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一
●麦生日
三月十一日为麦生日，喜晴。（《嘉定县志》）
三月十一日麦生日，喜晴。此月无雨，麦乃有秋。（《松江府志》）
●结婚
那时正是三月中旬，天气和暖，祝永清与陈丽卿已成合卺之礼，正在新婚之际，连日庆贺宴会。（《荡寇志》）
●游春、凭栏观鱼
时三月中旬，帝见春色甚好，带了内侍数人，步入御园游玩，在千秋亭上凭栏观鱼。（《北史演义》）
●送春https://t.cn/A66EuZbG
三月中旬已送春，蔷薇架畔木香新。能黄能紫非无色，终与东风隔一尘。
留春不住送春归，多事杨花点客衣。有兴重来那用约，青山白发久忘机。
苦雨却怜新水涨，喜晴还怪野花开。野花径畔春将去，新水桥边晚未回。（明·邵宝《山中送春三绝 其一》）
●记梦
庚午三月十一曰，梦见桃花数十株，落红乱飞。
飘接梅魂，落先絮舞，缤纷万点桃花雨。斜阳影里不胜红，沉沉梦与斜阳去。
前度刘郎，去年崔护，伤心等是无凭据。林塘容有再来时，不辞泪眼长凝伫。（清·陈曾寿《踏莎行》）
●看桃花
龙华三月春风寺，游骑缤纷尽日多。窣堵百寻标古岸，绛云十里压晴波。枝头照眼馀寒在，物外牵肠向晚过。总道绿阴容易换，凭君何处却愁魔？（清·郑孝胥《三月十一日独游龙华看桃花》）
●诣永陵告祭
峰峦叠叠水层层，王气氤氲护永陵。蟠伏诸山成虎踞，飞骞众壑佐龙腾。云封草木桥园古，雪拥松楸辇路升。一自迁岐基盛业，深思遗绪愧难承。（清·玄烨《三月十一日雪中诣永陵告祭》）
●宜忌
三月十一日，有白虹贯周德威之营， 候者云不利，宜班师。（《旧五代史》）
是月十一日，拔白；十三日，拔白，永不生出；初一初十日，拔白，生黑。（《真诰》）
●轶事
韩清道：“孩儿赶到鼓楼巷，没寻自家房子处，惊得目睁口呆，只得访问邻居，都说道是三月十一日洪水汹流，把我家房子、田地俱漂没了，只剩得白茫茫一个深潭。”（《韩湘子全传》）
当平乐之不守也，大清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冲入文昌门，城中大恐。时焦琏自合浦归，从数人推弦提兵，与大清兵接战，稍却之，屯阳朔。遍野俱薙发，式耜与琏孤守危城；疏请征安国公刘承胤兵。（《明季北略》）
洪惟太祖皇帝膺期抚运，肇开帝业；世祖皇帝神机睿略，统一四海。以圣继圣，迨我先皇帝，至仁厚德，涵濡群生，君临万国，十年于兹。以社稷之远图，定天下之大本，叶谋宗亲，授予册宝。方春宫之与政，遽昭考之宾天。诸王贵戚，元勋硕辅，咸谓朕宜体先帝付托之重，皇太后拥护之慈，既深系于人心，讵可虚于神器，合辞劝进，诚意交孚。乃于三月十一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可赦天下。（《元史》）
众人道：“令兄输与姓乔的六百多银子，这是阖村人都知道的。后来令兄到袁鬼厮店中，与姓乔的说话，将六百银子又拿回家去，这也有人见过的。不知怎么到三月十一日夜半，被贼抢劫一空。第二日早间，亲眼还看见李必寿在庭柱上绑着，我们大家才解放了他。令兄气极，一头碰在门上，几乎碰死。又知道没了三个妇人，乔武举也不知去向。令兄现有呈状在本县告他明火劫财，抢去内眷，刻下还在严拿。令兄数日前还在这里，近日不知那里去了。但他屡次向我们说，二相公同段大哥死在川江，怎么又回来了？”（《绿野仙踪》）
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著此正义，従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宣室志·刘遵古》）
