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襄公·襄公二十九年原文 原文
【经】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卫侯衎卒。
阍弑吴子馀祭。
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晋侯使士鞅来聘。
杞子来盟。
吴子使札来聘。
秋九月，葬卫献公。
齐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孙羯如晋。
【传】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楚人使公亲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殡而襚，则布币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殡。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二月癸卯，齐人葬庄公于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于西门之外。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郏敖即位。王子围为令尹。郑行人子羽曰：“是谓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后闻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只见疏也。”公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对曰：“君实有国，谁敢违君！”公与公冶冕服。固辞。强之而后受。公欲无入，荣成伯赋《式微》，乃归。
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孙见之，则言季氏如他日。不见，则终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无以冕服敛，非德赏也。且无使季氏葬我。”
葬灵王。郑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与其莫往，弱不犹愈乎？《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东西南北，谁敢宁处？坚事晋、楚，以蕃王室也。王事无旷，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馀祭观舟，阍以刀弑之。
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晋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会之。郑子大叔与伯石往。子大叔见大叔文子，与之语。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晋不邻矣，其谁云之？”
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知伯，女齐相礼。宾出，司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将不免。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对曰：“专则速及，侈将以其力毙，专则人实毙之，将及矣。”
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庄叔执币。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耦，鄫鼓父、党叔为一耦。
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晋悼夫人愠曰：“齐也取货。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杞，夏馀也，而即东夷。鲁，周公之后也，而睦于晋。以杞封鲁犹可，而何有焉？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鲁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来盟。书曰“子”，贱之也。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適卫，说蘧瑗、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適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
秋九月，齐公孙虿、公孙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书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为功，且专，故难及之。
冬，孟孝伯如晋，报范叔也。
为高氏之难故，高竖以卢叛。十月庚寅，闾丘婴帅师围卢。高竖曰：“苟使高氏有后，请致邑。”齐人立敬仲之曾孙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竖致卢而出奔晋，晋人城绵而寘旃。
郑伯有使公孙黑如楚，辞曰：“楚、郑方恶，而使余往，是杀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则往，难则已，何世之有？”伯有将强使之。子晳怒，将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郑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谌曰：“是盟也，其与几何？《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今是长乱之道也。祸未歇也，必三年而后能纾。”然明曰：“政将焉往？”裨谌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产？举不踰等，则位班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天又除之，夺伯有魄。子西即世，将焉辟之？天祸郑久矣，其必使子产息之，乃犹可以戾。不然，将亡矣。”
【经】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卫侯衎卒。
阍弑吴子馀祭。
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晋侯使士鞅来聘。
杞子来盟。
吴子使札来聘。
秋九月，葬卫献公。
齐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孙羯如晋。
【传】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楚人使公亲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殡而襚，则布币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殡。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二月癸卯，齐人葬庄公于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于西门之外。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郏敖即位。王子围为令尹。郑行人子羽曰：“是谓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后闻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只见疏也。”公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对曰：“君实有国，谁敢违君！”公与公冶冕服。固辞。强之而后受。公欲无入，荣成伯赋《式微》，乃归。
