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酒吧往事》 作者 | 黑麦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看到战战代言青岛啤酒的消息,想起一些以前的记忆。
爷爷特别喜欢喝啤酒,每次节假日,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时,都要消耗掉很多很多啤酒。小时候看着他们喝,三五岁时,还会嘴馋偷喝一口后,不停“呸呸呸”。长大了,会在聚餐时带一箱啤酒去。那时常喝的品牌就是青岛啤酒,而自作聪明的我,有段时间会买上大桶的德国啤酒带去献宝,爷爷总是高兴的收下,叫上家人一起品尝。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比起国外的进口啤酒,爷爷其实更喜欢咱们国产啤酒的味道,青岛啤酒那种,口感清爽,酒精味适中,还有麦花的香气。
爷爷已经离开10多年了,自己也开始时不时喝点啤酒,喝到青岛纯生时终于体会到爷爷喜欢的原因了。也越来越感受到,月亮还是故乡的圆,很多民族品牌真的非常优秀。
#肖战青岛啤酒品牌代言人# 肖战 #青岛啤酒 畅享欢聚时刻#
爷爷特别喜欢喝啤酒,每次节假日,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时,都要消耗掉很多很多啤酒。小时候看着他们喝,三五岁时,还会嘴馋偷喝一口后,不停“呸呸呸”。长大了,会在聚餐时带一箱啤酒去。那时常喝的品牌就是青岛啤酒,而自作聪明的我,有段时间会买上大桶的德国啤酒带去献宝,爷爷总是高兴的收下,叫上家人一起品尝。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比起国外的进口啤酒,爷爷其实更喜欢咱们国产啤酒的味道,青岛啤酒那种,口感清爽,酒精味适中,还有麦花的香气。
爷爷已经离开10多年了,自己也开始时不时喝点啤酒,喝到青岛纯生时终于体会到爷爷喜欢的原因了。也越来越感受到,月亮还是故乡的圆,很多民族品牌真的非常优秀。
#肖战青岛啤酒品牌代言人# 肖战 #青岛啤酒 畅享欢聚时刻#
【昆仑天路上电信小哥的青春高度】壁立千仞,飞沙走石;雨雪交加,冰雹霰击;盘弯入云,天路遥遥……这是初夏时节,记者随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叶城县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叶城分公司)网络部员工师亚峰,穿越喀喇昆仑山,前往海拔5170米的奇台达坂通信基站例行维护经历的状况。昆仑行,记者不仅体味天路艰险,也丈量着一位90后电信小哥的青春高度。
中国电信叶城分公司除了立足县域通信服务外,还肩负着中国电信手机信号覆盖新藏公路(219国道新疆叶城至西藏阿里地区公路段,也称天路新藏线)的通信服务使命。穿越喀喇昆仑,让世界聆听来自昆仑圣境的声音,是新疆电信人的勇毅和担当,90后电信小哥师亚峰便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记者在叶城初见师亚峰时,心里多少有些惊讶。1996年出生,毕业于喀什大学地球物理应用专业的他,看上云要比实际年龄成熟了许多——黝黑的方脸盘,憨憨的表情,惜字如金的表达……他甚至对记者说:“别采访我,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
据中国电信叶城分公司总经理岳文平介绍,近两年来,昆仑天路上的基站建设、开通、维护;沿线用户的宽带安装,网络测试等,都有师亚峰不畏高山缺氧倾力服务的身影。大家也称他为“电信小哥”。
5月24日清晨,我们从叶城县新藏公路“零公里”处出发时,师亚峰给远在甘肃天水的家人打了一通视频电话。师亚峰对父母说:“我要上昆仑山了,四五天时间,给家里说一声。”师亚峰的父母要他到山上后报个平安,并叮嘱他注意安全。师亚峰应了一声,默默地挂了电话。
向昆仑山行进时,记者问他:“家里人挺担心你上昆仑山吧?”
师亚峰说:“还好,山上山下都是干活。”
“怎么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记者有些迷惑。
“哦,在山上干活苦了点,险了点,只要自己不吓唬自己,家里人就不会担心。”
“有意思!”记者点了点头接着问 道:“你到过的最高工作点位海拔是多少?”