故刑部尚书沛国刘遵古，大和四年，节度东蜀军。先是蜀人有富蓄群书。刘既至，尝假其数百篇，然未尽详阅。明年夏，涪江大泛，突入壁垒，溃里中庐舍。历数日，水势始平。而刘之图书器玩，尽为暴水濡污。刘始命列于庭以曝之。后数日，刘于群书中，得周易正义一轴，笔势奇妙，字体稍古，盖非近代之书也。其卷末有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著此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刘阅其题，叹且久，穷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书也。于是召宾掾以视之，所谓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盖大和字也。自上元历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至大和。凡更号十有三矣。与其记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于后乎。（《太平广记》引《宣室志》）
到司，石廉使悄悄叫谢东山道：“徐铭三月十一的事，你知道么？”
谢东山道：“小的不知。”
石廉使道：“他那日曾做什事？”
道：“没什事。”
石廉道：“想来！”
想了一会，道：“三月他家曾死了一个奶子。”
石廉使道：“谁人殡殓，扛抬？”
道：“仵作卢麟。”石廉使即吩咐登时叫仵作卢麟，即刻赴司，候检柏氏身尸。差人飞去叫来。
石廉使叫卢麟；“你与徐铭家抬奶子身尸在何处？”
道：“在那城外义冢地上。”
石廉使道：“是你入的殓么？”
道：“不是小人，小人只扛。”
石廉使道：“有些古怪么？”
卢麟道：“轻些。”石廉使就打轿。带了仵作到义冢地上，叫仵作寻认。寻认了一会，认出来。
石廉使道：“仍旧轻的么？”
忤作道：“是轻的。”
石廉使道：“且掀开来。”只见里边骨碌碌滚着一个人头。
石廉使便叫人速将徐铭拿来。一面叫柏茂认领尸棺。柏茂夫妻望着棺材哭，简胜也来哭。谁知天理昭昭，奶子阴灵不散，便这头端然如故。柏茂夫妻两个哭了半日，揩着眼看时，道：“这不是我女儿头。”（《三刻拍案惊奇》）
图为元·王渊《花卉册·桃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麦生日
三月十一日为麦生日，喜晴。（《嘉定县志》）
三月十一日麦生日，喜晴。此月无雨，麦乃有秋。（《松江府志》）
●结婚
那时正是三月中旬，天气和暖，祝永清与陈丽卿已成合卺之礼，正在新婚之际，连日庆贺宴会。（《荡寇志》）
●游春、凭栏观鱼
时三月中旬，帝见春色甚好，带了内侍数人，步入御园游玩，在千秋亭上凭栏观鱼。（《北史演义》）
●送春https://t.cn/A66EuZbG
三月中旬已送春，蔷薇架畔木香新。能黄能紫非无色，终与东风隔一尘。
留春不住送春归，多事杨花点客衣。有兴重来那用约，青山白发久忘机。
苦雨却怜新水涨，喜晴还怪野花开。野花径畔春将去，新水桥边晚未回。（明·邵宝《山中送春三绝 其一》）
●记梦
庚午三月十一曰，梦见桃花数十株，落红乱飞。
飘接梅魂，落先絮舞，缤纷万点桃花雨。斜阳影里不胜红，沉沉梦与斜阳去。
前度刘郎，去年崔护，伤心等是无凭据。林塘容有再来时，不辞泪眼长凝伫。（清·陈曾寿《踏莎行》）
●看桃花
龙华三月春风寺，游骑缤纷尽日多。窣堵百寻标古岸，绛云十里压晴波。枝头照眼馀寒在，物外牵肠向晚过。总道绿阴容易换，凭君何处却愁魔？（清·郑孝胥《三月十一日独游龙华看桃花》）
●诣永陵告祭
峰峦叠叠水层层，王气氤氲护永陵。蟠伏诸山成虎踞，飞骞众壑佐龙腾。云封草木桥园古，雪拥松楸辇路升。一自迁岐基盛业，深思遗绪愧难承。（清·玄烨《三月十一日雪中诣永陵告祭》）
●宜忌
三月十一日，有白虹贯周德威之营， 候者云不利，宜班师。（《旧五代史》）
是月十一日，拔白；十三日，拔白，永不生出；初一初十日，拔白，生黑。（《真诰》）
●轶事
韩清道：“孩儿赶到鼓楼巷，没寻自家房子处，惊得目睁口呆，只得访问邻居，都说道是三月十一日洪水汹流，把我家房子、田地俱漂没了，只剩得白茫茫一个深潭。”（《韩湘子全传》）
