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是生命的基础！
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要增施有机肥改善土壤提高土壤有机质，其实増施有机肥还有一项重要的作用、就是补充土壤碳元素！
我国许多农业区县的土壤调查显示，我国大面积农田经过四十多年“化学农业”耕作，土壤中的有机质几近耗尽。
国家农业部门近两年进行的测土调查，每个县抽取4000-6000个土样。检测结果显示：有机质含量2%以上的不足5%，有机质含量1.5%以下的占80%，还有近15%土样中有机质含量在1%以下。
众所周知，有机质的碳系数是1.724，即1.724个有机质有1个碳。土壤有机质含量太低，意味着农作物基本上不能由土壤吸收到水溶有机碳。农作物从根部得不到碳供应，这就导致缺碳。
所以，碳对于作物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居于16种植物必需营养元素之首！但，却常常受到人们的忽视！
01
为什么忽视了？
作物生长必须的营养元素有16种，分别是碳、氢、氧、氮、磷、钾、钙、镁、硫、铁、锰、锌、铜、硼、钼、氯。按排序来说前六种元素是植物需要量最大的，因此称之为大量营养元素。而碳、氢、氧这三种营养元素在大气和水中广泛存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额外补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关注碳元素。
正常情况下，植物通过叶片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便能满足作物的基本需求，但这并不是作物碳的“唯一”来源，植物的另一个吸碳途径---通过根系从土壤中吸收水溶有机碳（有机质中含有的能溶于水的小分子碳）对作物的生长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植物利用CO2（在阳光充足时）最佳浓度是0.1%,而自然界空气中的CO2平均浓度只有0.03%，植物光合作用远没有达到最佳状态。而现在设施蔬菜栽培的作物，冬季大棚通风差，再加上光照强度低或者阴雨天光照不足、作物光合作用弱，农作物缺碳更严重。如果此时土壤中若不能很好的供应碳元素将会对作物产量和品质造成绝对的影响。
02
缺碳给作物带来的具体危害有哪些呢？
1、根系衰弱：根系靠什么促？首先是根的趋水趋肥性，使根系有一种内在的向外向下伸长的刺激，缺了有机质的土壤含水性差，各类肥料溶液向根部“表达”能力差，致使根系生长的内在刺激不足；
其次，土壤微生物同根系的互动，是根系生长的外源刺激。土壤中有机质不足，微生物繁殖所需的碳源不足，致使根际微生物群落稀疏，根系生长的外源刺激太弱，根系就失去了生长的外部刺激。
因此土壤缺乏能被根系和土壤微生物直接吸收的水溶有机碳——有效碳，直接造成农作物根系衰弱、老化。这就是农作物减产和抗逆性差的根源。
2、早衰：农作物早衰的原因，自然与根系衰弱直接相关。
这里要另外提到的是农作物其他器官和内部组织，尤其是木质素、纤维素和糖份，由根部吸收的有效碳转化所需的能量比较低，也即夜间和阴雨天，或大棚环境CO2不足阳光较弱的情况，这种转化和积累还可不停进行。
相反，根部基本上吸收不到有效碳的情况，农作物仅靠叶片的光合作用转化CO2，同样的积累所需的转化能就大得多。
在白天阳光充足时，能量得到供应，但在夜间或阴雨天，这种转化和积累就要靠消耗作物内部的能量来进行。
这种能量收支的规律失衡，是导致植物早衰的另一种原因。这种情况在生长期较长的瓜豆类蔬菜和果树尤为显着。
试验表明：在使用等量化肥的情况下，底肥加施充足的有机肥，四季豆、苦瓜、黄瓜、茄子等作物，收获时间可延长一至二个月，总产量提高30-60%；在河南某苹果种植区调查发现，种在村子旁边的苹果树，农民勤施农家肥，果树下面长满青苔，二十几年树龄了，还杆壮枝鲜，绿叶掩映，硕果满枝，一派勃勃生机。
这些果实大多达到9公分规格，香气可闻，又脆又甜，用精包装论个卖，一个苹果5元，供不应求，小车货车开到合作社门口等货。而村外梯田里的苹果由于缺乏施用有机肥，施肥季节只施化肥，年年如此。
树叶早掉完了，远看果实累累，象无数串红灯笼，但近看果实都在7公分以下，口感酸涩，一斤才卖得0.8元，在地头一堆堆等过路车辆带卖。
这些树也是二十几年树龄，树体已老态龙钟，许多树枝杆布满腐烂的病斑，不少树杆已被“肢解”清除。
以上例子充分说明：有充足的有机碳，植物生命力就旺盛，就长寿就高产；反之，植物就早衰，就减产。
3、黄叶病和失绿症：阴雨天光合作用接近停止，空气中CO2不能正常被吸收转化，农作物的碳营养和碳能源双双下降。
阴雨持续，就产生黄叶落叶，有些作物的新叶表现为失绿。一般误认为是“水浸”，其实只有同时烂根才是“水浸”，一般并不是“水浸”而是缺碳。
4、亚健康：什么是农作物的“亚健康”，就是植株没有明显的病症，却萎缩慢长，或纤萡虚长，还有就是完全失去了原生态的气味。
亚健康的成因有许多，除了自然灾害后遗症外，还有种子质量、药伤肥伤后遗症、营养不良等等。
我们单讨论营养不良问题。当前一般农作物的化肥营养供应是充足的，但往往就是有机营养严重不足，也即缺碳。
又回到老问题：不是空气中有取之不尽的CO2么?请别忘记：空气中CO2在植物体中的转化，首先要靠光合作用。夜间这种转化几乎停止了，然而农作物还在新陈代谢，还在消耗能量。
如果有根部吸收水溶有机碳作补充，不但可继续进行物质转化和积累，还可供应新陈代谢的能量。
一旦缺碳，这种情况就不能进行，于是植株就日夜交替周而复始地出现间歇性“透支”，这就使植株不能正常生长和完成物质积累，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5、削弱防病抗逆机能：许多专家的研究表明：植物对抗恶劣环境和防抗病害。主要靠自身产生的能量和“信息素”、“修补物质”。
在环境条件恶化的情况下，一般正常的光合作用也不能进行了，这时更需要由根部吸收有效碳来补充能量。
可见缺碳对于恶劣困境中的植物意味着什么。植物在病虫害胁迫的情况下，会施放某种“信息素”，使病害源“知难而退”，如果植物组织受到损伤，它还会制造“修补物质”来修补(或称再生)。
这些“信息素”和“修补物质”，无一例外地都有碳元素存在，有机营养素越充足，这些物质越浓烈，这就是为什么弱株比壮株容易得病的原因。
缺乏根部供应的有效碳，不但营养积累少了，而且防抗病害机制也削弱了，这是植物发生病害的内在原因。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缺碳是农作物的百病之源。
6、品质下降和物种退化：大家都能感受到：有机食品口感好，原生态气味浓，而化肥培养的农产品，口感平淡，有些甚至完全失去原生态味道。
当然这仅仅是表象，而本质就是：“化肥农作物”内含物中的物质组成比例变异，新陈代谢的异常衍生物使作物遗传信息的表达缺失或紊乱，这不但降低了农作物的产品品质，而且造成物种退化。
除了杂交品种外，一般纯种的农作物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但现在连一般农民都很少靠自己留种了，因为这种“相传”已经不可靠了。
我们相信，那些负责任的种子培育企业，在培育纯种(当然也包括杂交)种苗时，一定会重视足量有机肥的使用的。否则，他将很快收到“物种退化”效应的惩罚。
03
缺碳间接造成农作物的主要病害
（1）土壤板结和药害：土壤中农药残留严重，造成农作物多种病害，如果土壤中有机质丰富，或者对土壤施足有效碳，这些危害是可以减轻甚至是可以避免的。
有效碳不仅是良好的土壤改良剂，可以解决土壤板结的问题，而且，有机碳化合物还是良好的解毒剂。
残留农药通过氧化和光分解，药性又会进一步降低，重新繁殖起来的微生物反过来会“吃”掉这些残留物。
（2）化肥的负面影响加剧：土壤板结的主要原因是有机质的缺失，而不是由于使用化肥。这并不是说化肥对土壤板结没影响。
有机质缺失，化肥对土壤板结就更加明显。而有机质丰富，化肥被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化肥残留于土壤中的硫酸根、氯离子、亚硝酸盐等物质会因转化为水溶有机化合物，以及丰富的土壤微生物的多重作用而无害化，使土地可以永续耕作。
