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田事不同，功德分胜劣
在禅宗里有一则公案：当初，达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正是梁武帝主政的时候。梁武帝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平常建筑寺院、广度僧侣、印经造像，甚至自己素食、讲经，可以说布施、修福，做了不少功德。当他听说从印度来了一位高僧达摩祖师，就礼请他到宫中问法：“朕自从主政以来，建寺度僧，行善不断，请问有什么功德？”
达摩祖师回答：“了无功德！”
梁武帝好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心想：“我做了那么多善事，你不但不赞美我，怎么还说没有功德呢？”因此不免对达摩祖师心生反感，而达摩祖师也觉得与他无缘，于是拂袖而去。
达摩祖师回答“了无功德”，错了吗？梁武帝认为自己造寺庙、度僧尼、印经典、说佛法，有功德，错了吗？都不错！梁武帝所作建寺度僧的功德，是有为的功德，多做多得，少做少得。达摩祖师讲的功德，是功德性，自性的功德本来具足，并不因为我现在布施、做慈善，功德就有所增加，不做就有所减少。所以有为的功德可以说多说少，无为的功德性则不能论多论少。
在《金刚经》里也提到福德与福性的问题。福德，从因果来讲，当然可以论多论少，行善修福，多做多得，少做少得；福德的自性，则不容以有无的对立观念来论多论少。所以，达摩祖师从本体上来讲功德，梁武帝还没有那样深的领悟，所以彼此不能相契。
梁武帝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君王，其实也就是因为他在过去世曾经布施、行善。因此，在佛门里有一首赞叹梁武帝及说明布施功德的偈语：
三宝门中福好修，一文施舍万文收；
不信但看梁武帝，曾施一笠管山河。
梁武帝过去世曾是一个樵夫，有一天，打完柴回家的途中，突然下起雨来，他看到一尊佛像在露天里被雨淋着，就把戴在自己头上的斗笠布施给这一尊佛像。由于他布施的功德，后来感得成为一代帝王的果报。
不过，这种有为的果报并非究竟，譬如，即使做了帝王，福报用尽，还是会再堕落。所以，福德可以说多说少，说有说无；而福德性，即使是堕落到地狱、饿鬼、畜生，五趣流转，六道轮回，我们的真如自性、福德性，始终没有损减分毫。
因此，布施、设斋究竟是否有功德，就看是从什么层次来讲。如果从有为法来看，布施必定有功德。布施犹如播种，有播种，因缘成熟，必然有收获。所以布施是无尽的宝藏，你有布施，你就有储蓄，就有果报。一个人如果每天光是贪图别人的东西，是贫穷；常行喜舍，才是富贵。
布施也不一定要用钱财珍宝去布施，你心地善良，可以用说好话布施；你心里面有丰富的力量，可以用为人服务来布施。即使你不会说好话，没有力量为人服务，只要人家做好事，你心里随缘欢喜，随喜也是布施。每个人心里都有随喜、随心、随口、随力的功德宝藏，所以我们应该把储蓄在我们自己心田里的宝藏，随时布施，这才是致富之道。
布施是“人天三福行”之一，布施是通往人天的道路，你有布施，你就有道路，就能到达目标。布施如桥梁，人与人之间的人际沟通，如同过河须要桥梁。布施是人我之间的桥梁，我说你的好话，我就能和你沟通，我有利益给你，帮助你，我就能和你沟通。
布施如田地，你有田地，你才能有收成，你有布施的种子，将来才能开花结果。过去有一个小女孩，父母双亡，沦为乞丐。有一天，她到寺院去拜佛，看到很多的信徒打斋供众，当下生起一念随喜的好心；但是摸摸口袋，身上只有一个铜钱，是过去在垃圾堆上捡到的，就把它拿出来布施。大和尚知道了，亲自来为她上堂说法，为她诵经祈福。
这个贫穷的小女孩离开寺院以后，走到一棵大树下休息，不久就睡着了。这时皇后刚逝世不久，国王心里烦闷，和大臣出外郊游、打猎，见到树下发光，向前一看，是一个犹如仙女下凡般千娇百媚的女孩，非常欢喜，就把她迎回宫里，立为皇后。
本来是一个贫穷的女乞丐，一下子贵为皇后，她心想：“这必定是我布施所得到的功德、福报。”因此，为了感恩图报，她就从宫里带了财宝，要到这个寺院里去作大布施。
途中，她心想：“当初我只布施一块钱，住持大和尚就亲自来为我诵经祝福，今天我再到寺院去大布施，这个大和尚不知要如何重视我呢？”
但是当她来到寺院时，大和尚见都没有见她，只叫一个知客师为她诵经祝福。皇后不免感到生气、失望，后来知客师说：“施主！上一次你来，虽是一块钱，但那是你的真心里全部所有，至诚恳切，那一块钱的功德无量无边，大和尚当然要为你诵经祝福。现在，你布施的财宝虽然多，不过，在我慢心之下，不算很多，所以，由我为你祝福就够了。”
布施，有所谓“心田事不同，功德分胜劣”。有时候，同是布施一块钱，功德应该是一样的，不过，你的一块钱布施给国家修桥舖路，布施给学生做奖学金，这样的功德未来性就很大了；我的一块钱只是用来布施给儿女打牌、吃喝玩乐，由于田不同，对象不同，功德因此有胜劣。同样的对象，你的一块钱布施给青年做奖学金，我的一块钱也是给青年做奖学金，不过，你的心里望报，你的心量很小，我的心广大无边，如此我的一块钱功德就大了。因此，布施主要在于我们的发心；发心不同，功德就有胜劣之分。一念虔诚，即使布施一块钱的功德，有时候与布施百万的功德是不相上下的。
唐朝的裴休宰相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很希望儿子能到寺院里过一段出家的生活。就如同现在的泰国，要想取得公民的资格，一生当中一定要出家一次，也等于台湾的役男要服兵役一样。因此，他把已经做到翰林的儿子，送到寺院里去修行参学。这个翰林学士到了寺院，先从沙弥做起，每天必须打柴、推磨、种田、担水，弄得身心疲累不堪。有一次，他从山下挑了一担水回到山上，忍耐不住心里的不满，而发牢骚道：“翰林挑水汗淋腰，和尚吃了怎能消？”意思是说，我身为翰林，却在这里挑水给你们出家的和尚吃，你们和尚吃了，怎么能消受？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好给从旁经过的住持大和尚听到了，就说：“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粮。”意思是说，我只要一炷香，你万劫的供养，我都能消受。所以，出家人修无为法，你有为的功德，布施多少，都能接受。
