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洞木廠「大遷徙」 新東北釋放萬米地】
作為本港未來房屋供應重鎮的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即將步入起動階段，但位於區內馬草壟的一批木園及鋸木廠商戶，過去數年一直未能覓地搬遷，而構成重建阻礙，廠戶也為此惆悵。不過，距離當局定下的年底收地「死線」僅餘半年，情況終有突破性發展，在政府和港九木行商會出面協調下，六家原分布於不同地點的鋸木廠或木園公司，近月在粉嶺蓮麻坑覓得兩幅面積逾一萬二千平方米的農地，用作重置該批鄉郊工場，料可加快釋出未來古洞市中心的逾萬米用地。不過，由於業界需要親自支付新廠的建造費用，冀能在新址最少營運二至三十年。
六個計畫搬遷的廠戶，在木材行業一直扮演重建角色，他們位於古洞北的工場用地，必須今年底前收回並歸還給政府，這不但影響行業從業員生計，部分大型建築項目也可能因此失去木材供應；港九木行商會在過去一年一直協助尋找合適的搬遷地點，在研究過十一個地點後，最終認為兩幅位於粉嶺的土地是最佳選擇。
「找這些土地，真是要講緣分。」港九木行商會理事長吳錦雲表示，可供搬遷木廠的土地，位於前邊境禁區所釋出的範圍，主要由「太公地」和私人土地所組成，當中二千平方米屬政府土地，需要在商會出面協助，並透過別人介紹之下，始能集齊所需土地，「曾經找過很多土地也不合適，因畢竟木廠並非甚麼大生意，而木材像鐵一樣，又長又大，不能上樓，用作運輸的車輛也較為大型，搬遷時需要考慮很多因素，否則也不會弄得那麼緊逼。」
考慮搬遷的木廠原本共有約十家，但在疫情之下，當中數家已放棄繼續經營，最終決定搬遷的木廠只剩下六家。這批木廠在北區紮根數十年時間，最早一家早於六十年代在上水建立廠房，而到了八十年代，位於古洞區內的木廠數目一度增至逾三十家，但隨著日子過去，不少廠房東主退休，中途結業，到目前只剩十多家，因有下一代接手，才可以繼續營業。吳表示，當中一些木廠已非首次經歷搬遷，很多昔日設於粉嶺馬會道，後來發展天坪邨，才搬到馬草壟。他笑言：「當時這里是不毛之地，想不到三十八年之後，政府搞了一個古洞北出來，我們又要搬，而每次也是愈搬愈遠，愈搬愈入。」
他說，雖然兩幅用地被蓮麻坑路所分隔，但「東西地盤」仍可合組成面積較大的用地，具有一定協同效應，而六家木廠可重置於同一地點，除了地方較為「見駛」，亦可共用渠務等配套設施，降低搬遷成本，並對地區交通的影響減至最低。
翻查資料，六間廠房現時座落於未來古洞北新發展區的九個不同地點，共涉一萬平方米土地，有關用地已分別劃作「住宅（甲類）」、「政府、機構或社區」、公共空間和道路等用途，其中七幅用地更是處於首階段發展的範圍內。隨著業界成功覓得搬遷用地，相關新發展區用地可望加快釋出。吳表示，明白政府現時急需利用木廠現時用地建屋，也希望盡可能不阻礙新發展區的發展，但由於前期的覓地工作消耗不少時間，承認距離年底的搬遷「死線」，時間上較為緊逼，幸得當局理解，搬遷期間最新已延至明年第二季。
為了日後有更好管理和營運，六家受影響的鋸木廠或木園按照營運需求，分布於重置地盤的三個範圍內，所有商戶的營業時間將會劃一，惟暫時僅獲城規會批出三年的短期使用年期。吳錦榮指出，本港房地產仍然發展興旺，與建築業相關的木材行業仍有一定需求，惟亦逐漸式微，各廠戶也是「苦苦地撐落去」，加上需要自行支付新廠的建造費用，故希望能取得政府的支持，讓新址最少營運二至三十年，「我們其實是拿著很大的決心，克服了很多問題才走到這一步，真是一點也不容易，故希望能真的等到一個生存空間。」
隨著本港經濟轉型，木材行業在過去數十年經歷巨大變化，不少廠戶也因缺乏土地而結業。能夠在時代巨輪中生存，並準備搬遷至粉嶺的六家木廠，雖然在行內「專長」不一，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大多已經營數代，並有下一代願意「接棒」，讓家族生意得以承傳。據了解，六家木廠在遷至新址後，營運範圍將會增加百分之五點三至九點五不等，料可吸納未來持續增長的需求。
六家準備遷的木廠中，以具有五十年歷史的萬樂來發展有限公司規模最大，被視為本港建築及包裝木材的龍頭公司，市場佔有率高達七成，也是本港最大歐洲木廠入口商，相關入口量達百分之十五，馬會、蜆殼和嘉利物流等均是該木廠的主要客戶。該木廠近年拓展的其中一個新業務，就是為馬會的馬匹提供木寢室。值得留意的是，其廠房現時分布在古洞北三個不同地點，運作因此受到限制，但在搬遷後，廠房將重新「合體」，營運效率可望得到提升。
主要從事裝修及家具木材的輝記木業，則在本港室內裝修市場地位舉足輕重，為灣仔、旺角和火炭等地區商鋪供應一半零售木材產品。據了解，因應內地的營運成本近年也在急劇上升，加上本港市場發展穩定，該木廠有意將內地的業務重新遷回本港，以減省開支，預期在搬遷後運作可更具成本效益。
至於當中最為「年輕」的寶利豐木業，則被視為行內的發展傳奇，因創立木廠的女東主，早年只是由一個二十呎貨櫃起家，花了十五年時間發展成今天的規模，市場佔有率已達百分之十五。據了解，該木廠預計在搬遷後會有更大儲存空間，可減少木材放在戶外受到風化所造成的浪費，預計每年盈利會有百分之五至十的增長。
吳錦雲指，最終決定搬遷的木廠，最少也經營三十多年，不少也經營數代，彼此從「阿爺年代」已結識，「大家其實也是老街坊，有很多老夥計，若搬到北區以外的其他地方，等於逼他們退休，所以彼此也希望日後可以聚在一起，這是選址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位於古洞北的多家木廠雖然已有搬遷計畫，以騰出空間供當局發展房屋，但仍有個別木廠打算留守。早年與友人合資購買用地，在古洞建立「志記鎅木廠」的負責人王鴻權，就一直爭取原址保育，暫時未有計畫搬遷。人稱「權哥」的王鴻權說，木廠具有歷史價值，也一直開設木工班，不少青年人到木廠認識木材，具有教育元素，倘若沒有木廠，會令他們失去一個「考察」地點。「這可鼓勵年輕人愛惜自然界，他們也很受落，每次開班也爆棚。」