所以归根结底，化肥“使土壤板结”的负面作用并不是化肥之过，而是人们忽视了向土壤施用足量的有机肥料的结果。
04
碳元素为何如此难补？
我们为作物补充各种元素，原因很简单，这些是它们所需要的；目的更简单，就是为了让植物健康的生长。所提供的肥料就相当于植物的一日三餐。
试想，其他的元素我们都给予的“易消化的，易吸收的”，而唯独碳元素我们就给一块“难啃的骨头”，这样一来植物对碳的需求一直会处于一个半饱不饱的状态。
有的朋友会感到疑惑，我们大量施用有机肥，为什么还不能给植物补充到足够的碳呢？
有机肥是缓效肥料，它的有机质含量虽高，但大部分在短近期不能溶于水。大部分有机质以腐殖质形式存在，须经土壤微生物长时间分解才能逐渐释放出水溶性碳。
有人曾试验：将有机肥兑4倍水混匀置于密闭容器中100天，测试其溶于水的有机碳仅1%！可见，施进土壤的有机肥，其当季被吸收的有机营养（主要是水溶有效碳）是非常少的。
有机肥之所以有肥效，一是它改变了土壤的结构，提高了土壤的物理肥力和生物肥力；二是它所含的N、P、K营养元素（一般在5%左右）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具备了一定的化学肥力。
而其短近期内发挥作用的有机质肥力——水溶有机碳则很有限的，这就说明：连续地大量地使用合格有机肥，才能保证农作物根部吸收所需的有效碳。
所以说我们要重视碳的补充，利于作物生长、增加作物产量的同时，提高农田土壤质量，使得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国家化工部行政司司长孙立文教授发明研制的“聚碳酶”则很好的解决了缺碳，碳难补等问题。聚碳酶具有加强作物吸附二氧化碳作用的专用酶。作物生长必须的大量元素是碳、氢、氧、氮、氮、磷、钾。碳是生命的基础，只有充足的养分才能保证作物生长良好。 https://t.cn/R2WxCaU
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要增施有机肥改善土壤提高土壤有机质，其实増施有机肥还有一项重要的作用、就是补充土壤碳元素！
我国许多农业区县的土壤调查显示，我国大面积农田经过四十多年“化学农业”耕作，土壤中的有机质几近耗尽。
国家农业部门近两年进行的测土调查，每个县抽取4000-6000个土样。检测结果显示：有机质含量2%以上的不足5%，有机质含量1.5%以下的占80%，还有近15%土样中有机质含量在1%以下。
众所周知，有机质的碳系数是1.724，即1.724个有机质有1个碳。土壤有机质含量太低，意味着农作物基本上不能由土壤吸收到水溶有机碳。农作物从根部得不到碳供应，这就导致缺碳。
所以，碳对于作物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居于16种植物必需营养元素之首！但，却常常受到人们的忽视！
01
为什么忽视了？
作物生长必须的营养元素有16种，分别是碳、氢、氧、氮、磷、钾、钙、镁、硫、铁、锰、锌、铜、硼、钼、氯。按排序来说前六种元素是植物需要量最大的，因此称之为大量营养元素。而碳、氢、氧这三种营养元素在大气和水中广泛存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额外补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关注碳元素。
正常情况下，植物通过叶片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便能满足作物的基本需求，但这并不是作物碳的“唯一”来源，植物的另一个吸碳途径---通过根系从土壤中吸收水溶有机碳（有机质中含有的能溶于水的小分子碳）对作物的生长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植物利用CO2（在阳光充足时）最佳浓度是0.1%,而自然界空气中的CO2平均浓度只有0.03%，植物光合作用远没有达到最佳状态。而现在设施蔬菜栽培的作物，冬季大棚通风差，再加上光照强度低或者阴雨天光照不足、作物光合作用弱，农作物缺碳更严重。如果此时土壤中若不能很好的供应碳元素将会对作物产量和品质造成绝对的影响。
02
缺碳给作物带来的具体危害有哪些呢？
1、根系衰弱：根系靠什么促？首先是根的趋水趋肥性，使根系有一种内在的向外向下伸长的刺激，缺了有机质的土壤含水性差，各类肥料溶液向根部“表达”能力差，致使根系生长的内在刺激不足；
其次，土壤微生物同根系的互动，是根系生长的外源刺激。土壤中有机质不足，微生物繁殖所需的碳源不足，致使根际微生物群落稀疏，根系生长的外源刺激太弱，根系就失去了生长的外部刺激。
因此土壤缺乏能被根系和土壤微生物直接吸收的水溶有机碳——有效碳，直接造成农作物根系衰弱、老化。这就是农作物减产和抗逆性差的根源。
2、早衰：农作物早衰的原因，自然与根系衰弱直接相关。
这里要另外提到的是农作物其他器官和内部组织，尤其是木质素、纤维素和糖份，由根部吸收的有效碳转化所需的能量比较低，也即夜间和阴雨天，或大棚环境CO2不足阳光较弱的情况，这种转化和积累还可不停进行。
相反，根部基本上吸收不到有效碳的情况，农作物仅靠叶片的光合作用转化CO2，同样的积累所需的转化能就大得多。
在白天阳光充足时，能量得到供应，但在夜间或阴雨天，这种转化和积累就要靠消耗作物内部的能量来进行。
这种能量收支的规律失衡，是导致植物早衰的另一种原因。这种情况在生长期较长的瓜豆类蔬菜和果树尤为显着。
试验表明：在使用等量化肥的情况下，底肥加施充足的有机肥，四季豆、苦瓜、黄瓜、茄子等作物，收获时间可延长一至二个月，总产量提高30-60%；在河南某苹果种植区调查发现，种在村子旁边的苹果树，农民勤施农家肥，果树下面长满青苔，二十几年树龄了，还杆壮枝鲜，绿叶掩映，硕果满枝，一派勃勃生机。
这些果实大多达到9公分规格，香气可闻，又脆又甜，用精包装论个卖，一个苹果5元，供不应求，小车货车开到合作社门口等货。而村外梯田里的苹果由于缺乏施用有机肥，施肥季节只施化肥，年年如此。
树叶早掉完了，远看果实累累，象无数串红灯笼，但近看果实都在7公分以下，口感酸涩，一斤才卖得0.8元，在地头一堆堆等过路车辆带卖。
这些树也是二十几年树龄，树体已老态龙钟，许多树枝杆布满腐烂的病斑，不少树杆已被“肢解”清除。
以上例子充分说明：有充足的有机碳，植物生命力就旺盛，就长寿就高产；反之，植物就早衰，就减产。
3、黄叶病和失绿症：阴雨天光合作用接近停止，空气中CO2不能正常被吸收转化，农作物的碳营养和碳能源双双下降。
阴雨持续，就产生黄叶落叶，有些作物的新叶表现为失绿。一般误认为是“水浸”，其实只有同时烂根才是“水浸”，一般并不是“水浸”而是缺碳。
4、亚健康：什么是农作物的“亚健康”，就是植株没有明显的病症，却萎缩慢长，或纤萡虚长，还有就是完全失去了原生态的气味。
亚健康的成因有许多，除了自然灾害后遗症外，还有种子质量、药伤肥伤后遗症、营养不良等等。
我们单讨论营养不良问题。当前一般农作物的化肥营养供应是充足的，但往往就是有机营养严重不足，也即缺碳。
又回到老问题：不是空气中有取之不尽的CO2么?请别忘记：空气中CO2在植物体中的转化，首先要靠光合作用。夜间这种转化几乎停止了，然而农作物还在新陈代谢，还在消耗能量。
如果有根部吸收水溶有机碳作补充，不但可继续进行物质转化和积累，还可供应新陈代谢的能量。
一旦缺碳，这种情况就不能进行，于是植株就日夜交替周而复始地出现间歇性“透支”，这就使植株不能正常生长和完成物质积累，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5、削弱防病抗逆机能：许多专家的研究表明：植物对抗恶劣环境和防抗病害。主要靠自身产生的能量和“信息素”、“修补物质”。
在环境条件恶化的情况下，一般正常的光合作用也不能进行了，这时更需要由根部吸收有效碳来补充能量。
可见缺碳对于恶劣困境中的植物意味着什么。植物在病虫害胁迫的情况下，会施放某种“信息素”，使病害源“知难而退”，如果植物组织受到损伤，它还会制造“修补物质”来修补(或称再生)。
这些“信息素”和“修补物质”，无一例外地都有碳元素存在，有机营养素越充足，这些物质越浓烈，这就是为什么弱株比壮株容易得病的原因。
缺乏根部供应的有效碳，不但营养积累少了，而且防抗病害机制也削弱了，这是植物发生病害的内在原因。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缺碳是农作物的百病之源。
