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故事 ·印记 | 一个人“复活”着一座城】这是一部关于灵武市的时光倒带。掀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者，是一群坚守信念的考古人，其中就有灵武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刘宏安。西夏窑址、二道沟岩画、水洞沟遗址……这些沉寂于历史尘埃中的文化遗珍，在刘宏安和同事们的考古发掘后，重现于世。之后，在对文物的修复、考证中，他致力于打通“古今对话”，阐释文物的“前世今生”，试图把一段更为立体、鲜活的灵武历史，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与挖掘北半球第一龙
2004年11月的一天，深秋气息渐浓，即使穿着棉大衣，手脚也会冻得冰凉。
这天，正在磁窑堡开展野外调查的刘宏安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快来瞅瞅，我发现一块从未见过的东西。”
初到现场，刘宏安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一块长约1.7米的动物骨骼化石，裸露在沉积岩土层中，品相十分完整。
这是什么种属的动物，体态竟如此庞大？刘宏安反复思量着，观察许久，推断这是史前某种远古动物的股骨，且这种动物很可能已经灭绝。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异常兴奋，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10余天忙碌之后，分布密集的化石逐渐暴露出来。但刘宏安和同事越挖心里越茫然：“有的化石连着挖了好几天，还是挖不到边儿！”此时，挖掘经费也所剩无几，加之冬季地表冻结，刘宏安决定暂停挖掘、回填现场，并聘请化石发现者——马云看护发掘地，待来年开春再做决定。
一晃，四个月过去了。一天，马云找到刘宏安，讨要看护费。“不论怎样，文物保护不能停。”他东拼西凑，借钱为马云支付了看护费。
挖掘进入“瓶颈期”，刘宏安想到了求助外援。“先给化石‘验明正身’。”几天后，刘宏安抱着一大块化石，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徐星解答了刘宏安的疑惑：“这是蜥脚类恐龙化石，有可能还是一种新属种恐龙。”
“我们才挖了10多天，漫山遍野都是这样的化石。”刘宏安话音刚落，徐星惊讶地差点跳起来：“过几天，我和团队去灵武。”
手握中科院的鉴定报告，很快，刘宏安得到各方力量支持，恐龙化石发掘工作有序开展。
然而，在荒郊野外挖掘，困难远比惊喜多。刘宏安带领10余名挖掘人员，盘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锤头敲钢钎，再撬开坚硬的岩石层，把化石与沉积岩分离出来，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尽管化石发掘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但丝毫没有减弱刘宏安对考古的钟爱。
“我骨子里就和考古有缘。”
初中时，听闻灵武发现一处古墓，每天放学后，刘宏安都会钻进人群，爬在土堆上，好奇地观看挖掘过程。“原来考古就像探秘，会不断带给我们未知的惊喜。”
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走进灵武，现场直播恐龙发掘过程，让灵武恐龙化石声名大噪。
在这片“卧虎藏龙”的地方，考古人员相继挖掘出恐龙肋骨、牙齿、头骨等部位化石。刘宏安还想方设法拉来某企业赞助，复制装架出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供游客更直观了解恐龙。
2018年，灵武恐龙化石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刘宏安与徐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联名发表学术论文，证实灵武龙属于梁龙类中罕见的叉背龙，生活在1.74亿年前的侏罗纪，堪称北半球第一龙。此次发现将新蜥脚类恐龙的出现时间前推了1500万年，改写恐龙谱系历史。
痴迷西夏瓷器
四周一片寂静，火焰发出呼呼的响声。刘宏安凝神屏气，直勾勾盯着窑炉。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瓷器在火的淬炼中，胎体上的釉料开始熔化，随着釉汁自然流动，形成五彩斑斓的色彩。
入窑时，全然泥土本色，窑炉开启，已是璀璨生辉。
悉心擦拭、定神细视。“成了！”刘宏安两眼发光，此时，人与瓷，早已融为一体……
西夏瓷烧制技艺——一个失传近千年的工艺，在他手中重生。
上世纪90年代，刘宏安查阅明代志书《宣德宁夏志》时意外发现：磁窑山，在灵州东北六十余里，昔人于此甄陶，至今犹然。