“海拔5600米,那个点位的通信基站是我开通的。”
“自豪吗?”记者问。
师亚峰憨憨地一笑,手指捻出一个“小心心”说:“在那个通信塔上我开通了手机信号时,心里有那么一下下‘虚荣’爆棚,就一下下,然后,我得赶紧从塔上下来吸氧,还要看信号是否稳定。”
师亚峰说这件事的时候似乎很轻松,但是,在昆仑山海拔5600米的地方干活,那是对身心极限的挑战。而他们每“一下下”的付出,都是为了新藏公路达1500千米沿线的矿山、旅游、货运、巡边护边、边境警务等中国电信用户畅享天路通信服务。
新疆叶城被称为昆仑第一城。从县城出发南行60千米,一山九重天的喀喇昆仑,就那么连绵横亘在面前,令人陡生敬畏。
“进山了,我们要走盘山路翻阿卡孜达坂,路上会有一些状况,大家不要紧张,司机有经验。”师亚峰提醒记者。
阿卡孜雪山达坂是我们此行要翻越的第一座达坂,达坂垭口海拔高度3150米,虽然在这个达坂上高原反应不太明显,但是达坂上气压反差大,紫外线极强,耳膜鼓胀,皮肤被灼伤,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尽管师亚峰告诉我们说,翻越阿卡孜达坂只是“预热”,但陡峭的S形山路,飞舞的风沙,时不时从山坡上滚落的碎石威胁行车安全的状况,委实令人不安。至达坂垭口时,云雾阴翳,下起了雨夹雪,温度也降到零下。
工作车在达坂垭口安全地带停了下来,师亚峰和一位同事背上工具,一阵风似地爬上垭口左侧的山头,记者喘着气紧赶慢赶爬上山头时,师亚峰已在通信塔上做维护检测。
“你在塔上干活的样子像‘昆仑少侠’,挺帅的。听岳总说,你第一次上阿卡孜达坂时出过一点状况,那是咋回事?”等师亚峰从塔上下来后,记者问道。
师亚峰犹豫了一下说:“头一回上山时,达坂上是晴天,达坂上天一晴,紫外线就是无形的挫刀,我自己没做好防护,半个小时活干下来,脸上不对劲了,用手轻轻抹一下,直往下掉皮。白天还好一些,晚上一躺下,脸生疼,切肤之疼。”
“那时候对自己工作的选择犹豫过吗?”记者问。
“那到没有,真正犹豫过的是第一年的冬天,在海拔4990米的塞力亚克达坂上干了一桩糗事。”师亚峰说。
冬天的塞力亚克达坂,气温达零下30多摄氏度。那一次师亚峰和同事踩着厚厚的积雪爬到通信塔前时,师亚峰摘下手上的棉手套,从怀里掏一个捂着的信号检测设备,因突然缺氧严重,身体有些失衡,师亚峰下意识地抓了一把塔基的角铁,结果手掌被生生地粘掉了一层皮。
“那一次是咋样犹豫的?”记者追问。
师亚躲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当天我们返回叶城后,自己确实犹豫过要不要继续留下来工作,想着想着还蒙头哭了一鼻子。”
“后来是咋样说服自己留下来的?”记者想探究竟。
师亚峰憨憨一笑,“好像也没那么复杂。那天纠结了一会儿,手心疼了一阵子,又哭了 一鼻子,然后就是领导和同事来看我。再然后这事就过去了。”
“就这么简单?”记者问。
“嗯,挺简单的。练了一回‘铁沙掌’,也长记性了。”师亚峰说着看了一下表:“不聊了,我们得赶路,接下来的两个达坂才是真正的天路。”
海拔4990米的塞力亚克达坂(也称麻扎达坂)和海拔4750米的黑卡达坂是昆仑天路上最艰险的行程。塞力亚克达坂雪山陡峭直入云天,达坂上风裹着雪碴肆意敲打车窗和引擎盖,像是与人板。九十九道弯的黑卡达坂,雪山层叠,飞鸟灭踪,弯弯惊魂。纵然是在这样的恶劣绝境中,达坂的山头上,中国电信的通信塔直刺苍穹,师亚峰和同事们也曾不止一次地爬上铁塔,确保通信信号覆盖天路。
奇台达坂是我们此行的终点。我们是在抵达距叶城498千米的大红柳滩的次日上去的。
从大红柳滩出发时,师亚峰说:“上奇台达坂的路相对好走一些,但达坂垭口的海拔达到5170米,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四分之一,很多人会在奇台达坂出现强烈的高原反应。”
奇台达坂上,中国电信的通信基站建在公路旁向阳的山头上,那儿的积雪相对少了一些。记者跟着师亚峰上去时,胸闷缺氧很明显,后脑勺也有强烈的疼痛感。同行的一位记者走着走着就躺在山坡上,抱着氧气罐吸氧。师亚峰叮嘱我们不要多说话,慢慢地往上走。
检查基站设备状况,清理太阳能板上的积雪和浮冰……师亚峰一声不吭,不紧不慢地干着活。稍缓了一会儿后,师亚峰开始往铁塔上爬,同事阿里木江在下面做保障。
突然,师亚峰在上面说:“不行了,我缺氧了!”说着,他用大拇指朝下比划了一下。
师亚峰从塔上安全下撤,坐在地上吸氧时,阿里木江拿出一块馕和一袋酸奶:“补充一下能量吧小哥,早上为了照顾大家,你没吃早餐吧?”
