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知道# 丨城市公共艺术如何为西安城市文化“种”出一轮“红太阳”？】昆明池水汉时功，汉武帝像显威风。昆明池遗址公园内，坐落着一座巨型的汉武帝操练水军雕塑。夕阳照耀下的汉武帝犹如身披金甲，金碧辉煌，仿佛重振大汉天子威严。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丰富的雕塑艺术是西安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像汉武帝操练水军这样的雕塑，近年来在西安不断涌现。在西安打造彰显中华文明的世界人文之都的目标下，城市雕塑作为城市公共艺术的形式之一，与各类文化街区、艺术街区一道，将如何托起西安文化发展的一轮“红太阳”。
公共艺术其核心内涵是指艺术品所关注的社会公共领域所关心的事物和问题，并蕴含和显现全民社会的公共精神。公共艺术重在关注市民公众的公共参与和社会对话之过程。它在审美文化之外还肩负着当代启蒙和社会批判的职责。
而城市公共艺术是由城市、公共和艺术三个要素组成。一方面，它是指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是广大市民共同享有和欣赏的艺术。另一方面，它应该具有公共意识，要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和审美取向，要与城市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时代精神、审美风尚等方面相融合。
2019年初，竖立在钟楼附近的“秦俑发光人脸”刷屏西安人的朋友圈，引发全国网友关注，有人吐槽“吓哭”游客了，也有人觉得挺有意思的想去试试，但最后也难逃消失的结局。
2021年，西安市朱雀大街南端的一座耀眼的红色城门拔地而起。明德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盛世留影”的建成在坊间引起了热议。
与传统保护方式不同，“盛世留影”放弃了对城门形象的具体诠释，将具象的明德门抽象为五片平面剪影，在1比1还原建筑考古尺寸的同时，五片叠加的结构形成了既传统又现代、既抽象又具象的视觉效果，仿佛明德门从盛唐走来，在运动中多次曝光留下的盛世留影。
我们看到，城市公共艺术作品不仅要展现出历史文化底蕴，更要彰显其底蕴感和影响力。而在当下，在城市的某个空间放一尊雕塑，已远远不是公共艺术的全部。让艺术走进大众的生活，是增强全民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方式之一。
6月10日，相较于过去西安美术学院本科毕业展不同的是，今年以群展的形式呈现在西安的购物中心之内。凭借着与购物中心这一公共空间的深度融合，展览迅速在城市青年文化领域内破圈，成为了焦点，让原本专业的艺术，走进了大众的生活。
由此可见，要想让公共艺术引发城市“触媒”效应，就要发挥其“公共性”，推动艺术与自然、城市、乡村、社区、公众之间互动融合，深究其精神内核，让艺术融入城市，并涵养整座城市。在西安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一座座雕塑、一条条街道，让城市的历史长河流动起来，让人感受到城市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就城市公共艺术的定位而言，它既可以在与环境的对峙中自我凸显，也可以在与环境的和解中求得和谐。基于城镇化加速的发展阶段，景观城市目前仅仅只是一个目标。就城市的现实而言，现阶段正是开启城市公共艺术发展繁荣和多元化的一个良好时机。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西安的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等特色产业正进入快速成长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面貌及城市功能正在快速演变。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千城一面”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千篇一律的“墙建筑”和“韭菜楼”，让西安鲜有具备观赏价值的城市天际线，古都的底蕴也仅仅只能在几个旅游景区得到展现，城市文化与城市个性严重缺失。如何从一座功能城市转变成一座人文城市？这就需要为城市植入的公共艺术“种子”。
在地铁站放置艺术品从不是一件新鲜事，从莫斯科地铁站的艺术宫殿，到纽约地铁站的玩味壁画，均是将公共艺术完美结合地铁空间的杰作。众所周知，西安地铁“一站一景”文化墙从设立至今便一直饱受好评，因其每一站的独立logo设计、精美的巨幅文化墙、古今相融的车站装修与细节设计，精致地展示了西安这座城市的历史，让市民和游客在出行之余也能感受到西安的历史文化魅力。
将旧厂房改造成为艺术园区，从而焕发新活力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全球最早的此类艺术产业园区之一是位于纽约的苏豪区（SOHO），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艺术家被这里的廉价租金所吸引，开始租用这里的厂房作为工作室，利用其自成一派的独特美感，让工业遗产焕发出新活力。
近几年，西安越来越多的老厂房，也实现了从废旧厂区向艺术园区的“华丽转身”，以新的风貌延续着西安的城市记忆。大华·1935、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半坡国际艺术区等艺术园区相继形成，而其前身分别是大华纱厂、陕西老钢厂、西北纺织工厂等。
此外，曾经的建国门综合超市，也摇身一变成为了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这片曾经破旧的菜市场及周边，已成为了“内外兼修”的西安文化地标——兼具市井生活、时尚与艺术气息。
在这类园区中，各类艺术展览已是司空见惯，与之伴生的各类新业态也正蓬勃发展。更重要的是，艺术园区为公共艺术与公众之间搭建了一条能够有效对话的通道，也是基于对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社区营造的一种积极探索。
对于西安的特色产业——文化产业来说，公共艺术更是其发展的动力之一。如何发挥好公共艺术的“在地性”，让历史文化和潮流文化交相辉映，是当下需要思考并探索的问题。
打造彰显中华文明的世界人文之都，是西安未来五年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用好公共艺术这颗城市文化“种子”，可以有力地推动西安文化发展，涵养城市文化底蕴，并展现城市时代精神。对于西安的城市公共艺术来说，在这个传统与现代交叠的当下，无疑迎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丰富的雕塑艺术是西安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像汉武帝操练水军这样的雕塑，近年来在西安不断涌现。在西安打造彰显中华文明的世界人文之都的目标下，城市雕塑作为城市公共艺术的形式之一，与各类文化街区、艺术街区一道，将如何托起西安文化发展的一轮“红太阳”。