“这座磁窑山是不是西夏官窑？当时怎样烧制瓷器?”怀揣种种疑问，刘宏安租了一辆出租车，从灵武打表，行至30公里时，恰好到达磁窑堡镇。
在磁窑堡镇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瓦罐梁”的山坡，刘宏安看到漫山遍野的瓷片，有的瓷片堆积层厚度达5米。“原来这里就是西夏人烧制瓷器的地方。”这一惊人发现让刘宏安欣喜若狂。
但紧接着，一堆问题接踵而来：西夏窑匠用什么烧瓷？烧制工艺从何而来？非考古专业毕业的刘宏安开始查阅大量历史记载，以求深入了解西夏瓷。
2007年，刘宏安和同事在磁窑堡镇抢救性清理一处西夏窑址，发掘出数座窑炉。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刘宏安逐渐揭开西夏窑址的奥秘——丰富的煤炭为制瓷提供了优质的矿物资源，促使灵武成为西夏瓷器重要的发源地。同时，这些“官字号”窑址相继“诞生”了许多工艺精湛的西夏瓷，且自成艺术风格，粗犷中彰显古朴、豪放。
“古人的智慧真是了得！制作出如此精美绝伦的瓷器。”刘宏安萌发出复烧西夏古瓷的想法。此后多年，刘宏安闲暇时间都是伴随着烧瓷而度过的。
依据磁窑堡西夏古窑形制，花几个周末的时间，砌筑起一座土窑；再采集到西夏时期遗留的高岭土，耗时几个月，进行练泥、拉胚、醮釉、刻花；将瓷胎逐个码放在窑内，烧制半月，期间，每隔1至2个小时添一次煤；烧制结束后，再降温冷却6天。经过数月烧制，望眼欲穿的刘宏安，满怀期望地拆开窑门时，却看到黑乎乎的一堆残瓷！这样的失败，他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
对于刘宏安的痴迷，亲朋好友态度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异想天开，有人觉得他沉迷到了疯癫的地步。不过，妻子一直无条件支持刘宏安。在妻子看来，这个不洗衣做饭，也顾不上管家的男人，一旦钻进“瓷”里，废寝忘食、如痴如醉。“西夏瓷是他的命，他都把工作都变成爱好了，我只能支持。”
这些年，对西夏瓷“着了魔”的刘宏安还多次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窑场拜师学艺。2012年，他采用土窑土釉及纯手工技艺，烧制出西夏瓷。2019年，刘宏安的西夏瓷烧制技艺成功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8载痴心守护
灵武，古称灵州，灵州城墙盘踞在这里已近600年。
随街坊邻居爬到10米高的灵州古城墙上撬砖，再把城砖搬回家垒鸡窝、建杂房。这是少年刘宏安与灵州城墙的一段不光彩的“交往”。
和同事走家串户，收回2万多块古城砖，争取政府专项资金，对灵州古城墙进行维修。这是成年后的刘宏安一段充满自责的“还债”路。
“醒悟得太迟了。”尽管古城墙已恢复风貌，但刘宏安还是内疚不已。
1991年，刘宏安到磁窑堡镇考古，看到村民把捡来的西夏瓷碗以两三元的价格“贱卖”，有些孩子甚至把挖出来的西夏大碗就地摆成一排，抛掷石块比赛谁打碎的碗最多。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被损毁，刘宏安的心在滴血。
“我必须承担起守护文物的职责。”
自2002年开始从事考古，守护文物这条路，刘宏安走了整整18年。
2016年9月的一天，刘宏安在文物保护区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挖土，身旁放置着洛阳铲等工具。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和同事断定——男子在盗挖遗址。随即，他和同事悄悄从四周包抄过去。男子听到声音后，立即扔下铁锹向不远处的漫水沟逃去。“怎么又是他！不能让他跑了！”近处发现这名男子是盗墓惯犯后，刘宏安从两米高的山崖跳下，沿着水沟追赶过去。追赶中，刘宏安不慎将脚扭伤，他强忍着疼痛，和同事追出200多米外，才将早已筋疲力尽的男子围住。
“谁敢动我，我就戳死谁！”男子掏出一把改锥，在刘宏安和同事面前乱戳。僵持之际，刘宏安悄悄从男子后方猛冲上去，试图将其摔倒。谁料男子转身用右肘猛击刘宏安胸部，刘宏安被重重摔在河里。
此时，刘宏安的同事抄起一根木棍，趁男子不备，将其制服。
数十年来，围堵、擒获盗墓者，被盗墓者打伤的例子举不胜数，“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刘宏安和同事从几十米长的盗洞内共抓出15名盗墓者。
“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
“邪不压正。我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好文物。”刘宏安坚定地答道。
文物守护路漫漫，刘宏安也曾孤寂、迷茫过。但是与考古结下割舍不断情缘的刘宏安，他的喜怒哀乐、生活半径始终绕不开考古。（宁夏日报记者 姜璐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参与挖掘北半球第一龙
2004年11月的一天，深秋气息渐浓，即使穿着棉大衣，手脚也会冻得冰凉。
