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市场经济下的粮价会怎么涨？
这篇不针对任何地方，只是阐述一个理论。
声明：本文理论非原创，来自某国外经济学家某著作的前几页，但我确实忘了是谁，如果有人知道，请不吝赐教。
有些“市场经济”的狂信徒认为，粮食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商品，供应多了价格就跌，供应少了价格就涨，至于饥荒？不可能的，阿玛蒂亚·森说了，市场经济没有饥荒。
这些言论完全忽视了粮食的特殊属性，把权威随口的一句话当做了证明。如果把粮食当做普通商品，那么，世界粮价在过去二十年的走向就完全没有道理。比如，图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小麦价格。看看2005-2007年间的涨幅，是因为世界小麦生产出现了50%左右的缺口么？显然不可能。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粮食的特殊性。
假设某个非常小的小国只有100个人。
其中最富的人年收入100，其次年收入99，以此类推，最穷的人年收入1。（收入是相对的，单位不重要）
这个国家的粮食从国际市场购买，每人每年需要1单位食物。
在供给充足时，粮食的价格很便宜，为0.5，即使最穷的那个人也只需要花收入的50%买食物。
该国奉行完全的市场经济，没有政府调控价格，价格由“看不见的手”决定，甚至所有人彼此之间没有经济联系。（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想象为100个人住在100个小岛上）
然后，某一年，可能是因为粮食减产，可能是因为运输问题，总之只有99份食物能到达这个国家。
请问粮价会如何变化，粮食又将如何分配？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既然供给少了1%，那价格也就上涨1%（左右）。
另外有人可能觉得，吃1单位跟吃0.99单位没什么区别，那大家都少吃一点，也没人会太挨饿。
是这样吗？
很遗憾，在纯粹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以上两种推断都是错的。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首先假设这100个人都没有存粮，而且粮食不能储存到明年。即，如果他们不买到1单位的粮食，那么就会挨饿；如果他们买多于1单位，那么就是浪费。
其次，可以先看一种最简单的情况：每1单位的粮食不能分割。每人要么买1单位，要么不买（饿死）。这种情况的分配结果显而易见：最穷的那个人将买不到粮食，其他99人都能吃饱。
但价格呢？价格并不会因为只“短缺1%”，而仅仅上涨1%。
市场经济决定，为了确保其他99个人都能买到粮食，价格必须涨到最穷的那个人即使拿出全部收入也买不起——即比1还高一点。按我们之前的设定，价格从0.5涨到1，上涨了100%。
这就是粮食的特殊性：一旦供给不足，它的价格不会只上涨一点点，而是会让穷人拿出全部收入也买不起。
你能责怪富人们为了吃饱而买走了所有的粮食吗？不能，他们只是按市场规律参与其中。
我们可以放宽“每单位不可分割”的假设。但显而易见，收入最高的那些人还是会要求买1单位的粮（想想《基督山伯爵》中用十万法郎买一只烤鸡的腾格拉尔，图二），只有中低收入的人会考虑买0.8单位，0.7单位，等等……具体的数字我们不必分析，粮价一定还是会涨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即便最穷的那个人没完全饿死，他也买不起多少粮食。
总之，在没有储备的情况下，微小的短缺就会导致粮价涨到一个看上去非常不合理的价格。因为粮食不是衣服、烟酒、房子、车子——这些没有，都还能活，但没有粮食就真的会死！
唯一能让粮食市场变得像其他商品一样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粮食储备——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不慌就不会抢购，不抢购就粮价不会暴涨。
理解了这个简单的模型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图一，结合现实，应该可以明白几件事：
-全球的粮食供给大体是充足的——如果不考虑运输成本的话。
-如果考虑运输成本（以及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粮食可能在某些地区形成短缺。而且，由于粮食生产周期至少几个月，所以新的供给不可能快速补上。
-粮价上升幅度和短缺的幅度不成比例。即使是微小的短缺也可能造成粮价大幅上涨。
-如果粮食供给被几个寡头垄断，那么他们必然有意愿制造短缺或者散播“短缺可能到来”的言论。如例子所示，1%的短缺就可能带来100%的利润，100%的利润能让人做什么，马爷爷早就说过了。
-唯一能抵制粮价暴涨的只有粮食储备。
-完全依赖“国际市场”解决粮食问题对于一个没有粮食定价权的大国而言很危险。
最后补充两点：
-这篇并非鼓励个人大规模屯粮，主要原因是个人屯粮的储藏成本过高（空间不足、容易变质）。如果诸位认可本文的结论，那么要支持的是国家的粮食储备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玛蒂亚·森关于“市场经济能避免饥荒”的论述也不能说完全错误，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早就不用“饥荒”（famine）和“饥饿”（hunger）这两个词了。二十年前主要用malnutrition（营养不良），十年前到现在主要用food insecurity（粮食不安全）。按照美国农业部数据，2020年美国有3800万人（或1380万户）处于“粮食不安全”中——要说这不是饥荒，那就不是饥荒吧。
这篇不针对任何地方，只是阐述一个理论。
声明：本文理论非原创，来自某国外经济学家某著作的前几页，但我确实忘了是谁，如果有人知道，请不吝赐教。
有些“市场经济”的狂信徒认为，粮食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商品，供应多了价格就跌，供应少了价格就涨，至于饥荒？不可能的，阿玛蒂亚·森说了，市场经济没有饥荒。
这些言论完全忽视了粮食的特殊属性，把权威随口的一句话当做了证明。如果把粮食当做普通商品，那么，世界粮价在过去二十年的走向就完全没有道理。比如，图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小麦价格。看看2005-2007年间的涨幅，是因为世界小麦生产出现了50%左右的缺口么？显然不可能。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粮食的特殊性。
假设某个非常小的小国只有100个人。
其中最富的人年收入100，其次年收入99，以此类推，最穷的人年收入1。（收入是相对的，单位不重要）
这个国家的粮食从国际市场购买，每人每年需要1单位食物。
在供给充足时，粮食的价格很便宜，为0.5，即使最穷的那个人也只需要花收入的50%买食物。
该国奉行完全的市场经济，没有政府调控价格，价格由“看不见的手”决定，甚至所有人彼此之间没有经济联系。（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想象为100个人住在100个小岛上）
然后，某一年，可能是因为粮食减产，可能是因为运输问题，总之只有99份食物能到达这个国家。