“早上没什么胃口,这会儿还真有点饿,缓一下我继续上塔。”师亚峰咬了一口馕说。
雪山环绕,蓝天碧日,被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着的通信塔泛着斑斓的冷光,仿如神话般的“通天塔”。
“后台、后台,奇台达坂的通信信号如何?”
“叶城收到!奇台达坂通话清晰、视频画面清晰,一切正常。”
通信塔上传来师亚峰与叶城公司后台通话的声音,记者闻听后,激动地为师亚峰鼓起掌来……
做红柳 扎根新疆如故乡
上奇台达坂的途中,师亚峰带我们拐进山里一座正在建设中的银铅矿。那儿建有一座中国电信的通信基站,解决了矿上对外通信的难题。
师亚峰一到矿点,换班的矿工们就把他围了起来。“电信小哥来啦……我的流量不够用,我想换套餐……小哥,啥时候把我升成你们电信的VIP呗……”矿工们七嘴八舌,把师亚峰当成了“通信宝”。
那时候师亚峰笑得很纯真、很开心;那时候你会发觉他其实就是一个快乐的大男孩。
从奇台达坂返程的时候,我们停在一处便道旁啃馕吃野餐。记者问师亚峰:“看你现在的状态,感觉你挺爱昆仑山,挺喜欢新疆的。对自己有什么规划吗?”
“咋说嘞?可能是一种缘分吧!在昆仑山里走多了,连路边不多见的红柳都像是亲人。总得有人在这里干活吧!我觉得自己现在这个状况挺好,心里挺满足。”师亚峰一边啃着馕,一边给一株红柳浇了一点自己喝的瓶装水。
“这么说你会留在新疆喽!找对象了吗?”记者问道。
“新疆很好呀,我喜欢新疆,喜欢这儿的红柳。至于找对象的事,那还得看缘分。你看我这张脸,黑得都‘包浆’了,哪个女孩会看上我?”师亚峰憨憨一笑。
记者被他逗乐了:“那也是一种帅,而且这种‘包浆’抗紫外线能力强。”
“哈哈,这话我很受用……”师亚峰笑得很灿烂。
当天下午,我们再次翻越塞力亚克达坂时,达坂上下起了锥形冰雹和鹅毛大雪,师亚峰让我们稍作停留,他要去基站巡查一下。
师亚峰下车往山头上走的时候,记者说:“戴上手套。”
那时,师亚峰忽然变得挺“文艺”,他头也不回晃了晃手套大声说:“没事的,我要向天再借一付铁沙掌……”
中国电信叶城分公司除了立足县域通信服务外,还肩负着中国电信手机信号覆盖新藏公路(219国道新疆叶城至西藏阿里地区公路段,也称天路新藏线)的通信服务使命。穿越喀喇昆仑,让世界聆听来自昆仑圣境的声音,是新疆电信人的勇毅和担当,90后电信小哥师亚峰便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记者在叶城初见师亚峰时,心里多少有些惊讶。1996年出生,毕业于喀什大学地球物理应用专业的他,看上云要比实际年龄成熟了许多——黝黑的方脸盘,憨憨的表情,惜字如金的表达……他甚至对记者说:“别采访我,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
据中国电信叶城分公司总经理岳文平介绍,近两年来,昆仑天路上的基站建设、开通、维护;沿线用户的宽带安装,网络测试等,都有师亚峰不畏高山缺氧倾力服务的身影。大家也称他为“电信小哥”。
5月24日清晨,我们从叶城县新藏公路“零公里”处出发时,师亚峰给远在甘肃天水的家人打了一通视频电话。师亚峰对父母说:“我要上昆仑山了,四五天时间,给家里说一声。”师亚峰的父母要他到山上后报个平安,并叮嘱他注意安全。师亚峰应了一声,默默地挂了电话。
向昆仑山行进时,记者问他:“家里人挺担心你上昆仑山吧?”