这天，正在磁窑堡开展野外调查的刘宏安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快来瞅瞅，我发现一块从未见过的东西。”
初到现场，刘宏安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一块长约1.7米的动物骨骼化石，裸露在沉积岩土层中，品相十分完整。
这是什么种属的动物，体态竟如此庞大？刘宏安反复思量着，观察许久，推断这是史前某种远古动物的股骨，且这种动物很可能已经灭绝。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异常兴奋，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10余天忙碌之后，分布密集的化石逐渐暴露出来。但刘宏安和同事越挖心里越茫然：“有的化石连着挖了好几天，还是挖不到边儿！”此时，挖掘经费也所剩无几，加之冬季地表冻结，刘宏安决定暂停挖掘、回填现场，并聘请化石发现者——马云看护发掘地，待来年开春再做决定。
一晃，四个月过去了。一天，马云找到刘宏安，讨要看护费。“不论怎样，文物保护不能停。”他东拼西凑，借钱为马云支付了看护费。
挖掘进入“瓶颈期”，刘宏安想到了求助外援。“先给化石‘验明正身’。”几天后，刘宏安抱着一大块化石，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徐星解答了刘宏安的疑惑：“这是蜥脚类恐龙化石，有可能还是一种新属种恐龙。”
“我们才挖了10多天，漫山遍野都是这样的化石。”刘宏安话音刚落，徐星惊讶地差点跳起来：“过几天，我和团队去灵武。”
手握中科院的鉴定报告，很快，刘宏安得到各方力量支持，恐龙化石发掘工作有序开展。
然而，在荒郊野外挖掘，困难远比惊喜多。刘宏安带领10余名挖掘人员，盘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锤头敲钢钎，再撬开坚硬的岩石层，把化石与沉积岩分离出来，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尽管化石发掘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但丝毫没有减弱刘宏安对考古的钟爱。
“我骨子里就和考古有缘。”
初中时，听闻灵武发现一处古墓，每天放学后，刘宏安都会钻进人群，爬在土堆上，好奇地观看挖掘过程。“原来考古就像探秘，会不断带给我们未知的惊喜。”
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走进灵武，现场直播恐龙发掘过程，让灵武恐龙化石声名大噪。
在这片“卧虎藏龙”的地方，考古人员相继挖掘出恐龙肋骨、牙齿、头骨等部位化石。刘宏安还想方设法拉来某企业赞助，复制装架出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供游客更直观了解恐龙。
2018年，灵武恐龙化石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刘宏安与徐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联名发表学术论文，证实灵武龙属于梁龙类中罕见的叉背龙，生活在1.74亿年前的侏罗纪，堪称北半球第一龙。此次发现将新蜥脚类恐龙的出现时间前推了1500万年，改写恐龙谱系历史。
痴迷西夏瓷器
四周一片寂静，火焰发出呼呼的响声。刘宏安凝神屏气，直勾勾盯着窑炉。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瓷器在火的淬炼中，胎体上的釉料开始熔化，随着釉汁自然流动，形成五彩斑斓的色彩。
入窑时，全然泥土本色，窑炉开启，已是璀璨生辉。
悉心擦拭、定神细视。“成了！”刘宏安两眼发光，此时，人与瓷，早已融为一体……
西夏瓷烧制技艺——一个失传近千年的工艺，在他手中重生。
上世纪90年代，刘宏安查阅明代志书《宣德宁夏志》时意外发现：磁窑山，在灵州东北六十余里，昔人于此甄陶，至今犹然。
“这座磁窑山是不是西夏官窑？当时怎样烧制瓷器?”怀揣种种疑问，刘宏安租了一辆出租车，从灵武打表，行至30公里时，恰好到达磁窑堡镇。
在磁窑堡镇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瓦罐梁”的山坡，刘宏安看到漫山遍野的瓷片，有的瓷片堆积层厚度达5米。“原来这里就是西夏人烧制瓷器的地方。”这一惊人发现让刘宏安欣喜若狂。
但紧接着，一堆问题接踵而来：西夏窑匠用什么烧瓷？烧制工艺从何而来？非考古专业毕业的刘宏安开始查阅大量历史记载，以求深入了解西夏瓷。
2007年，刘宏安和同事在磁窑堡镇抢救性清理一处西夏窑址，发掘出数座窑炉。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刘宏安逐渐揭开西夏窑址的奥秘——丰富的煤炭为制瓷提供了优质的矿物资源，促使灵武成为西夏瓷器重要的发源地。同时，这些“官字号”窑址相继“诞生”了许多工艺精湛的西夏瓷，且自成艺术风格，粗犷中彰显古朴、豪放。