请问粮价会如何变化，粮食又将如何分配？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既然供给少了1%，那价格也就上涨1%（左右）。
另外有人可能觉得，吃1单位跟吃0.99单位没什么区别，那大家都少吃一点，也没人会太挨饿。
是这样吗？
很遗憾，在纯粹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以上两种推断都是错的。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首先假设这100个人都没有存粮，而且粮食不能储存到明年。即，如果他们不买到1单位的粮食，那么就会挨饿；如果他们买多于1单位，那么就是浪费。
其次，可以先看一种最简单的情况：每1单位的粮食不能分割。每人要么买1单位，要么不买（饿死）。这种情况的分配结果显而易见：最穷的那个人将买不到粮食，其他99人都能吃饱。
但价格呢？价格并不会因为只“短缺1%”，而仅仅上涨1%。
市场经济决定，为了确保其他99个人都能买到粮食，价格必须涨到最穷的那个人即使拿出全部收入也买不起——即比1还高一点。按我们之前的设定，价格从0.5涨到1，上涨了100%。
这就是粮食的特殊性：一旦供给不足，它的价格不会只上涨一点点，而是会让穷人拿出全部收入也买不起。
你能责怪富人们为了吃饱而买走了所有的粮食吗？不能，他们只是按市场规律参与其中。
我们可以放宽“每单位不可分割”的假设。但显而易见，收入最高的那些人还是会要求买1单位的粮（想想《基督山伯爵》中用十万法郎买一只烤鸡的腾格拉尔，图二），只有中低收入的人会考虑买0.8单位，0.7单位，等等……具体的数字我们不必分析，粮价一定还是会涨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即便最穷的那个人没完全饿死，他也买不起多少粮食。
总之，在没有储备的情况下，微小的短缺就会导致粮价涨到一个看上去非常不合理的价格。因为粮食不是衣服、烟酒、房子、车子——这些没有，都还能活，但没有粮食就真的会死！
唯一能让粮食市场变得像其他商品一样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粮食储备——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不慌就不会抢购，不抢购就粮价不会暴涨。
理解了这个简单的模型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图一，结合现实，应该可以明白几件事：
-全球的粮食供给大体是充足的——如果不考虑运输成本的话。
-如果考虑运输成本（以及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粮食可能在某些地区形成短缺。而且，由于粮食生产周期至少几个月，所以新的供给不可能快速补上。
-粮价上升幅度和短缺的幅度不成比例。即使是微小的短缺也可能造成粮价大幅上涨。
-如果粮食供给被几个寡头垄断，那么他们必然有意愿制造短缺或者散播“短缺可能到来”的言论。如例子所示，1%的短缺就可能带来100%的利润，100%的利润能让人做什么，马爷爷早就说过了。
-唯一能抵制粮价暴涨的只有粮食储备。
-完全依赖“国际市场”解决粮食问题对于一个没有粮食定价权的大国而言很危险。
最后补充两点：
-这篇并非鼓励个人大规模屯粮，主要原因是个人屯粮的储藏成本过高（空间不足、容易变质）。如果诸位认可本文的结论，那么要支持的是国家的粮食储备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玛蒂亚·森关于“市场经济能避免饥荒”的论述也不能说完全错误，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早就不用“饥荒”（famine）和“饥饿”（hunger）这两个词了。二十年前主要用malnutrition（营养不良），十年前到现在主要用food insecurity（粮食不安全）。按照美国农业部数据，2020年美国有3800万人（或1380万户）处于“粮食不安全”中——要说这不是饥荒，那就不是饥荒吧。
这两天一条马云低调参会的短视频在自媒体广泛传播。据说参加的是第七届浙商大会，以往这种场合都是绝对主角的他，现在甘当配角，全程坐在台下不发一言，聆听别人演讲，观看别人表演。
有人看到的是落寞，但我看到的却是进步和成长。是的，马云在成长，正在形成成熟的“商业人格”。在中国做生意、经商，成熟的商业人格很重要，但是包括2020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演讲前的马云在内，太多的取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却不具备。
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要明白中国商业的界限在哪里，首先就要吃透“士农工商”这个职业、行业排序。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个说法首先出现在春秋早期，管子时期，但是实际上这种理念在那时也是早就存在。即便从管子时算起，至晚清也有2500年了。
“士”就是官员，也可以说是政治业。注意，这个行业、职业排序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做官、从政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是政治业，象农业、工业、商业一样。存在独立的政治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有。在中国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文明任何国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业，包括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美国的“伟大”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如此，做总统是兼职的、业余的，其全职的、专业的职业是大农场主，用现在的话就是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现在我们对“不与民争利”这句话理解得太白了，认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说教，其实其本义是“不与民争业”，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而且是中国政治业最核心的制度，是宪法、立宪。它的意思是说，一旦选择做官、从政，就禁止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其他职业、行业，你的收入只能靠国家俸禄，而俸禄则来自人民的纳税。
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国的这种公私兼备、义利兼备，且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制度设计，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最优秀的、最伟大的。
