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月娥访问湖北#【专家解读丨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签署意味着什么？】11月29日下午，鄂港两地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鄂港合作会议”机制的安排》，湖北成为首个与香港成立合作机制的内地中部省份。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签署意味着什么？湖北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长江新闻号》记者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
长江新闻号：11月29日下午，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正式在湖北武汉签署，湖北也是首个与香港成立合作机制的内地中部省份。您认为，香港之所以选择湖北原因何在？
田飞龙：事实上，鄂港合作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和产业互补特征。湖北在以下方面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和融入国家大局有着重要的吸引力和独特优势：
第一，湖北农副产品对港供应体系具有历史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基础。从1962年开始，湖北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克服自身困难，积极协调安排“三趟快车”对港供应，对于保障香港经济民生稳定和生活质量提升，以及融洽香港与内地同胞情感和互助情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随着货运方式和对港供应体系的调整，“三趟快车”退出历史舞台，但湖北对港生活物资供应链从未中断，且保质保量。湖北的定向供应对于香港维持繁荣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湖北具有中部地区的工业基础优势和高科技发展优势，对吸引香港投资和开展科技产业合作具有雄厚实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湖北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已形成在中部地区的工业枢纽地位和领先的科技产业体系，香港对内地的投资有相当部分是投入到湖北的科技产业，而当代发展条件下香港与湖北的相互投资和产业合作更加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计算机与互联网产业等高科技领域。鄂港合作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追求创新科技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支点。
第三，湖北的经贸基础、文教基础和培训体系对香港商业资本北上、青少年教育和公务员能力提升有重要支撑作用。湖北武汉是港商港人最为集中的中部城市，香港同胞在此从事广泛的就业、创业、求学和受训工作。2014年设立的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经贸办事处统筹管理中部五省的涉港合作事务。武汉大学是中部地区唯一的香港公务员培训点，有着公务员培训的成熟体系，对增强公务员国家认同和行政能力作出重要支撑。在青少年教育范畴，27所湖北中小学与香港结成姊妹学校关系，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选择来武汉高校就读。
长江新闻号：鄂港合作历史悠久，两地贸易往来频繁、交流互鉴密切。当前，湖北正处于发展机遇叠加期和转型升级关键期，鄂港高层合作机制的建立，将对湖北着力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田飞龙：“十四五”规划确立了国家高水平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与新目标，湖北作为中部代表性的发展大省和科技强省，以香港为战略平台和支点可以更好形成与粤港澳大湾区紧密互动以及参与“一带一路”和走向世界市场的有利发展条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湖北优势企业对外投资、融资和高水平合作的重要支撑点。湖北的东风汽车等通过香港平台开展全球业务，长飞、卓尔发展等企业在港上市，更多的湖北投资项目落地香港，而香港专业的国际金融服务和法治环境对于湖北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香港持续保持作为湖北吸引境外投资第一来源地的地位，对湖北省改革开放和高水平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对湖北的投资覆盖房地产、商业服务及高科技等广泛领域，是湖北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来源。
香港在国家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范畴的独特制度优势和产业优势可带动湖北相关产业领域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并融入全球市场。香港是“一国两制”范畴最具活力和发展基础的国际化大都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是“一带一路”的战略联系人，是“北部都会区”的主动规划者和香港创新科技战略的实施者，湖北可全方位、多领域争取与香港的合作机会和优势项目，达成双赢发展的良性结果。
香港在“十四五”规划中确立建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定位，湖北有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通过香港平台实现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和深度交流互鉴，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及湖北地域特色文化的向外传播提供有力支点。
长江新闻号：在鄂港高层合作机制成立之前，香港已经与多个内地省市建立了合作机制。而且我们还注意到，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已经逐步在向中部地区扩展和延伸。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
田飞龙：香港扩大与内地的多支点、多层次与全体系合作，符合“一国两制”发展规律和香港自身利益，也符合香港的国际地位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要求。
首先，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在本质上是“一国两制”全体系的互动融合，也是香港助力国家全方位平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过程。香港在地缘经济意义上更多依赖与珠三角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但香港从其历史角色和在国家战略大局中的凸显地位而言，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杠杆和引擎，香港主动寻求与东部、中西部代表性省份及城市的战略合作，切合了“一国两制”对香港的高层次定位和要求。
