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如珉电影临时撤档时有发生，毕竟会出现各种不可抗力因素，但上映后效果不佳再撤档，多少有点耍无赖了。近期，七夕档新片《深爱》发布声明，选择于8月17日正式撤档，这也就意味着，仅上映4天、斩获520万票房的《深爱》，最终未能背负影片的回本压力，选择了中途离开。当然，这种情况其实也不罕见了，但此次《深爱》背后的撤档理由，多少有些不讲究。都什么时候了还让疫情背锅？影片《深爱》由知名导演孙周以及张洋两人共同执导，集结了王智、克拉拉、张一鸣等明星，在阵容上算是说得过去。最初影片定档520，后面未能顶住压力选择了更大的七夕档。虽然今年七夕档几乎是空的，但《深爱》依然未能占到任何便宜，首日拿到13.4%排片，仅有183万的开画表现。而后面七夕档，在所有影片都开始大幅上涨时，唯有《深爱》仅斩获287万，增幅竟然仅有57%，要知道七夕档对于爱情片的加持是巨大的。横向对比下，《怒火·重案》暴涨320%；《盛夏未来》涨幅达到了400%；哪怕品质一般的《测谎人》也有着210%的涨幅。（电影《深爱》撤档声明）或许七夕档的大崩盘，才是影片《深爱》真正撤档的原因。当然，上映中撤档确实有先例，但甩锅给疫情确实是非常意外，尤其是在撤档声明中，“全国近1/2影城为抗疫暂停营业”的惊人描述，如此不符事实的表达完全是令人目瞪口呆。众所周知，目前全国影院大概有10%关门，而且本周武汉等地的影院将陆续开门。而后面的声明中，还有“考虑到影院密闭空间的病毒传播危险”、“为响应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为抗疫出一份力”等等智商捉急的言辞。这些话是在说影院不该开门？呼吁大家不去影院？体现自己具有抗疫大局观？这种危言耸听的撤档声明，这种严重影响行业的话术，目前上映的影片怎么看？影院怎么看？明明是影片质量溃烂、票房崩盘，非得做出如此损人不利己的声明，这也算在众多撤档项目里的奇葩了。想必是出品方狗急跳墙之举，当然，这份声明或许根本不是给大众看的，仅仅是一种说辞，靠着疫情来做挡箭牌来敷衍投资人。毕竟，一个项目的失利，最终要找个责任人，于是乎大家最终决定用疫情来承担一切。如此智商，做电影岂能成功？这种迷之操作，真是输项目又输人。与其说《深爱》是选择了撤档而下线，不如说是实在没人看了才下线。影片在第三天仅斩获15万票房，所以片方的撤档行为本身就是多此一举，根本就是正常的市场竞争导致了它的正常下线，属于标准的“一日游”项目。换言之，即便它不撤档，后续顶多还有三五十万票房而已。上映后撤档，非君子其实就全球市场来说，除了真正的不可抗力、技术原因等，几乎未听说过还有上映后再撤档的操作。包括像《深爱》这种上映中撤档的案例，几乎没有一部是好电影，都是因为远远未能达到片方的要求，最终用撤档来选择逃避。经毒奶电影盘点，每个上映中撤档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是市场原因。（近年来部分上映后撤档的影片）《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或许这是近年来最为破圈的“烂片”了，甚至已经成为了烂片的代言词。关于它的各种风波，包括导演毕志飞的晋升网红，都跟这部影片不无关系。影片最大的关注度无疑是豆瓣史上最低分，以及毕志飞起诉豆瓣等等，它同时也是在上映中就风波不断的一部电影。其实影片真正的首映是在2017年，上映之后瞬间掀起了各种波澜，凭烂出圈之后，最终出品方顶不住压力选择撤档。要说还是《逐梦演艺圈》最爷们，任何影片撤档都会有类似择机再映的说辞，但都只是说说而已，而《逐梦演艺圈》真的做到了，于2018年2月9日二次上映了，可惜重映仅有区区7万票房。《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但凡上映后撤档的影片，往往是各种幺蛾子。比如这部《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竟然提前一个月做点映，而且几乎是不间断做了一个月，相当于间接提前上映了一个月，最终的正式上映是10月5日，即国庆档的尾巴。在一顿操作猛如虎之后，才发现票房仅有区区400多万，最终在正式上映的第4天选择了撤档。不过它在撤档声明的表述中还是相对客观的，“《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因市场原因导致票房失利，辜负了影片应有价值及主创团队心血，现决定进行紧急撤片，待准备充分后择机再映。”迄今为止尚未等到它的再次上映，当然，考虑到它最后一天仅有30万出头，因此即便上映也不可能再有票房了。《阿修罗》一部投资7.5亿的巨制，一部誓要改写中国电影史的科幻史诗，但伴随着它最终的上映，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史最为悲壮的一幕：迄今单片亏损最大的电影。《阿修罗》从头到尾都是不正确的，所有的努力都没找对方向，那些颠覆好莱坞、给华语电影竖立标杆的自嗨，最终铸成了史诗级的扑街。《阿修罗》的撤档非常官方，没有任何推脱和甩锅，只是简单的“经全体投资方的决定，电影《阿修罗》撤档停映”。如此一来，票房最终定格在了4000多万，但经过了撤档之后，它的身份再次变成未上映电影。一部电影一旦上了，票房就是它的身价，只要它没上，身价就一直是7.5亿。《营救汪星人》同样是一部各种神操作的项目，影片上映前数次改档，最终选择了国庆档。在上映前点映了一周，最终的上映首日竟然仅有20多万票房。影片于国庆档上映，因不愿放弃假期的机会，最终竟然上映了长达10天之后，突然宣布撤档，如此操作真是令人大跌眼镜。真是丑人多作怪，这明明是下线，怎么就成撤档了呢？尤其是考虑到最后已经是3万的票房了，选择撤档成为了它最后的倔强，或许也是投资方最后纳入库存的一种间接止损方式。显示它在2019年1月11日重映，但尚未查到票房。《木兰：横空出世》去年国庆档的项目，想必很多人都还能记得。影片选择在国庆档第三天征战，首日斩获近700万票房，次日竟然暴跌近90%，于长假期中是从未见过的，最终在第三天选择了撤档，票房最后定格在798万，考虑到如今动画电影制作成本的提升，显然是要面临巨额的亏损。影片的撤档声明也很官方，只是说“经过慎重考虑”。看来当时上映时考虑的还不够慎重，必须用上映后现实的打脸才能认清现实，认清自己影片的真实一面。总之，上映后撤档的一致特点便是质量奇差无比，都是些地方上中小公司操盘的项目，大量正常电影不会用到的出其不意招数。这些撤档倒是对市场和大盘没有太多影响，不过像《深爱》这种连撤档都能恶心人一把的行为，确实是行业不该有的。
任何涉及小红旗轿车的文章，都会提到在中、美、德三方围绕着奥迪100 C3以及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所产生的故事。简单来说，奥迪100 C3最终能顺利使用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是因克莱斯勒这款发动机所具备的德系基因、哈恩博士的信心，以及狼堡和一汽技术人员努力的结果。但事实就真的能用这三个方面来简单概括吗？具有德国血统的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大众汽车集团到底起到了何种作用？狼堡就真的彻底解决了用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匹配奥迪100 C3的所有问题？
克莱斯勒2.2升4缸发动机（图1）是伴随着克莱斯勒在北美市场战略性的K平台新车的发布而面世的。前置前驱的K平台+2.2升4缸发动机，以及衍生的其他排量和进气形式的发动机作为新世代（1980年代）克莱斯勒品牌的代表，通过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彻底改变了美国本土汽车工业的面貌。当然，这其中的具体意义和本文没什么关系，大家只要知道一汽自1984年开始和克莱斯勒谈判引进的2.2升4缸发动机，属于技术同步且拥有核心地位的动力源泉，这就足够了。