当平乐之不守也，大清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冲入文昌门，城中大恐。时焦琏自合浦归，从数人推弦提兵，与大清兵接战，稍却之，屯阳朔。遍野俱薙发，式耜与琏孤守危城；疏请征安国公刘承胤兵。（《明季北略》）
洪惟太祖皇帝膺期抚运，肇开帝业；世祖皇帝神机睿略，统一四海。以圣继圣，迨我先皇帝，至仁厚德，涵濡群生，君临万国，十年于兹。以社稷之远图，定天下之大本，叶谋宗亲，授予册宝。方春宫之与政，遽昭考之宾天。诸王贵戚，元勋硕辅，咸谓朕宜体先帝付托之重，皇太后拥护之慈，既深系于人心，讵可虚于神器，合辞劝进，诚意交孚。乃于三月十一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可赦天下。（《元史》）
众人道：“令兄输与姓乔的六百多银子，这是阖村人都知道的。后来令兄到袁鬼厮店中，与姓乔的说话，将六百银子又拿回家去，这也有人见过的。不知怎么到三月十一日夜半，被贼抢劫一空。第二日早间，亲眼还看见李必寿在庭柱上绑着，我们大家才解放了他。令兄气极，一头碰在门上，几乎碰死。又知道没了三个妇人，乔武举也不知去向。令兄现有呈状在本县告他明火劫财，抢去内眷，刻下还在严拿。令兄数日前还在这里，近日不知那里去了。但他屡次向我们说，二相公同段大哥死在川江，怎么又回来了？”（《绿野仙踪》）
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著此正义，従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宣室志·刘遵古》）
故刑部尚书沛国刘遵古，大和四年，节度东蜀军。先是蜀人有富蓄群书。刘既至，尝假其数百篇，然未尽详阅。明年夏，涪江大泛，突入壁垒，溃里中庐舍。历数日，水势始平。而刘之图书器玩，尽为暴水濡污。刘始命列于庭以曝之。后数日，刘于群书中，得周易正义一轴，笔势奇妙，字体稍古，盖非近代之书也。其卷末有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著此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刘阅其题，叹且久，穷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书也。于是召宾掾以视之，所谓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盖大和字也。自上元历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至大和。凡更号十有三矣。与其记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于后乎。（《太平广记》引《宣室志》）
到司，石廉使悄悄叫谢东山道：“徐铭三月十一的事，你知道么？”
谢东山道：“小的不知。”
石廉使道：“他那日曾做什事？”
道：“没什事。”
石廉道：“想来！”
想了一会，道：“三月他家曾死了一个奶子。”
石廉使道：“谁人殡殓，扛抬？”
道：“仵作卢麟。”石廉使即吩咐登时叫仵作卢麟，即刻赴司，候检柏氏身尸。差人飞去叫来。
石廉使叫卢麟；“你与徐铭家抬奶子身尸在何处？”
道：“在那城外义冢地上。”
石廉使道：“是你入的殓么？”
道：“不是小人，小人只扛。”
石廉使道：“有些古怪么？”
卢麟道：“轻些。”石廉使就打轿。带了仵作到义冢地上，叫仵作寻认。寻认了一会，认出来。
石廉使道：“仍旧轻的么？”
忤作道：“是轻的。”
石廉使道：“且掀开来。”只见里边骨碌碌滚着一个人头。
石廉使便叫人速将徐铭拿来。一面叫柏茂认领尸棺。柏茂夫妻望着棺材哭，简胜也来哭。谁知天理昭昭，奶子阴灵不散，便这头端然如故。柏茂夫妻两个哭了半日，揩着眼看时，道：“这不是我女儿头。”（《三刻拍案惊奇》）