6、品质下降和物种退化：大家都能感受到：有机食品口感好，原生态气味浓，而化肥培养的农产品，口感平淡，有些甚至完全失去原生态味道。
当然这仅仅是表象，而本质就是：“化肥农作物”内含物中的物质组成比例变异，新陈代谢的异常衍生物使作物遗传信息的表达缺失或紊乱，这不但降低了农作物的产品品质，而且造成物种退化。
除了杂交品种外，一般纯种的农作物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但现在连一般农民都很少靠自己留种了，因为这种“相传”已经不可靠了。
我们相信，那些负责任的种子培育企业，在培育纯种(当然也包括杂交)种苗时，一定会重视足量有机肥的使用的。否则，他将很快收到“物种退化”效应的惩罚。
03
缺碳间接造成农作物的主要病害
（1）土壤板结和药害：土壤中农药残留严重，造成农作物多种病害，如果土壤中有机质丰富，或者对土壤施足有效碳，这些危害是可以减轻甚至是可以避免的。
有效碳不仅是良好的土壤改良剂，可以解决土壤板结的问题，而且，有机碳化合物还是良好的解毒剂。
残留农药通过氧化和光分解，药性又会进一步降低，重新繁殖起来的微生物反过来会“吃”掉这些残留物。
（2）化肥的负面影响加剧：土壤板结的主要原因是有机质的缺失，而不是由于使用化肥。这并不是说化肥对土壤板结没影响。
有机质缺失，化肥对土壤板结就更加明显。而有机质丰富，化肥被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化肥残留于土壤中的硫酸根、氯离子、亚硝酸盐等物质会因转化为水溶有机化合物，以及丰富的土壤微生物的多重作用而无害化，使土地可以永续耕作。
所以归根结底，化肥“使土壤板结”的负面作用并不是化肥之过，而是人们忽视了向土壤施用足量的有机肥料的结果。
04
碳元素为何如此难补？
我们为作物补充各种元素，原因很简单，这些是它们所需要的；目的更简单，就是为了让植物健康的生长。所提供的肥料就相当于植物的一日三餐。
试想，其他的元素我们都给予的“易消化的，易吸收的”，而唯独碳元素我们就给一块“难啃的骨头”，这样一来植物对碳的需求一直会处于一个半饱不饱的状态。
有的朋友会感到疑惑，我们大量施用有机肥，为什么还不能给植物补充到足够的碳呢？
有机肥是缓效肥料，它的有机质含量虽高，但大部分在短近期不能溶于水。大部分有机质以腐殖质形式存在，须经土壤微生物长时间分解才能逐渐释放出水溶性碳。
有人曾试验：将有机肥兑4倍水混匀置于密闭容器中100天，测试其溶于水的有机碳仅1%！可见，施进土壤的有机肥，其当季被吸收的有机营养（主要是水溶有效碳）是非常少的。
有机肥之所以有肥效，一是它改变了土壤的结构，提高了土壤的物理肥力和生物肥力；二是它所含的N、P、K营养元素（一般在5%左右）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具备了一定的化学肥力。
而其短近期内发挥作用的有机质肥力——水溶有机碳则很有限的，这就说明：连续地大量地使用合格有机肥，才能保证农作物根部吸收所需的有效碳。
所以说我们要重视碳的补充，利于作物生长、增加作物产量的同时，提高农田土壤质量，使得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国家化工部行政司司长孙立文教授发明研制的“聚碳酶”则很好的解决了缺碳，碳难补等问题。聚碳酶具有加强作物吸附二氧化碳作用的专用酶。作物生长必须的大量元素是碳、氢、氧、氮、氮、磷、钾。碳是生命的基础，只有充足的养分才能保证作物生长良好。 https://t.cn/R2WxCaU
#刘尚希#：#202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明年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怎么稳住中国经济，怎么稳住中国发展？
首先需要我们有一些理念的变化。一个基本的理念变化是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能认识这个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构建的，不是发现的。我们过去在科学上发现规律，技术叫发明，那是创造。面对不确定性的事件，我们现在发现要“稳”，我们的确定性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构建，我们不能指望从客观世界中找到某种确定性。
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是在扩散的。这个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不是大自然造成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大家也许认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病毒在不断地演进，这不是大自然造成的吗？其实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形成了一种全球的分工与合作，人员、资金都在全球流动，这样的病毒它才会在全球流行。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种大流行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是客观世界产生的这种病毒的变异带来的不确定性，从人类文明角度来说，它是内生的一种结果。
观察经济形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风险成本分析法，过去谈的是成本收益分析，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风险会转化为成本，这个成本会变成企业的成本，个人生活的成本，也会变成政府的成本。当这个风险上升的时候，各方面的成本都会上升。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实际上三重的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在一起，需求收缩，是十分典型的内生的因素。供给冲击，从国家来说可能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带来的，但放在全球、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它也是内生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它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也是人类文明在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
预期转弱、经济增长，我们平时谈得比较多，经济既有增长也有收缩，但我们只看到了增长，没看到的是收缩。经济增长是净增长，等于增长扣除收缩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经济是在不断地增长和不断地收缩之间交替出现的，发达国家的增长多，收缩少。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不发达的国家，收缩加大，增长减少。
这三重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就归结为风险在公共化，风险在全球化。而各种风险又在叠加纠缠，这是量子力学的概念，风险是一种叠加态、是一种纠缠态。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这个虚拟的现实不能说把风险预测越好，防范风险做得越好，风险就不存在了。你掉以轻心的时候，风险就到了你的头上。所以风险是无法消除的，这跟我们传统经典科学思想的逻辑是不一致的，所以要重新认识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现在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