布施的最高境界，要能三轮体空──没有布施的我，没有受施的人、没有所施的物，我、你和所施的物，都能不着相，这才是真正的无相布施。所谓“空心不空境，空境不空心，心境两俱空，心境俱不空”。如此功德就有大小之分了。
说到布施得福的多少，有时候布施很多，得到的功德很少，有时候布施的财物有限，得到的果报却很大。为什么会施少得多，或施多得少？施多得少，是因为有望报的心，有利害心；施少得多，则是因为出发心是为了利益他人，是用恭敬心布施，所以布施的功德，诚如前面所说：“心田事不同，功德分胜劣。”
布施的果报究竟如何分胜劣？有时候布施田胜财劣，就如过去佛世时，有一天，佛陀经过一个地方，一个儿童欢喜地捧了一钵土供养佛陀。因为布施的对象是佛陀，田很胜，虽然所施物泥土很劣，功德却奇大无比。有时候财胜田劣，例如用珠宝布施给穷人。有时候田财俱胜，例如用黄金七宝布施给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有时候田财俱劣，例如用剩菜剩饭给乞丐吃。
有时候心财不同，心很重，财很轻，例如佛经里所说的“贫女一灯”，贫穷的女子布施一盏灯，心很重，财很轻。有时候财重心轻，例如前面讲过的贫女变皇后，最初用一块钱去布施、打斋，那是心重财轻，但是后来她贵为皇后，虽然布施的钱财很贵重，却用贡高我慢的轻心布施，所以，虽为皇后，也只获得知客师替她诵经祝福。
有的是心财俱重，也就是用恭敬心来布施贵重的东西，例如须达长者布施只树给孤独园，用黄金铺地，这是心财俱重；还有心财俱轻，心也轻，财也轻，例如用傲慢心给穷人一块钱，还要叮咛：“下次不可再来了喔！”这是心财俱轻。
此外，还有施受的不同，有时施者清净，受者不清净，例如我们到监狱里，或到一些苦难的地区去布施，我们是慈善为怀布施，布施的人心很清净，可是接受的人心里不清净。有时施者不清净，受者清净，例如有人偷窃别人的东西，然后再到寺院里去添油香，去做功德，这是布施的人不清净，接受的人清净。有时施受俱清净，例如宝积佛用香、花供养佛陀；又如无尽意菩萨用璎珞供养观世音菩萨，这就好像有道德的人礼敬有道德的人。有时施受俱不净，布施和接受的人都不清净，例如盗贼窃盗赃物给贪官污吏，金钱来路已经不正，又再拿去贿赂，这就是施受俱不净。
因此，说到布施，有时候同样的布施，但因钱财用法不一样，对方接受的心态不一样，而我布施的出发心也不一样，功德就有胜劣之分了。所以，《六祖坛经》里说布施“了无功德”，因为有为法的功德是可多可少的，唯有我们本体的功德性才是不增不减，无多无少，这是学佛者应有的认识。
在禅宗里有一则公案：当初，达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正是梁武帝主政的时候。梁武帝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平常建筑寺院、广度僧侣、印经造像，甚至自己素食、讲经，可以说布施、修福，做了不少功德。当他听说从印度来了一位高僧达摩祖师，就礼请他到宫中问法：“朕自从主政以来，建寺度僧，行善不断，请问有什么功德？”
达摩祖师回答：“了无功德！”
梁武帝好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心想：“我做了那么多善事，你不但不赞美我，怎么还说没有功德呢？”因此不免对达摩祖师心生反感，而达摩祖师也觉得与他无缘，于是拂袖而去。
达摩祖师回答“了无功德”，错了吗？梁武帝认为自己造寺庙、度僧尼、印经典、说佛法，有功德，错了吗？都不错！梁武帝所作建寺度僧的功德，是有为的功德，多做多得，少做少得。达摩祖师讲的功德，是功德性，自性的功德本来具足，并不因为我现在布施、做慈善，功德就有所增加，不做就有所减少。所以有为的功德可以说多说少，无为的功德性则不能论多论少。
在《金刚经》里也提到福德与福性的问题。福德，从因果来讲，当然可以论多论少，行善修福，多做多得，少做少得；福德的自性，则不容以有无的对立观念来论多论少。所以，达摩祖师从本体上来讲功德，梁武帝还没有那样深的领悟，所以彼此不能相契。
梁武帝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君王，其实也就是因为他在过去世曾经布施、行善。因此，在佛门里有一首赞叹梁武帝及说明布施功德的偈语：
三宝门中福好修，一文施舍万文收；
不信但看梁武帝，曾施一笠管山河。
梁武帝过去世曾是一个樵夫，有一天，打完柴回家的途中，突然下起雨来，他看到一尊佛像在露天里被雨淋着，就把戴在自己头上的斗笠布施给这一尊佛像。由于他布施的功德，后来感得成为一代帝王的果报。
不过，这种有为的果报并非究竟，譬如，即使做了帝王，福报用尽，还是会再堕落。所以，福德可以说多说少，说有说无；而福德性，即使是堕落到地狱、饿鬼、畜生，五趣流转，六道轮回，我们的真如自性、福德性，始终没有损减分毫。
因此，布施、设斋究竟是否有功德，就看是从什么层次来讲。如果从有为法来看，布施必定有功德。布施犹如播种，有播种，因缘成熟，必然有收获。所以布施是无尽的宝藏，你有布施，你就有储蓄，就有果报。一个人如果每天光是贪图别人的东西，是贫穷；常行喜舍，才是富贵。
布施也不一定要用钱财珍宝去布施，你心地善良，可以用说好话布施；你心里面有丰富的力量，可以用为人服务来布施。即使你不会说好话，没有力量为人服务，只要人家做好事，你心里随缘欢喜，随喜也是布施。每个人心里都有随喜、随心、随口、随力的功德宝藏，所以我们应该把储蓄在我们自己心田里的宝藏，随时布施，这才是致富之道。
布施是“人天三福行”之一，布施是通往人天的道路，你有布施，你就有道路，就能到达目标。布施如桥梁，人与人之间的人际沟通，如同过河须要桥梁。布施是人我之间的桥梁，我说你的好话，我就能和你沟通，我有利益给你，帮助你，我就能和你沟通。
布施如田地，你有田地，你才能有收成，你有布施的种子，将来才能开花结果。过去有一个小女孩，父母双亡，沦为乞丐。有一天，她到寺院去拜佛，看到很多的信徒打斋供众，当下生起一念随喜的好心；但是摸摸口袋，身上只有一个铜钱，是过去在垃圾堆上捡到的，就把它拿出来布施。大和尚知道了，亲自来为她上堂说法，为她诵经祈福。
这个贫穷的小女孩离开寺院以后，走到一棵大树下休息，不久就睡着了。这时皇后刚逝世不久，国王心里烦闷，和大臣出外郊游、打猎，见到树下发光，向前一看，是一个犹如仙女下凡般千娇百媚的女孩，非常欢喜，就把她迎回宫里，立为皇后。
