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法硕##法制史历史背景#
58 因循苟且与“异论相搅”之风
宋太宗在即位大赦诏书中宣称:“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自此以防弊为核心的宋初政策、制度逐渐确立了“家法”地位,历代皇帝奉为圭臬,只能附益,不敢更改。防弊原则的出发点体现消极思想,宁可不求有功,必须先求无弊。加上机构重叠,官员繁多,权力不专,权限不明,互相牵制,动辄得咎,导致官员遇事唯恐承担责任,皆以老成持重相标榜,无过贤于有功。个别有开拓精神,勇于任事的官员,总是不合时宜,难行其志。北宋前期贫、弱局面皆累“积”而成,实与政坛的因循苟且风气密切相关。
因循苟且之外,又有“异论相搅”之风。这也是防弊原则的表现之一,即以观点、作风不同之人共谋朝政,彼此“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北宋台谏合一,以前代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和负责谏诤皇帝的谏官共同承担“言官”职责,上谏天子,下察百官,对重大问题可以“风闻言事”,与宰执大臣形成“异论相搅”的格局。宋初以来不杀言事者,这样的做法本来有利于更广泛地反映士大夫阶层的意见,收集思广益之效,预防错误决策,保证统治稳定。但其形成政策的主要动机则在于防范大臣专权,仍属消极防弊。况且北宋值晚唐五代乱离之后,士大夫致力于重建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以改变社会风气,不免矫枉过正。其具体表现,即重义轻利,重名轻实,重道德轻事功,重原则轻表现,重动机轻结果。流弊所及,遂至务为高名,好持苛论,意气用事,舍大用小。贫、弱苛疾,也因此日重而难除。
58 因循苟且与“异论相搅”之风
宋太宗在即位大赦诏书中宣称:“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自此以防弊为核心的宋初政策、制度逐渐确立了“家法”地位,历代皇帝奉为圭臬,只能附益,不敢更改。防弊原则的出发点体现消极思想,宁可不求有功,必须先求无弊。加上机构重叠,官员繁多,权力不专,权限不明,互相牵制,动辄得咎,导致官员遇事唯恐承担责任,皆以老成持重相标榜,无过贤于有功。个别有开拓精神,勇于任事的官员,总是不合时宜,难行其志。北宋前期贫、弱局面皆累“积”而成,实与政坛的因循苟且风气密切相关。
因循苟且之外,又有“异论相搅”之风。这也是防弊原则的表现之一,即以观点、作风不同之人共谋朝政,彼此“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北宋台谏合一,以前代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和负责谏诤皇帝的谏官共同承担“言官”职责,上谏天子,下察百官,对重大问题可以“风闻言事”,与宰执大臣形成“异论相搅”的格局。宋初以来不杀言事者,这样的做法本来有利于更广泛地反映士大夫阶层的意见,收集思广益之效,预防错误决策,保证统治稳定。但其形成政策的主要动机则在于防范大臣专权,仍属消极防弊。况且北宋值晚唐五代乱离之后,士大夫致力于重建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以改变社会风气,不免矫枉过正。其具体表现,即重义轻利,重名轻实,重道德轻事功,重原则轻表现,重动机轻结果。流弊所及,遂至务为高名,好持苛论,意气用事,舍大用小。贫、弱苛疾,也因此日重而难除。
庆历年间,武将王德用向宋仁宗进献了两位美女,此事被谏官王素知晓。朝会上王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责宋仁宗贪于女色,疏于朝政。宋仁宗反问王素:内宫之事,从何得知?王素正色道:臣乃谏官,規谏是职责所在,哪怕是风闻之事,臣也可知无不言,陛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追问事从何来?宋仁宗被王素反问得无言以对,呵呵一笑:确有其事,确有其事!然后给每位美女打发两百贯钱出宫走人。
你们知道,古代是如何举报的吗?在哪些时期比较盛行呢?和现代的举报有什么区别呢?