从中长期来看当前的形势，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三重不适配直接相关，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适配，比如说我们经济转型，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是走在前面的，而我们的社会转型是落在后头的。我们过去不仅仅是有计划经济，实际上还有计划社会。我们计划经济的改革成效非常明显，我们计划社会的改革相对滞后。比如说有户籍的问题，户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所导致的社会基本权利的一些不平等，还有社会身份的体制，这实际上都反映出社会转型制约经济转型。
市民化制约了市场化，导致资源错位的风险上升，这种资源错配不仅仅是物质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的错位，这个风险在急剧上升。还有物力、财力的资源错位，这导致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第二个不适配就是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不适配，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与此相关的。
第三个不适配就是政府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进入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怎么样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直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但是政府转型发展的转型步伐存在不适配的地方。
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用新发展理念去推动政府转型。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政策的合成谬误，不同的政策从各个部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合到一起出现问题了，这叫合成谬误。还有一些分解谬误，就是这个任务是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也是不能分解的，一分解就会出问题了，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政府转型和经济转型需要适配才能消除更多的不确定性，构建新的确定性，才能稳住当前的经济形势。
体制机制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起。不确定性变成风险，风险转化为成本，这样成本有生活成本、宏观成本、微观成本，现在成本上升，在企业都有深切的感受，居民业感受到了这种成本的上升，政府财政的成本也全面上升，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生活成本压缩需求空间，政府成本压缩财政空间，经济社会在成本上升中脆弱性就会加大。所以我们要提升经济的这种韧性，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要降低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就要构建新的确定性。
如何构建新的确定性？当前的经济运行逻辑、发展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需要重新认识货币、银行、金融市场，需要我们有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什么一直强调直接融资，但是直接融资的发展难以尽如人意？在这方面是与体制机制有关的。
当前宏观的不确定性改变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生产函数、消费函数都已经变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有的这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去制定政策，来思考对策，那毫无疑问就会导致刻舟求剑。
政策的基本逻辑，要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分析进行权衡。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七大政策，这七大政策的背后面临着七大风险，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七大风险，所以提出了七大政策。中央是高瞻远瞩的，看到了风险，用政策去对冲这些风险。
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就是去构建新的确定性，我们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对风险进行全面的治理。
所以对于中长期目标，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战略风险和长期风险，因为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问题，更不可能化解长期风险，所以各项政策都应基于治理的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应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大家来商量。只有按照治理的要求来制定这些政策，这个政策才可能是最为确定性的，才能避免这些政策各行其是，进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当着眼于中长期持续、深入、全面推进阶段性改革，社会转型之后是经济转型，目前我们面临着结构性的扭曲，我国城镇化按常住人口统计将近64%，但是我们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只有45%，在发达地区差距更大，这就是反映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人们就业的形态变了，但是我们的社会身份的结构却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二元结构的问题，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结构。所有制的二元结构不仅仅是国有、民营的问题，还有国有和集体的问题，还有土地，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这种情况下土地怎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都是与二元所有制直接相关的问题。农民是生活在集体的土地上，市民是生活在国有的土地上，农民的财产权利和集体经济、集体土地是绑在一起的，这就是常说的农民怎么样市民化？不仅是进城难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样随身携带跟转移，现在同样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障碍。