本来是一个贫穷的女乞丐，一下子贵为皇后，她心想：“这必定是我布施所得到的功德、福报。”因此，为了感恩图报，她就从宫里带了财宝，要到这个寺院里去作大布施。
途中，她心想：“当初我只布施一块钱，住持大和尚就亲自来为我诵经祝福，今天我再到寺院去大布施，这个大和尚不知要如何重视我呢？”
但是当她来到寺院时，大和尚见都没有见她，只叫一个知客师为她诵经祝福。皇后不免感到生气、失望，后来知客师说：“施主！上一次你来，虽是一块钱，但那是你的真心里全部所有，至诚恳切，那一块钱的功德无量无边，大和尚当然要为你诵经祝福。现在，你布施的财宝虽然多，不过，在我慢心之下，不算很多，所以，由我为你祝福就够了。”
布施，有所谓“心田事不同，功德分胜劣”。有时候，同是布施一块钱，功德应该是一样的，不过，你的一块钱布施给国家修桥舖路，布施给学生做奖学金，这样的功德未来性就很大了；我的一块钱只是用来布施给儿女打牌、吃喝玩乐，由于田不同，对象不同，功德因此有胜劣。同样的对象，你的一块钱布施给青年做奖学金，我的一块钱也是给青年做奖学金，不过，你的心里望报，你的心量很小，我的心广大无边，如此我的一块钱功德就大了。因此，布施主要在于我们的发心；发心不同，功德就有胜劣之分。一念虔诚，即使布施一块钱的功德，有时候与布施百万的功德是不相上下的。
唐朝的裴休宰相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很希望儿子能到寺院里过一段出家的生活。就如同现在的泰国，要想取得公民的资格，一生当中一定要出家一次，也等于台湾的役男要服兵役一样。因此，他把已经做到翰林的儿子，送到寺院里去修行参学。这个翰林学士到了寺院，先从沙弥做起，每天必须打柴、推磨、种田、担水，弄得身心疲累不堪。有一次，他从山下挑了一担水回到山上，忍耐不住心里的不满，而发牢骚道：“翰林挑水汗淋腰，和尚吃了怎能消？”意思是说，我身为翰林，却在这里挑水给你们出家的和尚吃，你们和尚吃了，怎么能消受？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好给从旁经过的住持大和尚听到了，就说：“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粮。”意思是说，我只要一炷香，你万劫的供养，我都能消受。所以，出家人修无为法，你有为的功德，布施多少，都能接受。
布施的最高境界，要能三轮体空──没有布施的我，没有受施的人、没有所施的物，我、你和所施的物，都能不着相，这才是真正的无相布施。所谓“空心不空境，空境不空心，心境两俱空，心境俱不空”。如此功德就有大小之分了。
说到布施得福的多少，有时候布施很多，得到的功德很少，有时候布施的财物有限，得到的果报却很大。为什么会施少得多，或施多得少？施多得少，是因为有望报的心，有利害心；施少得多，则是因为出发心是为了利益他人，是用恭敬心布施，所以布施的功德，诚如前面所说：“心田事不同，功德分胜劣。”
布施的果报究竟如何分胜劣？有时候布施田胜财劣，就如过去佛世时，有一天，佛陀经过一个地方，一个儿童欢喜地捧了一钵土供养佛陀。因为布施的对象是佛陀，田很胜，虽然所施物泥土很劣，功德却奇大无比。有时候财胜田劣，例如用珠宝布施给穷人。有时候田财俱胜，例如用黄金七宝布施给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有时候田财俱劣，例如用剩菜剩饭给乞丐吃。
有时候心财不同，心很重，财很轻，例如佛经里所说的“贫女一灯”，贫穷的女子布施一盏灯，心很重，财很轻。有时候财重心轻，例如前面讲过的贫女变皇后，最初用一块钱去布施、打斋，那是心重财轻，但是后来她贵为皇后，虽然布施的钱财很贵重，却用贡高我慢的轻心布施，所以，虽为皇后，也只获得知客师替她诵经祝福。
有的是心财俱重，也就是用恭敬心来布施贵重的东西，例如须达长者布施只树给孤独园，用黄金铺地，这是心财俱重；还有心财俱轻，心也轻，财也轻，例如用傲慢心给穷人一块钱，还要叮咛：“下次不可再来了喔！”这是心财俱轻。
此外，还有施受的不同，有时施者清净，受者不清净，例如我们到监狱里，或到一些苦难的地区去布施，我们是慈善为怀布施，布施的人心很清净，可是接受的人心里不清净。有时施者不清净，受者清净，例如有人偷窃别人的东西，然后再到寺院里去添油香，去做功德，这是布施的人不清净，接受的人清净。有时施受俱清净，例如宝积佛用香、花供养佛陀；又如无尽意菩萨用璎珞供养观世音菩萨，这就好像有道德的人礼敬有道德的人。有时施受俱不净，布施和接受的人都不清净，例如盗贼窃盗赃物给贪官污吏，金钱来路已经不正，又再拿去贿赂，这就是施受俱不净。
因此，说到布施，有时候同样的布施，但因钱财用法不一样，对方接受的心态不一样，而我布施的出发心也不一样，功德就有胜劣之分了。所以，《六祖坛经》里说布施“了无功德”，因为有为法的功德是可多可少的，唯有我们本体的功德性才是不增不减，无多无少，这是学佛者应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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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论自制
（唐）太宗问魏徵：“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着，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徵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魏徵论自制
（唐）太宗问魏徵：“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着，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徵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黄帝”考源