自1984年中美双方开始接触，到1987年谈判正式完成，中方对于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可谓相当重视，不仅计划将其匹配在轻型商用车辆上，更希望以其为基础成为一汽轿车项目——三万辆先导工程的主力动力源泉。在此之后的故事我们就清楚了，克莱斯勒方面考虑到一汽方面对于道奇600轿车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图2~图3，其为2.2升发动机原生匹配车型之一，且定位较为高档），所以在谈判期间采取了极为傲慢的态度，和1760万美元的要价。与此同时，大众汽车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李文波通过自己的关系了解到了一汽在后续谈判中所遭遇的相关事宜，再加上双方曾就奥迪100 C3轿车在一汽生产有过较为基础性的交流，李文波认为现在一汽和克莱斯勒就道奇600的整车引进谈判陷入僵持的状态，能够为奥迪提供一个落户中国的完美机会。
但此时的大众汽车集团正因为上海桑塔纳轿车的生产和国产化进程而焦头烂额，对于李文波提出的，趁“乱”将奥迪100 C3落户在长春的构想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李文波在了解了一汽正在谈判中的道奇600的性能之后，和桑塔纳进行了对比，发现这款美国车在部分核心性能方面展现出了超越桑塔纳的表现，这更让其对大众汽车集团消极的态度感到不满。
一切的转机来自于一位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成员在1987年夏天对中国的一次访问。李文波在接待过程中，借机向这位并不了解中国的高管解释了这个即将逝去的机会，这位高管随即以传真的形式通知了在意大利休假的哈恩博士，也就是时任大众汽车集团的CEO。哈恩博士很快做出了回复，指示继续和一汽方面保持联系，同时派出一个以技术和外联为主的团队前往长春考察一汽。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团队里的海外技术部负责人名叫Roland Gumpert。对，就是那个之后在中国市场创造了加长轴距神话的奥迪A6L，然后又打造了Gumpert Apollo超跑的Roland Gumpert（图4）。
这次针对一汽的考察很成功，整个德国团队对于一汽的实力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尤其是和当时的上海相比。但在考察期间，一汽方面却表示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匹配道奇600轿车无论从技术还是政治角度，都很难被改变。但此时李文波的发动机学术背景起到了作用，他知道克莱斯勒曾在数年前和大众汽车集团达成过发动机采购协议，为自己的小型掀背式轿车配备了大众EA827发动机家族中某款机型。而在此之前，克莱斯勒针对北美市场从未有过中低级别排量的四缸汽油发动机的需求，所以一汽引进的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和之前其采购自大众的那款发动机之间一定有着紧密的联系。
事实证明李文波这个猜测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长春实地考察了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之后，Roland Gumpert当即认定它就是由大众汽车所生产的发动机衍生而来的，并要求一汽运两台去德国以便他做进一步的研究。甚至等不及一汽将发动机运抵德国，Roland Gumpert通过自己的职务之便直接从美国进口了两台同型发动机，在英格施塔特的实验室开始研究其与奥迪100 C3匹配的可能性。虽然匹配最终成功，但奥迪100 C3颇为流线的车头造型还是受到了2.2升克莱斯勒发动机三围尺寸的影响，机盖被明显抬高了不少（图5，虽然不是德国对的那辆试验车，但车头的不同也可以作为参考）。
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克莱斯勒来说，应该算是被蒙在鼓里的，因为对于这个美国第三大汽车集团来说，其当家发动机花旦，以及与之匹配的道奇600轿车毋庸置疑是其在当时最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中国方面也不会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单说回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的身世，它也的确和大众汽车集团有一些联系，而且其中还涉及到了一款在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北上广这几个一线城市街头颇为常见，但进入90年代就“瞬间”绝迹的进口两厢掀背式轿车——Talbot Horizon（图6）。
克莱斯勒品牌于上世纪60~70年代中期之前在北美市场所售卖的车型基本装备的都是中大排量、四气缸以上的发动机（图7，1971年的New Yorker，这是当时克莱斯勒品牌的日常画风...）。但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CAFE法案的落地，以及面对福特和通用汽车集团的小型汽车时，克莱斯勒欧洲公司研发的一款对标第一代大众高尔夫的紧凑级两厢掀背式轿车Horizon，则成为了应对北美市场新变化的完美选择。
作为一款以欧洲需求为标准打造的紧凑级两厢掀背式轿车，Horizon在设计、技术等方面均有着浓郁的欧洲色彩，而将其改造为符合北美市场法规要求，且满足北美市场消费者需求的车型，则花费了欧洲和北美两地工程人员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以动力总成为例，欧洲市场悬挂不同品牌标识的Horizon（克莱斯勒欧洲公司此时拥有多个欧洲老牌汽车品牌）使用的都是1.1~1.5升的四缸汽油发动机，但在排量为王的北美市场，哪怕输出本身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悬挂道奇和普利茅斯标识的Omni/Horizon的起步排量都在1.7升（图8~图9后入门级配置改为1.6升标致发动机）。
这里所提到的北美版Horizon所使用的1.7升四缸汽油发动机，正是前文涉及的大众EA827发动机家族的成员。不过，克莱斯勒和大众汽车集团关于发动机的采购合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为了能够满足新车型的需求，大众汽车美国公司以Rabbit（美版高尔夫）所使用的1.5升四缸发动机为基础，与克莱斯勒的研发部门合作，使用了克莱斯勒方面提供的全新设计的铝制缸盖，并将其排量提升至了1.7升。除此之外，这台发动机的进气、排气、悬置以及燃料系统均按照克莱斯勒方面的要求进行了大幅改造。自1978年道奇Omni、普利茅斯Horizon发布至1983年中期改款，两款车一共在北美市场使用了超过了100万台这款大众汽车集团所提供的发动机。仔细想想也有些讽刺，一款在欧洲市场就是瞄着高尔夫去的紧凑级掀背式两厢轿车，居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使用着改进自大众高尔夫的发动机，而且还收获了商业上的大幅成功……
依靠外来的动力源泉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收获商业上的成功，但克莱斯勒更亟待解决的还是要研发自有的，更适合新时代法规和市场环境的中小排量四缸发动机。而且为了不重蹈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覆辙，克莱斯勒集团提出克莱斯勒品牌旗下的所有车型都将会在过渡期结束之后使用前置前驱平台+四缸动力的组合，而这也就是之后挽救这个集团于危局的一剂“良方”。碍于自身对四缸发动机的研发经验并不丰富，克莱斯勒方面自然选择了已经相当熟悉的那台大众1.7升四缸发动机为基础，保留了这台发动机的一部分原始设计，并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了大幅改进。而且为了能够适配克莱斯勒集团旗下其他品牌不同属性的车型，工程师还将其发展成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发动机家族（2.2升、2.5升，自然吸气和涡轮增压等不同的搭配，满足不同车型的需求，图10为涡轮增压高性能版本发动机）。
