交法律意见帮助检察官查明真相，避免案件带病进入审判阶段，为案件最终处理带来麻烦。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大院
2022年6月9日22点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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