据王国维考证，《山海经》中的帝俊，也就是帝喾，亦即卜辞中的“高祖夒”，但他不同意郭璞认为帝俊就是帝舜的说法[13](P412-413)；而郭沫若先生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山海经》中的帝俊既是帝喾，又是帝舜，帝喾、帝舜、帝俊、高祖夒实为一人（神）之分化，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总结说：“知帝俊为帝喾又知帝俊为帝舜，则帝舜实即帝喾”[14](P225)，又说：“其在殷人则只知有上帝=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而已。更约言之，则知有高祖夒一人而已。由高祖夒一人乃化而为帝俊、帝舜、帝喾三人。”[14](P226)后来他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重申了自己观点，他说：“王氏根据这些论证断定帝俊即是帝喾，亦即卜辞上的‘高祖夒’，而同时否认帝俊之为帝舜。王氏的考证自然较郭璞更进一境，但在我看来，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实是一人。”[15](P326)，又说：“总之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卜辞中的‘帝’便是‘高祖夒’，夒因音变而为喾为俈，又因形误而为夋为俊，夋、俊又由音变而为舜，后世儒者根据古代传说伪造古史，遂误帝俊、帝舜、帝喾为三人，这是明白地可以断言的。”[15](P327)这些论述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郭老却不认为黄帝与帝俊有什么关系，他说：“帝俊在《山海经》中为至上神之‘帝’，与黄帝并无血族的关系。”[14] (P223)
那么，《山海经》中的“黄帝”是否与帝俊有关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作过一番考证，根据《海经》的本文和相关文献可以知道，黄帝和帝俊实为一人（神），兹引于下：
关于黄帝即帝喾之事，在《山海经》中即有明证，凡有二例：
1、《大荒东经》曰：“黄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郭璞注：“猇，一本作号。”其《海内经》曰：“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笺疏》曰：“《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猇，即禺号也；禺猇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
2、《海内经》曰：“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袁珂《校注》曰：“此义均即《大荒南经》与舜同葬苍梧之舜子叔均（商均），亦即《大荒西经》‘稷之弟台玺生叔均’之叔均及此经文稷之孙（按此“孙”字当是《说文·至部》中那个上孙下至的字之残泐，《说文》言其“读若挚”，殆是以此字假“侄”，叔均乃后稷之弟台玺亦即三身之子，故曰“稷之侄”）叔均，均传闻不同而异词也。”《大荒西经》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此始均即叔均，叔均本周之先人，周人姬姓即姒姓，古文姒皆作始，故亦曰始均。《海内经》言叔均乃帝俊之孙，《大荒西经》又言乃黄帝之孙，则知黄帝即是帝俊，《天中记》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黄帝字”，也认为帝俊就是黄帝，陈耀文说此言“无稽”，可这个说法恰恰是对的。盖“黄帝”本非神人名，而是一个神号或者尊号，即上帝，而其名则是喾（舜、俊、夒）也。[1]
后来读《古史辨》第七册（上），见杨宽先生《中国上古史导论》，才知道我的看法杨宽先生早就有过论述了，他说：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而《大荒东经》云：‘黄帝生禺猇’，朱起凤《辞通》云：‘猇乃号之讹，然则帝俊即黄帝之别名矣。’（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此说是也。案《大荒东经》云：‘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郭注：‘即禺强也。’《海外北经》又云：‘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强。’‘京’、‘强’乃声之侈弇，则禺京即禺强，则禺猇亦即禺号，而黄帝亦即帝俊也。帝俊本为殷之上帝，亦即舜，郭沫若已明证之，则黄帝之即上帝与舜又审矣。《路史注》称《董氏钱谱》引《世本》言‘少昊，黄帝之子，名契。’按《左·昭十七年传》‘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是少皞又名摯，摯、契本亦声之转（从郭沫若说），摯、契据《史记·五帝本纪》、《殷本纪》皆帝喾所生，而《世本》书等又谓黄帝之子，是黄帝又即帝喾，帝喾即帝俊，本殷之上帝也。”[5]( P198)
笔者所论仅就《海经》本文而言，杨先生所论则颇多旁证，然的出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同：《山海经》中所说的“黄帝”就是“帝俊（喾、舜）”。
《国语·鲁语上》引展禽的一段话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个说法当是春秋时代的观点，此时人们已经对上古历史不甚了了，已经不能知道黄帝就是帝喾、帝舜，因此发生了此等混乱，而展禽说“商人禘舜”，而《祭法》却说“殷人禘喾”，还残留着帝舜就是帝喾的影子。但是由这个记载我们也可以明白：虞、夏、商、周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黄帝。