所以，关于奥迪100 C3匹配美国发动机的故事，我觉得现在我所读到的描述都有所欠缺，因为这款发动机不能简单说是克莱斯勒购买自大众汽车集团。如果只是这么简单，也就不需要Roland Gumpert这位老哥在长春，以及英格施塔特花费时间去研究了。除此之外，当初哈恩博士信心满满地表示大众汽车集团能够完美解决发动机和车型之间匹配的问题，其实后来也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波折。德方邀请一汽人员前往英格施塔特对首次进行发动机改装的奥迪100 C3进行试车是在1987年年末（改装过程仅数月），而根据一汽方面展示的官方资料显示，最终完成CA488发动机（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的国产版本）匹配奥迪100 C3的时间则是在1991年年中（图11）。三年左右的时间，从最初粗糙地将发动机塞进机舱，导致机盖有明显的起伏，到德方多次修改匹配方案均未满足长春方面的生产条件，这期间的工作进展相当不顺利。甚至一汽还因为德方无法提供有效方案，转而邀请了克莱斯勒的技术人员来解决发动机的匹配问题。看到这里，我真的挺难想象当时一汽方面是怎么向克莱斯勒那边开口的。
至于文中提及的Horizon，其实对于70后和80前车迷来说也并非是陌生的。在日本车、苏联车基本占据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北上广这些城市的马路时，这款基本以白色涂装示人，悬挂Talbot标识的Horizon轿车就显得格外特殊（图12，那个红圈里的白色车就是Horizon）。而且我不知道是因为当时车灯的生产工艺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北京使用的Horizon尾灯的红色区域总会有明显的掉色现象，尤其是那些以出租车身份游荡的Horizon。也许是因为这款车引进之后的确没有什么靠谱的维保资源，所以我小时候见到的Horizon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我在网络上几乎就没有找到过关于它在中国的相关资料，如果哪位有，还望能够多多分享。因为我太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会进口一批在品牌和车型方面都没有任何认知度的汽车。
克莱斯勒2.2升4缸发动机（图1）是伴随着克莱斯勒在北美市场战略性的K平台新车的发布而面世的。前置前驱的K平台+2.2升4缸发动机，以及衍生的其他排量和进气形式的发动机作为新世代（1980年代）克莱斯勒品牌的代表，通过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彻底改变了美国本土汽车工业的面貌。当然，这其中的具体意义和本文没什么关系，大家只要知道一汽自1984年开始和克莱斯勒谈判引进的2.2升4缸发动机，属于技术同步且拥有核心地位的动力源泉，这就足够了。
自1984年中美双方开始接触，到1987年谈判正式完成，中方对于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可谓相当重视，不仅计划将其匹配在轻型商用车辆上，更希望以其为基础成为一汽轿车项目——三万辆先导工程的主力动力源泉。在此之后的故事我们就清楚了，克莱斯勒方面考虑到一汽方面对于道奇600轿车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图2~图3，其为2.2升发动机原生匹配车型之一，且定位较为高档），所以在谈判期间采取了极为傲慢的态度，和1760万美元的要价。与此同时，大众汽车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李文波通过自己的关系了解到了一汽在后续谈判中所遭遇的相关事宜，再加上双方曾就奥迪100 C3轿车在一汽生产有过较为基础性的交流，李文波认为现在一汽和克莱斯勒就道奇600的整车引进谈判陷入僵持的状态，能够为奥迪提供一个落户中国的完美机会。
但此时的大众汽车集团正因为上海桑塔纳轿车的生产和国产化进程而焦头烂额，对于李文波提出的，趁“乱”将奥迪100 C3落户在长春的构想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李文波在了解了一汽正在谈判中的道奇600的性能之后，和桑塔纳进行了对比，发现这款美国车在部分核心性能方面展现出了超越桑塔纳的表现，这更让其对大众汽车集团消极的态度感到不满。
一切的转机来自于一位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成员在1987年夏天对中国的一次访问。李文波在接待过程中，借机向这位并不了解中国的高管解释了这个即将逝去的机会，这位高管随即以传真的形式通知了在意大利休假的哈恩博士，也就是时任大众汽车集团的CEO。哈恩博士很快做出了回复，指示继续和一汽方面保持联系，同时派出一个以技术和外联为主的团队前往长春考察一汽。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团队里的海外技术部负责人名叫Roland Gumpert。对，就是那个之后在中国市场创造了加长轴距神话的奥迪A6L，然后又打造了Gumpert Apollo超跑的Roland Gumpert（图4）。
这次针对一汽的考察很成功，整个德国团队对于一汽的实力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尤其是和当时的上海相比。但在考察期间，一汽方面却表示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匹配道奇600轿车无论从技术还是政治角度，都很难被改变。但此时李文波的发动机学术背景起到了作用，他知道克莱斯勒曾在数年前和大众汽车集团达成过发动机采购协议，为自己的小型掀背式轿车配备了大众EA827发动机家族中某款机型。而在此之前，克莱斯勒针对北美市场从未有过中低级别排量的四缸汽油发动机的需求，所以一汽引进的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和之前其采购自大众的那款发动机之间一定有着紧密的联系。
事实证明李文波这个猜测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长春实地考察了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之后，Roland Gumpert当即认定它就是由大众汽车所生产的发动机衍生而来的，并要求一汽运两台去德国以便他做进一步的研究。甚至等不及一汽将发动机运抵德国，Roland Gumpert通过自己的职务之便直接从美国进口了两台同型发动机，在英格施塔特的实验室开始研究其与奥迪100 C3匹配的可能性。虽然匹配最终成功，但奥迪100 C3颇为流线的车头造型还是受到了2.2升克莱斯勒发动机三围尺寸的影响，机盖被明显抬高了不少（图5，虽然不是德国对的那辆试验车，但车头的不同也可以作为参考）。
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克莱斯勒来说，应该算是被蒙在鼓里的，因为对于这个美国第三大汽车集团来说，其当家发动机花旦，以及与之匹配的道奇600轿车毋庸置疑是其在当时最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中国方面也不会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单说回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的身世，它也的确和大众汽车集团有一些联系，而且其中还涉及到了一款在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北上广这几个一线城市街头颇为常见，但进入90年代就“瞬间”绝迹的进口两厢掀背式轿车——Talbot Horizon（图6）。
