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明朝骗术，当掏粪工遇到桃花运
明朝时期的京城，有个叫做房八的人，他其貌不扬不说，而且脑袋不太灵光，比较痴傻蠢钝，做别的事都做不好，只能以掏粪为生来维持生计。他本身条件就不怎么好，家里还有一位老母，这样一来更是没有人愿意接近他，别说女子了，就是那些街上商铺的老板也不太愿意招待这个一身臭气，还家境贫寒的掏粪工。
但有时候所谓转机就是来得莫名其妙，一天，房八结束了工作之后照例到不远处的小河去清洗身上的污垢，虽然河水冰凉，但这样方便又省钱，既不用把臭气带回家里，也不担心水用太多自己还得再准备。正当他清洗之时，有一位女子突然出现，身穿麻衣，就站在不远处静静看着房八。这要是换了一般人，当这个女子出现的时候就得问问她是来干什么的，但是我们知道，房八是个脑子不太灵光的，所以真的也就不管。等他洗完，女子突然开口说自己是要去娘家，但是现在天太晚了不好赶路，希望能在房八家借宿一晚。房八没多想就拒绝了，让姑娘去客店歇息。但这女子又说自己一个女人孤身在外，客店总不方便，当问过房八家里还有一位老母的时候，就高兴提出去房八家和他的老母一起睡。
房八想了想也算合理，而且这女子相貌不错，哀求起来着实是楚楚可怜，于是就答应了，并将女子带回了家。房家没什么钱，吃得也不怎么好，哪能招待这位女子这样的客人，本来看见儿子带了女人回来还十分欣喜的房母一下就哀叹起来。那女子察言观色，随即拿出自己的钱财让房八去买点好的。房八见了钱乐颠颠就走了，房母看着这个女子也是越看越喜欢。这女子像是知道二人所想一般，在饭桌上主动说起了自己的情况，并且表明她想嫁给房八，她说：“我前夫死，已葬讫，家无亲人，今收拾家财，将回娘家，奈娘家又远。看你儿子孝善，偶然相遇亦似天缘，意欲为你媳妇，以供奉朝夕何如？”
房母当然高兴，但她也知道以自己儿子的本事是养不活三个人的，于是只能狠心推拒，但那女子笑了一下，表示这都不是问题，说：“我亦带有些少银本，谅勤治女工，亦足自给。”房母和房八一听都乐开了花，房八还不无得意地说：“我算命，今年当招好妻。一人自有一人禄，何患不能供。” 房八和女子就这样草草成了婚，没有三书六礼也没有宴请宾客，女子就这样变成了房妻。
房妻进了房家，丝毫不在乎丈夫每天掏粪身上的怪味，也不在乎照顾婆婆的麻烦，反而经常自掏腰包让房八去买些吃穿用度。这一天，房妻提出让房八去买布给母亲做新衣服，房八高兴地去了，没多久就把买好的新布带了回来。房妻将布拿进屋子，然后偷偷裁掉了三尺。之后拿着动过手脚的布出来，故意拿着尺子比划说：“此是剪剩之布，未成全疋，何被人瞒也？可持去与换，有好银买布，他何得如此亏人？”房八一听马上拿着布跑去换。
布店老板当然知道自己家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房八在店里吵闹实在是影响生意，于是赶忙拿新布把人打发走。房妻拿到新布又做了手脚，在那上面剪了不少洞出来，再激房八去换。房八大怒真的又一次跑去了，并在店里破口大骂。这下布店的老板忍不了了，找人出来将房八一顿好打，打完后当众拿出布检验，之后甩给了房八。
房八拿着布回去了，但浑身上下被打得哪都疼，房妻看了装作愤怒的样子，说：“有银买布，及招他打。他靠财势，可拚命与他作对，吾与婆能替你伸冤。”又刺激房八去布店闹事，布店的人见这个房八三番五次来闹事，手下也没留情，又是一顿好打。房妻从官府告完状回来了，还带着好酒好菜，说丈夫受了这么大委屈得多吃点。当晚房八喝得酩酊大醉，回到房里倒头就睡。深夜房妻翻身起床，拿出绳子和沙子，三两下将房八捆起来，之后用沙子塞住房八的口鼻，将房八活活憋死。等到天亮，她处理干净现场，大声哭号起来。
死了人，房母和房妻哭成一团，官吏大概看了下就发现房八身上有遭受毒打的痕迹，于是草草确定房八是挨打后伤重而死。布店老板一听消息吓得魂都飞了，正巧这时房妻与房母来到店中，提出了一个私下解决的方案，房妻说：“我夫被你打死已的，只因我婆婆年老，我一妇人，难独供膳，把你偿命亦无益，你能出银三百两与我供奉婆婆，叫婆具息，免检罢。”老板赶忙答应，请人做了保，给了二百两银子。官府一看私下解决了，于是也没有要了老板的命，而是打二十又罚一大罪。
本以为这事算是结束了，哪想到过了两天，房妻拿着二百两白银连夜逃走，杳无音信。房母这下快哭瞎了眼，又找上布店老板，老板为了不再生事端，破财消灾，又给了房母二十两银子，房母一个老人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带着这些银子离开。
想必看到这里大家都已明了，房妻不过是个骗子罢了，痴傻的房八和年迈的房母不过是她行骗的工具。
明朝时期的京城，有个叫做房八的人，他其貌不扬不说，而且脑袋不太灵光，比较痴傻蠢钝，做别的事都做不好，只能以掏粪为生来维持生计。他本身条件就不怎么好，家里还有一位老母，这样一来更是没有人愿意接近他，别说女子了，就是那些街上商铺的老板也不太愿意招待这个一身臭气，还家境贫寒的掏粪工。
