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王牌部队# 我的评分：[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王牌部队肖战# [给你小心心]#肖战顾一野#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看军旅片。很喜欢肖战诠释的顾一野，他为了梦想一直奋斗着，一直坚持努力做到最好，从18岁入伍到中年时期，让我看到了他的蜕变，他说过他当兵是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当的兵，在他军旅生涯里，他也确确实实做到了这一点，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与民，看了这部剧，我由衷的领悟到了“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为我们挡住了所有的苦难”，感谢顾一野，感谢国家千千万万个“顾一野”，很多细节需要慢慢领悟，值得反复刷。
#王牌部队肖战# [给你小心心]#肖战顾一野#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看军旅片。很喜欢肖战诠释的顾一野，他为了梦想一直奋斗着，一直坚持努力做到最好，从18岁入伍到中年时期，让我看到了他的蜕变，他说过他当兵是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当的兵，在他军旅生涯里，他也确确实实做到了这一点，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与民，看了这部剧，我由衷的领悟到了“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为我们挡住了所有的苦难”，感谢顾一野，感谢国家千千万万个“顾一野”，很多细节需要慢慢领悟，值得反复刷。
【酒里的风雅】前几天，负责社区工作的片警在小区群内发布了一条消息，提醒大家注意，当天辖区内发生4起警情，其中3起与醉酒有关，有的因为喝多了酒，在出租车上呕吐，与的哥发生纠纷，有的醉倒在车库不能回家，说不清家住何方，民警都及时出警妥善处理。民警特别提示：家有“酒鬼”的要注意了，酒后误事、酒多伤身、酒大出糗、酒狂违法。
酒被认为乃风雅之事，主要因为有那么一批好酒的文人墨客，酒后还能妙笔生花，写出一篇篇花团锦簇的诗词歌赋，或者留下一段段才子佳人诗酒唱和的浪漫故事。传来传去，不断美化神化，酒几乎成了风雅的代名词。其实，酒喝多了，喝醉了，喝乱套了，哪还有什么风雅。要想从酒里找风雅，切忌照着葫芦画瓢，以免贻笑大方。
喝酒的历史，无论中外都是源远流长。中国造酒起源于何时，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禹时期的仪狄造酒。仪狄成功造出酒来，自然喜不自禁，赶紧奉献给大禹品尝。不过，大禹喝过之后，不仅没有嘉奖仪狄，反而疏远了他。理由呢？大禹认为，酒虽然让人“饮而甘之”，但这种感觉容易让人失掉节制，容易使人忘乎所以，而且，大禹还判断，将来一定会出现因为饮酒无度而误国的国君。大禹于是不再喝酒。《战国策》中记载，大禹“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这个传说，固然是为了表现大禹的圣明，我觉得更似后人借以表达对酒爱恨交加的纠结心态。
美酒酿造出来，最初用于祭祀。祭祀中用酒的原则，以淡为美。复旦大学教授郭晓东介绍，《周礼》中有“五齐三酒”之说。祭祀用酒，以“五齐”为主，“三酒”只起到配角的作用。在祭祀中所体现的是贵薄贱厚的原则，越是味薄之酒，在祭祀中地位越高，越好喝的酒，在祭祀中的地位则越低。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重古善质。《礼记·礼运》记载：“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从这个记载看，“玄酒”地位最重要，而“澄酒”地位最低。按照郑玄的注释，“玄酒”即水。酒越醇厚，离神越远，在祭祀中地位最卑，“玄酒”的地位反而最高。二是善质不尚味。祭祀之中，神明享德而不享味。《礼记·乐记》所谓“食飨之礼，非致味也”。这一原则对祭祀之人也同样有效，即“示民不贪淫于味”。
