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2022 WTT球星挑战赛多哈站#
半决赛
韩莹VS加藤美优
陈思羽VS木原美悠
半决赛国乒将无一人征战，虽然国乒主力没有参赛，但是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很久没有见到，国乒球员全部无缘四强，也是非常罕见，不过这也证明了，国乒次主力和外协会主力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差距，毕竟，不能用自己的二线球员和人家一线相比，输赢也算正常。
那么接下来的半决赛，我们就可以静下心来观看，原来日乒有两名球员晋级到半决赛，但是我们也有华裔球员。韩莹和陈思羽加油吧。
半决赛
韩莹VS加藤美优
陈思羽VS木原美悠
半决赛国乒将无一人征战，虽然国乒主力没有参赛，但是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很久没有见到，国乒球员全部无缘四强，也是非常罕见，不过这也证明了，国乒次主力和外协会主力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差距，毕竟，不能用自己的二线球员和人家一线相比，输赢也算正常。
那么接下来的半决赛，我们就可以静下心来观看，原来日乒有两名球员晋级到半决赛，但是我们也有华裔球员。韩莹和陈思羽加油吧。
刘备一生错失4大帅才，有这些人在，他有可能一统三国
喜欢读《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三国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彩的时期之一。
之所以说它精彩，是因为这个时代英雄辈出，比如义薄云天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忠肝义胆的赵云、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以及那个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等等。
这段历史，因为有了这些人物的存在而变得精彩纷呈，引人注目。当然了，在这些英雄人物中，也有那么几个充满着悲情。比如蜀汉政权的创建者刘备，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
刘备虽然出生于皇亲贵胄之家，但生逢乱世的他，只能跟母亲以织席贩履为业，生活过得非常艰苦。
不过，刘备也比较幸运，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遇到了关羽和张飞，三人桃园结义，成为了生死与共的异姓兄弟。之后，刘备又在公孙瓒那里得到了赵云，从此刘关张赵四兄弟东征西讨，患难与共。
然而尽管如此，刘备手下还是人才不足，尤其在后期更是如此。
其实，真实历史中的刘备，在四处征战的时候的确错失了不少人才，尤其错失了四位帅才。事实上如果刘备能够得到或者重用这四人，也许就能够一统三国，不至于后来在夷陵战败后悲愤地死去。
那么，这四人分别是谁呢？
第一位：陈群
陈群出身于名门望族颍川陈氏，祖父是东汉太丘长陈寔，父亲是大鸿胪陈纪。
兴平元年，刘备时为豫州刺史，以陈群为别驾。当时，徐州牧陶谦已经去世，徐州举州欢迎刘备继领。刘备正想要前往徐州接任，但陈群却劝刘备说：“现在袁术的力量还很强大，如果现在就进驻徐州，一定会与袁术发生争斗。如果这个时候吕布乘机袭击我军后方的话，那么即便是得到徐州，事情也不一定会有圆满的结局。”
但刘备压根听不进去，执意要进驻徐州，结果与袁术发生激战。而这时吕布又突然兵袭下邳，导致刘备大败。之后，陈群失望而去，改投曹魏。
陈群改投曹魏后，得到了曹操的重用。曹操入主徐州时，便将其提拔为参丞相军事；曹操封为魏王后，陈群又被提拔为御史中丞，封昌武亭侯。曹魏建国后，陈群则先后被提拔为尚书令、镇军大将军、中护军、录尚书事等。
陈群历经曹操、曹丕、曹叡三代，以其突出的治世之才，尽忠职守，为曹魏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如果陈群能一直待在刘备身边，并得以重用的话，那么刘备的状况势必要好很多。
第二位：田豫
刘备在落魄的时候投奔了公孙瓒，当时公孙瓒手下的一个小官田豫注意到了刘备，觉得刘备是一个有仁德之心的人才，于是和刘备打好关系，说出了自己心中的雄途伟业，刘备也很看中他，觉得田豫也是一个可以发掘的人才。
但是田豫要回家照看母亲，因为当时的世子家族情怀都很重，所以哪怕有再大的雄心，也得等母亲去世或身体转好，才能回来。刘备哭着和他告别，说只恨不能和田豫一起共建大业。由于田豫没有等到刘备的归来，二人就此错过。
后来，田豫在魏国边境做镇守边关的太守，平定了各种反叛，将周围的游牧民族治理得服服帖帖，在边关的经济发展方面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他家中贫寒，却依然把朝廷的封赏发给手下将领，把北方民族的贡品上交给朝廷。