其次，香港经济体系本身面临结构转型，需要由高度依赖西方及本地金融、房地产行业而转向创新科技、新金融和更宽领域的高端服务业，客观上需要与内地城市之间形成多点支撑、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综合协调的有机合作体系，与中部地区湖北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香港经济体高质量、可持续的结构转型和有效增长。
再加上中国经济自身的平衡发展特别是中部崛起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中部省份自身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体系性发展，对香港扩大合作范畴并引入更多合作对象具有实质吸引力。
长江新闻号：回归祖国24年来，香港在助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充分发展，不仅成就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还巩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在国家砥砺奋进的新时代，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面临着哪些机遇？
田飞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新时代，在国家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和更具有全球领先地位和全球化发展前景的新周期，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机遇：国家的战略发展更具层次性和多元性，香港的资本、人才和产业优势可以获得丰富多样的参与机会和增长空间。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有层次性的，首要层次是地缘性的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前海方案”、“横琴方案”以及“北部都会区”的叠加机遇和优势，其次是与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的最发达区域的高端合作，再次是与中西部的互补发展，包括与湖北、四川等省份的战略合作，前景广阔，增长空间巨大。
香港在“一带一路”范畴有着“再全球化”的增长潜力和更大贡献力。“一带一路”是中国文化与经济体系的“再全球化”路径，也是全球经济版图和治理体系的重构区域。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制度重镇和金融中心，作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纽带，作为“一带一路”投融资、风险管理和项目集成的优良制度平台和企业注册地，可以从中获得“再全球化”及支持国家资本与文化对外输出的最佳机遇，也为自身带来空前的经济增长契机。
香港制度与文化优势的良性整合与发展前景开阔。“十四五”规划提出香港建成亚太区法律争议解决中心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是对香港法治优势和国际性的文化优势的战略肯定和优势转化的积极支持。香港法治与文化属于软实力范畴，是“一国两制”体系的重要价值资产，其保值增值需要国家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需要与内地深度互动融合，而鄂港合作及楚地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具特色，对香港有关制度和文化优势的更好发挥是有力的合作和支持力量。https://t.cn/A6xoUL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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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我很少卖迈凯轮 因为我本身对迈凯轮并不是特别喜爱 觉得这个玩意特别模块化 缺少性格 不像法拉利458那么富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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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补偿##征拆维权##拆迁案例回放# 【北京律师 | 自建房未经依法处理的，权利人有权提起补偿诉讼吗？】
01
裁判要点
对于无建房手续房屋权利人提起的要求补偿的行政诉讼，如房屋未被认定为违法
02
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行洁，女，197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子县丹朱镇丹和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红（系王行洁丈夫），男，196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子县丹朱镇丹和社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长子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山西省长子县钟楼街1号。
法定代表人：赵永进，该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长子县丹朱镇同旺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西省长子县丹朱镇同旺村。
负责人：张天虎，该村村主任。
再审申请人王行洁因诉长子县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行终48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马鸿达、审判员仝蕾、审判员李小梅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并于2017年6月19日、2017年7月12日进行了两次询问，王行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红、康凯到庭参加询问。长子县人民政府、长子县丹朱镇同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同旺村委会）经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04年1月，王行洁、王旭刚、王学样与同旺村委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限10年，至2013年12月31日止。租赁期间，王行洁对所承租房屋进行增建，后双方因增扩建筑物所有权发生争议。另查明，王行洁在增扩建承租房屋时，未办理相关土地审批及增设建筑物的规划手续。据王行洁陈述，其增扩建房屋所附着土地部分为同旺村委会所有的集体土地，部分为县里的国有土地。
