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顾诵芬：白首心尤坚 青云志益远】
顾诵芬坐在歼教-6的后机舱里，在他前方仅10米开外，就是中国正在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试验机。两架飞机近身、等速，相随飞行，地面上的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顾诵芬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当时，“歼-8”研制遇到了重大困难，飞行试验中总是出现强烈振动，但缺少地面设备和手段，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儿。身为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主动请缨，连续3天乘坐战斗机紧随“歼-8”飞行，用望远镜亲眼观察情况。
“我们没有摄像机，只能是人上去看。”顾诵芬说，“怎么看法？就在飞机尾巴上贴上红色毛线条，我就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做出这个危险的决定时，他没有听从任何同事的劝阻，只说了一句：“我不敢让江泽菲知道。”
因为他曾和妻子江泽菲约定，此生再也不乘坐飞机。
△ 乱世书香 塑赤子之魂
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他与飞机的情缘，只怕从儿时就已深深缔结。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缘于西晋陆机的《文赋》。他于1930年2月4日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父亲顾廷龙是著名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也是一位知识女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破了顾诵芬童年的平静。故乡的蓝天被日军的飞机遮蔽，家园的热土被呼啸而来的炸弹一遍遍掀起。因为缺乏防空知识，顾诵芬不知所措地跑出房间，向院里奔去。幸而有邻居曾在德国接受防空训练，立刻把他喊住，让他回屋躲在桌子下面。
“轰隆隆、轰隆隆——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7岁时遭遇的这一幕幕，顾诵芬记了一辈子。
“没有航空的话，咱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顾诵芬暗暗在心里立下宏愿，“我以后要造飞机”。
顾诵芬是家里的小儿子，颇得家人宠爱。哥哥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会从学校带回纸航模来给他玩。堂叔也送给他一架小飞机模型，但很可惜，只飞了几次就坏掉了。
父亲顾廷龙见儿子这么喜欢飞机，就带他去了上海一家香港人开的航模商店，花重金买下一架翼展一米的大型航模。从此这成了顾诵芬的至宝，天气晴好时，他就到外面去放飞机。下雨下雪了，他就拿回屋里飞。父亲甚至从开明书店买回来一批苏联的航模制作书籍，带顾诵芬去工厂参观工业制造过程，如此熏陶下，少年时的顾诵芬就能亲手制作飞机模型了。
“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我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加干涉，只是告诉我不管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这对我影响很大。”顾诵芬说。
父亲对顾诵芬的影响不止于此。战火纷飞的年代，帝国主义肆意掠夺，江南文物古籍流失惨重。顾廷龙毅然举家南迁，出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致力于抢救历史文献。
这份家国大义的情怀，影响了顾诵芬一生。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填报的全部是航空专业，而且均被录取。
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正逢抗美援朝，国家决定兴建航空工业。顾诵芬被分配到新中国刚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从上海赶赴北京报到。顾诵芬的大哥于几年前逝于伤寒，母亲心伤未愈，又不得不送别小儿子，患上了精神抑郁症。1967年，顾母病逝，顾诵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曾不止一次怅叹：“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 艰难岁月 粹青云之志
顾诵芬参与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亚声速教练机“歼教-1”。
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中国援助制造飞机。但他们对设计技术严密封锁。
“每次向苏方订货，我都会填上需要《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但从没得到答复。”顾诵芬说，“只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相当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对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办公条件极其简陋，试验室甚至是由原来的一间厕所改造的，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
年仅26岁的顾诵芬被任命为“歼教-1”气动组组长。他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很多东西都得从头学起，压力很大。特别是设计室主任徐舜寿提出的“采用两侧进气，不能在机头进气”，也是一个国内没有先例的难题。