从这点来讲我们国家按户籍人口算，从社会身份的意义上有55%的农民，只有45%的市民。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实现现代化，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农民减少了，市民增加了，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市民化这个过程，也是广义上讲的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变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如何破解这个二元结构，加快市民化、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三，预期管理，它的核心就是构建新的确定性，重新找到方向。因为不确定性给大家带来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能就停下来观望、等待了，这个时候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找到新的坐标。
针对不同的主体，事先有针对性的应对管理措施，比如说市民化的预期，平时讲消费预期、投资预期，从整个社会整体来看，市民化的预期更加重要。短期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行为的时度效，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如果我们从确定性出发，可能你得到的往往是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十分不完善，政策操作上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从确定性出发，以为政策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对这个政策做预评估，没有对政策输出的过程进行深入的风险的评估分析，所以政策设计不应当，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时度效的把握，要建立在新的思维的基础之上，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
最后一点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财政金融属于相互贯通的两个层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财政是社会共同体的血液。但是它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货币是国家对人民的虚拟负债，跟我们平时讲的负债不是一个概念。利率为零时，国家债务等同于货币。怎么运用好国债、货币这两个规律，这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和实体经济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整理自刘尚希于2021年12月22日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峰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明年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怎么稳住中国经济，怎么稳住中国发展？
首先需要我们有一些理念的变化。一个基本的理念变化是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能认识这个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构建的，不是发现的。我们过去在科学上发现规律，技术叫发明，那是创造。面对不确定性的事件，我们现在发现要“稳”，我们的确定性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构建，我们不能指望从客观世界中找到某种确定性。
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是在扩散的。这个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不是大自然造成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大家也许认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病毒在不断地演进，这不是大自然造成的吗？其实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形成了一种全球的分工与合作，人员、资金都在全球流动，这样的病毒它才会在全球流行。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种大流行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是客观世界产生的这种病毒的变异带来的不确定性，从人类文明角度来说，它是内生的一种结果。
观察经济形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风险成本分析法，过去谈的是成本收益分析，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风险会转化为成本，这个成本会变成企业的成本，个人生活的成本，也会变成政府的成本。当这个风险上升的时候，各方面的成本都会上升。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实际上三重的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在一起，需求收缩，是十分典型的内生的因素。供给冲击，从国家来说可能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带来的，但放在全球、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它也是内生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它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也是人类文明在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
预期转弱、经济增长，我们平时谈得比较多，经济既有增长也有收缩，但我们只看到了增长，没看到的是收缩。经济增长是净增长，等于增长扣除收缩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经济是在不断地增长和不断地收缩之间交替出现的，发达国家的增长多，收缩少。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不发达的国家，收缩加大，增长减少。
这三重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就归结为风险在公共化，风险在全球化。而各种风险又在叠加纠缠，这是量子力学的概念，风险是一种叠加态、是一种纠缠态。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这个虚拟的现实不能说把风险预测越好，防范风险做得越好，风险就不存在了。你掉以轻心的时候，风险就到了你的头上。所以风险是无法消除的，这跟我们传统经典科学思想的逻辑是不一致的，所以要重新认识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现在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