公共艺术其核心内涵是指艺术品所关注的社会公共领域所关心的事物和问题，并蕴含和显现全民社会的公共精神。公共艺术重在关注市民公众的公共参与和社会对话之过程。它在审美文化之外还肩负着当代启蒙和社会批判的职责。
而城市公共艺术是由城市、公共和艺术三个要素组成。一方面，它是指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是广大市民共同享有和欣赏的艺术。另一方面，它应该具有公共意识，要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和审美取向，要与城市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时代精神、审美风尚等方面相融合。
2019年初，竖立在钟楼附近的“秦俑发光人脸”刷屏西安人的朋友圈，引发全国网友关注，有人吐槽“吓哭”游客了，也有人觉得挺有意思的想去试试，但最后也难逃消失的结局。
2021年，西安市朱雀大街南端的一座耀眼的红色城门拔地而起。明德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盛世留影”的建成在坊间引起了热议。
与传统保护方式不同，“盛世留影”放弃了对城门形象的具体诠释，将具象的明德门抽象为五片平面剪影，在1比1还原建筑考古尺寸的同时，五片叠加的结构形成了既传统又现代、既抽象又具象的视觉效果，仿佛明德门从盛唐走来，在运动中多次曝光留下的盛世留影。
我们看到，城市公共艺术作品不仅要展现出历史文化底蕴，更要彰显其底蕴感和影响力。而在当下，在城市的某个空间放一尊雕塑，已远远不是公共艺术的全部。让艺术走进大众的生活，是增强全民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方式之一。
6月10日，相较于过去西安美术学院本科毕业展不同的是，今年以群展的形式呈现在西安的购物中心之内。凭借着与购物中心这一公共空间的深度融合，展览迅速在城市青年文化领域内破圈，成为了焦点，让原本专业的艺术，走进了大众的生活。
由此可见，要想让公共艺术引发城市“触媒”效应，就要发挥其“公共性”，推动艺术与自然、城市、乡村、社区、公众之间互动融合，深究其精神内核，让艺术融入城市，并涵养整座城市。在西安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一座座雕塑、一条条街道，让城市的历史长河流动起来，让人感受到城市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就城市公共艺术的定位而言，它既可以在与环境的对峙中自我凸显，也可以在与环境的和解中求得和谐。基于城镇化加速的发展阶段，景观城市目前仅仅只是一个目标。就城市的现实而言，现阶段正是开启城市公共艺术发展繁荣和多元化的一个良好时机。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西安的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等特色产业正进入快速成长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面貌及城市功能正在快速演变。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千城一面”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千篇一律的“墙建筑”和“韭菜楼”，让西安鲜有具备观赏价值的城市天际线，古都的底蕴也仅仅只能在几个旅游景区得到展现，城市文化与城市个性严重缺失。如何从一座功能城市转变成一座人文城市？这就需要为城市植入的公共艺术“种子”。
在地铁站放置艺术品从不是一件新鲜事，从莫斯科地铁站的艺术宫殿，到纽约地铁站的玩味壁画，均是将公共艺术完美结合地铁空间的杰作。众所周知，西安地铁“一站一景”文化墙从设立至今便一直饱受好评，因其每一站的独立logo设计、精美的巨幅文化墙、古今相融的车站装修与细节设计，精致地展示了西安这座城市的历史，让市民和游客在出行之余也能感受到西安的历史文化魅力。
将旧厂房改造成为艺术园区，从而焕发新活力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全球最早的此类艺术产业园区之一是位于纽约的苏豪区（SOHO），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艺术家被这里的廉价租金所吸引，开始租用这里的厂房作为工作室，利用其自成一派的独特美感，让工业遗产焕发出新活力。
近几年，西安越来越多的老厂房，也实现了从废旧厂区向艺术园区的“华丽转身”，以新的风貌延续着西安的城市记忆。大华·1935、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半坡国际艺术区等艺术园区相继形成，而其前身分别是大华纱厂、陕西老钢厂、西北纺织工厂等。
此外，曾经的建国门综合超市，也摇身一变成为了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这片曾经破旧的菜市场及周边，已成为了“内外兼修”的西安文化地标——兼具市井生活、时尚与艺术气息。
在这类园区中，各类艺术展览已是司空见惯，与之伴生的各类新业态也正蓬勃发展。更重要的是，艺术园区为公共艺术与公众之间搭建了一条能够有效对话的通道，也是基于对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社区营造的一种积极探索。
对于西安的特色产业——文化产业来说，公共艺术更是其发展的动力之一。如何发挥好公共艺术的“在地性”，让历史文化和潮流文化交相辉映，是当下需要思考并探索的问题。
打造彰显中华文明的世界人文之都，是西安未来五年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用好公共艺术这颗城市文化“种子”，可以有力地推动西安文化发展，涵养城市文化底蕴，并展现城市时代精神。对于西安的城市公共艺术来说，在这个传统与现代交叠的当下，无疑迎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人这一辈子精力和时间有限，没法面面俱到。你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不要把过多精力消耗在物质层面，多花点心思去照顾家庭，去丰富精神。物质低配，家庭高配，精神顶配，才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通常被描绘成金字塔内的等级。从层次结构的底部向上，需求分别为：生理（食物和衣服），安全（工作保障），社交需要（友谊），尊重和自我实现。这种五阶段模式可分为不足需求和增长需求。前四个级别通常称为缺陷需求（D 需求），而最高级别称为增长需求（B 需求）
【开启山西方言喜剧的新阶段——评太原莲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家》】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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