顾诵芬只能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图书馆白天都被学生占用，他只能每天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馆里查找资料，亲手把有用的图描下来。
顾诵芬和设计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58年7月把“歼教-1”送上了天空——从设计到首飞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速度之快，在国外也实属罕见。
1964年，“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不久，总设计师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这份重担。
黄志千不仅仅是顾诵芬的领导、前辈和多年来并肩作战的同志。他还把自己的妻妹江泽菲介绍给顾诵芬，成就了二人的姻缘。因此黄志千的不幸罹难，深深震痛了顾诵芬夫妇。江泽菲为此下了“死命令”，不许顾诵芬再坐飞机。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亲自乘坐战斗机观察“歼-8”抖振问题的那几天，顾诵芬连专为试飞人员开设的“空勤灶”都不敢吃，每天回家吃饭，生怕妻子起疑。
1979年12月31日晚上10点钟，元旦新年的前夜，“歼-8”终于正式定型。在食堂对面的小二楼，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平素滴酒不沾的顾诵芬，那天喝得酩酊大醉。
“‘歼-8’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搞出来的。”他感叹道。
1985年，“歼-8”飞机被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至此，顾诵芬的飞机事业只算走出万里长征第一步。未来的旅程，不仅仅是湛蓝长空，还有浩瀚宇宙。
△ 耄耋白首 尽拳拳之心
1984年6月12日，“歼-8”的升级型号“歼8-Ⅱ”首飞成功。2000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作为总设计的顾诵芬仍是第一获奖人。
1986年，顾诵芬奉调进京，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加入了我国早期的载人航天项目。
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受到锻炼，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1995年，顾诵芬率领技术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地效飞行器。
2000年以后，顾诵芬展现出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在大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航空科学技术及其装备发展等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我国国产大飞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如今，顾诵芬已是九旬高龄，他常常抱憾“自己身体不是很好，不能继续奔腾在设计生产一线。”
但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按时上班，时刻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承担大量顾问、咨询和课题研究任务，还主持编著、指导和亲自撰写了大量科技发展、航空工业历史经验方面的著述。
“我的余生就搞这些工作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推动航空工业发展的事。”顾诵芬说，“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就把国外有价值的材料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科技人员。”
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顾诵芬的一生更像扶摇而上的鲲鹏，托举起了祖国的青云之梦。https://t.cn/A6xzMlZe
顾诵芬坐在歼教-6的后机舱里，在他前方仅10米开外，就是中国正在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试验机。两架飞机近身、等速，相随飞行，地面上的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顾诵芬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当时，“歼-8”研制遇到了重大困难，飞行试验中总是出现强烈振动，但缺少地面设备和手段，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儿。身为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主动请缨，连续3天乘坐战斗机紧随“歼-8”飞行，用望远镜亲眼观察情况。
“我们没有摄像机，只能是人上去看。”顾诵芬说，“怎么看法？就在飞机尾巴上贴上红色毛线条，我就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做出这个危险的决定时，他没有听从任何同事的劝阻，只说了一句：“我不敢让江泽菲知道。”
因为他曾和妻子江泽菲约定，此生再也不乘坐飞机。
△ 乱世书香 塑赤子之魂
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他与飞机的情缘，只怕从儿时就已深深缔结。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缘于西晋陆机的《文赋》。他于1930年2月4日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父亲顾廷龙是著名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也是一位知识女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破了顾诵芬童年的平静。故乡的蓝天被日军的飞机遮蔽，家园的热土被呼啸而来的炸弹一遍遍掀起。因为缺乏防空知识，顾诵芬不知所措地跑出房间，向院里奔去。幸而有邻居曾在德国接受防空训练，立刻把他喊住，让他回屋躲在桌子下面。