要说管理,还得是以人治人。古代的一把手也担心过,有下属瞒报情况,自己被蒙在鼓里怎么办。于是,魏晋时期,朝廷中开始采用“风闻言事”的方法来监督众臣,即言官御史可以根据自己听说的内容(风闻)等,匿名对其他人官员进行奏表举报、弹劾(言事),用以监督官员的不良行为。
这对于远程管理众多人,确实起到了不少作用,但随着时间发展,这种全凭传言就能举报的策略一定不会沿着制定初期的目标发展,必然引起新的麻烦。
到唐代时,对风闻言事的历史记录大量增加,一是史书量增加,二是唐代对这个制度进行了诸多调整,要求风闻提供的证据越来越多,有层级审批制度,有时甚至需要实名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虚假举报对人的影响,但是也打击了言官的积极性。
到宋朝时,由于对文官的重视,风闻言事又发展起来,不仅发展的多,还发展的广,不仅御史可以言事,还增加了不少可以言事和越级言事的文官。不用对风闻举证,言事错了也不用负责,在一定时期内,这个制度发展的特别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哪个官员没被言事过说明混的不咋地。程朱理学的代言人之一朱熹,就被言“为害风教,私故人财”。说他好色,和儿媳妇有染,还整出了孩子;侵占朋友的财产等。 这种事情真的只能风闻,毕竟不能站在床头拿证据。苏轼也被“乌台诗案”整的灰头土脸。
到底是多好,还得人自己想想。
明朝时文官的制度改变比较大,还有内阁产生,斗争此起彼伏,此时风闻言事制度更像是一种内斗的手段,包括言官都成为棋子。
清朝时,顺治帝在“陈名夏案”的党派斗争中,对风闻言事深恶痛绝,几乎封死该制度。但是他儿子康熙成年开始治理国家时,对于那几个称霸朝野的老臣迟迟找不到公开查处的理由,遍开启风闻言事,为清理门户做准备。当然结果也是他满意的,都写在了史书里。
到清中后期,风闻言事发展到了鼎盛,别说御史了,只要是个官,都能匿名发帖。文官武将,你争我抢,好不热闹啊,清帝喜笑颜开,每天喜滋滋地收大家夜里加班写好的小作文。
也就是说,举报这个东西,存在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往往发展方向不可把控。古时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举报,更不是什么人都能被举报的,至少要有头有脸。现在又是什么样呢?
这是个动词,本身不分褒贬,但是为什么大家听到这词儿就觉得别扭呢?
要说管理,还得是以人治人。古代的一把手也担心过,有下属瞒报情况,自己被蒙在鼓里怎么办。于是,魏晋时期,朝廷中开始采用“风闻言事”的方法来监督众臣,即言官御史可以根据自己听说的内容(风闻)等,匿名对其他人官员进行奏表举报、弹劾(言事),用以监督官员的不良行为。
这对于远程管理众多人,确实起到了不少作用,但随着时间发展,这种全凭传言就能举报的策略一定不会沿着制定初期的目标发展,必然引起新的麻烦。
到唐代时,对风闻言事的历史记录大量增加,一是史书量增加,二是唐代对这个制度进行了诸多调整,要求风闻提供的证据越来越多,有层级审批制度,有时甚至需要实名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虚假举报对人的影响,但是也打击了言官的积极性。
到宋朝时,由于对文官的重视,风闻言事又发展起来,不仅发展的多,还发展的广,不仅御史可以言事,还增加了不少可以言事和越级言事的文官。不用对风闻举证,言事错了也不用负责,在一定时期内,这个制度发展的特别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哪个官员没被言事过说明混的不咋地。程朱理学的代言人之一朱熹,就被言“为害风教,私故人财”。说他好色,和儿媳妇有染,还整出了孩子;侵占朋友的财产等。 这种事情真的只能风闻,毕竟不能站在床头拿证据。苏轼也被“乌台诗案”整的灰头土脸。
到底是多好,还得人自己想想。
明朝时文官的制度改变比较大,还有内阁产生,斗争此起彼伏,此时风闻言事制度更像是一种内斗的手段,包括言官都成为棋子。
清朝时,顺治帝在“陈名夏案”的党派斗争中,对风闻言事深恶痛绝,几乎封死该制度。但是他儿子康熙成年开始治理国家时,对于那几个称霸朝野的老臣迟迟找不到公开查处的理由,遍开启风闻言事,为清理门户做准备。当然结果也是他满意的,都写在了史书里。
到清中后期,风闻言事发展到了鼎盛,别说御史了,只要是个官,都能匿名发帖。文官武将,你争我抢,好不热闹啊,清帝喜笑颜开,每天喜滋滋地收大家夜里加班写好的小作文。
也就是说,举报这个东西,存在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往往发展方向不可把控。古时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举报,更不是什么人都能被举报的,至少要有头有脸。现在又是什么样呢?
这是个动词,本身不分褒贬,但是为什么大家听到这词儿就觉得别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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