“古人的智慧真是了得！制作出如此精美绝伦的瓷器。”刘宏安萌发出复烧西夏古瓷的想法。此后多年，刘宏安闲暇时间都是伴随着烧瓷而度过的。
依据磁窑堡西夏古窑形制，花几个周末的时间，砌筑起一座土窑；再采集到西夏时期遗留的高岭土，耗时几个月，进行练泥、拉胚、醮釉、刻花；将瓷胎逐个码放在窑内，烧制半月，期间，每隔1至2个小时添一次煤；烧制结束后，再降温冷却6天。经过数月烧制，望眼欲穿的刘宏安，满怀期望地拆开窑门时，却看到黑乎乎的一堆残瓷！这样的失败，他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
对于刘宏安的痴迷，亲朋好友态度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异想天开，有人觉得他沉迷到了疯癫的地步。不过，妻子一直无条件支持刘宏安。在妻子看来，这个不洗衣做饭，也顾不上管家的男人，一旦钻进“瓷”里，废寝忘食、如痴如醉。“西夏瓷是他的命，他都把工作都变成爱好了，我只能支持。”
这些年，对西夏瓷“着了魔”的刘宏安还多次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窑场拜师学艺。2012年，他采用土窑土釉及纯手工技艺，烧制出西夏瓷。2019年，刘宏安的西夏瓷烧制技艺成功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8载痴心守护
灵武，古称灵州，灵州城墙盘踞在这里已近600年。
随街坊邻居爬到10米高的灵州古城墙上撬砖，再把城砖搬回家垒鸡窝、建杂房。这是少年刘宏安与灵州城墙的一段不光彩的“交往”。
和同事走家串户，收回2万多块古城砖，争取政府专项资金，对灵州古城墙进行维修。这是成年后的刘宏安一段充满自责的“还债”路。
“醒悟得太迟了。”尽管古城墙已恢复风貌，但刘宏安还是内疚不已。
1991年，刘宏安到磁窑堡镇考古，看到村民把捡来的西夏瓷碗以两三元的价格“贱卖”，有些孩子甚至把挖出来的西夏大碗就地摆成一排，抛掷石块比赛谁打碎的碗最多。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被损毁，刘宏安的心在滴血。
“我必须承担起守护文物的职责。”
自2002年开始从事考古，守护文物这条路，刘宏安走了整整18年。
2016年9月的一天，刘宏安在文物保护区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挖土，身旁放置着洛阳铲等工具。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和同事断定——男子在盗挖遗址。随即，他和同事悄悄从四周包抄过去。男子听到声音后，立即扔下铁锹向不远处的漫水沟逃去。“怎么又是他！不能让他跑了！”近处发现这名男子是盗墓惯犯后，刘宏安从两米高的山崖跳下，沿着水沟追赶过去。追赶中，刘宏安不慎将脚扭伤，他强忍着疼痛，和同事追出200多米外，才将早已筋疲力尽的男子围住。
“谁敢动我，我就戳死谁！”男子掏出一把改锥，在刘宏安和同事面前乱戳。僵持之际，刘宏安悄悄从男子后方猛冲上去，试图将其摔倒。谁料男子转身用右肘猛击刘宏安胸部，刘宏安被重重摔在河里。
此时，刘宏安的同事抄起一根木棍，趁男子不备，将其制服。
数十年来，围堵、擒获盗墓者，被盗墓者打伤的例子举不胜数，“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刘宏安和同事从几十米长的盗洞内共抓出15名盗墓者。
“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
“邪不压正。我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好文物。”刘宏安坚定地答道。
文物守护路漫漫，刘宏安也曾孤寂、迷茫过。但是与考古结下割舍不断情缘的刘宏安，他的喜怒哀乐、生活半径始终绕不开考古。（宁夏日报记者 姜璐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四部委：今年处置7000余款违法违规App】
9月20日，2020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App个人信息保护主题发布活动在京召开。新京报记者 罗亦丹 摄
9月20日，2020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App个人信息保护主题发布活动在京召开。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委以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在会上公布了今年以来App专项治理工作的有关进程。
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处长尚铁力表示，工信部2020年累计巡查4.8万余款App，专项检查了200余款App，加大了检查和公开曝光力度。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处长赵云霞表示，今年以来，公安部依托网民举报、巡查发现，依法处置了70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App。