田豫在位几十年功勋卓著，算得上一代规略明练、用兵如神的俊才，他最后结局也不错，活了82岁。假如刘备等到了田豫的归来，二者联合便可以将蜀国的边界打造得固若金汤，让蜀国更加繁荣稳定。甚至，以田豫的文武双全，最后能位居蜀汉的“五虎将”也说不定。
第三位：太史慈
太史慈第一次来找刘备是为了救孔融而来的，当刘备等人听说他一人突破黄巾大军时，都大吃一惊，因为当时的城池被数千黄巾军所围，凭一人之力实在很难突破。当张飞关羽等人带着三千兵马去解围的时候，看到太史慈箭无虚发，敌人应声倒地，方才相信太史慈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将领。
太史慈的战力还不止于此，他在扬州刺史刘繇手下任职的时候，与孙策打了一架，当时他的身边只有几个小卒，而孙策身边却有黄盖等大将。但是两个人打的不分伯仲，在当时能和小霸王孙策打得有来有往的又有几个人呢？
而当时刘备要想太史慈归入麾下，就要付出真心，认真的去礼贤下士，让太史慈看到自己的能力和诚心，就像当年去招聘诸葛亮一样，三顾茅庐。让太史慈知道刘备的实力，而且让他看到自己的军事实力，手下的赵云、张飞、关羽等人的实力是多么强力，还有军师诸葛亮，让太史慈能在自己身上看到前途。
太史慈年仅四十一岁就病逝了，在去世前说：如今所志未从，奈何却要死啊。假如太史慈和刘备能一起共事，那么五虎将中一定有他的位置，此人忠肝义胆，孔武有力，并且有自己的想法和谋略，一员智将就可以在刘备的带领下，开拓出自己的功业，发挥出自己应有的能力，让自己的一生不留下遗憾。
第四位：黄权
刘备夺了西川后，黄权作为刘璋的旧臣，归顺了刘备。谁料，最后他竟成了刘备临终前最大的痛点。
事实上，若黄权还在，托孤重臣是轮不到李严的，因为黄权的才华不在法正之下。甚至相比法正，刘备更信任和重用黄权。如著名的汉中之战，都说法正是第一功，但实则却是“杀夏侯渊，据汉中，皆（黄）权本谋也”。（《三国志》）
其次，夷陵之败刘备本可以避免。战前，黄权曾提出了一条谋略：“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意思是说，要水陆并进阻挡吴军，让刘备负责督后总揽全局。
结果刘备不听，导致兵败夷陵，黄权则被东吴水军分割，无法返回蜀汉，便投降了曹丕。然而，黄权投降后，凡是涉及到蜀汉和刘备、诸葛亮的事，却一句话不说，所谓“进曹营，一言不发”。
有人曾向刘备表示，黄权投降，应杀他的家属。刘备却拒绝道：“是我对不起黄权，不是黄权对不起我。”后来，黄权的儿子黄崇也忠心耿耿，在蜀汉灭亡之时随诸葛瞻一并战死在绵竹。
黄权跟诸葛亮关系很亲密，不像后来的李严一样跟诸葛亮争夺权力。如果黄权还在的话，他很有可能成为托孤重臣，跟诸葛亮配合着治理蜀汉，那样的话，蜀汉的内耗会小很多，或许诸葛亮也能多活几年，甚至北伐成功。
总的来说，如果刘备真的能掌握好这四人，那么其结局势必要好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本身就是不完美的，真正的历史是没有“如果”之说的。也正是由于历史的不完美，才能让我们看到这一幕幕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才能引以为戒，更好地教育后人。
#历史那些事#
喜欢读《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三国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彩的时期之一。
之所以说它精彩，是因为这个时代英雄辈出，比如义薄云天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忠肝义胆的赵云、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以及那个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等等。
这段历史，因为有了这些人物的存在而变得精彩纷呈，引人注目。当然了，在这些英雄人物中，也有那么几个充满着悲情。比如蜀汉政权的创建者刘备，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
刘备虽然出生于皇亲贵胄之家，但生逢乱世的他，只能跟母亲以织席贩履为业，生活过得非常艰苦。
不过，刘备也比较幸运，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遇到了关羽和张飞，三人桃园结义，成为了生死与共的异姓兄弟。之后，刘备又在公孙瓒那里得到了赵云，从此刘关张赵四兄弟东征西讨，患难与共。
然而尽管如此，刘备手下还是人才不足，尤其在后期更是如此。
其实，真实历史中的刘备，在四处征战的时候的确错失了不少人才，尤其错失了四位帅才。事实上如果刘备能够得到或者重用这四人，也许就能够一统三国，不至于后来在夷陵战败后悲愤地死去。
那么，这四人分别是谁呢？
第一位：陈群
陈群出身于名门望族颍川陈氏，祖父是东汉太丘长陈寔，父亲是大鸿胪陈纪。