“轰隆隆、轰隆隆——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7岁时遭遇的这一幕幕，顾诵芬记了一辈子。
“没有航空的话，咱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顾诵芬暗暗在心里立下宏愿，“我以后要造飞机”。
顾诵芬是家里的小儿子，颇得家人宠爱。哥哥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会从学校带回纸航模来给他玩。堂叔也送给他一架小飞机模型，但很可惜，只飞了几次就坏掉了。
父亲顾廷龙见儿子这么喜欢飞机，就带他去了上海一家香港人开的航模商店，花重金买下一架翼展一米的大型航模。从此这成了顾诵芬的至宝，天气晴好时，他就到外面去放飞机。下雨下雪了，他就拿回屋里飞。父亲甚至从开明书店买回来一批苏联的航模制作书籍，带顾诵芬去工厂参观工业制造过程，如此熏陶下，少年时的顾诵芬就能亲手制作飞机模型了。
“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我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加干涉，只是告诉我不管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这对我影响很大。”顾诵芬说。
父亲对顾诵芬的影响不止于此。战火纷飞的年代，帝国主义肆意掠夺，江南文物古籍流失惨重。顾廷龙毅然举家南迁，出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致力于抢救历史文献。
这份家国大义的情怀，影响了顾诵芬一生。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填报的全部是航空专业，而且均被录取。
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正逢抗美援朝，国家决定兴建航空工业。顾诵芬被分配到新中国刚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从上海赶赴北京报到。顾诵芬的大哥于几年前逝于伤寒，母亲心伤未愈，又不得不送别小儿子，患上了精神抑郁症。1967年，顾母病逝，顾诵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曾不止一次怅叹：“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 艰难岁月 粹青云之志
顾诵芬参与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亚声速教练机“歼教-1”。
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中国援助制造飞机。但他们对设计技术严密封锁。
“每次向苏方订货，我都会填上需要《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但从没得到答复。”顾诵芬说，“只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相当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对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办公条件极其简陋，试验室甚至是由原来的一间厕所改造的，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
年仅26岁的顾诵芬被任命为“歼教-1”气动组组长。他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很多东西都得从头学起，压力很大。特别是设计室主任徐舜寿提出的“采用两侧进气，不能在机头进气”，也是一个国内没有先例的难题。
顾诵芬只能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图书馆白天都被学生占用，他只能每天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馆里查找资料，亲手把有用的图描下来。
顾诵芬和设计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58年7月把“歼教-1”送上了天空——从设计到首飞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速度之快，在国外也实属罕见。
1964年，“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不久，总设计师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这份重担。
黄志千不仅仅是顾诵芬的领导、前辈和多年来并肩作战的同志。他还把自己的妻妹江泽菲介绍给顾诵芬，成就了二人的姻缘。因此黄志千的不幸罹难，深深震痛了顾诵芬夫妇。江泽菲为此下了“死命令”，不许顾诵芬再坐飞机。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亲自乘坐战斗机观察“歼-8”抖振问题的那几天，顾诵芬连专为试飞人员开设的“空勤灶”都不敢吃，每天回家吃饭，生怕妻子起疑。
1979年12月31日晚上10点钟，元旦新年的前夜，“歼-8”终于正式定型。在食堂对面的小二楼，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平素滴酒不沾的顾诵芬，那天喝得酩酊大醉。
“‘歼-8’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搞出来的。”他感叹道。
1985年，“歼-8”飞机被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至此，顾诵芬的飞机事业只算走出万里长征第一步。未来的旅程，不仅仅是湛蓝长空，还有浩瀚宇宙。