会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组长程多福表示，今年工作组主要从标准规范制定、推动自动化检测工具、宣传教育三个方面展开工作。“因为现在市场上APP的量是百万级的，我们要推动自动化检测的工具作为今年的一个重点方向，下一步这一块会有比较大的亮点。”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对于App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安全性，除了制定标准、推动自动化检测工具进行检测外，进行安全认证也是一大途径。而2019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APP认证的公告，承担认证工作的是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主任魏昊表示，2019年3月起，有25家企业的75款产品提出申请，28款产品被接受认证申请，涉及地图导航、网上购物等行业。“受理后的认证过程中，由于整改方面不合格，有10款产品终止认证过程，最后18款产品通过了认证。”
此外，App专项治理工作组还公布了在网络安全周活动期间发起的“App安全意识调查”问卷，问卷结果显示，近半数受访者会仔细阅读隐私政策，三成受访者只会大致阅览隐私政策，两成受访者不阅读隐私政策。有76.9%的受访者对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来源、目的、方式、范围存在困扰或担心。
会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还邀请各界代表就大众普遍关心的“追踪和画像的度在哪里”展开观点交锋。知名歌手、演员王源作为公众人物代表和青少年倡导者倡导App对于青少年上网行为应当“少一点追踪、多一点关怀”。21世纪报道系首席运营官虞伟、TalkingData CEO 崔晓波、梆梆安全CEO阚志刚也分别代表媒体、产业界和安全界分享了相关观点。
问题：公众人物和普通用户在App操作的动作都会被App追踪，你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吗？
王源：作为公众人物确实会在很多情况下遭到追踪，包括线上也包括线下。线下的追踪可以主观感知到，但APP的追踪更加紧密，用户的任意一个操作都可能被记录甚至被汇总起来，在我不知道且未告知我的情况下，我觉得严格来说是侵犯隐私了，这还可能会带来电话骚扰、短信轰炸甚至个人账号安全的威胁。我可接受的追踪是在一定范围内用户可知的追踪。
问题：SDK很多时候就是在追踪用户的动作，形成用户画像，您如何看待收集信息度的把握？
崔晓波：首先以追踪个体为目的数据收集行为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遵循法律。而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则，一个是（目的）正当性，如果侵犯了比如王源同学的行踪就肯定不存在正当性；第二个是必要性，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App做越权的收集，这也不可取。在应用方面应该遵循最小化的应用原则。
虞伟：想不被追踪应该是没有可能的，关键是不被追踪到什么程度。我认为要看公司的商业目的是怎样的，现在App操作的动作会被汇总，我觉得汇总行为要被严格限制，要依法依程序对App收集的信息进行汇总和分析。
阚志刚：从技术角度来讲，App汇总信息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目前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都在被做黑产的汇总，当黑产人员把这些信息汇总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会得到比某一个商业公司更加全面的用户画像来进行追踪。这种行为是不可以的，如果用在正常的商业行为上，我作为个人可以接受，因为给我带来了很多便利性。
问题：现在人脸以及手机设备号成为了容易被追踪的特征，你怎么看？
王源：我也发现这两年人脸识别越来越普遍了，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很多人脸识别的结果是面向大众的，应用场景并不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场景，现在很多摄像头都具备了这样的功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被人脸识别的场景，但是每天遮上脸也不是办法。现在戴口罩都能被识别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人脸识别的方法追踪个人行为，对个人的隐私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方式如果是大范围地应用于日常的话我不太赞成。