但有时候所谓转机就是来得莫名其妙，一天，房八结束了工作之后照例到不远处的小河去清洗身上的污垢，虽然河水冰凉，但这样方便又省钱，既不用把臭气带回家里，也不担心水用太多自己还得再准备。正当他清洗之时，有一位女子突然出现，身穿麻衣，就站在不远处静静看着房八。这要是换了一般人，当这个女子出现的时候就得问问她是来干什么的，但是我们知道，房八是个脑子不太灵光的，所以真的也就不管。等他洗完，女子突然开口说自己是要去娘家，但是现在天太晚了不好赶路，希望能在房八家借宿一晚。房八没多想就拒绝了，让姑娘去客店歇息。但这女子又说自己一个女人孤身在外，客店总不方便，当问过房八家里还有一位老母的时候，就高兴提出去房八家和他的老母一起睡。
房八想了想也算合理，而且这女子相貌不错，哀求起来着实是楚楚可怜，于是就答应了，并将女子带回了家。房家没什么钱，吃得也不怎么好，哪能招待这位女子这样的客人，本来看见儿子带了女人回来还十分欣喜的房母一下就哀叹起来。那女子察言观色，随即拿出自己的钱财让房八去买点好的。房八见了钱乐颠颠就走了，房母看着这个女子也是越看越喜欢。这女子像是知道二人所想一般，在饭桌上主动说起了自己的情况，并且表明她想嫁给房八，她说：“我前夫死，已葬讫，家无亲人，今收拾家财，将回娘家，奈娘家又远。看你儿子孝善，偶然相遇亦似天缘，意欲为你媳妇，以供奉朝夕何如？”
房母当然高兴，但她也知道以自己儿子的本事是养不活三个人的，于是只能狠心推拒，但那女子笑了一下，表示这都不是问题，说：“我亦带有些少银本，谅勤治女工，亦足自给。”房母和房八一听都乐开了花，房八还不无得意地说：“我算命，今年当招好妻。一人自有一人禄，何患不能供。” 房八和女子就这样草草成了婚，没有三书六礼也没有宴请宾客，女子就这样变成了房妻。
房妻进了房家，丝毫不在乎丈夫每天掏粪身上的怪味，也不在乎照顾婆婆的麻烦，反而经常自掏腰包让房八去买些吃穿用度。这一天，房妻提出让房八去买布给母亲做新衣服，房八高兴地去了，没多久就把买好的新布带了回来。房妻将布拿进屋子，然后偷偷裁掉了三尺。之后拿着动过手脚的布出来，故意拿着尺子比划说：“此是剪剩之布，未成全疋，何被人瞒也？可持去与换，有好银买布，他何得如此亏人？”房八一听马上拿着布跑去换。
布店老板当然知道自己家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房八在店里吵闹实在是影响生意，于是赶忙拿新布把人打发走。房妻拿到新布又做了手脚，在那上面剪了不少洞出来，再激房八去换。房八大怒真的又一次跑去了，并在店里破口大骂。这下布店的老板忍不了了，找人出来将房八一顿好打，打完后当众拿出布检验，之后甩给了房八。
房八拿着布回去了，但浑身上下被打得哪都疼，房妻看了装作愤怒的样子，说：“有银买布，及招他打。他靠财势，可拚命与他作对，吾与婆能替你伸冤。”又刺激房八去布店闹事，布店的人见这个房八三番五次来闹事，手下也没留情，又是一顿好打。房妻从官府告完状回来了，还带着好酒好菜，说丈夫受了这么大委屈得多吃点。当晚房八喝得酩酊大醉，回到房里倒头就睡。深夜房妻翻身起床，拿出绳子和沙子，三两下将房八捆起来，之后用沙子塞住房八的口鼻，将房八活活憋死。等到天亮，她处理干净现场，大声哭号起来。
死了人，房母和房妻哭成一团，官吏大概看了下就发现房八身上有遭受毒打的痕迹，于是草草确定房八是挨打后伤重而死。布店老板一听消息吓得魂都飞了，正巧这时房妻与房母来到店中，提出了一个私下解决的方案，房妻说：“我夫被你打死已的，只因我婆婆年老，我一妇人，难独供膳，把你偿命亦无益，你能出银三百两与我供奉婆婆，叫婆具息，免检罢。”老板赶忙答应，请人做了保，给了二百两银子。官府一看私下解决了，于是也没有要了老板的命，而是打二十又罚一大罪。
本以为这事算是结束了，哪想到过了两天，房妻拿着二百两白银连夜逃走，杳无音信。房母这下快哭瞎了眼，又找上布店老板，老板为了不再生事端，破财消灾，又给了房母二十两银子，房母一个老人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带着这些银子离开。
想必看到这里大家都已明了，房妻不过是个骗子罢了，痴傻的房八和年迈的房母不过是她行骗的工具。
#舍得放手#
对于很多家长而言，都是很舍不得自己的孩子。所以不让孩子去外地上学，学有所成之后必须得回家乡发展……但是你要知道，孩子的一生中，你只能陪伴孩子一程。待你们年老之后孩子也需要去独当一面，成为你们的依靠和牵挂。所以放手吧，任由孩子自己选择他将来工作地点以及生活状态。我们只能建议不能决定。
对于很多家长而言，都是很舍不得自己的孩子。所以不让孩子去外地上学，学有所成之后必须得回家乡发展……但是你要知道，孩子的一生中，你只能陪伴孩子一程。待你们年老之后孩子也需要去独当一面，成为你们的依靠和牵挂。所以放手吧，任由孩子自己选择他将来工作地点以及生活状态。我们只能建议不能决定。
【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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