克莱斯勒品牌于上世纪60~70年代中期之前在北美市场所售卖的车型基本装备的都是中大排量、四气缸以上的发动机（图7，1971年的New Yorker，这是当时克莱斯勒品牌的日常画风...）。但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CAFE法案的落地，以及面对福特和通用汽车集团的小型汽车时，克莱斯勒欧洲公司研发的一款对标第一代大众高尔夫的紧凑级两厢掀背式轿车Horizon，则成为了应对北美市场新变化的完美选择。
作为一款以欧洲需求为标准打造的紧凑级两厢掀背式轿车，Horizon在设计、技术等方面均有着浓郁的欧洲色彩，而将其改造为符合北美市场法规要求，且满足北美市场消费者需求的车型，则花费了欧洲和北美两地工程人员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以动力总成为例，欧洲市场悬挂不同品牌标识的Horizon（克莱斯勒欧洲公司此时拥有多个欧洲老牌汽车品牌）使用的都是1.1~1.5升的四缸汽油发动机，但在排量为王的北美市场，哪怕输出本身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悬挂道奇和普利茅斯标识的Omni/Horizon的起步排量都在1.7升（图8~图9后入门级配置改为1.6升标致发动机）。
这里所提到的北美版Horizon所使用的1.7升四缸汽油发动机，正是前文涉及的大众EA827发动机家族的成员。不过，克莱斯勒和大众汽车集团关于发动机的采购合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为了能够满足新车型的需求，大众汽车美国公司以Rabbit（美版高尔夫）所使用的1.5升四缸发动机为基础，与克莱斯勒的研发部门合作，使用了克莱斯勒方面提供的全新设计的铝制缸盖，并将其排量提升至了1.7升。除此之外，这台发动机的进气、排气、悬置以及燃料系统均按照克莱斯勒方面的要求进行了大幅改造。自1978年道奇Omni、普利茅斯Horizon发布至1983年中期改款，两款车一共在北美市场使用了超过了100万台这款大众汽车集团所提供的发动机。仔细想想也有些讽刺，一款在欧洲市场就是瞄着高尔夫去的紧凑级掀背式两厢轿车，居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使用着改进自大众高尔夫的发动机，而且还收获了商业上的大幅成功……
依靠外来的动力源泉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收获商业上的成功，但克莱斯勒更亟待解决的还是要研发自有的，更适合新时代法规和市场环境的中小排量四缸发动机。而且为了不重蹈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覆辙，克莱斯勒集团提出克莱斯勒品牌旗下的所有车型都将会在过渡期结束之后使用前置前驱平台+四缸动力的组合，而这也就是之后挽救这个集团于危局的一剂“良方”。碍于自身对四缸发动机的研发经验并不丰富，克莱斯勒方面自然选择了已经相当熟悉的那台大众1.7升四缸发动机为基础，保留了这台发动机的一部分原始设计，并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了大幅改进。而且为了能够适配克莱斯勒集团旗下其他品牌不同属性的车型，工程师还将其发展成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发动机家族（2.2升、2.5升，自然吸气和涡轮增压等不同的搭配，满足不同车型的需求，图10为涡轮增压高性能版本发动机）。
所以，关于奥迪100 C3匹配美国发动机的故事，我觉得现在我所读到的描述都有所欠缺，因为这款发动机不能简单说是克莱斯勒购买自大众汽车集团。如果只是这么简单，也就不需要Roland Gumpert这位老哥在长春，以及英格施塔特花费时间去研究了。除此之外，当初哈恩博士信心满满地表示大众汽车集团能够完美解决发动机和车型之间匹配的问题，其实后来也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波折。德方邀请一汽人员前往英格施塔特对首次进行发动机改装的奥迪100 C3进行试车是在1987年年末（改装过程仅数月），而根据一汽方面展示的官方资料显示，最终完成CA488发动机（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的国产版本）匹配奥迪100 C3的时间则是在1991年年中（图11）。三年左右的时间，从最初粗糙地将发动机塞进机舱，导致机盖有明显的起伏，到德方多次修改匹配方案均未满足长春方面的生产条件，这期间的工作进展相当不顺利。甚至一汽还因为德方无法提供有效方案，转而邀请了克莱斯勒的技术人员来解决发动机的匹配问题。看到这里，我真的挺难想象当时一汽方面是怎么向克莱斯勒那边开口的。
至于文中提及的Horizon，其实对于70后和80前车迷来说也并非是陌生的。在日本车、苏联车基本占据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北上广这些城市的马路时，这款基本以白色涂装示人，悬挂Talbot标识的Horizon轿车就显得格外特殊（图12，那个红圈里的白色车就是Horizon）。而且我不知道是因为当时车灯的生产工艺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北京使用的Horizon尾灯的红色区域总会有明显的掉色现象，尤其是那些以出租车身份游荡的Horizon。也许是因为这款车引进之后的确没有什么靠谱的维保资源，所以我小时候见到的Horizon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我在网络上几乎就没有找到过关于它在中国的相关资料，如果哪位有，还望能够多多分享。因为我太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会进口一批在品牌和车型方面都没有任何认知度的汽车。
托德作为国际汽联主席任期将满，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文/Adam Cooper
让·托德担任国际汽联（FIA）主席已近12年，如今任期将满，6个月后就将把这一权利交给继任者。
2009年，托德从马克斯·莫斯利手中接过这一职务后，领导这一组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当年莫斯利接替非常“有故事”的让-马力·巴勒斯特雷后，也对组织进行了改革。也许你对他的某些决定并不赞同，但工作狂托德在他的任期内成就颇丰，尤其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在道路安全和赛道安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建树。
他在保罗·里卡德赛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很放松，这和以往他和媒体打交道的大部分时候都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任期将满，而他也已经准备翻开新的篇章。
莫斯利曾说过，他希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更安全的公共道路，从而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么，托德对于自己三个任期的工作，希望大家要如何记住他呢？
“老实说，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当我们问及他的个人成就时，他这样说到。“我必须说我很幸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66年，一开始是担任副驾驶，1981年，我被任命掌管标致，直到今天，我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福气。它是一种一点点疯狂再加上幸运的综合体。”