从中长期来看当前的形势，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三重不适配直接相关，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适配，比如说我们经济转型，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是走在前面的，而我们的社会转型是落在后头的。我们过去不仅仅是有计划经济，实际上还有计划社会。我们计划经济的改革成效非常明显，我们计划社会的改革相对滞后。比如说有户籍的问题，户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所导致的社会基本权利的一些不平等，还有社会身份的体制，这实际上都反映出社会转型制约经济转型。
市民化制约了市场化，导致资源错位的风险上升，这种资源错配不仅仅是物质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的错位，这个风险在急剧上升。还有物力、财力的资源错位，这导致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第二个不适配就是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不适配，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与此相关的。
第三个不适配就是政府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进入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怎么样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直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但是政府转型发展的转型步伐存在不适配的地方。
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用新发展理念去推动政府转型。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政策的合成谬误，不同的政策从各个部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合到一起出现问题了，这叫合成谬误。还有一些分解谬误，就是这个任务是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也是不能分解的，一分解就会出问题了，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政府转型和经济转型需要适配才能消除更多的不确定性，构建新的确定性，才能稳住当前的经济形势。
体制机制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起。不确定性变成风险，风险转化为成本，这样成本有生活成本、宏观成本、微观成本，现在成本上升，在企业都有深切的感受，居民业感受到了这种成本的上升，政府财政的成本也全面上升，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生活成本压缩需求空间，政府成本压缩财政空间，经济社会在成本上升中脆弱性就会加大。所以我们要提升经济的这种韧性，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要降低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就要构建新的确定性。
如何构建新的确定性？当前的经济运行逻辑、发展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需要重新认识货币、银行、金融市场，需要我们有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什么一直强调直接融资，但是直接融资的发展难以尽如人意？在这方面是与体制机制有关的。
当前宏观的不确定性改变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生产函数、消费函数都已经变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有的这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去制定政策，来思考对策，那毫无疑问就会导致刻舟求剑。
政策的基本逻辑，要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分析进行权衡。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七大政策，这七大政策的背后面临着七大风险，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七大风险，所以提出了七大政策。中央是高瞻远瞩的，看到了风险，用政策去对冲这些风险。
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就是去构建新的确定性，我们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对风险进行全面的治理。
所以对于中长期目标，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战略风险和长期风险，因为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问题，更不可能化解长期风险，所以各项政策都应基于治理的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应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大家来商量。只有按照治理的要求来制定这些政策，这个政策才可能是最为确定性的，才能避免这些政策各行其是，进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当着眼于中长期持续、深入、全面推进阶段性改革，社会转型之后是经济转型，目前我们面临着结构性的扭曲，我国城镇化按常住人口统计将近64%，但是我们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只有45%，在发达地区差距更大，这就是反映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人们就业的形态变了，但是我们的社会身份的结构却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二元结构的问题，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结构。所有制的二元结构不仅仅是国有、民营的问题，还有国有和集体的问题，还有土地，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这种情况下土地怎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都是与二元所有制直接相关的问题。农民是生活在集体的土地上，市民是生活在国有的土地上，农民的财产权利和集体经济、集体土地是绑在一起的，这就是常说的农民怎么样市民化？不仅是进城难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样随身携带跟转移，现在同样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障碍。