問到會否考慮在其他地方重置木廠，他說一旦搬遷，認識木廠的人會較少，「只能搬走驅殼，不能帶走靈魂。」他表示，早前已去信四個部門，包括規劃署、地政總署、民政總署及特首辦，要求保育，特首辦表示會由規劃署回覆。他坦言，若確切需要搬遷，也希望政府在附近協助重建木廠，「我們是窮鬼，沒有這樣的資金，若遷拆了，沒有可能再買一幅土地再重建。」
他表示，政府早年將用地納入第一期發展，但兩年半限期將於今年底屆滿，暫時再未有消息。他說，肯定難以在今年底搬遷，因為廠房仍有很多木材「存貨」，需時清理木材。「木材多是回收得來，一直以來都是協助解決環保問題，大多用來製成紀念品，當年超強颱風『山竹』過後回收得來的木材，至今也有小部分仍未使用。」他表示，木材若被棄置，只能運往堆填區，但部分分解可能會有困難，若能打造成一些藝術品，價值可被提升，也較為環保。他舉例指：「電燈公司所棄置的電燈柱，因為曾被水浸過，加上多屬杉木或松木，若棄置於堆填區，可能一百幾十年才能分解。」
作為本港未來房屋供應重鎮的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即將步入起動階段，但位於區內馬草壟的一批木園及鋸木廠商戶，過去數年一直未能覓地搬遷，而構成重建阻礙，廠戶也為此惆悵。不過，距離當局定下的年底收地「死線」僅餘半年，情況終有突破性發展，在政府和港九木行商會出面協調下，六家原分布於不同地點的鋸木廠或木園公司，近月在粉嶺蓮麻坑覓得兩幅面積逾一萬二千平方米的農地，用作重置該批鄉郊工場，料可加快釋出未來古洞市中心的逾萬米用地。不過，由於業界需要親自支付新廠的建造費用，冀能在新址最少營運二至三十年。
六個計畫搬遷的廠戶，在木材行業一直扮演重建角色，他們位於古洞北的工場用地，必須今年底前收回並歸還給政府，這不但影響行業從業員生計，部分大型建築項目也可能因此失去木材供應；港九木行商會在過去一年一直協助尋找合適的搬遷地點，在研究過十一個地點後，最終認為兩幅位於粉嶺的土地是最佳選擇。
「找這些土地，真是要講緣分。」港九木行商會理事長吳錦雲表示，可供搬遷木廠的土地，位於前邊境禁區所釋出的範圍，主要由「太公地」和私人土地所組成，當中二千平方米屬政府土地，需要在商會出面協助，並透過別人介紹之下，始能集齊所需土地，「曾經找過很多土地也不合適，因畢竟木廠並非甚麼大生意，而木材像鐵一樣，又長又大，不能上樓，用作運輸的車輛也較為大型，搬遷時需要考慮很多因素，否則也不會弄得那麼緊逼。」
考慮搬遷的木廠原本共有約十家，但在疫情之下，當中數家已放棄繼續經營，最終決定搬遷的木廠只剩下六家。這批木廠在北區紮根數十年時間，最早一家早於六十年代在上水建立廠房，而到了八十年代，位於古洞區內的木廠數目一度增至逾三十家，但隨著日子過去，不少廠房東主退休，中途結業，到目前只剩十多家，因有下一代接手，才可以繼續營業。吳表示，當中一些木廠已非首次經歷搬遷，很多昔日設於粉嶺馬會道，後來發展天坪邨，才搬到馬草壟。他笑言：「當時這里是不毛之地，想不到三十八年之後，政府搞了一個古洞北出來，我們又要搬，而每次也是愈搬愈遠，愈搬愈入。」
他說，雖然兩幅用地被蓮麻坑路所分隔，但「東西地盤」仍可合組成面積較大的用地，具有一定協同效應，而六家木廠可重置於同一地點，除了地方較為「見駛」，亦可共用渠務等配套設施，降低搬遷成本，並對地區交通的影響減至最低。
翻查資料，六間廠房現時座落於未來古洞北新發展區的九個不同地點，共涉一萬平方米土地，有關用地已分別劃作「住宅（甲類）」、「政府、機構或社區」、公共空間和道路等用途，其中七幅用地更是處於首階段發展的範圍內。隨著業界成功覓得搬遷用地，相關新發展區用地可望加快釋出。吳表示，明白政府現時急需利用木廠現時用地建屋，也希望盡可能不阻礙新發展區的發展，但由於前期的覓地工作消耗不少時間，承認距離年底的搬遷「死線」，時間上較為緊逼，幸得當局理解，搬遷期間最新已延至明年第二季。
為了日後有更好管理和營運，六家受影響的鋸木廠或木園按照營運需求，分布於重置地盤的三個範圍內，所有商戶的營業時間將會劃一，惟暫時僅獲城規會批出三年的短期使用年期。吳錦榮指出，本港房地產仍然發展興旺，與建築業相關的木材行業仍有一定需求，惟亦逐漸式微，各廠戶也是「苦苦地撐落去」，加上需要自行支付新廠的建造費用，故希望能取得政府的支持，讓新址最少營運二至三十年，「我們其實是拿著很大的決心，克服了很多問題才走到這一步，真是一點也不容易，故希望能真的等到一個生存空間。」
隨著本港經濟轉型，木材行業在過去數十年經歷巨大變化，不少廠戶也因缺乏土地而結業。能夠在時代巨輪中生存，並準備搬遷至粉嶺的六家木廠，雖然在行內「專長」不一，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大多已經營數代，並有下一代願意「接棒」，讓家族生意得以承傳。據了解，六家木廠在遷至新址後，營運範圍將會增加百分之五點三至九點五不等，料可吸納未來持續增長的需求。
六家準備遷的木廠中，以具有五十年歷史的萬樂來發展有限公司規模最大，被視為本港建築及包裝木材的龍頭公司，市場佔有率高達七成，也是本港最大歐洲木廠入口商，相關入口量達百分之十五，馬會、蜆殼和嘉利物流等均是該木廠的主要客戶。該木廠近年拓展的其中一個新業務，就是為馬會的馬匹提供木寢室。值得留意的是，其廠房現時分布在古洞北三個不同地點，運作因此受到限制，但在搬遷後，廠房將重新「合體」，營運效率可望得到提升。
主要從事裝修及家具木材的輝記木業，則在本港室內裝修市場地位舉足輕重，為灣仔、旺角和火炭等地區商鋪供應一半零售木材產品。據了解，因應內地的營運成本近年也在急劇上升，加上本港市場發展穩定，該木廠有意將內地的業務重新遷回本港，以減省開支，預期在搬遷後運作可更具成本效益。
至於當中最為「年輕」的寶利豐木業，則被視為行內的發展傳奇，因創立木廠的女東主，早年只是由一個二十呎貨櫃起家，花了十五年時間發展成今天的規模，市場佔有率已達百分之十五。據了解，該木廠預計在搬遷後會有更大儲存空間，可減少木材放在戶外受到風化所造成的浪費，預計每年盈利會有百分之五至十的增長。