“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到12月17-18日，对工作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要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时才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好时候。顺便提一句，这也不是秘密，我在准备出书，大约会在2022年底出版。书里包含许多内容，有我的故事，有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的看法，以及我和除赛车之外的事物的接触。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它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托德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步伐并没有慢下来。除了和代笔作者一起共同完成这本自传，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需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有很多兴趣爱好，除了F1和其他赛车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很喜欢这样。大部分的活动，我会继续参与，另外，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也许还会发生更多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健康。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这是真的。看看曼苏尔·奥杰，68岁，我们知道他已经与病魔斗争很久了。看看马克斯，81岁。所以这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希望别轮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们得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当然要以此来指导生活。”
大家也许期待着托德离任后会在FIA保留某种形式的荣誉职务，但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自己不会这样做。
“与FIA保持关联？不，不与FIA保持关联。这样是不健康的。我会结束自己的任期。当然，如果在我留下的事物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帮助。不过，我不会和FIA有更多的牵连了。”
那么，谁将会是继任者？目前，有两位候选人参与了竞争，默罕默德·本·苏拉耶和格拉汉姆·斯托克。后者作为运动事务的副主席，是托德的亲密同盟。不过，这位现主席没有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至少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老实说，这不是我选的，”他表示，“我会尊重主席们、俱乐部代表们的选择，他们会决定人选。目前为止，我听说有两名候选人表示了对这个职务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多人选出现，因为我认为提名截止日期是在10月份的某天。所以，还有很长时间。”
“如果你以我为例，我想我是在7月宣布参加10月的竞选，然后在最后一分钟，在竞选的时候宣布我的团队。每一位候选人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团队组成。”
在托德余下的任期中，接下来的6个月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F1而言，像《协和协议》和2022年技术规则等大问题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但是总有细节问题需要注意，而下一代动力单元是一项主要议题。在伯尼·埃克莱斯顿和切斯·凯利之后，托德正在和他的第三位F1 CEO共事。三位CEO风格都截然不同，而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曾是他的员工这件事让情况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托德表示，“伯尼把工作交到了切斯手里，切斯决定要重组F1，他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任命了罗斯·布朗和肖恩·布拉彻斯分别担任某项职务。他创建了一支团队而不是搞一言堂。”
“伯尼就是伯尼，他会做的事情，切斯不会做或者说做不到。我必须说我和伯尼关系很好，这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F1，是因为伯尼那时向法拉利提及了我的名字。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意见一致，因为对他来说很明显，与马克斯打交道和与我打交道是不同的。是更好还是更糟？你得问他了。我知道答案！”
“然后，切斯决定退下来，自由传媒集团任命了斯蒂法诺。当然是斯蒂法诺，我了解他，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6年了。当我当选FIA主席时，我任命他为单座赛车委员会主席。从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同事——我曾是他的老板，到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十分为他高兴。”
“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有他的风格，和切斯的不一样，即便切斯仍保留了非执行主席的职务。不过，不妨以不同的方式讲，我和伯尼共事得不错，和切斯共事得不错，现在和斯蒂法诺也很不错。唯一不同的，是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不过，我不认为这项运动曾因商业权利持有人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某种分歧而受到伤害。”
FIA主席和F1老板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因为组织间财务关系的原因。该管理机构是否在资金方面过于依赖F1？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托德说，“我是说，这是事实。F1是最大的收益来源。此外，我们从其他锦标赛上也有收益。我们都很清楚其他锦标赛带来的收益会少一些，因为它们的收入少。电动方程式从财务上说也是一个收益不错的锦标赛，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赞助。也许没有我们应该获得的那么多，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事情，要努力推广。”