后世以来，随着酒被赋予更多政治教化的意义，酒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逐渐从祭祀进入世俗生活。至汉魏时期，酒风早已大盛，举行宴会聚会，酒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对于文人而言，不加节制地喝酒，反而成了超凡脱俗的“风度”。“竹林七贤”标榜名士风流，他们常常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出格言行为世人侧目。有时候为了全身远祸，他们就把喝酒当成保护自己的一个幌子。比如阮籍，辞掉更重要的职位，去当步兵校尉这个小官，只是因为这个职位“厨中有贮酒数百斛”。仅就此事看来，他似乎就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但是，如果联想一下他的处境和心态，他喝酒似乎又有很多不可言说的苦闷。按《晋书》记载，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曾为自己的儿子向阮籍的女儿提亲，阮籍心里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拒绝，只好喝酒装醉，他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以至于“醉六十日”，这门亲事“不得言而止”，最终不了了之。
酒可为文人添五彩笔，也可为武将壮英雄胆，只是，酒的作用并非一直正向——喝酒还容易误事。
拿文人来说，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最终因为酒喝多了，言行无状，令宦官高力士脱靴，被逐出朝廷。
以武将为例，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张飞，按《三国演义》描述，张飞好酒，只是因为喝酒屡屡误事。曹操用荀彧“驱虎吞狼”之计，让刘备攻打袁术，以促成刘备与吕布相争的局面。刘备命张飞把守徐州。行前，刘备一再叮嘱张飞不得饮酒，张飞自己也承诺，守城期间坚决不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戒住。他不仅自己醉酒，还强逼“从天戒，不饮酒”的曹豹喝酒，因为曹豹不喝又令鞭打五十。曹豹气愤不过，当夜修书一封，急让吕布派兵攻打徐州。曹豹是吕布的老丈人。吕布听说老丈人受了欺负，如何能忍，立即兴兵夜袭。吕布兵至，张飞“正醉卧府中，左右急忙摇醒”。张飞仓促间披挂上马，但“酒犹未醒，不能力战”，只好仓皇出逃。这一战，不仅徐州失守，连刘备的家眷也都落到吕布手中。这醉酒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而张飞之死，也与酒密切相关。为了替关羽报仇，他命令手下三日内置办大量白旗白甲，欲三军挂孝伐吴。手下的人请求宽限时日，以筹措材料。张飞不允，且下了死命令，完不成就把他们斩首示众。这些人没办法，只好先下手为强，在张飞醉卧帐中之际，悄悄入内取了张飞性命。
乍看上去，张飞这些过失，都来源于其性格暴躁、行为粗鲁，但细细分析一下，实际还是与酒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其实，如果不是嗜酒，不是醉酒，这些失误很可能都不会发生，他的人生走向可能完全不同。张飞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不喝酒的张飞，头脑灵活，伶牙俐齿。他口齿伶俐到什么程度呢？《三国演义》中讲了一个故事，吕布派人去山东买了三百余匹好马，半道被张飞劫走一半。吕布大怒，认定这是刘备暗中策划，算起旧账来，这可属于恩将仇报，因为不久前，吕布刚刚辕门射戟，为刘备解围。面对气势汹汹的吕布，张飞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吕布噎得说不出话来。张飞说：“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张飞这话，也属于算旧账。当初，吕布走投无路，无人敢收留他，投奔刘备，刘备收留了他。但是，吕布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反还夺了刘备的地盘。所以，张飞这句话，直接让吕布哑口无言。这话可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不仅话头上占了上风，情理上也占了上风。显然，不喝酒的张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张飞。如果张飞一直保持这么清醒，这么睿智，那才真是一个可怕的张飞！
正是察觉有人会如此“贪淫于味”，因酒乱了正道，嗜酒误了正事，历代常有禁酒之举。而民间围绕着饮酒，也留下诸多逸闻趣事。比如，那些贤内助，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在外少喝酒，可谓各出奇招。五代后周时有一位扈载，后来中了状元，官至监察御史。出仕之前，他的夫人特别反对他出去参加一些酒友的聚会。扈载又特别惧内，每次出去都要先请假。夫人跟他约法三章。如果喝酒的地方离家近，就滴水于地，在水干前必须回家。如果离家比较远，就点上一支香，用手指甲掐上个记号，香烧到记号之前就要赶回家。有一次，扈载出去参加聚会，刚喝了不一会儿，就显得神色不安，准备先告辞回家。朋友自然了解内情。这次，这帮“损友”出了个损招，说扈载急着先走，无非是担心“砌水隐形、香印过界”，这种行为应当罚酒，于是提议各以水、香为题，撰写新句一联，每一位完成联句，扈载就要喝酒一大杯。结果，扈载连续喝干了“六七巨觥，吐呕淋漓”。这件事，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有记载。但这次聚会扈载在外是否超时，回家是否受到夫人责罚，文中并未详述。想来这之后扈载再出去，也必是心有余悸。夫人如此要求自己的丈夫，自然还是担心丈夫在外饮酒无度，失了风雅，乱了德行。猜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贤夫人，没有如此严格的约束，扈载能不能中状元，还真难说。