吳錦雲指，最終決定搬遷的木廠，最少也經營三十多年，不少也經營數代，彼此從「阿爺年代」已結識，「大家其實也是老街坊，有很多老夥計，若搬到北區以外的其他地方，等於逼他們退休，所以彼此也希望日後可以聚在一起，這是選址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位於古洞北的多家木廠雖然已有搬遷計畫，以騰出空間供當局發展房屋，但仍有個別木廠打算留守。早年與友人合資購買用地，在古洞建立「志記鎅木廠」的負責人王鴻權，就一直爭取原址保育，暫時未有計畫搬遷。人稱「權哥」的王鴻權說，木廠具有歷史價值，也一直開設木工班，不少青年人到木廠認識木材，具有教育元素，倘若沒有木廠，會令他們失去一個「考察」地點。「這可鼓勵年輕人愛惜自然界，他們也很受落，每次開班也爆棚。」
問到會否考慮在其他地方重置木廠，他說一旦搬遷，認識木廠的人會較少，「只能搬走驅殼，不能帶走靈魂。」他表示，早前已去信四個部門，包括規劃署、地政總署、民政總署及特首辦，要求保育，特首辦表示會由規劃署回覆。他坦言，若確切需要搬遷，也希望政府在附近協助重建木廠，「我們是窮鬼，沒有這樣的資金，若遷拆了，沒有可能再買一幅土地再重建。」
他表示，政府早年將用地納入第一期發展，但兩年半限期將於今年底屆滿，暫時再未有消息。他說，肯定難以在今年底搬遷，因為廠房仍有很多木材「存貨」，需時清理木材。「木材多是回收得來，一直以來都是協助解決環保問題，大多用來製成紀念品，當年超強颱風『山竹』過後回收得來的木材，至今也有小部分仍未使用。」他表示，木材若被棄置，只能運往堆填區，但部分分解可能會有困難，若能打造成一些藝術品，價值可被提升，也較為環保。他舉例指：「電燈公司所棄置的電燈柱，因為曾被水浸過，加上多屬杉木或松木，若棄置於堆填區，可能一百幾十年才能分解。」
【南京力压京沪高居首位，万亿GDP城市人均消费“洗牌”】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愈发凸显。
据国家统计局披露，2011-2019年，我国的消费率平均为53.4%，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达到54.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1.2个百分点，为近年来的最高水平。
头部城市在拉动消费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多地提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统计，2020年，22个万亿GDP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零总额”，万亿GDP城市有23个，但天津在统计公报中未披露社零总额数据，不纳入统计）加总为146534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达到了37.4%。
一般而言，常住人口数量较多的城市，社零总额占据较大的优势，但如果从人均来看，更能反映出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以及潜力。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后，诸多城市的人均指标都有必要重新评估，以得出新的结论和趋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城市的消费表现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重新洗牌。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发现，在22个万亿GDP城市中，人均社零总额排在前十名的城市分别为：南京、上海、北京、苏州、泉州、青岛、福州、杭州、武汉和广州。
北上与广深拉开明显差距
南京的人均社零总额高居榜首，甚至超越京沪，为什么？
这得益于南京浓厚的市民消费与休闲娱乐氛围，过去一年里，在疫情的影响下，南京整体的经济增长表现十分突出，2020年一季度是唯一一个实现GDP正增长的主要城市，全年首次跻身全国城市经济十强。
南京地处富庶之地江苏，在北京、上海两大直辖市之外，江苏是人均GDP最高的省份，南京人均GDP则高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并且，江苏全省高铁里程数和密度均处于全国第一梯队，南京都市圈更是横跨苏皖两省，聚合苏北、影响安徽、辐射苏南，这使得南京更容易拓展消费腹地。在2019年的市两会上，南京就已经提出了“争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
无论是从社零总额还是人均社零总额指标来看，上海和北京都名列前茅。
2020年，上海的社零总额为15932.5亿元，突破了15000亿元大关。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上海仍然实现了0.5%的正增长，人均社零总额也达到了6.41万元，仅低于南京，北京则排在上海之后，位列第三。
人均社零总额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2020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7万元，北京也达到了69434元，距7万大关仅一步之遥。尽管在七普数据之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但参照各城市的工资情况，北京、上海的收入水平竞争力无疑也处于前列。
不过，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和深圳，人均社零总额却与北京、上海拉开了明显的差距，均未达到5万元，分别位列第10名和第11名。