“FIA就是这么被架构的，这不是批评它，因为对此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不过FIA，以及从我的前任开始就决定了世界锦标赛要让赞助者盈利。所以他要承担风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我同意这点，即便我不同意，合同也已经签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产生更多利润，我们做到了。和IOC、FIFA、UEFA相比，这个方式尤其限制了我们的财富。因为那些组织在为运动做推广、管理和制定规则。我们只为运动提供管理和制定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的15到16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A和F1以及车队一起，帮助领导这项运动渡过难关。托德指出疫情“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他相信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长期受益。
“很显然，预算帽是个主要话题，”托德说，“从我个人来讲，很抱歉我反对远程工作。但是我肯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过去你常常会飞去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拉丁美洲去参加一个2小时的会议。我想你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差旅计划。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星球也很脆弱，从而变得更谦逊。”
谈及可持续问题，开启了托德对F1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电动和混动技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努力对2025动力总成完成定义，”他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制造商加入进来，这会对这项运动大有益处，我们要研究燃油、混动、电动之间的最佳搭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和燃料供应商一起，研制出一种零排放燃料。所以这就是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赛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这件事我一直在内部进行讨论，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安全性，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我听到Halo系统有10公斤重，好的，我们要Halo系统。但是，如果有很多技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头来，我们希望保持赛车运动的本质，最终还是要靠车手来分出胜负。”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也许技术发展的空间比车手技艺精进的空间要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论述，确保我们把获得的改进都进行分类：关于必要的安全性方面的改进，我们要继续；有一些我们则可以取消，也许这样也能为赛车减轻一点重量，并让车手的技艺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这听起来，正如托德所乐见的，2025年的动力总成将是一个更加简化版的方案，去掉了一些技术，赛车变得更轻、更灵活敏捷。然而，他承认我们也不能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
“我想我们都需要保持积极正面。我从没说过车子太重了，我说的是可能赛车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一些重量。我想我们要理解进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是汽车的进化。你看你40年前开的车，和现在开的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足球或者网球世界不一样，它们在50年前和今天几乎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体育场周围的广告或者之类的东西。但在我们这，这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而机器已经发生了剧变，并将继续变化，因为汽车在进化，这是你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必须抵制引入过多的电子器件，引进太多东西意味着赛车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原来复杂太多。但是你能否想清楚，然后说’好，我们有可以换挡的赛车？我们的赛车有/没有动力转向系统？‘这是违反汽车进化本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F1代表着赛车运动的巅峰，也就是汽车的巅峰。它需要贴近这一本质。”
前面托德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他留下的职业遗产没有说得太多。但他总结道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改变了FIA的结构，让FIA变得更加透明。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在这项运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尊从。”他总结道，“这很难，因为规则如何解读，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我去决定的，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我们有最好的人选。“
”显然，我们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团队，正如你所知道的。另外，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叫技术体育委员会，因为我讨厌由一个人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对他也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我们也增强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去尽可能协助管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达成这一目标。”
文/Adam Cooper
让·托德担任国际汽联（FIA）主席已近12年，如今任期将满，6个月后就将把这一权利交给继任者。
2009年，托德从马克斯·莫斯利手中接过这一职务后，领导这一组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当年莫斯利接替非常“有故事”的让-马力·巴勒斯特雷后，也对组织进行了改革。也许你对他的某些决定并不赞同，但工作狂托德在他的任期内成就颇丰，尤其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在道路安全和赛道安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建树。
他在保罗·里卡德赛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很放松，这和以往他和媒体打交道的大部分时候都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任期将满，而他也已经准备翻开新的篇章。