《陈侯因齐镦》铭文中称“高祖黄帝”，陈（田）齐本出于妫姓，为帝舜之后，学者有解释此言“高祖黄帝”是因为帝舜也是黄帝之后，如顾颉刚先生就认为“高祖者，远祖也。齐为陈氏，陈本祖舜，今更以黄帝为其祖，则舜亦黄帝之裔矣。”[4](P179)其实大谬不然，帝舜就是黄帝，所谓“高祖黄帝”也就是“高祖舜”。
舜在战国时代被称为“重华”，《楚辞·离骚》云：“就重华而陈词”，王逸注：“重华，舜名也。”《大戴礼记·帝系》（亦即《世本·帝系姓》）里也说：“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其根据来源不详。然战国时代多为一些古帝王加了一些很令人费解的名称，如说帝尧名“放勋”（当来自《尧典》），大禹曰“文命”（当来自《大禹谟》），而帝舜名“重华”来历不明，虽然《古文尚书》本《舜典》里有“重华协于帝”，但这极有可能是出于后人伪造，不可靠。但是舜名“重华”这个事儿一定是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华”也是木星（古称岁星）的名字。在西方一些古国，多把木星视为至上神之星，如古巴比伦认为木星是马尔杜克，古希腊认为是宙斯，古罗马认为是朱庇特，都是至上神，而中国古代木星就一命“重华”，《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他名曰摄提，一名重华。”可见至少在战国时代就认为帝舜是岁星（木星）之神。
楚人的至上神曰“东皇太一”，见《楚辞·九歌》。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他这个解释笔者认为有问题，“东皇太一”不应该读为“东皇、太一”，而应该读为“东、皇太一”。“太一”也作“泰一”，就是上帝，《史记·天官书》正义说得很明白：“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很怀疑“太一”就是“帝”字的缓音所变），则“皇太一”的意思和“皇帝”全同。“东皇太一”就是“东方的伟大上帝”，故《东皇太一》中称之为“上皇”。这应该是指岁星，因为古人认为岁星是居于东方的，如《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而岁星之神即重华，亦即帝舜，故所谓“东皇太一”其实就是帝舜，也就是黄帝——把木星视为至上神的显示，与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
总之，黄帝故事以《山海经》之记载为最早，而《山海经》中的黄帝即上帝，亦即帝俊、帝喾、帝舜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他是虞、夏、商、周共同尊奉的高祖上帝，这个完全可以断言。
五、卜辞中的“高祖夒”
殷墟卜辞中有“高祖”名“夒”者，合称“高祖夒”，其字甲骨文写作“ ”（《合集》10067），为一猿猱形，王国维释为“夒”，即“猱”之本字，今学界多从之。但是这个考释是有问题的。
卜辞中自有用为动物猿猱字之“夒”，作“ ”（《合集》21102），它与高祖之名用字基本相似，但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祖名字手爪向上，而动物名字手爪向下，二者绝不混淆。手爪向下的字，卜辞言田猎的时候“获”之，则释为猿夒之“夒”固无问题；而高祖之名字，显然非“夒”。而且帝喾之“喾”古音溪母觉部，“夒”为泥母幽部，根据古音通假的惯例，两个字声母相同或相近（双声、旁纽双声）通假的可能性最大，即使是不同韵部也有通假的可能；而如果声母差距较大，即使是同韵部也难通假。“夒”为泥母字，舌头音；“喾”为溪母字，喉音，二者声母差距很大，故言“喾”是“夒”之音转，可知其难。于省吾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字以读憂（忧）较为合理，字形象以手掩面而哭，帝喾之喾与憂也同音。”[3](P1499引)
按：金文中用此手爪向上的字为“憂”，如《无忧卣》、《毛公鼎》“欲我弗作先王憂”，容庚《金文编》解释“憂”字是“象以手掩面之形”[16]( P384)。按：于、容二先生之说得之，卜辞这个高祖名之字实际上就是“憂”之本字，象夒以手掩面忧惧之形，不当释为“夒”，王国维的考释不正确。其憂惧字不用人形而夒形者，盖古人造字，不徒要象其形、会其义，还要谐其声，“憂”字从“夒”作，正为谐其声，二字古音同幽部也。
“憂”古音影母幽部，“喾”为溪母觉部，影溪旁纽、幽觉对转，故“憂”可音变为“喾”。而后或依形隶定此字为“夋”，《帝王世纪》言“帝喾名夋”，确有古传为依据，于《山海经》则作“俊”，后更音变为“舜”（同文部）。
同时，卜辞中高祖之名还有一种写法是“ ”（《合集》33276），象夒反持戌（斧钺之象形）拄于身后。关于这个字，学界争论颇多，笔者认为这个字象夒持戌反拄于身后，乃会其依靠之义，同时亦从夒的声，即“靠”之本字。“靠”字古音溪母幽部，与“憂”为旁纽双声、同部叠韵，故卜辞中一写作“憂”，一写作“靠”，以其音近之故；“靠”、“喾”均从告声，同溪母双声，幽觉对转叠韵，故此亦即喾也[17]。郭沫若认为：
“（卜辞）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喾，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中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旧说视帝喾、帝舜为二，且均视为人王，乃周末学者之误会。舜、喾以前，伏羲、神农之属，可无论矣。”[18](P362)
这个说法可算揭破了一个古史上的秘密，那就是：可能直到西周时期，神话传说中最早、最古的人物（或神）还是黄帝或帝喾（舜），根本没有比他时代更早或地位更高的人（神）了；伏羲、神农之类就是有，也当都是在他之后或之下，断然不会早于或高于他。后来的传说中，黄帝之前又有了许多古帝王，均当出于后人之追加附益，也就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的意思：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早、越详细；越是后出的人物，排列的次序越是靠前，譬犹集薪，后来者居上。