△ 耄耋白首 尽拳拳之心
1984年6月12日，“歼-8”的升级型号“歼8-Ⅱ”首飞成功。2000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作为总设计的顾诵芬仍是第一获奖人。
1986年，顾诵芬奉调进京，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加入了我国早期的载人航天项目。
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受到锻炼，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1995年，顾诵芬率领技术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地效飞行器。
2000年以后，顾诵芬展现出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在大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航空科学技术及其装备发展等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我国国产大飞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如今，顾诵芬已是九旬高龄，他常常抱憾“自己身体不是很好，不能继续奔腾在设计生产一线。”
但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按时上班，时刻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承担大量顾问、咨询和课题研究任务，还主持编著、指导和亲自撰写了大量科技发展、航空工业历史经验方面的著述。
“我的余生就搞这些工作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推动航空工业发展的事。”顾诵芬说，“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就把国外有价值的材料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科技人员。”
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顾诵芬的一生更像扶摇而上的鲲鹏，托举起了祖国的青云之梦。https://t.cn/A6xzMlZe
【西安：镜像十四运，一个城市的成长】#新时代新全运新西安#早秋的西安，还留着盛夏的热情，晴好的晨照从路两边的树叶上被风一吹，滚落了下来，砸在街头小品的雕塑上，给它晕染上金边；砸在新铺的道路上，溅在了老李和妻子的衣领、肩头，坐在三轮车后座的妻子不禁咯咯笑了，“今儿天气好，生意不会差！”
两口子这么早就去店里了，这个夫妻面条店，他们在西北一路开了十几年。用老李的话说，“从路这边，开到路那边，以前是来西安谋个生计，现在是和它有了感情。面店也从搭得彩棚，变成了卫生整洁的门面房，西北一路也从烂泥巷，变成了有调调的最美街巷。尤其是这两年，变化快得很！”
对于这对普通的夫妻而言，西安一年创造了多少GDP，他们不太明白，有多少大体量项目落地，他们听不懂，他们只知道，所在的西北一路这两年变新了，变美了；自己的生意更好做了，在西安买了小房子了，不用挤在面店后面的弹簧床上了；女子的娃娃，上了一所好学校；来检查的队伍，不像以前那样生冷硬倔了，好说话了，笑得多了；办个手续手机就行，不用跑冤枉路了。而对于十四运会的即将开幕，老李说的是，“咱们家门口光荣的事，要是人家客人喜欢吃碗手擀面，那就更嫽了！”
一场盛会，之于一座城，并不只是媒体文书的溢美之词，更是因着盛会，西安从内到外、从治理者到市民的共同成长。
举全力办会 干了多少年想干的事
生产生活与生态，要融合在一个单元格里，恐怕小巷子就是一个微小的切片。围绕十四运会，展开的老旧小区和街巷的改造，不仅是要用一大笔钱，更是要用一颗匠心的事情。
漫步在西北一路，小巷子被打理得分外干净，翻修过的墙面上装点了不少，珍贵的西安城市老照片和60、70年代的老物件回忆。针对群众提出的休闲娱乐场地不足问题，街道因地制宜，利用街角空地修建健身小广场。也难怪老李夫妻说，街道干净漂亮了，自己生意也好做。
“改造前，这条街就是烂泥路，一下雨才叫人难缠。这里道路狭窄拥堵，路面破损严重，路两边还有占道经营的，看见就木乱。现在，西北一路改造好了，配套功能也更加完善，我就喜欢骑个自行车来回走个几遍，当逛公园一样。”今年67岁的孙师傅在这里住了20多年。今年，让西北一路改变“旧貌”，改造完成的那一天，街坊邻居甭提多高兴。
十四运会开幕，西安将迎来四面八方的客人，提升改造工程，在所难免。从去年以来，西安先后启动一系列城市面貌更新工程，包括绕城整修、主干道路面优化、老旧小区外立面更新、高压线网落地等等。据公开资料显示：围绕十四运会，西安相关建设工作总投资约2600亿元，涉及54项重点任务，共521个具体项目。而重点任务中，还涉及老旧小区改造、地铁14号线建设、断头路打通、口袋公园建设等民生领域。毫不夸张的说，几乎把西安翻新了一遍。
2019年10月，“三改一通一落地”的民生工程全面启动。2000多个老旧小区、64个城中村（棚户区）、599条背街小巷；59条断头路；1000多公里架空线......两年时间，人们看到的是西安基建的“高速度”，只有涉及到项目里面的人，才知其中的“高难度”，尤其是拆迁。
西安市委书记王浩提出了“四最”安置原则——让拆迁群众在可利用的土地中挑选最好地段；以最好的设计提高小区舒适度；用最好的质量标准选择建设单位；以最好的配套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便捷服务。“城市建设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核心。”
今年，也是陕西省提出的要从浅绿迈向深绿的一年，生态之绿，不仅在郊外，更融在了生产生活所在的城市里。位于城东的“幸福林带”，最早见于1953年西安市第一轮总体规划，但受经济能力等诸多因素影响而搁置数十年。2016年，项目终于在重新规划后启动，并于今年7月1日全面对外运营。全长5.85公里，占地面积1134亩，绿化覆盖率达85%，拥有健身、休闲、文娱设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林带工程，也是西安市最大的市政工程、生态工程和民生工程。