然而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尤其是改开以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企业家，被西方的、美国的表面的、暂时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所蛊惑，盲目羡慕其制度，其实，与中国相比，其制度是落后的、畸形的、低级的、卑劣的。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曾经提出，“为钱正名”，而马云们则步其后尘，说“为商人正名”。
“为商人正名”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修正中国自古以来的行业、职业排序，认为“士农工商”排序是错误的、落后的，应该象美国一样，将商排在第一位，“士”应该排在商之后。他们却不知道美国是压根没有义理概念的，压根没有公的概念的。在工业化经济化的现代社会，“农工商”可合并而统称为商。
这是中国现代商人缺失“商业人格”之根源。他们颠倒黑白以美国制度为先进，以中国古代制度为落后，要美国化，要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商排序。
有人看到的是落寞，但我看到的却是进步和成长。是的，马云在成长，正在形成成熟的“商业人格”。在中国做生意、经商，成熟的商业人格很重要，但是包括2020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演讲前的马云在内，太多的取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却不具备。
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要明白中国商业的界限在哪里，首先就要吃透“士农工商”这个职业、行业排序。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个说法首先出现在春秋早期，管子时期，但是实际上这种理念在那时也是早就存在。即便从管子时算起，至晚清也有2500年了。
“士”就是官员，也可以说是政治业。注意，这个行业、职业排序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做官、从政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是政治业，象农业、工业、商业一样。存在独立的政治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有。在中国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文明任何国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业，包括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美国的“伟大”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如此，做总统是兼职的、业余的，其全职的、专业的职业是大农场主，用现在的话就是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现在我们对“不与民争利”这句话理解得太白了，认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说教，其实其本义是“不与民争业”，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而且是中国政治业最核心的制度，是宪法、立宪。它的意思是说，一旦选择做官、从政，就禁止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其他职业、行业，你的收入只能靠国家俸禄，而俸禄则来自人民的纳税。
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国的这种公私兼备、义利兼备，且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制度设计，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最优秀的、最伟大的。
然而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尤其是改开以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企业家，被西方的、美国的表面的、暂时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所蛊惑，盲目羡慕其制度，其实，与中国相比，其制度是落后的、畸形的、低级的、卑劣的。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曾经提出，“为钱正名”，而马云们则步其后尘，说“为商人正名”。
“为商人正名”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修正中国自古以来的行业、职业排序，认为“士农工商”排序是错误的、落后的，应该象美国一样，将商排在第一位，“士”应该排在商之后。他们却不知道美国是压根没有义理概念的，压根没有公的概念的。在工业化经济化的现代社会，“农工商”可合并而统称为商。
这是中国现代商人缺失“商业人格”之根源。他们颠倒黑白以美国制度为先进，以中国古代制度为落后，要美国化，要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商排序。
这两天一条马云低调参会的短视频在自媒体广泛传播。据说参加的是第七届浙商大会，以往这种场合都是绝对主角的他，现在甘当配角，全程坐在台下不发一言，聆听别人演讲，观看别人表演。
有人看到的是落寞，但我看到的却是进步和成长。是的，马云在成长，正在形成成熟的“商业人格”。在中国做生意、经商，成熟的商业人格很重要，但是包括2020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演讲前的马云在内，太多的取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却不具备。
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要明白中国商业的界限在哪里，首先就要吃透“士农工商”这个职业、行业排序。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个说法首先出现在春秋早期，管子时期，但是实际上这种理念在那时也是早就存在。即便从管子时算起，至晚清也有2500年了。