这或许与两个城市外来人口占比高有较大的关联。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流动人口为937.9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例为50.2%，深圳流动人口数量更是高达1243.9万人，占比也高达70.8%。
相比之下，北京和上海的外来人口占比分别为38.5%和42.1%，换言之，两地有着更为庞大的本地户籍群体。
有不同的学者都研究过户籍对消费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曾指出，根据他的团队研究，一个外来人口如果没有本地户籍的话，在所有条件都一样的前提下，比本地户籍人口消费人均要低16%-20%。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2020年提出，如果把农民工转换成城镇户口，即使工资没有提高，都能提升27%的消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及其预期因素导致了非户籍人口的低消费倾向。
最近几年来，深圳一直致力于提高户籍人口的占比。在不久前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深圳提出，到2025年，在册户籍人口超过780万人。根据公开报道，至2020年末，深圳全市在册户籍人口达到587.4万。即未来5年内，深圳将致力于增加近200万在册户籍人口。
泉州、青岛、福州进入前十
按照统计口径，社零总额中除了个人消费外，还包括售给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等社会集团的各种办公用品及公用消费品。包括省会、直辖市在内的城市，因为有较多的机关单位、团体等，在社零总额数值上占有一定优势。
一般而言，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以及旅游城市对周边城市乃至全国都有着较强的消费虹吸。可以看到的是，在人均社零总额排名前十的城市中，除了上海和北京外，还有南京、福州、杭州、武汉、广州几个省会城市。
但在前十名的城市中，福建省的泉州排名超过了省会福州，山东省的青岛超过了省会济南。
以泉州和福州对比来看，2020年，两城同时迈入GDP“万亿俱乐部”，泉州为10158.66亿元，福州为10020.02亿元，经济体量基本相当。
但2020年泉州的社零总额为5228.9亿元，福州为4225.6亿元，按人均来算，泉州更是以5.95万元冲进了前五名，且与福州的5.10万元拉开了一定差距。
事实上，泉州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0772元，略高于福州的40477元，在万亿GDP城市中远不算突出。泉州的特色在于，实体经济、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发达，且房价较为适宜，居民在能够安居乐业的预期下，消费意识和消费能力也随之增强。
中西部城市的人均社零总额整体弱于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西部三大中心城市重庆、成都和西安，排名均处于较为靠后的位置。三城的常住人口分别超过了3000万、2000万和1000万，得益于人口体量优势，重庆和成都的社零总额排在全国前十，若人均消费能力有所提升，则整个城市的消费总量将有进一步扩大的潜力。
佛山在22座城市中人均社零总额排名垫底。佛山存在与广州、深圳类似的问题，2020年，其外来人口占比为52.8%，另一座广东省的准万亿GDP城市东莞外来人口占比高达76.0%。值得注意的是，东莞、深圳、佛山和广州也是一线、新一线城市中，外来人口占比最高的前四名。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持续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重点城市在多个方面都有作为空间。这需要持续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常住人口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多举措稳房价或提供住房保障，提升居民的整体获得感，真正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21世纪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王帆 ）
据国家统计局披露，2011-2019年，我国的消费率平均为53.4%，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达到54.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1.2个百分点，为近年来的最高水平。
头部城市在拉动消费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多地提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统计，2020年，22个万亿GDP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零总额”，万亿GDP城市有23个，但天津在统计公报中未披露社零总额数据，不纳入统计）加总为146534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达到了37.4%。
