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酒吧往事》 作者 | 黑麦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北京人艺70年 # #幸存的经典# ——《狗儿爷涅槃》】
《狗儿爷涅槃》剧组在1986年7月上旬建组，导演是刁光覃和林兆华，之后，主创们就集体下乡体验生活，在刘锦云当年工作生活的昌平西崔村住了小半个月。
观察和体验对表演自然是有帮助的，梁冠华说，有过这样的经历，就会知道农民走起路来一般是不会昂首阔步的，因为农村的土路说不准哪儿就会有个一坑一洼；也会知道行动坐卧要想有农民的样子，形体就得找到一种松弛的感觉，等等。这些都靠潜移默化。
能对农村和农民理解到什么程度？梁冠华向我讲起，除了和农民一起干干农活儿、聊聊天儿，演员们也会听农民们讲讲农村的生产形势之类。他当时22岁，听得朦朦胧胧，一知半解。用他的话说，比起那些同台的老先生们琢磨着如何对人物入手，他那时只能从字面上先把台词说出来。直到2002年《狗儿爷涅槃》复排，梁冠华的角色从狗儿爷的儿子变成了狗儿爷，他才更深地理解了农民对土地的那种依恋。
在人艺两版《狗儿爷涅槃》中都饰演李万江一角的演员李士龙也有类似的感觉。1986年出演这部话剧时他已经40岁，进入北京人艺之前，他在农村还有过一段七八个月的生活经历。他说，最初排这部戏的时候，对人物是有些理解的，比如，他当时就准确地找到了从军人变成村干部的李万江骨子里那种执着的正派劲儿，不管后来的生活是不是让他破衣烂衫，这个人物始终提着那股劲儿。但也是将近20年之后复排，翻过头去看，才更清晰地发现刘锦云笔下的那些人物都是那个历史阶段的真实存在，他书写的过人之处在于剧里对任何角色都没有简单的歌颂或批判。“狗儿爷”就不用说了，单看地主祁永年，也不是扁平的负面形象，他虽然是把狗儿爷吊在门楼上毒打的恶霸，却也有“一辈子没吃过一条直溜儿黄瓜”的可怜之处。
其实刘锦云对农村的认识也是经过时间的不断淘洗才沉淀如此。他把他的写作分为三个阶段：先是在小说中写农民在错误政策下的遭遇，然后是写童年时代农村生活留给他的那些既辛酸又美好的记忆；到了写“狗儿爷”的时候，虽然剧中所写的每个人物还是都能在他的亲戚当中找到原型——比如狗儿爷，人物原型是他的姑父，因为失去土地变得疯疯癫癫，糊里糊涂地死在了“十年动乱”里，但刘锦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写作与生活拉开一些距离。这种距离，使他在农民们的淳朴善良，可爱、可怜之外，也看到了另一面。因此，我们才看到在如狗儿爷这样的农民身上，作者投注的除了同情、赞美，还有批判和嘲讽。
刘锦云曾经说，他写狗儿爷的时候，作为比照形象常常出现的，是《静静的顿河》中的葛里高利和鲁迅笔下的阿Q。
《狗儿爷涅槃》在1986年10月首演后，只有过2002年逢北京人艺50周年纪念时的一版复排。近20年，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没有这出戏再现。
2002年版的“狗儿爷”是由梁冠华饰演的。那两年，他接连出演了北京人艺几部大戏的主角：1999年版《茶馆》里的掌柜王利发，2001年版《蔡文姬》里的曹操。三部戏风格迥异，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虚实结合的。有人说《狗儿爷涅槃》一直没有再复排，其中一个因素是这部话剧几乎是“狗儿爷”的独角戏，对演员的体力消耗太大，不好排。可话说回来，梁冠华在其他几部戏中的角色，恐怕也都不轻松。就说《茶馆》，各色人物进进出出上场下场，掌柜王利发就几乎是自始至终在一旁支应着。
梁冠华说，相比之下，“狗儿爷”那种几乎没有对手戏的疯疯癫癫，倒让他演起来精神放松些——可以自由发挥，今天表演的尺度大点儿，明天尺度小点儿，问题都不大。这话我倒不全信，对于狗儿爷“疯”的尺度，林连昆处理得精巧，梁冠华同样。
顾威分析过狗儿爷的“疯”。他说，演一个疯子好演，内行人都清楚，不受制约，“洒狗血”即可唬人。但舞台上出现个真疯子，没有任何艺术意义。表演难度在于既疯又不真疯，时疯时不疯，难在选准起点收点，拿准过程和把握程度。
如《龙须沟》里的程疯子，沾黑旋风就疯，其他则不然，而狗儿爷是在生活琐事上疯疯癫癫胡言乱语，但在主要问题上，特别是有关土地问题上，他的思想逻辑并不混乱。这比程疯子更难，难在不疯的面大，疯的表现空间小而局促，回旋余地受限，疯与不疯转换快而密。