对于城市生活品质的追求，曾经是温饱，现在是书香与花香。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因十四运会的召开加速度，干了多年想干却没条件干成的事情，断头路、背街巷、彩钢房，还有各种原因搁浅的规划，过期却并不失效。源自城市经济发展积累的财力，治理者的魄力，更源自为了一场会所凝结的共情力——群众的支持、思想的共鸣、心意的相合。
“我们去给违建的群众拿着文件说，以前都不太理解我们。现在，我们去拆违建，给群众说是为办会，把咱们西安要搞干净、好看，群众都支持，都盼望做好这件事。”西安市城管局一位干事深有感触的说。
以人民为中心 干了多少年干不动的事
楼房好起，工程好造，难在寸土寸金时，给这儿盖什么。
一段时期以来，西安民生有九难，教育、医疗在前列，娃娃上学挤破头，父母看病摩过肩。哗哗哗的高楼起，商场、楼盘雨后春笋，好学校好医院，来来回回那几家。说白了，还是土地怎么用，钱给哪里投的事情。分析起来，显而易见，要干起来，难上加难。财力、魄力、智力、全力，缺一都办不顺溜。
2019年9月，在经过缜密的调研和重新布局后，西安启动了力破教育沉疴的“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新建、改扩建学校195所、新增学位19.4万个。今年秋季入学，又有143所学校建成投用，新增学位13.04万个。
仅2020年一年，西安财政教育经费预算203.13亿元，为历年之最。全市学位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计划3年内投资500多亿元，新建、改扩建学校430所，增加学位38.95万个。新建学校144所，占总数的74%；公办学校171所，占总数的87%，是西安历史上新建学校、新增学位最多的一年，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第一。同时，西安市多批次按需为公办学校招聘教师7833名，是过去3年招聘数量的总和。
老梁的孙女文文，进入了碑林区的一所公办院校，他却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反而说，“人家现在招了那么多好老师，而且名校校长、老师都会来轮岗，一样的教学。教室修的明光明光的，还有那么多信息化设备。不用光想着砸钱，削尖脑袋往五大名校走了。”
沉珂用猛药，教育破了局；冰水以急火，医疗同样化了难。
2020年，西安市出台《西安市卫生健康事业重点项目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全市13个医院项目建设陆续启动。未来3年全市三级医院达到55家 。据西安市卫生健康委项目负责人介绍，新中国成立70年来，西安累计建设医院床位10000余张，而仅2020年一年13个医院项目，规划新增床位数16000余张，几乎就是西安现有床位总数的1.5倍。
登录、预约，点击自己需要的医生进行在线问诊，不过3分钟的功夫，就有医生出来回复，不排队，不预约，一键问诊，8块钱。线下医院，扩容增效，线上医疗，更是蹄疾步稳。
对于工作、生活在这座城的中坚力量来说，都是上有老 下有小，那是我们的天和地，老人看病方便了，孩子上学不愁了，就是普通人最期盼的事情。
这两年的西安，经济已入万亿俱乐部，不只是有钱用了，更重要的是，把钱用在紧要处了。
向高质量发展谋局 干了对未来负责的事
天高云软，秦岭此时，绿肥红瘦。重峦在这里把深深浅浅的花木、远远近近的鸟鸣，折叠得层层落落，让浅浅的秋，有了深深的韵。孩子们跟着大人，蹦蹦跳跳地向前跑去，偶或惊起几只飞鸟，扑棱棱把这满山的诗情画意，都引到蓝盈盈的天空去了。这里曾是违建别墅“群贤别业”所在地，于2018年9月拆除后建成免费公园，生态恢复，市民叫好。
子午峪口，秦岭保护站内的大屏幕上，监测着远山的气温成像、入山的游客行为以及河流的水位变化。秦岭之下，太乙驿站，是西安“三河一山”环线绿道的一个站点。这条已贯通开放293公里游径的绿道，沿浐灞河、渭河、沣河的堤顶路和秦岭环山路，串联起103个生态节点、42个人文历史遗迹、109个休憩驿站。
偶然遇见在路口卖粗粮的村民方秀云，在她身后还放着笤帚簸箕和塑料袋，“咱们都是自己种的庄稼，大家都稀罕这。但都在这里买，有些不小心弄脏的地方，一天过后要好好打扫。”50多岁的她，并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有一个意识，用她自己话说，“只要大家都爱惜这山，就没多少问题。政府号召是政府号召，还能光累政府吗？咱们要从自身做起。”
不管在蜿蜒的城市绿廊，还是巍峨的秦岭山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治共建共享，在这两年的工笔雕刻里，描得更深刻。而从粗放的管理，到精细化、智慧化的治理，是这座城的转变，之于山水的保护如是，之于城市的运行如是。网格化、共治，群众参与，是西安这两年的高频词。
“1单元红色楼长蔡平安，1－3层层长杨麦粮，4－5层层长贺改秀，6－7层层长刘西珍......”在表单里，清清楚楚标着具体的负责人。“从单元楼到楼层数，都有群众选举出来的党员，作为网格员。家庭互助、水电维修、头疼脑热，串个门儿就能找到个管事儿的人。”西安莲湖区旭景名园社区的党委书记陈令云介绍说。80多岁的赵阿姨，独自居住在旭景名园1号楼20层，有一次突患重感冒，卧病在床，还是这些网格员照顾过来的。直到现在，赵阿姨一见到“网格员”就点头示意，“好人呢好人！”
智慧电眼，知一叶可知秋。近日，拥有40倍光学变焦，搭载360度旋转云台，可视距离超过1.5公里的400万像素新型智能球机正式上岗，它能在200米范围内看清楚车牌，相邻两个监控点，还可进行视频追踪。让城市道路变得更“聪明”。据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数据显示，通过114条“绿波带”的调控，能让市区道路通行效率提升23%。目前，主城区700多个路口均实施了“绿波带管理”。
有人说，现在的城市治理，是思考“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它必定有“既识乾坤大”的敬畏法则之心，还有“犹怜草木青”的热爱自然之心；必定有“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纯朴民生之心，更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推陈出新之心。大数据、智慧化是手段，生态化是责任，共治化、精细化是保证，而人性化是落脚点。