从古到今，围绕着酒留下很多佳话，但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是“酒中八仙”，喝到出糗的、喝酒误事的，实实在在也不少。尤其现在又临近春节，家人团圆，走亲访友，同学聚会，很多场合可能都少不了酒的点缀，但是，面对好酒、美酒，要记得该收口时就收口。特别要清楚三点，一是别自恃酒量大，二是别轻视低度酒，三是醉酒会误事。一旦因酒误事，千万别怪罪酒，从自身找原因就对了。就如同唐代孟郊《酒德》诗中所说：“罪人免罪酒，如此可为箴”。如果怪酒不怪人，不知道反思因何喝多了，那确实是“酒德”有问题了。（大众日报）
酒被认为乃风雅之事，主要因为有那么一批好酒的文人墨客，酒后还能妙笔生花，写出一篇篇花团锦簇的诗词歌赋，或者留下一段段才子佳人诗酒唱和的浪漫故事。传来传去，不断美化神化，酒几乎成了风雅的代名词。其实，酒喝多了，喝醉了，喝乱套了，哪还有什么风雅。要想从酒里找风雅，切忌照着葫芦画瓢，以免贻笑大方。
喝酒的历史，无论中外都是源远流长。中国造酒起源于何时，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禹时期的仪狄造酒。仪狄成功造出酒来，自然喜不自禁，赶紧奉献给大禹品尝。不过，大禹喝过之后，不仅没有嘉奖仪狄，反而疏远了他。理由呢？大禹认为，酒虽然让人“饮而甘之”，但这种感觉容易让人失掉节制，容易使人忘乎所以，而且，大禹还判断，将来一定会出现因为饮酒无度而误国的国君。大禹于是不再喝酒。《战国策》中记载，大禹“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这个传说，固然是为了表现大禹的圣明，我觉得更似后人借以表达对酒爱恨交加的纠结心态。
美酒酿造出来，最初用于祭祀。祭祀中用酒的原则，以淡为美。复旦大学教授郭晓东介绍，《周礼》中有“五齐三酒”之说。祭祀用酒，以“五齐”为主，“三酒”只起到配角的作用。在祭祀中所体现的是贵薄贱厚的原则，越是味薄之酒，在祭祀中地位越高，越好喝的酒，在祭祀中的地位则越低。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重古善质。《礼记·礼运》记载：“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从这个记载看，“玄酒”地位最重要，而“澄酒”地位最低。按照郑玄的注释，“玄酒”即水。酒越醇厚，离神越远，在祭祀中地位最卑，“玄酒”的地位反而最高。二是善质不尚味。祭祀之中，神明享德而不享味。《礼记·乐记》所谓“食飨之礼，非致味也”。这一原则对祭祀之人也同样有效，即“示民不贪淫于味”。
后世以来，随着酒被赋予更多政治教化的意义，酒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逐渐从祭祀进入世俗生活。至汉魏时期，酒风早已大盛，举行宴会聚会，酒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对于文人而言，不加节制地喝酒，反而成了超凡脱俗的“风度”。“竹林七贤”标榜名士风流，他们常常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出格言行为世人侧目。有时候为了全身远祸，他们就把喝酒当成保护自己的一个幌子。比如阮籍，辞掉更重要的职位，去当步兵校尉这个小官，只是因为这个职位“厨中有贮酒数百斛”。仅就此事看来，他似乎就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但是，如果联想一下他的处境和心态，他喝酒似乎又有很多不可言说的苦闷。按《晋书》记载，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曾为自己的儿子向阮籍的女儿提亲，阮籍心里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拒绝，只好喝酒装醉，他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以至于“醉六十日”，这门亲事“不得言而止”，最终不了了之。
酒可为文人添五彩笔，也可为武将壮英雄胆，只是，酒的作用并非一直正向——喝酒还容易误事。
拿文人来说，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最终因为酒喝多了，言行无状，令宦官高力士脱靴，被逐出朝廷。