一审法院认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是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在依法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过程中，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没有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或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情况下，依照有关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房屋补偿决定作出的对象是被征收人，本案中王行洁在增扩建承租房屋时，对增扩建房屋所附着土地并不享有使用权，未办理相关土地审批及增设建筑物的规划手续，亦不能提供增扩建的相关权属证明，无法认定其为被征收人，故王行洁不属于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该情形所针对的是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情况，而本案王行洁在诉讼中认为其对增扩建房屋享有所有权。综上，王行洁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行洁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2015年3月24日，同旺村委会通知承租人王旭刚、王行洁，限其于2015年4月30日前将所租房屋全部腾空，逾期将采取强制措施。该二人接此通知后，未着手腾空所租房屋，而是继续营业，同旺村委会便用铲车及渣土堵在木星家具超市的门前。2015年5月8日，王行洁与王旭刚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同旺村委会对其增设的不动产折价补偿100万元，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该案诉讼期间，2015年5月31日王旭刚与同旺村委会签订《租赁房屋补充协议》，其中约定“租赁期间所增添建筑物完整归同旺村委会所有”，同旺村委会随即撤除了堵在木星家俱超市门前的障碍物，王行洁和王旭刚于2015年6月11日撤回了对同旺村委会的起诉。但《租赁房屋补充协议》被（2017）晋04民终1345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的规定，一般而言，承租人与房屋征收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但是如果用于经营的房屋被征收，承租人在行政补偿中提出的室内装修、机器设备搬迁、停产停业等损失，与补偿决定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此时承租人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王行洁2004年1月2日与同旺村委会订立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限10年，至2013年12月31日终止。合同第八条约定“合同期满，租赁房屋的装修、改善增设物由承租人自行处理。”合同期满后，王行洁怠于行使其权利，又没有签订继续承租的合同，已不属于正常经营的状态。2016年2月5日长子县人民政府下达房屋征收告知书的行为与王行洁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故其不能成为该行政诉讼的原告。本案中，王行洁既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是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原告资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判决驳回王行洁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一、撤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5行初13号行政判决；二、驳回王行洁的起诉。
王行洁申请再审称，王行洁在租赁房屋过程中，对原有建筑进行了增扩建，扩建部分归王行洁所有。虽然在房屋征收时承租期已过，但是王行洁还在使用建筑物。王行洁等人与同旺村委会于2004年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为2004年至2013年12月31日，租金30万元，每年元月交付租金3万元。王行洁又提交了在合同期满后其继续于2014年、2015年向同旺村委会缴纳的共约16.8万元租金票据，票据上盖有同旺村委会的公章。足可以证明，2013年原租赁合同到期后双方虽然没有签订租赁合同，但形成了事实的租赁关系，并且王行洁缴纳了租金，应视为双方延续了租期。王行洁在经营期间的室内装修价值、机器设备搬迁、停产停业等损失应当获得补偿。因此，王行洁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二审裁判均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问题，请求撤销二审裁定及一审判决，支持王行洁的一审诉讼请求。
本院复查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一致。另查明，2016年5月1日，长子县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王行洁租赁和建设的建筑物即木星家具超市进行了强拆，王行洁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拆除行为违法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后经审理，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5行初13号行政判决，认为王行洁增扩了建筑物，其对这些增扩建筑物拥有物权；虽然长子县人民政府拆除时十年承租期已过，但王行洁还在使用建筑物，并续交了租金，应视为双方延续了租期。长子县人民政府强拆行为违法，但对王行洁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确认强拆行为违法，驳回王行洁赔偿诉讼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行终553号行政判决认为，长子县政府未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强拆，拆除行为违法。王行洁所提赔偿为精神损害，王行洁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赔偿请求应予驳回，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二审裁定认为营业用房承租人如要求室内装修、机器设备搬迁、停产停业等损失的补偿，可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并无不当。在王行洁诉长子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一案中，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行初13号行政判决认为，“虽然在长子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时10年租期已过，但王行洁还在使用建筑物，并续交了租金，应视为双方延续了租期”，并判决确认长子县人民政府的拆除行为违法。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行终553号行政判决对该认定并未否认，并判决驳回长子县人民政府的上诉。在（2018）晋行终553号行政判决作出后，本案二审裁定以“双方合同到期后未签订继续承租合同”认定王行洁不属于房屋承租人，与之前的行政判决认定并不一致，又未对在租赁期限届满后王行洁续交租金问题进行审查，驳回王行洁的起诉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未对王行洁是否系经营性房屋承租人问题进行审查，亦未能查清有关事实。