虞伟：无论是人脸还是手机设备号，这两个其实是一类性质，应该严格被限制，没有非特定的需要不应该进行收集，尤其是人脸。即使是在特定场景下，收集了人脸的信息，我们也要特别关注它保存多长期限会进行删除，比如说以前正常的摄像头也有一周或两个月自动删除的设置，此外，收集完的人脸数据不能再共享。
问题：目前商家会使用用户画像对人群进行分类，你是否知道你粉丝成员的大概画像？你怎么看待用户画像？
王源：说到粉丝，我经常会听到别人说妈妈粉、姐姐粉之类的，我觉得这就是给一些特定的粉丝人群画像。因为我不是相关的网络企业，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特别准确地给我的粉丝画像，但我觉得画像就像是给粉丝贴标签，比如说你年纪大一点，已经结婚了有孩子就叫妈妈粉，或者你比我年纪大一点就叫姐姐粉。如果标签贴得适当的话，可以帮助朋友了解兴趣爱好，帮助商家了解需求。但我感觉现在的大数据画像好像已经超过了普通标签的概念，我生活中遇到过此类情形，就是刚刚聊到什么或者刚刚搜过什么，马上购物软件就会推送什么，刚开始用我还觉得挺方便的，但是到后来想想会觉得有一点后怕，即：这种画像的积累次数越多，会不会个人信息就暴露越多？会不会有一些个人信息会被恶意的人员去利用了？而软件不会因为你是青少年而对你减少画像。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相对是更脆弱的，更应得到保护。
问题：App会不会监听？可否从安全角度分析一下聊一个天马上就推送类似的东西这种情况？
阚志刚：监听不但包括对用户操作动作的监听，例如今天用了什么手机，什么时间用的，还包括对用户所看的浏览内容的监听，例如今天看了什么新闻、广告；而对说话或者通信、语音的监听则是非常之可怕，这被称作间谍软件。正当的企业对客户画像可以理解，但必须把画像的结果进行很强的保护。比如说我们四家企业分别对一个用户进行画像，都要有义务跟责任把画像的数据保存好，而不是说四家企业一商量把画像进行汇总，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画像的叠加，最终在用户身上的标签就有可能有两千多个，甚至把用户身上的一些特点“画出来”，这非常之可怕。
问题：既然给用户画像、贴标签不可避免，能不能给用户一个权力去控制这个标签的颗粒度，甚至删除某些标签呢？你觉得怎样是合适的？
崔晓波：我觉得现在核心的问题是没有标准、不透明。很多互联网公司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不愿公开标准，整个环节不透明，所以把画像开放给消费者或者个人去看不现实。为什么？因为同样的标签可能在不同的公司代表不同的含义。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还是以政府或者行业协会为主导，对于某一类行业标签里的定义还得做一些分级或者分类的管理。此外，在应用环节还要进行监管，因为现在大数据杀熟很明显，打了标签之后会存在各种价格歧视，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监管部门进行管理。解决了上述问题后，才能谈把更多的控制权交还给消费者。
问题：对于青少年的标签控制，你有什么期待？
王源：我觉得青少年相对于成年人，对于网络世界还是缺乏一些判断和识别能力的，如果是明知道青少年是这样的情况还是去引诱他们上网，就是把用户标签纯粹作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不太好。现在也有很多App上线了青少年模式，避免对青少年进行大量的画像，这是很好的。我觉得App要对青少年上网少一点追踪多一点关怀，每一位青少年在上网的过程中也要在家长的指导下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来源丨新华网 https://t.cn/A641tYQf
9月20日，2020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App个人信息保护主题发布活动在京召开。新京报记者 罗亦丹 摄
9月20日，2020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App个人信息保护主题发布活动在京召开。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委以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在会上公布了今年以来App专项治理工作的有关进程。