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就是在三代人心目中这个上帝帝喾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有的人，是他们能追述到的最远古的祖先，自己就是他的后代，因而称之为“高祖”，郭沫若就指出：“由上所论足见殷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但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便是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15](P324-325)在上古三代人心目中，自己的祖先死后都要登天为神，而自己的最高祖先自然就是最高的神，于是就把当成上帝，所谓至上神，他们对至上神和宗祖神的崇拜是融为一体的，故上帝即高祖，高祖即上帝，概念一也。
到了殷末周初的时候，特别是周代，对上帝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逐渐分离，因而上帝逐渐退化为一个高居于上天的神灵，成了“天”的化身，开始变得虚无缥缈起来。郭沫若认为上帝的概念“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谓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经屡见，在周初彝铭如《大丰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屡见，那是因袭了殷末人无疑。”[15](P324)顾颉刚先生就“帝”与“天”关系作过一番论述，他说：
“‘帝’与‘天’为同纽字，故二字常通用。《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生商者‘天’也而即‘帝’也。《周颂·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曰：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所配者‘天’也而即‘帝’也。《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所在者‘天’也而即‘帝’也。又说商之孙子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发此命者‘帝’也而即‘天’也。凡此种种，皆足证‘帝’与‘天’为互文。故单言之曰‘上帝’、‘上天’、‘皇帝’、‘皇天’，合而言之则曰‘皇天上帝’。”[4](P176)
他说“帝”就是“天”的根据，实际上就是周代的文献，因为在周代上帝已经被虚化成天的化身，故“帝”、“天”互用，是不足为怪的。
据王国维考证，《山海经》中的帝俊，也就是帝喾，亦即卜辞中的“高祖夒”，但他不同意郭璞认为帝俊就是帝舜的说法[13](P412-413)；而郭沫若先生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山海经》中的帝俊既是帝喾，又是帝舜，帝喾、帝舜、帝俊、高祖夒实为一人（神）之分化，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总结说：“知帝俊为帝喾又知帝俊为帝舜，则帝舜实即帝喾”[14](P225)，又说：“其在殷人则只知有上帝=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而已。更约言之，则知有高祖夒一人而已。由高祖夒一人乃化而为帝俊、帝舜、帝喾三人。”[14](P226)后来他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重申了自己观点，他说：“王氏根据这些论证断定帝俊即是帝喾，亦即卜辞上的‘高祖夒’，而同时否认帝俊之为帝舜。王氏的考证自然较郭璞更进一境，但在我看来，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实是一人。”[15](P326)，又说：“总之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卜辞中的‘帝’便是‘高祖夒’，夒因音变而为喾为俈，又因形误而为夋为俊，夋、俊又由音变而为舜，后世儒者根据古代传说伪造古史，遂误帝俊、帝舜、帝喾为三人，这是明白地可以断言的。”[15](P327)这些论述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郭老却不认为黄帝与帝俊有什么关系，他说：“帝俊在《山海经》中为至上神之‘帝’，与黄帝并无血族的关系。”[14] (P223)
那么，《山海经》中的“黄帝”是否与帝俊有关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作过一番考证，根据《海经》的本文和相关文献可以知道，黄帝和帝俊实为一人（神），兹引于下：
关于黄帝即帝喾之事，在《山海经》中即有明证，凡有二例：
1、《大荒东经》曰：“黄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郭璞注：“猇，一本作号。”其《海内经》曰：“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笺疏》曰：“《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猇，即禺号也；禺猇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