兴平元年，刘备时为豫州刺史，以陈群为别驾。当时，徐州牧陶谦已经去世，徐州举州欢迎刘备继领。刘备正想要前往徐州接任，但陈群却劝刘备说：“现在袁术的力量还很强大，如果现在就进驻徐州，一定会与袁术发生争斗。如果这个时候吕布乘机袭击我军后方的话，那么即便是得到徐州，事情也不一定会有圆满的结局。”
但刘备压根听不进去，执意要进驻徐州，结果与袁术发生激战。而这时吕布又突然兵袭下邳，导致刘备大败。之后，陈群失望而去，改投曹魏。
陈群改投曹魏后，得到了曹操的重用。曹操入主徐州时，便将其提拔为参丞相军事；曹操封为魏王后，陈群又被提拔为御史中丞，封昌武亭侯。曹魏建国后，陈群则先后被提拔为尚书令、镇军大将军、中护军、录尚书事等。
陈群历经曹操、曹丕、曹叡三代，以其突出的治世之才，尽忠职守，为曹魏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如果陈群能一直待在刘备身边，并得以重用的话，那么刘备的状况势必要好很多。
第二位：田豫
刘备在落魄的时候投奔了公孙瓒，当时公孙瓒手下的一个小官田豫注意到了刘备，觉得刘备是一个有仁德之心的人才，于是和刘备打好关系，说出了自己心中的雄途伟业，刘备也很看中他，觉得田豫也是一个可以发掘的人才。
但是田豫要回家照看母亲，因为当时的世子家族情怀都很重，所以哪怕有再大的雄心，也得等母亲去世或身体转好，才能回来。刘备哭着和他告别，说只恨不能和田豫一起共建大业。由于田豫没有等到刘备的归来，二人就此错过。
后来，田豫在魏国边境做镇守边关的太守，平定了各种反叛，将周围的游牧民族治理得服服帖帖，在边关的经济发展方面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他家中贫寒，却依然把朝廷的封赏发给手下将领，把北方民族的贡品上交给朝廷。
田豫在位几十年功勋卓著，算得上一代规略明练、用兵如神的俊才，他最后结局也不错，活了82岁。假如刘备等到了田豫的归来，二者联合便可以将蜀国的边界打造得固若金汤，让蜀国更加繁荣稳定。甚至，以田豫的文武双全，最后能位居蜀汉的“五虎将”也说不定。
第三位：太史慈
太史慈第一次来找刘备是为了救孔融而来的，当刘备等人听说他一人突破黄巾大军时，都大吃一惊，因为当时的城池被数千黄巾军所围，凭一人之力实在很难突破。当张飞关羽等人带着三千兵马去解围的时候，看到太史慈箭无虚发，敌人应声倒地，方才相信太史慈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将领。
太史慈的战力还不止于此，他在扬州刺史刘繇手下任职的时候，与孙策打了一架，当时他的身边只有几个小卒，而孙策身边却有黄盖等大将。但是两个人打的不分伯仲，在当时能和小霸王孙策打得有来有往的又有几个人呢？
而当时刘备要想太史慈归入麾下，就要付出真心，认真的去礼贤下士，让太史慈看到自己的能力和诚心，就像当年去招聘诸葛亮一样，三顾茅庐。让太史慈知道刘备的实力，而且让他看到自己的军事实力，手下的赵云、张飞、关羽等人的实力是多么强力，还有军师诸葛亮，让太史慈能在自己身上看到前途。
太史慈年仅四十一岁就病逝了，在去世前说：如今所志未从，奈何却要死啊。假如太史慈和刘备能一起共事，那么五虎将中一定有他的位置，此人忠肝义胆，孔武有力，并且有自己的想法和谋略，一员智将就可以在刘备的带领下，开拓出自己的功业，发挥出自己应有的能力，让自己的一生不留下遗憾。
第四位：黄权
刘备夺了西川后，黄权作为刘璋的旧臣，归顺了刘备。谁料，最后他竟成了刘备临终前最大的痛点。
事实上，若黄权还在，托孤重臣是轮不到李严的，因为黄权的才华不在法正之下。甚至相比法正，刘备更信任和重用黄权。如著名的汉中之战，都说法正是第一功，但实则却是“杀夏侯渊，据汉中，皆（黄）权本谋也”。（《三国志》）
其次，夷陵之败刘备本可以避免。战前，黄权曾提出了一条谋略：“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意思是说，要水陆并进阻挡吴军，让刘备负责督后总揽全局。
结果刘备不听，导致兵败夷陵，黄权则被东吴水军分割，无法返回蜀汉，便投降了曹丕。然而，黄权投降后，凡是涉及到蜀汉和刘备、诸葛亮的事，却一句话不说，所谓“进曹营，一言不发”。
有人曾向刘备表示，黄权投降，应杀他的家属。刘备却拒绝道：“是我对不起黄权，不是黄权对不起我。”后来，黄权的儿子黄崇也忠心耿耿，在蜀汉灭亡之时随诸葛瞻一并战死在绵竹。
黄权跟诸葛亮关系很亲密，不像后来的李严一样跟诸葛亮争夺权力。如果黄权还在的话，他很有可能成为托孤重臣，跟诸葛亮配合着治理蜀汉，那样的话，蜀汉的内耗会小很多，或许诸葛亮也能多活几年，甚至北伐成功。
总的来说，如果刘备真的能掌握好这四人，那么其结局势必要好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本身就是不完美的，真正的历史是没有“如果”之说的。也正是由于历史的不完美，才能让我们看到这一幕幕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才能引以为戒，更好地教育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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