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处长尚铁力表示，工信部2020年累计巡查4.8万余款App，专项检查了200余款App，加大了检查和公开曝光力度。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处长赵云霞表示，今年以来，公安部依托网民举报、巡查发现，依法处置了70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App。
会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组长程多福表示，今年工作组主要从标准规范制定、推动自动化检测工具、宣传教育三个方面展开工作。“因为现在市场上APP的量是百万级的，我们要推动自动化检测的工具作为今年的一个重点方向，下一步这一块会有比较大的亮点。”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对于App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安全性，除了制定标准、推动自动化检测工具进行检测外，进行安全认证也是一大途径。而2019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APP认证的公告，承担认证工作的是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主任魏昊表示，2019年3月起，有25家企业的75款产品提出申请，28款产品被接受认证申请，涉及地图导航、网上购物等行业。“受理后的认证过程中，由于整改方面不合格，有10款产品终止认证过程，最后18款产品通过了认证。”
此外，App专项治理工作组还公布了在网络安全周活动期间发起的“App安全意识调查”问卷，问卷结果显示，近半数受访者会仔细阅读隐私政策，三成受访者只会大致阅览隐私政策，两成受访者不阅读隐私政策。有76.9%的受访者对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来源、目的、方式、范围存在困扰或担心。
会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还邀请各界代表就大众普遍关心的“追踪和画像的度在哪里”展开观点交锋。知名歌手、演员王源作为公众人物代表和青少年倡导者倡导App对于青少年上网行为应当“少一点追踪、多一点关怀”。21世纪报道系首席运营官虞伟、TalkingData CEO 崔晓波、梆梆安全CEO阚志刚也分别代表媒体、产业界和安全界分享了相关观点。
问题：公众人物和普通用户在App操作的动作都会被App追踪，你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吗？
王源：作为公众人物确实会在很多情况下遭到追踪，包括线上也包括线下。线下的追踪可以主观感知到，但APP的追踪更加紧密，用户的任意一个操作都可能被记录甚至被汇总起来，在我不知道且未告知我的情况下，我觉得严格来说是侵犯隐私了，这还可能会带来电话骚扰、短信轰炸甚至个人账号安全的威胁。我可接受的追踪是在一定范围内用户可知的追踪。
问题：SDK很多时候就是在追踪用户的动作，形成用户画像，您如何看待收集信息度的把握？
崔晓波：首先以追踪个体为目的数据收集行为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遵循法律。而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则，一个是（目的）正当性，如果侵犯了比如王源同学的行踪就肯定不存在正当性；第二个是必要性，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App做越权的收集，这也不可取。在应用方面应该遵循最小化的应用原则。
虞伟：想不被追踪应该是没有可能的，关键是不被追踪到什么程度。我认为要看公司的商业目的是怎样的，现在App操作的动作会被汇总，我觉得汇总行为要被严格限制，要依法依程序对App收集的信息进行汇总和分析。
阚志刚：从技术角度来讲，App汇总信息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目前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都在被做黑产的汇总，当黑产人员把这些信息汇总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会得到比某一个商业公司更加全面的用户画像来进行追踪。这种行为是不可以的，如果用在正常的商业行为上，我作为个人可以接受，因为给我带来了很多便利性。
问题：现在人脸以及手机设备号成为了容易被追踪的特征，你怎么看？
王源：我也发现这两年人脸识别越来越普遍了，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很多人脸识别的结果是面向大众的，应用场景并不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场景，现在很多摄像头都具备了这样的功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被人脸识别的场景，但是每天遮上脸也不是办法。现在戴口罩都能被识别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人脸识别的方法追踪个人行为，对个人的隐私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方式如果是大范围地应用于日常的话我不太赞成。