2、《海内经》曰：“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袁珂《校注》曰：“此义均即《大荒南经》与舜同葬苍梧之舜子叔均（商均），亦即《大荒西经》‘稷之弟台玺生叔均’之叔均及此经文稷之孙（按此“孙”字当是《说文·至部》中那个上孙下至的字之残泐，《说文》言其“读若挚”，殆是以此字假“侄”，叔均乃后稷之弟台玺亦即三身之子，故曰“稷之侄”）叔均，均传闻不同而异词也。”《大荒西经》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此始均即叔均，叔均本周之先人，周人姬姓即姒姓，古文姒皆作始，故亦曰始均。《海内经》言叔均乃帝俊之孙，《大荒西经》又言乃黄帝之孙，则知黄帝即是帝俊，《天中记》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黄帝字”，也认为帝俊就是黄帝，陈耀文说此言“无稽”，可这个说法恰恰是对的。盖“黄帝”本非神人名，而是一个神号或者尊号，即上帝，而其名则是喾（舜、俊、夒）也。[1]
后来读《古史辨》第七册（上），见杨宽先生《中国上古史导论》，才知道我的看法杨宽先生早就有过论述了，他说：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而《大荒东经》云：‘黄帝生禺猇’，朱起凤《辞通》云：‘猇乃号之讹，然则帝俊即黄帝之别名矣。’（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此说是也。案《大荒东经》云：‘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郭注：‘即禺强也。’《海外北经》又云：‘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强。’‘京’、‘强’乃声之侈弇，则禺京即禺强，则禺猇亦即禺号，而黄帝亦即帝俊也。帝俊本为殷之上帝，亦即舜，郭沫若已明证之，则黄帝之即上帝与舜又审矣。《路史注》称《董氏钱谱》引《世本》言‘少昊，黄帝之子，名契。’按《左·昭十七年传》‘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是少皞又名摯，摯、契本亦声之转（从郭沫若说），摯、契据《史记·五帝本纪》、《殷本纪》皆帝喾所生，而《世本》书等又谓黄帝之子，是黄帝又即帝喾，帝喾即帝俊，本殷之上帝也。”[5]( P198)
笔者所论仅就《海经》本文而言，杨先生所论则颇多旁证，然的出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同：《山海经》中所说的“黄帝”就是“帝俊（喾、舜）”。
《国语·鲁语上》引展禽的一段话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个说法当是春秋时代的观点，此时人们已经对上古历史不甚了了，已经不能知道黄帝就是帝喾、帝舜，因此发生了此等混乱，而展禽说“商人禘舜”，而《祭法》却说“殷人禘喾”，还残留着帝舜就是帝喾的影子。但是由这个记载我们也可以明白：虞、夏、商、周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黄帝。
《陈侯因齐镦》铭文中称“高祖黄帝”，陈（田）齐本出于妫姓，为帝舜之后，学者有解释此言“高祖黄帝”是因为帝舜也是黄帝之后，如顾颉刚先生就认为“高祖者，远祖也。齐为陈氏，陈本祖舜，今更以黄帝为其祖，则舜亦黄帝之裔矣。”[4](P179)其实大谬不然，帝舜就是黄帝，所谓“高祖黄帝”也就是“高祖舜”。
舜在战国时代被称为“重华”，《楚辞·离骚》云：“就重华而陈词”，王逸注：“重华，舜名也。”《大戴礼记·帝系》（亦即《世本·帝系姓》）里也说：“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其根据来源不详。然战国时代多为一些古帝王加了一些很令人费解的名称，如说帝尧名“放勋”（当来自《尧典》），大禹曰“文命”（当来自《大禹谟》），而帝舜名“重华”来历不明，虽然《古文尚书》本《舜典》里有“重华协于帝”，但这极有可能是出于后人伪造，不可靠。但是舜名“重华”这个事儿一定是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华”也是木星（古称岁星）的名字。在西方一些古国，多把木星视为至上神之星，如古巴比伦认为木星是马尔杜克，古希腊认为是宙斯，古罗马认为是朱庇特，都是至上神，而中国古代木星就一命“重华”，《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他名曰摄提，一名重华。”可见至少在战国时代就认为帝舜是岁星（木星）之神。
楚人的至上神曰“东皇太一”，见《楚辞·九歌》。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他这个解释笔者认为有问题，“东皇太一”不应该读为“东皇、太一”，而应该读为“东、皇太一”。“太一”也作“泰一”，就是上帝，《史记·天官书》正义说得很明白：“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很怀疑“太一”就是“帝”字的缓音所变），则“皇太一”的意思和“皇帝”全同。“东皇太一”就是“东方的伟大上帝”，故《东皇太一》中称之为“上皇”。这应该是指岁星，因为古人认为岁星是居于东方的，如《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而岁星之神即重华，亦即帝舜，故所谓“东皇太一”其实就是帝舜，也就是黄帝——把木星视为至上神的显示，与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
总之，黄帝故事以《山海经》之记载为最早，而《山海经》中的黄帝即上帝，亦即帝俊、帝喾、帝舜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他是虞、夏、商、周共同尊奉的高祖上帝，这个完全可以断言。
五、卜辞中的“高祖夒”
殷墟卜辞中有“高祖”名“夒”者，合称“高祖夒”，其字甲骨文写作“ ”（《合集》10067），为一猿猱形，王国维释为“夒”，即“猱”之本字，今学界多从之。但是这个考释是有问题的。