一般而言，常住人口数量较多的城市，社零总额占据较大的优势，但如果从人均来看，更能反映出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以及潜力。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后，诸多城市的人均指标都有必要重新评估，以得出新的结论和趋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城市的消费表现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重新洗牌。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发现，在22个万亿GDP城市中，人均社零总额排在前十名的城市分别为：南京、上海、北京、苏州、泉州、青岛、福州、杭州、武汉和广州。
北上与广深拉开明显差距
南京的人均社零总额高居榜首，甚至超越京沪，为什么？
这得益于南京浓厚的市民消费与休闲娱乐氛围，过去一年里，在疫情的影响下，南京整体的经济增长表现十分突出，2020年一季度是唯一一个实现GDP正增长的主要城市，全年首次跻身全国城市经济十强。
南京地处富庶之地江苏，在北京、上海两大直辖市之外，江苏是人均GDP最高的省份，南京人均GDP则高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并且，江苏全省高铁里程数和密度均处于全国第一梯队，南京都市圈更是横跨苏皖两省，聚合苏北、影响安徽、辐射苏南，这使得南京更容易拓展消费腹地。在2019年的市两会上，南京就已经提出了“争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
无论是从社零总额还是人均社零总额指标来看，上海和北京都名列前茅。
2020年，上海的社零总额为15932.5亿元，突破了15000亿元大关。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上海仍然实现了0.5%的正增长，人均社零总额也达到了6.41万元，仅低于南京，北京则排在上海之后，位列第三。
人均社零总额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2020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7万元，北京也达到了69434元，距7万大关仅一步之遥。尽管在七普数据之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但参照各城市的工资情况，北京、上海的收入水平竞争力无疑也处于前列。
不过，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和深圳，人均社零总额却与北京、上海拉开了明显的差距，均未达到5万元，分别位列第10名和第11名。
这或许与两个城市外来人口占比高有较大的关联。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流动人口为937.9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例为50.2%，深圳流动人口数量更是高达1243.9万人，占比也高达70.8%。
相比之下，北京和上海的外来人口占比分别为38.5%和42.1%，换言之，两地有着更为庞大的本地户籍群体。
有不同的学者都研究过户籍对消费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曾指出，根据他的团队研究，一个外来人口如果没有本地户籍的话，在所有条件都一样的前提下，比本地户籍人口消费人均要低16%-20%。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2020年提出，如果把农民工转换成城镇户口，即使工资没有提高，都能提升27%的消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及其预期因素导致了非户籍人口的低消费倾向。
最近几年来，深圳一直致力于提高户籍人口的占比。在不久前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深圳提出，到2025年，在册户籍人口超过780万人。根据公开报道，至2020年末，深圳全市在册户籍人口达到587.4万。即未来5年内，深圳将致力于增加近200万在册户籍人口。
泉州、青岛、福州进入前十
按照统计口径，社零总额中除了个人消费外，还包括售给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等社会集团的各种办公用品及公用消费品。包括省会、直辖市在内的城市，因为有较多的机关单位、团体等，在社零总额数值上占有一定优势。
一般而言，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以及旅游城市对周边城市乃至全国都有着较强的消费虹吸。可以看到的是，在人均社零总额排名前十的城市中，除了上海和北京外，还有南京、福州、杭州、武汉、广州几个省会城市。
但在前十名的城市中，福建省的泉州排名超过了省会福州，山东省的青岛超过了省会济南。
以泉州和福州对比来看，2020年，两城同时迈入GDP“万亿俱乐部”，泉州为10158.66亿元，福州为10020.02亿元，经济体量基本相当。
但2020年泉州的社零总额为5228.9亿元，福州为4225.6亿元，按人均来算，泉州更是以5.95万元冲进了前五名，且与福州的5.10万元拉开了一定差距。
事实上，泉州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0772元，略高于福州的40477元，在万亿GDP城市中远不算突出。泉州的特色在于，实体经济、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发达，且房价较为适宜，居民在能够安居乐业的预期下，消费意识和消费能力也随之增强。