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孙见之，则言季氏如他日。不见，则终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无以冕服敛，非德赏也。且无使季氏葬我。”
葬灵王。郑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与其莫往，弱不犹愈乎？《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东西南北，谁敢宁处？坚事晋、楚，以蕃王室也。王事无旷，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馀祭观舟，阍以刀弑之。
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晋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会之。郑子大叔与伯石往。子大叔见大叔文子，与之语。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晋不邻矣，其谁云之？”
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知伯，女齐相礼。宾出，司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将不免。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对曰：“专则速及，侈将以其力毙，专则人实毙之，将及矣。”
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庄叔执币。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耦，鄫鼓父、党叔为一耦。
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晋悼夫人愠曰：“齐也取货。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杞，夏馀也，而即东夷。鲁，周公之后也，而睦于晋。以杞封鲁犹可，而何有焉？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鲁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来盟。书曰“子”，贱之也。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適卫，说蘧瑗、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適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
秋九月，齐公孙虿、公孙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书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为功，且专，故难及之。
冬，孟孝伯如晋，报范叔也。
为高氏之难故，高竖以卢叛。十月庚寅，闾丘婴帅师围卢。高竖曰：“苟使高氏有后，请致邑。”齐人立敬仲之曾孙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竖致卢而出奔晋，晋人城绵而寘旃。
郑伯有使公孙黑如楚，辞曰：“楚、郑方恶，而使余往，是杀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则往，难则已，何世之有？”伯有将强使之。子晳怒，将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郑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谌曰：“是盟也，其与几何？《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今是长乱之道也。祸未歇也，必三年而后能纾。”然明曰：“政将焉往？”裨谌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产？举不踰等，则位班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天又除之，夺伯有魄。子西即世，将焉辟之？天祸郑久矣，其必使子产息之，乃犹可以戾。不然，将亡矣。”
#人有四种福相，你一定要修！#
从做人、做事的角度，人有两大贵相和两大富相，这道出了人生的四大福相。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第一福相：端庄厚重
端庄厚重，端庄和重，都是厚的效果。可以说，这四个字的核心就是厚。只有做到了「厚」，才能真正端庄、重。
《易经》曰：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德经》上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
《论语》中同样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一个人不庄重，就会轻佻，没有威严，流于散漫，心不能自守，所学的东西也不会牢固。
曾国藩统军十数年，与当时的皇亲、摄政王奕訢却无一私下联系。据说就缘于他曾见过这位亲王的一张画像。看了他的画像，曾国藩徐徐地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举目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又说，「身处周公之位，却无周公之望，这也是国家的不幸。」
一张画像竟能看出国家的不幸，曾国藩别无神仙术，他只是觉得奕亲王「轻佻」，不厚重。
为什么说端庄厚重是贵相？其实是有因缘的。端庄厚重的人，表明他懂得敬畏，一个有敬畏感的人就不至于放肆无忌，思虑就会深远，处事不至于鲁莽，说话就会谨慎，交际不至于随便。
自己有敬畏感的人，往往别人也会敬畏他。得罪的人越少，自然也就远离祸端。端庄厚重不是装出来的，是修身修炼出来的功力。因此，曾国藩多次申斥儿子力戒轻佻，多多修炼些举止。
据后人记载，曾国藩「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他走起路来脚步很沉稳，说话很慢，但一句是一句，每一字都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所以明代大思想家吕坤说：「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头脑聪明、能言善辩不过是三等资质，英雄豪杰气象不过是二等资质，具有厚重品格的人才是真正一流的人物。
在《神雕侠侣》中，杨过从独孤求败众多的宝剑中选择了重八十一斤的玄铁剑，他手握玄铁剑，喃喃念着「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八字，心中似有所悟。可以说，金庸借杨过向世人昭示了这一深邃的道理。
第二福相：谦卑含容
为人谦卑，待人宽容，从做事的角度讲，这样的人必然更容易成功。
谦，在《易经》是一个卦名，叫做「地山谦」。它的卦像，是高山峻岭，伏藏在地的下面，也可以说，在万仞高山的绝顶之处，呈现一片平原，满目晴空，白云万里，反而觉得平淡无奇，毫无险峻的感觉。