图为元·王渊《花卉册·桃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读书学典:《论语.颜渊》12.８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棘子成：卫国大夫。当时称大夫为“夫子”。朱子：“疾时人文胜，故为此言。”
▲质：淳质、质朴。指人的朴实本性。
▲何以文为：用文华做什么。何：什么。以：用。为：语助词。文：即“纹”，指文饰、文华。文是在质的基础上经过学之后的升华。一说指礼。或曰：“文为物象之本。”大致相当于“文化教养”，包括“文献”“礼乐”“六艺”等。
▲惜乎：可惜啊。子贡指其失言。说：论说、解说。
▲驷不及舌：说出去的话，驷（sì）马也追不回。驷，指四马，古时用四马驾一车。钱穆曰：“舌以出言，既脱口，四马追之不及。”
▲鞟：kuò，革，去毛的兽皮。孔安国：“皮去毛曰‘鞟’。”虎豹之皮与犬羊之皮的差别就在于其毛纹，如果去其毛只存其鞟，则虎豹、犬羊之皮就无法分辨了。
■现代翻译：棘子成说：“君子只要质就够了，何用再加以文呀？”子贡说：“可惜了，你先生这样的解说君子呀！虽有四马骏足，也追不及你舌头上这一失言了。文犹之是质，质犹之是文。虎豹之皮，若去了它的花纹便犹如犬羊之皮了，若使质而不文，则何以别于君子与小人。”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郑曰：过言一出，驷马追之不及。孔曰：皮去毛曰鞟。虎豹与犬羊别者，正以毛文异耳。今使文质同者，何以别虎豹与羊犬耶？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棘子成云：君子所行但备质朴而足，何必用于文华乎？子贡闻子成之言而讥之也：汝所说君子用质不用文，为过失之甚。人生过言一出口，则虽四马骏足追之，亦所不及。汝意云：文犹质，质犹文，故曰何用文为者耳？虎豹所以贵于犬羊者，政以毛文炳（花纹鲜艳）蔚（纹饰点斐）为异耳。今若取虎豹及犬羊皮，俱灭其毛，唯余皮在，则谁复识其贵贱，别于虎豹与犬羊乎？譬于君子，所以贵者，政以文华为别，今遂若使质而不文，则何以别于君子与众人乎？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贵尚文章也。棘子成言曰：君子之人，淳质而已，则可矣，何用文章乃为君子？意疾时多文章。子贡闻子成言君子不以文，为其言过谬，故叹曰：可惜乎！过言一出于舌，驷马追之不及。君子、野人异者，质、文不同故也。今若文犹质，质犹文，使文质同者，则君子与鄙夫何以别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文，以为之鞟，何以别虎豹与犬羊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虎豹犬羊所以别者，以皮之不同也；君子野人所以别者，以文质之不同也。今也去毛以为鞟，则虎豹犹犬羊而已；去文以从质，则君子犹野人而已。此棘子成之失于偏见也。故子贡责之，以驷不及舌。邓析曰：“一言而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勿及。”
●宋朱熹《论语集注》：疾时人文胜，故为此言。文质等耳，不可相无。若必尽去其文而独存其质，则君子小人无以辨矣。夫棘子成矫当时之弊，固失之过；而子贡矫子成之弊，又无本末轻重之差，胥失之矣。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文犹质、质犹文”，言文质相似，俱不可无也。夫有其质，则有其文。质者，文之本，而文者所以成其质也。质立矣，而文生焉，体用兼备，表里兼资，君子所以为彬彬也。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一是救文胜之弊，一是救质胜之弊，皆维世之深心也。昔卫大夫名棘子成者，见周末以靡文相尚，而无忠实之心，乃立论曰：移风易俗之责惟君子，是赖君子诚欲转移风化，但朴素诚实不失本来之质足矣，何必虚文以相尚哉？