关于无建房手续房屋在征收中是否能够获得补偿问题，长子县人民政府及一、二审法院均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对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本院予以认可。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实践中，有的地方以建设年限为标准对是否补偿进行了区分，有的地方规定无审批手续房屋按照建筑成本补偿，还有的地方规定无审批手续房屋不予补偿。因此，对于无建房手续房屋权利人提起的要求补偿的行政诉讼，如房屋未被认定为违法建筑，不宜简单的以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而是要结合当地征收补偿的具体规定及征收项目补偿方案等实体审理后加以认定。本案中，王行洁自行加盖了部分建筑用于经营，该部分建筑并未被按照违法建筑进行处理，王行洁起诉要求长子县人民政府对其建设的房屋进行补偿，不宜否定其原告主体资格。二审法院认为王行洁不是行政行为相对人，驳回王行洁的起诉不当，一审法院未结合项目补偿方案进行审理事实不清。
综上，王行洁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03
京尹律师提醒
学法，懂法，依法维权更有效！
关键词：【土地征收】、【企业拆迁】、【危房改造】、【商铺拆迁】、【环保关停】、【棚户区改造】、【养殖场拆迁】、【水源地关停】、违法拆迁 、拆迁违建 、拆迁律师、拆迁投诉电话、北京京尹律师事务所、合同纠纷、股权纠纷、劳动纠纷、侵权诉讼、房地产纠纷、招标投标、知识产权纠纷、婚姻咨询、刑事辩护……
01
裁判要点
对于无建房手续房屋权利人提起的要求补偿的行政诉讼，如房屋未被认定为违法
02
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行洁，女，197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子县丹朱镇丹和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红（系王行洁丈夫），男，196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子县丹朱镇丹和社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长子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山西省长子县钟楼街1号。
法定代表人：赵永进，该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长子县丹朱镇同旺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西省长子县丹朱镇同旺村。
负责人：张天虎，该村村主任。
再审申请人王行洁因诉长子县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行终48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马鸿达、审判员仝蕾、审判员李小梅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并于2017年6月19日、2017年7月12日进行了两次询问，王行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红、康凯到庭参加询问。长子县人民政府、长子县丹朱镇同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同旺村委会）经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04年1月，王行洁、王旭刚、王学样与同旺村委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限10年，至2013年12月31日止。租赁期间，王行洁对所承租房屋进行增建，后双方因增扩建筑物所有权发生争议。另查明，王行洁在增扩建承租房屋时，未办理相关土地审批及增设建筑物的规划手续。据王行洁陈述，其增扩建房屋所附着土地部分为同旺村委会所有的集体土地，部分为县里的国有土地。
一审法院认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是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在依法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过程中，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没有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或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情况下，依照有关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房屋补偿决定作出的对象是被征收人，本案中王行洁在增扩建承租房屋时，对增扩建房屋所附着土地并不享有使用权，未办理相关土地审批及增设建筑物的规划手续，亦不能提供增扩建的相关权属证明，无法认定其为被征收人，故王行洁不属于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该情形所针对的是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情况，而本案王行洁在诉讼中认为其对增扩建房屋享有所有权。综上，王行洁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行洁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2015年3月24日，同旺村委会通知承租人王旭刚、王行洁，限其于2015年4月30日前将所租房屋全部腾空，逾期将采取强制措施。该二人接此通知后，未着手腾空所租房屋，而是继续营业，同旺村委会便用铲车及渣土堵在木星家具超市的门前。2015年5月8日，王行洁与王旭刚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同旺村委会对其增设的不动产折价补偿100万元，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该案诉讼期间，2015年5月31日王旭刚与同旺村委会签订《租赁房屋补充协议》，其中约定“租赁期间所增添建筑物完整归同旺村委会所有”，同旺村委会随即撤除了堵在木星家俱超市门前的障碍物，王行洁和王旭刚于2015年6月11日撤回了对同旺村委会的起诉。