万事退一步就叫谦，不傲慢就叫谦，让一步就叫谦，多说一声谢谢、对不起，就叫谦，谦卦六爻皆吉。除了谦卦，其余的卦，有好就有坏，有吉就有凶。谦卦的道理就是这样。你到了最高处，就要平实，不要认为自己高，这就是谦的道理。
所以地山谦，山最高，像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顶，那多高呀！但是高有什么用呢？高要能下才好。山顶上面是平地，意思就是：最高处要是最平凡的，最平凡最恭下的就是谦卦。
含容就是包涵宽容、宽宏大度，能容人、容事、容言。在人际交往中，宽容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曾国藩这样教导我们：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平日里做任何事都应该低调，因为历代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民大众主体总是相对弱势的，可以用贫富来解释这一现象，穷人多少有些仇富心理，这时候富家子弟的一点小不对，会被放大无数倍，导致是非不分，黑白颠倒。
最能表现曾国藩宽容的，就是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事实上，左宗棠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就，离不开曾国藩的提携。但左宗棠有一个坏脾气，就是喜欢骂人，当年骂总兵叫樊燮「王八蛋」，事情闹到京城，皇帝下令要杀左宗棠，幸好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从中斡旋，左宗棠才死里逃生。
左宗棠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步步高升。左宗棠谩骂曾国藩，可以说到了不择时、不择地、不择人的地步。左宗棠有时在家里骂曾国藩「挟私」，结果家庭教师范赓听得都不耐烦了。
左宗棠还多次鼓动大臣弹劾曾国藩。1864 年，曾国荃率领湘军攻下江宁，由于疏忽，让幼天王以及洪仁玕等人逃了。左宗棠抓住这一点，极力攻击曾国藩、曾国荃兄弟。
此后两人断交，但左宗棠征战东南、西北需要粮饷、军械，作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的曾国藩都是倾力支持。
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人名气都很大，朝廷一般多以「曾左」并称。曾国藩要比左宗棠大，并且曾经对左宗棠予以提拔。但左宗棠为人非常自负，从没有把曾国藩放在眼里。
有一次，左宗棠很不满地问身旁的侍从：「为何人都称曾左，而不称左曾？」
一位侍从大胆直言：「曾公眼中常有左公，而左公眼里则无曾公。」
侍从的话让左宗棠深思良久。
无论左宗棠如何骂，曾国藩都是相逢一笑，他曾经这样评价左宗棠：「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争光，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曾国藩的大度，也让左宗棠放下了心中的隔阂，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而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国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第三福相：事有归着
所谓事有归着，就是办事沉稳有着落。言下之意也是脚踏实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抓落实。件件事都做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既是克勤小物，又是持之以恒。
经商做生意，很多人都希望一夜间暴富，不懂得薄利多销，日积月累；居家过日子，很多人都不懂得节约，喜欢大手大脚，最后导致生活没有着落。谋身干事业，很多人一鸣惊人，一件事没做完，就放下去干别的事，却不懂得事业起于积微，功名需要寸累。
曾国藩在家书中，有这样一句：男虽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不苟不懈，尽就条理，就是这里的事有归着。
第四福相：心存济物
「济世利物，齐同慈爱」是道教修炼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齐同即万物同一，慈爱即悲悯兼爱；济世即普济世间，利物即利益万物。物我之间、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广而言之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等等，都是有差异的。我们要在承认彼此差异的基础上互相包容和宽容，从我们都从属于同一个整体的事实及本源上认识到彼此之间的「齐同」。能与「齐同」精神相一致的，就是「慈爱」，即慈爱一切。
认识到齐同慈爱也就要济世利物，这些不仅帮助了他人，而且有利于自己仙道的修成。太上曰：「赈穷补急则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葛仙翁曾对弟子解释说：你们之所以不能够成为天仙，而做了个地仙，是因为「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他人得道」。故我们修道必须「济世利物，齐同慈爱」。
心存济物就是要懂得关心「外物」，包括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天下。有一颗慈善之心，懂得帮助他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这样的人即便物质上不富有，精神上也是大富大贵者。有施有舍，不表明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富矿吗？
心存济物，就是「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一个人心存济物，格局就大了。格局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有多敬业，就有多专业；能够帮助别人多少，获得的回报就有多少。这就是心存济物的真谛，富相的内涵。
从做人、做事的角度，人有两大贵相和两大富相，这道出了人生的四大福相。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第一福相：端庄厚重
端庄厚重，端庄和重，都是厚的效果。可以说，这四个字的核心就是厚。只有做到了「厚」，才能真正端庄、重。
《易经》曰：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德经》上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
《论语》中同样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一个人不庄重，就会轻佻，没有威严，流于散漫，心不能自守，所学的东西也不会牢固。
曾国藩统军十数年，与当时的皇亲、摄政王奕訢却无一私下联系。据说就缘于他曾见过这位亲王的一张画像。看了他的画像，曾国藩徐徐地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举目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又说，「身处周公之位，却无周公之望，这也是国家的不幸。」
一张画像竟能看出国家的不幸，曾国藩别无神仙术，他只是觉得奕亲王「轻佻」，不厚重。
为什么说端庄厚重是贵相？其实是有因缘的。端庄厚重的人，表明他懂得敬畏，一个有敬畏感的人就不至于放肆无忌，思虑就会深远，处事不至于鲁莽，说话就会谨慎，交际不至于随便。