“士”就是官员，也可以说是政治业。注意，这个行业、职业排序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做官、从政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是政治业，象农业、工业、商业一样。存在独立的政治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有。在中国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文明任何国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业，包括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美国的“伟大”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如此，做总统是兼职的、业余的，其全职的、专业的职业是大农场主，用现在的话就是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现在我们对“不与民争利”这句话理解得太白了，认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说教，其实其本义是“不与民争业”，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而且是中国政治业最核心的制度，是宪法、立宪。它的意思是说，一旦选择做官、从政，就禁止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其他职业、行业，你的收入只能靠国家俸禄，而俸禄则来自人民的纳税。
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国的这种公私兼备、义利兼备，且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制度设计，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最优秀的、最伟大的。
然而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尤其是改开以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企业家，被西方的、美国的表面的、暂时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所蛊惑，盲目羡慕其制度，其实，与中国相比，其制度是落后的、畸形的、低级的、卑劣的。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曾经提出，“为钱正名”，而马云们则步其后尘，说“为商人正名”。
“为商人正名”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修正中国自古以来的行业、职业排序，认为“士农工商”排序是错误的、落后的，应该象美国一样，将商排在第一位，“士”应该排在商之后。他们却不知道美国是压根没有义理概念的，压根没有公的概念的。在工业化经济化的现代社会，“农工商”可合并而统称为商。
这是中国现代商人缺失“商业人格”之根源。他们颠倒黑白以美国制度为先进，以中国古代制度为落后，要美国化，要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商排序。 https://t.cn/A66swCVH
有人看到的是落寞，但我看到的却是进步和成长。是的，马云在成长，正在形成成熟的“商业人格”。在中国做生意、经商，成熟的商业人格很重要，但是包括2020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演讲前的马云在内，太多的取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却不具备。
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要明白中国商业的界限在哪里，首先就要吃透“士农工商”这个职业、行业排序。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个说法首先出现在春秋早期，管子时期，但是实际上这种理念在那时也是早就存在。即便从管子时算起，至晚清也有2500年了。
“士”就是官员，也可以说是政治业。注意，这个行业、职业排序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做官、从政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是政治业，象农业、工业、商业一样。存在独立的政治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有。在中国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文明任何国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业，包括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美国的“伟大”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如此，做总统是兼职的、业余的，其全职的、专业的职业是大农场主，用现在的话就是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现在我们对“不与民争利”这句话理解得太白了，认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说教，其实其本义是“不与民争业”，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而且是中国政治业最核心的制度，是宪法、立宪。它的意思是说，一旦选择做官、从政，就禁止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其他职业、行业，你的收入只能靠国家俸禄，而俸禄则来自人民的纳税。
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国的这种公私兼备、义利兼备，且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制度设计，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最优秀的、最伟大的。
然而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尤其是改开以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企业家，被西方的、美国的表面的、暂时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所蛊惑，盲目羡慕其制度，其实，与中国相比，其制度是落后的、畸形的、低级的、卑劣的。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曾经提出，“为钱正名”，而马云们则步其后尘，说“为商人正名”。
“为商人正名”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修正中国自古以来的行业、职业排序，认为“士农工商”排序是错误的、落后的，应该象美国一样，将商排在第一位，“士”应该排在商之后。他们却不知道美国是压根没有义理概念的，压根没有公的概念的。在工业化经济化的现代社会，“农工商”可合并而统称为商。
这是中国现代商人缺失“商业人格”之根源。他们颠倒黑白以美国制度为先进，以中国古代制度为落后，要美国化，要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商排序。 https://t.cn/A66swC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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