十四运会的举办，是全市的一场修悟和成长。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对于昨日历史的厚积，借着今日盛举的薄发，方能对明日之局，胸怀丘壑。
一个盛会，是百万倍速的镜头，西安的方方面面都会被聚焦和透视，但因一场盛会全力展现的“优秀”，绝不是仅凭大刀阔斧就能快速塑造，而是精雕细琢和日夜兼程的努力。秋实，必须经历春耕。
西安蝶变，来临时。
两口子这么早就去店里了，这个夫妻面条店，他们在西北一路开了十几年。用老李的话说，“从路这边，开到路那边，以前是来西安谋个生计，现在是和它有了感情。面店也从搭得彩棚，变成了卫生整洁的门面房，西北一路也从烂泥巷，变成了有调调的最美街巷。尤其是这两年，变化快得很！”
对于这对普通的夫妻而言，西安一年创造了多少GDP，他们不太明白，有多少大体量项目落地，他们听不懂，他们只知道，所在的西北一路这两年变新了，变美了；自己的生意更好做了，在西安买了小房子了，不用挤在面店后面的弹簧床上了；女子的娃娃，上了一所好学校；来检查的队伍，不像以前那样生冷硬倔了，好说话了，笑得多了；办个手续手机就行，不用跑冤枉路了。而对于十四运会的即将开幕，老李说的是，“咱们家门口光荣的事，要是人家客人喜欢吃碗手擀面，那就更嫽了！”
一场盛会，之于一座城，并不只是媒体文书的溢美之词，更是因着盛会，西安从内到外、从治理者到市民的共同成长。
举全力办会 干了多少年想干的事
生产生活与生态，要融合在一个单元格里，恐怕小巷子就是一个微小的切片。围绕十四运会，展开的老旧小区和街巷的改造，不仅是要用一大笔钱，更是要用一颗匠心的事情。
漫步在西北一路，小巷子被打理得分外干净，翻修过的墙面上装点了不少，珍贵的西安城市老照片和60、70年代的老物件回忆。针对群众提出的休闲娱乐场地不足问题，街道因地制宜，利用街角空地修建健身小广场。也难怪老李夫妻说，街道干净漂亮了，自己生意也好做。
“改造前，这条街就是烂泥路，一下雨才叫人难缠。这里道路狭窄拥堵，路面破损严重，路两边还有占道经营的，看见就木乱。现在，西北一路改造好了，配套功能也更加完善，我就喜欢骑个自行车来回走个几遍，当逛公园一样。”今年67岁的孙师傅在这里住了20多年。今年，让西北一路改变“旧貌”，改造完成的那一天，街坊邻居甭提多高兴。
十四运会开幕，西安将迎来四面八方的客人，提升改造工程，在所难免。从去年以来，西安先后启动一系列城市面貌更新工程，包括绕城整修、主干道路面优化、老旧小区外立面更新、高压线网落地等等。据公开资料显示：围绕十四运会，西安相关建设工作总投资约2600亿元，涉及54项重点任务，共521个具体项目。而重点任务中，还涉及老旧小区改造、地铁14号线建设、断头路打通、口袋公园建设等民生领域。毫不夸张的说，几乎把西安翻新了一遍。
2019年10月，“三改一通一落地”的民生工程全面启动。2000多个老旧小区、64个城中村（棚户区）、599条背街小巷；59条断头路；1000多公里架空线......两年时间，人们看到的是西安基建的“高速度”，只有涉及到项目里面的人，才知其中的“高难度”，尤其是拆迁。
西安市委书记王浩提出了“四最”安置原则——让拆迁群众在可利用的土地中挑选最好地段；以最好的设计提高小区舒适度；用最好的质量标准选择建设单位；以最好的配套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便捷服务。“城市建设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核心。”
今年，也是陕西省提出的要从浅绿迈向深绿的一年，生态之绿，不仅在郊外，更融在了生产生活所在的城市里。位于城东的“幸福林带”，最早见于1953年西安市第一轮总体规划，但受经济能力等诸多因素影响而搁置数十年。2016年，项目终于在重新规划后启动，并于今年7月1日全面对外运营。全长5.85公里，占地面积1134亩，绿化覆盖率达85%，拥有健身、休闲、文娱设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林带工程，也是西安市最大的市政工程、生态工程和民生工程。
对于城市生活品质的追求，曾经是温饱，现在是书香与花香。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因十四运会的召开加速度，干了多年想干却没条件干成的事情，断头路、背街巷、彩钢房，还有各种原因搁浅的规划，过期却并不失效。源自城市经济发展积累的财力，治理者的魄力，更源自为了一场会所凝结的共情力——群众的支持、思想的共鸣、心意的相合。
“我们去给违建的群众拿着文件说，以前都不太理解我们。现在，我们去拆违建，给群众说是为办会，把咱们西安要搞干净、好看，群众都支持，都盼望做好这件事。”西安市城管局一位干事深有感触的说。
以人民为中心 干了多少年干不动的事
楼房好起，工程好造，难在寸土寸金时，给这儿盖什么。
一段时期以来，西安民生有九难，教育、医疗在前列，娃娃上学挤破头，父母看病摩过肩。哗哗哗的高楼起，商场、楼盘雨后春笋，好学校好医院，来来回回那几家。说白了，还是土地怎么用，钱给哪里投的事情。分析起来，显而易见，要干起来，难上加难。财力、魄力、智力、全力，缺一都办不顺溜。
2019年9月，在经过缜密的调研和重新布局后，西安启动了力破教育沉疴的“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新建、改扩建学校195所、新增学位19.4万个。今年秋季入学，又有143所学校建成投用，新增学位13.04万个。
仅2020年一年，西安财政教育经费预算203.13亿元，为历年之最。全市学位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计划3年内投资500多亿元，新建、改扩建学校430所，增加学位38.95万个。新建学校144所，占总数的74%；公办学校171所，占总数的87%，是西安历史上新建学校、新增学位最多的一年，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第一。同时，西安市多批次按需为公办学校招聘教师7833名，是过去3年招聘数量的总和。
老梁的孙女文文，进入了碑林区的一所公办院校，他却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反而说，“人家现在招了那么多好老师，而且名校校长、老师都会来轮岗，一样的教学。教室修的明光明光的，还有那么多信息化设备。不用光想着砸钱，削尖脑袋往五大名校走了。”
沉珂用猛药，教育破了局；冰水以急火，医疗同样化了难。