子贡闻而正之曰：人皆逐末，而夫子之意独在崇本，其所立论诚君子维世之心也，但惜乎，意虽美，而言未善，虽驷马之速，亦不能追及其舌矣。盖人之为道，无质不立，无文不行，有文不可无质，有质亦不可无文，文与质可相有，而不可相无也，若尽去其文，而独存其质，则君子小人无以辨。即如虎豹之鞟，不犹夫犬羊之鞟邪？此夫子之言为未善也，夫文非质无以立，而质非文无以行，内外轻重原自较。然由棘子成之言，固已矫枉过正，而子贡之论，亦浑然而无所别，必如孔子文质彬彬之说，而后为大中至正，万世无弊之道也。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夫子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棘子成或闻其语，妄以君子但当尚质，不必用文。故子贡惜其说君子为易言，虽追悔之，无及于舌也。“文犹质，质犹文”者，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是文、质皆所宜用，其轻重等也。
●钱穆《论语新解》：盖棘子成疾孔子教子贡之徒若为文胜，子贡谓其妄意讥毁圣人之教，故伤叹而警之。虎豹与犬羊之别，正因其毛文之异。若去其文之炳蔚，则虎豹之皮将与犬羊之皮无别。此见君子小人相异，正在君子之多文。故说质犹文也，文犹质也，二者同重，不可偏无。若必尽去其文，则犹专主十室之忠信，而不取孔子之好学。
★此章记以实例引申论证“文质彬彬”是为君子也。当时世以靡文相尚，棘子成欲转移风化，亦只把“文”认做虚文，故欲去之。岂不知文亡而质与俱亡也。子贡闻而正之，文质二者，不宜有所偏废。若只质不文，犹如虎豹犬羊不别矣。文质彬彬，所以道中庸也。 https://t.cn/RxRVHIh
▲棘子成：卫国大夫。当时称大夫为“夫子”。朱子：“疾时人文胜，故为此言。”
▲质：淳质、质朴。指人的朴实本性。
▲何以文为：用文华做什么。何：什么。以：用。为：语助词。文：即“纹”，指文饰、文华。文是在质的基础上经过学之后的升华。一说指礼。或曰：“文为物象之本。”大致相当于“文化教养”，包括“文献”“礼乐”“六艺”等。
▲惜乎：可惜啊。子贡指其失言。说：论说、解说。
▲驷不及舌：说出去的话，驷（sì）马也追不回。驷，指四马，古时用四马驾一车。钱穆曰：“舌以出言，既脱口，四马追之不及。”
▲鞟：kuò，革，去毛的兽皮。孔安国：“皮去毛曰‘鞟’。”虎豹之皮与犬羊之皮的差别就在于其毛纹，如果去其毛只存其鞟，则虎豹、犬羊之皮就无法分辨了。
■现代翻译：棘子成说：“君子只要质就够了，何用再加以文呀？”子贡说：“可惜了，你先生这样的解说君子呀！虽有四马骏足，也追不及你舌头上这一失言了。文犹之是质，质犹之是文。虎豹之皮，若去了它的花纹便犹如犬羊之皮了，若使质而不文，则何以别于君子与小人。”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郑曰：过言一出，驷马追之不及。孔曰：皮去毛曰鞟。虎豹与犬羊别者，正以毛文异耳。今使文质同者，何以别虎豹与羊犬耶？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棘子成云：君子所行但备质朴而足，何必用于文华乎？子贡闻子成之言而讥之也：汝所说君子用质不用文，为过失之甚。人生过言一出口，则虽四马骏足追之，亦所不及。汝意云：文犹质，质犹文，故曰何用文为者耳？虎豹所以贵于犬羊者，政以毛文炳（花纹鲜艳）蔚（纹饰点斐）为异耳。今若取虎豹及犬羊皮，俱灭其毛，唯余皮在，则谁复识其贵贱，别于虎豹与犬羊乎？譬于君子，所以贵者，政以文华为别，今遂若使质而不文，则何以别于君子与众人乎？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贵尚文章也。棘子成言曰：君子之人，淳质而已，则可矣，何用文章乃为君子？意疾时多文章。