中西部城市的人均社零总额整体弱于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西部三大中心城市重庆、成都和西安，排名均处于较为靠后的位置。三城的常住人口分别超过了3000万、2000万和1000万，得益于人口体量优势，重庆和成都的社零总额排在全国前十，若人均消费能力有所提升，则整个城市的消费总量将有进一步扩大的潜力。
佛山在22座城市中人均社零总额排名垫底。佛山存在与广州、深圳类似的问题，2020年，其外来人口占比为52.8%，另一座广东省的准万亿GDP城市东莞外来人口占比高达76.0%。值得注意的是，东莞、深圳、佛山和广州也是一线、新一线城市中，外来人口占比最高的前四名。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持续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重点城市在多个方面都有作为空间。这需要持续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常住人口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多举措稳房价或提供住房保障，提升居民的整体获得感，真正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21世纪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王帆 ）
【新型电力系统中，特高压该如何定位？】今天对于特高压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定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特高压将会成为新型电力系统中的能源主要运输通道，特别是直流特高压将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型电力系统将从过去“电网中心论”的视角转换为“市场中心论”视角，新型电力系统不等同于大规模特高压/超高压+大规模集中式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
近日，中电联发布2021年一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称，预计到今年底，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及比重将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中电联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10.0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44.9%；全口径煤电装机容量10.9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比重进一步降至48.8%。
有专家表示，未来，“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储能+特高压输电+电动智能汽车”的能源闭环将取代“黑色系化石燃料+远洋运输（本地开采）+火力发电+内燃机汽车”的能源闭环。那么，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特高压又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文丨本报记者 韩逸飞）
特高压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定位待明晰
记者采访发现，对于特高压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定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特高压将会成为新型电力系统中的能源主要运输通道，特别是直流特高压将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型电力系统将从过去“电网中心论”的视角转换为“市场中心论”视角，新型电力系统不等同于大规模特高压/超高压+大规模集中式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
盛世景资本智造中国投资总监吴川认为，以光伏、风电、水电、核能为核心的电源，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我国的电力区域不平衡，但在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实际不匹配、尖峰不匹配和特情不匹配问题将更加突出，区域之间的电力调动需求仍然强烈。“譬如，东部地区的用电晚高峰，恰逢区域光伏退出生产时间，这就必然需要大量的西部电力调入，甚至作为主力电源调入。”
“特高压建设的初衷在于进行长距离、跨区域电力调动，这是特高压的技术特性决定的。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源结构中，根本变化是电源的不稳定性和分布性，这使得整个系统的锚点从电源转移到电网，特高压对电网的核心作用和支柱作用将大幅增强。”吴川表示。