从这点来讲我们国家按户籍人口算，从社会身份的意义上有55%的农民，只有45%的市民。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实现现代化，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农民减少了，市民增加了，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市民化这个过程，也是广义上讲的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变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如何破解这个二元结构，加快市民化、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三，预期管理，它的核心就是构建新的确定性，重新找到方向。因为不确定性给大家带来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能就停下来观望、等待了，这个时候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找到新的坐标。
针对不同的主体，事先有针对性的应对管理措施，比如说市民化的预期，平时讲消费预期、投资预期，从整个社会整体来看，市民化的预期更加重要。短期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行为的时度效，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如果我们从确定性出发，可能你得到的往往是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十分不完善，政策操作上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从确定性出发，以为政策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对这个政策做预评估，没有对政策输出的过程进行深入的风险的评估分析，所以政策设计不应当，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时度效的把握，要建立在新的思维的基础之上，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
最后一点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财政金融属于相互贯通的两个层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财政是社会共同体的血液。但是它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货币是国家对人民的虚拟负债，跟我们平时讲的负债不是一个概念。利率为零时，国家债务等同于货币。怎么运用好国债、货币这两个规律，这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和实体经济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整理自刘尚希于2021年12月22日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峰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历史冷知识# #为何明朝不让百姓吃猪肉# 】
明朝是朱元璋创立的，因为他姓朱，大明又叫朱明王朝。朱姓是一个大姓，英雄能人辈出，但是它有一个很不好的谐音——“猪”。猪这种动物用在人身上一般都是贬义词，听着很不舒服。
杀猪的谐音就是“杀朱”，这对古代王朝来讲是个非常大的忌讳。有的人就要问了，朱明王朝让不让杀猪？有明一代，几乎没有统治者发布过禁止杀猪的命令，但一般也不提倡，只能说是冷处理这个尴尬的问题。为什么说几乎呢？因为还真有这么一位皇帝，荒唐到发布禁止杀猪、养猪的命令，他就是明武宗朱厚照。
一、大明最荒唐的皇帝
明武宗朱厚照可以说是明朝最最最荒唐、离谱的皇帝了，他排第二，没人敢位居其上。有多荒唐呢，我们今天就来说道说道。
朱厚照是明朝鼎鼎有名的中兴之主明孝宗朱佑樘的儿子，由于朱厚照是正宫所生，又是长子，所以当他出生没多久后就被立为太子了。也是这种对皇位的有恃无恐，造就了他顽劣的性格。明孝宗在临死前特意交代大臣要好好辅助他，结果明孝宗尸骨未寒，朱厚照便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我行我素了。
孝宗临终嘱托
好色是朱厚照最值得诟病的一件事。确实，很多君主都有好色的毛病，但是这位皇帝的行为可以用淫乱这个词表达。有名的豹房就是一个大淫房（对豹房的性质历来有争议，豹房有议政的职能，但荒唐事儿也确实不少），里面填充了无数他掳来的女性。另外，明武宗的女性取向特别有意思，他比较喜欢寡妇、妓女、歌姬甚至是孕妇，而且他不喜欢用正规渠道来取得女性，特别中意于顺道俘虏，形同强盗一般。他是个皇帝，平民也对他无可奈何。但是过度的淫乱导致他不孕和早逝。
明武宗也是一个相当不务正业的人，上文提到的豹房不仅是他淫乱的场所，同时也是他的决策中心，皇宫他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他向上追封自己的三代，号称威武大将军，时不时地想比肩祖上武功，屡次巡边，但又未取得实质性的成绩。放着李东阳、谢迁等名臣不用，反而对刘瑾、江彬等奸佞小臣深信不疑。
除了好色和不务正业外，他还敛财无度、嗜酒成性，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甚至还爆发了宗室篡权的事件。正德十四年（1519年），宗室朱宸濠叛乱，明武宗焦躁的心再次被触动，他果断南巡，“禁猪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布的，明武宗也是在南巡后驾崩的。
二、明武宗的禁猪令
1519年12月，明武宗在从扬州到南京的路上发布了一道圣旨，圣旨的内容无关国家大政方针，但影响很大。内容很简单：养猪卖猪本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但是却与我（指明武宗）犯冲，不仅如此，吃猪肉还容易生疮。从今以后，禁止再养猪杀猪。家里有猪的通通宰杀。如果以后再发现有养猪行为，一家老小全部流放至边疆，永远充军。
明武宗禁止杀猪养猪的原因都在圣旨里了。一是跟他犯冲，所谓的犯冲就是指他姓朱，“杀猪”就等于“杀朱”，无形中对他形成了大不敬。另外朱厚照生于辛亥年，他是属猪的。二是明武宗认为吃猪肉容易生疮。
明武宗对待民众养猪杀猪的行为处罚是很严重的，他规定一旦违法就要被流放边疆，并且永世不得遣回。众所周知，明朝的刑罚分为五种，从轻到重分别是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其中杀猪罪对应的是流刑。流刑就是流放，是明朝一项非常严重的刑罚，它分为三等，分别是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和三千里。这里的里数是虚指，流三千里一般就是流放到边疆充军了。明朝军户地位非常低下，流三千里的囚犯，很多都死在了目的地。杀猪罪判处流刑，并且是流刑的最高级别——流三千里，可见武宗的这道旨意多么严酷！
明武宗的这项命令给民间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民众为了逃避处罚，不得不把辛苦饲养的猪给宰杀了，里面也包括了很多不能出笼的乳猪。杀了猪还不行，皇帝规定以后都不能养猪了，民众失去了最主要的肉食来源。对于明武宗的圣旨，无人不怨声载道，纷纷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对于这种糊涂至极的圣旨，但凡有点心智的人都会觉得不妥。圣旨颁发一个多月后，阁臣杨廷和等一众朝臣才知道，杨廷和立马就上了一个疏子，疏名叫《请免禁杀猪疏》。在这篇疏文中，他极为委婉地一一驳斥了明武宗禁止杀猪的原因。我估计杨廷和也挺无语，但没办法啊，明武宗毕竟是皇帝。