2020年，西安市出台《西安市卫生健康事业重点项目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全市13个医院项目建设陆续启动。未来3年全市三级医院达到55家 。据西安市卫生健康委项目负责人介绍，新中国成立70年来，西安累计建设医院床位10000余张，而仅2020年一年13个医院项目，规划新增床位数16000余张，几乎就是西安现有床位总数的1.5倍。
登录、预约，点击自己需要的医生进行在线问诊，不过3分钟的功夫，就有医生出来回复，不排队，不预约，一键问诊，8块钱。线下医院，扩容增效，线上医疗，更是蹄疾步稳。
对于工作、生活在这座城的中坚力量来说，都是上有老 下有小，那是我们的天和地，老人看病方便了，孩子上学不愁了，就是普通人最期盼的事情。
这两年的西安，经济已入万亿俱乐部，不只是有钱用了，更重要的是，把钱用在紧要处了。
向高质量发展谋局 干了对未来负责的事
天高云软，秦岭此时，绿肥红瘦。重峦在这里把深深浅浅的花木、远远近近的鸟鸣，折叠得层层落落，让浅浅的秋，有了深深的韵。孩子们跟着大人，蹦蹦跳跳地向前跑去，偶或惊起几只飞鸟，扑棱棱把这满山的诗情画意，都引到蓝盈盈的天空去了。这里曾是违建别墅“群贤别业”所在地，于2018年9月拆除后建成免费公园，生态恢复，市民叫好。
子午峪口，秦岭保护站内的大屏幕上，监测着远山的气温成像、入山的游客行为以及河流的水位变化。秦岭之下，太乙驿站，是西安“三河一山”环线绿道的一个站点。这条已贯通开放293公里游径的绿道，沿浐灞河、渭河、沣河的堤顶路和秦岭环山路，串联起103个生态节点、42个人文历史遗迹、109个休憩驿站。
偶然遇见在路口卖粗粮的村民方秀云，在她身后还放着笤帚簸箕和塑料袋，“咱们都是自己种的庄稼，大家都稀罕这。但都在这里买，有些不小心弄脏的地方，一天过后要好好打扫。”50多岁的她，并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有一个意识，用她自己话说，“只要大家都爱惜这山，就没多少问题。政府号召是政府号召，还能光累政府吗？咱们要从自身做起。”
不管在蜿蜒的城市绿廊，还是巍峨的秦岭山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治共建共享，在这两年的工笔雕刻里，描得更深刻。而从粗放的管理，到精细化、智慧化的治理，是这座城的转变，之于山水的保护如是，之于城市的运行如是。网格化、共治，群众参与，是西安这两年的高频词。
“1单元红色楼长蔡平安，1－3层层长杨麦粮，4－5层层长贺改秀，6－7层层长刘西珍......”在表单里，清清楚楚标着具体的负责人。“从单元楼到楼层数，都有群众选举出来的党员，作为网格员。家庭互助、水电维修、头疼脑热，串个门儿就能找到个管事儿的人。”西安莲湖区旭景名园社区的党委书记陈令云介绍说。80多岁的赵阿姨，独自居住在旭景名园1号楼20层，有一次突患重感冒，卧病在床，还是这些网格员照顾过来的。直到现在，赵阿姨一见到“网格员”就点头示意，“好人呢好人！”
智慧电眼，知一叶可知秋。近日，拥有40倍光学变焦，搭载360度旋转云台，可视距离超过1.5公里的400万像素新型智能球机正式上岗，它能在200米范围内看清楚车牌，相邻两个监控点，还可进行视频追踪。让城市道路变得更“聪明”。据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数据显示，通过114条“绿波带”的调控，能让市区道路通行效率提升23%。目前，主城区700多个路口均实施了“绿波带管理”。
有人说，现在的城市治理，是思考“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它必定有“既识乾坤大”的敬畏法则之心，还有“犹怜草木青”的热爱自然之心；必定有“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纯朴民生之心，更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推陈出新之心。大数据、智慧化是手段，生态化是责任，共治化、精细化是保证，而人性化是落脚点。
十四运会的举办，是全市的一场修悟和成长。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对于昨日历史的厚积，借着今日盛举的薄发，方能对明日之局，胸怀丘壑。
一个盛会，是百万倍速的镜头，西安的方方面面都会被聚焦和透视，但因一场盛会全力展现的“优秀”，绝不是仅凭大刀阔斧就能快速塑造，而是精雕细琢和日夜兼程的努力。秋实，必须经历春耕。
西安蝶变，来临时。
（转）這只瓶子是從日本徵集到的，當時我們公司日本代表平野先生收到了客人的委託，說他有一只瓶子跟英國班布里吉斯拍賣公司拍出的那只基本上有90%的相似，好像是一對雙胞胎。當我們看到照片時大家都非常興奮，仇國仕並立刻啟程奔赴日本，細看後認為沒問題。只是該怎麼估價呢？最終我們給了5000萬港元的估價，客人最初有點不敢置信，才向我們娓娓道來此前的故事。原來這件瓶子早在半年前就曾經先給過另一家拍賣行，研究過半年後又退回了給他，告訴他這只瓶子年代可能看不到乾隆，這位日本賣家雖然受到很大的打擊，但他不放棄希望，最後主動與我們聯繫了。
這只瓷瓶到了香港後，我們部門開始著手研究，並籌備目錄及宣傳事宜。從其肩頸西洋式華麗的繪風，我們對其斷代並無疑問，但若能找到一些來源的佐證或歷史，一定會給這只瓷器銷售帶來更大的信心。我們一位同事回想起，2010年倫敦班布里吉斯拍賣後，曾經聽說有人做過功課，在一本老出版上看到擬似是英國所拍賣這只瓶子的老照片。但具體是那一本書呢？如果能找到這本書，便能對這只瓶子的斷代提供更有力的證據，但這就有點像大海撈針似的。
終於，我們那位同事抱著掘地三尺的決心，在網上查找了近兩個禮拜，終於在美國一所大學的圖書館系統裡，找到了一本1905年日本山中山會在紐約擧行的銷售會圖錄。這本圖錄因為年代久遠，經過掃描後的圖檔也不太清晰，我們將它列印出來，電腦螢幕與紙本同時放大反覆比對。基本上，這只瓶子上的各種紋飾，尤其是瓶身中央開光浮雕內的水藻，落花和錦鯉的造型、佈局等，都與我們這一件是完全一致。所以能非常肯定的說，該圖錄頁面那一件，就是我們這只瓶子的早期出版紀錄。而不是倫敦班布里吉斯所拍賣的那一件。
但問題來了！它的底款為何跟倫敦的有所不同呢？倫敦那件是漂亮標準的青花款；我們這一件則是藍料款，而且底部的松綠釉不清楚是什麼原因，明顯分成兩圈，靠近中心的一圈較深，是修補還是什麼，看起來應該是將原來的款重新燒過。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又發現裡面中間部分， 內瓶底部與內壁接口處有一道很明顯的裂縫，好像有窯縫。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經過頗多的研究及在展覽期間和一眾古董商和藏家的交流討論，再結合相對應的宮廷檔案資料，我得出以下的一個推論，當然這只是我的個人看法。
