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乳洞又名岩石室、罗汉洞,是由地下河的侵蚀而形成的石灰岩溶洞,位于杭州灵隐飞来峰冷泉溪南岸。洞内有北宋时期刊刻的罗汉像十九尊。由于洞形结构的不规则性,这些罗汉像也并未呈明显的十六罗汉或者十八罗汉样式分布,所以学界对玉乳洞罗汉组像存在着是“十六罗汉”还是“十八罗汉”的争议。
据南宋《淳佑临安志》里对“岩石室龙泓洞”的记载:
在天竺山灵鹫院理公岩之北,晏殊云:在灵隐山下,吴赤乌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舆地志曰:有石洞,彻浙江下,过萧山,有采石乳者,入其洞,闻波浪之声。后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岩石室”与“龙泓洞”在这里被作为同一个洞的两个名字,而后世实际上又称“玉乳洞”为“岩石室”;第二,文中明确提及了在龙泓洞中“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但是现今的龙泓洞内却并无十六罗汉像,亦毫无罗汉像被损毁的痕迹,只有一尊菩萨像以及一善财童子立像,且即使在龙泓洞外两畔也完全找不到十六罗汉像的造像踪迹。
后来的《咸淳临安志》则直接沿用了《淳佑临安志》的这一说法——“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即便到了明代,《成化杭州府志》也还是继续采用《淳佑临安志》的说法,记载了龙泓洞中“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而并未详细记载“玉乳洞”的有关情形。直至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中,才出现了对玉乳洞的详细描述,但只言“题刻甚多”、“漫漶不可辨”,却丝毫未提及里面的造像情况:
玉乳、射旭二洞,宛转通明,悬泉淅淅,乳溜若凝,肪然有径,可陟山巅。壁间题刻甚多,苔藓侵蚀,漶漫不可辨,竒石累累,若镂若刻,信天巧所为,非人力也。
直到清康熙年间的《武林灵隐寺志》中,才终于出现玉乳洞中有“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的记载(且“一名罗汉洞”),而且原来冠于“龙泓洞”名下的“岩石室”也开始被当作“玉乳洞”的别名,同时“玉乳洞”与过去志书中所记载的“龙泓洞”一样,被认为是葛仙翁的得道之地:
玉乳洞,一名岩石室,一名罗汉洞。吴赤乌二年,葛孝先于此得道。后人就道两壁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其回旋曲折小有蛮蜗,涓滴沁凝,大旱不竭。岂上仙蜕白石之茧,而龙鼻为大阴之户耶?
从这段描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它实际上还是以南宋《淳佑临安志》对龙泓洞的描述为基础,只是将“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说、“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之事挪移到了“玉乳洞”这一名称之下。
在《民国杭州府志》中,则有这么一段综合性的描述:
龙泓洞在天竺山理公岩北(《一统志》)。灵隐山有石穴,傍入,行数十步,有清流水,广丈余。昔有人采钟乳水际,见异迹,或云是龙迹,闻穴里隆隆有声便出,不识所远近(《太平御览》引《钱塘记》)。一名“岩石室”,晏元献云,吴赤乌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有石洞,彻浙江下,过萧山,有采石乳者入其洞,闻波浪声。后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或云龙泓洞即寿圣院龙井,非也(《咸淳志》)。洞壁旧镌罗汉,郡志称“罗汉洞”(《钱塘县志》)。
按《乾隆志》云,《方舆胜览》谓飞来峰为葛仙得道之所,正与晏殊说合。盖洞在飞来峰下,亦得举峰以言之也。秦少游作《龙井记》,乃以葛仙事移属于彼潜氏所辨,其即指少游欤?万历旧志有罗汉洞。《灵隐寺志》有玉乳洞与此洞并载者误。
其中明确指出《灵隐寺志》(即《武林灵隐寺志》)误把“玉乳洞”与“龙泓洞”并载。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二者在三事(即前文中曾经指出过的“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说、“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之事)上完全是一样的。
总的来说,在宋代,并没有“玉乳洞”这一称谓,只有“龙泓洞”以及龙泓洞内罗汉像雕凿情况的记载,直至明代才开始出现“玉乳洞”这一叫法,而直到清代,才开始有关于玉乳洞罗汉造像情况的描述,而从文字内容来看,这些记载均以《淳佑临安志》里关于龙泓洞的记述为蓝本。
但是,在现今的龙泓洞内根本不存在罗汉造像的痕迹,更不要说是“十六罗汉”像。考虑到现今的玉乳洞内有大体量的北宋罗汉造像,而龙泓洞则无,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南宋以来的方志中所描述的“在龙泓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就是指玉乳洞中有十六罗汉像。由于《淳佑临安志》中的相关文字系有关玉乳洞罗汉像最早的官方记载,且这一记载为宋代、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的方志所一直沿用,在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对“凿住世罗汉十六尊”的说法提出否定和怀疑之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不仅最早而且已延续了上千年的方志记载,是可靠的。
关于玉乳洞内的罗汉造像情况,早在北宋熙宁六年日本僧人释成寻造访灵隐寺时,就已经留下了“十六罗汉”的私人记载,到了南宋,在《淳佑临安志》里留下的最早的官方记载,也称玉乳洞中的罗汉像为“十六尊”。此后历经明、清、民国时期,历代方志文献均使用的是“十六罗汉”的提法。然而所谓玉乳洞“十八罗汉”的说法,则从未见诸任何古籍,在晚近一些研究者的著录里才开始出现。[good]#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文化##读书# https://t.cn/A6J82iKA
据南宋《淳佑临安志》里对“岩石室龙泓洞”的记载:
在天竺山灵鹫院理公岩之北,晏殊云:在灵隐山下,吴赤乌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舆地志曰:有石洞,彻浙江下,过萧山,有采石乳者,入其洞,闻波浪之声。后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岩石室”与“龙泓洞”在这里被作为同一个洞的两个名字,而后世实际上又称“玉乳洞”为“岩石室”;第二,文中明确提及了在龙泓洞中“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但是现今的龙泓洞内却并无十六罗汉像,亦毫无罗汉像被损毁的痕迹,只有一尊菩萨像以及一善财童子立像,且即使在龙泓洞外两畔也完全找不到十六罗汉像的造像踪迹。
后来的《咸淳临安志》则直接沿用了《淳佑临安志》的这一说法——“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即便到了明代,《成化杭州府志》也还是继续采用《淳佑临安志》的说法,记载了龙泓洞中“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而并未详细记载“玉乳洞”的有关情形。直至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中,才出现了对玉乳洞的详细描述,但只言“题刻甚多”、“漫漶不可辨”,却丝毫未提及里面的造像情况:
玉乳、射旭二洞,宛转通明,悬泉淅淅,乳溜若凝,肪然有径,可陟山巅。壁间题刻甚多,苔藓侵蚀,漶漫不可辨,竒石累累,若镂若刻,信天巧所为,非人力也。
直到清康熙年间的《武林灵隐寺志》中,才终于出现玉乳洞中有“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的记载(且“一名罗汉洞”),而且原来冠于“龙泓洞”名下的“岩石室”也开始被当作“玉乳洞”的别名,同时“玉乳洞”与过去志书中所记载的“龙泓洞”一样,被认为是葛仙翁的得道之地:
玉乳洞,一名岩石室,一名罗汉洞。吴赤乌二年,葛孝先于此得道。后人就道两壁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其回旋曲折小有蛮蜗,涓滴沁凝,大旱不竭。岂上仙蜕白石之茧,而龙鼻为大阴之户耶?
从这段描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它实际上还是以南宋《淳佑临安志》对龙泓洞的描述为基础,只是将“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说、“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之事挪移到了“玉乳洞”这一名称之下。
在《民国杭州府志》中,则有这么一段综合性的描述:
龙泓洞在天竺山理公岩北(《一统志》)。灵隐山有石穴,傍入,行数十步,有清流水,广丈余。昔有人采钟乳水际,见异迹,或云是龙迹,闻穴里隆隆有声便出,不识所远近(《太平御览》引《钱塘记》)。一名“岩石室”,晏元献云,吴赤乌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有石洞,彻浙江下,过萧山,有采石乳者入其洞,闻波浪声。后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或云龙泓洞即寿圣院龙井,非也(《咸淳志》)。洞壁旧镌罗汉,郡志称“罗汉洞”(《钱塘县志》)。
按《乾隆志》云,《方舆胜览》谓飞来峰为葛仙得道之所,正与晏殊说合。盖洞在飞来峰下,亦得举峰以言之也。秦少游作《龙井记》,乃以葛仙事移属于彼潜氏所辨,其即指少游欤?万历旧志有罗汉洞。《灵隐寺志》有玉乳洞与此洞并载者误。
其中明确指出《灵隐寺志》(即《武林灵隐寺志》)误把“玉乳洞”与“龙泓洞”并载。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二者在三事(即前文中曾经指出过的“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说、“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之事)上完全是一样的。
总的来说,在宋代,并没有“玉乳洞”这一称谓,只有“龙泓洞”以及龙泓洞内罗汉像雕凿情况的记载,直至明代才开始出现“玉乳洞”这一叫法,而直到清代,才开始有关于玉乳洞罗汉造像情况的描述,而从文字内容来看,这些记载均以《淳佑临安志》里关于龙泓洞的记述为蓝本。
但是,在现今的龙泓洞内根本不存在罗汉造像的痕迹,更不要说是“十六罗汉”像。考虑到现今的玉乳洞内有大体量的北宋罗汉造像,而龙泓洞则无,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南宋以来的方志中所描述的“在龙泓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就是指玉乳洞中有十六罗汉像。由于《淳佑临安志》中的相关文字系有关玉乳洞罗汉像最早的官方记载,且这一记载为宋代、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的方志所一直沿用,在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对“凿住世罗汉十六尊”的说法提出否定和怀疑之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不仅最早而且已延续了上千年的方志记载,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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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book# 《邬达克》。不算邬粉,但作为人物传记确实差了一些(原本也只是一篇论文而已),尤其翻译经过了四层转译,所以读起来非常干瘪。邬达克作为一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战俘,逃到上海的经历很传奇。1947年,由于时局动荡且对他不利(当时匈牙利加入了轴心国),邬达克离开了上海,还带走了自家的房门。
同济大学原本是中德医科大学,“同济”的上海话和“德国人”的德语发音很像,而且又有“同舟共济”的寓意。贝聿铭受邬达克的影响,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建筑师——小时候邬设计的国际饭店工地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武康大楼(诺曼底公寓)并不是刻意追求做小一号的熨斗大厦,而是呈30度角的狭窄地块限制了发挥,只能设计成“A”字型。想去看看铜仁路上的“绿房子”——吴同文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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