有果必有因，朱厚照之所以发出如此令人无语的圣旨，也确实是因为在他的身边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明武宗继位后并没有重用他父亲留下来的李东阳、谢迁等治世能臣，反而信任刘瑾、谷大用、张勇等“八虎”。大明江山被这几位搅和得一塌糊涂，况且明武宗又是一个非常昏庸的皇帝，大明内外矛盾重重，农民起义一波接着一波。皇帝日复一日的无能引起了他身边大臣们的不满，甚至有人开始觊觎他的皇位。
众所周知，明武宗虽然好色，但是却不能生育，没有皇子可以继承他的位置。明武宗晚年的时候，发现自己身边居然出现了另立皇帝的政治投机活动，并且这场活动是由他的母亲策划的。明武宗对于自己的继位者居然都不清楚，顿时巨大的恐惧感侵袭而来，让他不知所措。
与这种暗流涌动的皇位之争不同，宁王朱宸濠甚至直接起兵叛乱，他的口号就是顶替皇位。虽然这场叛乱很快被平定了，但一直让他心有余悸。此外在明武宗南巡的路上，也发生了一些怪事。
正德十五年七月，朱厚照的南京卧室中掉下了一个形似猪头的绿色物体。并且他经常在墙上发现类似的挂件。明武宗是属猪的，这种暗示不言而喻，加之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重重地打击了他的信心。迷信、恐惧涌上了他的心头，终于在当年12月发布了这则可笑至极的圣旨。
明武宗发布的圣旨由于过于苛刻，在现实中也确实难以实行，这则命令最终无形中被取消了。
禁止杀猪吃猪肉，这听起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确实也发生了，而且还是由一位皇帝发起的。这则看似可笑的命令实则昭示了明武宗众叛亲离、内心恐惧的另一面。明武宗一生放荡不羁，最后他所造成的恶果也反噬了他自己，在恐惧、失道寡助中走完了一生，驾崩时仅仅31岁。
明朝是朱元璋创立的，因为他姓朱，大明又叫朱明王朝。朱姓是一个大姓，英雄能人辈出，但是它有一个很不好的谐音——“猪”。猪这种动物用在人身上一般都是贬义词，听着很不舒服。
杀猪的谐音就是“杀朱”，这对古代王朝来讲是个非常大的忌讳。有的人就要问了，朱明王朝让不让杀猪？有明一代，几乎没有统治者发布过禁止杀猪的命令，但一般也不提倡，只能说是冷处理这个尴尬的问题。为什么说几乎呢？因为还真有这么一位皇帝，荒唐到发布禁止杀猪、养猪的命令，他就是明武宗朱厚照。
一、大明最荒唐的皇帝
明武宗朱厚照可以说是明朝最最最荒唐、离谱的皇帝了，他排第二，没人敢位居其上。有多荒唐呢，我们今天就来说道说道。
朱厚照是明朝鼎鼎有名的中兴之主明孝宗朱佑樘的儿子，由于朱厚照是正宫所生，又是长子，所以当他出生没多久后就被立为太子了。也是这种对皇位的有恃无恐，造就了他顽劣的性格。明孝宗在临死前特意交代大臣要好好辅助他，结果明孝宗尸骨未寒，朱厚照便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我行我素了。
孝宗临终嘱托
好色是朱厚照最值得诟病的一件事。确实，很多君主都有好色的毛病，但是这位皇帝的行为可以用淫乱这个词表达。有名的豹房就是一个大淫房（对豹房的性质历来有争议，豹房有议政的职能，但荒唐事儿也确实不少），里面填充了无数他掳来的女性。另外，明武宗的女性取向特别有意思，他比较喜欢寡妇、妓女、歌姬甚至是孕妇，而且他不喜欢用正规渠道来取得女性，特别中意于顺道俘虏，形同强盗一般。他是个皇帝，平民也对他无可奈何。但是过度的淫乱导致他不孕和早逝。
明武宗也是一个相当不务正业的人，上文提到的豹房不仅是他淫乱的场所，同时也是他的决策中心，皇宫他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他向上追封自己的三代，号称威武大将军，时不时地想比肩祖上武功，屡次巡边，但又未取得实质性的成绩。放着李东阳、谢迁等名臣不用，反而对刘瑾、江彬等奸佞小臣深信不疑。
除了好色和不务正业外，他还敛财无度、嗜酒成性，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甚至还爆发了宗室篡权的事件。正德十四年（1519年），宗室朱宸濠叛乱，明武宗焦躁的心再次被触动，他果断南巡，“禁猪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布的，明武宗也是在南巡后驾崩的。
二、明武宗的禁猪令
1519年12月，明武宗在从扬州到南京的路上发布了一道圣旨，圣旨的内容无关国家大政方针，但影响很大。内容很简单：养猪卖猪本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但是却与我（指明武宗）犯冲，不仅如此，吃猪肉还容易生疮。从今以后，禁止再养猪杀猪。家里有猪的通通宰杀。如果以后再发现有养猪行为，一家老小全部流放至边疆，永远充军。
明武宗禁止杀猪养猪的原因都在圣旨里了。一是跟他犯冲，所谓的犯冲就是指他姓朱，“杀猪”就等于“杀朱”，无形中对他形成了大不敬。另外朱厚照生于辛亥年，他是属猪的。二是明武宗认为吃猪肉容易生疮。
明武宗对待民众养猪杀猪的行为处罚是很严重的，他规定一旦违法就要被流放边疆，并且永世不得遣回。众所周知，明朝的刑罚分为五种，从轻到重分别是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其中杀猪罪对应的是流刑。流刑就是流放，是明朝一项非常严重的刑罚，它分为三等，分别是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和三千里。这里的里数是虚指，流三千里一般就是流放到边疆充军了。明朝军户地位非常低下，流三千里的囚犯，很多都死在了目的地。杀猪罪判处流刑，并且是流刑的最高级别——流三千里，可见武宗的这道旨意多么严酷！
明武宗的这项命令给民间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民众为了逃避处罚，不得不把辛苦饲养的猪给宰杀了，里面也包括了很多不能出笼的乳猪。杀了猪还不行，皇帝规定以后都不能养猪了，民众失去了最主要的肉食来源。对于明武宗的圣旨，无人不怨声载道，纷纷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对于这种糊涂至极的圣旨，但凡有点心智的人都会觉得不妥。圣旨颁发一个多月后，阁臣杨廷和等一众朝臣才知道，杨廷和立马就上了一个疏子，疏名叫《请免禁杀猪疏》。在这篇疏文中，他极为委婉地一一驳斥了明武宗禁止杀猪的原因。我估计杨廷和也挺无语，但没办法啊，明武宗毕竟是皇帝。
有果必有因，朱厚照之所以发出如此令人无语的圣旨，也确实是因为在他的身边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明武宗继位后并没有重用他父亲留下来的李东阳、谢迁等治世能臣，反而信任刘瑾、谷大用、张勇等“八虎”。大明江山被这几位搅和得一塌糊涂，况且明武宗又是一个非常昏庸的皇帝，大明内外矛盾重重，农民起义一波接着一波。皇帝日复一日的无能引起了他身边大臣们的不满，甚至有人开始觊觎他的皇位。
众所周知，明武宗虽然好色，但是却不能生育，没有皇子可以继承他的位置。明武宗晚年的时候，发现自己身边居然出现了另立皇帝的政治投机活动，并且这场活动是由他的母亲策划的。明武宗对于自己的继位者居然都不清楚，顿时巨大的恐惧感侵袭而来，让他不知所措。
与这种暗流涌动的皇位之争不同，宁王朱宸濠甚至直接起兵叛乱，他的口号就是顶替皇位。虽然这场叛乱很快被平定了，但一直让他心有余悸。此外在明武宗南巡的路上，也发生了一些怪事。
正德十五年七月，朱厚照的南京卧室中掉下了一个形似猪头的绿色物体。并且他经常在墙上发现类似的挂件。明武宗是属猪的，这种暗示不言而喻，加之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重重地打击了他的信心。迷信、恐惧涌上了他的心头，终于在当年12月发布了这则可笑至极的圣旨。
明武宗发布的圣旨由于过于苛刻，在现实中也确实难以实行，这则命令最终无形中被取消了。
禁止杀猪吃猪肉，这听起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确实也发生了，而且还是由一位皇帝发起的。这则看似可笑的命令实则昭示了明武宗众叛亲离、内心恐惧的另一面。明武宗一生放荡不羁，最后他所造成的恶果也反噬了他自己，在恐惧、失道寡助中走完了一生，驾崩时仅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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