师亚峰说:“还好,山上山下都是干活。”
“怎么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记者有些迷惑。
“哦,在山上干活苦了点,险了点,只要自己不吓唬自己,家里人就不会担心。”
“有意思!”记者点了点头接着问 道:“你到过的最高工作点位海拔是多少?”
“海拔5600米,那个点位的通信基站是我开通的。”
“自豪吗?”记者问。
师亚峰憨憨地一笑,手指捻出一个“小心心”说:“在那个通信塔上我开通了手机信号时,心里有那么一下下‘虚荣’爆棚,就一下下,然后,我得赶紧从塔上下来吸氧,还要看信号是否稳定。”
师亚峰说这件事的时候似乎很轻松,但是,在昆仑山海拔5600米的地方干活,那是对身心极限的挑战。而他们每“一下下”的付出,都是为了新藏公路达1500千米沿线的矿山、旅游、货运、巡边护边、边境警务等中国电信用户畅享天路通信服务。
新疆叶城被称为昆仑第一城。从县城出发南行60千米,一山九重天的喀喇昆仑,就那么连绵横亘在面前,令人陡生敬畏。
“进山了,我们要走盘山路翻阿卡孜达坂,路上会有一些状况,大家不要紧张,司机有经验。”师亚峰提醒记者。
阿卡孜雪山达坂是我们此行要翻越的第一座达坂,达坂垭口海拔高度3150米,虽然在这个达坂上高原反应不太明显,但是达坂上气压反差大,紫外线极强,耳膜鼓胀,皮肤被灼伤,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尽管师亚峰告诉我们说,翻越阿卡孜达坂只是“预热”,但陡峭的S形山路,飞舞的风沙,时不时从山坡上滚落的碎石威胁行车安全的状况,委实令人不安。至达坂垭口时,云雾阴翳,下起了雨夹雪,温度也降到零下。
工作车在达坂垭口安全地带停了下来,师亚峰和一位同事背上工具,一阵风似地爬上垭口左侧的山头,记者喘着气紧赶慢赶爬上山头时,师亚峰已在通信塔上做维护检测。
“你在塔上干活的样子像‘昆仑少侠’,挺帅的。听岳总说,你第一次上阿卡孜达坂时出过一点状况,那是咋回事?”等师亚峰从塔上下来后,记者问道。
师亚峰犹豫了一下说:“头一回上山时,达坂上是晴天,达坂上天一晴,紫外线就是无形的挫刀,我自己没做好防护,半个小时活干下来,脸上不对劲了,用手轻轻抹一下,直往下掉皮。白天还好一些,晚上一躺下,脸生疼,切肤之疼。”
“那时候对自己工作的选择犹豫过吗?”记者问。
“那到没有,真正犹豫过的是第一年的冬天,在海拔4990米的塞力亚克达坂上干了一桩糗事。”师亚峰说。
冬天的塞力亚克达坂,气温达零下30多摄氏度。那一次师亚峰和同事踩着厚厚的积雪爬到通信塔前时,师亚峰摘下手上的棉手套,从怀里掏一个捂着的信号检测设备,因突然缺氧严重,身体有些失衡,师亚峰下意识地抓了一把塔基的角铁,结果手掌被生生地粘掉了一层皮。
“那一次是咋样犹豫的?”记者追问。
师亚躲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当天我们返回叶城后,自己确实犹豫过要不要继续留下来工作,想着想着还蒙头哭了一鼻子。”
“后来是咋样说服自己留下来的?”记者想探究竟。
师亚峰憨憨一笑,“好像也没那么复杂。那天纠结了一会儿,手心疼了一阵子,又哭了 一鼻子,然后就是领导和同事来看我。再然后这事就过去了。”
“就这么简单?”记者问。
“嗯,挺简单的。练了一回‘铁沙掌’,也长记性了。”师亚峰说着看了一下表:“不聊了,我们得赶路,接下来的两个达坂才是真正的天路。”