头豹研究院分析师林钰翔告诉记者，特高压具有产业链长、带动力强、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等优势，能为国家经济托底，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建设注入强劲活力。如果价格机制调整到位，那么在末端通过技术手段，也可以提升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并且极大缓解输电网、配电网的投资压力。
“但是，如果加强输配网投资，而弱化电价的市场化中心地位，客观上将进一步强化特高压在市场中的核心地位。”林钰翔说。
特高压仍要补齐灵活调度短板
当前，适应新能源消纳需要的电网调度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现有信息化手段还不能充分满足新能源功率预测与控制、可控负荷与新能源互动等需要。多能协调控制技术、新能源实时调度技术、送电功率灵活调节技术等新能源消纳平衡技术亟待加强。
吴川告诉记者，当前，特高压已是我国电网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承担了电力区域间调动的重要职责。未来，新能源并网量大幅提升后，区域电网的自稳定性将有所下降，特高压作为电力的骨干传输通道，将是区域电力互保的核心设施。
“但是，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目标下，特高压不仅要发挥电力的长距离传输作用，对其的灵活调度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短距离、高效率、灵活性将同样是特高压技术的发展趋势。”吴川表示。
林钰翔表示，大规模集中式可再生能源并网，可导致输电网阻塞，造成弃风弃光率抬高，加剧可再生能源和电网间矛盾。而大规模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电站及电动车接入电网后，则会对电网带来不可预测性和冲击性，本质上都需要在配网侧进行风险对冲。
“大规模集中式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与波动性，对电网安全稳定压力较大，客观上要求配置大量调频调峰和备用资源，即现货价格条件下的辅助服务。此外，火电机组未来将从基荷电源变成一种‘类储能资源’，同样因为缺乏价格回收机制，需要克服储能和电网间的矛盾。”林钰翔认为。
提升经济性才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担重任
虽然特高压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定位仍有待明晰，但部分线路却因输电能力未达预期而饱受争议，这也使得其在未来新型电力系统中的角色更加不明朗。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浙福特高压交流等十项典型电网工程投资成效监管报告》曾指出，“部分工程由于负荷预测偏高、市场供需变化较大、工程建设与电源发展不协调等问题，投运后最大输电功率一直未达预期，输电能力发挥不充分，工程利用小时数偏低，输电效益未充分发挥”。
未来，一旦形成以特高压为主要运输途径的新型电力系统，那么在输配送电的过程中，该如何协调电源、负荷及通道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一边大建，一边闲置”的怪相？
吴川认为，电网建设本身就是按照高峰设计，必然存在冗余。未来，电网两端的非计划性增强，必然导致电源和电网的冗余更甚。特高压的技术特性，使电源调动过程的损耗更小、通道更宽，再加上灵活性加持，有利于减少资源闲置。
林钰翔告诉记者，为避免“一边大建，一边闲置”的情况的发生，行业需要三步走。
“首先，本质上需要在配网侧进行风险对冲，无论是需求响应、抑或是虚拟电厂、分布式储能。其次，进一步解决发电侧和电网侧储能投资面临的价格机制问题，并提供现货和辅助服务价格和市场机制。”林钰翔表示，“最后，进一步实现输配电价的清晰化合理化，同时加强输配网投资，提升电网企业向新型电力系统转型的内在动力。”
近日，中电联发布2021年一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称，预计到今年底，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及比重将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中电联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10.0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44.9%；全口径煤电装机容量10.9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比重进一步降至48.8%。
有专家表示，未来，“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储能+特高压输电+电动智能汽车”的能源闭环将取代“黑色系化石燃料+远洋运输（本地开采）+火力发电+内燃机汽车”的能源闭环。那么，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特高压又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文丨本报记者 韩逸飞）
特高压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定位待明晰