子贡闻子成言君子不以文，为其言过谬，故叹曰：可惜乎！过言一出于舌，驷马追之不及。君子、野人异者，质、文不同故也。今若文犹质，质犹文，使文质同者，则君子与鄙夫何以别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文，以为之鞟，何以别虎豹与犬羊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虎豹犬羊所以别者，以皮之不同也；君子野人所以别者，以文质之不同也。今也去毛以为鞟，则虎豹犹犬羊而已；去文以从质，则君子犹野人而已。此棘子成之失于偏见也。故子贡责之，以驷不及舌。邓析曰：“一言而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勿及。”
●宋朱熹《论语集注》：疾时人文胜，故为此言。文质等耳，不可相无。若必尽去其文而独存其质，则君子小人无以辨矣。夫棘子成矫当时之弊，固失之过；而子贡矫子成之弊，又无本末轻重之差，胥失之矣。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文犹质、质犹文”，言文质相似，俱不可无也。夫有其质，则有其文。质者，文之本，而文者所以成其质也。质立矣，而文生焉，体用兼备，表里兼资，君子所以为彬彬也。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一是救文胜之弊，一是救质胜之弊，皆维世之深心也。昔卫大夫名棘子成者，见周末以靡文相尚，而无忠实之心，乃立论曰：移风易俗之责惟君子，是赖君子诚欲转移风化，但朴素诚实不失本来之质足矣，何必虚文以相尚哉？子贡闻而正之曰：人皆逐末，而夫子之意独在崇本，其所立论诚君子维世之心也，但惜乎，意虽美，而言未善，虽驷马之速，亦不能追及其舌矣。盖人之为道，无质不立，无文不行，有文不可无质，有质亦不可无文，文与质可相有，而不可相无也，若尽去其文，而独存其质，则君子小人无以辨。即如虎豹之鞟，不犹夫犬羊之鞟邪？此夫子之言为未善也，夫文非质无以立，而质非文无以行，内外轻重原自较。然由棘子成之言，固已矫枉过正，而子贡之论，亦浑然而无所别，必如孔子文质彬彬之说，而后为大中至正，万世无弊之道也。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夫子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棘子成或闻其语，妄以君子但当尚质，不必用文。故子贡惜其说君子为易言，虽追悔之，无及于舌也。“文犹质，质犹文”者，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是文、质皆所宜用，其轻重等也。
●钱穆《论语新解》：盖棘子成疾孔子教子贡之徒若为文胜，子贡谓其妄意讥毁圣人之教，故伤叹而警之。虎豹与犬羊之别，正因其毛文之异。若去其文之炳蔚，则虎豹之皮将与犬羊之皮无别。此见君子小人相异，正在君子之多文。故说质犹文也，文犹质也，二者同重，不可偏无。若必尽去其文，则犹专主十室之忠信，而不取孔子之好学。
★此章记以实例引申论证“文质彬彬”是为君子也。当时世以靡文相尚，棘子成欲转移风化，亦只把“文”认做虚文，故欲去之。岂不知文亡而质与俱亡也。子贡闻而正之，文质二者，不宜有所偏废。若只质不文，犹如虎豹犬羊不别矣。文质彬彬，所以道中庸也。 https://t.cn/RxRVHIh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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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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