海拔4990米的塞力亚克达坂(也称麻扎达坂)和海拔4750米的黑卡达坂是昆仑天路上最艰险的行程。塞力亚克达坂雪山陡峭直入云天,达坂上风裹着雪碴肆意敲打车窗和引擎盖,像是与人板。九十九道弯的黑卡达坂,雪山层叠,飞鸟灭踪,弯弯惊魂。纵然是在这样的恶劣绝境中,达坂的山头上,中国电信的通信塔直刺苍穹,师亚峰和同事们也曾不止一次地爬上铁塔,确保通信信号覆盖天路。
奇台达坂是我们此行的终点。我们是在抵达距叶城498千米的大红柳滩的次日上去的。
从大红柳滩出发时,师亚峰说:“上奇台达坂的路相对好走一些,但达坂垭口的海拔达到5170米,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四分之一,很多人会在奇台达坂出现强烈的高原反应。”
奇台达坂上,中国电信的通信基站建在公路旁向阳的山头上,那儿的积雪相对少了一些。记者跟着师亚峰上去时,胸闷缺氧很明显,后脑勺也有强烈的疼痛感。同行的一位记者走着走着就躺在山坡上,抱着氧气罐吸氧。师亚峰叮嘱我们不要多说话,慢慢地往上走。
检查基站设备状况,清理太阳能板上的积雪和浮冰……师亚峰一声不吭,不紧不慢地干着活。稍缓了一会儿后,师亚峰开始往铁塔上爬,同事阿里木江在下面做保障。
突然,师亚峰在上面说:“不行了,我缺氧了!”说着,他用大拇指朝下比划了一下。
师亚峰从塔上安全下撤,坐在地上吸氧时,阿里木江拿出一块馕和一袋酸奶:“补充一下能量吧小哥,早上为了照顾大家,你没吃早餐吧?”
“早上没什么胃口,这会儿还真有点饿,缓一下我继续上塔。”师亚峰咬了一口馕说。
雪山环绕,蓝天碧日,被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着的通信塔泛着斑斓的冷光,仿如神话般的“通天塔”。
“后台、后台,奇台达坂的通信信号如何?”
“叶城收到!奇台达坂通话清晰、视频画面清晰,一切正常。”
通信塔上传来师亚峰与叶城公司后台通话的声音,记者闻听后,激动地为师亚峰鼓起掌来……
做红柳 扎根新疆如故乡
上奇台达坂的途中,师亚峰带我们拐进山里一座正在建设中的银铅矿。那儿建有一座中国电信的通信基站,解决了矿上对外通信的难题。
师亚峰一到矿点,换班的矿工们就把他围了起来。“电信小哥来啦……我的流量不够用,我想换套餐……小哥,啥时候把我升成你们电信的VIP呗……”矿工们七嘴八舌,把师亚峰当成了“通信宝”。
那时候师亚峰笑得很纯真、很开心;那时候你会发觉他其实就是一个快乐的大男孩。
从奇台达坂返程的时候,我们停在一处便道旁啃馕吃野餐。记者问师亚峰:“看你现在的状态,感觉你挺爱昆仑山,挺喜欢新疆的。对自己有什么规划吗?”
“咋说嘞?可能是一种缘分吧!在昆仑山里走多了,连路边不多见的红柳都像是亲人。总得有人在这里干活吧!我觉得自己现在这个状况挺好,心里挺满足。”师亚峰一边啃着馕,一边给一株红柳浇了一点自己喝的瓶装水。
“这么说你会留在新疆喽!找对象了吗?”记者问道。
“新疆很好呀,我喜欢新疆,喜欢这儿的红柳。至于找对象的事,那还得看缘分。你看我这张脸,黑得都‘包浆’了,哪个女孩会看上我?”师亚峰憨憨一笑。
记者被他逗乐了:“那也是一种帅,而且这种‘包浆’抗紫外线能力强。”
“哈哈,这话我很受用……”师亚峰笑得很灿烂。
当天下午,我们再次翻越塞力亚克达坂时,达坂上下起了锥形冰雹和鹅毛大雪,师亚峰让我们稍作停留,他要去基站巡查一下。
师亚峰下车往山头上走的时候,记者说:“戴上手套。”
那时,师亚峰忽然变得挺“文艺”,他头也不回晃了晃手套大声说:“没事的,我要向天再借一付铁沙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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