虞伟：无论是人脸还是手机设备号，这两个其实是一类性质，应该严格被限制，没有非特定的需要不应该进行收集，尤其是人脸。即使是在特定场景下，收集了人脸的信息，我们也要特别关注它保存多长期限会进行删除，比如说以前正常的摄像头也有一周或两个月自动删除的设置，此外，收集完的人脸数据不能再共享。
问题：目前商家会使用用户画像对人群进行分类，你是否知道你粉丝成员的大概画像？你怎么看待用户画像？
王源：说到粉丝，我经常会听到别人说妈妈粉、姐姐粉之类的，我觉得这就是给一些特定的粉丝人群画像。因为我不是相关的网络企业，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特别准确地给我的粉丝画像，但我觉得画像就像是给粉丝贴标签，比如说你年纪大一点，已经结婚了有孩子就叫妈妈粉，或者你比我年纪大一点就叫姐姐粉。如果标签贴得适当的话，可以帮助朋友了解兴趣爱好，帮助商家了解需求。但我感觉现在的大数据画像好像已经超过了普通标签的概念，我生活中遇到过此类情形，就是刚刚聊到什么或者刚刚搜过什么，马上购物软件就会推送什么，刚开始用我还觉得挺方便的，但是到后来想想会觉得有一点后怕，即：这种画像的积累次数越多，会不会个人信息就暴露越多？会不会有一些个人信息会被恶意的人员去利用了？而软件不会因为你是青少年而对你减少画像。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相对是更脆弱的，更应得到保护。
问题：App会不会监听？可否从安全角度分析一下聊一个天马上就推送类似的东西这种情况？
阚志刚：监听不但包括对用户操作动作的监听，例如今天用了什么手机，什么时间用的，还包括对用户所看的浏览内容的监听，例如今天看了什么新闻、广告；而对说话或者通信、语音的监听则是非常之可怕，这被称作间谍软件。正当的企业对客户画像可以理解，但必须把画像的结果进行很强的保护。比如说我们四家企业分别对一个用户进行画像，都要有义务跟责任把画像的数据保存好，而不是说四家企业一商量把画像进行汇总，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画像的叠加，最终在用户身上的标签就有可能有两千多个，甚至把用户身上的一些特点“画出来”，这非常之可怕。
问题：既然给用户画像、贴标签不可避免，能不能给用户一个权力去控制这个标签的颗粒度，甚至删除某些标签呢？你觉得怎样是合适的？
崔晓波：我觉得现在核心的问题是没有标准、不透明。很多互联网公司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不愿公开标准，整个环节不透明，所以把画像开放给消费者或者个人去看不现实。为什么？因为同样的标签可能在不同的公司代表不同的含义。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还是以政府或者行业协会为主导，对于某一类行业标签里的定义还得做一些分级或者分类的管理。此外，在应用环节还要进行监管，因为现在大数据杀熟很明显，打了标签之后会存在各种价格歧视，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监管部门进行管理。解决了上述问题后，才能谈把更多的控制权交还给消费者。
问题：对于青少年的标签控制，你有什么期待？
王源：我觉得青少年相对于成年人，对于网络世界还是缺乏一些判断和识别能力的，如果是明知道青少年是这样的情况还是去引诱他们上网，就是把用户标签纯粹作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不太好。现在也有很多App上线了青少年模式，避免对青少年进行大量的画像，这是很好的。我觉得App要对青少年上网少一点追踪多一点关怀，每一位青少年在上网的过程中也要在家长的指导下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来源丨新华网 https://t.cn/A641tYQf
昨天才知道我爱的城市超市上个月就已经关店了，我说怎么前几天外卖平台上显示暂停营业呢，还以为疫情期间停了外卖呢。挺好的店为啥关了啊，便宜好吃的面包少了一家 。我一个减重的人天天看美食，越看面包店就越给我推送同类店，收藏一大堆，都想试。我是怎么成为一个面包爱好者的呢？虽然从小吃西式早餐长大（面包牛奶麦片），但我成人后自己独立生活到2013年科学减重开始之间的那些年早餐都吃的什么呢，想过好几次都没想起来，还是那会儿我不怎么吃早餐？｜｜图文无关，中午出去走圈儿拍的栾树花和种子包（ 我的叫法，学名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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