记者采访发现，对于特高压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定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特高压将会成为新型电力系统中的能源主要运输通道，特别是直流特高压将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型电力系统将从过去“电网中心论”的视角转换为“市场中心论”视角，新型电力系统不等同于大规模特高压/超高压+大规模集中式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
盛世景资本智造中国投资总监吴川认为，以光伏、风电、水电、核能为核心的电源，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我国的电力区域不平衡，但在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实际不匹配、尖峰不匹配和特情不匹配问题将更加突出，区域之间的电力调动需求仍然强烈。“譬如，东部地区的用电晚高峰，恰逢区域光伏退出生产时间，这就必然需要大量的西部电力调入，甚至作为主力电源调入。”
“特高压建设的初衷在于进行长距离、跨区域电力调动，这是特高压的技术特性决定的。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源结构中，根本变化是电源的不稳定性和分布性，这使得整个系统的锚点从电源转移到电网，特高压对电网的核心作用和支柱作用将大幅增强。”吴川表示。
头豹研究院分析师林钰翔告诉记者，特高压具有产业链长、带动力强、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等优势，能为国家经济托底，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建设注入强劲活力。如果价格机制调整到位，那么在末端通过技术手段，也可以提升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并且极大缓解输电网、配电网的投资压力。
“但是，如果加强输配网投资，而弱化电价的市场化中心地位，客观上将进一步强化特高压在市场中的核心地位。”林钰翔说。
特高压仍要补齐灵活调度短板
当前，适应新能源消纳需要的电网调度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现有信息化手段还不能充分满足新能源功率预测与控制、可控负荷与新能源互动等需要。多能协调控制技术、新能源实时调度技术、送电功率灵活调节技术等新能源消纳平衡技术亟待加强。
吴川告诉记者，当前，特高压已是我国电网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承担了电力区域间调动的重要职责。未来，新能源并网量大幅提升后，区域电网的自稳定性将有所下降，特高压作为电力的骨干传输通道，将是区域电力互保的核心设施。
“但是，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目标下，特高压不仅要发挥电力的长距离传输作用，对其的灵活调度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短距离、高效率、灵活性将同样是特高压技术的发展趋势。”吴川表示。
林钰翔表示，大规模集中式可再生能源并网，可导致输电网阻塞，造成弃风弃光率抬高，加剧可再生能源和电网间矛盾。而大规模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电站及电动车接入电网后，则会对电网带来不可预测性和冲击性，本质上都需要在配网侧进行风险对冲。
“大规模集中式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与波动性，对电网安全稳定压力较大，客观上要求配置大量调频调峰和备用资源，即现货价格条件下的辅助服务。此外，火电机组未来将从基荷电源变成一种‘类储能资源’，同样因为缺乏价格回收机制，需要克服储能和电网间的矛盾。”林钰翔认为。
提升经济性才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担重任
虽然特高压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定位仍有待明晰，但部分线路却因输电能力未达预期而饱受争议，这也使得其在未来新型电力系统中的角色更加不明朗。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浙福特高压交流等十项典型电网工程投资成效监管报告》曾指出，“部分工程由于负荷预测偏高、市场供需变化较大、工程建设与电源发展不协调等问题，投运后最大输电功率一直未达预期，输电能力发挥不充分，工程利用小时数偏低，输电效益未充分发挥”。
未来，一旦形成以特高压为主要运输途径的新型电力系统，那么在输配送电的过程中，该如何协调电源、负荷及通道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一边大建，一边闲置”的怪相？
吴川认为，电网建设本身就是按照高峰设计，必然存在冗余。未来，电网两端的非计划性增强，必然导致电源和电网的冗余更甚。特高压的技术特性，使电源调动过程的损耗更小、通道更宽，再加上灵活性加持，有利于减少资源闲置。
林钰翔告诉记者，为避免“一边大建，一边闲置”的情况的发生，行业需要三步走。
“首先，本质上需要在配网侧进行风险对冲，无论是需求响应、抑或是虚拟电厂、分布式储能。其次，进一步解决发电侧和电网侧储能投资面临的价格机制问题，并提供现货和辅助服务价格和市场机制。”林钰翔表示，“最后，进一步实现输配电价的清晰化合理化，同时加强输配网投资，提升电网企业向新型电力系统转型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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