以武将为例，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张飞，按《三国演义》描述，张飞好酒，只是因为喝酒屡屡误事。曹操用荀彧“驱虎吞狼”之计，让刘备攻打袁术，以促成刘备与吕布相争的局面。刘备命张飞把守徐州。行前，刘备一再叮嘱张飞不得饮酒，张飞自己也承诺，守城期间坚决不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戒住。他不仅自己醉酒，还强逼“从天戒，不饮酒”的曹豹喝酒，因为曹豹不喝又令鞭打五十。曹豹气愤不过，当夜修书一封，急让吕布派兵攻打徐州。曹豹是吕布的老丈人。吕布听说老丈人受了欺负，如何能忍，立即兴兵夜袭。吕布兵至，张飞“正醉卧府中，左右急忙摇醒”。张飞仓促间披挂上马，但“酒犹未醒，不能力战”，只好仓皇出逃。这一战，不仅徐州失守，连刘备的家眷也都落到吕布手中。这醉酒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而张飞之死，也与酒密切相关。为了替关羽报仇，他命令手下三日内置办大量白旗白甲，欲三军挂孝伐吴。手下的人请求宽限时日，以筹措材料。张飞不允，且下了死命令，完不成就把他们斩首示众。这些人没办法，只好先下手为强，在张飞醉卧帐中之际，悄悄入内取了张飞性命。
乍看上去，张飞这些过失，都来源于其性格暴躁、行为粗鲁，但细细分析一下，实际还是与酒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其实，如果不是嗜酒，不是醉酒，这些失误很可能都不会发生，他的人生走向可能完全不同。张飞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不喝酒的张飞，头脑灵活，伶牙俐齿。他口齿伶俐到什么程度呢？《三国演义》中讲了一个故事，吕布派人去山东买了三百余匹好马，半道被张飞劫走一半。吕布大怒，认定这是刘备暗中策划，算起旧账来，这可属于恩将仇报，因为不久前，吕布刚刚辕门射戟，为刘备解围。面对气势汹汹的吕布，张飞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吕布噎得说不出话来。张飞说：“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张飞这话，也属于算旧账。当初，吕布走投无路，无人敢收留他，投奔刘备，刘备收留了他。但是，吕布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反还夺了刘备的地盘。所以，张飞这句话，直接让吕布哑口无言。这话可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不仅话头上占了上风，情理上也占了上风。显然，不喝酒的张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张飞。如果张飞一直保持这么清醒，这么睿智，那才真是一个可怕的张飞！
正是察觉有人会如此“贪淫于味”，因酒乱了正道，嗜酒误了正事，历代常有禁酒之举。而民间围绕着饮酒，也留下诸多逸闻趣事。比如，那些贤内助，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在外少喝酒，可谓各出奇招。五代后周时有一位扈载，后来中了状元，官至监察御史。出仕之前，他的夫人特别反对他出去参加一些酒友的聚会。扈载又特别惧内，每次出去都要先请假。夫人跟他约法三章。如果喝酒的地方离家近，就滴水于地，在水干前必须回家。如果离家比较远，就点上一支香，用手指甲掐上个记号，香烧到记号之前就要赶回家。有一次，扈载出去参加聚会，刚喝了不一会儿，就显得神色不安，准备先告辞回家。朋友自然了解内情。这次，这帮“损友”出了个损招，说扈载急着先走，无非是担心“砌水隐形、香印过界”，这种行为应当罚酒，于是提议各以水、香为题，撰写新句一联，每一位完成联句，扈载就要喝酒一大杯。结果，扈载连续喝干了“六七巨觥，吐呕淋漓”。这件事，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有记载。但这次聚会扈载在外是否超时，回家是否受到夫人责罚，文中并未详述。想来这之后扈载再出去，也必是心有余悸。夫人如此要求自己的丈夫，自然还是担心丈夫在外饮酒无度，失了风雅，乱了德行。猜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贤夫人，没有如此严格的约束，扈载能不能中状元，还真难说。
从古到今，围绕着酒留下很多佳话，但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是“酒中八仙”，喝到出糗的、喝酒误事的，实实在在也不少。尤其现在又临近春节，家人团圆，走亲访友，同学聚会，很多场合可能都少不了酒的点缀，但是，面对好酒、美酒，要记得该收口时就收口。特别要清楚三点，一是别自恃酒量大，二是别轻视低度酒，三是醉酒会误事。一旦因酒误事，千万别怪罪酒，从自身找原因就对了。就如同唐代孟郊《酒德》诗中所说：“罪人免罪酒，如此可为箴”。如果怪酒不怪人，不知道反思因何喝多了，那确实是“酒德”有问题了。（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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