顾威评价林连昆演狗儿爷的“疯”：紧紧抓住土地没了这个根，深入挖掘这个“疯”人的正常与不正常的思想逻辑，用语气、眼神、形体、手势，丝清缕密，收放自如，令人可信地完成。
而梁冠华的“狗儿爷”被公认为对林连昆的表演完成了很好的继承。用李士龙的话说，“既有原来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东西”。关于表演上的继承，梁冠华说，有些好东西就是要直接“拿”的，比如有场戏一开幕是狗儿爷背着包行李，拿着锄头拎着水罐，嘴里喊着“风一阵儿，雨一阵儿……”的定场诗满台跑，就要全拿来。他说，戏里很多东西对林连昆这样的老一辈表演者来说，是有着切身感触和体会的，但对他这样没有经历过的演员来说，所能见到的可能只是历史留下的结论。能把老一辈演员斟酌出的表演精髓继承下来已经不易，对他来说，这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后再讲创新，演员与演员之间有不同，必定会形成自己演戏的轨迹。
我看到有报道说，1986年《狗儿爷涅槃》上演时，在人艺的观众问卷调查中获得了很高的满意度。其中的观众，20至30岁的占80%，30至50岁的占20%，文化程度多为大专以上。也就是说，当年去看《狗儿爷涅槃》的观众是年轻化的。那么，2002年呢？我没有找到相关的数据，但是采访中，两位主演说到了一个共同的感受，观众的现场反应与1986年时有些不同，一些该有反馈的地方，比当年淡。梁冠华说：“可能是我的演技不到位。”如今，如果《狗儿爷涅槃》再次重排呢？
节选自《<狗儿爷涅槃>：“疯人”的真话》
作者 | 孙若茜 https://t.cn/A6avsIHj
《狗儿爷涅槃》剧组在1986年7月上旬建组，导演是刁光覃和林兆华，之后，主创们就集体下乡体验生活，在刘锦云当年工作生活的昌平西崔村住了小半个月。
观察和体验对表演自然是有帮助的，梁冠华说，有过这样的经历，就会知道农民走起路来一般是不会昂首阔步的，因为农村的土路说不准哪儿就会有个一坑一洼；也会知道行动坐卧要想有农民的样子，形体就得找到一种松弛的感觉，等等。这些都靠潜移默化。
能对农村和农民理解到什么程度？梁冠华向我讲起，除了和农民一起干干农活儿、聊聊天儿，演员们也会听农民们讲讲农村的生产形势之类。他当时22岁，听得朦朦胧胧，一知半解。用他的话说，比起那些同台的老先生们琢磨着如何对人物入手，他那时只能从字面上先把台词说出来。直到2002年《狗儿爷涅槃》复排，梁冠华的角色从狗儿爷的儿子变成了狗儿爷，他才更深地理解了农民对土地的那种依恋。
在人艺两版《狗儿爷涅槃》中都饰演李万江一角的演员李士龙也有类似的感觉。1986年出演这部话剧时他已经40岁，进入北京人艺之前，他在农村还有过一段七八个月的生活经历。他说，最初排这部戏的时候，对人物是有些理解的，比如，他当时就准确地找到了从军人变成村干部的李万江骨子里那种执着的正派劲儿，不管后来的生活是不是让他破衣烂衫，这个人物始终提着那股劲儿。但也是将近20年之后复排，翻过头去看，才更清晰地发现刘锦云笔下的那些人物都是那个历史阶段的真实存在，他书写的过人之处在于剧里对任何角色都没有简单的歌颂或批判。“狗儿爷”就不用说了，单看地主祁永年，也不是扁平的负面形象，他虽然是把狗儿爷吊在门楼上毒打的恶霸，却也有“一辈子没吃过一条直溜儿黄瓜”的可怜之处。
其实刘锦云对农村的认识也是经过时间的不断淘洗才沉淀如此。他把他的写作分为三个阶段：先是在小说中写农民在错误政策下的遭遇，然后是写童年时代农村生活留给他的那些既辛酸又美好的记忆；到了写“狗儿爷”的时候，虽然剧中所写的每个人物还是都能在他的亲戚当中找到原型——比如狗儿爷，人物原型是他的姑父，因为失去土地变得疯疯癫癫，糊里糊涂地死在了“十年动乱”里，但刘锦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写作与生活拉开一些距离。这种距离，使他在农民们的淳朴善良，可爱、可怜之外，也看到了另一面。因此，我们才看到在如狗儿爷这样的农民身上，作者投注的除了同情、赞美，还有批判和嘲讽。
刘锦云曾经说，他写狗儿爷的时候，作为比照形象常常出现的，是《静静的顿河》中的葛里高利和鲁迅笔下的阿Q。
《狗儿爷涅槃》在1986年10月首演后，只有过2002年逢北京人艺50周年纪念时的一版复排。近20年，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没有这出戏再现。