莫斯利曾说过，他希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更安全的公共道路，从而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么，托德对于自己三个任期的工作，希望大家要如何记住他呢？
“老实说，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当我们问及他的个人成就时，他这样说到。“我必须说我很幸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66年，一开始是担任副驾驶，1981年，我被任命掌管标致，直到今天，我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福气。它是一种一点点疯狂再加上幸运的综合体。”
“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到12月17-18日，对工作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要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时才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好时候。顺便提一句，这也不是秘密，我在准备出书，大约会在2022年底出版。书里包含许多内容，有我的故事，有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的看法，以及我和除赛车之外的事物的接触。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它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托德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步伐并没有慢下来。除了和代笔作者一起共同完成这本自传，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需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有很多兴趣爱好，除了F1和其他赛车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很喜欢这样。大部分的活动，我会继续参与，另外，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也许还会发生更多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健康。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这是真的。看看曼苏尔·奥杰，68岁，我们知道他已经与病魔斗争很久了。看看马克斯，81岁。所以这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希望别轮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们得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当然要以此来指导生活。”
大家也许期待着托德离任后会在FIA保留某种形式的荣誉职务，但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自己不会这样做。
“与FIA保持关联？不，不与FIA保持关联。这样是不健康的。我会结束自己的任期。当然，如果在我留下的事物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帮助。不过，我不会和FIA有更多的牵连了。”
那么，谁将会是继任者？目前，有两位候选人参与了竞争，默罕默德·本·苏拉耶和格拉汉姆·斯托克。后者作为运动事务的副主席，是托德的亲密同盟。不过，这位现主席没有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至少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老实说，这不是我选的，”他表示，“我会尊重主席们、俱乐部代表们的选择，他们会决定人选。目前为止，我听说有两名候选人表示了对这个职务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多人选出现，因为我认为提名截止日期是在10月份的某天。所以，还有很长时间。”
“如果你以我为例，我想我是在7月宣布参加10月的竞选，然后在最后一分钟，在竞选的时候宣布我的团队。每一位候选人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团队组成。”
在托德余下的任期中，接下来的6个月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F1而言，像《协和协议》和2022年技术规则等大问题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但是总有细节问题需要注意，而下一代动力单元是一项主要议题。在伯尼·埃克莱斯顿和切斯·凯利之后，托德正在和他的第三位F1 CEO共事。三位CEO风格都截然不同，而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曾是他的员工这件事让情况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托德表示，“伯尼把工作交到了切斯手里，切斯决定要重组F1，他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任命了罗斯·布朗和肖恩·布拉彻斯分别担任某项职务。他创建了一支团队而不是搞一言堂。”
“伯尼就是伯尼，他会做的事情，切斯不会做或者说做不到。我必须说我和伯尼关系很好，这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F1，是因为伯尼那时向法拉利提及了我的名字。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意见一致，因为对他来说很明显，与马克斯打交道和与我打交道是不同的。是更好还是更糟？你得问他了。我知道答案！”
“然后，切斯决定退下来，自由传媒集团任命了斯蒂法诺。当然是斯蒂法诺，我了解他，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6年了。当我当选FIA主席时，我任命他为单座赛车委员会主席。从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同事——我曾是他的老板，到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十分为他高兴。”
“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有他的风格，和切斯的不一样，即便切斯仍保留了非执行主席的职务。不过，不妨以不同的方式讲，我和伯尼共事得不错，和切斯共事得不错，现在和斯蒂法诺也很不错。唯一不同的，是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不过，我不认为这项运动曾因商业权利持有人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某种分歧而受到伤害。”
FIA主席和F1老板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因为组织间财务关系的原因。该管理机构是否在资金方面过于依赖F1？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托德说，“我是说，这是事实。F1是最大的收益来源。此外，我们从其他锦标赛上也有收益。我们都很清楚其他锦标赛带来的收益会少一些，因为它们的收入少。电动方程式从财务上说也是一个收益不错的锦标赛，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赞助。也许没有我们应该获得的那么多，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事情，要努力推广。”