這兩只瓶子雖然尺寸與造型紋飾很接近，但並不能說是一對的，更不是雙胞胎，也有可能不是同時燒製的。
翻閱清宮活計檔案，乾隆皇帝在裡面有大量對製作瓷器指導批示的記載。乾隆八年唐英的《恭進奉發及新擬瓷器摺發奏則》，記載著「…新擬各種係奴才愚昧之見，恐未合適，且工料不無多費，故未敢多造。伏祈皇上教導改正，以便欽遵，再行成對燒造…」裡，說明這些新款式的瓷器並沒有得到乾隆的指示，是唐英自己構思創作出來的樣品，所以每種式樣都是燒製做了一件，如果皇帝喜歡，再奉旨燒製。所以我們認為，這件可以說是唐英呈給皇帝御覽的一個樣本，就是唐英做了一批設計新穎的瓷器，先看看皇帝喜不喜歡，如果有喜歡的式樣，再批示追加製作一件或一對。前幾年紐約不是拍了一件瓷母嗎？那件也是樣本。而且有了母本，在技術上也容易克服。所以我們當時推測了可能是這種情況，因為這種40公分，尺寸特別大的鏤空瓶，製作難度與生產成本極高，嘗試燒製後，有可能裡面的窯縫，就是裝青花內膽時擠壓到外層，導致底部款識部分變形或者是燒壞。因為是樣本，所以就只將壞掉的青花款磨掉重燒。而倫敦完美的那一只，極大可能就是皇帝過眼後再追加燒製的作品。這就能解釋，為什麼兩只瓶子尺寸構圖非常相似，但佈局和顏色的搭配上有些輕微的差別變化，如果是同時燒製的，成對的瓷器基本上應該是非常接近的。
翻開1994年，我剛進入蘇富比工作所參與第一場的拍賣圖錄，其中就有兩件鏤空瓶，當時估價都很低。在我印象裡，鏤空瓶在早期拍賣市場曾出現過幾次，像是大收藏家胡惠春舊藏的〈清乾隆 粉彩花卉青釉描金空夔龍紋轉心葫蘆瓶一對〉。先後在1985年紐約蘇富比「暫得樓專場」及1995年香港上拍，但不幸均流標了。後來調整估價在1997年又拍了一次，以3,100,000港元成交。當時那是一個很超值的價錢，如果現在出現應該是會造成轟動吧！
或許您會問，為什麼這類的鏤空瓶估價都不高呢？一是，早期鏤空瓶並沒受到特別重視；傳統的瓷器買家，可以說香港或是外國的買家，那時的追求跟品味主要在早期瓷器，能創下大價位的還是集中在元及早明青花瓷器上，清代的瓷器沒有像現在這般火熱。另外一點是，這類繁複的瓷器對於老外來說，或許會覺得很新奇特別，因為工藝製作的技巧上難度很高，不但有透雕、有內膽有花卉紋飾，有些還能轉動，但也由於複雜的結構與花俏的裝飾手法，使得這類瓷器在許多細節上保存不易，很容易在搬運中受損。https://t.cn/A6IOvuw1
這只瓷瓶到了香港後，我們部門開始著手研究，並籌備目錄及宣傳事宜。從其肩頸西洋式華麗的繪風，我們對其斷代並無疑問，但若能找到一些來源的佐證或歷史，一定會給這只瓷器銷售帶來更大的信心。我們一位同事回想起，2010年倫敦班布里吉斯拍賣後，曾經聽說有人做過功課，在一本老出版上看到擬似是英國所拍賣這只瓶子的老照片。但具體是那一本書呢？如果能找到這本書，便能對這只瓶子的斷代提供更有力的證據，但這就有點像大海撈針似的。
終於，我們那位同事抱著掘地三尺的決心，在網上查找了近兩個禮拜，終於在美國一所大學的圖書館系統裡，找到了一本1905年日本山中山會在紐約擧行的銷售會圖錄。這本圖錄因為年代久遠，經過掃描後的圖檔也不太清晰，我們將它列印出來，電腦螢幕與紙本同時放大反覆比對。基本上，這只瓶子上的各種紋飾，尤其是瓶身中央開光浮雕內的水藻，落花和錦鯉的造型、佈局等，都與我們這一件是完全一致。所以能非常肯定的說，該圖錄頁面那一件，就是我們這只瓶子的早期出版紀錄。而不是倫敦班布里吉斯所拍賣的那一件。
但問題來了！它的底款為何跟倫敦的有所不同呢？倫敦那件是漂亮標準的青花款；我們這一件則是藍料款，而且底部的松綠釉不清楚是什麼原因，明顯分成兩圈，靠近中心的一圈較深，是修補還是什麼，看起來應該是將原來的款重新燒過。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又發現裡面中間部分， 內瓶底部與內壁接口處有一道很明顯的裂縫，好像有窯縫。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經過頗多的研究及在展覽期間和一眾古董商和藏家的交流討論，再結合相對應的宮廷檔案資料，我得出以下的一個推論，當然這只是我的個人看法。
這兩只瓶子雖然尺寸與造型紋飾很接近，但並不能說是一對的，更不是雙胞胎，也有可能不是同時燒製的。
翻閱清宮活計檔案，乾隆皇帝在裡面有大量對製作瓷器指導批示的記載。乾隆八年唐英的《恭進奉發及新擬瓷器摺發奏則》，記載著「…新擬各種係奴才愚昧之見，恐未合適，且工料不無多費，故未敢多造。伏祈皇上教導改正，以便欽遵，再行成對燒造…」裡，說明這些新款式的瓷器並沒有得到乾隆的指示，是唐英自己構思創作出來的樣品，所以每種式樣都是燒製做了一件，如果皇帝喜歡，再奉旨燒製。所以我們認為，這件可以說是唐英呈給皇帝御覽的一個樣本，就是唐英做了一批設計新穎的瓷器，先看看皇帝喜不喜歡，如果有喜歡的式樣，再批示追加製作一件或一對。前幾年紐約不是拍了一件瓷母嗎？那件也是樣本。而且有了母本，在技術上也容易克服。所以我們當時推測了可能是這種情況，因為這種40公分，尺寸特別大的鏤空瓶，製作難度與生產成本極高，嘗試燒製後，有可能裡面的窯縫，就是裝青花內膽時擠壓到外層，導致底部款識部分變形或者是燒壞。因為是樣本，所以就只將壞掉的青花款磨掉重燒。而倫敦完美的那一只，極大可能就是皇帝過眼後再追加燒製的作品。這就能解釋，為什麼兩只瓶子尺寸構圖非常相似，但佈局和顏色的搭配上有些輕微的差別變化，如果是同時燒製的，成對的瓷器基本上應該是非常接近的。
翻開1994年，我剛進入蘇富比工作所參與第一場的拍賣圖錄，其中就有兩件鏤空瓶，當時估價都很低。在我印象裡，鏤空瓶在早期拍賣市場曾出現過幾次，像是大收藏家胡惠春舊藏的〈清乾隆 粉彩花卉青釉描金空夔龍紋轉心葫蘆瓶一對〉。先後在1985年紐約蘇富比「暫得樓專場」及1995年香港上拍，但不幸均流標了。後來調整估價在1997年又拍了一次，以3,100,000港元成交。當時那是一個很超值的價錢，如果現在出現應該是會造成轟動吧！
或許您會問，為什麼這類的鏤空瓶估價都不高呢？一是，早期鏤空瓶並沒受到特別重視；傳統的瓷器買家，可以說香港或是外國的買家，那時的追求跟品味主要在早期瓷器，能創下大價位的還是集中在元及早明青花瓷器上，清代的瓷器沒有像現在這般火熱。另外一點是，這類繁複的瓷器對於老外來說，或許會覺得很新奇特別，因為工藝製作的技巧上難度很高，不但有透雕、有內膽有花卉紋飾，有些還能轉動，但也由於複雜的結構與花俏的裝飾手法，使得這類瓷器在許多細節上保存不易，很容易在搬運中受損。https://t.cn/A6IOvuw1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