自己有敬畏感的人，往往别人也会敬畏他。得罪的人越少，自然也就远离祸端。端庄厚重不是装出来的，是修身修炼出来的功力。因此，曾国藩多次申斥儿子力戒轻佻，多多修炼些举止。
据后人记载，曾国藩「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他走起路来脚步很沉稳，说话很慢，但一句是一句，每一字都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所以明代大思想家吕坤说：「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头脑聪明、能言善辩不过是三等资质，英雄豪杰气象不过是二等资质，具有厚重品格的人才是真正一流的人物。
在《神雕侠侣》中，杨过从独孤求败众多的宝剑中选择了重八十一斤的玄铁剑，他手握玄铁剑，喃喃念着「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八字，心中似有所悟。可以说，金庸借杨过向世人昭示了这一深邃的道理。
第二福相：谦卑含容
为人谦卑，待人宽容，从做事的角度讲，这样的人必然更容易成功。
谦，在《易经》是一个卦名，叫做「地山谦」。它的卦像，是高山峻岭，伏藏在地的下面，也可以说，在万仞高山的绝顶之处，呈现一片平原，满目晴空，白云万里，反而觉得平淡无奇，毫无险峻的感觉。
万事退一步就叫谦，不傲慢就叫谦，让一步就叫谦，多说一声谢谢、对不起，就叫谦，谦卦六爻皆吉。除了谦卦，其余的卦，有好就有坏，有吉就有凶。谦卦的道理就是这样。你到了最高处，就要平实，不要认为自己高，这就是谦的道理。
所以地山谦，山最高，像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顶，那多高呀！但是高有什么用呢？高要能下才好。山顶上面是平地，意思就是：最高处要是最平凡的，最平凡最恭下的就是谦卦。
含容就是包涵宽容、宽宏大度，能容人、容事、容言。在人际交往中，宽容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曾国藩这样教导我们：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平日里做任何事都应该低调，因为历代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民大众主体总是相对弱势的，可以用贫富来解释这一现象，穷人多少有些仇富心理，这时候富家子弟的一点小不对，会被放大无数倍，导致是非不分，黑白颠倒。
最能表现曾国藩宽容的，就是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事实上，左宗棠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就，离不开曾国藩的提携。但左宗棠有一个坏脾气，就是喜欢骂人，当年骂总兵叫樊燮「王八蛋」，事情闹到京城，皇帝下令要杀左宗棠，幸好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从中斡旋，左宗棠才死里逃生。
左宗棠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步步高升。左宗棠谩骂曾国藩，可以说到了不择时、不择地、不择人的地步。左宗棠有时在家里骂曾国藩「挟私」，结果家庭教师范赓听得都不耐烦了。
左宗棠还多次鼓动大臣弹劾曾国藩。1864 年，曾国荃率领湘军攻下江宁，由于疏忽，让幼天王以及洪仁玕等人逃了。左宗棠抓住这一点，极力攻击曾国藩、曾国荃兄弟。
此后两人断交，但左宗棠征战东南、西北需要粮饷、军械，作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的曾国藩都是倾力支持。
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人名气都很大，朝廷一般多以「曾左」并称。曾国藩要比左宗棠大，并且曾经对左宗棠予以提拔。但左宗棠为人非常自负，从没有把曾国藩放在眼里。
有一次，左宗棠很不满地问身旁的侍从：「为何人都称曾左，而不称左曾？」
一位侍从大胆直言：「曾公眼中常有左公，而左公眼里则无曾公。」
侍从的话让左宗棠深思良久。
无论左宗棠如何骂，曾国藩都是相逢一笑，他曾经这样评价左宗棠：「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争光，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曾国藩的大度，也让左宗棠放下了心中的隔阂，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而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国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第三福相：事有归着
所谓事有归着，就是办事沉稳有着落。言下之意也是脚踏实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抓落实。件件事都做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既是克勤小物，又是持之以恒。
经商做生意，很多人都希望一夜间暴富，不懂得薄利多销，日积月累；居家过日子，很多人都不懂得节约，喜欢大手大脚，最后导致生活没有着落。谋身干事业，很多人一鸣惊人，一件事没做完，就放下去干别的事，却不懂得事业起于积微，功名需要寸累。
曾国藩在家书中，有这样一句：男虽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不苟不懈，尽就条理，就是这里的事有归着。
第四福相：心存济物
「济世利物，齐同慈爱」是道教修炼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齐同即万物同一，慈爱即悲悯兼爱；济世即普济世间，利物即利益万物。物我之间、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广而言之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等等，都是有差异的。我们要在承认彼此差异的基础上互相包容和宽容，从我们都从属于同一个整体的事实及本源上认识到彼此之间的「齐同」。能与「齐同」精神相一致的，就是「慈爱」，即慈爱一切。
认识到齐同慈爱也就要济世利物，这些不仅帮助了他人，而且有利于自己仙道的修成。太上曰：「赈穷补急则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葛仙翁曾对弟子解释说：你们之所以不能够成为天仙，而做了个地仙，是因为「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他人得道」。故我们修道必须「济世利物，齐同慈爱」。
心存济物就是要懂得关心「外物」，包括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天下。有一颗慈善之心，懂得帮助他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这样的人即便物质上不富有，精神上也是大富大贵者。有施有舍，不表明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富矿吗？
心存济物，就是「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一个人心存济物，格局就大了。格局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有多敬业，就有多专业；能够帮助别人多少，获得的回报就有多少。这就是心存济物的真谛，富相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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