2002年版的“狗儿爷”是由梁冠华饰演的。那两年，他接连出演了北京人艺几部大戏的主角：1999年版《茶馆》里的掌柜王利发，2001年版《蔡文姬》里的曹操。三部戏风格迥异，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虚实结合的。有人说《狗儿爷涅槃》一直没有再复排，其中一个因素是这部话剧几乎是“狗儿爷”的独角戏，对演员的体力消耗太大，不好排。可话说回来，梁冠华在其他几部戏中的角色，恐怕也都不轻松。就说《茶馆》，各色人物进进出出上场下场，掌柜王利发就几乎是自始至终在一旁支应着。
梁冠华说，相比之下，“狗儿爷”那种几乎没有对手戏的疯疯癫癫，倒让他演起来精神放松些——可以自由发挥，今天表演的尺度大点儿，明天尺度小点儿，问题都不大。这话我倒不全信，对于狗儿爷“疯”的尺度，林连昆处理得精巧，梁冠华同样。
顾威分析过狗儿爷的“疯”。他说，演一个疯子好演，内行人都清楚，不受制约，“洒狗血”即可唬人。但舞台上出现个真疯子，没有任何艺术意义。表演难度在于既疯又不真疯，时疯时不疯，难在选准起点收点，拿准过程和把握程度。
如《龙须沟》里的程疯子，沾黑旋风就疯，其他则不然，而狗儿爷是在生活琐事上疯疯癫癫胡言乱语，但在主要问题上，特别是有关土地问题上，他的思想逻辑并不混乱。这比程疯子更难，难在不疯的面大，疯的表现空间小而局促，回旋余地受限，疯与不疯转换快而密。
顾威评价林连昆演狗儿爷的“疯”：紧紧抓住土地没了这个根，深入挖掘这个“疯”人的正常与不正常的思想逻辑，用语气、眼神、形体、手势，丝清缕密，收放自如，令人可信地完成。
而梁冠华的“狗儿爷”被公认为对林连昆的表演完成了很好的继承。用李士龙的话说，“既有原来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东西”。关于表演上的继承，梁冠华说，有些好东西就是要直接“拿”的，比如有场戏一开幕是狗儿爷背着包行李，拿着锄头拎着水罐，嘴里喊着“风一阵儿，雨一阵儿……”的定场诗满台跑，就要全拿来。他说，戏里很多东西对林连昆这样的老一辈表演者来说，是有着切身感触和体会的，但对他这样没有经历过的演员来说，所能见到的可能只是历史留下的结论。能把老一辈演员斟酌出的表演精髓继承下来已经不易，对他来说，这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后再讲创新，演员与演员之间有不同，必定会形成自己演戏的轨迹。
我看到有报道说，1986年《狗儿爷涅槃》上演时，在人艺的观众问卷调查中获得了很高的满意度。其中的观众，20至30岁的占80%，30至50岁的占20%，文化程度多为大专以上。也就是说，当年去看《狗儿爷涅槃》的观众是年轻化的。那么，2002年呢？我没有找到相关的数据，但是采访中，两位主演说到了一个共同的感受，观众的现场反应与1986年时有些不同，一些该有反馈的地方，比当年淡。梁冠华说：“可能是我的演技不到位。”如今，如果《狗儿爷涅槃》再次重排呢？
节选自《<狗儿爷涅槃>：“疯人”的真话》
作者 | 孙若茜 https://t.cn/A6avsI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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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现在也在推进了，给李易峰和唐嫣团队分别都递了本子。
2.目前《庆余年2》张若昀那边是留了《鸣龙》之后的档期。
3.张凌赫是桃要力捧的新人小生，从去年开始到手的主角戏资源不断，自家筹备的项目总会推他上去。
4.贾士凯曾经想要宋茜接点综艺，但是她觉得综艺不适合自己，就很少接了。
5.刘畊宏大火后，也给公司带来了不少潜力新人，后续千万流量变现分成也比原定涨了一些。
1.《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现在也在推进了，给李易峰和唐嫣团队分别都递了本子。
2.目前《庆余年2》张若昀那边是留了《鸣龙》之后的档期。
3.张凌赫是桃要力捧的新人小生，从去年开始到手的主角戏资源不断，自家筹备的项目总会推他上去。
4.贾士凯曾经想要宋茜接点综艺，但是她觉得综艺不适合自己，就很少接了。
5.刘畊宏大火后，也给公司带来了不少潜力新人，后续千万流量变现分成也比原定涨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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