卜辞中自有用为动物猿猱字之“夒”，作“ ”（《合集》21102），它与高祖之名用字基本相似，但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祖名字手爪向上，而动物名字手爪向下，二者绝不混淆。手爪向下的字，卜辞言田猎的时候“获”之，则释为猿夒之“夒”固无问题；而高祖之名字，显然非“夒”。而且帝喾之“喾”古音溪母觉部，“夒”为泥母幽部，根据古音通假的惯例，两个字声母相同或相近（双声、旁纽双声）通假的可能性最大，即使是不同韵部也有通假的可能；而如果声母差距较大，即使是同韵部也难通假。“夒”为泥母字，舌头音；“喾”为溪母字，喉音，二者声母差距很大，故言“喾”是“夒”之音转，可知其难。于省吾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字以读憂（忧）较为合理，字形象以手掩面而哭，帝喾之喾与憂也同音。”[3](P1499引)
按：金文中用此手爪向上的字为“憂”，如《无忧卣》、《毛公鼎》“欲我弗作先王憂”，容庚《金文编》解释“憂”字是“象以手掩面之形”[16]( P384)。按：于、容二先生之说得之，卜辞这个高祖名之字实际上就是“憂”之本字，象夒以手掩面忧惧之形，不当释为“夒”，王国维的考释不正确。其憂惧字不用人形而夒形者，盖古人造字，不徒要象其形、会其义，还要谐其声，“憂”字从“夒”作，正为谐其声，二字古音同幽部也。
“憂”古音影母幽部，“喾”为溪母觉部，影溪旁纽、幽觉对转，故“憂”可音变为“喾”。而后或依形隶定此字为“夋”，《帝王世纪》言“帝喾名夋”，确有古传为依据，于《山海经》则作“俊”，后更音变为“舜”（同文部）。
同时，卜辞中高祖之名还有一种写法是“ ”（《合集》33276），象夒反持戌（斧钺之象形）拄于身后。关于这个字，学界争论颇多，笔者认为这个字象夒持戌反拄于身后，乃会其依靠之义，同时亦从夒的声，即“靠”之本字。“靠”字古音溪母幽部，与“憂”为旁纽双声、同部叠韵，故卜辞中一写作“憂”，一写作“靠”，以其音近之故；“靠”、“喾”均从告声，同溪母双声，幽觉对转叠韵，故此亦即喾也[17]。郭沫若认为：
“（卜辞）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喾，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中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旧说视帝喾、帝舜为二，且均视为人王，乃周末学者之误会。舜、喾以前，伏羲、神农之属，可无论矣。”[18](P362)
这个说法可算揭破了一个古史上的秘密，那就是：可能直到西周时期，神话传说中最早、最古的人物（或神）还是黄帝或帝喾（舜），根本没有比他时代更早或地位更高的人（神）了；伏羲、神农之类就是有，也当都是在他之后或之下，断然不会早于或高于他。后来的传说中，黄帝之前又有了许多古帝王，均当出于后人之追加附益，也就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的意思：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早、越详细；越是后出的人物，排列的次序越是靠前，譬犹集薪，后来者居上。
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就是在三代人心目中这个上帝帝喾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有的人，是他们能追述到的最远古的祖先，自己就是他的后代，因而称之为“高祖”，郭沫若就指出：“由上所论足见殷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但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便是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15](P324-325)在上古三代人心目中，自己的祖先死后都要登天为神，而自己的最高祖先自然就是最高的神，于是就把当成上帝，所谓至上神，他们对至上神和宗祖神的崇拜是融为一体的，故上帝即高祖，高祖即上帝，概念一也。
到了殷末周初的时候，特别是周代，对上帝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逐渐分离，因而上帝逐渐退化为一个高居于上天的神灵，成了“天”的化身，开始变得虚无缥缈起来。郭沫若认为上帝的概念“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谓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经屡见，在周初彝铭如《大丰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屡见，那是因袭了殷末人无疑。”[15](P324)顾颉刚先生就“帝”与“天”关系作过一番论述，他说：
“‘帝’与‘天’为同纽字，故二字常通用。《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生商者‘天’也而即‘帝’也。《周颂·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曰：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所配者‘天’也而即‘帝’也。《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所在者‘天’也而即‘帝’也。又说商之孙子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发此命者‘帝’也而即‘天’也。凡此种种，皆足证‘帝’与‘天’为互文。故单言之曰‘上帝’、‘上天’、‘皇帝’、‘皇天’，合而言之则曰‘皇天上帝’。”[4](P176)
他说“帝”就是“天”的根据，实际上就是周代的文献，因为在周代上帝已经被虚化成天的化身，故“帝”、“天”互用，是不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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