“FIA就是这么被架构的，这不是批评它，因为对此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不过FIA，以及从我的前任开始就决定了世界锦标赛要让赞助者盈利。所以他要承担风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我同意这点，即便我不同意，合同也已经签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产生更多利润，我们做到了。和IOC、FIFA、UEFA相比，这个方式尤其限制了我们的财富。因为那些组织在为运动做推广、管理和制定规则。我们只为运动提供管理和制定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的15到16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A和F1以及车队一起，帮助领导这项运动渡过难关。托德指出疫情“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他相信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长期受益。
“很显然，预算帽是个主要话题，”托德说，“从我个人来讲，很抱歉我反对远程工作。但是我肯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过去你常常会飞去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拉丁美洲去参加一个2小时的会议。我想你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差旅计划。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星球也很脆弱，从而变得更谦逊。”
谈及可持续问题，开启了托德对F1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电动和混动技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努力对2025动力总成完成定义，”他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制造商加入进来，这会对这项运动大有益处，我们要研究燃油、混动、电动之间的最佳搭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和燃料供应商一起，研制出一种零排放燃料。所以这就是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赛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这件事我一直在内部进行讨论，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安全性，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我听到Halo系统有10公斤重，好的，我们要Halo系统。但是，如果有很多技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头来，我们希望保持赛车运动的本质，最终还是要靠车手来分出胜负。”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也许技术发展的空间比车手技艺精进的空间要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论述，确保我们把获得的改进都进行分类：关于必要的安全性方面的改进，我们要继续；有一些我们则可以取消，也许这样也能为赛车减轻一点重量，并让车手的技艺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这听起来，正如托德所乐见的，2025年的动力总成将是一个更加简化版的方案，去掉了一些技术，赛车变得更轻、更灵活敏捷。然而，他承认我们也不能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
“我想我们都需要保持积极正面。我从没说过车子太重了，我说的是可能赛车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一些重量。我想我们要理解进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是汽车的进化。你看你40年前开的车，和现在开的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足球或者网球世界不一样，它们在50年前和今天几乎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体育场周围的广告或者之类的东西。但在我们这，这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而机器已经发生了剧变，并将继续变化，因为汽车在进化，这是你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必须抵制引入过多的电子器件，引进太多东西意味着赛车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原来复杂太多。但是你能否想清楚，然后说’好，我们有可以换挡的赛车？我们的赛车有/没有动力转向系统？‘这是违反汽车进化本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F1代表着赛车运动的巅峰，也就是汽车的巅峰。它需要贴近这一本质。”
前面托德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他留下的职业遗产没有说得太多。但他总结道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改变了FIA的结构，让FIA变得更加透明。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在这项运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尊从。”他总结道，“这很难，因为规则如何解读，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我去决定的，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我们有最好的人选。“
”显然，我们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团队，正如你所知道的。另外，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叫技术体育委员会，因为我讨厌由一个人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对他也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我们也增强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去尽可能协助管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达成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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