但《租赁房屋补充协议》被（2017）晋04民终1345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的规定，一般而言，承租人与房屋征收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但是如果用于经营的房屋被征收，承租人在行政补偿中提出的室内装修、机器设备搬迁、停产停业等损失，与补偿决定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此时承租人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王行洁2004年1月2日与同旺村委会订立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限10年，至2013年12月31日终止。合同第八条约定“合同期满，租赁房屋的装修、改善增设物由承租人自行处理。”合同期满后，王行洁怠于行使其权利，又没有签订继续承租的合同，已不属于正常经营的状态。2016年2月5日长子县人民政府下达房屋征收告知书的行为与王行洁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故其不能成为该行政诉讼的原告。本案中，王行洁既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是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原告资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判决驳回王行洁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一、撤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5行初13号行政判决；二、驳回王行洁的起诉。
王行洁申请再审称，王行洁在租赁房屋过程中，对原有建筑进行了增扩建，扩建部分归王行洁所有。虽然在房屋征收时承租期已过，但是王行洁还在使用建筑物。王行洁等人与同旺村委会于2004年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为2004年至2013年12月31日，租金30万元，每年元月交付租金3万元。王行洁又提交了在合同期满后其继续于2014年、2015年向同旺村委会缴纳的共约16.8万元租金票据，票据上盖有同旺村委会的公章。足可以证明，2013年原租赁合同到期后双方虽然没有签订租赁合同，但形成了事实的租赁关系，并且王行洁缴纳了租金，应视为双方延续了租期。王行洁在经营期间的室内装修价值、机器设备搬迁、停产停业等损失应当获得补偿。因此，王行洁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二审裁判均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问题，请求撤销二审裁定及一审判决，支持王行洁的一审诉讼请求。
本院复查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一致。另查明，2016年5月1日，长子县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王行洁租赁和建设的建筑物即木星家具超市进行了强拆，王行洁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拆除行为违法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后经审理，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5行初13号行政判决，认为王行洁增扩了建筑物，其对这些增扩建筑物拥有物权；虽然长子县人民政府拆除时十年承租期已过，但王行洁还在使用建筑物，并续交了租金，应视为双方延续了租期。长子县人民政府强拆行为违法，但对王行洁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确认强拆行为违法，驳回王行洁赔偿诉讼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行终553号行政判决认为，长子县政府未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强拆，拆除行为违法。王行洁所提赔偿为精神损害，王行洁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赔偿请求应予驳回，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二审裁定认为营业用房承租人如要求室内装修、机器设备搬迁、停产停业等损失的补偿，可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并无不当。在王行洁诉长子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一案中，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行初13号行政判决认为，“虽然在长子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时10年租期已过，但王行洁还在使用建筑物，并续交了租金，应视为双方延续了租期”，并判决确认长子县人民政府的拆除行为违法。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行终553号行政判决对该认定并未否认，并判决驳回长子县人民政府的上诉。在（2018）晋行终553号行政判决作出后，本案二审裁定以“双方合同到期后未签订继续承租合同”认定王行洁不属于房屋承租人，与之前的行政判决认定并不一致，又未对在租赁期限届满后王行洁续交租金问题进行审查，驳回王行洁的起诉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未对王行洁是否系经营性房屋承租人问题进行审查，亦未能查清有关事实。
关于无建房手续房屋在征收中是否能够获得补偿问题，长子县人民政府及一、二审法院均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对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本院予以认可。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实践中，有的地方以建设年限为标准对是否补偿进行了区分，有的地方规定无审批手续房屋按照建筑成本补偿，还有的地方规定无审批手续房屋不予补偿。因此，对于无建房手续房屋权利人提起的要求补偿的行政诉讼，如房屋未被认定为违法建筑，不宜简单的以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而是要结合当地征收补偿的具体规定及征收项目补偿方案等实体审理后加以认定。本案中，王行洁自行加盖了部分建筑用于经营，该部分建筑并未被按照违法建筑进行处理，王行洁起诉要求长子县人民政府对其建设的房屋进行补偿，不宜否定其原告主体资格。二审法院认为王行洁不是行政行为相对人，驳回王行洁的起诉不当，一审法院未结合项目补偿方案进行审理事实不清。
综上，王行洁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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